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跨国公司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更多的跨国公司采用各种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战略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和变化。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调整，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华人跨国公司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华人跨国公司研究论文 篇1：

全球视野中的新流动：“华侨华人研究”重思

摘要：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海外华人研究”或“华侨研究”从认识论和政治角度来说，都倾向于保守地宣扬该群体的连续性以及他们与祖国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社群跨国关系密切，人口流动性强，但是他们往往被视为内部稳定、边界清晰。这一看法本就值得质疑，而如今，由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投资者、跨国白领、游客和志愿者在全球华人流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理解更显得脱离事实。精英群体的国际流动并不在传统“华侨研究”的考察范围，然而，这些群体不仅对海外华人如何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也与华人在海外的长期生活和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相关。由于新的人口流动产生新的全球人际网络，对其关注也使我们能够以比较的眼光看待流动的华人人口以及中国和世界之间新的介入形式。

关键词：华侨研究；海外华人；移民；流动

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海外华人研究”或“华侨研究”从认识论和政治角度来说，都倾向于保守地宣扬海外华人社群的延续性以及他们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但对他们在跨国人口流动这一更为广阔背景下的嵌入型却一带而过（McKeown，1999）。这种保守性与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有关。

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对海外华人进行过研究。对于二战后的人类学家来说，海外华人（主要在东南亚）一度是外来研究者无法进入调研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代表。所以，他们以某个特定地区或某个民族国家中具体而稳定的海外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但对移民进程或与中国之间的纽带无甚兴趣（Skinner，1957）。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研究中国海外移民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采用了一个过程性视角，但对在当地形成的各种文化习俗和各种对华人身份的理解并不关注（Skeldon，1996）。上世纪90年代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尝试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海外华人的文化（Redding，1990）联系起来。台湾、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学者广泛关注对华人遗产的记录，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西方管理学者对“华人资本主义模式”的称赞视为这一关注焦点的正当理由。

在中国大陆，海外华人研究的兴起是与政府在1978年以后将海外华人视为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目标相联系的。虽然并非所有该领域的研究中心和学术期刊均受侨务办公室的领导，但是这一研究仍然高度地以中国的政策指令为转移，后者坚称，海外华人社会始终对中国怀有爱国热情，骄傲地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并保留传统的文化形式。这再一次导致了政治上以及认识和方法上的保守主义，似乎中国性这一核心范畴是毫无问题的。

在这一潮流之外，也存在着其他颇具影响力的论调，尤其是王爱华（Aihwa Ong，1999）、洪美恩（Ien Ang，2001）和史书美（Shu-mei Shih，2010）都对既有的海外华人研究有所质疑。他们梳理了海外华人多种多样的生存情况，并指出以往研究中同质性的话语体系有工具论之嫌。然而，这些学者更偏向于从外部评论，热衷于更换一种概念框架来描述海外华人社群，而非从经验出发进行探讨。最近，孙皖宁（Wanning Sun and John Sinclair，2015）与其他学者纷纷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的华语表达方式可能由多样性正在趋于同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华人身份的描述在海外越来越具有主导性，因为中国大陆的资本和人员在各地组织和媒体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现实正越来越接近惯常看法，因此这也许暗示这些说法并无不妥。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与中国之间的跨国联系使海外华人能够更深入地认同所谓的本质身份，这一事实恰恰凸显了与海外华人作为稳定的、被国境划定的共同体这一观念相关的问题。尽管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Duara， 1996；Hsu， 2000）认可跨国纽带的力量，这样的“方法论民族主义”（Wimmer & Glick Schiller，2002）依然持续存在。这一看法本就值得质疑，而如今，由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投资者、跨境白领、游客和志愿者在全球华人流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理解更显得脱离事实。精英群体的国际流动并不在传统“华侨研究”的考查范围，然而，这些群体不仅对海外华人如何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也与华人在海外的长期生活和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相关。由于这些新的人口流动产生新的全球人际网络，对其关注也使我们能够以比较的眼光看待流动的华人人口以及中国和世界之间新的介入形式。下文将对部分新的人口流动及其对海外华人的影响进行概述，并以笔者在欧洲和东南亚所做的研究为例来阐述。

一、企业家移民与“中国崛起”

相比东南亚或北美，欧洲较少作为华人移民的目的地被研究。迄今为止，只有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彭柯（Frank Pieke）主编并于1998年出版的著作尝试提供一个欧洲华人的概览。然而事实上，欧洲华人移民的历史地理学可能比其他两个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直到21世纪，欧洲西北部还保留了后殖民移民模式，英国的移民主要来自香港和广东地区，法国的移民来自中印半岛，而在荷兰，大多数移民来自印度尼西亚。这些移民在当地依靠餐饮业站稳脚跟，然后向邻国扩张。在欧洲共同市场成立之初，移民们大量拥入德国，他们因此被彭柯称为“最好的也是最早的欧洲人”。南欧——具体来说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后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取代了这些国家中之前的各类移民在服装和皮革作坊中做工，并从不断的非法移民整顿行动中获益。

