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

关键词：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依赖；制度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摘要：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农民政治参与受历史背景、初始制度选择、思想观念、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在参政权利、参政范围、参政渠道、参政制度等方面皆存在路径依赖，其发展明显滞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 篇1：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可能性和机制创新

【摘 要】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创新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机制，在制度层面上，要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努力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法律层面上，必须将公民特别是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及其保障与实现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上予以明确、巩固和发展；在政治结构上，要发挥政治性组织的作用，培育非政治性社团组织的成长，促进我国治理架构的合理调整。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

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二元户籍体制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使得应该随着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权利，却在日益走向边缘化。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不相符的，严重影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质量，也是对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的侵害。如何构建农民工政治参与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1.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对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成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帕特曼和麦克弗森认为：“只有通过参与才能促进人类发展，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治事务更敏锐兴趣的公民。”[1]农民工只有通过日益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只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政治，才能掌握更多的政治知识，获得更多的政治能力。所以，农民工政治参与不仅能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加强对政治体系的理解，增强政治认知能力和端正政治态度，逐步走向政治成熟。

2.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农民工作为利益相关群体参与城市政治生活，有利于推动政府建设，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确保决策执行的科学化。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还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他们基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心中的意愿不能有效地表达，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也落实得不够。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比较低。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是农民工一是没有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二是即使参与选举并且被选上了，也没有时间和意愿参与村民自治政权。其次，村民自治选举的形式和方式不利于农民工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在参加选举的农民工中，有的也亲自回村参加选举的，有的请别人代投票，有的用信函的方式。尽管村委会选举答应委托投票，但是亲自参加选举比其它方式能够更为真实的表达农民工的选举意愿。直接参与表达选举意愿的农民工较少，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程度，进而影响乡村政权的民主程度。这一系列潜在的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在制度的保障下，让农民工充分行使政治权利，有效地参与政治，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质性进步。

3.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迫切需要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群体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农民工在城市由于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成为了这种体制的边缘人。农民工缺乏社会政策的关心，农民工流入地的社会政策不能覆盖这个群体。现有的体制主要是治理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的职能，计划生育、子女教育、成人教育、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农民工覆盖率低，有的完全被排斥在外。工、青、妇等社群组织和流入地的社区建设工作也没有把覆盖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作为自己应有的职责。农民工这种城市弱者地位，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地的政治参与。城市是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地，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在城市工作生活中，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经常发生，比如农民工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弱势，也往往缺乏合同观念，在流入地碰到劳动纠纷、工资纠纷时缺乏相应的基本权益保障机制，有时甚至投诉无门。因此，农民工对是否同意在打工的地方急需一定的组织或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外来人员的利益这种说法非常认同。但是城市社区没有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规定和条件，农民工不能实现参与社区政治的愿望。

二、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边缘化的成因

1.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

邓小平同志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长期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规章、法律和组织体系，把我国人口划分为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两大不同权益的城市人和农村人群体。这种以城市和农村为地域界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工政治参与受到社会排斥。所谓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原先是指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也即“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利，不愿意别人分享之”[3]。社会排斥之所以会发生，是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类似，中国城市的社会排斥也体现在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城市外来人口不仅在经济、社会权益方面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而且事实上被排斥在城市各种政治组织之外；特别是在地方基层选举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五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居民、农民、个体工商户在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登记”，“人与户口不在一地的，由本人在取得户口所在地的选民资格后，在现居住地登记为选民”。显然，这种户籍制度羁绊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政治参与权，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4]。缺少这种手段，会导致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享受权的丧失。虽然，最近几年一些城市已经逐步放松了对户口的管制，农民工也可以取得城市户口，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真正能拿到城市户口的只能是少数。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民工要么回去参加选举，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要么回家乡办理选民资格证明，以便在城市参加选举。然而事实上，由于选举所付的经济成本和选举回报利益的理性博弈，农民工要么委托家里人代为选举，要么放弃。选举是如此，农民工的被选举权也是如此。所以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是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2.经济利益的内在约束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观认为，人们之所以参与政治是出于切实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出自本能、理智这样的精神原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自动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6]。“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7]。美国学者科恩指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经济是基础、是前提，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才有可能。从现实看，农民工大多数来自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对他们而言，进城的根源是城乡经济利益比较的结果，动机是挣钱、养家糊口，满足于最低层次的生活需求。这种低层次的目标诉求，很难培育为现代社会公民所应具有的影响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自尊、自信、自我实现等政治效能意识。对于农村的政治参与，基于城市做工的经济收益大于回去参与选举或政治活动所得的回报，大多数农民工放弃回原户籍地参加选举和其它政治活动，从而造成了他们对原籍地政治的漠视和参与的冷淡。可以说，经济因素使农民工群体游离于农村参与政治之外。当然，由于城市制度性的障碍，农民工也被排除在城市政治参与之外，这样，就使得农民工政治参与被事实地边缘化了。

