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并购研究论文

2022-07-03

摘要：文中选取2003—2016年间中国企业发生的352起跨国并购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二项Logit回归模型，探讨经济距离、并购经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同时检验了并购经验是否能够影响经济距离和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跨国公司并购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跨国公司并购研究论文篇1：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对策研究

摘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虽然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文章主要从MNC在华并购的角度，对其在华并购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跨国公司；并购投资；对策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从微观层面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1、行业垄断问题。在国内有关反垄断、并购审查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外资可能通过一次或数次并购不断增强生产能力，并凭借技术营销等方面的竞争优势，逐步提高其市场占有率，获得垄断地位，从而限制和妨碍市场的正常竞争和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

2、国内企业挤出效应问题。国内市场大规模对外资开放，使这些正在迅速成长中的优势企业面对实力更强大的跨国公司的竞争。

3、国有品牌流失问题。国有品牌流失，自主研发能力下降。外资并购实施其品牌战略，在以低价购买中国品牌后，一般都是束之高阁，打入冷宫，让消费者慢慢地忘却中国名牌。

（二）从宏观层面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不完善问题。目前关于外资并购方面的法律之间不协调、不衔接，甚至互相矛盾的现象十分突出。

2、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急于求成，突破中央政府的外资政策和法规的约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政策性流失，企业资产剥离转让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等。

3、预警机制建立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体系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反垄断法律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许可证认证体系等，这些预警机制在外资并购中尚未建立。

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的对策研究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微观层面提出的对策

1、资产的评估要公正合理、科学。要控制国有资产流失，关键在于实现国有资产评估的公正合理和科学化。发展进行企业评估的中介组织，制定有效的评估方法，政府机构应退出并购谈判程序。

2、拓宽融资渠道，发展中介机构。中国目前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这也是制约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的因素之一。因此，中国应该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加快培育外资并购的中介服务机构、培养高素质的涉外型人才。

3、推进企业改制。外商对华并购对象一般是资产质量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国内企业可借鉴成功企业的经验，这样既保持了原有企业的独立地位，又可达到利用外方的优势资源的目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宏观层面的对策

1、加快立法工作。为适应即将到来的跨国并购高潮，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以防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恶意并购、倾销活动与垄断经营。

2、建立上市公司国际并购审查制度。鉴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幼稚产业尚需适度保护的现状，对国内企业并购和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分别予以规范管理，并将跨国并购外资管理的范畴规范。

3、规范政府行为。政府作为国有产权所有者的代表应当关注外商并购时是否侵害国有资产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对于并购当中可能出现的不利社会影响应有充分的估计并做好善后事宜，如职工失业等后果。

参考文献：

1、李凤.跨国并购中的法律问题研究[J].当代经理人,2006(21).

2、刘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现状及问题研究[D].复旦大学,2008.

3、裴长洪.利用外资仍要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J].中国工业经济,2008(3).

4、朱文秀.试论中国外资并购立法的完善[J].消费导刊,2007(11).

5、周干翠.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动机、效应及对策研究[D].华侨大学,2009.

（作者单位：吴艳秋，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蔡筱娟，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作者：吴艳秋蔡筱娟

跨国公司并购研究论文篇2：

经济距离、并购经验与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研究

摘要：文中选取2003—2016年间中国企业发生的352起跨国并购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二项Logit回归模型，探讨经济距离、并购经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同时检验了并购经验是否能够影响经济距离和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经济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并购经验越丰富，也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而并购经验对经济距离和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经济距离；并购经验；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

文献标识码：A

Key words：economic distance；M&A experience；cross-border M & A；equity entry mode

0 引言

随着中国“走出去”的战略逐步实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海外扩张[1]。根据《2017年世界投资公报》，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交易的总额达922.2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近70%。中国并购市场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上市公司也纷纷通过并购来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国际化进程[2]。在此背景下，学术界也十分关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相关问题，其中，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问题更是一个热点，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3-5]。