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小商贩大量拥入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这是与后来被称作“中国崛起”有关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这些商贩的财富所依赖的，是当时还主要为国家所有的中国服装业满足新近打开的东欧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同时，也依靠向它贷款的机遇。有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曾不得不要求员工下岗，于是一部分企业鼓励自己的员工去海外为公司打开市场，从而保证住房和社会保障金等利益，并获得优厚的信贷待遇。

当时，中国商贩往东欧的移民和当地的“中国市场”（即由中国小商经营的大大小小的“自由市场”）的崛起涉及数十万中国移民，并在某些地区的一段时间占据过半的消费市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过渡性和边缘化的现象，产生于东欧与中国的特殊背景之下：一方面，暂时的移民开放、未规范的市场和在这一市场中未得到满足的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消费品供过于求、来自国企的即用信用、1989年以后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出入境制度的改革。然而，25年之后，“中国市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为地方性批发中心，这体现了由华商经营中国商品的种类和地理覆盖率——从巴黎附近的欧贝维利耶到圣保罗，从多哥的洛美到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多尔多伊巴扎——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扩张的状况。迪拜的龙城（Dragon Mart）拥有近4000家中国商店，约翰内斯堡的“中国购物中心”多达12座。这些市场依靠全球物流链和主要由中国移民经营的金融基础设施（甚至还有华人快递服务，比邮递便宜），而且房产主要是中国人所有并被大量中国人租用。

这一从东欧开始的小商移民现象目前已几乎遍布全世界。虽然这一移民潮还集中于广泛的低收入地区的消费市场，即东欧、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但现在已经逐渐转向为迎合工业和商业客户尤其是如建筑业等低技术含量的领域。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移民在中国人口外流和金融资源外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如工业投资、房地产投资、旅游和留学。这些外流相互联系，并相互促进。

二、中国人在各大洲

直到最近十年，中国对外的移民潮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时，仍在很大程度上与非法偷渡到欧美以及血汗工厂和妓院的压榨联系在一起。西方媒体对技术移民、学生和投资者的兴趣不大，虽然这些群体的数目一直远远超过非法移民。海外华人研究面对这些“新移民”有些不知所措。这一情况在东南亚和北美尤其显著，在当地站稳脚跟的华人对新来的中国人口的出现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新来者对当地的族群政治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他们对争取少数族群权利或庆祝自己的文化传统无甚兴趣，并且经常处于经济的边缘地带。他们更加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其作为身份与诉求的参考框架。他们威胁着久居当地的华人人口的经济地位，挑战后者作为族群代表的霸权，影响后者在当地好不容易获得的接受度。2000年，笔者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在欧亚地区的新移民问题的研讨会，收到了一名杰出的菲律宾华人学者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将新移民大加批判了一通，言辞近乎诽谤。在很多情况下，新移民在本质上不被承认属于“华侨”之列，而他们自己也并不认同该概念。1995年，布达佩斯的一些中国人团体与城市当局开展了一次高调的讨论活动，一名与会的中国人提出华人应被视为少数族群。这一提法立即被大部分中国团体嗤之以鼻，这些团体的领袖纷纷表示将华人视为“少数族群”的说法是一种冒犯。在他们看来，藏族、傣族等朴素而落后的民族才是“少数族群”。可见，这些“新侨领”的参考框架并不是当地而是中国的民族政治；对他们来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处于少数。

普遍而言，中国大陆的学者们更早地将新移民划入了海外华人的范围，有时会称他们“新华侨”或“准华侨”，这与侨办触角的延伸密切相关。侨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将这一人群视为新的工作对象。而对于不了解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生活在边缘的新群体。2006年突然爆发的关于“中国在非洲”的争论第一次揭示了新近出现的跨国小商以及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逐渐上升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拉丁美洲”、“中国在东南亚”和“中国在大洋洲”的研究文献更少，但涵盖的领域相近。

