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环境法论文

摘要：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传统法学以主客二分法为范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这促进了以主客一体化为范式的环境法学的兴起。与西方生态主义提倡的自然权利观点不同，中国环境法学的新范式仍然应该以人为本。在当代中国，为了运用法律方法应对环境难题，法律科学的范式应调整和重塑，新型的法学范式应走综合法学的道路，突破传统法学中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樊篱。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生态主义环境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生态主义环境法论文 篇1：

生态主义异化和重构

摘要 杰克·伦敦是美国著名小说家，他的动物小说里面细致而深刻地摹写了自然、动物及人的博弈，其中《野性的呼唤》可以说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本文试从生态主义的角度对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一书进行剖析，分别从违背生态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对生态主义的破坏，以及超人哲学与生态主义的联系三个角度，指出杰克·伦敦是如何在作品中融入多重视角，达到完美作品构建的。

关键词：生态主义 异化 重构 《野性的呼唤》 多重主题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程度进一步加深，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类整体的生存及发展状态，继而演变爆发出一场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生态运动背景下得以复兴，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各界对于生态危机所做的深刻哲学反思，生态主义核心思想在于将生态系统综合利益看作最高价值，而并非单单考虑人类自身利益，在追求人类自身利益时，需要思考其过程是否有利于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谐性、稳定性的维持和保护，这是一种衡量一切事物与一切过程的根本尺度，是评判人类个体与集体生活模式、科技发展、经济演变的终极标准。所以生态主义的观念在于：如果可以帮助维持生命共同体实现和谐与稳定，其行为便是正确的，否则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行为都是错误的。生态主义的整体性说明了人类同其他生物间的和谐关系，说明了生态系统整体化保护的意义，这是对人类主宰观念的否定，需要人类站在生态系统全局利益角度平等对待所有生物，恪守自然规律。对于杰克·伦敦所著《野性的呼唤》这部小说来说，其母题与生态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却绝对不是对生态主义整体观念的简单颂扬，杰克·伦敦有其自主的思考，其小说中的多重主题都让生态主义思想得到了重构，每一种重构，都是作者思想光芒的闪现。

一 违背生态主义批判

违背生态主义批判的主题在《野性的呼唤》小说里面有两个表达侧重点：

其一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在小说中，人类这一“中心”对待狗的观念是为我所用，是仅仅将狗看作满足私欲的工具，这本身就是对人类中心的嘲讽。

在米勒法官眼里，巴克乖巧听话；在园丁助手曼纽眼里，巴克可以变成金钱。为了使自己的赌博恶习得以继续，曼纽将巴克卖给狗贩子，使得接下来巴克几次为人倒卖，尝尽苦头。其中那位穿红色衣服的人出于驯服巴克方便贩卖的目的，更是对其百般虐待，巴克始终坚持反抗，得到的却是更为酷烈的毒打。此时的巴克得不到别人的怜悯，而驯狗人却受到了称赞：“他可真算是一位老驯狗人！”种种事实均说明了一个问题，狗在这些人的眼中仅仅是受奴役的对象，却并没有得到一点儿尊重，违背生态主义的人类中心观点昭然若揭。

此后，人们都到北极淘金，而在这股淘金热潮之中，狗儿们受到了更多的压榨。赫尔一家因为盲目跟风、因为荒野生活经验的缺乏，导致雪橇犬倍受折磨。过多的行李是雪橇犬所无法承受的，可是赫尔却将过错强加到狗身上：“这群懒狗，我就该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而在巴克感觉到河面有危险，不想过河的时候，等待它的却是赫尔那无情的棍子。

著名生物学家巴拉得利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任何生命，都需要对另一个生命有所依赖，如果一个部分出现紊乱，其他部分也难以完好。”人与万物都是生态主义观念下的普通成员，人类对其他自然物种的无情剥削，使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平等性受到损害，是不符合整体利益的，杰克·伦敦的批判有理有据。

其二是对人类控制欲的批判。在《野性的呼唤》中，人类随心所欲征服自然，比如对那些淘金人来说，自然生态环境里面无限的美丽事物无法使其动心，他们的头脑里只有利益，大自然与黄金并无区别，亟待拓荒的不是美丽，而是财富。因此无数淘金人以自认为的主宰者身份涌入荒野，肆意地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控制欲。再者，虽然说巴克出于为挚爱主人报仇的目的对印第安人发怒滥杀，但是若没有淘金者的大量涌入，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后面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且不管巴克的主人桑腾对巴克如何好，毕竟他也是私欲控制下的淘金人中之一员。这些人让北国净土失去了往日的安宁，让那里的生态平衡受到了严重破坏，“据说这里有过飞鸟野兽，可是现在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人类为了自身私欲得到满足，无视生态规律，过度开发自然，这最终会让人类走到自取灭亡的死胡同。赫尔一家被金子晃花了眼睛，不顾春冰的危险，决定地冒险过河，最终葬身河底就是显例。人类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份子，所以人类的发展不能同自然法则相违背，这是杰克·伦敦的感触，也是他在小说中的独特重构。

