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用维度消费语境管理论文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典型形式，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胞”。公司股东、职工、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良好的公司信誉和企业道德既是公司的无形资产，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司应该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并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征用维度消费语境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征用维度消费语境管理论文 篇1：

城中村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城中村成为近年的学术热点，既有研究极为丰富。对城中村所做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类型，其一是直接把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从相对宏观和综合的角度进行探讨；另一种做法从相对微观和具化的视角出发，把城中村当作场域，研究以此为背景，发生在其中的各种议题。

关键词：城市化；城中村；改造；外来人口

一、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

一类文献是直接将城中村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关注的问题包括城中村为何产生，什么是城中村，以及城中村未来等。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这其中贯穿了一条时间线索。这类研究多数聚焦于城中村的产生，特点，改造等方面。

（一）城中村的形成。城中村，最早出现于80年代的珠三角地区，是城市不断扩张，蔓延到农村地区的直接结果。中国城中村的概念，区别于西方城市语境下“乡村类型”的城市社区；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居所”不同，这个概念通常指移民居住的非法占有。而中国这样的情况极少。

中国的城中村是在国家转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和社会形式，因而必须要放在中国语境中理解。由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管理制度，城市土地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归属集体，国家保留特殊征用的权力，因而造成了城中村这个模糊不清的过渡形式。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外围郊区农村的土地不断纳入城市范围。为避免补偿和重新安置村民，通常情况下，农地以一种比较低的价格转为国有，而农民的宅基地却被搁置不管。因此，中国的城中村被城市形态包围，居住区域却呈现典型的农村样态。城中村主要分布在市中心和城乡结合部两块地方。

中国城市化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形成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然而，城市并没有为这些人提供足够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恰恰是城中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基本的落脚点。

（二）城中村的状况。城中村现象自90年代就引起学界关注。早期学术研究把城中村视为一个由移民的地方意识社会网络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项飙的“浙江村”。他试图在“地方”力量这个理论框架下追溯城市中国移民社区的形成，分析影响这类社区产生的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研究证明北京移民是被“地方”这个纽带连接起来的，而“地方乡土”是血缘和地缘关系培育和发挥作用的地方。

近来的研究更多放在城中村扮演的角色、功能和特征上。如，吴缚龙将城中村的本质定义为过渡的社区。他的研究认为城中村是城中村本土居民共同利益的社区，是低房租的移民聚集区，以及城市中自我组织的草根单元。

Pu Hao等人，使用弗里德曼五维度，归纳了城中村的特点。管理上，城中村具有城乡二元性；物理特性，由不恰当的土地使用、低质量的房屋、匮乏的基础设施及恶化的环境构成；政治体系包含村委会或居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活动主体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本地村民、外来人口和其它。社会文化方面，城中村依然在传统社会文化规范和网络的延续之下。

（三）城中村的改造。城中村，是不完全城市化的体现与表达，同时也是需要思考城市发展方向和可持续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然而，政府部分更多把城中村看作城市问题而非社会经济现象。因此，改造城中村是早晚的任务，这其中主要牵涉的是当地政府、房地产发展商和本地村民三类主体的博弈。

对政府而言，城中村的改造是出于改变城中村容貌、解决城中村滋生的问题，获取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于开发商来说，衡量的只是成本和收益。而本地的居民，则关注补偿金和改造后长期的生活安全保障问题。

广州，最近出台了“三旧改造”的计划，以重新利用空间，将之整合进城市发展系统中。尽管这个政策面临诸多挑战，但值得学习的是“一村一策”的逻辑。事实上，城中村的改造没有固定的模版，更新需要依据每一个村的实际情况进行。

二、城中村作为研究场域

除了直接把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另一类文献是将城中村作为各类事件发生的场域。这类研究涵盖范围更广，也更加具化，如本土村民的市民化，外来农民工的融入等。换句话说，城中村是研究这些问题的背景。

（一）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转型、城乡差距的扩大，以及人口控制的松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使得城市并没有为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准备足够的住房、公共设施和服务，所以农村移民来到城市时，多数都面临着异乡人或局外人的境地。

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时，绝大多数只能选择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或向本地居民租房居住。在有限的几种选择中，低廉的房租和临近工作地点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城中村，作为城市扩张的延伸，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和低廉住房集中的所在，因此是城中村是很多农村移民在城市中首选的落脚点。

（二）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的生活。城中村是重要的移民聚集区。广州的情况最为典型，超过一半的农民工都住在城中村。上海虽然城中村的数量相对少一些，但情况却并没有更好。

