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新闻自由是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话题。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虽时热时冷，但总体来看，研究和探讨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热的趋势，研究的视角和范畴也在不断扩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篇1：

基于CSSCI（2000—2011）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知识图谱研究*

摘 要：知识图谱是文献计量学理论的推广应用，可以直观展现学科知识结构及其演进。文章以2000～2011年间CSSCI收录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数据为基础，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从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和作者合作等方面，可视化呈现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重要文献、高影响力作者以及科研合作情况。

关键词：知识图谱 新闻学与传播学 CSSCI 共引分析 共现分析

Visualiz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Based on CSSCI（2000-2011）

1 引言

通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文献的计量与评价，可以展现学科的发展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建立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1]的提出，遴选了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以这些期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与评价可以获取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变化。

白云将CSSCI（2004～2006）收录的15种新闻传播学来源期刊进行了统计与评价，从文献类型、语种、篇均被引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2]。段京肃以CSSCI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数据为基础，从引文类型、引文文种、基金项目等方面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状况进行了计量与评价，并列出了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学术机构和著作[3-5]。胡媛帅等从被引次数和被引广度两个方面，对CSSCI（2004～2006）收录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进行科学评价，并对这些期刊进行了层次划分[6]。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主要使用Citespace作为研究工具，对CSSCI（2000～2011）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进行多角度计量，从研究热点、被引文献、被引作者以及作者合著等方面展现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情况。

在可视化分析前，文章对2000～2011年间CSSCI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用数据进行了清洗，去除公告、通信、未标注作者文章等无效发文和网络引用及未标注作者引用信息。接着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文献共被引图谱、作者共被引图谱、作者合作图谱进行具体分析，图谱中主要指标为频次、中介中心度以及突变值。频次为当前评价知识单元出现次数，中介中心度为当前知识单元在网络连接中过渡作用的重要程度，突变值表示当前知识单元在某一时间片前后的重大数值变化。此外，图谱中点的数量由聚类参数Modularity Q控制，在0.4～0.8之间表明图谱较好。

2 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2000～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整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1）可以揭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

为了显示效果，本文将所有关键词标签字体大小进行了一致化，标签的显示数量由频次进行控制。图中关键词对应圆环大小与其频次成正比，节点间连线代表相关关键词共现情况。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关键词，文章列出上图中出现频次200以上的关键词28个（见表1）。

可知，科技期刊、书评、新闻报道、中国出版业、编辑工作、编辑和学术期刊是这12年来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们使用频次最多的关键词，由于图像节点较多，因而中介中心度值均接近0。从整体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大部分热点关键词在2000年就已经出现，对于这些关键词突变情况不予考虑，将其突变值设为-。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及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特绘制关键词Time Zone视图（见图2），该视图是由一系列柱形区域构成，这些时区按照时间顺序从左向右排列，节点的位置代表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由此可以直观的演示和发现关键词变化情况与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1）新闻研究在这12年里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研究的核心领域，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纽带。包含的主要关键词有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新闻媒体、新闻采访、新闻摄影等等。这部分研究在图谱中位于中心位置，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重点。

（2）编辑工作与出版研究一直是这12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包括编辑、编辑工作、出版、中国出版业、图书营销、图书出版等关键词，这部分研究位于图谱的右下方，相关关键词频次较高但数量较少，表明这部分研究相对集中。在2004年左右，出版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点，相关关键词包括图书出版业、出版企业、经济效益、文化体制改革等，这表明国家对于出版业的调整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

（3）图书评论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相关关键词主要是书评，作为图书出版重要传播媒介，书评与图书出版、图书质量、著作权等关键词具有较大关联，在图谱中位于下方。由于其研究内容与图书密切相关，因而主题相对泛化，与其他学术热点关联较少。

（4）科技期刊研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主要关键词包括科技期刊、学术期刊、期刊编辑和期刊质量等，这部分关键词位于图像右下方。其中，科技期刊在12年间出现频次逐渐增加，表明对于科技期刊的研究是今年啦新闻学与传播学稳定增长的研究点。

（5）传播研究。主要关键词包括传播学、广播电视、大众传媒、电视新闻、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等等，这部分研究位于图谱的右上方。由图谱可知，对于传播媒体的研究是十二年间学者关注的重要组成，而网络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称为近年来的研究增长点，其中对于新媒体的研究在2006年产生较大增长。