二 资本主义对生态主义的破坏

《野性的呼唤》这部小说创作与发表的年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年代，在20世纪初期，工业革命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的财富欲望无限膨胀，为了使淘金的梦想变为现实，很多人到北边的阿拉斯加去，作者杰克·伦敦也是其中一员。在淘金时期，杰克·伦敦看到了《物种起源》及《进化论》等一系列科学著作，让其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粉丝”，由此《野性的呼唤》的基本构思开始形成，小说以宠物狗巴克在荒原上的种种遭遇为基本线索，讲了一个又一个串连起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指向弱肉强食与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环境法则，在讲述中所流露的，是作者对人类文明难以抑制的的失望。

在小说里面，杰克·伦敦把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尤其是生态主义观念杂糅为一，用巴克的传奇历程表达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质。故事从南方米勒法官的家里开始讲起，这是一处阳光明媚、树木茂盛的地方，巴克正享受着法官的宠爱，也忠心地保卫着法官的财产。可是因为人类欲望的牵引，因为站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文明的堕落、人性本质的异化就成为必然，巴克被卖给了淘金者，从文明国度到冰冷荒原的转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来临后人心的变化。在荒原之上，所有的一切全都改变了，不再有宠爱，有的只是饥饿、寒冷，有的只是危险和死亡。巴克在各种痛苦的折磨之下变得奄奄一息。就在这时，巴克遇到了桑顿，那个真正对它好的人。在桑顿的悉心照料之下，巴克重新获得了生命，还得到了此前在南方法官家里从来也没有感受过的东西。巴克的心里是感动的，它也知恩图报，一次又一次帮助桑顿从闯过难关。接下来桑顿为土著印第安人射死，巴克为此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最后，巴克得到了自由与幸福，这种自由与幸福是与人类和人类要求无关的，是不受约束的，是在记忆深处无法逝去的另处一个世界，巴克最终奔向了无际的荒野。

整部小说就像一则寓言故事，现代化工业文明使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极速膨胀、能力极速增长，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这却是对生态主义的显然背离，表面光鲜亮丽的现代文明，让人类和自然世界产生了疏离之感，人的心灵变成了荒原，人性在异化中越来越不淳朴，真正纯真的本性已经不容易寻觅。在小说里面，杰克·伦敦把地冻天寒的的阿拉斯加看作一种象征，它一方面是心灵荒原的表达，另一方面其野蛮、原始也象征了生机勃勃的原始生命状态，在这种生命状态之下，那些代表资本主义淘金人的出现，打破了生态的平衡。而最后巴克回归到了荒野，寻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属，寻找到了纯净的生命家园，这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作者对资本主义乃至对现代文明的厌倦态度。

三 超人哲学与生态主义的联系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提出超人哲学的核心思想，在其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尼采细致地阐明了超人哲学所具有的内容，那就是超人普遍比普通人更加高大强壮、更加坚强睿智，超人可以跨越重重阻碍，克服面前的全部困难，并且可以统治与奴役不如自己的普通人。尼采所描述的超人无疑是睿智与完美身心的化身，其体质的强健更是无人可及，而在小说《野性的呼唤》里面，很显然杰克·伦敦是将巴克当作超人来写的，它是已经接近完美的北国英雄，巴克的父亲是圣伯纳种狗，母亲是苏格兰牧羊犬，两种狗都是贵族血统，所以巴克在体能上、在意志与智慧上，都远远超出同类，“皮毛就像丝绸那样闪闪发亮……会因为它的一举一动而或起或伏……当人们触摸它的肌肉时，都说那不是肌肉，是铁”，“巴克具有狼的狡黠，那是野性的狡黠，是一种可以放牧群羊的智慧”。总之，对于巴克，杰克·伦敦总是不吝惜赞美之辞，通过各种事件的衬托、语言的描述，将巴克视为超人的化身。

作家借助细腻的描写，让巴克呈现出群狼之王的形象，这种鲜活的形象跃然于纸上：当生命裸露在自然状态之下，一切文明社会的道德掩饰变得既稚嫩且可笑。杰克·伦敦用巴克这一“人物”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只有“野性”才是一个生命永恒的本质，而健康的生命就是要既简单且明快，过于复杂的人和事，只能会加速生命走向死亡。

