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融资研究论文

在我国腐败分子经济犯罪的现象日益增多，他们处置不法资产的洗钱方式也多种多样，既有奢侈纵欲、豪赌、匿藏、购置房产，也有假道投资公司、转移境外等多种方式，洗钱已经成为了腐败分子处置上游不法资产的一种重要方式。洗钱是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支柱，没有洗钱，贪污贿赂取得的黑钱就不能变成合法收入，腐败分子就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所有者。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跨国公司融资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跨国公司融资研究论文 篇1：

“补链”进行时

海南环岛高铁和高速（郭程/摄）

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但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三农”问题突出以及产业结构以“资源依赖型”为主且实体产业薄弱的地区。

2019年，海南的GDP总量为5308.94亿，尚不及山东潍坊、江苏盐城等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总量也不足千万。

自贸港建设方案发布后，如何担当大任成为海南亟需思考的命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海南自贸港“6+1+4”方案当中，“1”就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也是制度设计的核心目标，“6”和“4”是支撑或保障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中央12号文件）对海南未来主导产业细分内容的指导，可以说是几乎涵盖了中央界定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全部内容。” 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经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工业补链，对海南来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开新局的关键所在。

天然拥有阳光沙滩、椰风海韵的海岛到底要不要发展工业， 海南有过犹豫。

“上世纪80年代，海南是尝试过工业化的，那时有南宝电视机厂、海马汽车制造厂等等工厂，当时名气很大，但后来都没落了。”作为海南本地人，陈经伟对海南工业化的“摇摆不定”有深刻感受。

1988年，海南建省。拥有阳光沙滩、椰风海韵的海岛到底要不要发展工业，海南有过犹豫，当时海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18.4%，农业占比高达50%，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基于此，海南决定还是必须发展工业。1988年定稿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明确了海南发展总目标：“建立以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

随后，海南开启了一波工业化小高潮。1988-1992年的工业平均增速高达20.26%，但无奈当时的工业规模实在太小，增速再快也难以盘活全省经济，并且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层次偏低，多为矿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缺少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引领，因而最终没能掀起太大的浪花。

上世纪90年代，海南经历房地产泡沫风波，遭受经济重创，当初“工业主导”的发展思路也已经走偏。

1993年，时任国家劳动部部长的阮崇武被任命为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他是第一位主张在海南重点发展旅游业的主政者。在当年7月的海南省第二次党代会上，阮崇武明确提出：“海南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以旅游业为龙头，超前发展第三产业;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发展第二产业;以农业为基础，稳定提高第一产业。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市场总值中的比重顺序，由‘一三二’逐步调整为‘三二一’，使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1994年2月，在中共海南省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业为龙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被重申。

旅游开发热潮随之而起，但旅游业是否能够引领海南走出經济发展困境还是问号，海南仍在探索更多元的发展方式。

1996年，海南发布了《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首次提出了“一省两地”的概念——即要把海南建成中国的“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

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尽管在不同阶段有所微调，但海南大体上的发展均没有偏离“一省两地”的大方向。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海南还将发展新型工业的重点放在位于西岸的洋浦，从而确保东海岸不受工业影响。

此后，中石化、中海油、一汽、华能、中信、国电、南方电网等一批知名大企业接续在海南设立分支企业，一批重大项目陆续竣工投产，海南的产业体系逐渐开始丰富。
高端农业

自贸港建设以来，海南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方面要加快“补课”速度，陈经伟认为，在2025年之前，应该以“结构补短板”为主。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持海南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和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海南产业突破口将主要体现为，以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新产业新业态为抓手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以技术创新引领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转型升级，以‘做强’‘做品牌’为目标实现旅游业新发展，以全球价值链为坐标构建现代服务业，以科技创新和发展核心技术为抓手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陈经伟说。

海南农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20%以上，农村人口占比60%以上，农村土地甚至高达80%，农业在海南经济中的比重相当高，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如何融入自贸港建设，也成为海南“补课”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题。