在国际化进程中，企业外国市场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是决定其经营成败和长期利益的战略性决策[6]，它不仅影响公司风险控制战略和转移隐形资产的能力，还影响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7]。已有的研究主要考虑政治、文化、技术等因素对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8-12]，认为母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文化距离、技术水平等对企业的战略决策起着关键性作用。然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不仅受到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13]。史伟等（2016）分析经济距离对零售企业东道国选择的问题得出，经济距离对企业的东道国进入选择产生负向影响[14]；Bai等（2013）认为两国之间的经济距离对外国企业的生存率有重要的影响[15]。两国的经济距离越大，企业会承担较大的风险，越不利于跨国经营[16]。因此，研究經济距离对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影响，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理解。

并购经验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18]。企业以往的海外并购经验不仅有助于后续交易，并且还可能提升企业跨国并购的相关绩效[19]。对于跨国并购的企业来说，在并购时会面临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20]，因此，并购经验对企业以后的并购行为有指导性意义。目前，关于并购经验对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部分学者认为并购经验越丰富，企业越倾向于全资并购的进入模式[21-22]。还有其他学者认为并购经验越丰富，企业越倾向于部分并购模式[23]。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矛盾可能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并购过程中积累一定的经验，但是其对外国环境了解还远远不够。

基于以上分析，文中以2003—2016年间发生的352起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从经济因素和组织学习理论2个角度来分析两国的经济距离与企业的并购经验对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同时探讨并购经验对经济距离与股权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影响。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1 经济距离对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

经济距离表现为母国与东道国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其反应了两国之间在财富和经济规模上的差异[24]。国际化理论认为，经济距离对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决策有重要的影响[25-26]。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企业实行国际化的重要决策行为，它决定了并购完成后的控制权、隐性知识转移以及并购后的风险等问题[27]。经济距离对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经济距离增加了跨国并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导致并购风险的升高[28]。在并购过程中，企业需要了解目标企业的相关信息以便正确评价其价值以及并购完成后对目标企业的整合，从而降低并购失败的风险[29]。第二，经济距离给并购带来更多的管理成本。东道国的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收购方企业的知识转移以及后期的整合问题[30]，两国的经济差距越大，相关知识的转移能力越差，并购的风险也越大[31-32]。从行为决策理论来看，决策者为了规避风险会选择少数股权进入模式[33]。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距离越大，企业在跨国并购中越倾向于选择部分收购。

1.2 并购经验对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

企业通过以往的并购活动不断积累相关的并购经验，逐步改进并购管理程序，并将并购的知识运用未来的战略决策[34]。然而，从不同的角度看，并购经验对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不同的。

从组织学习理论来看，企业通过前期的并购行为所积累的经验对后续的并购行为会有影响[35-36]，并在经营活动中不断积累并运用来降低投资风险[37]。尤其对跨国并购的企业来说，海外投资中面临国家间在制度、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正确运用经验的能力至关重要[38]。贾镜渝和李文（2015）探讨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呈“正U型”关系[39]。Anthony Kuo等（2012）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并购经验丰富的情况下，企业选择全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40]。企业并购经验越丰富，对企业再次并购越有利[41]。因此，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并购经验越丰富，在并购时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全资并购。

从乌普萨拉理论[42]来看，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43]。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积累经验并指引企业的后续行为，这一行为的延续会造成组织惯性[44]，导致企业对新环境适应能力变弱。企业的并购经验越丰富，越容易限制企业的创新能力[45]，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很可能依靠合作伙伴帮助他们适应东道国的环境[46]。因此，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2b：并购经验越丰富，在并购时越倾向于选择部分并购。

1.3 并购经验的调节作用

文中除了研究并购经验对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之外，还试图探讨并购经验是否会影响经济距离于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经济距离会增加并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28]，进而增加并购的风险，企业为了降低不确定性的风险而选择部分并购模式。另一方面，考虑到经济距离会增加企业并购的管理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知识转移和并购后的整合问题[30]。而并购经验会帮助企业对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从而提高并购的效率和减少不确定性[47]，使得企业很可能并购更多股权。因而，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3：并购经验负相调节经济距离与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

