我国新闻学创立论文

我国新闻学创立论文 篇1：

铁肩辣手乱世飘萍

【内容提要】邵飘萍是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人，新闻教育家。邵飘萍的报刊活动与贡献对我国的新闻理论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他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邵飘萍也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推手。1918年10月，他辞去《申报》工作，自己创办了一份纯民间报纸——《京报》。邵飘萍创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为期两年，由此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还为中国新闻学留下了两本开山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邵飘萍被后人誉为“一代报人”“新闻全才”“铁肩辣手”“乱世飘萍”。

【关键词】邵飘萍  《京报》  新闻学研究会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学生与北京各高校的代表集中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主席台上一位架着圆形眼镜、一身斯文的年青人正在演讲，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他向同学们揭露了巴黎和会的黑幕，痛斥西方列强的霸道，怒批北洋政府的软弱和卖国。为挽救危局，他鼓动同学们：应当挺身而出，要把各校同學发动起来救亡图存，要奋起抗争！学子们群情激愤，有人拔出短刀声称不形成决议就当场自决;有人撕下衬衣，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下“还我青岛”……学生们当即决定：赶快行动起来制止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第二天要在北京市举行大游行。改写中华民族史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主席台上的这位演讲者、“五·四”运动的燃火者便是著名报人——邵飘萍。

一、生平

邵飘萍，汉族，生于1886年卒于1926年，年仅40岁。原名镜清，后改为振清，字飘萍，笔名萍、阿平、素昧平生。中共秘密党员、民国著名报人，创办《京报》，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一代报人”“新闻全才”“铁肩辣手，快笔如刀”“乱世飘萍”等，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之称。

邵飘萍从小天资聪颖，13岁就考中秀才，受戊戌变法影响，16岁时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现浙江大学前身），接受西式教育完成了思想启蒙。晚清社会激荡，邵飘萍热衷时事，在校园中广泛阅读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众多报刊，受梁启超文章影响，他开始尝试为上海《申报》投写地方通讯。

邵飘萍曾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等人影响，和秋瑾曾有书信往来。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之道，有“科学救国”的、有“实业救国”的，还有“教育救国”的，林林总总。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邵飘萍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他想用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教化民众，进而改变国家命运。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客观上确立了以言论自由为原则的新闻法律制度，由此邵飘萍抱定了“新闻救国”的人生信念。

1912年，邵飘萍在杭州与当时著名报人杭辛斋共同创办了《汉民日报》，因在报上直斥袁世凯，报纸遭查封，被迫逃亡日本。1915年初，当邵飘萍在日本得知袁世凯要与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他立即电报国内组织声讨，因此他成为了“讨袁第一人”。袁世凯去世后，他回到北京，于1916年7月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创办《京报》并亲任社长，从此开始了他8年的独立办报生涯。《京报》创刊后邵飘萍与蔡元培一起举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组织新闻学讲习。五四运动前后，邵飘萍利用《京报》作为武器，在舆论上组织、引导了运动的蓬勃发展。1920年后他开始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同时热情地宣传、赞颂十月革命，积极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还亲自撰写了《新俄国之研究》和《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两篇文章宣传革命。

1925年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为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宣传报道。1926年北京爆发“三·一八”惨案，邵飘萍第一时间在《京报》上发起声讨，事件稍有平息，4月26日他即被张作霖抓捕杀害。

邵飘萍疾恶如仇，他的整个新闻生涯一直在与黑暗统治进行着殊死搏斗，为悼念这位杰出的新闻战士，1928年北京新闻界为邵飘萍补开了追悼会。1949年4月毛主席亲自批准：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邵飘萍诞辰100周年，殉难60周年后，他的铜像在金华婺州公园落成。