而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作者所树立的超人形象，作者所信奉的超人哲学，和生态主义有什么联系。作者一面相信生态主义下万物的完整性，一面又单独提出超人形象，一对看起来矛盾的思想是如何在作者头脑与小说篇章中得以并存的。实际上，不仅这一对矛盾，像前面提到的人与自然，资本主义与原始环境，无一不是尖锐的对立体，可是在小说中却显得那么和谐与充满原始美感，作者是有其调节方法的。杰克·伦敦极为反对自私的“超人”，在其另一本著作《燃烧的白昼》里面，他便塑造了一位取得成功的超人，这个人把三千万美金扔在风中，仅仅是为了探寻更加伟大的事物——爱，也正是爱，才是化解各种对立矛盾的法定，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四 小结

《野性的呼唤》描述了大狗巴克从宠物到森林狼的转变，作者杰克·伦敦利用对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征服欲望的批判说明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然；利用对资本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矛盾，说明了原始野性是人类本质的道理，利用超人哲学说明了在生态环境中取得胜利的原则，但是又反对自私而取胜的行径，而是要将生命归结为爱，用爱化解一切看似不可能协调的矛盾。

注：本文系2015-2017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项目，基于边际效用及贝勃定律的新疆高校双语与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教学的衔接（XJYYBKXM2015-0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言语社区语言资源评估体系的构建（xjedu2012S017）；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语言资源的价值评估（12CYY096）。

参考文献：

[1] 顾琦：《〈野性的呼唤〉的语料库检索分析》，《海外英语》，2014年第12期。

[2] 吴恒：《从生态批评角度窥探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科技经济市场》，2014年第11期。

[3] 李艳叶：《谈〈野性的呼唤〉中的自然主义》，《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

[4] 黄睿：《杰克·伦敦作品中的生态呼唤——以〈野性的呼唤〉》，《语文建设》，2013年第12期。

[5] 郑冰冰：《浅析〈野性的呼唤〉和〈白牙〉中的自然主义》，《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6] 黎杨全：《“经典重读”：生态视域下的文学教学模式探索》，《文艺争鸣》，2013年第3期。

[7] 戈小玲：《从三部英美文学题材电影赏析谈其对原著的继承与发展》，《大舞台》，2013年第2期。

（李学民，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作者：李学民

生态主义环境法论文 篇2：

论环境难题对法律科学的范式影响

摘要：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传统法学以主客二分法为范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这促进了以主客一体化为范式的环境法学的兴起。与西方生态主义提倡的自然权利观点不同，中国环境法学的新范式仍然应该以人为本。在当代中国，为了运用法律方法应对环境难题，法律科学的范式应调整和重塑，新型的法学范式应走综合法学的道路，突破传统法学中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樊篱。

关键词：范式；主客体一体化；综合法学；以人为本

文献标识码：A

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探索、教育和训练中形成的共同信念，是某一门科学诞生的标志。解答难题是新范式形成的契机，观念革新是范式转换的核心。在环境难题日益复杂的当今社会，如何运用法律方法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开发自然资源，以及环境难题会对中国整体法律科学的范式转换产生什么影响，学界观点并不一致。2003年我国著名环境法学者蔡守秋教授的著作《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以下简称《调整论》)的出版，在法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环境法学领域的学者甚至认为这本书提出的观点是对主流法理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但是该书提出的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笔者对此略述管见。

一、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范式有何不同?

蔡守秋教授所界定的传统法学，指的是笛卡尔、培根、牛顿以来到20世纪60年代生态主义开始时期的西方现代主义法学，也包括目前中国的主流法理学。综观蔡守秋《调整论》全书，其提出的观点之一是：西方传统法学的研究主题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忽略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我国主流法理学也只注重研究人与人的“法律关系”，没有将法律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传统法学研究方法最大的失误是主、客二分法，即提倡以人为中心，人只能是主体，自然只能是客体，主张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支配。既然主流法理学只将“法律关系”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此，蔡守秋提出一个新概念“法定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之与“法律关系”加以区别，补充传统法学研究的不足。蔡守秋提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研究范式，应该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来思考环境难题的解答方法。蔡守秋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乃至整体法学研究范式的开拓性思考，笔者是相当钦佩的，但蔡守秋认为“传统法学的研究主题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环境法学的研究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法律科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为重点的，但不是没有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的传统法学，蔡守秋主要指的是法学理论中的实证主义法学流派。实证主义将法学作为自然科学对待，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该学派的研究对象其实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蔡教授提出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的中心的观点恰恰是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复归。在实证主义法学看来，“自然”概念的外延很广，包括法律规范等一切客观存在。实证主义法学又可分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实证法学，前者将法律限定为权威性的规范体系进行逻辑分析，后者以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法律，都试图将法律现象作为一种确实、明确的东西。分析实证法学者将“法律规范”作为独立于主体人之外的分析对象，试图通过一套精确的法律术语，例如权利、义务等概念来概括人们的行为模式，将人们的行为程式化。例如美国分析实证法学者霍菲尔德在《司法推理中适用的基本法律概念》论文中，提倡运用权利(Right)、义务(Duty)、特权(Privileges)、权力(Powers)和豁免权(Immunities)来分析人与人的关系。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律关系分析模式不是对人的重视，而是剥离了法律规范的人文特征，将人与法分开，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变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至于法社会学派，也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注重法的社会作用与效果，而忽略了法律的人文性及其对人的价值关怀。正是受实证主义法学的影响，法律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才变为人与物的关系，人成为了法律关系中主体，物则只能是客体。因此，传统法学中设计的物权或财产权，本质是主体“人”对客体“物”具有的“意思力”、“利益”或“法力”和“意思自由”的支配。