2 模型与变量

2.1 计量模型

2.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中以2003—2016年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分析经济距离与企业的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所有权选择的影响以及并购经验对经济距离与股权进入模式两者的关系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来源于Zephyr数据库，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可获得性，文中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①交易买方为中国的上市企业并且交易已经完成；②交易标的剔除港澳台地区、百慕大、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企业。文中最终样本包含2003—2016年间352起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事件。

2.3 变量说明

因变量为股权进入模式。文中主要采用子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来衡量，并购股权为95%及以上即为全资并购，反之即为部分并购。如果是全资并购便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

yj为东道国的人均GDP.EDj越大，代表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距离越大。并购经验（exp）：用企业以往成功的海外并购的次数来衡量并购经验，数据来源于Zephyr数据库。由于并购活动具有滞后性，所以文中选取的解释变量均滞后于被解释变量一期。

此外，文中根据已有文献对跨国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见表1.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文中列出了各變量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

由表2可知，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64，并进一步的考察各个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VIF最大值为1.79，小于临界值10，因此文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假设检验与分析

文中运用二项Logit 模型，结果见表3.

由表3所示，Logit模型的拟合优度在0.1左右，可以看出整体回归结果较好[50-52]。模型1为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的规模、两国的地理距离、东道国开放度、行业相关性、并购者的性质对所有权的选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控制变量东道国市场潜力和收购者的规模回归结果显著。收购者的规模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合资模式。东道国市场潜力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东道国的市场潜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全资并购方式。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经济距离和并购经验。结果显示：经济距离与跨国公司所有权选择是负相关的关系。说明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距离越大，企业在跨国并购时越倾向于合资方式，支持文中的假设1.并购经验与跨国公司所有权选择是负相关的关系。说明企业的并购经验越丰富，企业在并购时越倾向于合资方式，支持文中的假设2b.

模型3中加入并购经验与经济距离的交互项，以此来检验并购经验是否对经济距离和企业股权进入模式之间关系产生影响。结果显示：并购经验与经济距离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企业还处于并购的初始阶段[48]，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面对复杂的东道国环境，仍然存在并购的风险。

4 结语

文中以2002—2016年中国企业352起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问题，并研究了并购经验对经济距离的调节作用。从经济因素角度出发研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问题，是对已有相关问题研究的有效补充。其次，文中进一步探讨了并购经验对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加深了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模式的选择的理解。

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距离是影响企业跨國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经济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部分并购的方式；②企业的并购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

参考文献：

[1] 余鹏翼，王满四.国内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4（03）：64-70.

[2] 刘锴，纳超洪.大股东控制、公司治理与跨国并购决策[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5（05）：43-54.

[3] 綦建红，杨丽.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大型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4（06）：55-61.

[4] Powell K S，Lim E.Investment motive as a moderator of cultural-distance and relative knowledge relationships with foreign subsidiary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70：255-262.

[5] Hernández V，Nieto M J.The effect of the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he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entry mode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5，50（01）：122-132.

[6] 赵晶，王根蓓.创新能力、所有权优势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02）：100-112.

[7] Donghyun Lee.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Technology vs.market motives，2017（42）：20-37.

[8] Villa MAD，Rajwani T，Lawton T.Market entry modes in a multipolar world：Untangl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5，24（03）：419-429.

[9] 李彤.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国际化经验的调节效应[J].商业经济研究，2015（04）：78-81.

[10]郭健全，谢新新.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所有权安排影响研究——基于地理距离调节作用[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55-62.

[11]Cristina López-Duarte，Marta M.Vidal-Suárez.Cultural distance and the choice between 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 and joint venture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3，66：2252-2261.

[12]胡婧.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理论述评[J].商业时代，2012（02）：66-67.

[13]Arslan，Tarba，Larimo.FDI entry strategies and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freedom distance：Evidence from Nordic FDIs in transitional periphery of CIS and SEE[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5，24（06）：997-1008.

[14]史伟，李申禹，陈信康.国家距离对跨国零售企业东道国选择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16（03）：117-127.

[15]Bai T，Jin Z，Qi X.Chinese firms’ OFDI entry mode choice and survival of foreign subsidiaries：contingency effect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st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Marketing，2013，14（01）：102-115.