二、创办《京报》

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国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有了相当的发展。在袁世凯死后，军阀各派势力相互角斗，为了操作舆论各路军阀、政客纷纷创办报纸，一时间竟造成报业的畸形繁荣。当时北京的各主要报纸无一例外都是党派报纸，收受党派津贴，如《北京时报》为段祺瑞代言，《黄报》充当张宗昌喉舌，《顺天时报》实为日本人操纵，《晨报》受研究系控制。当时北京报界缺少一份独立、先进，“对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具有真正意义的现代报纸。

1916年至1918年，邵飘萍作为上海《申报》长驻北京记者，先后撰写了250余篇“北京特别通讯”，强烈抨击了北京军政府，借此他跻身于民国初年著名记者行列。基于主、客观因素1918年10月，他辞去《申报》工作，自己创办了一份纯民间报纸——《京报》。邵飘萍亲自撰写的《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该报的办刊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创刊时只有邵飘萍和潘公弼两人，两人无党无派，不以任何权力集团为后台。他们主张：言论自由，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决心排除任何干扰将《京报》办成“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体。邵飘萍的《京报》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将“铁肩辣手”悬于报社墙上，与同人共勉。他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报社要成为“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的使命在于：监督政府、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京报》及附刊的栏目众多，但主报以新闻为主，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凡事必力求真相。《京报》真正办成了大众自己的媒体，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京报》的最高日发行量达到6000份之多，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报纸创刊一年后中国北方各省皆设报纸代派处;两年后，在北京宣武门外魏染胡同30号建起两层馆宿，京报馆是当时北京唯一一座自建馆社，它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后，其夫人汤修慧继承了邵飘萍衣钵，克服重重困难于1928年恢复了《京报》出版。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的铁蹄踏入了北平，7月28日随着最后一期《京报》的出版，19年“铁肩辣手”的旅程最终画上了句号。

三、创办新闻学研究会

蔡元培出任北京校长期间积极支持校内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邵飘萍向蔡元培提出了创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建议，并将学会的宗旨确定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为期两年，由此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

两年间，邵飘萍每星期日到北大讲授两小时采访课，他的讲课教材通过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邵飘萍还为中国新闻学留下了两本开山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主要整理了他新聞学教学讲义，该书立足于实际应用，手把手地教授记者应如何进行采访。《新闻学总论》讲述了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等内容，同时简要地介绍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对于新闻工作者这两部书至今仍具指导意义。新闻学研究会为了给会员提供实习机会，还发行了《新闻周刊》，该刊“不仅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且为中国首先采用横行式之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又一创举。

截止到1919年10月，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学习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学员中各类名人辈出，其中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杨晦、谭植棠，也有区声白、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参加学习的55人中，有些人选择了新闻事业，最终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中坚。

1919年2月毛泽东以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身份，在北大文科第32班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学习，不久获得了“听讲半年”的证明书。1936年夏天，在陕北保安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讲到了这段经历：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结束新闻学研究会学习半年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回到湖南，先后创办并主编了《湘江评论》周刊、主编《新湖南》月刊，还兼任当时湖南《大公报》《通俗报》的馆外撰述员，撰写了大量极富战斗精神的新闻和评论。此间邵飘萍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在邵飘萍四十年短暂人生中，闪光处极多，但以创办《京报》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成就最大。

四、陨落

1925年底邵飘萍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郭松林倒戈反奉，郭松龄遭日、奉联手围功兵败被杀，邵飘萍将郭松龄事件真相公诸于众，引发了北方各省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利用报纸积极宣传、鼓动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的系列活动惹怒了众多军阀。张作霖对其恨之入骨，定要枪毙而后快。

1926年4月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职务和两万块大洋的诱饵所收买，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后予以逮捕。《北京晚报》随即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北京新闻界即刻发动各界人士积极组织营救。少帅张学良出面接见了13名营救代表，与众人直言：“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的字）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4月26日凌晨1时，邵飘萍被警察厅“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对邵飘萍的判决如下：“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道：“诸位免送！”然后大笑而去。一代报人，乱世中的一“叶”飘萍潇洒而去，年40岁。

2003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一份新报纸，名曰《新京报》。在它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也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所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18年10月31日《新京报》APP正式上线，《新京报》、千龙网、《北京晨报》三家媒体进行了深度整合，纸媒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变的是形式、手段，不变的是“铁肩辣手”的精神。

参考文献：

[1]郭汾阳.铁肩辣手：邵飘萍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邵飘萍传略》出版[J].北京党史，1990（06）.