一个基于上海的个案研究描述了外来流动人口在城中村的生活状况。显然，城中村的主体人群是农民工。一般来说，城中村的居住条件比较糟糕。居住空间小，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具体来说，配置独立厨房、独立卫生间、空调和网络的比例比较低，独立浴室的比例就更低。更严重的是，这些房子大多都是在90年代以前建成的，比较老旧，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也有学者的调查表明，与恶劣的居住环境比较，城中村农民工的居住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会非常低。多数社会经济学的衡量指标并不是决定因素，真正重要的在于对社区的社会性依附和归属。

（三）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的融入。

移民融入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测量方式。但融入的主要关注点是在社会层面，比较少和空间联系起来。在吴缚龙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流动人口在城中村这个空间层面的融入，指出城中村提供了一个描绘外来流动人口和本土居民动态联系的机会，揭示农民工融入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融入过程中，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正在减弱、而收入、财产权和消费等方面的作用加强。换句话说，市场的力量正逐渐取代制度性的力量。

总体来说，城中村不只农民工的居住所在。同时，城中村也是他们互动交往的社会环境。因此，从城中村入手研究融入问题可能是从空间层面出发的可行的方式。融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土的情况，也就需要更多的田野和个案来补充。

（四）城中村的未来和短暂的城市性。

城中村正在，或将要面临改造的命运。而城中村的租客，没有物业和产权的农民工群体，通常是这个进程中被忽视和遗忘的部分。一方面，农民工被视作需要的劳动力，城中村为他们解决容身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则被认为是破坏和干扰的因素。

城中村改造进程的加快，最终将会清除掉农民工赖以生存的居所。在拆除重建城中村的项目中，农民工处于边缘的地位。如果不能将它们纳入考虑，那么他们城市生活的体验，他们的城市性，只能是短暂而过渡的。

三、总结与思考

在简要回顾城中村的相关文献后，城中村的图景和脉络变得清晰起来，总结如下：城中村最为显著的是在北广深。上海，由于有其它形式居住选择的存在，对城中村的关注相对要少。这并不意味着城中村问题不再重要。相反，应该有更多对于上海城中村的经验个案研究，以便于开展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城中村与农民工息息相关。尤其是现在进行的改造重建，他们的声音是缺失的。许多学者的研究指出，尽管城中村存在各种问题，但其作用却是关键而正向的。因此，思考经过一些升级之后，城中村成为可持续移民居住区的可能。

参考文献：

[1]Ma L J C， Xiang B. Native place，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enclaves in Beijing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 155： 546-581.

[2]Hao P， Geertman S， Hooimeijer P， et al. Spatial analyses of the urban villag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Shenzhe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6）： 2177-2197.

[3]Wu F， Zhang F， Webster C.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M]. Routledge， 2013.

作者简介：张静（1991-10），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作者：张静

征用维度消费语境管理论文 篇2：

公司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司的社会责任初探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典型形式，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胞”。公司股东、职工、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良好的公司信誉和企业道德既是公司的无形资产，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司应该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并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一、强化公司社会责任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内在统一的

(一)公司社会责任是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统一体

责任既是现代伦理学也是现代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责任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关系结构，是自由与秩序、私益与公益平衡的关键因素。在舒尔茨看来，“责任”概念包含了两极性：一方面，是出于自由的内极或自我承诺；另一方面，出于自由的自我承诺在人际关系中的反映。由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性，任何主体在追求利益，实现目标的同时，必须对其他社会主体承担责任。