中国作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融资国和业主国兴起，与中国人口的国际流动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大型项目依靠中国的契约劳工，有些工人后来留在当地或回国后重返当小商人，但是大部分人回国，或到下一个海外项目务工。这些海外项目还需要工程师和经理的团队，他们在各国间不断出差，从而对全球事务的走向具有无与伦比的广阔视野。最后，这些项目还需要大量各种行业的“随军迁徙人员”，从各种级别的承包商到专种中国蔬菜的农民、餐厅老板以及卡拉OK、美容沙龙、网吧和杂货店店主。有些店主本就是项目员工，有些人则带着自己的产业随大型项目在国家间穿梭，另一些人则与业主在国内就取得了联系。有的承包商是中国国企的当地分公司。在大部分中国承包工程井喷式发展的国家——从赞比亚到柬埔寨，都存在一些在当地长期定居的华人运营的餐厅，充作信息交换场地和国企内的大型项目经理和私企老板之间的谈判场所。

三、跨国白领

目前来看，大部分中国跨国公司都集中在石油和采矿业，这些行业的特殊运营环境和人员管理可能与上述讨论过的建筑项目比较相似。但是，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公司从2008年起展开的大规模海外并购活动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跨国白领族”。与建筑项目的经理和工程师不同的是，这些人居住在城市，负责领导或构建当地的组织运营，这就使得一种新的互动成为了必须。

目前，我们可以从华为和中兴这两家通讯设备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得一些体会，前者是私企，后者为国企。2010年，中兴在104个国家拥有销售点，华为的销售点则遍布140个国家。当地业务的最高层领导通常派自中国，而在某些地区，两家公司均在当地雇佣了大量中层经理。根据具体地区的不同，这些中层经理有的来自当地的多数族群、年轻的当地华人——在当地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或从其他国家招来的雇员。从西方的大学毕业的中国人是在海外运营的中国公司的重要招聘对象，而随着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被纳入母公司的整体结构之中，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跨国白领通常很年轻，虽然其中一些人比较顺利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但常常会在身边安排其他拥有类似背景的年轻中国人。他们有可能是当地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各行各业工作的毕业生，甚至是游客。彼此的初次接触通常是通过社交媒体，比如QQ或微信。此外，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中文网上论坛给新来的中国人提供信息交换场所。线下社交常常在中国餐厅中进行，虽然年轻的白领偏爱的社交风格和场所往往与中年商人或国企经理的喜好不尽相同。

四、游客、志愿者、陪读妈妈和退休人员

在国外学习的年轻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其中还包括数字仍在不断增长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这些年轻人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媒体网络的全球覆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变成海外华人的自我表达平台。2008年，中国学生为支持北京奥运会，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全世界展开了游行活动，这一举动彰显了这些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在线论坛的依赖程度。的确，从东欧的中国市场到非洲的建筑工地，将相隔万里的中国人连接在一起，中国大陆的卫星电视和网络媒体可谓功不可没，并且还相应地减少了当地以及其他国际媒体对他们的影响。

虽然目前毕业后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比例相比过去已有明显上升，但是留学生的绝对人数也在快速增长，以至于毕业后在当地找到工作的学生逐渐威胁到了早一批移民的地位，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和西欧两地。此外，海外留学常常伴随着其他类型的人口流动。快速增加的年轻中国留学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不少海外毕业生经营针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和游客的公司——从提供信息的门户网站到旅行社。由于这些群体相比早前的移民群体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并且更具消费意愿，因此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国新移民形成了华人经济中最重要的消费群体，这就意味着，由已在当地扎根的移民开展的传统的商业活动——从餐饮业到报刊出版——不得不根据新移民群体的偏好作出调整。

至于小学生和中学生，他们常与母亲一起出国（新加坡把这些母亲称为“陪读妈妈”，为她们发放专门类型的签证），而这一决定是全家做出的，目的是为了在海外——通常是北美和澳大利亚——建立一个据点。这一决定的考虑中，还包括购买一套公寓和为未来的退休做好准备。海外房地产买卖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项热门投资项目，用于且不限于子女教育或退休计划。尽管如此，在门槛较低或对在当地拥有房产的人提供居留的地区，购买一套公寓常常不是纯粹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最近在柬埔寨兴起的面向中国大陆人群的高端公寓买卖风潮反映出一些中国人对度假地点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中国人看来，在度假地点购买房产是一件相当划算的事。不难想象，当中国的中产人群逐渐老去，部分度假目的地可能将逐渐在吸引日本退休老人之后也能吸引中国退休老人的目光，使其变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移民群体。

中国出境游客是一个新近快速增长的人群。201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客来源国，而且也是海外人均消费最高的国家。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游客井喷的情况不同，大部分针对中国游客的当地旅行社和餐馆均为中国移民所有，并且招聘的也是中国员工。中国投资者也开始向海外拓展旅游项目，这常常与房地产销售相联系，这一产业已经成为一项跨国活动，而从事中介活动的人往往是中国移民或当地华人。