[3]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4]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王洪越，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编辑部主任编辑;张彬，北方新报融媒体编辑

编辑：王洪越

作者：王洪越 张彬

我国新闻学创立论文 篇2：

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闻学研究会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社会之交发生的一次以启蒙为显著特征的启蒙运动，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也因此，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无论从性质还是内容上将都有明显的不同，新文化运动前期是以“民主”和“科学”为空号，开展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闻学，反对旧文学，全面接受近代西方文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主要内容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存在两个时期，两个阶段，两种内容，也存在前后两个运动中心，第一个运动中心是在上海，第二个运动中心是在北京，再具体来讲，就是在北京大学。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起源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之所以转移到北大，这与蔡元培密不可分，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表示要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改造那个乌烟瘴气、浑浊不堪的旧北大。而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具体的事，就是聘请有真才实学又敢于改革的人才帮他一起治理北大。在留法同学汤尔和的家中，蔡元培看到了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杂志，这也是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此时，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独秀，蔡元培决心聘任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经过不懈努力，蔡元培用诚信打动了陈独秀，使得他同意将《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又力排众议，坚持聘任，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蔡元培校长按照西方的大学模式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办学理念，实行新学制，完善旧学科。在他的带领下，北大逐渐成为文化中心，学校里师生思想自由，依托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创办了一系列的社团，如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数理学会、新潮社、佛学讲演会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的新闻学活动也日渐活跃，最终以罗章龙、谭鸣谦为代表的一群北大学生提出了成立一个团体，把大家组织在一起，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新闻学，他们就此想法请教从美国回来的徐宝璜教授，徐宝璜非常高兴，表示支持，并愿意将自己在美国的所学与同学们分享。就这样，组织新闻学研究会，研究新闻学理便被校长蔡元培和教授徐宝璜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诞生在1918年的北大，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辛亥革命后，报界言论自由观念加深，新闻界大受鼓舞，“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仅北京一隅，闻有八十余种。”先有术后有学，报人已积累起丰富经验，西方的新闻理论亦已传入中国，北大以及京沪两地轰轰烈烈的办报运动，共同酝酿了新闻学的诞生时机。五四运动前夕，北大许多学生或课外在各报兼职、或自办刊物，他们都呼唤着新闻学业务知识的学习和新闻理论的指导。这一系列强烈的社会需要终于在1918年，由当时的最高学府——北大提供了解决的可能。一个校长，两个导师，一门课，一本著作，一个研究学会，还有一本会刊——正式开启了我国新闻学研究与新闻学教育的先河。

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解散于1920年12月，最初研究会的名字为“新闻研究会”，至1919年2月，才改名为“新闻学研究会”，它的活动地点在红楼三十四教室。作为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虽然它的存世时间不足三年，但它在北大社团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新闻学研究会的筹备和初创总体来说是比较顺利的，而这番顺利离不开新闻学史上三个拓荒性人物：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他们三人直接推动了研究会的成立。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仅成功地扭转了北大的风气，定下了北大发展的基调，同时他自己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曾经为多家报纸撰写文章，所以他对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非常热心，对新闻学研究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蔡元培校长本人就富有办报经验，对新闻的重要意义及新闻人才的缺乏和需求，有更深刻的认识。到北京大学以后，更是鼓励新闻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将自己新闻事业的观点渗透于教育事业中去。