在我国，主流法理学中法律关系概念的含义是指根据法律规范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事实社会关系，这与实证主义所界定的“法律关系”概念是不同的，它不是一种法定关系，而是在一定法律事实基础上对法律规范的人文思考。蔡守秋将我国法理学中“结果性”的“法律关系”概念与“规范性”的“法定关系”混同，把法律关系仅仅理解为法律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对法律关系概念的实证主义解读。其实法律关系的提法并没有否认法律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在描述法律作为规则被有意识能力的“主体”人接受和遵守的实际情况，法律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活世界中还是会变为人与人的关系。传统法律科学范式的弊端不是没有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过分彰显人类社会中个人的权利或人类对自然的权利，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关系不够。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协调，还是人与人之间为利用环境这种“公共资源”而产生的冲突现象。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不仅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需要理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关系，环境法律关系就是这种具有“主体间性”的连带社会关系的事实体现。尤尔根·哈贝马斯有感于因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所产生的意义失落及人类丧失自主和反省能力的异化现象，提出沟通理性之主张，希望个人能从系统扭曲的沟通情境或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获致解放。在哈贝马斯看来，目的理性着眼于社会行为中如何以手段满足其目的之部分。因此，对人的理解集中在个人如何利用外界的资源满足个人的目的之层面上；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亦主要被视为满足目的之手段。这是一个单向的理解历程。究其原因，在于没有能够深刻把握住人的存在结构，忽视了人的交往存在。这样就不得不提出所谓人的沟通理性，从而能够把人类行为的分析重点放在“真诚沟通”的层面上。例如，学术界极力倡导的环境公益诉讼，其实质就是在呼吁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所以，笔者认为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研究对象并非是人与人关系或人与自然关系的区别，而是前者侧重研究“利己”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侧重研究“共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西方法律科学在破解环境难题中范式转换的表现

《调整论》观点之二是：认为传统法学研究范式是主客体二分法，只把人作为主体，死守着“人不能是客体”这个底线，其实自然物也可以成为主体。在西方国家，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为运

用法律方法破解环境难题，西方的法律科学实现了“主、客一体化”的范式转换。例如《德国民法典》规定：动物不是物Things，而是Beings。法律可以把自然物当作客体，也可以把自然物当作法律主体，赋予其权利。因此，环境法学的研究范式应该是“主、客一体化”，即主体与客体是相对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是截然分开的，人既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笔者赞同蔡守秋提出的“主、客一体化”，但并不认为这种“主体与客体”对应着“人与自然”。“主、客一体化”并不是主体人成为了客体，客体自然成为了主体，而是“心与物的一体化”。也就是说，是主体人与客体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的、情感性的平衡关系，而不是纯粹的支配和利用关系。该结论可通过回顾西方法学的范式转换过程来印证。