虽然大部分中国游客选择跟团旅游，但自由行游客的数量却在稳步上升。年轻的中国人对去非洲、南亚、俄罗斯和其他地方进行“公益旅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中国现在已经成为通过“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AIESEC）这个全球最大的学生组织赴国外实习人员和自愿者的最大来源国。一旦中国效法美国的和平护卫队（Peace Corps）和日本国际协力组织（JICA），以国家为后盾开展自己的海外志愿者组织，那么，志愿者的数目很可能还会继续攀升。这些青年受到强烈意愿的驱使，渴望体验当地社会，常常远离当地的华人聚集地，当然他们和当地受过高等教育的其他中国新移民也会有不少联系。

五、新的人口流动对海外华人研究之意义

出于上述原因，商人、留学生、海外经理的移民新浪潮，包括游客和其他人口的短期流动，都对海外华人的经济和文化政治进行了重置。这些潮流对那些拥有大量活跃的传统华人人口、不太穷也不太富因此吸引不到大量新移民，并且当地华人不必依靠与中国的联系维持生活的国家而言，影响最为轻微。很多东南亚地区正面临着这一情况。在其他地方，海外华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必须考虑到新的人口流动的背景才能被理解。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简单地参考荷兰、匈牙利和柬埔寨的例子。

匈牙利在1989年之前并无中国移民的痕迹。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该国基础建设发展相对较好，并且签证政策相对宽松，因此成为中国小商赴东欧移民的聚集地，也是东欧最大和存续时间最久的中国市场所在地（虽然市场在2014年被关闭）。在第一波移民浪潮之后，中国人口稳定在10000到15000人之间，并从9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下降。几乎所有中国移民都从事进口、批发和零售业，经营的商品包括生活消费品、建筑材料、大件家用电器和卫浴装置等。布达佩斯也成了地区性的中国组织和媒体的中心，这些组织和媒体都与中国政府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将自己定位为爱国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本、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一致。虽然当地已有新一代华人出生并长大，但其中许多人都不再留在匈牙利，而是去往北美、澳大利亚或西欧学习。其他人则返回中国，只有小部分人留在匈牙利，在服务型行业的跨国公司中谋职。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华人尝试在中国和东欧之间的人口和资本流动中担当掮客。较早的一个例子是亚洲中心（Asia Center），这是在本世纪初开放的一家大型批发中心，主要是为了向中国公司提供在欧洲展示各自产品的空间。一部分中国人对房地产进行投资，并在中国融资。基于已有的面向中国人的基础设施，当地便宜的服务业和欧盟内部边境管制的取消，匈牙利也成了中国人旅游的集散地。上世纪90年代，每一个中国移民都渴望当老板，而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当了导游。因为有回扣收入，导游的月收入能够轻松超过一万欧元，并且其中的大部分都不交税，这使得导游这个职业相比零售业盈利更多，并且也没那么辛苦。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一部分大型中国公司对塑料和电子设备以及其他工业进行了投资，这些公司雇佣了一些当地大学毕业的年轻中国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当地出生或长大的。

荷兰的华人人口由后殖民时代的多次移民浪潮形成，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苏里南、越南和香港（后者通过英国再来荷兰）。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荷兰出现了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潮，主要来自广东省和浙江省。除了少部分白领，多数人最终都在餐饮业打拼。

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荷兰出现了一股来自福建省的偷渡潮，然而这拨移民却并未留下多少痕迹，虽然他们为华人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按摩院和美容院。留学生和技术移民潮在过去的十年中虽然数量不多，但背后的意义却十分深远。一部分中国大型公司，包括华为、汽车和电子零件商比亚迪等，现在已经在欧洲主要的港口之一鹿特丹，或在以技术中心闻名的埃因霍温拥有了区域物流中心或研发中心。在荷兰驻扎的经理常常负责整个欧洲的事务。由于这些公司的存在和荷中或欧中贸易的规模，许多在荷兰拥有分点的跨国会计、审计和咨询公司会雇佣中国员工，他们通常毕业于荷兰的大学。这样的招聘活动得到了由之前的毕业生开办的中介公司和在线平台的支持。虽然荷兰在接收中国学生方面落后于英国、德国和法国，但它还是从中国最近面向研究生的政府奖学金计划中受益，荷兰目前拥有800位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