正是蔡元培校长，破格录取了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紧急学和新闻学归国不就，23岁的徐宝璜，聘其为教授，使它成为当时北大80多为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个，兼校长秘书室一职也说明蔡校长对徐宝璜的器重。正是蔡元培校长，决定了在北大开设新闻学课程，介绍欧美新闻概况及理论。正式蔡元培校长，很快听取了新闻学课上罗章龙和谭平山课余组织研究新闻团体的建议。正是蔡元培校长，在收到《京报》社长邵飘萍倡议北大设立从研究新闻学的研究会的信后，很快回信，并立即聘请邵飘萍为研究会导师，这样，形成了以蔡、徐、邵三位为核心的组织构架，为研究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正是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新闻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又是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日刊》第208、209、211、212、214号上连续五次以“校长布告”的形式刊载招生信息：“本校为增进新闻智识起见将设立一新闻研究会，凡愿意入会者于本月内向日刊处报名即可也。”可以说，没有蔡元培校长不遗余力的支持，就没有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

徐宝璜，生于官宦之家，被誉为“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12岁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经济专业，在美国期间看到新闻业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后他辅修了新闻学，此后，他一生的成就都在新闻学方面。1916年，学成归国后他在《晨报》做编辑，后遇蔡元培，便被聘为北大教授，他在北大开设了新闻学选修课——新闻学大意，授课时年24岁，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他不仅是研究会的导师，也是研究会的主任，1919年研究会的改组便是由他提出。1920年，他以自己的著作《新闻学》为教材给北大学生和新闻学研究会会员讲课，同时在多个学校兼讲新闻。1923年，他成为平民大学新闻系主任。1930年6月1日，因患风寒痰症逝世，终年仅36岁。他在任职新闻学研究会时期，由新闻学研究会出版的著作《新闻学》是我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被邵飘萍在评价为：“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蔡元培在该书序言中称其为“‘破天荒’之作”。

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另一位导师，邵飘萍更多地在新闻实务上指导会员。他是京报社社长，清末民初的著名记者，也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起人之一。当时的他因为要为《京报》写社论，编新闻，因此常常需要向外界征稿，北大学生便是他最重要的稿件来源之一。在得知蔡元培校长有意要创办新闻学研究会的时候，他四次写信给蔡校长，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支持，以促成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在他担任研究会的导师期间，不仅结合自己的新闻实践经验，给会员们讲授新闻采集方法和记者的修养，同时也邀请一些知名人士来做演讲以提高会员的政治素质，并组织学生到报馆实习。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五四运动前夕，5月3日晚，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大会，邵飘萍作为新闻学研究会导师第一个登台演讲，详述事件经过，报告中国外交失利的原因，慷慨陈词，在场学生无不热血沸腾。1920年4月26日，邵飘萍因言获罪，被奉系军阀政府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杀害。

新闻学研究会的几大特点

新闻学研究会把新闻学教育的火种在北大点燃。“虽然它是一个研究组织……但却培养出了应时的急需人才，甚至开启了一代伟人的新闻学之门……”从新闻学研究会创始人的经历和活动，我们可以总结出新闻学研究会的几个特点：

一是宗旨明确，活动频繁。1918年 7月6日，北京大学日报再次刊登了名为《新闻研究会之简章》的通告，除此以外，这则通告还提到新闻研究会研究时间为每周三小时，会员分为校内、校外两种，会费也分为两种，校内人员九元，校外十八元。尽管所收会费远高于北大其他社团，还是有数十人参加进来。每逢星期一、三、五晚上，会员聚集听课，或议事，或研究，或练习。半月以后，邵飘萍到会讲课，讲题为《新闻社之组织》。自此，研究会每星期日上午又增加两小时活动时间。活动不可谓不频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办报的本事，学会采访、写作、编辑等新闻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开始还谈不上新闻学的研究探讨。1919年2月的改组大会有几项成果：其一，研究会的宗旨由“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这就更突出了新闻理论研究的意义，并强调了实践经验的重要性，研究会的宗旨更加着眼于新闻事业的发展，显示出研究会会员们的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其二，研究会的名称从“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突出了研究会作为一个理论性社团的特色，也与研究会的宗旨更为吻合；其三，新简章对会内组织、活动、会费等作了新规定，使得研究会的各项活动有章可循，通过制度化保障研究会的持续顺利发展。研究会从成立到改组再到一年后的第一次研究期满，从蔡校长的几次讲话到学生们的实际研讨，都能看出师生们已不仅仅停留在采写编评技术层面的学习，为把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探究和构建。