（6）数字出版研究。数字出版在2006年成为学科较大的研究增长点，相关关键词还包括出版改革、出版产业等，这部分关键词位于图像右上方。虽然与其他关键词连接较少，但这部分研究在近年来的增长较大。

3 新闻学与传播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2000～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3）可以揭示在十二年间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根据文献的被引频次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节点大小与所代表文献的被引频次成正比。同时，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文献被引情况，文章列出了被引频次大于30的23篇文献（见表2）。

为了更好地理清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引文随着时间的推演进程，文章绘制了文献共被引时间线视图（见图4），并按频次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数量，图中节点所在的位置表示所代表引文的发表时间，各条横向粗线的长短代表各个聚类所跨时间的长短。

由图可知，引文发表年份分布在1955至2009的时间段内，并主要集中在1985到2009年间。通过综合信息，结合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可以将2000～2011年间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引文归纳为以下五大领域：

（1） 新闻学相关文献。1983年毛泽东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92年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3年甘惜分的《新闻学大辞典》、1994年徐宝璜的《新闻学》、1998年徐耀魁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999年李良荣的《新闻学导论》、2000年郑超然的《外国新闻传播史》、2001年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2002年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2005年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2006年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这11篇引文组成了新闻学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2） 传播学理论相关文献。1984年施拉姆·威尔伯的《传播学概论》、1987年麦奎尔·丹尼斯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93年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5年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1997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9年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000年赛佛林·沃纳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2001年埃默里·迈克尔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2004年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和费斯克·约翰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2006年麦奎尔·丹尼斯的《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这11篇引文组成了传播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3） 科技期刊研究相关文献。1995年李兴昌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1998年陈浩元的《科技书刊标准化18讲》、1999年王利群的《中国科技期刊上网的形势与思考》、2002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2）》和蔡玉麟的《科技期刊国际化漫议》、2003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3）》、2004年戴龙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和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的《2004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05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和任胜利的《有关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的思考》、2006年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郭玉的《我国科技期刊基本状况统计与分析》、2007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07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和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收取论文版面费合理合法》、2008年姚远的《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现状调查与分析》、2009年郑筱梅的《期刊网络化趋势及科技期刊应对策略》，这16篇引文组成了科学技术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 编辑研究相关文献。1995年李兴昌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和王立名的《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2000年格罗斯的《编辑人的世界》、2001年胡传焯的《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学》、2002年雷群明的《编辑修养十日谈》、2003年任火的《编辑独语》和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的《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2006年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8篇引文组成了编辑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5） 传播媒介相关文献。2000年麦克卢汉·马歇尔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2000年菲德勒·罗杰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2000年戴扬·丹尼尔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2000年波斯特·马克的《第二媒介时代》、2000年喻国明的《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2000年黄升民的《重提媒介产业化》、2001年埃默里·迈克尔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2001年张国良的《新闻媒介与社会》、2001年史蒂文森·尼克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2002年梅罗维茨·约书亚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2004年张惠民的《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这11篇引文组成了媒介文化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 新闻学与传播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作者共被引图谱（见图5）可以展现对2000～2011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从另一角度揭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动向。

可以看出，陈力丹、喻国明、郭庆光、陈浩元、任胜利、游苏宁、方汉奇等学者分别位于图谱相应区域的中心，是这12年间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是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机构作者。麦克卢汉·马歇尔、赛佛林·沃纳是被引较多的国外学者，同时附上其译著翻译作者。为了更详细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引用的相对重要的作者，文章给出了被引频次大于130（包含130）的23位作者（见表3）。

可以看出，陈力丹、喻国明和陈浩元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影响力较大的学者。为了更直观的辨清这些被引作者的具体影响领域，文章通过自动聚类标签LLR算法来对图中各个聚类进行标注（见图6）。

图6中带“#”号标签为聚类标签，该标签是引用了相关作者的发文关键词聚类中心词汇，以此为依据，综合表3、图5和图6，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以下三个领域学术群体：

（1）新闻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良荣、方汉奇、任胜利、甘惜分、杨保军等。其中，部分学者发文数量虽不突出，但其论著的被引数量却很大，如方汉奇、任胜利、李良荣等；