这些新的移民已经成为华人服务业的主要消费者，拓宽了中国餐馆和媒体的经营领域，并且对粤语教育在当地华语学校中的地位造成了最后的冲击。中国留学生和新近的毕业生几乎已占据了当地华文新闻社和华文学校的所有作者和教师工作，并创办了新的在线新闻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其中有荷兰国际广播电台的《欧也》和财新《世界说》，其目标群体都是年轻的中国读者。荷兰也是中国游客的聚集地，这部分归功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20世纪90年代初由一名香港移民创办的旅行社“欧来欧去”是最早的覆盖大片欧洲地区的中国旅行社之一，提供随上随下观光巴士游览欧陆风光。同时，由于欧洲经济停滞不前，中国的就业市场在当地出生的华人眼中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这体现在华文学校中越来越多的当地华人学生，这些华人有的是技术型人才，有的是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华人，他们现在则从新移民那里学习普通话，以便去中国发展企业或提供服务（例如建筑师）。周耀辉曾讲述过一个荷兰出生的原越南华人女孩的故事，她在赢得“欧洲华人小姐”大赛之后，在中国踏上了流行歌手之路。

柬埔寨拥有相当可观的华人人口，且华人移民的历史要追溯到殖民前和殖民时期，在“红色高棉”之后，这些人逐渐恢复了在城市商业中的主导地位。新中国小商贩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柬埔寨出现，这与东欧的情况非常类似。但是，由于柬埔寨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交通的相对便利，中国人流入柬埔寨的规模要远远大于东欧。与匈牙利不同，在柬埔寨大部分零售交易仍然掌握在当地华人的手中，但是新移民已经在进口商品、批发和专业商品零售方面占据了江山。在早期，柬埔寨华人和从中国来的新移民之间的关系不算友好，这部分由于后者被视为不讲信用、过于唯利是图和缺乏教养，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曾支持“红色高棉”这段历史仍存活于当地人的记忆之中。

然而，90年代末，中国成为柬埔寨的投资和发展援助的主要来源国。来自国企和私企的投资资金流入了建筑业、能源业、采矿业、农业和房地产业。对于柬埔寨的华人来说，能够赶上这些进程就意味着踏上经济发展之路。柬埔寨华人企业家努力争取中国国营建筑项目的分包任务，华文学校的毕业生也成为中资企业聘用的翻译或司机，或者在旅游行业工作。迄今为止，注入柬埔寨的最大一笔投资来自一家天津的房地产集团，该集团承诺的投资金额为38亿美元，目的是在当地将130平方英里的海滨国家公园转变为集酒店、度假别墅、赌场、游船码头和国际机场于一体的综合旅游区，在其目标客户群体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消费者。

柬埔寨最大的工业即服装业中的投资者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但是中层管理者和工程师却来自中国大陆。这些投资者中大部分早先已经在中国大陆开设过工厂。在柬埔寨，这样的工厂的数量接近1000家，很多工厂还雇佣当地华人作为工厂监管，或担任中国管理层和高棉工人之间的翻译人员。

虽然新来的中国大陆人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柬埔寨华人，但他们却占据了一些关键职位，比如中文媒体的编辑和报道员、华文学校的教师。与匈牙利或荷兰的类似机构不同，这些机构的历史要追溯到殖民时期和早期后殖民时期。即便中国大陆的年轻毕业生缺乏相关工作经验，他们的中文表达方式会被视为更现代更先进。另外，中国大陆的读者和广告商的影响力也在持续增长。除了一份报纸之外，华文媒体和华文学校联盟与在匈牙利和荷兰的情况一样，政治倾向不是问题，它们都为中国大陆的政策发声，支持大陆的新闻解读方式，并与中国使馆积极合作。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当地原本对华人形形色色的定义至少在公开场合被中国大陆给定的框架所取代。与在匈牙利和荷兰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说，在柬埔寨当华人，越来越意味着当一个跨国社会的一员。

当然，荷兰、匈牙利和柬埔寨，相比海外华人聚居的环太平洋地区来说，都属于边缘地带。因为数据不够充分，尤其是许多人口流动并没有记录在移民数据之中，这里所描述的发展进程很难得到完全确认。也许这就意味着，将“某国华人”作为一系列稳定的单位来研究在方法上比过去更缺乏说服力。海外华人这一概念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维度上都应被置于人口、物质和观念流动的背景下来理解。且因部分人群流动的变化迅疾，偶然性也相当大，就更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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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

作者：聂保真

华人跨国公司研究论文 篇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调整及其对策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更多的跨国公司采用各种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战略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和变化。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调整，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调整

在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当时外商对中国的国内政策、法律、市场环境、消费习惯等都很不熟悉，缺乏在中国市场运作的经验，对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法制环境、政策的稳定性、政府行政干预等存在顾虑，因而对投资持观望、试探、谨慎的态度，主要形成了以合资和合作方式为主的格局，以便充分地利用中方的人才等资源熟悉、了解当地市场信息。

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对独资限制的减少，跨国公司也积累了在中国市场的经验，跨国公司已经把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战略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和变化。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调整

