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政治参与高等教育论文

作者简介：黄洋（1972-），男，江苏灌云人，金陵科技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副教授、公共管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高等教育。摘要：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需要深入研究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在主体、载体、途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女性政治参与高等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女性政治参与高等教育论文 篇1：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探究

摘  要：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是网络政治化的产物。它是现代公共政治生活在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延伸，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通过对广东省多所高等院校的大学生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存在主体认知不够明确、权利意识淡薄、政治信任较低等现实问题。建议引导大学生加强对现实社会政治参与与网络政治参与矛盾的辩证认识，正确认识网络政治参与角色定位，确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主体观，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管理机制，提高大学生政治信任。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大学生;政治信任

依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的提法，“政治参与”是指“参与制订、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这一宽泛的定义适用于从事这类行为的任何人，无论他是当选的政治家、政府官员或是普通公民，只要他是在政治制度内以任何方式参与政策的形成过程”^[1]。网络政治参与，顾名思义，实际上是指公民通过网络虚拟社会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通过或实施。大学生网络政治信任体现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政治的实践，对政府活动，包括依法行政、信守承诺、提高服务等表示坚信的自我意识。

2019年8月3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2]网络政治参与可以说是随着网络的出现和普及而产生和发展的。网络政治是现代公共政治生活在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延伸，并且网络政治参与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网络政治参与方便快捷地传递公民的议论舆情，是凝聚民情、民声、民意的聚水塔。网络政治参与切实有效地构建官民良好互动关系，是促进官民关系和谐的润滑剂。网络政治参与稳定持续地敦促政府行动，是监督政府活动的助推器。^[3]网络政治参与正成为公民通过网络表达政治态度、影响政府结构和决策的重要途径。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了从网络政治参与的角度了解大学生的政治信任，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政治信任，从2019年9月至10月，笔者面向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东药科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大学、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等高校学生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调查共收到问卷965份，有效问卷958份，有效回收率为99.27%。其中性别比例为男性占27.35%，女性占72.65%。年级比例为一年级占78.5%，二年级占9.71%，三年级占3.03%，四年级占2.82%，五年级占5.22%，其他占比0.73%。90.81%的被调查者是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文史哲等）专业的学生，4.91%的被调查者是自然科学类（数理化、机电工程等）专业的学生，4.28%的被调查者是医学类（临床、影像、法医等）专业的学生。

（二）研究方法

文章采取课题组自行设计的“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中的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调查”问卷，主要由课题组成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辅导员等发放问卷，对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内容涉及大学生对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性的认知、大学生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权利的认知以及大学生对网络政治参与信任的认知。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认知不够明确

所谓主体观是指公民肯定或认可自身在网络社会中的主体地位或主人翁身份的总观点和总看法。大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主体观，才能在网络参与过程中积极开展影响政府机构及其决策的行动。通过调查和统计，97.39%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虚拟社会对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适应绝大部分大学生对网络信息开放、自由、共享的需求。93.53%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虚拟社会是现实与虚拟交融的空间，背后反映的是绝大多数大学生逐渐认识到网络虚拟社会的本质。网络虚拟社会的产生来源于现实社会，和现实社会其他政治活动参与一样，也会对政府公共决策等方面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然而，网络政治参与相较于现实的社会政治参与又有其特殊性。调查显示，60.13%的大学生认为互联网虚拟空间比真实空间自由度更高。37.06%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虚拟社会中的言行与现实社会中的一致，22.23%的大学生认为不一致，40.71%的大学生认为不清楚。由此看出，大学生普遍认识到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差异，但对大学生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角色担当与现实社会的角色担当是否一致态度模糊。

如图1所示，关于自身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身份认识，59.6%的大学生认为是公民，也有22.34%的大学生认为是旁观者，甚至有4.49%的大学生认为是游戏者。这反映的是大学生对自己在网络空间的身份认知不是很明确，近一半的受访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公民在网络虚拟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47.7%的大学生认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是监督关系，34.66%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虚拟社会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平等的。11.06%的大学生认为在网络虚拟社会中政府与公民之间是指导关系，6.58%的大学生认为在网络虚拟社会中政府与公民之间是管制关系。由此可见，将近七成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形态。