在传统的公司理论中，公司仅被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公司的唯一目标。因此，是否实现股东的投资利益也就成为评判公司行为正当与否的唯一道德标准。弗里德曼认为，“公司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一个并且也仅仅只有一个，这就是使用自己的资源从事旨在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只要这些行为符合游戏规则的要求即从事公开的、自由的和无欺诈的竞争。”现代公司理论认为，公司是一个具有多元目的的组织，经济目的是公司的一个基本目的。然而，企业组织也应当有其社会目的和环境目的。即利润最大化仅仅是公司目标之一种。除此之外，公司尚应以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为其目标，公司法律制度须在公司的利润目标和公益目标两个维度之间实现衡平。在这二元的目标中，前者集中体现的是公司及其管理者对股东的义务，后者着重反映的则是公司及其管理者对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因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具有相对广泛的社会性，“公司社会责任”作为表示企业及其管理者对其所负义务的一个简约说法，便得以确立。正如哈特所言，“法律的词语、概念没有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依其被使用的环境、条件和方式，有着多种的意义。只有弄清这些词语、概念被使用的环境和具体条件，方能确定它们的意义。”有人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有人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而非道德责任。这些观点都过于绝对化，因为它们都忽视了不同语境下“公司社会责任”所具有的不同涵义。 尽管如此，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仍可以阐述“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含义。所谓“责任”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日责任关系，一日责任方式。换言之，责任既表示某种关系，又表示某种方式。法律责任也包含了这两层含义：即法律责任关系和法律责任方式。”前者为一方主体基于与他方主体的某种关系而负有的责任，这种责任实际上就是义务；后者为负有关系责任(即义务)的主体不履行其关系责任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公司社会责任首先也是指一种责任关系，是指公司基于公司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利害关系人所负有的责任，实质上是一种义务。其次，为公司不履行该种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它超越了公司只对股东负责的范畴，强调对包括雇员、客户(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社区、政府等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扩展圈”理论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内圈包括产品、工作和经济增长等有效完成公司经济功能的最基本的责任；中圈包括行使经济功能必须保持的对改变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敏感知觉，如对环境的关心。与雇佣、员工关系等；外圈是公司应承担的新出现的和未明确的责任，以广泛投入改善社会环境的行动(如解决环境恶化和社会贫困问题等)。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Archie B camll发展了该理论，认为完整的公司社会责任乃公司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之和。经济责任是公司必须负有生产、盈利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法律责任就是遵守包含着基本伦理道德、由法律所确认并保证其实现的义务，即公司应在法律要求下实施经济行为，履行经济使命。伦理责任是虽未上升为法律但公司应予履行的道德义务，包含着广泛的企业行为规范和准则，体现了公司对消费者、雇员和正义价值观的全面关注，也反映了尊重和保护股东权利的道德精神。慈善责任是非由法律和伦理所要求的，公司可自行决定参与的义务，体现了社会要求公司成为优秀企业之愿望。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实质上是道德责任。如果公司不参与这些活动。也是不道德的。

道德义务通过人的内心和社会舆论而影响人的行为，旨在社会生活中扬善止恶，实际上是对义务人的软约束，是在法律义务之外对人们提出的更高的道德要求，是一种应然的义务。法律义务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履行和实现的保证。在法律中不仅有具体的内容和履行上的要求，而且对于其怠于或拒不履行也有否定性的法律评价和相应的法律补救，它是一种硬约束，是一种实然的义务。公司社会责任的产生本身就是对公司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否定性评价，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公司不当行为的道德批评，寄托了社会公众对公司的良好道德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道德义务。当这种道德评价成为社会主流之后，立法者为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逐渐将其法律化。此时公司社会责任就变成了法律义务。事物的发展总是循序渐进的，我们不可能设想这样的一种道德责任突然进入法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社会责任就成了道德和法律的连接点，公司社会责任也就成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统一体。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道德准则和立法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德指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明确了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对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系统总结，是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它实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转型期公司社会责任的道德准则。既然公司社会责任首先是一种道德义务，那么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就会有相应的公司社会责任观。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这既是对全社会的要求，也是对公司企业的要求。公司企业理所当然要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上承担起崇高的社会责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其中也蕴涵有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文化的基本内容。“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方针，为探索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范围、评价标准

及实现途径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理论指导，为转型期公司社会责任确立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立法精神。法的精神与法的内容和形式是法的基本构成要素，它主要关涉法的本质特征、法的价值及其权利义务、职权与职责的相互关系等范畴和领域。例如，立法者和执法者怎样依据以正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念去分配、协调、保障法律主体的各种权利，怎样在法的制定和实施中贯彻自由、平等、秩序、效率等法的价值并协调价值之间的相互冲突。可以说，法的精神是贯穿于整个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的基本价值观念。

公司社会责任是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统一体，此种道德义务的法律化是一个渐近的过程，其实质是将此种道德义务所体现的基本价值、理念等作为法的精神全面贯彻在公司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以在法律领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转型期评判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道德准则。它反映了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本质特征、基本价值取向，是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核心伦理价值观念，是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立法精神。可以说，强化公司社会责任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可谓不谋而合，是内在统一的。

二、公司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意义

公司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企业道德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司企业快速成长，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和挑战。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时有发生，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掺假制假、偷税漏税、不讲信用、欺诈行骗等丑恶现象也屡见不鲜。我国转型期企业道德水准受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状况的影响，其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当前。企业道德责任严重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企业道德责任意识不强，不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忽视社会利益、甚至推卸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企业道德缺失的内在原因。要改变这种现状，除完善制度建设外，加强公司企业道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才是治本之策。公司的道德水平提高了，责任意识增强了，就会自觉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司作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主体，承担着创造社会财富，谋取利润、维护对股东利益的责任。公司忠实地履行这一责任，将会直接促进社会物质的丰富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但公司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需要员工、消费者、投资者、交易方等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公司的营利性决定了公司的基本责任是最大限度地赢利，而公司的社会性又决定了公司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这样，公司才能与社会环境和谐共生、与关联企业合作双赢，在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其经济利益。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都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公司治理的反面教训证明，凡是不履行社会义务，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尔虞我诈、不守信用等都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不仅公司不能很好地发展，而且必然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公司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路径