3.组织化程度的低下消解了农民工政治参与

组织化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正如帕森斯（Parsons）所言：“组织的发展已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达到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8]作为一种完成各种目标的机制，组织对农民工的集体生活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作为一种个人与“无法企及的目标”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组织又发挥着媒介的作用，代表了麦克鲁汉所谓的“自我的延伸”。然而，我国长期实行限制性民间组织管理政策，各种非政府组织发展迟缓，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组织化水平低下，这种组织化程度的低下，消解了将农民工个体微弱的声音凝聚起来的可能，削弱了农民工的整体话语权能力，从而影响了城市外来人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有的城市群众性政治组织如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基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很难在组织上吸收他们，而且这些组织政治控制功能多于利益代表功能，主要起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政治“桥梁”和“纽带”作用，所具有的微弱的利益表达功能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城市市民利益的代言人，因而难以满足城市外来人口的政治参与要求。

在自建组织方面，由于缺乏活动资金、固定的住所和其它的社会资源，很难建立起合法的、代表自身利益要求的社团组织；这种自建合法组织的缺失，减少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总之，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他们日益远离城市社会的中心资源，只能作为一个“自在的阶层”，而不是“自为的阶层”而存在。

4.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及自身素质

列宁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9]。列宁在谈到俄国文化不发达对苏维埃政权的影响时又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10]。而从2006年10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农民工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2.57%，小学占12.74%，初中占52.04%，高中占26.67%，大专及以上占5.98%[11]。显然，农民工阶层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素质偏低的阶层。这种文化素质的偏低造成了政治参与意识的滞后，影响着他们对政治的认知和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政治参与意识，一般是指人们对集体、国家乃至国际的大事及其相应的政治活动的自觉认识，积极投入的心理状态；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是指农民工对待政治活动的思想倾向和基本态度，诸如，对待政治事务的关心程度，对自我政治成长与发展是否有明确目标，对步入政界、登上政坛的愿望和抱负等等[12]。农民工受小农意识影响，现代公民意识不强，在流入地以体制外方式生存，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对流入地区和单位没有认同感、归属感，缺乏主人翁意识，难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受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支配，农民工缺乏群体利益的认同与自觉，政治效能感较弱，显现出对政治利益的争取较为冷漠。

三、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可能性

1.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农民工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

农民工在家乡参与村民自治的实践经历，为扩大农民工政治参与奠定了思想基础。村民自治制度为中国农村社会赋予了民主内容，当农民一旦认识到民主选举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时，就会对政治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村民自治制度的广泛实行，使村民懂得了什么是选举和怎样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从一定层面上认识了现代民主制度，掌握了一些现代民主知识，提高了民主意识和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现代民主精神。

2.工厂等现代社会组织的工作经历增强了农民工的现代意识

工厂无疑是促成人的现代性的学校，单是它所提供的工作和组织经验，就能改变人，使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面转变得更现代化。工厂是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迥然不同的现代组织形式，是工业大生产的产物。农民工进入工厂后，学习和接受工厂教给他们的种种技术操作规程，遵守和适应工厂的制度，并以之作为行为规范的过程，也是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法制意识等现代意识在农民工的内心积淀和形成的过程。