“解决这一难题关键在发展高端农业。”陈经伟说。

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海南其实是一座缺水的岛。

海南台风频繁，全年降雨以暴雨为主，地势中部高四周低，河短坡陡，江河暴涨暴落，水来得急去得快，淡水资源贮藏量小，多数地表水资源流入大海。不仅如此，海南降雨时空、地区分布极不均衡，易造成区域性缺水。

庞大的农村人口如何融入自贸港建设， 也成为海南“ 补课” 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题。

这意味着，在传统农业状态下，海南自我生产的主粮难以养活岛上人口，这才会有历史上人口迁移——下南洋。新中国成立后，海南西部还曾因为过度开垦出现过沙漠化迹象。

并且，前不久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能给海南传统农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许多农产品，如胡椒、槟榔、香蕉等，海南和东南亚比起来不具备优势。

“海南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海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海南热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院院长柯佑鹏认为，基于海南独特的地理自然条件，海南可以打造高端农产品品牌，走小而精、小而美的高端路线;可以在传统工艺、现代农产品加工技术上进行深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深度挖掘海南农业、农村优势资源的深附加值。

“海南传统农业的这种劣势就要靠现代科技去改变，而且，发展高端农业也是对海南工业补链的有效衔接。”陈经伟分析。

“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正是中央为海南发展农业指明的方向。

“乡村振兴最终要实现城乡的双向流动。”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认为，在推动海南乡村振兴，乡村发展的过程中，自贸港建设是打通海南和国际等多种要素的通道。
工业补链

30多年来，海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尽管增长了约63倍，但在全国GDP所占比例仅从1988年的0.47%增长至2019年的0.53%。2019年，全国人均GDP1.03万美元，海南为全国的77.3%。目前，海南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与农业几乎不相上下，也在20%左右。

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这实质上赋予了海南成为经济增长极的使命。”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吴士存说。此外，海南自贸港将辐射带动粤西、广西地区的发展，有望更多地参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这也意味着海南必须按照国内经济增长极的标准并对标国际最高开放水平进行建设。”吴士存说。

工业补链，成为当务之急。

“海南在补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至少要形成几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陈经伟分析，“随着融入‘双循环’新格局和RCEP签署，在‘省抓落实’过程中，海南必须关注中央12号文件当中细分领域、分析在东南亚市场当中的竞争优势，找准定位，据此布局相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在2025年之前打好基础。”

现在的海南人流量、货物流量、资金流量、信息流量都存在不足，要与内陆联通，辐射更广泛地区，当务之急是启动琼州海峡跨海通道建设。

吴士存认为，琼州海峡跨海通道能够从根本上打破海南与国内腹地人流、物流的“咽喉瓶颈”。“海南自贸港建设目前最缺乏人才和高新技术，建成跨海通道后，高铁将拉近海南自贸港与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时空距离，以250公里的时速，从海南两小时就可到达广深。海南可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科技等资源，实现自贸港与大湾区的乘数效应发展。”吴士存说。

2021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用好用足既有交通通道，加强过江、跨海、穿越环境敏感区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论证。

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西部陆海走廊路径1是这样的走向：西宁经兰州、成都/重庆、贵阳、南宁、湛江至海南三亚。

琼州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可能将变得不再遥远。

从2018年确定建设自贸港开始，海南已经在布局高新技术产业上进行探索与发力。截至2021年1月14日，海南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838家，比“十三五”初期增长近400%。

“海南自贸港政策为本地药企提供了绝佳的国际化战略发展契机。”海南中和药业是专业从事化学合成多肽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负责人对近两年海南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变感受明显。
2020年4月1日，海南生态软件园园区（ 郭程/摄）

“越来越多高新技术企业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头羊，助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海南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南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在生物与新医药、电子信息等领域，多为智慧密集型企业，员工中不乏“海归”和外籍专家，他们为海南的创新要素聚集贡献了力量。

2020年12月8日，《中共海南省委關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外公布。

《建议》对“十四五”时期海南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作出了最新安排。包括：坚持“项目进园区、园区说了算”，发展总部经济，吸引跨国公司设立总部或区域总部;打通产业链，推动“整装+零配件”“制造+维护保养”“生产+应用再集成”等融合发展。