大学生在网络虚拟社会中从事活动的频率按从高到低依次排序是：查找学习资料（72.34%）、维护社交活动（70.46%）、进行游戏娱乐（69.73%）、阅读新闻资讯（67.54%）及其他（21.5%）。网络虚拟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突破了大学生现实社会的时空限制，在学习阅读、人际交往、娱乐等方面拓展了发展空间。通过进一步调查，53.55%的大学生认为在时政新闻或问题的表达中，言行肯定会影响到现实社会，31.84%的大学生持模糊态度，14.61%的大学生认为在时政新闻或问题的表达中，其言行肯定会影响现实社会，31.84%的大学生没考虑或说不清。对于网络媒体报道的时政新闻，76.41%的大学生往往积极关注但很少发言，仅有3.55%的大学生积极关注并积极发言。由图2可知，大學生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较低，且大多处于被动状态。

（二）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淡薄

所谓权利观是指公民对于自身能在网络社会中表达合理正当要求的看法和观点。只有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充分尊重公民权利观，才能有助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调查表明，56.58%的大学生认为网络社会中的时政新闻“当然”与自身有关，37.68%的大学生认为网络社会中的时政新闻“有时”与自身有关，仅5.74%的大学生表示与自己“完全无关”或“说不清”。也就是说，九成多大学生对于自身与时政新闻或政治事件之间的联系有一定认识。对于人们在评论时政新闻时的状态，24.53%的大学生认为是“真实性情的流露”，18.68%认为“我不清楚”， 7.62%的大学生持“防范戒备的伪装”的态度，49.16%的大学生觉得“不同网络平台状态不同”。这意味着将近半数的大学生在网络虚拟社会中能理性地进行政治表态。

调查发现，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在网络虚拟社会的行使和履行情况，59.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公民权利得到维护，3.24%的大学生表示自己的权利遭遇侵害;65.66%的大学生觉得自己履行了义务，11.17%的大学生觉得自己忽视了义务。调查显示，网络虚拟社会中公民的政治权利从高到低次序排列是：表达权 （88.73%）、监督权（81.94%）、民主管理权 （52.51%）、选举权利，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49.27%）、其他13.05%。如图3所示，大部分大学生在网络虚拟社会中能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网络社会中合理表达正当要求。

63.15%的大学生觉得网络社会中公民权利与国度的差异有关，仅17.43的大学生认为网络社会中公民权利与国度的差异无关，19.42%的大学生表示“说不清”。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能清晰认识到网络虚拟空间中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定位，能正确认识网络社会中维护自身权利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规范。93.42%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法律，保障公民在网上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2.09%认为“没必要”、4.49%的大学生表示“不清楚”。63.47%的大学生表示认同采取实名制来规范网络社会发展的问题，仅2.51%的大学生表示否定采取实名制来规范网络社会发展的问题，34.03%的大学生认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保障网络虚拟社会的权力观问题，仅极少数的大学生否定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应通过制定专门的网络规章制度或法律法律，如规范网络实名制，行使其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规范职能。

（三）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信任度偏低

大学生网络政治信任体现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政治的实践，对政府活动，包括依法行政、信守承诺、提高服务等表示坚信的自我意识。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中对政治社会活动的关注与参与的提高，是当代社会政治发展目标所指，网络政治参与信任的提高，更是政府活动的民心所向。网络组织是大学生参与网络活动的重要场所，对大学生参与网络活动的网络组织结果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依次为参与娱乐性质的网络组织（84.34%）、参与学术性质的网络组织（69.31%）、参与经济性质的网络组织（38%）、参与政治性质的网络组织（32.78%）、参与其他性质的网络组织（29.65%）。其中，高达85%的大学生在线参与娱乐性网络组织，只有约30%的大学生参与政治性网络组织。可见，大学生参政积极性明显低于其他网络活动。数据表明，70.67%大学生偶尔通过网络了解和监督政府活动，12.53%大学生经常通过网络了解和监督政府活动，16.8%大学生从不通过网络了解和监督政府活动或说不清楚。由此可见，网络已经成为部分青年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载体，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政治活动手段来实现有效的政治参与。关于大学生获取信息来源渠道的方式方面，大学生中有91.86%是通过微信、QQ、微博等聊天平台关注国内外时政新闻，67.64%通过新浪、网易、搜狐等门户网站关注国内外时事新闻，58.35%通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新闻网站关注国内外时事新闻，10.54%通过铁血、天涯、贴吧等社区论坛，9.81%翻墙境外或国外网站，13.78%采取其他途径。多于半数的大学生会通过官方新闻网络媒体获取新闻资讯，甚至将近一成的大学生也会通过国外网络媒体获取新闻资讯。大学生获取信息源渠道的方式反映了他们对网络信息的态度。如图四所示，对于获得的网络信息，41.86%大学生对网络信息表示怀疑，23.7%大学生信任主流媒体报道，16.18%的大学生信任政府官员的言论，1.98%的大学生信任公众人物的言论，1.77%的大学生信任熟悉人士的看法，也有将近14.51%的大学生不信任网络信息或认为“说不清”。由此可见，虽然一部分大学生对网络信息能有自己的理性判断，但是，大学生信任官方政府代表的权威言论的比例较低，政府官员的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讨论与建议