西方传统法学范式的典型特征是“心与物的二分法”，即将主体与客体绝对对立，没有看到二者的和谐关系。传统法学，不管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还是社会实证法学，他们的共性是将自然科学的原理直接运用到社会科学之中，喜欢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追求规则和方法知识，没有顾及社会生活中人类的行动的主观意义，过分夸大人的理性能力，忽略了人的情感、态度等非理性因素。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的改造者。人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劳动不断地改造自然，创造新的生存条件。人类一度对自己的理性和认识能力充满自信，以为在大自然面前无所不能。笛卡尔说：“借助科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然而，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西方发达国家八大公害案件等环境问题的频繁发生，迫使人类开始反思科学的负面效应。库恩的范式理论反驳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唯科学论”，提出科学价值观是科学革命的关键。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频频出现，法学的科学实证范式在应对环境难题时显得力所难支。在全球化生态危机的压力下，要求对旧范式进行理论和观念上调整。哈特的法理学是分析实证主义的，但是他关于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的区分则表明了其理论中主观意向分析的特征，展现了分析实证法学从主体、客体二分法到“主、客一体化”的范式转换。批评法学或批判法律研究运动(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对传统法学视法律为客观中立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批评，这对西方法学的范式转换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包括诠释学、生态主义等)对促进环境法学的兴起和法律科学从主客体二分法到“主、客一体化”的范式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叙事”、反理性、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等特征。在诠释学看来，环境法律规则不仅是一个技术规范问题，还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包含着人类情感、态度等非理性因素，因此不能仅仅根据逻辑实证方法来分析、论证环境法律规则的合理性。人不光利用自然，也尊重自然。弗洛姆在其著作《占有还是生存》当中，把人与外界的关系分为两种：“占有的方式”是要把外界的物质尽可能多地据为己有，“生存的方式”则是以博爱、奉献、创造的精神与外界和谐相处。弗洛姆指出，只有当人的“生存的方式”居主导地位的时候，人才能获得真实的存在，其精神才是健全的。因此，诠释学所界定的主体、客体不是逻辑上对立的关系，客体不仅是主体所支配的“物”，还是一种包含人类情感、态度等因素的自然存在。在实证法学范式下，自然环境就是我们称谓的“物”，作为有体物给人带来经济利益，作为无体物带给人类生态价值，但忽略了环境的文化价值。根据诠释学理论来理解环境保护，那么环境不仅是人类的衣食之源，也承载着人类的精神价值。与实证法学相比较，诠释学理论不将主、客体绝对对立，而是提倡应关注二者的统一性，主张“主、客一体化”。生态主义中“绿党”更是从“主、客一体化”的范式转换中提出了“自然权利”。美国学者梭罗和缪尔是自然主义者，他们提倡一种回归自然的简约生活。法国学者施韦泽主张动物具有权利，人类对一切生命应有敬畏之心。美国学者利奥波德、罗尔斯顿以及挪威学者A·内斯等将环境伦理扩张为一种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包括大自然都有权利。在生态整体主义看来：人应与自然保持和谐相处、协调进化的关系；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及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除了对人类的工具价值外，还具有其内在价值，生态系统和自然界还有其系统价值，有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人类是“自然权利”的代言人，对其他生命和生命支持系统负有伦理责任。生态整体主义认为，法律主体范围是随历史变化的，从部分自然人被当作法律客体，而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到后来，所有的自然人都被认为应当具有法律人的资格；再到后来，法律人的范围扩大到非自然人主体的范围(如财团法人、对物诉讼中的被诉主体)，由此可以推断，法人、甚至自然界都可成为环境权利主体。

不过生态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学术流派，内部观点纷杂，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的格局，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就反对“自然权利”。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人物马尔库塞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认为把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上述手稿的中心思想。他认为，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那些自然中所产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那些与生活相异的、表示着自由新特性的感性美的特征，主张应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他还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大卫·佩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坚持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生态中心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唯科学论”，也反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反理性论”。“绿党”的生态主义价值观更是与库恩的范式理论不相容，是一种反对“范式”的批评理性主义思想。因此，生态主义价值观，虽然使人们意识到西方国家现代化法治范式的危机感，是促进西方法学范式转换的一种动力，但由于其指导思想不一致，观点多元化，不容易成为法学的常规范式。不过，其理论折射出的许多亮点还是促进了西方法学从科学实证到人文关怀，从主客体二分法到“主、客一体化”的范式转换。

三、中国法律科学在破解环境难题中应如何进行范式转换?

《调整论》观点之三是：主张走综合法学的道路。蔡守秋认为，“主、客一体化”运用到法学研究领域，就是提倡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的法学研究范式。因此，他提倡通过学派之间的相互吸收、借鉴，取长补短，通过部门法学之间互相学习、交流，通过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来促进法学的成熟、法学的革命、法学的科

学化，促进整个法学理论的发展。笔者赞同蔡守秋教授提倡的综合法学研究方法，但认为还没有全面揭示综合法学范式的内涵。

第一，从规范分析的角度看，综合法学范式应重视学科间的交流合作。在这点上，笔者是赞同蔡守秋的观点的。根据既定的思维模式和标准，确定某一领域法律规范的部门法归属，是我国传统法学范式的典型特征。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以确认部门法归属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研究范式。有学者甚至提出，将部门法研究范式应用于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形成了“环境法是独立部门法”的观点，这种观点在解决环境难题时显得思路封闭，对环境法律体系的完整性等方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其实，法理学(法哲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法学各学科都在寻求解决环境难题的法律措施，因此在应对环境难题时，法学界应肃清部门法研究范式的影响，寻求新的理论进路和科学范式来解决环境法律问题。笔者认为，环境法学从地位上讲应是独立的，但独立不是封闭，在研究范式上应是开放的，吸纳一切学科的参与。范式概念是对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观描述，中国法学各领域都能关注环境问题，这正说明一种新法律科学范式的产生。生态世界观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的主体间性关系，使得环境法学具有很强的学科沟通性。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学研究范式的缺陷是过于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忽视了环境法学的综合法学特征。在吉林大学张文显等倡导下，法理学者与部门法学者多次联合举办部门法理学论坛，这对中国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综合法学研究范式之提倡，有利于环境法学打破学科化和部门法化的思维模式，加强其与法学各学科之间的沟通性，出现一种“综合法学”范式的态势。