[16]张宇婷，王增涛.制度距离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模仿同构的调节效应[J].当代财经，2015（04）：97-106.

[17]Jiang G F，Holburn G L F，Beamish P W.The impact of vicarious experience on foreign location strateg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4，20（03）：345-358.

[18]Casillas J C，Moreno-Men ndez A M.Speed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the role of diversity and depth in experiential learning[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4，45（01）：85-101

[19]刘勰，李元旭.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03）：65-73.

[20]贾镜渝，李文，郭斌.经验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基于地理距离与政府角色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15（10）：87-97.

[21]Hollender，Zapkau，Schwens.SME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choice and foreign venture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oduct adaptation[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7，26（2）：250-263.

[22]谢军.基于企业国际经验的国外市场选择和进入模式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01）：91-94.

[23]桑子轶，郭健全.国际经验、经济自由度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所有权选择[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67-73.

[24]Ghemawat P.Distance still matters.The hard reality of global expans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1，79（08）：137.

[25]

Bdulescu F，Prejbeanu I，Rada C，et al.Toward a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friction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1，17（01）：1-14.

[26]Du J，Lu Y，Tao Z.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FDI location choice：evidence from US multinationals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8，36（03）：412-419.

[27]Chari M D R，Chang K.Determinants of the share of equity sought in cross-border acquisi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08）：1277-1297.

[28]田海峰，黃祎，孙广生.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分析——基于2000～2012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5（06）：111-118.

[29]张娟，李培馨，陈晔婷.地理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是否失去了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7（05）：51-61.

[30]蔚海燕，梁战平.企业并购知识转移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02）：54-58.

[31]Chen G，Crossland C，Huang S.Female board representation and corporate acquisition intensity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37（02）：303-313.

[32]Mi-Hee Lim，Ji-Hwan Lee.Nat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resolution [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7（26）：354-364.

[33]Hennart J F.Down with MNE-centric theories！ Market entry and expansion as the bundling of MNE and local asse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09）：1432-1454.

[34] 郭冰，吕巍，周颖.公司治理、经验与企业连续并购：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1（10）：124-134.

[35]Amburgey T L，Miner A S.Strategic momentum：the effects of repetitive，positional and contextual momentum on merger activit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2，13（5）：335-348.

[36]Haleblian，Rajagoplan N.The influence of acquisition experience and performance on acquisition behavior：evidence from the US commercial banking industr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02）：357-370.

[37]何林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财务绩效实证研究——基于机械工程行业的角度[J].中国物价，2017（05）：70-72.

[38]杨波，张佳琦，吴晨.企业所有制能否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败[J].国际贸易问题，2016（07）：97-108.

[39]贾镜渝，李文.经验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基于非相关经验与政府因素的调节作用[J].世界经济研究，2015（08）：48-58.

[40]Kuo A，Kao M S，Chang Y C，et al.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n entry mode choice：difference between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12，30（03）：248-263.

[41]胡彦宇，吴之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11（08）：91-102.

[42]Johanson J，Vahlne J E.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7，8（01）：23-32.

[43]林俐.國际化经营两大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3（04）：32-35.

[44]Nadolska A，Barkema H G.Learning to internationalise：the pace and success of foreign acquisi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07）：1170-1186.

[45]朱红波.CEO经验学习、个性特征与企业连续并购绩效[J].财会通讯，2016（30）：82-87.

[46]Musteen M，Datta D K，Herrmann P.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EO compensation：implications for the choice of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02）：321-338.

[47]Brouthers，Nakos G.SME entry mode choice and performance：a transaction cost perspective[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2004，28（03）：229-247.

[48]李志军.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特点分析[J].商业研究，2005（10）：17-19.

[50]林润辉，宋泾溧，李康宏，等.多元化战略下制度距离与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关系研究[J].预测，2015，34（04）：1-7.

[51]蔡灵莎，杜晓君，史艳华，等.外来者劣势、组织学习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J].管理科学，2015，28（04）：36-45.