（2）科技期刊相关研究。代表人物有陈浩元、李兴昌、王立名、金碧辉、戴龙基、格罗斯、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雷群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等。这些学者在这个领域又可以继续划分为期刊编辑研究和期刊评价两个领域。

（3）传播学研究。像陈力丹、喻国明、施拉姆·威尔伯、麦奎尔·丹尼斯、李彬、张国良、胡正荣、郭庆光、赛佛林·沃纳、埃默里·迈克尔、陈卫星、麦斯克·约翰等这些人都有较高的引用频次，这个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相对较多，表明了在传播研究中国内学者较为重视对国外研究的引用。

5 新闻学与传播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作者合作图谱（见图7），通过学者间科研合作状况揭示了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科研动态。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学者，文章列出了2000～2011年发文量大于25篇的33位学者（见表4）。

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有连线表示作者间有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表示作者间合作的强度。在图中满足阈值的学者中，多数没有与其他学者产生较强合作关系，学科整体合作不理想。在图谱中，在中心位置上，可以清晰观察到以游苏宁和陈力丹为核心的两个较大合作团体。以游苏宁为核心的团体包括刘冰、石朝云、金东、吕相征、袁桂清、钱寿初等学者，该团队主要以医学期刊研究为科研合作对象。以陈力丹为核心的团体包括郭镇之、王晶、钟紫红等学者，其研究主要是新闻学研究。此外，图中还存在：以胡智锋为核心的四人团队（包括：孟建、杨乘虎、顾亚奇）；以张国良为核心的三人人团队（包括：朱春阳、李本乾）；以任胜利为桥梁的三人团体（包括：曾建勋、宋培元）；以喻国明为连接的三人团体（包括：王斌、张佰明）；以童兵为核心的三人团队（包括：张涛甫、张晓锋）。

通过综合查证分析，可知上述各个小团体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其中主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国科学杂志社等，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较多的存在着师生关系，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

6 结语

可以看出新闻研究、编辑出版研究、传播研究、科技期刊研究是十二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图书评论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数字出版是近年来新闻学与传播学增长较快的研究点。通过文献共被引图谱，理清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并通过时间线进行展现。通过作者共被引图谱分析，结合相关研究领域，展现了对学者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最后，从作者合作图谱展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科研合作情况，本学科内学者合作多以小团体出现，团体间的联系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苏新宁.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J]. 东岳论丛， 2008， 29 （1）： 35-42.

[2]白云. 基于CSSCI 2004～ 2006 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论文及引文的分析[J]. 新闻界， 2007，（4）： 7-10.

[3]段京肃， 白云. 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 学术机构和地区学术影响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J].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7，（6）： 25-34.

[4]段京肃.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 CSSCI 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4（5）： 79-87.

[5]段京肃.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作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 CSSCI （2005～2006 年） 数据[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6）： 74-82.

[6]胡媛帅， 邓三鸿， 王昊. 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被引次数和被引广度分析——基于 CSSCI 的统计分析 （2004～2006）[J]. 出版科学， 2008， 16（5）： 47-56.

作者简介：白云（1970-），女，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副研究馆员；许建平（1993-），女，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本科生。

作者：白云 许建平

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篇2：

新时期我国新闻自由研究述评

新闻自由是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话题。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虽时热时冷，但总体来看，研究和探讨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热的趋势，研究的视角和范畴也在不断扩大。

一、研究历程回顾

为呈现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自由研究的历史轨迹，我们在CNKI中以“篇名”为检索项，对与“新闻自由”有关的研究论文进行了检索。从检索结果可以看出：关于新闻自由的研究文章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1979年～2007期间的相关文章共计558篇；而且出现3个论文峰值年份，分别是1990年30篇、1999年62篇、2005年61篇。另外，从2000年至今的7年里，关于新闻自由的论文数量较上世纪90年代增加了一倍。这说明新闻自由问题近年来在我国始终受到关注。

根据新闻自由研究论文的数量变化，结合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把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自由研究的历史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0年

这一时期关于新闻自由的研究很少，只有几篇关于美国新闻自由状况的介绍与评述性文章，涉及国内新闻自由问题的论文没有见到。主要原因是，这一阶段“文革”刚刚结束，新闻界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的新闻学研究视野及框架中走出来。