（一）加强对现实社会政治参与与网络政治参与矛盾的辩证认识

现实社会的政治参与与网络政治参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为了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和政治信任度，必须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与现实的社会政治参与相比，网络政治参与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政治参与是公民（个人或团体）通过政治活动影响政府机构及其决策形式的过程。在开放的网络虚拟空间，只要公民通过网络平台针对时政新闻表达态度及传播信息观念，事实上就承担了政治参与者的身份。二是政治参与者的权威性削弱。网络信息自由共享的内在要求，使得网络虚拟社会为政治参与者提供信息开放、平等交流的平台。网络虚拟社会扁平化的治理結构消解了现实社会冗余的科层制结构中的权威性，更体现网络政治参与者平等互动的权利意识。三是政治参与者的虚拟性突出。网络虚拟社会本身是一个虚拟空间，其实质是信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网络虚拟技术的发展使得参与者在网络上完全依赖数字化信息传输。因此，由于数字化信息传输的网络实质，互联网上的政治参与明显具有虚拟性。虽然网络政治参与不同于现实社会政治参与，但是由于大学生政治参与者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转变，因而从根本上讲，二者又有共同的特点。首先，网络政治参与者的范围越来越广，每个公民都可以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扮演政治参与者的角色。然而，只有当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和意义时，网络政治参与活动才能有序进行。其次，虽然网络政治参与者的权威性有所削弱，但政治参与本身的政治性质并没有改变。大学生只有积极参与政治实践，才能有效地完成影响政治活动的使命。最后，虽然网络政治参与者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拟性，但并不意味着网络政治参与者及其角色的模糊。网络政治参与与现实空间政治参与的本质联系，启示着参与者努力学习网络技术，适应网络发展，发挥网络优势，以便更好地肩负起网络参与者应当承担的责任。

（二）树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观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观是对“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身份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在网络政治参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生对网络政治参与主体观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积极形成影响政府机构及其决策的行为形式。为了实现网络参与者的主体地位，大学生应始终积极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活动。调查显示，虽然大学生对于虚拟社会中人的自由度拓展表现出较大的信心，但是总体上而言，大学生对于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意识重视不够，主要表现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两重性”。尽管网络政治参与来源于现实的社会政治参与，但是网络政治参与逐渐呈现出与现实社会政治参与不同的发展逻辑，俨然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总体而言，仍有一些大学生对网络政治参与主体观认识不够，对公民身份在网络空间的拓展认识不深。第二是因为网络虚拟社会交往形式的“失觉性”。网络政治参与突破物理時空对现实社会交往形式的限制，重构了现实社会交往模式和交往形态。与此同时，网络政治参与使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情感感知能力降低，心理隔阂加大，出现社会交往的“失觉性”。在虚拟现实空间中，大学生要正确认知自己的主体角色。第三是因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多变性”。网络政治参与是人类政治活动在虚拟空间中的创新和发展。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也使得网络政治参与不断完善和发展。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隐私性需要不断提高，因此大学生也应该对网络虚拟技术的发展保持高度的适应性。总之，大学生参与网络政治的主观认知反映的是大学生对自身在网络政治参与中角色定位的认识。大学生只有深刻理解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公民身份，并使自己适应网络虚拟社会交往形式的新变化及适应网络虚拟技术的更新发展，才能促进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积极开展影响政府机构及其决策的行动方式。