二是有坚强和谐的领导核心。研究会的三位核心人物称得上是国内一流。蔡元培校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热心支持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大学校长”，他既有多年的办报经验，又有对新闻学超乎常人的深刻的认识，还能事必躬亲的抓住研究会的关键环节，解决关键性问题。其中包括聘请了两位得力的骨干导师徐宝璜和邵飘萍。前者刚从美国学来先进的新闻学理论知识，后者极富办报经验，在新闻采访方面有独特才能，当时任《京报》和新闻编译社的社长。我们通过对他们三人言论的比较，不难发现他们三位对新闻学有许多共识，又各具所长，相互配合，终成大业。

三是教学与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研究会以教学为主，建会伊始就有徐宝璜教授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新闻纸的职务、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等，邵飘萍则主要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广告、新闻社的经营组织等新闻实务，两位导师合理分工、各抒所长，相得益彰。研究会还组织会员们参加新闻实践，自办了《新闻周刊》。该刊编辑主任徐宝璜在《发刊词》中提出发行目的是：“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这种既重视新闻理论的学习商榷研究，又重新闻实务的练习，外加生产实习的模式，实践证明是成功和可行的，被后来诸大学的新闻学教育继承。

四是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徐宝璜和邵飘萍两位导师根据在新闻学研究会的讲义各出版了一部新闻学著作。邵飘萍在新闻研究会的讲稿与他在后来平民大学的讲稿，综编为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新闻采访工作的专著。《新闻学》这本书是徐宝璜在担任研究会导师期间为会员授课而撰写的新闻学教材，他参考中外新闻学论文，在暑假奋战两个月，完成初稿。他在每次讲完课后将稿件内容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并根据会员的问题和质疑，与大家讨论后，对发表的内容做大幅度的调整和充实，修正原稿，完成第二稿。1919年暑假，他又对此书进行了第三次修正，并于11月15日，12月15日刊登在《新中国》月刊上。在自序中，他说“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到其正当方向而行，为新闻学开一新生面。”此书的出版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尺之一，而且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开端的重要标志之一。蔡元培校长亲自校阅书稿并作序说：作者“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品。”

存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新闻学研究会，共举办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这些会员把从研究会所学到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方法，应用于新闻活动中，后来不少人成为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例如，高君宇先后担任《国民》《新潮》《先驱》《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向导》的编辑和记者，谭平山、谭植棠是当时《政衡》等鼓吹进步、倡言民主与科学的报刊的积极撰稿者，还有顾颉刚、俞平伯、谭植棠、陈公博等等，他们走出了北大的校门，投身到办报实践中，在新闻事业史上留下了一个个闪亮的名字。更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10月16日研究会的第一次期满颁发证书的名单上，得到听讲一年证书的有23人，得到听讲半年证书的有32人。毛泽东列在给予听讲半年证书的名单之内。但颁发证书时他已回湖南，正在学以致用，发起创办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湘江评论》。此后，他在一生中善于运用新闻工具，创办共产党的报刊，并亲自撰写大量新闻、通讯、社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五是带动当时，影响深远：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把新闻学教育的火种在北大点燃。特别是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对研究会如此重视，给当时和后世的大学教育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他在1919年10月16日，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上提出将新闻学设为大学课程的构想，徐宝璜还曾“积极筹备在北大创办新闻系”必然被当时的有识之士重视和效仿，启发和促进了许多大学随后开设新闻学课程和新闻学系，如1920年圣约翰大学设立报学专业，1924年成立报学系，1923年平民大学创立报学系，1924年燕京大学创立报学系。从1918年到1937年，有十个新闻学研究团体相继成立。北大人的新闻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也自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教学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树立了良好的开端。研究会立足中国现实的社会状况，在教学内容上，既引入欧美的新闻理论，又重视中国报业的自身特点，吸收优秀报人的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方法上，不仅仅是单独的讲授，而且有研究讨论、实践参观相配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优良学风也为后来的新闻教育所继承和发扬。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研究会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他们大都是进步学生，其中有的成长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据罗章龙回忆在发给证书的55名会员中，毛泽东、罗璈阶、陈公博、区声白、谭植棠、谭鸣谦、易道尊、高尚德、舒启元先后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参加亢幕义斋各项活动。许多会员还成为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他们办报刊、写文章，为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主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要活动的时间是1918年10月到1920年12月，其间发生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其后刚过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时间表足以说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深远的影响。