第二阶段：1981～1989年

1981年第一次出现了以“出版自由”为题目的文章《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读书》1981／01)，该文强调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同时，出现了一些阐释各国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规定的文章，主要是进行知识性介绍，而不是理论探讨，而且这些文章大多是从批判视角进行的。

1984年开始出现探讨有关新闻立法问题的文章，其中有许多都涉及到新闻自由问题。随后几年，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

1986年首次出现探讨我国新闻自由问题的文章《浅论“新闻自由问题”——读(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体会》《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3。此后几年，一直到1989年，是我国新闻自由研究的一个高峰期。一些论文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探讨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实现新闻自由的问题。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我国新闻自由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思想较为活跃，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有些研究内容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

第三阶段：1989～1991年

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一些新闻媒体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错误，给我国新闻事业带来严重后果。1989年11月，江泽民、李瑞环代表党中央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分别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重要讲话，对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新闻理论问题阐释了明确的意见。新闻界开始进行总结和反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当时新闻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时期关于新闻自由研究的论文较多，主要内容是论述新闻自由的阶级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和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集中批判西方新闻自由思想。

第四阶段：1992～1996年

这一时期，我国关于新闻自由的探讨相对显得较为沉寂，CNKI上收入的文章数量明显较少。仅有的文章多是以美国、德国、罗马尼亚，以及我国香港等地的新闻自由为研究对象。还有少量文章是探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规律的。

第五阶段：1997年至今

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重大事件。使得讨论香港回归后的新闻自由问题成为当时的热点。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发生后，揭露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对“西方新闻自由”本质的讨论再次掀起高潮。另外，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一批批判美国等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文章。

此外，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许多探讨新闻自由与名誉权、隐私权、人身权及新闻道德的冲突，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平衡，新闻自由与新闻自律、舆论监督、隐性采访等方面关系的研究文章。可以看出，从法学角度切入研究新闻自由的文章明显增多，如何在法制化的轨道内实现新闻自由成为讨论的重点。另外，讨论网络传播时代的新闻自由的文章也开始出现。

二、新闻自由研究的传统视角及主要内容

回顾关于新闻自由的研究，可以发现常见的研究视角及内容主要有：

(一)关于新闻自由含义的研究

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新闻自由进行了界定。有些研究者认为，新闻自由主要包含表达权和知情权，表达权，即公民或组织通过从事或参与新闻传播活动公开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的自由和权利。知情权，即公民或组织在从事或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中获取和交流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的知情权仅仅是指公民获得、知悉官方信息的自由与权利；而广义的知情权则指公民获得、知悉信息的自由与权利。∞

有些研究者认为，新闻自由是通过新闻媒体表现出来的言论、出版自由，也就是围绕新闻传播及相关作品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自由——即新闻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及时、客观、真实地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评论、印刷、发行新闻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

何梓华认为，“新闻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

郑保卫对新闻自由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新闻自由涉及公民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应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包括报刊出版、意见表达和新闻传播与收受等多方面的自由；狭义的新闻自由专指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应享有的能够使传播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自由权利，包括采访、写作、报道、批评自由等。

可以看出，对新闻自由的解释，根据权利主体和保障范围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把公民作为自由权利的主体；把新闻工作者和媒介作为自由权利的主体；将两者同时作为自由权利的主体。由于对新闻自由权利主体的理解不同，研究者给新闻自由下的定义也就不同。

(二)关于新闻自由产生、发展历史的研究

关于新闻自由产生、发展历史的研究主要见于有关新闻理论教材或相关专著。一般认为，新闻自由的最初表现形式是出版自由，而出版自由最早是由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最先提出的。在该著作中，弥尔顿系统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成为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性著作。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没有异议。

有些学者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新闻自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弥尔顿最早喊出“出版自由”的口号；约翰·李尔本在《天赋人权辩护书》中对其进行了发展；洛克则在《人类理解论》中论述了思想言论自由的合理性，并为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撑。从总体来看，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是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时代，19世纪则是新闻自由思想的成熟时期。

在有关论著中，有的学者曾从实践发展的角度论述新

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最初与新闻无干，后因报刊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统治者的压制，于是，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也就延伸到新闻自由。19世纪西方大众化报纸产生后，报纸经济上的独立带来了其角色和功能的变化，报纸开始成为一种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独立力量。有学者指出，新闻自由理论为防止政府对报纸的干涉提供了依据。