3.城市生活的潜移默化提高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自觉性

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接触到了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城市文明，进而对城乡之间的差距，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农民工从事的工作都要和不同的人广泛接触交往，这种交往可以提供许多取得新知识的学习机会，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见解，也需要有表达意见的能力和判断能力。这种生活的经历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农民工的现代性。城市往往是商品的集散地，市场经济发达。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市场经济天生孕育自由、平等、竞争和法治等民主意识，长期面对市场经济的浸染，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

4.大众传媒的耳濡目染强化了农民工的政治意识

大众传媒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工业社会的标志。如果没有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现代社会就不会有效运转。相比流动农民的家乡，作为流入地的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农村资讯都比较发达，这就使农民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众传媒。这就很容易拓宽农民工的视野，使他们获取较多的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四、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机制创新

创新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机制，在制度层面上，要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努力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法律层面上，必须将公民特别是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及其保障与实现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上予以明确、巩固和发展；在政治结构上，重要的是发挥政治性组织的作用，培育非政治性社团组织的成长，促进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合理调整，使其与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一起通过良性运转，达到整个系统结构的平衡。

1.破除新旧二元社会结构，完善现行政治参与制度

要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现行户籍制度，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消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界限、农民与非农民的身份区别，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保障问题提供体制条件。制定跨部门、跨地区的全面协调的覆盖全体农民工的政策体系，打破城乡分割的政治参与状态，规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是以身份而是以地域为标准。拓展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创新参与形式。在选举时间上做适当的调整，村委会选举的时间可以抓住农民工春节返乡这一特点，以确保选举质量的提高。要不断完善选举程序、选举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确保选举过程的公平公正，从而有效地激发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建立健全维护农民工政治经济权益的法律体系

完善选举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使更多的群众尤其是农民工进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其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应当创造条件，使农民工在其居住的城市方便地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途径、新形式，建立和完善政治参与的保障机制。在现阶段，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立法，尽快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依法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建立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形成科学、严密的权利监督和约束机制，使监督工作有法可依，进而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人民自主、独立地实施对执政党及国家机关的各项工作的监督。

3.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政府应帮助农民工规范地成立自己的合法组织，使他们的权益表达渠道合法化，尽量减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使其政治参与制度化。充分利用农民工中现有的自治组织并予以规范。农民工流入地的工、青、妇等社群组织的工作职责要明确向农民工群体覆盖。我们党应加大在用人单位尤其是在私营企业中建设基层组织的力度，将农民工中的先进分子纳入组织成员，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在体制保障下，使农民工得到合法的保护自己利益的渠道，让农民工以组织为单位实行跨区选举，让农民工参与当地的选举，通过由自己选出的代表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把农民工中的代表纳入到各级政府组织体系中去，实现农民工政治权利的合法化、制度化。

4.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教育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们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低有关。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办法，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适当培训费补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远程教育等现代手段，向农民传授外出就业的基本知识。重视抓好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输入地要把提高农民工岗位技能纳入当地职业培训计划，支持用人单位建立稳定的劳务培训基地，发展订单式培训。要研究制定鼓励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政策。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科技、建设、财政、扶贫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切实做好农民工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39.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1994：

308，333.

[3]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6]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7]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00.

[8]TalcottParsons.Structure and Process inModern Societies[M].Glencoe IL：Free Press，1960：41.

[9]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00.

[10]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84-785.

[11]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R].2006.

[12]蔡华杰.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的透析[J].社科纵横，2006.