第二，从价值分析的角度看，综合法学具有诠释性法学的特征。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对“范式”概念进行广泛研究，将主流的法律科学归纳为“权利本位研究范式”、社科学派、现代化范式和本土化范式等。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对具有代表性的四种理论模式进行了分析。这四理论模式是“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他认为中国法学研究的通病是缺乏“理想图景”和“问题意识”，上述四种模式都没有有效解决“主体中国”的实践“问题”和描述“中国理想图景”。换句话说，这四种研究模式都是西方现代化法学的翻版，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无涉。邓正来曾用环境权与生存权背后潜隐的不同正义观——即“多代人正义”VS“一代人正义”——来表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蔡守秋“自然权利”观点不同，邓正来不是将环境问题归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而认为是环境权主体“多代人”与“一代人”的利益难以平衡。笔者也认为，蔡守秋提倡的以“人与自然关系”、“自然权利”等范畴建构环境法学新范式的观点，仍是西方国家的研究范式，没有关注“主体中国”的实践“问题”和描述“中国理想图景”。与西方实证主义法学长期处于常规范式不同，中国法学在应对环境危机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衡平、生态危机与发展问题的矛盾等影响，这使得中国法学的“范式”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科学范式”，而是夹杂着价值分析法学、诠释性法学等诸多流派特色。按照格尔茨的说法，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所谓地方性，“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等差异，而且也指“特色”(Accent)。因此，不应把具体的差别化约为抽象的共通性；不应用不同称谓指称相同的现象；比较法得出的任何结论，必须是应用在处理差异而非消灭差别。具体到法律发展，法律领域不会衰变成封闭的单一体，而会拓展成一个复合式的多元体。法律与直觉和直接个案相连，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由不同的人群根据不同的场景创造出来的，在创造时人们固然要顾及某种社会需求，但其中也注入了创造者的想象、信仰、好恶、情感和偏见，这样的法律表达了特定的文化选择和意向。诠释学者主张应该将环境问题和“地方性知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环境难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难题的解决范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例如关于环境权的理解，西方国家的“自然权利”观点就不适于中国。在中国，环境权变为了“可持续发展权”。

第三，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综合法学应是回应型的法学。主客一体化范式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是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环境法学向综合法学的范式转换，是在解决环境难题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其正确性也应该在实践中检验。为了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在法律的稳定与发展变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美国的伯克利学派提出了一种回应型法的规范性建构模式。回应型法学在扬弃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基础上，将自然法学派的价值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使法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得以结合。在现代社会，全球化的进程带来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气侯变暖、污染加剧、自然枯竭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面对人与自然失调的严峻态势，传统科学的范式受到了挑战。为应对片面的经济增长产生的环境外部效应和解决这些环境难题，许多有关环境正义的原则，如经济、生态和文化协调发展原则，国际社会共同但区别对待的原则，土著人环境权等等“软”规则在法律体系中分量加大，使得法律变得更为弹性，法律发展到回应型法阶段。在环境保护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就不是纯粹的自然保护，而是一种第三代人权——连带性的环境权维护。中国要在社会实践中解决环境难题，建设和谐社会，法律科学的研究范式就不仅是科学实证的，而且应该将价值分析方法引入法律规则，以便在现有法律秩序的基础上，矫正僵硬法律规则的缺陷，衡平和满足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要求。

四、小结

库恩的范式理论对我国法律科学的革新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指导思想，法学的主要作用是工具理性，即为法律实践提供基本概念、范畴和逻辑推理方法。与逻辑实证主义将法律作为自然科学对待不同，批判理性主义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批判理性主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不是“规律”，而夹杂着情感、态度等非理性因素，主张法律规则的合理性证实不可能。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波普尔的学说虽然否定了的科学客观真理性，但他提倡的论辩的“科学精神”是值得法学研究借鉴的。阿列克西也认为，法律决定的证立过程并非是“真”的问题，而是其是否有效、有意义的问题。而对价值问题必须进行论证，是要在众多交谈者之间论辨达成共识的过程。例如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则，从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单纯环境保护到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法律论辩的结果。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作为一种法律方法论是值得我国法制建设借鉴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是”(Is)与“应当”(Ought)二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难题。库恩的范式理论与诠释学、生态主义等思潮共同推动了主客关系一体化，这些思想对我国法律科学解决环境难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库恩的范式理论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库恩认为科学理论不具有实践检验性，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国法律科学的革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将法律的价值、事实与规范分析结合起来，克服库恩范式理论的局限。在应对环境难题中，中国法学的范式转换，不仅是价值观的革新，更是法律实践的推动，其真理性也需要实践来检测。因为，法学科学范式的形成和转换，不仅与有形的各学术流派的争鸣和论证有关，更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实践在推动。