[52]吴先明.企业特定优势、国际化动因与海外并购的股权选择——国有股权的调节作用[J].经济管理，2017，39（12）：41-57.（责任编辑：王强）

作者：闰芹芹郭健全

跨国公司并购研究论文篇3：

跨国公司并购的制度效应与实证探析

摘要:跨国公司并购与制度结构息息相关,其实质是一种企业制度的创新。跨国公司并购必将带来企业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创新,无论是跨国公司内部制度的完善还是外部法律、宏观政策的改进,由跨国公司并购所导致的合理制度创新,都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跨国公司并购产权制度制度创新

一直以来,跨国公司并购是社会关注的复杂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跨国公司并购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跨国公司并购愈演愈烈,并购规模也越来越大,也不再局限于特定的领域,而是几乎涉及到所有的行业,成为了各个商业领域的重组工具。

一、跨国公司并购的制度创新

“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当事人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规范。”制度可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学派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的产生,而制度的存在又能够节约交易费用。由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不确定性的存在,需要相应的制度来进行约束和规范,以降低交易费用。没有制度约束,交易就不可能正常进行,交易结果就有可能是无效率的和不可预期的。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产物,跨国公司并购实际上是社会制度和企业制度约束下的一种产权交易行为。为什么会产生制度变迁呢?一般认为: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二是人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必然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任何制度都是历史性的,都会随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形成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诺思认为:有两种力量规范着制度变革,一是报酬递增;二是由复杂交易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在跨国公司并购过程中,这两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跨国公司并购,即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跨国公司内部的报酬递增。制度变迁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即由市场获利机会所引发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它是一种利益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由政府法令强制产生一个新的制度。在跨国公司并购过程中,从历史的范畴来看,这两种制度变迁在跨国公司并购中是伴随出现的,例如,一方面各国政府为了限制跨国并购后的垄断而出台限制并购的法规,但另一方面, 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却鼓励本国企业实现跨国并购。前者是政府为了减少社会福利损失,以法令强制的形式实行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后者是利益诱导下的诱制性制度变迁。

技术是决定正式制度供给的最主要因素,技术水平的提高为正式制度供给提供了先决条件。在过去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技术变革使产出发生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大部分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通过并购而形成的跨国巨型公司正是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例如跨国公司并购后实行网络化管理模式,以实现总部对各个分支机构的控制并有利于各个机构的沟通联系,然而网路化管理模式必须以互联网和通讯技术作为前提。没有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高度发展,先进的网络化管理模式只能是空谈。技术创新促使了各种制度的产生,大量外部溢出效应使得技术创新下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跨国公司并购使技术聚集,在技术创新下促进了制度的创新;技术变化不仅增加了制度的收益,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制度的操作难度和实施成本,使跨国并购在操作上成为可能。

从跨国公司内部制度创新来分析企业扩张,并购无疑是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方式。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它是收集、加工并出售信息的一种特殊市场制度。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是依靠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制度创新,而且制度创新拉动下的技术创新才是企业扩张的源动力。并购其实就是一种企业制度创新,并购的最重要的好处就是并购中的产权交易不仅能带来资产的重新组合,而且可以导致企业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变革。制度创新表现为新的组织形式或新的管理形式的产生,制度创新的实质是通过改变企业的权利结构,使企业获取新的市场机会,从而使企业能在降低内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扩大生产,实现报酬递增。企业发展之所以从古典的个人业主制演化成现代的联合大公司制,其根本源泉在于社会外部制度和企业内部制度的整体创新和变革,企业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

二、跨国公司并购的制度创新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不是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只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是可以抽象掉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制度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点学界目前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现代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包括制度、技术、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五大要素,我们可以把它表示为函数关系:Q=f(F,T,K,L,S)。其中Q代表产出,F代表制度,T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S代表自然资源。

制度环境直接决定各个投入要素如何转化或转化为多少经济产出,第一,制度影响技术水平的提高,有效的制度安排能使创新、发明得到长期保护,提供一种激励。第二,制度影响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制度(特别是教育层面的制度)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使之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最后,自然资源优势要转化为产出优势,就是要从根本上建立制度优势。