作者简介：唐震（1976—），男，江苏苏州人，讲师，现供职于中共南通市委党校，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作者：唐震

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 篇2：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关键词：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依赖；制度创新；村民自治制度

摘要：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农民政治参与受历史背景、初始制度选择、思想观念、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在参政权利、参政范围、参政渠道、参政制度等方面皆存在路径依赖，其发展明显滞后。推动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举措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即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拓展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

文献标志码：A

现代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并非所有的政治参与活动都能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制度化的、有序的、理性的政治参与才能既使社会保持稳定又能推动民主化进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按照法律规定农民正式享有参与政治的机制，是农民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决策的过程和行为。它是高品质的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在当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决定着整个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及频率大大提高，但农民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程度仍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将从路径依赖理论视角来分析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滞后的原因，探讨突破路径依赖、实现制度创新的途径。

一、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将对人类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的新解释。他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继续下滑，最终被“锁定”在一种恶性循环的无效率状态。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来分析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现状，可以看出其中也存在路径依赖现象。

(一)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初始制度形式。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有的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轨而相应变迁，而是沿着既有的路径继续发展。在一些旧制度和习惯做法的限制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简称“政治参与”)中路径依赖现象明显。

1　农民参政权利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从自治权看，农民第一次获得了直接选举“村官”和管理村务的权利，但在现行体制下，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和考核目标，并不情愿把权力完全下放给农民，而是继续把村级组织的职权作为自己权力的延伸，主导甚至操纵农村的选举和日常工作，并且到现在仍有部分基层干部对村民自治持怀疑态度。从选举权看，农民在国家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中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现行选举法规定，农村与城市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为4：1，无形中剥夺了四分之三的农民的参政权。这意味着各级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所占比例少；而且人民代表大会级别越高，农民代表比例越低，农民能通过人大说话的机会太少。另外，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下，农村和城市户口的划分使国家机关在录用工作人员时往往将农民排除在外，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和机会。这些事实表明，在农民参政权的规定和保障中存在种种限制，路径依赖现象明显。

2　农民参政范围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农民积极参与政治是希望通过各种参与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影响政府决策，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表明，凡是有关农民的政治决策，农民都应参与其中。但现实情况是：农民只能执行国家政策，响应党的号召，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过程中。换句话说，农民的利益要求能否在政治决策中得到反映，并不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政治参与状况，而是取决于权力精英是否重视和确认。而且，在这种执行型的政治参与模式下，农民行使参政权的层级主要集中于村一级，内容涉及自己的日常事务管理，对乡镇和县级政府的决策几乎很难发生直接的影响。农民参政范围狭窄，导致农民在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

3　农民参政渠道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当前农民参政主要通过人大、政协、信访、社团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这些渠道看似多样健全，但对农民参政真正能产生实效的却很少。例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因其产生机制的限制，往往在农民中缺乏群众基础，与农民之间也没有制度化的联系和沟通机制。信访是农民常用的表达利益的渠道，但实践中信访的低效率导致信访制度并不能有效地实现利益表达功能。就社团组织如农村中的共青团、妇联来看，其受制于村委会、村党支部，发挥作用的空间也较小。同时，我国农民又没有自己的组织——农会。应该说，农民真正能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多。农民参政渠道的缺乏或不畅，迫使农民不得不寻求制度外的力量。我国现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冲突较为激烈，再加上有些参与渠道的不畅或失效，导致当前农民政治参与中出现了一些抗争性或暴力性的制度外参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性事件。从数量上来看，2009年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与2008年基本持平，近9万起；从类型和性质方面来看，因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件均有所增加：这些事件集中表明了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

4　农民参政制度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靠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其实现的。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就具体制度如户籍制度、选举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等而言，在保障农民参政权利、畅通参政渠道、规范参政行为、保证参与实施等方面却存在着缺陷，甚至对农民参政有种种限制性规定。以选举法对选民登记的规定为例，公民是以户籍为依据参加选民登记的，这意味着那些长期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将很难行使其选举权力——他们的家乡观念日益淡薄，不能参加农村的选举而又被排除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城市选举之外。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表明农民政治参与制度构建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

(二)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中路径依赖现象的成因

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政治参与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是因为历史背景、初始制度选择、思想观