(一)正确认识公司目的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关系

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公司目的与公司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

首先，它要求公司必须合法地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得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得损害他人合法利益，不得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社会责任并不要求人们放弃个人自我利益的追求，但他们必须用与共同体利益相一致的方式去追求。”其次，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矛盾，如公司与其所处的社区之间因征用土地、环境保护等产生的矛盾，因工资报酬、劳保福利、劳动安全引发的劳资矛盾，因公司融资和交易与债权人之间的矛盾，因对公司监管而产生的与政府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公司的正常经营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公司只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才能预防和化解以上矛盾，增强公司信誉，为公司的长期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和社会环境。总之，公司不能唯利是图，更不能为了盈利不择手段。而应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公司道德水平，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二)全面建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体系

在公司法制建设中，要全面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根据精神文明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法律科学的规律和特点，将“八荣八耻”中的道德要求，纳入公司立法中，由法律来加以规范和保障，使公司社会责任做到有法可依。2005年lO月27日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但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性的条款，表明了一种价值导向。如何将新《公司法》第5条的立法精神具体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并通过一系列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使公司社会责任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和落实，仍然是公司社会责任法制建设面临的任务。目前，首先要充分挖掘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资源，对现行法律体现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其他法律规范，进行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解释，从执法和司法等多个方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机制和监督机制，将分散于诸多经济法律法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规范。统一纳入社会利益本位理念之下，从不同的范围和角度全方位建构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框架，建构一个以公司法为核心，经济法为主干，其它相关法律相配合的，综合的、全面的、有实效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体系，逐步提升我国公司的道德水准，强化其社会责任。

(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的道德建设

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必须依赖公司的组织机构，在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处于中心地位，董事是公司社会责任实现的主要承担者。有学者指出：“论及公司法上企业的社会责任时，只能考虑除了向董事等经营者赋予公司运营中纯粹的营利追求的义务外，是否还赋予其对社会公众承担公众性义务的问题，从而可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在美国，通常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可见，加强对董事的道德教育和道德约束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的道德水平，也是公司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指出，通过在董事会中设立道德委员也是公司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良好的公司信誉和企业道德作为公司的无形资产，既是公司成长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司应该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主动承担并全面履行其社会责任。强化公司社会责任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内在统一性。公司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是加强企业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公司目的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关系，全面建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体系，加强董事会的道德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作者：邓成明　阳建勋

征用维度消费语境管理论文 篇3：

类型融合、微宏叙事与身体景观

体育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在中国具有其内在历史传统与广阔发展前景，其创作实践是一个不断尝试、开拓和丰富的过程。《电影艺术词典》将体育片概括为“反映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社会生活的故事片。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必须与体育事业或体育竞赛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较多的紧张、精彩的体育竞赛场面。为适应内容的需要，在导演和摄影艺术上往往更注重节奏感和动作性。在演员选择上有时甚至起用专业运动员。”[1]可见，体育片在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体育故事片，并以体育运动与电影思维双重视觉刺激构成其作为类型电影的独特魅力。

中国体育片开山之作可以追溯到1928年明星公司出品的影片《一脚踢出去》（又名《同学之爱》），这部旨在“提倡体育与平民教育”的影片在当时《申报》广告中以“滑稽爱情体育电影”为号召，且被评价为“新鲜、别致、热闹、兴奋”。[2]此后，《体育皇后》（孙瑜，1934）、《健美运动》（但杜宇，1934）、《二对一》（张石川，1934）、《破浪》（关文清，1934）等体育片问世，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创作集中表达了体育救国的思想，以及对健美身体与健全精神之追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个小足球队》（刘琼，1956）、《女篮五号》（谢晋，1957）、《水上春秋》（谢添，1959）、《冰上姐妹》（武兆堤，1959）、《碧空银花》（桑夫，1960）、《大李、小李和老李》（谢晋，1962）、《女跳水运动员》（刘国权，1964）等体育片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力图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与优越性，凸显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乳燕飞》（孙敬，1979）、《沙鸥》（张暖忻，1981）、《黑眼睛》（戚健，1997）等影片将体育运动与民族精神相联结，展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也更为关注人的个体生命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体育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热点之一，尤其在2001年中国获得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的热烈氛围之中，国产体育电影创作不断涌现。这一时期产生了《防守反击》（梁天，2000）、《女足九号》（谢晋，2001）、《少林足球》（周星驰，2001）、《女帅男兵》（戚健，2002）、《棒球少年》（戚健，2002）、《我是一条鱼》（李鸿禾，2002）、《跆拳道》（麦丽丝，2003）、《头文字D》（刘伟强、麦兆辉，2005）等影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体育电影掀起了奥运电影创作热潮，产生了《隐形的翅膀》（冯振志，2007）、《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侯咏，2008）、《买买提的2008》（西尔扎提·亚合甫，2008）、《破冰》（徐耿，2008）、《闪光的羽毛》（马会雷，2008）、《大灌篮》（朱延平，2008）、《12秒58》（陈学人，2008）、《许海峰的枪》（王放放，2012）等影片。这些影片以宣传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创作背景，涉及了更为丰富多元的体育项目，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了更为深广的体育精神与人文精神。