作者：余俊

生态主义环境法论文 篇3：

聚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200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首次正式提出，此后在社会各界，特别在环保、生态及文化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不仅得到了国内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和经济界的肯定，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

当人们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时，其实人类已经开始受到自然无情的惩罚；当人们自豪地描述20世纪生产力空前发展，人类智慧空前发挥等这些历史性变化时，一个全球性的忧虑也在急剧增长：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生命的未来令人担忧。

人类处理不好与自然的矛盾，就不可能处理好内部的社会矛盾。所谓“可持续发展”，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让每一代人能够自觉为下一代人考虑，这在本质上不仅仅是科学，更是信仰。这就要求我们重建一种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主张人类抛弃统治自然、主宰自然的观念，以宽阔的胸襟平等地对待大自然，确立面向人类未来、面向子孙后代、维护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大自然按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这就是新时代的文明观——生态文明观。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发起者和策动者。

潘岳，作为执政党的一名高层官员，在洞悉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研究世界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深思熟虑，高瞻远瞩，首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

人类社会告别20世纪，进入蓬勃发展的21世纪。新世纪凸现新的发展，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200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首次正式提出。

潘岳认为，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如生态危机的全新挑战，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人的关系，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是我们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新视角新境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作为影响世界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建设一个和谐之国家，就要用时代的发展要求审视自己，用宽广的目光透视世界，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500多年，世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得到飞速发展。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生态运动成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运动。生态运动所提倡的基层性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生产是为社会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市场利润、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等主张，给一些左冀学者以重要启发，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本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核心中的核心。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球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就要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因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其现实环境问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造成的，恰恰是对这种内在本质违反的结果。世界资源环境矛盾为社会主义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

潘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成为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悄悄的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保健、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它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

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新兴力量，正在逐步的影响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环境的影响。世界经济的转型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要全面更新思想文化体系。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要求。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也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社会，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

2005年3月12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2006年4月17日，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报告的标题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纲要》中的重要内容。

2006年6月间，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前奏曲，潘岳顺时应势，发表了《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文章。

文章中以丰富的历史和现实资料、透彻与精辟的理论分析界定了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及其辩证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和谐观进行了深刻剖析，从思想方向、文化基础、战略目标、制度支撑等四大方面提出了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设想，独到和新颖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文章指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是要全面更新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对现在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借鉴和超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我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体现了解决环境问题战略思想的演变，广泛涉及环境技术、经济发展方式、文化理念的转变。

文章指出，环境问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因为思想文化决定了社会制度、战略目标、经济模式、技术形态的选择设定。中国环境问题首先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以前我们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斗争哲学，而且在“唯生产力论”的误导下，认为单纯的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次，优秀传统文化的缺位加重了道德丧失和信仰危机，追求物质财富已成为社会惟一目标，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传统文化被视为发展的束缚。再次，我们抛弃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没对现代文明中的真谛吸纳多少。思想上的片面必然导致认识的错误，文化上的缺失必然造成行为的短视。

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来促进公众参与，通过绿色GDP和环保问责来强化官员的正确政绩观；通过强化环境法规来保障人们的环境权益，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奠定制度基础；通过环境公平来促进社会公平，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实现途径；通过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精神，反对极端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倡人人互助团结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提供了文化氛围；通过一系列环境资源的分配机制与环境经济新政策，来防范环境风险，保障人民健康，关注社会热点，化解群众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了稳定保障。

世界要进步，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把环境问题上升到思想的高度，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实践依据。

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高速，深层次的矛盾日益体现，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特别是环境问题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环境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实现了GDP年均增长8%的奇迹。然而，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第二大石油和电力消费国。能源、原材料产量的增幅已远远高于同期GDP增幅。而创造的GDP仅是世界的4％。 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全世界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国占一半。

中国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1/5。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么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要么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

同样，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了20倍，工业生产增长了50倍，使得许多区域性、分散性的环境问题也连成一片。全球变暖、土地退化、森林锐减、水资源紧缺、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说，每年死亡的4900万人口中有3/4与环境恶化有关。