念、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等因素阻碍着制度变迁。

1　历史背景的影响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历史是重要的，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任何制度的建设都无法摆脱历史传统的影响。农民政治参与无疑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中国小农经济历史悠久，不仅造成我国农村生产力低下，经济十分不发达，而且还形成了中国几亿原子化的小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事实证明，这样的主体在贫穷的环境下是没有参政的热情和积极性的，即使参政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利益博弈格局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划分是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国家对城市和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人为地削弱了农民的权益，使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无疑限制了农民政治参与权力的行使。

2　初始制度选择的影响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初始制度安排会影响制度变迁。一项制度一旦形成，它会给社会提供一些获利的机会，并产生协调效应，促成其他相应制度的产生，从而形成一个制度网络。这种制度网络会使得变革或退出这项制度的成本很高，从而陷入“锁定”状态。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已经定型，其他社会制度也被制定出来支持着该体制，如户籍制度、选举制度、福利制度等。这些制度之间相互交错，形成了制度网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已取得巨大进步，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没有做到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可以说，初始制度选择所产生的强大制度惯性使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异常艰难，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3　思想观念的影响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的变化就是人们对博弈规则共享的信念发生变化的结果。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大都倾向于坚持自己已经形成的见解，要改变人们共享的信念是一个相当缓慢且非常困难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头脑里形成的“权威崇拜”、“清官思想”、“与世无争”等消极的政治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行为，造成农民在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缺乏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精神。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所指出的：“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再加上我国农村整体教育水平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对政治参与行为缺乏理性的、科学的认知和判断。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便形成路径依赖，制约着农民对理性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的选择。

4　既得利益集团行为的影响

伴随现有制度会产生一些与制度共存共荣的强有力的组织和利益集团，尽管这些制度开始逐步显现出阻碍整个社会生产活动发展的负面效应，在现实生活和经济发展中也不能得到有效支持，但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维护和加强现有制度。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政治的发展是一个多方互动博弈的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分配在各个集团之间均衡的过程。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以及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都存在拉锯式的博弈。在我国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以及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决策模式下，在上述利益博弈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必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基于政治成本和收益分析，在制度变迁成效不明的前提下，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主导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并且“从现存制度获益较多的参与人富有维持现状的资源和能力”。因而在现存制度中获利较多的强势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保证现存制度持续存在的力量。反之，农民因其在博弈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参与中或力不从心、或无能为力，而越发地疏离政治生活或铤而走险进行制度外的政治参与。

二、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创新——路径依赖的突破

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指出：“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而且“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农民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主张自己利益，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地进行政治博弈，不仅有利于农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中来。如果农民仍然没有或缺乏其他公民所具有的那些参政、议政的机会，在国家决策中仍然没有什么权利的话，那和谐社会的构建就只能是空谈。

农民政治参与中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导致农民政治参与滞后。推动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措施就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当前，创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是推动农民政治参与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理想的路径。

(一)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建设，为农民政治参与创造制度运行的条件

1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为突破农民政治参与的路径依赖创造物质条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发展和公民政治参与呈正相关，“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我国农村尚未完成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少部分农民没有脱贫，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当农民处于贫穷状态时，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参与政治。贫穷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农村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成农业产业现代化改造，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出路和机会，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使农民拥有与其他社会阶层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农民政治参与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　培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为突破农民政治参与的路径依赖创造文化条件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是以平等、参与、自主、宽容、理性为核心内容的文化。适宜的文化环境是政治参与制度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建设，需要消除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并帮助农民消除其对政治的依附心理和附庸意识，以及非理性、狂热、偏激、冷漠等消极政治心理；对农民进行民主政治意识、法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同时，通过政治技能的传授，让农民熟悉民主政治规则和程序，培养具有政治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精神的新型农民，进而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民主政治文化，为农民政治参与创造文化条件。

3　转变执政方式，规范干部行为，为突破农民政治参与的路径依赖创造政治条件

各级干部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面对广大农民，其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低将极大地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质量和进程。很多时候，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简单粗暴的执政方式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及贪污腐败等往往是导致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直接原因。因而转变执政方式，树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观念，规范干部行为，提高干部素质，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环境，既能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又能调动农民按制度、程序参政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对违法乱纪、素质低劣、损害农民利益的干部，要坚决清除出干部队伍；另一方面，要教育广大干部不断探索和遵循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执政。要教育广大干部转变“愚民”、“治民”观念，树立民主观念，实施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将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政策，都“暴露在阳光下”，鼓励农民参与到村级、乡级、县级事务乃至整个国家事务中去；教育广大干部树立法治观念，坚持“法未授权皆禁止”的理念，让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二)进行制度创新是突破路径依赖、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根本