在新时代互联网语境之下，中国电影创作观念发生变革，随之产生了一批较好地平衡了电影商业性、大众性与艺术性之间矛盾的新主流体育电影，如《激战》（林超贤，2013）、《激浪青春》（梁柏坚，2014）、《破风》（林超贤，2015）、《羞羞的铁拳》（宋阳、张吃鱼，2017）、《谁是球王》（裘仲维，2017）、《我是马布里》（杨子，2017）、《飞驰人生》（韩寒，2019）、《攀登者》（李仁港，2019）、《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徐峥，2019）、《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宁浩，2019）、《夺冠》（陈可辛，2020），《超越》（韩博文，2021）等影片。

回顾中国体育电影历史，作为一种类型电影的体育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其生产创作仍然相对边缘化。尽管如此，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电影创作较之此前进行了新的尝试，也形成了诸多新变。因此，对21世纪以来体育电影创作生态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考察，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转型。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类型融合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的产业化程度日益加深，尤其在互联网媒介融合语境下，中国电影新力量崛起，电影界将由此产生的“新主流电影”概括为“在主旋律电影文化基础之上对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3]中国电影创作一方面呈现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以日常化、人性化、细节化的表述策略弥合主流话语场域的内在裂隙，将主流价值融于个体体验以达成某种‘最大公约数’，在情感记忆、文化认同与在地经验的助力下，试图实现历史与当下空间的自由穿梭与认知契合”。[4]体育电影创作亦被纳入新主流电影价值多元化阐释系统之中，不仅其主题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开掘，其商业化模式与类型化创作也向着多元融合的趨势发展。

在娱乐化浪潮席卷之下，国产体育电影充分结合市场风向与观众审美心理，从严肃、正统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开始向着一种由体育片、动作片、青春片和喜剧片的类型杂糅而成的“体育+动作+青春+喜剧”亚类型发展。例如，《头文字D》《大灌篮》《翻滚吧！阿信》《激浪青春》《破风》《谁是球王》等影片以赛车、篮球、体操、龙舟、自行车、足球等体育故事为依托，以类型杂糅制造视听奇观，将中国传统文化、美国好莱坞文化、日本二次元文化、香港动作片等文化元素拼贴重组，彰显充满热血的运动场面与青春反叛气质，使影片更富于亲和力和参与感，也为体育电影类型开拓了新局面。影片《少林足球》《功夫》《羞羞的铁拳》《飞驰人生》《超越》正是借鉴喜剧片、武侠片、动作片等类型元素，以丰富的电影视听语言与快节奏叙事展现了激烈的体育竞技景观，呈现了草根性、狂欢性、世俗化与物质主义的文化表征。与此同时，影片赋予了小人物摆脱绝望重获新生的荒诞喜感与励志色彩，其高度的巧合性与假定性叙事增强了影片的游戏感，使得影片成为体育运动、青春励志与浪漫喜剧的结合。“互联网+”时代的创作主体与观众主体是生长于新媒体、网络、游戏、动漫等媒介现实中的一代。在融媒介叙事影响下，21世纪以来的国产体育电影往往被青春、怀旧、梦想、逆袭等情感因素为主导的细密独白与琐碎对话充斥，并通过夸张、幽默、恶搞语言宣泄完成对权威的抵抗，其情节强度和叙事复杂度呈现为弱化态势，具有鲜明的青年亚文化特性。

伴随中国国力的提升与文化自信的增强，国产体育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对于身体内部力比多的巧妙征用”[5]，并彰显出新的文化身份与全球化想象。很多体育电影如《防守反击》《头文字D》《激战》《激浪青春》《破风》《攀登者》《夺冠》等在电影制作方面集结了两岸三地演职人员。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盛行之下的城市景观成为青年观众的理想之地，当下体育电影往往将赛场、训练场馆、生活环境等空间设置在全球各地，力图呈现跨地叙事与全球化想象。可见，国产体育电影正在建构一种新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展现了当下中国更为从容不迫、追求合作共赢的开放姿态。