（三）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管理机制

从网络政治参与的角度看，政治态度的传播借助于网络载体。网络载体是联系政治参与主体，即大学生和政府活动包括依法行政、信守承诺、提高服务等的桥梁和纽带，是政治活动参与在虚拟空间得以实现的中介。依据调查，仅少数大学生会经常通过网络了解、监督政府活动，即少数大学生对于网络政治参与表现的是经常性的参与态度。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承载着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息，但这种政治态度和信息表达的总量和质量参差不齐。挖掘出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中提升大学生政治信任的路径，并进一步满足大学生网民需求，构建切实可行的政府治理能力的绩效评估体系，势在必行。提高大学生政治信任，既需要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更新自身的主观认知，也需要网络政治活动组织提供有效的参与渠道，还需要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的管理机制。其中，网络政治参与管理机制的完善主要体现在组织协调机制的协调上。网络政治参与管理是一个整体系统，需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合力，以实现网络政治参与本身期望实现影响公共政策的目的。网络政治参与管理机制的完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或高校辅导员、政治活动创设者、网络政治参与者等诸多因素的协调与配合。比如，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管理需要将网络政治参与活动的内容与网络政治参与的环境相协调，充分发挥环境作用，保证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正向运行。

习近平早在2014年主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就提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的目标。^[4]网络强国的背后不仅要靠硬件层面的强国，如发展网络技术、科技力量;还需要软件层面的强国，如扩大文化影响、政治辐射等。“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本质上不是单纯的科技进步事件，而是一种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现象，是‘人’本身的问题。”^[5]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中大学生政治信任问题实际上是理想信念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在网络虚拟空间的展开。因此，根据广东省多所高等院校大学生关于政治信任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存在主体认知不太明确、权利意识淡薄、政治信任较低等现实问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应引导大学生加强对现实社会政治参与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矛盾的辩证认识，使其正确认识其网络政治参与的角色定位，确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主体观，提高大学生政治信任。

参考文献：

[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08-609.

[2]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9-08-30）[2020-02-10].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2019-08-30.

[3]莫楠，傅义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下的政府公信力提升路径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3（08）：65-67.

[4]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N].人民日报，2014-02-28（01）.

[5]谢海光主编.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5.

责任编辑  邱翔翔

作者：莫楠

女性政治参与高等教育论文 篇2：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主体载体与途径研究

作者简介：黄洋（1972- ），男，江苏灌云人，金陵科技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副教授、公共管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高等教育。

摘 要：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需要深入研究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在主体、载体、途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当前，应针对存在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扩大新的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的人员数量、质量，扩大现有政治参与载体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吸纳量，在新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政治参与的组织制度，在中共党组织中增设管理和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的专门工作机构，依托社区构建党政机关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网络，建设针对新的社会阶层的互动媒体。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主体与载体；途径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通常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政治参与可以理解为人们以各种方式努力影响政治生活的过程；狭义上的政治参与被认为是人们对政府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的政治行为”［1］。笔者认为，我国的政治参与指普通公民的活动，不包括政府官员及职业政治活动家的活动。因此，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主体是其个体成员，即公民，而非是以阶层整体为主体来主张政治权利。同样，关于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载体、途径的研究和探索应该着力于个体参与的载体和途径。本文试图通过南京市的实证数据分析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在主体、载体与途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讨论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思路。

一、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主体、载体、途径的存在问题

（一）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主体存在的问题

1.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态度差异性较大，给动员参与带来困难。从抽样数据看，南京市不同的新的社会阶层之间对政治参与的热情程度差异较大。总体上，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参政议政诉求相对强烈，其他新阶层的政治诉求相对较弱一些。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经常谈论政治，私营企业主中经常谈论政治的不到30%；近30%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经常谈论政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中经常谈论政治的仅20%多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人员中经常谈论政治的人士则仅约15%。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中超过56%的人很关心或比较关心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50%以上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平常关心党和国家的方针与政策，50%的私营企业主平常关心党和国家的方针与政策，民营科技企业技术人员中不到47%的人士平常很关心和比较关心党和国家的方针与政策，约42%的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平常关心党和国家的方针与政策。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中超过40%的人对参政议政非常感兴趣或比较感兴趣，私营企业主中对参政议政不感兴趣的将近30%，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中对参政议政不感兴趣的则超过30%。