1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注重城乡协调发展，消除农民政治参与的体制性障碍

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从根本上取决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恰恰在于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所能承受的限度，现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将政治参与的要求和行动纳入制度化轨道，这样政治体系就会不稳定，导致动乱和暴力的出现。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民与城镇居民地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身份地位、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平等，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的不平等。我们所关注的农民与城镇居民经济上的不平等，其实只是一种结果，它的根源在于体制上的缺陷所造成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农民没有城镇居民所具有的那些参政、议政的机会与场合，政治权利被边缘化。因此，变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走出城乡分治的格局，大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农村提供急需的公共产品、公共资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政治参与的体制性障碍。

2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

要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必须重视制度规则的选择和创新。首先，改革选举制度，保证农民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应依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增加农民人大代表人数，同时平衡不同阶层农民代表的比例，真正实现选举权的平等，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其次，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明确乡镇人大的职责，落实乡镇人大在权力运行中的核心地位，促使乡镇人大与政府工作剥离，保证乡镇人大在乡镇党委的领导下依法监督乡镇政府的工作。

3　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认真落实《村委会组织法》赋予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首先，健全村委会选举制度，分清村委会、村党支部、乡镇政权三者的关系和权力边界，确保三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健全村务公开和村民监督体系，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诚如著名政治学家布莱斯所说：“地方自治之实习，乃民主政治之最良学校，且最能保证民主政治之成功”。其次，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中国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却很低，没有自己的专门组织，这与整个社会的整合和有序发展是不相适应的。现有的乡村组织大多带有宗族色彩，缺乏科学的组织制度和行为准则。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优势相当明显：一方面，可锻炼农民的组织能力，增强农民的信心，提高农民的素质；另一方面，根据系统论原理，组织可把各种个体的力量进行优化组合，产生积极效应，其整体合力远远大于个体力量简单之和。这样既为农民参政提供现实的渠道，使其利益表达制度化、有序化，防止农民因缺乏组织和规范而采用非制度化的对抗行为，又提高了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能使其更好地实现、保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因而政府应该加大《村委会组织法》的执行力度，积极帮助、鼓励、引导农民建立专门的农民组织。

4　拓展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利益分化日益普遍、利益要求目益增多，由此带来的挑战是利益表达渠道明显缺乏或是无效。这就要求完善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如完善信访制度，严格信访流程，改进信访机关的工作方式，加大案件的监察力度，对信访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或不作为等行为设定追究其责任的司法程序等。同时，应为农民拓展新的利益表达渠道。目前，新闻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在表达公民利益、反映公民诉求方面作用日益突出，但其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机制构建还相当不健全；新闻媒体甚至还存在报喜不报忧、回避问题实质的现象。因而需要积极探索媒体反映农民呼声的机制，让社会听到农民的声音。

5　建立农民教育培训机制，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

农民政治参与的质量与他们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正如列宁所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民政治心理产生误区、政治行为出现错位的重要根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同时我国农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还有部分农民是文盲或半文盲，这种状况必然造成农民思想上的落后和民主法制观念的淡薄，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因此，首先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因地制宜地对农民采用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的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尽快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素养。其次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唤起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的参政能力，让农民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这样，农民就会越来越有头脑，进而成为积极、主动、有效的政治参与者，而不再只是闭目塞听、听天由命的“顺民”，或者超出法律界限、进行非制度参与从而造成负面作用的滋事者。

(责任编辑：刘永淑)

作者：李 敏

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论文 篇3：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农民上访研究