还有一些体育电影创作与儿童片相结合，将中国不同地区的儿童成长、体育运动、团队精神联系在一起，呈现了中国儿童积极的时代风貌，也拓宽了体育片与儿童片的创作思路。例如，《我和喬丹的日子》《隐形的翅膀》《我是一条鱼》《买买提的2008》《闪光的羽毛》《梦之队》《少林四小龙》《棒球少年》等选择借助儿童视角，回归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积极作用，以节奏明快、轻松活泼的质朴风格打破了此前体育电影“为国争光”的严肃主题。体育运动之于中国民众具有健身、时尚、娱乐、社交等多重功能，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力图以儿童本位视角展现中国儿童的朝气与活力的尝试已经成为其强化自我认同、民族认同从而建立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

此外，当下体育电影创作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根据真实人物事迹改编，这些影片将包含实证美学的纪实风格引入叙事之中。例如，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许海峰的枪》《攀登者》《夺冠》将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巧妙结合并转化为民族国家想象的内在动力，实现了代表国家意志的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在中国社会转型时代，这些影片从更深的文化维度和更为开放的视野讲述“中国故事”，凸显了包含家国情怀、历史记忆、现实观照与民族精神在内的中国本土文化内涵，由此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在笑声与泪水中激活观众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其人文关怀与现实力度向着更为深广层面开拓。

二、微宏叙事、民间立场与反英雄形象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剧烈变革，体育机制、集体主义精神与个体表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体育电影创作的重点与难点。这要求创作者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探寻人物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关联，触摸人类共通经验。因此，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往往不再直接以宏大叙事去诠释体育精神，而是多以较为个人化的微观视角来呈现体育运动带给个体的成长与力量，巧妙捕捉体育竞技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呈现体育精神的不同面向。

有研究者将“以细微处入手而传达宏大题旨的叙事范式”概括为“微宏叙事”。[6]这种从普通人微观视角感知大时代脉动的微宏叙事已经成为当下体育电影的主要叙事方式。其内向化微观视角往往从运动员或教练员独特的人生体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情感记忆出发，通过体育运动将个体生命价值与国家利益建立起有效连接，从而使观众产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例如，影片《跆拳道》并非以传统意义的爱国主义作为其基本精神动力，而是将个人成长历程作为个体化的精神动机。再如，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讲述了中国短跑名将刘长春拒绝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克服艰难险阻只身赴美“单刀赴会”的故事。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支持刘长春参加奥运会，可是刘长春一个人肩负起民族使命。在此意义上，为民族争光并非作为唯一目的，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及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在影片中得到突出强调。影片《许海峰的枪》亦摆脱了英雄成长叙事模式，巧妙地捕捉了许海峰从一名普通的卖化肥的供销员成长为世界冠军的心路历程，塑造了许海峰沉稳性格与奋斗精神的张力，表达人物个体超越性理想追求。

与此同时，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创作有意避开刻板化、概念化的“光环”叙事，而选择从人物个体内心出发，挖掘他们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不同侧面，并借由体育竞技运动开掘人性的更深层面，其所采用的内向化视角在本质上是一种平民立场的确立。例如，影片《闪光的羽毛》中的主人公文振天并非国家队教练，而是一名学习武术出身的民间教练，一位具有奉献精神的乡村教师，他是多名羽毛球世界冠军的启蒙教练。影片以一种内向化写实视角走进这位民间教练平凡而磅礴的精神世界，力图勾勒出他的命运起伏及其内里所蕴藏的无限力量。同样，影片《破冰》从一名基层体育教练赵红旗儿子的视点去讲述父亲的故事，呈现为一种真切的普通人视角下的对体育精神的理解。影片中父子之间情感关系的“破冰”建立在一种日常生活叙事之上，更为贴近观众的自然化、日常化情感状态，而其所蕴含的宏大主题沉潜于日常生活叙事中。再如，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和《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喜剧化地呈现了难忘的历史瞬间之下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与情感表达。无论是小男孩冬冬反复爬到楼顶手动寻找电视信号以保障邻里们顺利观看中国女排奥运会比赛直播，甚至为此错过了与好友的告别，还是油嘴滑舌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将珍贵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了汶川男孩，都闪耀着历史缝隙中人性的光辉。影片中“女排夺冠”与“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历史时刻作为背景而存在，普通人被推至前景成为平民英雄，其鲜活可感的微观细节被整合于宏观的历史叙述之中。