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中，在中国的投资策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总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跨国公司通过不断变化自身的经营战略来积极面对和适应日益强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总体上看，这种调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华投资结构的调整

目前，全球产业结构正在进行调整，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工业化的重心也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稳定的政局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度不断加大，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更加活跃。许多跨国公司开始把加工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还有一些跨国公司通过提供资金、设计标准、技术和管理，在中国投资零部件制造业，同时加大在中国的采购力度，将中国融入其全球经营网络。

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结构在过去20年里不断演变。20世纪80年代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导向、资本导向，转变为知识创新导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投资重点，投资呈现高端化趋势。

2.把中国纳入其全球化经营网络和价值增链条之中

跨国公司新增的投资主要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信息技术、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制药、石油化工和发电设备等。跨国公司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整体战略投资，对产业链中的各个阶段进行纵向投资并强化销售、售后服务网络以及培训中心的建设。同时把分散在中国的单个投资项目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资金、人员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并优化组合，产生整体效益。

3.跨国公司对股权安排方式以及进入方式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外合资企业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而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并取代中外合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进人中国的主要模式。这种新的股权安排方式是在华跨国公司全面衡量各方面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许多跨国公司已把在中国的投资看做是其全球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最适合于企业长期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独资方式的重要性已日益凸现。

此外，跨国公司还通过合资与参股的形式向中国的核心企业渗透，并尽可能取得控股权或实际控制权，使其能够凭借在资金、技术、管理与人才方面的优势在中国市场上取得绝对领先地位。从总体上看，外方占有控制地位；在天津的120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48家，占40%，外方控股企业31家，占42.5%；双方股权相当的有12家，占l0%；中方控股企业9家，只占7.5%。

4.加快实施本土化战略

加快实施本土化战略，投资日益系统化，辐射性控制增强。“思考全球化，经营本土化”是当前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经营管理的主要模式。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在华投资经营的更大收益，积极实施本土化战略—产品品牌本土化、生产制造本土化、营销方式本土化、研究开发本土化、采购本土化以及人力资源本土化等。

本土化战略首先是从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开始的。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和一般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在高级管理人员层面，跨国公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是重用华人精英，特别是有中国背景的海外留学人员。重用华人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厂商制造的是有物理属性的产品，而消费者购买的是有感情寄托的产品。产品会过时、被竞争者模仿，而品牌却是独一无二的。真正持久的竞争优势往往来自于强势品牌，品牌管理有巨大的战略寓意。但许多跨国公司也意识到不能简单地把那些在母国市场已被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品牌管理模式移植到中国，必须推行品牌本土化战略。

二、应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对策

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投资既可以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作用。如何利用其积极的方面为中国经济服务，同时克服其消极影响，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建设良好的投资坏境

加入WTO以后，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特别是在减少审批环节、简化行政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还不能完全适应跨国公司投资的新形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跨国公司更加重视受资国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人才、物流、基础设施等配套环境，这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应当继续改革和优化投资环境，努力建立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制环境；诚信、规范、统一的市场环境；物流通畅、中介服务体系健全、便于配套生产的企业发展环境；有利于人才聚集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从而加快解决外资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进一步增强中国吸引跨国公司公司投资的综合竞争力。

2.利用反垄断法,对外商独资企业可能造成的垄断进行规制

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资金、品牌以及营销网络等方面占据优势，某些行业可能出现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有权优势形成垄断，从而对民族产业的发展形成毁灭性冲击的情况。同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发展也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国内企业也会因此失去发展的空间。政府应利用相关法律，以限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合谋行为。政府还可以通过多方引进，实现在引进外资来源上的多元化，来引进竞争机制，让外资之间展开合理竞争，通过现有的投资政策来限制外资的市场份额。

3.正确引导投资，提高外资的质量

应当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现代农业，促进中国农业的产业化；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鼓励其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和制造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和战略投资者积极参与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改组改造；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和地区性总部。与此同时，应适当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积极引导跨国公司与中国的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相结合。

4.加大科研开发力度，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当今世界市场中，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之间的较量。在合资企业时代，由于合资的关系，国内企业能够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获得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强。目前，跨国公司则采取独资或控股的形式，就容易造成技术的垄断，使技术的“溢出”效应大大减少。因此，面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化浪潮和对技术的垄断，中国企业必须加大科研开发力度，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吸引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形成企业自己的产品和技术研发体系，创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不断满足市场的变化和要求，有效抵制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

5.培育实力强的国内名牌企业，让外商有更具实力的伙伴

虽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是一种整体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不再需要中国企业做“伙伴”，而是意味着跨国公司将会趋向于寻找实力更加强大的、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做其合资伙伴，并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与中国企业建立“非束缚性”的伙伴关系。因此，国内企业要尽快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中国企业跨国化经营和品牌输出，并注重培养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合资企业的中方要增强自身的实力，增加自己在合作中的砝码。

参考文献：

[1]刘胜军，梁婷.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方式的新趋势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4）.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3]张静.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调整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7.