摘要：作为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农民上访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认同危机、清官意识、臣民意识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分别是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内在驱动、潜在因素和外在刺激。农民上访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削弱基层政府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破坏正常的政治社会化等。因此，需要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以逐步化解农民上访问题。

关键词：农民上访；政治文化；复合型公民文化

农民上访，作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主要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所说的农民上访，是指农民不采用制度化渠道和法定程序，而是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越过直接管理他们的基层政府，向高层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要求，希望影响或改变基层领导干部的决策和决定，维护农民自身权益。农民上访虽然不是新时期的特有现象，但不可忽视它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拟从政治文化视角出发，剖析农民上访的文化根源，提出消解农民上访危机的几点建议。

一、农民上访的政治文化根源

农民之所以上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原因应该归咎于政治文化。作为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政治文化深藏在人们的心中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彰显出来，它规制和指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如阿尔蒙德所说，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对统治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认知、情感、评价等取向。从政治文化上看。农民之所以上访，一是因为基层政府执行力不足，导致农民政治心理上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产生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二是农民政治心态上的“清官期盼”使然；三是由于“臣民意识”的影响；四是缘于上访的正激励效果。

1、认同危机：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在政治行为主义的分析模式里，认同是指政治系统的成员对系统持有忠诚与合作的态度，保证对系统的支持。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所谓认同危机，指公民个体或群体在政治取向方面发生危机，形成群体性的心理困扰。”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总体发展态势是好的。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就农村基层干部而言，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大吃大喝、贪污腐化、巧立名目、非法行政、官僚主义严重等。这些行为侵害了农民利益，加重了农民负担，伤害了农民感情，使农民对基层政府失去了信任，降低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我们知道，基层干部形象是评价基层政府的主要指标，基层干部粗暴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使农民难以在心理上对基层政府产生认同感，产生了认同危机。不过，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并没有消解农民对高层政府的想象和期望。在农民惯常思维中。认为要想解决基层问题或抑制基层政府的不良行为，必须求助于上级部门。对基层政府的认同危机和对上级部门的理想化，使得中国农民似乎有一种“上访情结”，一旦有事就可能走上访之路。

2、“清官期盼”：农民上访的内在驱动。清官意识和清官期盼是积淀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政治意识。在中国古代，农民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没有什么制度和文化可以确保农民参与政治。于是广大农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清官犹如甘霖雨露，是“拯民于水火”的英雄人物。百姓都希望清官能够为他们作主。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和民间故事中，常常有这样一幕：百姓一旦有冤屈，在历经磨难之后，总会有手握上方宝剑的“青天大老爷”忽然驾到。为他们伸张正义。在当下，农民虽然有了各项权利，但农民在政治心态上依然有着“清官期盼”的情结，希望有清官能够为他们谋福利、伸正义。正如学者葛荃所说，清官期盼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意识，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内涵之一，“清官期盼在漫长的政治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般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政治意识”。

当然，农民所期盼的清官往往不是来自直接管理他们的基层政府，而是来自高层政府。清官，实际上是农民对高层政府官员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正是“清官期盼”的内在驱动，促使农民遇事时会跨越基层政府，向上级政府寻求帮助。

3、臣民意识：农民上访的潜在因素。在中国古代。农民地位低下，帝王和官僚们都主张“庶民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政治乃是皇帝或衙门的事情。久而久之，老百姓形成了一种“庶民意识”，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介草民，政治上只能服从和依附于专制权力。而不积极主动参与政治。这种“庶民意识”必然会“造成老百姓对外界产生深重的无力感和政治冷漠心理”。一所以又有人这样说道：“传统中国社会成员形成了‘犬儒主义’的政治态度——对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漠与畏避。这种特别的政治文化‘遗产’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转型起着严重的阻碍。”庶民意识使得老百姓对正式的制度安排漠不关心，而一旦遇到事情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和经验去办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农民已经当家作主，他们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利。但是，在农民的政治亚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庶民意识”的现代演变：臣民意识。具有臣民意识的农民们，政治认知能力不足，不相信自己对政治能有所作为，不熟悉也不大会利用正式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臣民意识的背后则是对上级权力的崇拜，相信上级领导才是能够为民做主的。因而，农民在基层遭遇不公正或受到伤害时，不会主动采用正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首先想到“托关系、找领导”。如果找不到关系，那么就借用种族、家族乃至邻里的力量。利用上访(个人或集体的)等非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4、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农民上访的外部刺激。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农民采用了上访等非制度化的政治的方式，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获得了某些利益，产生了所谓的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相反，一些人通过制度化的信访渠道反映问题。不但效率比较低，而且还可能遭到打击与报复。这使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农民把上访当作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激励效果给了农民一种心理期盼，认为上访是有效的。能够对直接管理他们的领导干部施加压力，从中获得利益或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正是这种心理期盼，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民们一旦在基层遇到问题或遭遇不公时，就可能走向上访之路。可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是激发农民上访的外在力量。