作者：肖东发 雒健晴

我国新闻学创立论文 篇3：

从《新闻学纲要》看徐宝璜的新闻价值观

摘 要：徐宝璜的《新闻学纲要》在1919年发表时，可称为我国新闻教育领域初步形成时所泛起的一片涟漪，它标志着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的完成，也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逐渐发端并走向成型。笔者认为，徐宝璜的新闻价值观在当前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教育中仍然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徐宝璜对于新闻的超前理解，让我们有必要重访这位学者的关键著作，从中指引当前新闻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徐宝璜;《新闻学纲要》;新闻价值观

一、 《新聞学纲要》的三个层面

1919年11月，我国著名新闻教育家徐宝璜的重要作品《新闻学》（发表时曾名《新闻学大意》，后更名为《新闻学纲要》，下文一律称《新闻学纲要》）发表。在《新闻学纲要》中，徐宝璜提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新闻思想，不仅对当时中国新闻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也指导着今天的新闻事业，由此可见此书的重要地位。

本书可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章至第五章（包括：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新闻之职务、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采、新闻之价值），这五章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新闻学学科发展和新闻本质、作用、特征等内容，因此归为“新闻属性”;第六章至第九章（包括：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题目、新闻纸之社论），这四章主要讨论了新闻的采、写、编、评等操作层面的内容，可以将其归为“新闻业务”;第十章到第十四章（包括：新闻纸之广告、新闻社之组织、新闻社之设备、新闻纸之销路、通信社之组织），这五章主要讲述新闻机构的运营，归为“机构经营”。

由此可以看出，本书在新闻领域的探讨已经相当完备。放在百年前的中国，《新闻学纲要》确实是“破天荒”的存在。尽管全书不到10万字，但涉及内容庞大繁多，限于篇幅，故本文将着重围绕新闻属性层面展开讨论。

二、 徐宝璜对新闻属性的超前理解

徐宝璜最早在中国的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1918年10月，他在北平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担任讲师，教授“新闻学大意”课程，这是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因此，徐宝璜实应为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人。徐宝璜对于新闻学科的发展，有着独到的思索，“尝考各学科之历史，其成立无不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一个学科的成型，应该包括研究对象的确定、概念体系的完善、方法论的稳定，徐宝璜在本书开篇第一段就强调研究对象的发展层次，抓住了学科发展最根本的一条。

徐宝璜格外看重新闻内容，他认为“言论行动，多受其影响”，这与后来李普曼提出的“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想象”和麦库姆斯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大众传播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可惜的是，我国早期新闻学者并没有就这一点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

难能可贵的是，徐宝璜对于新闻效果的考察，并没有直接走向正面，而是充分考虑到它的负面作用：如果不能用好新闻的舆论作用，将会“颠倒是非，播散谣言”，严重者“不让于洪水猛兽”。