(三)对国外新闻自由状况的研究与批判

从CNKI搜索到的论文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如对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罗马尼亚、黎巴嫩、印度等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都曾有文章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有的是客观介绍性的，有的是批判性的。从总体看，除美国之外，对大多数国家的新闻自由的探讨进行得都还不够深入，内容较为肤浅，且大多重在展示这些国家新闻自由发展中的问题。其中对美国新闻自由的批判性研究成果最多。

对美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批判，主要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如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发生后，都出现了大量揭露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性与欺骗性，论述美国新闻自由的“政治性”和阶级性的文章。在对美国新闻自由的批判上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太大分歧。

(四)关于新闻自由限制条件的研究

对新闻自由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学者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有人认为新闻自由的限制来自于它的阶级属性，统治者阶级通常都要限制被统治者阶级的新闻自由，这已成了铁律。此外，新闻自由还要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有学者认为，新闻自由必须遵循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真实性。有人总结说，西方国家对新闻事业采取的是“软控制”，这是一种利益控制、资本控制，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控制、规律控制。这种控制，使新闻媒体自觉自愿地按资本的意愿行事。这些控制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起主导作用的永远是资本，新闻工作者不可能得到所谓“绝对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还有的学者从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论述新闻自由的各种限制条件。认为，新闻自由应受公共利益的制约，包括国家安全、国内秩序、社会风俗和司法权威等。同时，新闻自由也要受个人权益的制约，包括名誉权、隐私权、财产权以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等。此外，市场“失灵论”者也要求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

(五)对新闻自由重要性与必要性的研究

对新闻自由的重要性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新闻自由有助于更好地捍卫新闻的真实；二是新闻自由有助于更好地实施舆论监督；三是新闻自由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因为，新闻自由能保证个人和团体的不满情绪及时地被发现，同时，新闻媒介还能为各种社会不满情绪提供及时宣泄的场所，从而消除对抗，增进和谐。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新闻自由能极大地促进法制的健全；新闻自由能有力地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信息时代，各种经济形势的分析评价，各种经济信息的广而告之，都因借助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报道而为大家所知，并成为了民众行动和决策的重要参考，同时也为创造企业品牌、发布产品广告提供了条件。

(六)对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研究

在研究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时，学者们强调，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享受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没有自由，无法履行责任，而不承担义务和责任，自由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新闻工作者要自觉地把要求新闻自由权利同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结合起来，坚持自由与责任的协调统一，真正做到既讲自由权利，又讲责任意识，合理、合法地行使社会赋予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以圆满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有效发挥自己作为社会与公众耳目喉舌的作用。

三、近年来新闻自由研究的新视角及主要内容

近年对新闻自由问题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也相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

(一)新闻自由与知情权研究

关于新闻自由与知情权问题的代表性观点是：知情权的确立，是人权领域内的一大发展；而实现知情权，在当今社会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就是拥有新闻自由权。而且，从法理上讲，新闻自由就是知情权由法学范畴转向现实社会权利的前提，是知情权的注脚与体现，是实现知情权的重要途径。

(二)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研究

为使媒体与司法在以各自的独特方式追求共同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功能最大化，在制度安排上，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都是不可缺少的。

在此问题上的代表性观点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应形成并保持适度的张力；司法要防止因过分地强调独立而走向“司法专横”，媒体则要防止因过分地强调新闻自由而走向“媒体审判”。司法实务界首要而急迫的任务是要转变观念，应更多地从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上来评价媒体介入司法的功效。新闻媒体对司法的适当介入并不意味着司法独立性的丧失，媒体对司法的影响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负面的干预或干扰。新闻媒体的介入具有肯定和强化司法行为、过程和结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新闻舆论监督功效可能延续和强化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形成道德与法律的链接。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研究

关于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之间关系的探讨文章较多，其中多是从法理的角度对新闻报道侵犯隐私权的界限进行划定。