[4]王洛林.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出版社，2000.

[5]秦毅，王一兵.论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战略的调整及其对策[J].长白学刊，2007，（4）.

[责任编辑　王建国]

作者：孙文军

华人跨国公司研究论文 篇3：

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研究

[摘 要] 为了适应各国的不同状况,跨国公司在实行全球化战略的同时提出了本土化战略,实行本土化战略是实行全球化战略的保障和手段。在华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给中国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对此中国要因势利导,尤其对消极影响采取有效的对策。

[关键词] 跨国公司 本土化 对策

基金项目:湖北工业大学校基金“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与中部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编号:BSQD0832

1、跨國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表现

1.1人才本土化

通常所说的人才本土化是跨国公司本土化的第一步,现实中很多跨国公司通过设立 “培训中心”、“企业大学”等形式来推进人才本土化。第二是聘请当地的管理人员。现在数量众多的跨国公司优先雇用本地的管理人员。现实中,很多跨国公司主要倾向于雇佣美籍华人和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华人精英担当从事中国投资的高级管理人员。

著名的宝洁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即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两家公司时特别注重从高校中直接选聘,而且,在众多中国大学生心目中,这两家大型的跨国公司是理想的工作单位。这两家公司每年都直接从国内名牌大学中聘用优秀毕业生到公司工作。另外一个例子是肯德基,它一直坚持做到员工100%的本地化而且对企业员工进行多方面各层次的培训。

1.2研发本土化

综观在华的全球500强企业,都拥有一个共同点,即趋向于中国建立研发基地,雇佣利用中国本土研究人员,由于这些研发人员更熟悉中国市场、消费心理,往往开发出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目的是使产品开发能好的融合于市场营销中国,使企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微软公司在北京投巨资设立微软中国研究院,不久就其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公司在美国本土之外开设的最大的基础科研机构就是微软中国亚洲研究院。比尔盖茨在曾说过,选择在中国开设研究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众多的优秀人才。

1.3生产本土化

无容质疑,众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制造基地的设立,“中国制造”畅销全球。与此同时,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也正成为各全球化集团重新重视的的领域,在有些跨国公司,来自中国市场的盈利一次次的打到新高,当前,各跨国公司之间重要的竞争点早已经转变为能否开放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如果想更好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就更需要在消费当地设立制造中心。在用户身边制造,对消费者的需求及时了解,生产满足消费者个性需要的产品。

1.4品牌本土化

本文认为品牌本土化包括三方面含义:第一给本土化产品跨国公司会取一个本土意味很足的名字;第二跨国公司使用具有当地特色的的媒介形式、文化传统推广品牌;第三结合当地消费者特点和需求,改造对自有品牌,让当地消费者从心理上认同外来品牌。

第一类的明显例子就是可口可乐(中国)的做法。“雪碧”、“酷儿”、“醒目”等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中国大众耳熟能详。

归入第二类的例子就是法国人头马白兰地的做法。“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的吉祥广告语就是法国人头马白兰地在东方,特别是华人市场采用的。

归入第三类的例子就是肯德基在中国的做法。肯德基在中国不断推出适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产品,而且肯德基使用的原料在中国的采购比例已达95%。

2、跨国公司本土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1积极影响

2.1.1可以学习到先进的企业生产经营的理念和方式

在华跨国公司本土化可以促进中国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的融合与管理。常说的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人员本土化、生产经营本土化、研发本土化等实现,现代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也被我国企业可以更多地了解、学习到。因此在华跨国公司本土化过程中,我国企业将这些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管理思想和营销理念很好吸收,自然也可以将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

2.1.2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研发能力的增强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进行研发本土化。具体表现为在将研发机构设立在本土、雇佣本土的研发科研人员,一方面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带动、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对本土的科研人员的雇佣,可以培养和留住国内高水平的科研技术人才,同时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国内人才流动。

2.1.3带动中国市场的发展,提高中国整体出口水平

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的设立,直接结果就是为中国经济注入资金,采购本土化、营销本土化、研发本土化、人员本土化等一系列本土化可以活跃中国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配套本土企业也被带动发展。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常常可以将其国外合作伙伴带来中国投资,希望其进行配套产品的生产,客观上流入了更多的外资。另一面,以中国作为其亚洲或世界的制造基地是跨国公司另一基本的目的,这样可以扩大我国出口量,提高了我国出口水平,繁荣我国贸易。