南京市新的社会阶层中同一阶层内部政治参与的需求差异也较大。由于行业、职业或者经济地位甚至性别之间的不同，同一个阶层中人士在政治上的诉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关于目前适合自己的最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的选择，在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中，男性选择中共党组织的比例最高，女性选择社会团体的比例最高；20-35岁之间、46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人选择中共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比例相同，36-45岁之间的人选择中共党组织的比例明显较高。在私营企业主中，女性选择中共党组织的比例最高，男性选择社会团体的比例最高。

2.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政治的意识不强，影响现有参政载体和渠道功能的发挥。南京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的人，已经有一部分进入了现有的政治参与载体参加政治活动。数据表明，南京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与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中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人员比例平均已达到8.4%。已经在人大、政协任职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部分都能够认真履行职责，但也有少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仅仅将委员和代表的头衔当作荣誉而不是责任，甚至有人任职多年都没有参加过提案工作。按照“让个体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的思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凡在工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都是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会员，但是在接受调查的个体户中，只有15.5%的人知道自己已经参加了工商联、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社会团体。

（二）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载体的存在问题

1.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载体缺位，不能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广泛参政的需要。南京市现有的政治参与的载体主要包括政党组织、政权机关、民主协商机关、民主管理机构、群众自治组织、社会团体等。从抽样数据看，男性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女性私营企业主、研究生层次的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个体户都认为通过中共党组织参政是目前最适合自己也是最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但是，在专职工作人员、专项活动资金、专门活动场所、稳定活动时间四个方面都能够支持中共党组织活动的民营科技企业仅有26.2%，在这四个方面都能够支持中共党组织活动的私营企业仅有21.3%，说明中共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建设与发展远远落后于新的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的需要。同样，在这四个方面都能够支持工会、共青团组织活动的民营科技企业分别仅有28.7%和25.4%，私营企业分别仅有24.7%和20.7%，说明工会、共青团作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在新的社会阶层的企业中的建设也还很落后。

2.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载体层次还较低，不能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向更高层次表达利益诉求的需要。从南京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担任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职务看，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比例仅约占13.5%，江苏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约占36.5%。从参加的社会团体的层次看，参加全国性社会团体的人士仅占参加了社会团体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数的7.4%，参加全省性社会团体的人士仅占参加了社会团体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数的33.2%。

南京市2005年认定的686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有550家是民营科技企业；2009年在全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中，民营科技企业占70%［3］。随着科技和人才在创新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可以预料，在南京市全面转向发展创新型经济的过程中，新的社会阶层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多，他们在经济上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经济决定政治。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的利益诉求将会越来越多，重要性也必将越来越大，他们渴望进入更高乃至最高层次的政治参与载体中去参与政治，影响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但党和政府安排新的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的载体层次提升速度还没有跟上这些阶层队伍发展的速度和他们政治诉求上升的速度，现有的政治参与层次还不足以满足他们寻求社会承认、反映疾苦、畅诉心声、提高社会地位的需要，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也没有得到及时适度的表达和反映，尤其是难于传导到党和国家的决策高层。

（三）南京市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途径存在的问题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载体给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选举、听证、建议、申诉、控告、信访、陪审、对话等多种政治参与的途径。从抽样数据看，在南京市，“通过媒体反映”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与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发表参政议政意见与建议的首选途径，选择这条途径的人员比例相应为36.8%、40%、44.7%、41.8%。“通过网络”成为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发表参政议政意见与建议的首选途径，选择这条途径人员的比例相应为40%、50%。随着现代传媒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能够提供远程政治参与的通信通讯技术设备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用品，传统的人身位移参与政治的活动方式已经跟不上信息化时代生活节奏，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和民主政治的包容性及开放度越来越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越来越希望参与政治的途径能够更多更方便。这说明，现在需要适应形势的变化，进一步为新阶段政治参与开辟道路。