跨国公司并购是一种产权交易行为,是导致产权制度变革的一种重要形式。跨国公司并购实质就是公司间的产权交易,这种交易直接导致公司产权安排的变化。产权交易最终反映的是企业制度的竞争,不同的企业制度通过市场互相竞争。其中之一是产品市场,产品的竞争是产品质量和成本的竞争,质量好成本低的产品就可以在产品市场上获取较高的利润,在产品市场竞争中获胜,反之则失败。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企业可以通过仿效先进企业,改革其企业制度,或者在产权交易的市场中被在产品市场中获胜的企业所并购。

1.从跨国公司内部制度看,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它是收集、加工并出售信息的一种特殊市场制度。其生产过程是一种组织行为,更是一个契约结构,不同企业的内部制度结构及其产生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不同的,因而对要素在生产中效率的发挥也是不同的。跨国公司并购其实就是一种企业制度创新,并购后,必定带来跨国公司内部的要素整合,也会因此产生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如股份制度、保障制度、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具体管理制度等。著名产权经济学家阿尔奇安从组织制度角度,将企业看成一个“团队”,而企业的扩张是团队效率在市场价值增加上的反映;钱德勒和威廉姆森则认为:现代工商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革引发了企业的扩张和并购。而并购和扩张又进一步加深了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制度创新的实质是对企业权利结构的改变,从而使企业获取新的市场机会,充分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使企业能在降低内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扩大产出,从微观层面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2.从跨国公司外部制度看,跨国公司的并购必将推动外部制度的创新,促进经济的增长。跨国公司并购是对产权变革的一种需求,这就是产生明晰的产权制度的前提条件。明晰的产权制度的建立,能够降低跨国公司的经营风险,提供创新激励和形成稳定的预期,也催生了一系列旨在减少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合理制度安排。从外部环境看,一个优越的经济体制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跨国公司可以形成较为稳定的合理预期收益,有效地选择生产的可能性边际,增加产出,促进经济的增长。诺思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证了财产权制度的确立及其所产生的投资安全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企业并购最重要的好处就是并购中的产权交易不仅能带来资产的重新组合,而且可以导致企业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变革,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增长。著名的“科斯定理”的一个推论阐述了只要产权界定清楚了,不管交易费用是否为零,只要允许自由地交易,资源的配置就会改善。产权的合理安排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跨国公司并购的制度效应的实证分析

1.跨国公司并购的内部制度效应。跨国公司并购后的整合是并购的关键,如果并购方无法实行有效的整合,那并购将会以失败告终,整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因为不同的企业都有其独特的经营策略、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要使并购后的企业能够协调地融合在一起,必须事先制定细致的整合计划和整合程序,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设计出企业的整合原则和目标,整合目标一般会包括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财务、市场、技术等。这就意味并购后会在企业内部产生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为了保证更高的效率以实现其经营发展战略,并购方股东必将要求改变其治理结构,获取更多的企业控制权。跨国公司并购后并购方把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带到被并购方的企业,产生管理的溢出效应。根据华信研究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并购后平均都会出台200条以上的内部管理整合措施,有些公司出台的管理整合措施甚至超过1000条,这些措施几乎涉及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这些内部的整合制度平均可以节约13%以上管理费用,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

2.跨国公司并购的外部制度效应。企业并购的外部制度完善实际上就是产权制度完善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长期而充满荆棘的过程,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下集合起来进行考察分析。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制度变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其中外资的贡献虽然无法用具体数字进行衡量,但是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跨国公司并购作为引进外资的一种形式,客观上推动中国产权制度的变革,成为中国制度变革的一股重要力量。产权的合理安排优化了资源配置,起到很好的制度示范效应,跨国公司并购普遍提高了经济效益,在某种程度上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据统计分析表明,1998年—2006年被兼并企业平均利润率要比被兼并前高出15个百分点左右。正如一位学者罗伯特·麦古肯证实:跨国公司并购后企业的业绩“有所改善”。

参考文献

1.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2.李粯璽.跨国公司并购与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08(7)

3.林宗保.世纪之交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特点及其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00(3)

4.于春晖.并购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王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研究[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博士),2005

6.威廉姆森等.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7.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8.陈继勇,雷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10)

9科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0.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11.R.Coase.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