2.2消极影响

2.2.1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伴随我国市场改革开放,经济安全问题就成为争议和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本土化战略时,一旦涉及到发生在国家之间的冲突时,跨国公司的所属国一般会让跨国公司就范。另外,跨国公司实施华本土化战略让他们在中国市场站稳了脚跟,但是随着他们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运营越来越成功,跨国公司就逐渐增强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能力,进而增强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让人担忧的是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会增强,跨国公司一旦对战略进行改变或者所属国逼其就范就会抽回核心要素,严重时可以造成中国相关市场的瘫痪。

2.2.2掠夺与控制我国市场份额与高利产业

由于拥有雄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后迅速占领了相当市场份额。跨国公司在与中资企业合资或竞争中,吞并了曾经相当知名的国内品牌,民族品牌越来越少,洋品牌越来越多。在高新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很容易通过本土化经营控制,主要原因是国内产业发展还比较薄弱,缺乏跟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积极抢占我国未来利润丰厚的领域和行业。入世九年,很多我国原来垄断的行业都允许外资进入了,跨国公司乘机快速抢占市场份额,控制高利产业。

2.2.3对我国人才等本土优质资源的抢夺

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策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优化配置全球资源,在其眼中中国的优质资源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廉价的高科技人才。由于尚未改革的传统薪酬体系使得国内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很难留住和用好现有人才。相对灵活的用人机制、高薪及注重人才培养的本土化战略,使得跨国公司在与国内企业人才占尽优势,挖走了很多优秀的本土人才,本土企业的人才危机被进一步加剧。

3、我国在面对跨国公司本土化时应该推行的策略

3.1划分产业类别实施鼓励政策和限制政策

从整体政策上,要对跨国公司在国内投资的产业进行分类。鼓励性产业主要是指能够给国内市场带来先进技术和经验的高科技产业或研发类企业,限制性产业主要指在国内市场上发挥更多是挤出效应的产业。对高科技创新环保企业的投资进行鼓励,对生产型,特别是污染型企业的投资进行限制。当然要制定详细的审核指标,对跨国公司来投资的项目用指标体系进行分类,从而适用不用的政策。

3.2制定政策,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建立

如前所述,我们将企业的研究发展机构称为是企业的“大脑”与“灵魂”,是企业发展的火车头。如果跨国公司对当地人才资源和投資环境很有信心,他将倾向将本公司的研发中心放在此地,表明了其对当地市场的重视程度和长远发展战略,当然当地的用外资利用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因此大力鼓励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提升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让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技术创新发源地,而不是污染等重工业行业的制造中心。

3.3切实加强我国的控制力量

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国家和有关部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详细的分行业、分地区、分类别的战略和具体方案,可以在促进产业整合,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同时,通过政策对本国新兴产业、幼稚产业进行合理的保护,让本国新兴产业、幼稚产业有一定的成长和生存空间。其次,要适时加大资源投入,加强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的控制。再次充分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手段,对跨国公司在本国的垄断或垄断行为进行严密监控。

3.4鼓励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结盟

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间既是竞争关系,也是合作关系。与跨国公司在资金、管理水平、硬件设施等方面相比,国内企业很少具备竞争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但提高竞争水平不能一蹴而就。对跨国公司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我们得抱着学习的心态。当前可以考虑选择国际战略联盟这种形式,国内企业通过和国外企业组建战略联盟,可以摸清国外企业组织创新的动向,利用溢出效应学习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管理,这不仅可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事半功倍,也可以客观上对跨国公司对本国经济的恶性控制行为进行抑制。

3.5重视品牌建设,争创中国品牌

跨国公司顺应了国际化的竞争,拥有国际化的品牌。可以说当前市场上产品日益同质化,品牌竞争成了企业间的竞争主要取向。我国是被称为制造大国但也是个品牌创新的弱国,能够在世界上叫的响的民族品牌特别是名优品牌少之又少。以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过“生产初级产品——廉价出口到发达国家——高价进口技术和高附加值的制成品”的恶性循环,我们一定要吸取此教训,通过争创名优产品,首先保障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然后把重点放在用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上,创立中国品牌及世界名牌。

3.6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国内市场要争要守,国际市场也要积极的开拓。经济全球化,经营全球化,今后我们必须考虑主动走出去与发达国家争夺市场。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某个国内市场的竞争,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所以企业除了保持在国内市场的强势外,也要在本国之外加强自己的力量。鼓励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实施跨国营销策略,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参 考 文 献

[1]黄卫平.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再思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0)

[2]王念祖.跨国公司发展趋势与中国企业竞争策略[J].南开经济研究,2009(4)

[3]施海东.组织学习视角下的跨国公司本土化[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8(2)■

作者：刘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