作者：黄洋

女性政治参与高等教育论文 篇3：

政治关系视角下保障女性权利的问题探讨

摘 要：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实现公平的利益分配，保障女性政治权利是当下研究热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提高女性权利，必然需要女性有序且有效地参与政治。因此改善政治关系减少女性政治参与阻力，才能切实提高女性权利，进而促进社会共同利益，实现公平、正义。

关键词：女性权利；政治利益；政治关系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形成的[1]。在漫长的父系社会中男性掌握着社会利益分配的权利，由于我们所能分配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女性在社会中所能得到的利益不断被压缩。把女性看作是一个利益群体，则必要的政治权利是其实现利益要求的特定方式和凭借。在政治权力形成后，女性群体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要求，主张自己的利益，并要求政治权力确认和保障这种资格。女性政治参与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热点，女性的政治参与程度直接关系社会的民主文明程度，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又一次提到“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女性政治参与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保障女性权利的理论依据

1.社会公共利益的使然

女性权利的利益基础是女性这一特定社会群体与其他群体形成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被认为有可能扮演促进包容、调和多元社会中可能存在的诸多不同个体和群体利益的角色，特别是使人们在关注现有人口或者其中占据主导的群体的利益同时，也关注思考社会未来成员的利益[2]。马克思主义女性思想的核心内容认为女性被压迫是源于“私有制”，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巩固和强化了男权对女性的绝对占有和统治[3]。我们不能将女性群体当作一个革命阶级看待，因为阶级的本质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体或人群共同体。但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以占有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标准为普遍适用标准，表面上做到“平等”但却极大地剥夺了女性权利，让女性在以男性特质为主要范式的社会中“公平竞争”。在邱仁宗主编的《女权主义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到，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只考虑经济原则，而不过问平等的社会公正原则，使得妇女成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受害者[4]。

在早期的母系社会之中，女性通过其聪慧、细致的性格特质参与劳动，采集食物、从事原始农业和制备日常的衣食。在父权顶峰时期，妇女也要肩负主持家务的责任。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通过推动妇女成为“社会人”“单位人”，以公共领域淡化甚至抹杀性别差异的“实质平等”来带动私人领域的性别秩序的变革[5]。女性追求的权利平等并不是将自己“男性化”后来和男性“公平竞争”。社会公共利益不可能只由单一性别创造且享有，美国的迈克·费恩塔克在探讨公共利益的概念时说到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的概念可以作为人权概念的一个补充，或将其视为在与公民身份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之间提供某种程度的联系或平衡。

2.政治公平正义的体现

民主的基础建立在人权这一概念之上，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将人权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和政治权利，一类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女性作为公民，是社会成员的组成部分，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也应当得到保障。政治正义是政治正当性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正义，就很难有政治正当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法国的皮埃尔·勒鲁在《论平等》中说，要确立政治权利的基础，必须达到人类平等，在此之前没有权利可言。在20世纪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朱纶在《女子参政之讨论》中说：“男女既称平等而最大者则为对于国家权利义务之平等”。我国宪法四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人权法制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女性权利的保障是国家政治层面的课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有效的政治参与是保障女性权利的重要途径

政治参与可界定为公民及联合体为影响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而从事的与政府决策有关的各种政治行为[1]。女性或作为个体、或作为群体都可以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来影响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妇女政治参与从广义上又可以分为基础层面的民主参与和高层次的权力参与，权力参与是民主参与的集中体现，民主参与要以权力参与为途径[6]。在一些研究中，评估女性政治参与的维度往往局限于量，甚至仅局限于权力机关中女性的量。维巴将政治参与加入了质与量两个常用维度外的其他四个维度，即：施加影响的类型、结果的范围、冲突面向以及需要的主动性。因而在强调女性有序性政治参与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女性有效的政治参与。有序参与保证的是社会秩序，而有效参与保证的是参与目标的实现。当然女性有效参与政治是建立在有序参与的基础上的，女性有序政治参与是政治正义的体现，有效政治参与才是保障女性权利的途径。