培育发展“海陆空”高新技术产业、将洋浦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千亿级石化产业基地和油品自由贸易港区。加快实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疗技术、设备和药品与国际同步……海南现代科技版图已经在描画之中。
旅游升级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十年，旅游业在海南产业体系中占比超前，在建设自贸港的新命题下，海南的旅游业需要“做减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分析，海南的旅游业国际游客数量较少，还算不上公认的国际度假目的地;其旅游业有封闭经济下的比较优势，但无开放经济下的比较竞争优势。

“海南旅游业应以‘海南人游海南’为侧重点，岛外或国际人士游海南回归常态，随着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逐步消化并顺其自然发展。”陈经伟说。

做减法的同时，旅游业更要升级。

自贸港建设方案中指出，海南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2020年6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中，美团点评是其中一家。

做减法的同时，旅游业更要升级。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慧化手段，加快培育具有海南特色的合作竞争性优势的发展方向，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美团点评集团副总裁陈荣凯说。

陈荣凯表示，现阶段美团点评将发挥互联网传播、用户连接等优势，聚焦平台载体，推动海南文旅新基建业态创新发展，为景区打造智慧管理体系，为游客打造智慧旅游体验。

对于本地传统旅游企业来讲，自贸港建设不仅带来新机遇，更开阔了发展方向。

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在11个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中被升级为旅游产业园区，承担起新使命，担当海南发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先行先试的区域带动作用。

“作为唯一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园区，观澜湖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琼港澳高端服务业示范区，该示范区着力做好要素资源集聚大文章，以产业集聚为重点，带动资源集聚、人才集聚和活动集聚。”观澜湖集团发展副总裁杨长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20年10月4日，消费者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选购商品（蒲晓旭/ 摄）

下一步，观澜湖集团将在康养旅游上下工夫。抓住博鳌医疗先行试验区周边缺乏生活配套的机遇，“海口距博鳌车程仅半小时，我们要为那些去博鳌做医美、辅助生殖等康养旅游人群提供生活场景配套。”杨长缨说。

以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为目标，推动旅游与购物、康养等元素的深度融合，结合免税相关政策，探索互联网平台、本地旅游业与免税政策更加全面、紧密的结合模式，构建海南现代服务产业体系，成为新入局企业与海南本地企业共同思考的命题。

2020年，公众对海南自贸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免稅店的人多了。实施“史上最大”政策调整、引入经营主体，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在2020年迎巨变。2020年，海南离岛免税全年总销售额274.8亿元，同比增长103.7%，而2019年全年仅134.9亿元。

截至2021年2月底，海南离岛免税店增加至9家，经营主体增至5家，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形成了全面竞争的经营新格局。

“海南下一步的离岛免税业应尽快发展为千亿级产业，带动服务业提质升级;还应以免税购物为杠杆，撬动先进制造业、绿色农业等实体产业发展。”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夏锋说。

作者：张静

跨国公司融资研究论文 篇2：

揭秘贪腐黑金洗白

在我国腐败分子经济犯罪的现象日益增多，他们处置不法资产的洗钱方式也多种多样，既有奢侈纵欲、豪赌、匿藏、购置房产，也有假道投资公司、转移境外等多种方式，洗钱已经成为了腐败分子处置上游不法资产的一种重要方式。洗钱是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支柱，没有洗钱，贪污贿赂取得的黑钱就不能变成合法收入，腐败分子就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所有者。

几乎所有的洗钱活动都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放置（亦称之为入账或投放）、离析（亦称之为分账或培植）和融合（亦称之为归并或整合）。腐败分子洗钱行为可能包含了上述不止一个阶段，各阶段彼此间也会有交叉和重叠。

放置阶段的腐败洗钱途径和手法

放置阶段是指将资金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系统。一般来说，放置阶段是腐败分子洗钱活动的初始阶段，尤其是当所需清洗的资金为现金形式时，如腐败分子获取的不法收益。在信用卡和电子交易普遍使用的当代社会中，合法经营过程中大量使用现金很容易引起注意，因此，洗钱的第一步便是把非法所得存入金融系统。