当下国产体育电影的平民立场还表现在对反英雄形象的塑造与开掘。反英雄形象超越生命奇迹的叙事建构了平民英雄与集体神话，也融合了主流叙事与个体经验。好莱坞体育类型电影创作往往以个人英雄主义为表征，以大众美学为理念，建构主人公历经曲折最终成功实现目标的模式。而近年来国产体育电影呈现为一种新的趋向，即在人物塑造方面赋予了体育人物新的价值与新的观念，在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上塑造了一种情绪饱满、性格鲜明的反英雄形象。这些体育电影中的反英雄形象，即跌落至底层的体育运动员形象。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往往将体育运动员昔日的荣光与离开赛场后的现实窘境相对立，将其置于创业失败、众叛亲离的尴尬境遇与进退两难的悖论叙事之中。在强烈的反差、冲突与反讽之中融入喜剧效果，以此揭示和批判当下社会中的拜金主义、贫富差距、阶层分殊等现实问题。例如，影片《激战》《羞羞的铁拳》《飞驰人生》《超越》中塑造了程辉、艾迪生、张弛、郝超越几位反英雄形象，他们是失意的、落魄的、去理想化的体育运动员。离开赛场后的他们为谋生计苦苦挣扎，并在嬉笑怒骂中解构与嘲讽崇高价值。当下体育电影往往借助这些反英雄形象挑战传统认知和权威力量，以此回应当下现代年轻观众对于社会成功的理解。当人们在影院中体验这些反英雄为梦想重新拼搏的勇气之时，实际上也接受了激烈市场竞争之下人生的竞技逻辑。每一个个体都是竞技者，都渴望成为赢家，但却不可避免地接受不成功的命运，而身处于人生竞技场的每一位选手，都可以以找回自我与初心的方式克服困难重返赛道，这些反英雄形象提示了挑战自我的契机，以及重新获得力量的方式。然而，一些体育片中的反英雄形象呈现为小品化、脸谱化特征。虽然影片借助反英雄形象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有所触及，但是往往由于其缺乏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观照而将观众置于俗套故事与消费快感之中，这无疑消解了影片的温度与深度，甚至走向了文化抵抗的反面。

三、身体景观的多元呈现

在当代消费社会中，身体景观的建构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在此语境下，人们对身体的审美、管理与消费日益重视，身体被视为自我认同的核心、社会区分的标记以及阶级差异的象征。体育电影中的身体视觉形象往往直接诉诸其赏心悦目的表现力、动作性、冒险性、奇观性与可塑性，以契合消费文化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与想象。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提出了“三个身体”理论，即作为肉身建构的物质身体、作为文化建构的文化身体，以及作为技术建构的技术身体。[7]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在其创作实践中呈现了物质身体景观、文化身体景观、技术身体景观等身体景观的多重面目。

在消费逻辑下，身体被视为一个象征系统，身体作为时尚社会符号被建构与生产，同时也意味着欲望、情绪等编码。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指出，“在消费文化中，人们宣称身体是快樂的载体：它悦人心意而又充满欲望，真真切切的身体越是接近年轻、健康、魅力、结实的理想化形象，它就越具有交换价值。”[8]进入21世纪以来，国产体育电影尤为关注运动员身体的高度、力量、速度、形态等既定物质身体特征，凸显人类身体“自然的”原始伟力与美感，将男性身体结实肌肉、流畅线条与强大力量作为身体奇观进行商业化征用。例如，《激战》《破风》《超越》等影片以主人公进行跑步、拳击、举重、骑行等高强度训练的蒙太奇段落呈现其肌肉健美、活力四射、身手矫健的身体形象。观众跟随摄影机捕捉与窥视男性角色在训练与比赛时超越常人的、富有感染力的物质身体景观，男性身体形貌在此已经成为被观赏与被消费的欲望能指。影片《羞羞的铁拳》将男女主人公因雷击而互换身体的假定性极端情境建立在身体排斥与性别冲突之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呈现性别倒错之下身体形象的断裂及其由此差异而产生的喜剧感。

