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探讨论文

在现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当中，熊十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熊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融汇西方现代文化，打通儒佛，辟空立论，创建了“新唯识论”学思体系。他的“体用不二”“返本开新”之论，深深影响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时至今日，熊十力极富原创性的思想依然为学界所关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五四新文化运动探讨论文 篇1：

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本刊讯  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深入探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历史关联，4月18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在上海共同主办“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学术研讨会。

原解放军后勤学院一级教授邵维正少将作主题报告《五四运动历史地位与重大贡献的再认识》。他指出，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奠定了建党的思想、阶级、组织基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00年后的今天，经过历史的沉淀，再看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一定会有新的认识。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以《关于那个时代与人物的若干思考》为题作主题报告。他从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促进作用等方面，阐释了自己对当前党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论文交流环节，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18个省市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以及相关思潮、人物、报刊及社团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严爱云为本次学术研讨活动作总结。她指出，党的诞生地上海有着丰富的党史资源，有历史的现场可进，有历史的文物可看，有历史的故事可讲，有历史的人物可学。这次研讨活动，紧密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主题，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具有丰富的学术价值，史料挖掘详实，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二是政治导向鲜明，研究视野广泛，并关注历史的细节;三是进一步推进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进一步传承了五四精神和建党精神的伟大意义和时代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学术研讨活动受到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共收到论文137篇。主办方从中遴选出60余篇优秀论文参与交流。同时，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導下，充分发挥馆藏文物资源和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优势，策划举办的“伟大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也于当天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幕。

作者：刘捷

五四新文化运动探讨论文 篇2：

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的力作

在现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当中，熊十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熊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融汇西方现代文化，打通儒佛，辟空立论，创建了“新唯识论”学思体系。他的“体用不二”“返本开新”之论，深深影响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时至今日，熊十力极富原创性的思想依然为学界所关注。

牛军的个人专著《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是这些年来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的力作。他曾于2008年9月至2012年7月师从著名学者黄克剑先生攻读中国思想史方向博士学位。《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即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与此前的熊十力研究比较，这部专著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了颇具新意的探讨。
一、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以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间接近，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之中。如何看待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学界对此论述较少。

牛军指出熊十力所建构的现代新儒学与当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旨趣上有着相近性，那就是都认同科学、民主等现代观念和价值体系。熊十力所倡导的儒学是新时代的儒学，是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儒学新发展。现代新儒学回应时代问题的召唤，反思礼教化的儒学思想积弊，力图实现对原始儒学的精神回归。可以说，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相同的时代等高线上。唯其如此，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某种互补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求幸福”，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学学者则积极倡导道德的价值，努力从道德本体中开出科学、民主之用。“求幸福”是对自我应有权利的要求，这是有待的维度，需要外在诸多条件的成全。道德的自我完善，则是依靠自我反省与自我督责就可实现的事情，不需要外在条件的成全。二者处在价值体系中的两个错落开来的维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强调外在的“幸福”，而缺失了对自身道德之维的不懈追求。熊十力所倡导的现代新儒学则是建构在儒家道德本体之上的，他将科学、民主视为道德本体之用，将人类的诸多价值追求置于道德一元之下。这一做法虽有缺失，但毕竟体现了作为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的熊十力努力回应时代问题的担当意识。

牛军的上述观点既为我们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種新的视角，也为我们进入熊十力文化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对于我们今日民族文化的建设具有相当的思想史意义。
二、对熊十力前后期思想变化原因的新阐释

学界关于熊十力的前后期思想变化问题的争论，聚讼纷纭。牛军对学界的这一论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勾勒出论争的演进线索并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以1949年为界，熊十力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熊十力在后期的著作中肯定了本体具有物质性，并贬斥群儒，只肯定孔子五十岁之后“大道为公”的思想。熊十力的学生徐复观对于老师后期思想的变化，在日记中流露出不满。熊十力的另一位学生牟宗三则表现出对老师的同情理解。牟宗三认为熊十力思想的变化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得已的“行权”。徐复观的学生翟志成则进而撰文对熊十力的思想变化予以批评。他认为熊十力后期本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并且指出熊十力前期思想坚持“体用不二而有分”，在后期则只坚持“体用不二”。他还强调熊十力的思想变化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意识形态。翟志成的论文遭到了刘述先、郭齐勇、赖贤宗等学者的批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赖贤宗对翟志成的反驳。赖贤宗在《重检文献论熊十力体用论思想之一贯性》一文中不仅根据文献找到了熊十力后期依然坚持“体用不二而有分”的例证，而且进一步厘清了熊十力体用论之“体用不二而有分，虽分仍不二”的特点。但遗憾的是，赖贤宗未能正视熊十力关于本体性质变化的论述，得出熊十力前后期思想并无变化的结论。