二、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化解上访危机

农民上访现象的频频发生，暴露了农村现行政治参与制度和信访制度的缺陷，有助于敦促我们进一步思考制度设计的公正性。但是，农民上访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它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逐渐削弱基层政府的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不利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农民上

访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加强公民教育、改革信访制度、培育非政府组织等，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逐渐建立起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既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又兼顾到公民的守法与服从，它是一种理性的、节制的、宽容的多元文化。建构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的目的是要逐渐将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化解农民上访危机，从而建立起稳定、祥和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合理引导。“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本着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态度，高度重视农民上访问题。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农民上访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对待农民上访。不能采取打压的政策，只能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合理引导，将上访从非制度形式纳入制度化轨道，建立起参与型政治文化。

2、发展农村经济，奠定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物质基础。“社会心理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贫穷直接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业经济只会培养出高度依赖权力、缺乏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依附民”。因此，要切实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多渠道投入，积极推进科技兴农，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健全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要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实行正确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切实可行的富农政策，为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构筑起坚实的物质基础。

3、加强公民教育，为参与型政治文化进行思想启蒙。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需要思想启蒙。阿尔蒙德和维巴曾说道：公民文化在美国及英联邦其他国家中的发展。是它在几次大的论战中赢得胜利之后才开始的。他们所说的大论战就是指思想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智，培育独立人格，引导他们以积极态度参与政治和治理。

在西方社会，公民教育已经比较成熟。自启蒙运动开始，德国就非常重视公民教育，一方面是培养人的主体性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是培育公民德性与公共善。美国则在1972年就开设了公民学。以培养公民的爱国心和对政治制度的认知。英国等西方其他国家也都十分注重公民教育。在当前，对我国农民进行公民教育应当侧重三个方面：一是培养“理性民”，让农民学会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政治，受理性而非情感支配；二是培养“参与民”，侧重于培养农民正确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并在参与中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三是培养“道德民”，培养农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提倡农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爱国情感，使农民在实现“公共善”的同时实现自我。一句话，公民教育根本目的是要使农民角色发生转变，从臣民、顺民转向有独立人格、有责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好公民，以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契机，带动复合型公民文化的建设。

4、改革信访制度，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实践平台。农民上访在很大程度上凸现了信访制度的缺陷。信访原本应该是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但是农民并不喜欢通过这些机构反映问题。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信访部门人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办事效率较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截访、控访等事情屡有发生，百姓担心受到迫害与打击而不愿意利用制度内的信访渠道。而且，我国信访条例更多是强调信访人的义务，而不是保障信访人的权利。因而，要把农民上访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必须改革现有的信访制度，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整合信访信息资源；尝试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探索“大信访”格局；要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建立起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坚决查处迫害信访者的案件。总之，要改革信访制度，理顺信访的处理渠道。确保信访渠道畅通，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实践平台，从而促进复合型公民文化的逐步形成与完善。

5、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组织平台。非政府组织(NGO)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重视，因为在社会发展中它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不足。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活动。所以。可以通过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比如鼓励发展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基层工业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慈善组织等各法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帮助群众学会自我管理，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以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从而消除无序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危害。

责任编辑　崔　颖

作者：舒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