全人类达成共识的是，环境与安全、健康、知识、治理等五大要素被当作是“全球性公共产品”。中国也曾以主权为由，将环境问题属地化，在中国周边乃至泛太平洋地区招致越来越频繁而激烈的抗议。

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在中国，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往往是贫穷的西部地区，环境的不公加重着社会不公。

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但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思想理论的问题。

长期以来有一个思想和理论上的误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现实是，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制约，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是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世界要进步，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把环境问题上升到思想的高度，潘岳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卓有成效的总结。

2003年9月，潘岳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亚太地区大学校长务虚会上强调，目前民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进行持续和深入的环境教育，是解决环境问题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

2005年5月，潘岳在第九届《财富》全球论坛发言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扭曲的发展观

2005年6月，潘岳在“绿色中国”论坛指出，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国必当负起大国的责任。中华民族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绿色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选择。

2005年10月，潘岳在“绿色中国与青年”论坛指出，“绿色中国”是可持续，民主，公平，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高度上解决，中国在2004年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略性转折。

2006年9月16日，在第十一届“绿色中国”论坛上，潘岳作《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发言，指出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跨越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意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生态文明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跨越发展。

2005年5月，在第九届《财富》全球论坛上，潘岳发言：谁想在中国长久发展，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文明内涵。“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内涵，这使中华民族延绵了几千年。中国未来的文明内涵是什么？是可持续的、绿色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潘岳把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现代工业文明史进行有机的结合，深入浅出地阐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

潘岳认为，中华文明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绝不能再成为生态文明的迟到者。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

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主张；道家的“道法自然”的准则；佛家的“善待万物”的理念，都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中华文明精神，都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致。

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而亚洲“四小龙”就通过把儒学与资本主义结合，克服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弊病。包括儒商精神在内的大中华文化与西方制度的结合，成就了他们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经济奇迹。这一东西文明合璧的成功范例，至今还令许多中外学者兴奋不已。

中华民族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建设一个绿色的、可持续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绿色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选择。

潘岳指出，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本质只能使本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不会承担全球的环境责任。生态社会主义由于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生态问题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发展中国家终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重新团结起来向发达国家讨还生态成本。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生态文明的建设将促进中华民族的跨越发展。

潘岳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它们之间的融合，必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必促成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必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昭示着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得到了国内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和经济界的肯定，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民众的呼声。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在理论界、经济界、文化界、科技界等等诸多领域引起了极大反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得到国内专家、学者的积极评价，而且引起网友的共鸣和国际社会的赞誉。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教授李晓安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剖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超越，也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它的提出使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李晓安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内涵是一致的。实际上，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并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坚持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其中心的理念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打开网上“百度”搜索引擎，输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看到近7000项符合要求的内容。许多人发出极有见地的评论。

“读潘岳同志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真正地感觉到了理论文章的内涵，而生态文明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相结合，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结合，由此来看，生态文明又是一种实践，一种需要继续的实践。”

“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是我们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生态问题无疑是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生态文明的提出就是对这种重要性的反映。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新视角新境界。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追求和谐，而生态文明追求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通的。”

在全世界拥有会员的国际性NGO奥伊斯嘉国际组织总裁奥伊斯嘉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将会全力支持实现绿色中国的目标。

欧盟环境总司司长凯瑟琳·戴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建设，不仅将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在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建设格局中，发挥着积极而有意义的影响。

■ 环境友好型社会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200多处提及包含环境友好涵义的“无害环境的”概念，并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理念。随后，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得到大力提倡和开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又提出实行环境友好土地利用和环境友好流域管理，建设环境友好城市，发展环境友好农业、环境友好建筑业等。2002年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多次提及环境友好材料、产品与服务等概念。2004年，日本政府在其《环境保护白皮书》中提出，要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

生态学 (ecology)一词由德国学者E.H.Haeckel于1866年提出,他认为：“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不同学者对生态学有不同的定义。英国生态学家Elton(1927年)的定义是“科学的自然历史”；澳大利亚生态学家Andrewartha(1954年)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的分布与多度的科学，强调了对种群动态的研究；美国生态学家Odum(1953年)的定义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科学；中国生态学家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

■ 生态改变生活

生态建筑学、生态动物学、生态环境学、生态旅游学、生态经济学等等许许多多新的实用性的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凸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创立的重要性和思想上的指导意义 。生态餐厅、生态装修、生态住宅、生态服装、生态农业、生态养殖、生态博物馆、生态学校、生态农业等等许许多多的名称，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都昭示着“生态”已经逐步容入人们的生活，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自1995年以来，全国共有528个市（区）成为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单位，生态村的标准也已出台运行。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提出的2007年的环保主题词是“环境友好”。

作者：李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