牛军在分析学界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徐复观、牟宗三、翟志成、张岱年等很多学者关于熊十力后期思想变化的原因的认识都归结为他受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这种观点，牛军予以了纠正。他沿着导师黄克剑先生对此问题独树一帜的研究思路———从熊十力致思的内在逻辑出发，指出熊十力前后期思想始终坚持“体用不二”的观点，变化了的是具体的思路：由前期的“举体成用”转变为后期的“摄体归用”———对此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指出：前期，他从儒家道德本体出发，试图推出科学与民主之用的尝试失败了。后期，他转变思路先肯定科学与民主，再逆推本体应具有怎样的性质。他便肯定了本体具有物质性，以肯定科学。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如果物质世界如他前期所说是一种不真实的假设的话，科学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贬斥群儒的原因，也是他试图从他们那里找到肯定民主的思想。可惜只有孔子五十岁之后的论述才有符合他这一要求的痕迹。牛军对熊十力前后期思想变化的这一解释更符合熊十力思想本身，也更具说服力。这一论断，源于他对熊十力“返本开新”策略逻辑缺失的清晰认识。
三、对于熊十力“返本开新”策略逻辑磗格的指出

牛军在书中指出：熊十力对于西方文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西方的科学都是有问题的。西方科学虽然先进，却利用坚船利炮来侵略其他国家。他们的科学缺乏道德的统御。西方的民主也是权力向度上的民主，缺乏对于人的心性之维的关注。熊十力所要建构的现代新儒学就是要由儒家的道德本体开出儒家式的科学与民主。这样的科学与民主，是儒家道德本体的作用，是统御其中的道德纠正了的西方文化弊端的科学与民主。他的这一思路可以概括为“返本开新”。“返本开新”也是熊十力融合中西文化建构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架构。“返本开新”正如牛军指出的那样，其实就是儒家“内圣外王”思路的一种体现。“返本”即是“内圣”，“开新”即是“外王”。只不过熊十力是要在现代语境下，由儒家的“内圣”开出新的“外王”———科学与民主。但遗憾的是熊十力所设想的现代版的“内圣外王”却存在着逻辑上的磗格。这也是熊十力后期调整自己思路的原因。

熊十力试图由道德本体发展出科学，就遇到了诸多问题。科学是对物质世界規律的探寻。然而在前期，熊十力沿着他“举体成用”的思路，却将物质世界看作是“翕”的势用的迹象，是不具自性的虚空。熊十力是通过“翕辟成变”来阐释本体显现为大用流行过程的。“翕”是凝聚的势用。有了“翕”的势用，无形无相的本体才有可能显现为具体的万事万物。但“翕”一味凝聚，宇宙将成为顽冥不化的死物。“辟”则是本体显现出的另一种势用。它体现出本体刚健不息的本性，它在性质上与“翕”相反，要打破凝聚的势用，使“翕”与自己一起升进，不使其物化。熊十力强调“翕”与“辟”是同时发生的，是生灭不住的，来凸显本体显现为大用流行，大用流行在性质上依然是虚寂而善动的。他的这一观点，很好地阐释了体与用在性质上是不二的。但是，这也意味着物质世界只是一种假象而已。“翕”作为一种动势从未成为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世界只不过是将“翕”的动势误以为是客观实在的一种假设。这样科学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熊十力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后期他改变思路为“摄体归用”，将物质性肯定为本体的一种性质。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得到了承认，为科学的存在确立了前提。然而，正如梁漱溟批评的那样，物质性乃是坤阴之性，在传统儒家那里，物极易引发过度的欲望，从而使人堕落，因此坤阴之性意味着恶。肯定儒家本体具有恶的性质，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也是熊十力后期思想变化受到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熊十力如何安顿物质世界，他都遇到了无法解开的矛盾的死结。

熊十力还要由道德本体发展出民主。这种民主是立基于“性”的民主，不同于西方立基于“欲”的民主。这一点从他对“自由”观念的阐释上可以得到解释。熊十力倡导的“自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德自由。的确，正如牛军指出的那样“人之为善，是靠自律来实现的，而且人之为善是完全取决于自我，而对外部条件是无所依赖的”。这样熊十力的“自由”便与西方的“自由”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权力的自由，是与个体实现自己应有的“欲望”相关的。熊十力的自由观念显然和西方文化中的自由观念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熊十力试图通过“以性摄欲”的方式，将西方的民主转化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德性民主。然而，“性”与“欲”却很难被熊十力“体用不二”的逻辑框架所范围。熊十力强调“欲”是要受到“性”的统御才是“欲”，否则就成为“染习”。可见“欲”与“性”并非如他论证的那样是“体用不二”的关系。水可以以冰的形式显现，但冰还是水，性质是一样的。这是熊十力用来阐释“体用不二”的例子。那么水形成了冰和冰之外的东西，如何解释为“体用不二”呢？

牛军对于熊十力“返本开新”内在逻辑的磗格的剖析是十分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熊十力学思体系乃至他的后学所倡导的现代新儒学的学理困境，进而思考儒学在现代社会可能担当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这或许就是牛军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作者：邢建昌