在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我国曾掀起四次女性参政运动，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中女性占有了一些席位，然而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并没有提高。对于那时女性参政运动并没有实质提高女性利益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女性参政只在少数范围内实现，并且大多借助其所在阶级的力量达到的参政目的。正如向警予所说，这只是追求“自由”的娱乐消遣。其次是人们普遍只限于理论支持，多数人在心里还是对女性的参政能力抱有怀疑甚至是歧视。最后是大多数的女性不具备政治参与能力，在女性尚且不能享受教育公平的年代，关心柴米油盐显然比关心政治要有益得多。

如今在我国女性的政治参与之路依然不平坦。人们之所以從事行政活动，其根本动因在于人们实现自己利益的要求。女性参与政治多偏重于个人利益导向，涉及的往往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无法反映女性群体的普遍利益需求和政治意愿，其产生的社会回应力也小，对总体政治过程的影响非常有限[7]。女性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参与政治的现状就如同一盘散沙。政治参与总是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的社会环境影响。不同的女性拥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受过不同的教育，拥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导致了其作为利益集团施加的政治影响十分有限。整合女性利益，增加女性的政治参与主动性亟待得到重视。此外，女性参与政治存在比例低、层次低、质量低等问题。在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中男性与女性领导人的数量明显与总人口数比例不相配，而且女性领导人大多从事副职或处于非核心部门。女性参与政治中不能被看作是政治符号或象征。

三、全方位改善政治关系确保女性权利

大多数学者认为，女性政治参与度低与参政能力不足有关，而教育缺陷直接导致了女性的参政能力不足。全国文盲与半文盲人口中女性占比远远高于男性，2011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女性教育问题已经处于国家战略层面，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10月发布的数据：2016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首次超过一半达50.6%；普通本专科女生占52.5%，但是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女生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50%。与此同时，即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群体中对于政治的关注度高但参与度低，并且普遍认为男性在政治权力中具有性别优势[8]。缺乏女权主义核心理论的指引导致这些受过高层次教育的女性只会在寻求性别平等的路途中怀疑自我，甚至思想走向极端。

其次与社會广泛赋予女性的家庭价值有关，长久以来的文化刻板“男主外女主内”禁锢住女性的参政热情。女权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是由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赋予女性和男性的一套属性，是一种文化构成物，即人类建构的产物，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而在建构时往往会比照真实或假想的生理性别特征[6]。社会长期发展所形成的性别建构根植于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有时候性别平等的阻力甚至来源于一些女性。

最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性代表人数在逐年提高，但是对于女性获得平等的政治利益仍然没有系统的制度化保障，导致例如：高层领导中女性占比较少、女性平等晋升渠道闭塞、女性的政治话语权低等问题凸显。亨廷顿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归结于是否有足够的制度化水平，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9]。在我国促进女性政治参与，提高女性政治利益必须要用制度与法律的破冰锤。一是要改善人大与政协“两会”中的代表结构，逐步提高女代表人数。二是要有提高女性政治素质的一系列政策，研究女性政治素养欠缺的主要原因，制定可行培养方案，向女性提供充分的政治实践机会，拓宽民主参与机制。三是拓宽女性的多渠道政治参与道路，用制度给予女性更多的话语权。如今多元化的政治表达渠道为女性政治利益提高带来了机遇，因此建立公平、公正、开放的利益表达机制能有效改善紧张的政治关系。

保障女性政治权利是每一个拥有现代文明国家所必须要做的。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实现平权的根本，教育能使女性摆脱“柔弱”的标签；建立平权文化是实现平权的必经之路，当女性的实力被全社会所看到，那些质疑与歧视会被视为失败者的诡辩，渐渐消失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不论是教育还是文化都离不开政策与法律的保障，没有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女性的能力会被压制在“厨房圈子”。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美]迈克·费恩塔克.规制中的公共利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何华征.现代化语境下的两性和谐问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西方女性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4]邱仁宗.女权主义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董丽敏.“性别”的生产及其政治性危机[J].开放时代，2013（2）.

[6]付翠莲.缺席与在场——当代中国妇女有序政治参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杜美玲.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回顾和展望[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3）.

[8]杨霞，郭彩琴.高校知识女性政治参与意识调查研究——基于山西省7所高校的调研[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5（1）.

[9][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作者：陈玉 李宝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