徐宝璜还提出了新闻的六大功能：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智识、提倡道德和振兴商业。今天我们普遍认为的新闻两大属性——真实性与时效性，在“供给新闻”部分都有体现：“第一须确实。凡闭门捏造，以讹传讹，或颠倒事实之消息，均非新闻。第二须新鲜，明日黄花之消息，亦不能认为新闻。”徐宝璜新闻思想中，有一点不太为人注意，那就是“民权”，他将民权视为舆论的基础，有了民权，才有舆论，也才有了舆论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作用。

徐宝璜对于新闻所记载的内容，要求必须是“真正之新闻”，不能掺杂记者主观意见，“切不可将意见夹杂于新闻中，迷惑读者……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这与马克思提出的“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事物的本质特征”相呼应，他们都相信受众具有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力，这一点对于当今新闻界如何引导舆论、重视受众意见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徐宝璜明确区分了新闻事实与意见的不同，强调新闻的事实性，指出将事实与意见相混淆是错误的做法，新闻事实应交给受众进行判断。

对于新闻学的定义，他认为新闻是“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这是受众意识的体现。他反对“有闻必录”的办报方式，认为“最近事实不必一一皆为可登于报之新闻也”事实上，这一定义的差别也是看待新闻角度的差别，徐宝璜偏重新闻本体，陆定一则偏重新闻呈现方式。对于多数阅者注意标准，徐宝璜从相关性（“个人之关系”）、接近性（“人类之同情”）、显著性（“求胜之竞事”“著名人物之姓名”“著名机关之名称”）、趣味性（“事情之希奇”）角度展开，基本涵盖了今天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他更多地从受众需求方面讨论如何激发阅者兴趣，这说明中国新闻学在创立之时就充分认识到受众意识的作用。

三、 今人如何看待徐宝璜

《新闻学纲要》对于今天新闻学的研究和实践有着深远意义，但也有一些内容不可取，部分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部分是徐宝璜个人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前人面面俱到，只是对任何读物都应以辩证的态度去看待，不能一律奉为圭臬。

首先，徐宝璜指出，“若仅代表一人或一党之意思，则机关报耳，不足云代表舆论也。”在他看来，党性与人民性是两回事，这显然是错误的。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党性与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的喉舌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对于徐宝璜的观点，今人在采纳、学习时，应注意辨别。

其次，在“新闻之精采”开头，前面刚说“新闻之精采云者，乃足引起多数人注意某事实之物也”，仅隔三行，他又提出“新闻之精采，乃吾人心理上之产物也”，前者指构成新闻的属性，也就是吸引和激发受众注意的属性，而后者则是心理层面的论述，显然产生了矛盾——“精采”，到底是客观的新闻属性还是主观的心理看法？显然，徐宝璜有些自相矛盾。

在“新闻之价值”中，徐宝璜实际讨论的是构成新闻价值的各个要素，他最强调的是时效性，并认为可以通过“敏捷传信”“增加发刊次数”“随时改版”等方法提高时效性，但对于他提出的其他要素，包括显著性、趣味性等，都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要素学说。

四、 结 语

徐宝璜提出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新闻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仍为广大新闻界人士所借鉴。与同时期欧美新闻传播研究相比，20世纪初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与欧美国家的新闻传播研究拉开了差距。事实上，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不晚于欧美，如果将《新闻学纲要》看做中国新闻研究的开端，那么1925年孙本文（社会学家，时为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生）的博士毕业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则应为传播研究开端。因此，今天的新闻传播研究者无需“言必欧美”，而是应该树立自信，吸取精华，去除糟粕，推进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走上自己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23.

[2] 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晏燕.徐宝璜新闻思想研究——以《新闻学》为例[J].新闻传播，2010（4）：23-24.

[4] 杨保军.“开山祖”的“开山”作——读徐宝璜《新闻学》眉批[J].新闻记者，2017（4）：4-10.

[责任编辑：艾涓]

作者：张鸿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