五四新文化运动探讨论文 篇3：

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

摘 要：语言是文学的起源，语言不仅是工具、是符号，语言还是世界观、是思想、是文化。所以，语言的变革势必会对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对中国语言变革史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对现代文学形式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拟通过四种现代文学形式详细阐述中国语言变革最辉煌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

关键词：语言变革；文学形式；近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中国语言变革史

（一）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阶级关系的变革，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变革，形成了百家争鸣、思想文化异常繁荣的景象，各大家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见解，各国统治者也纷纷招揽贤士、网络人才。另外，私学、讲学的兴起造就了一批有才干、有胆识的先进的思想家。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追求语言形式美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是一个孕育着新鲜和变化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开始孕育、萌芽、生长，语言文学的发展进入的比较自由的阶段，语言文学的题材有了较为细致的划分、风格有了较为明确的特点。另外，玄学的兴起以及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语言文学的创作。最后，语言形式的美感越来愈多的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上。

（三）五四运动，一场新文化语言大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其所产生的促进汉语、书面语发展的伟大创举。从《新青年》杂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输入到《人的文学》对人道主义思想的倡导、人性理应全面发展的普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的一次空前绝后的解放，宣扬了人性的解放、自觉、自由平等，宣扬新观念、新思想，最终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

（四）网络文化，超越现实，信息共享

网络文化的发展始于20世纪中期阿帕网的兴起，网络文化因其特有的虚拟性、超时空性、开放性及自由性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社会的面貌。网络文化承载着传媒、交往、知识载体、娱乐等功能在提高人的素质、丰富人的视野的同时，也促进了文明社会进程的发展。

二、中国现代文学形式

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语言的一种艺术形式，通过语言文字来反应客观的现实艺术，而文学形式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主要有诗词、散文、歌剧、小说。中华民族文学形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其文学形式形成了其特有的风格特色、特有的审美理想，而成为了世界文化宝库里的瑰宝。

三、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影响

中国语言变革最辉煌最耀眼的时期莫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传统封建文化、提倡白话文运动和简易文字运动、提高国民素质，这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语言变革对诗词发展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语言变革在初期主要表现为强调将诗词从文言文体重解救出来，创立新的自由诗体；后期强调诗词要讲求音韵节奏、节句匀称、视觉直观等。诗词在充分的结合了描述、抒情和象征三种形式后，使近现代诗词变得扑朔迷离、耐人寻味。另外，新文化运动后诗词的理论多从创作者自身的丰富的实践中所得，因此，充分具备实指性、可读性和创造性。

（二）语言变革对散文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散文的发展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近现代散文自我的主体地位愈发突出，对于散文的全新蜕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散文是一种虚与实的结合艺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景、物，对于主体的生理心理映射需要在充分激活主体的精神来映射。新文化运动使得散文由文言的形式变成了白话，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接，使得散文在思想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并愈发辉煌。

（三）语言变革对歌剧发展的影响

歌剧的萌发与产生发展是为适应社会文化变迁与群众需要而产生。在充分的借鉴的西方歌剧经验的基础上，五四文化运动时期，大型歌剧《白毛女》的艺术精神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音乐戏剧模式是有民族特色的歌剧的里程碑。随后，一些先进音乐家嘗试综合联合音乐、舞蹈、诗歌、戏曲等多种形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为中国观众尤其喜爱的民族新歌剧，这在继承民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借鉴的西方大歌剧的创作技巧，使音乐跌宕起伏并赋予戏剧效果，使得近现代歌剧充满了民族韵味和时代特色。

（四）语言变革对小说发展的影响

小说作品本是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催人疑问、发人深省，使人们对较突出的现实问题进行关注。五四时期，较多的青年人渴求对社会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想通过塑造一定的人物形象演绎出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命运、教育、人生意义、社会政治等现实问题。另外，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变革的语言，运用新白话文创作的小说题材在写作技巧、写作形式、写作题材上进行了改进，使得更多的中国民众能够读懂小说。

四、结论

文化是艺术化的语言，每一次的语言变革都伴随着文化形式的发展与变化，诗词由从前的形式严苛、思想跳跃发展成了现如今的视觉直观、耐人寻味；散文从过去的政治色彩。语言强烈演变成了如今的细致华美；歌剧由过去的单调乏味创新成了现在的民族新特色；小说从过去的文言题材、单一讽刺蜕变成了现在的发人深思、题材广泛。语言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文化形式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推动了新文化形式的发展及演进。

参考文献：

[1]朱晓进，李玮.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5，（01）：138-160，205.

[2]黄悦均.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5，（11）：42-43.

[3]张晓玮.浅析语言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影响[J].现代交际，2016，（03）：145-146.

作者简介：

冯钊（1999.03—），女，汉族，山东青岛人，青岛第五十八中学高三13班学生，喜欢文学、历史及写作等。

作者：冯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