有学者认为，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两者的冲突来自于隐私权的主体希望个人的隐私“不为人知”，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却是极力让所传播的消息“广为人知”。对于如何平衡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提出，首先，应加强立法。明确保护公民隐私权，并将其列为与公民的名誉权等并列的权利．使其成为公民人格权的独立组成部分，这样才能使之在法律上真正起到限制新闻自由之滥用的目的；其次，新闻工作者必须加强自律；第三，要以是否正确引导了舆论为标准，当记者的报道涉及他人隐私时，首先应考虑的是自己的报道是否有利于正确引导舆论；第四，要遵循社会公正原则。

(四)新闻自由与名誉权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涉及新闻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保护和平衡等问题。

有学者指出，新闻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原因在于，对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和正当的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界限难以把握。那么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界限该如何划分呢?有学者认为，应以是否真正侮辱和诽谤了他人为界。具体而言，一是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只要涉及名誉权问题的新闻报道所采用的事实基本属实，媒体和记者就可免责；二是要区分侵权的对象是官员、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公民，对媒体侵害官员和其他公众人物的名誉权诉讼，应当规定严格的条件；三是区分报道中的事实和评论，对因发表评论而造成的名誉侵权，应当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

在如何平衡两者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应当遵循如

下原则：(1)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2)权利协调原则。在新闻自由与名誉权发生一般冲突时，应进行某种适当的协调。(3)人格尊严原则。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涉及某些人的名誉和隐私时，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对于如何解决新闻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一些研究者认为，第一，当新闻自由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第二，当新闻自由与个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

(五)新闻自由观研究

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新闻自由观?这本是个老问题，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研究者从新的层面进行探讨的情况。如，有学者提出新闻自由观要与时俱进，必须突破3个误区，不能把新闻自由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从而忽视新闻自由在全球现代民主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不能简单用“虚伪”二字概括西方的新闻自由；不能把新闻自由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割裂开来。

还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进行分析和研究，如阐述并强调马克思关于新闻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新闻自由是人类共同争取的政治文明成果等观点。

四、小结

综观我国新闻自由的研究历程及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一些认识：

首先，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学研究中一个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几十年来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而近年来的研究热度更是越来越高，研究的视角和范畴也在不断扩大。但在研究成果中，真正关于新闻自由理论本身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数研究是以新闻自由与其他各相关因素的关系作为切入口。

其次，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新闻自由保障机制的研究较少，如对如何在保证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闻自由，目前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

第三，对一些老话题，如新闻自由与隐私权、新闻自由与名誉权等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缺少突破和创新。

第四，由于新闻自由问题较为敏感，一些研究者仍然心存顾虑，研究尚未深入展开，研究的范围也还比较狭窄。

第五，个别人在研究中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确看待西方新闻自由与我国新闻自由的不同性质、内涵及特点，提出了一些脱离我国政治与社会环境实际状况和新闻工作实际情形的观点，有些观点在社会上和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此应当予以关注。

第六，近年来法学学者竞相研究新闻自由问题，出现不少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相比较而言，新闻学领域的研究无论就论题的新颖性还是就研究的深度来看都显得有些逊色。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第七，新闻自由是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一理论成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作者：郑保卫　樊亚平　周雅丽

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篇3：

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统计分析

[摘要]本文选取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工具，以2000—2012年13年间国内发表的有关媒介融合的1243篇期刊论文为分析数据，从论文的年代分布、期刊来源分布、作者分布三个角度分析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现状，为今后的进一步实践和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媒介融合 计量分析

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媒介融合”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Pool教授提出。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各种媒介形态在竞争中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以实现互动共赢的目标，其结果将是使得新闻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接受更加便捷、效果更加优质，同时它也会带来整个传媒业的更大发展。[1]

“媒介融合”也称“媒体融合”、“多媒体融合”。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最早是本世纪初在西方一些国家开始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2]2005年，蔡雯将其概念引入国内，并结合中国新闻传播环境和实践进行研究，引起了国内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媒介融合”俨然已经从当初的简单概念发展成一个涵盖众多分支和进路的热点研究领域。[3]

本文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2000—2012年13年间国内发表的有关媒介融合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希望能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文献从2000年到2012年12月为止。以检索项“题名”、检索词“媒介融合”、“媒体融合”、“多媒体融合”作为检索策略，检索时间为2013年1月3日。通过阅读题目和文摘有时阅读全文，利用Excel的排序功能排除一稿多投的文献、会议纪要、人物介绍、通讯报道等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后共得出2000—2012年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论文1243篇。并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别对这些论文的年代分布、期刊来源分布、作者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能够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现状有一个宏观的了解。