另一方面，物质身体景观的呈现还包括对身体创伤与暴力损害的凝视。体育精神亦在于对于人类肉身极限的挑战，一种对肉身的规训通常意味着对身体的精神性进行调节与磨砺。21世纪以来，国产体育电影往往通过身体规训表现运动员超越生理意义上的身体极限的不确定性，从而呈现战胜不可战胜之对手、完成不能完成之任务、创造奇迹、赢得尊严与荣誉的身体景观。例如，影片《跆拳道》主人公刘立在决赛中被反复踢倒又站起，当她的左臂被踢断，她忍住剧痛将左臂别在护胸里继续比赛，其身体爆发了惊人的力量而成为了令人震撼的视觉奇观。影片《激战》也有相似的表达，昔日的拳王程辉落魄不堪，为了生活他孤注一掷参加综合格斗比赛，在肉身对抗中他已经血肉模糊，而在被对手牢牢锁死的关键时刻他克服巨大痛苦主动将大臂脱臼，给对方致命一击，反败为胜。再如，影片《攀登者》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员两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在高寒、缺氧、狂风、雪崩等极端自然条件下，攀登者搭建人梯，因为冻伤而失去小腿甚至生命。这些人类挑战生命极限与自然极限物质身体景观，凸显了运动员以顽强的意志与超人的技能克服身体疼痛与局限而实现超越自我的过程。

当下国产体育电影中的身体亦不可避免地铭刻着意识形态的烙印，因而往往呈现为一种负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中国家形象与民族精神的文化身体景观。在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中，刘长春在太平洋风雨飘摇的船上如痴如醉地奔跑训练，在美国洛杉矶拥挤的街道飞奔向奥林匹克开幕式现场，以及近距离短焦距镜头拍摄他奥林匹克赛场上拼命奔跑，多重疯狂“奔跑”的身体意象叠加构成一个具有丰富意涵的文化身体的定格。影片《夺冠》以女排运动员身体动作作为主导动机，将其刻苦练习举重、接球、扣球、拦网、抛球等动作与因训练而伤痕累累的身体反复展现，在此身体已经成为“女排精神”的载体，指向的是强健的体魄、不屈的意志与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三代女排运动员不同的训练方式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对身体更为科学的训练与疗愈也是新时代中国自信力增强的写照。

与此同时，当下国产体育电影中多样的体育运动蕴含身体不同姿态的技术美感，运动员身体技术能力及其所在的体育空间共同构成引人入胜的场面。正如有论者指出：“不同体育活动的身体物理张力的技艺倾向形成各具个性的视觉样式和景观结构，因此，体育电影的构图，往往要选择性地塑造最能体现动感身体的景观场。”[9]不同体育活动要求的量化准则经由电影语言加工变幻成为当下国产体育电影影像表达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动感的技术身体景观。例如，在影片《头文字D》中，主人公们驾驶风驰电掣的赛车在秋名山上弯道漂移，便是一充满种高风险、高强度的、挑战人们生理、心理、物理的技术身体景观。在影片《翻滚吧！阿信》中，体操运动已经融入阿信的生命，即使他成为街头混混，也没有改变对体操的热爱，其技术身体景观的力量与美感的呈现完成了一个“长短脚”的少年实现梦想的励志故事。影片中阿信在水闸门上借助栏杆空中翻腾、撞球台上的鞍马动作、舞厅里斗舞段落的空翻，打斗中使用了滚翻、腾跃、旋翻等体操动作，结合动感音乐、逆光、摇镜头、甩镜头等电影语言共同呈现了一系列鲜活动感的技术身体奇观。在此意义上，当下国产体育电影中技术身体景观也可以视之为人类对追求极致的力量之美、速度之美、技巧之美、勇气之美的永恒渴望。

结语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中国体育电影创作产生了诸多新变，其变化主要体现在自觉的类型融合、开阔的创作视野，以及多元身体景观呈现等方面。然而，当下国产体育电影的类型杂糅、文化融合、自我重复的创作方式容易导致其内在叙事动机与叙事节奏遭到破坏，其断裂化、碎片化的多重文化表达难免失去准确定位，由此导致体育片内在吸引力亦被稀释，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产体育电影打造经典作品的创作格局。在电影生产模式日益走向成熟的今天，中国体育电影艺术表达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尤其在真实感、趣味性与人文关怀的融合方面尚待进一步提升，其创作观念、想象空间与哲学维度亟需注入革新的力量。

【作者简介】  年 悦，女，内蒙古兴安盟人，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

参考文献：

[1]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69.

[2]广告.申报（上海）[N].本埠增刊，1928-06-20.

[3]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阐释与建构[ J ].艺术百家，2017（5）：13-21，187.

[4]饶曙光，李国聪.新主流大片新拓展：范式转换与战略升级[ J ].当代电影，2017（1）：19-23.

[5]南帆.身体的政治.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21.

[6]王一川.《古田军号》：今昔对视中的微宏叙事[ J ].电影艺术，2019（5）：42-45.

[7]杨庆峰.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与技术身体——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之简析[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2-17.

[8][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中的身体[M]//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284.

[9]黄宝富.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论体育电影的身体美学[ J ].当代电影，2008（3）：121-125.

作者：年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