2.结果与分析[4]

2.1年代分布

通过对论文发表年代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出我国媒介融合研究领域的理论水平和发展速度。2000—2012年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研究论文的年代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l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研究成果较少。2000年开始出现媒介融合研究方面的文献。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5]

2005年以前的研究是分散的、零星的。从2009年开始，发文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2010年研究论文数量猛增到268篇是因为2010年被称为“媒介融合年”。在实践中，国家的三网融合政策使得媒介融合这一全新理念首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理论上，业界和学界都对媒介融合进行了积极的研究，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突破。2012年由于数据库收录文献的时滞性，实际文献数可能大于321篇。总体来看，从2000年至今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研究论文年度数量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传播界研究热点之一。

2.2期刊分布

1243篇论文分别发表在307种期刊上。而且多数期刊刊载论文数量都很少，在307种期刊中共有187种期刊只刊载1篇，占期刊总数的60.91%，占论文总数的15.04%。发文10篇以上的期刊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有30种刊物发文10篇以上，共发文763篇，占论文总数的612%。这30种重要期刊是获取我国媒介融合研究信息的重要来源。30种期刊中有17种是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08版）中的核心刊，发文420篇，载文量占论文总量的33.59%。这说明高质量的论文相对较多，科研产出水平也比较高。其中《新闻爱好者》刊登了50篇有关媒介融合研究的文献，可提供4.02%的信息量，体现该期刊对媒介融合研究的关注，它是我国媒介融合文献首选核心期刊。

2.3作者分布

经统计，参与媒介融合研究的著者较多，且以独著为主，瞬间作者的比例较高，研究缺乏连续性，且论文合作程度偏低，协作能力有待加强。

2000—2012这13年间共有1250位作者发表了关于媒介融合研究论文，其中核心著者发文量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发文量多的著者中其中既有誉满学界的学术泰斗，也不乏从各媒体部门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不仅是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核心作者，也是整个传媒界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研究代表着我媒介融合研究领域的前沿，而且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因此，通过搜集和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动向，对于研究我国媒介融合的学者而言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发文量约占总发文量的20%时，学科的高产作者群才算形成。表3显示，媒介融合核心作者的发文总数为153篇，仅占总发文数的12.31%，这说明距离稳定核心作者群的形成还有一定的差距。

2.4机构分布

对论文的第一作者机构进行计量分析，可以了解国内哪些机构在媒介融合研究领域走在前列，可揭示科研人员在不同系统、不同地区的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掌握有关专业人才的聚集状况。

由表4可知，发文数量在10篇以上的9个机构全部集中在高校，共发文258篇，占总发文量的20.764%。高校在媒介融合研究领域中仍然发挥着学术带头作用，推动着媒介融合研究的不断发展。

3.结 语

当前，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大趋势已经拥有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从对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1243 篇论文的梳理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 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年代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媒介融合研究呈现出较为平稳的上升趋势，且近三年增长速度较快。这种变化和近年来我国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是紧密吻合的，其相关研究在今后几年内仍将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2）媒介融合研究目前已经形成《新闻爱好者》等一批核心期刊。这些核心期刊上刊载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3）绝大多数对于“媒介融合”研究的文章来自于学界的研究者。相对比而言，业界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对该课题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而业界人士是站在“媒介融合”第一线的领军人物，他们对于这个领域发生的事情理应最具敏感性，最有发言权，而在数据中可以看到业界研究者对于该课题理论方面的贡献还有待更深入的挖掘。[6]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7]媒介融合是新媒体发展的重要特征，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必然随着新媒体概念的演变和发展不断前进。

注释：

[1]郑保卫：《论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2]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新闻传播》2008年第3期

[3]谷虹：《产业视角下中国媒介融合研究的演进路径和核心议题——2005-2009年中国媒介产业融合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4]李人杰：《基于文献计量的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现状分析》[J].《中国传媒科技》2012年第10期

[5][7]陈映：《规制变革：媒介融合研究的新定向——基于文献回顾与探讨》[J].《新闻界》2009年第3期

[6]柳絮青、殷畅：《关于国内“媒介融合”的研究评述——以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近10年有关文献的分析为依据》[J].《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5期

（咸宁日报社）

作者：袁小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