典型的放置方式包括：把大量现金从一国走私或者运输至其他国家存入金融系统；小量多批次地把现金存入一个或多个金融机构，以规避银行的申报规定。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结构化交易”；小量多批次地把现金以他人名义存入一个或多个金融机构；把小面额钞票兑换成大面额钞票；把现金转化为商品或贵重金属等其他形式（利用卖家把现金存入银行系统）；利用表面合法的现金密集型企业来混杂融合资金。

存储大量现金具有极高的安全风险，使用大量现金也容易引起执法部门或者窃贼的注意。而放置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把现金转化为通过电汇或支票等手段更易于资金转移的形式。从实际案例来看，放置阶段通常是洗钱行为中风险最高的阶段，因为此阶段中非法收益最接近犯罪行为本身。放置的最简单例子就是把非法所得存入银行账户，另一种是把大量的现金从其所获取国运输转移至其他国家。

常用的放置手段或工具包括：

物理转移和现金兑换。运输或走私现金已经成为目前最常见的洗钱形式，因此大量的现金运输是贩毒、恐怖主义、洗钱、勒索、逃税或腐败资金转移的信号。为逃避强制申报要求而跨境运输大量货币或其他通货性工具，无论在社会危害上还是违法性质上，都可以等同于商品走私。现金走私者利用车辆、船舶、飞机等运输工具，以行李、快递包裹等形式来偷运巨额现金。现金兑换也是洗钱放置阶段的典型手段。在许多国家，通过金融机构将小面额钞票兑换成大面额是需要生成交易报告的，所以，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洗钱分子必须设计周密的计划缩小每次兑换的数额。

现金存款。在这种洗钱放置方法中，非法收益以现金的形式被直接存入银行账户。当存入的现金额度较大时，银行须向政府提交现金交易报告，所以犯罪嫌疑人会采用相对复杂的现金放置方式来逃避现金交易报告。例如，通过“构造性交易”将大量现金分成小笔化整为零存入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分批次存入相同的账户。因此，很多国家另规定了一个低于现金交易报告标准的金额，要求银行保留所有该金额以上现金交易的日志备查。

非银行汇划。资金非银行汇划是指通过非银行系统办理的汇款、转账等资金转移。这种资金汇划服务的提供者以较强的周转支付能力和便捷的服务方式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客户。例如西联集团拥有世界最大規模的非银行资金汇划网络，他们在全世界19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2.5万个分支机构。这些服务商收费低廉，反洗钱措施和合规建设比传统金融机构薄弱，绝大多数接受现金支付，因而为非法资金首次注入金融系统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银行本票。银行本票是基于银行自身账户签发的支票，与基于个人银行账户的个人支票不同。银行本票一直是被洗钱分子惯用的洗钱工具，因为它可以由任何使用者用以支付给任何收款人（包括虚构的收款人）。通过使用假名，收付双方均可以在支付过程中逃避身份识别程序。在一些洗钱案例中，银行本票在最终兑现前已经过多次转手，甚至是频繁地被跨境邮寄或运输。

汇票。汇票是一种基于专门银行账户或其他金融载体的金融工具。银行或非银行机构都可以出售汇票。以汇票作为洗钱工具的犯罪分子主要是看中了这种金融工具的以下几个特点：高面值小体积、丢失可以补换、可以匿名使用。大多数的汇票出售者或签发者与客户并无任何其他关系，购买汇票几乎不需要提供身份信息。没有这些原始信息，执法机关可能无法监测个人或组织的非法资金活动，无法追查可疑交易的来龙去脉。

律师、会计师或资金经理。在这种放置形式中，非法资金被交给律师、会计师或资金经理来存入其开立的信托账户。对起诉机关而言，唯一可用以制约这种专业洗钱分子的就是反洗钱法条了。信托账户是由托管人（律师/会计师/资金经理）保管并控制的银行账户，根据委托人的财务或业务需要来使用。托管人可以代表委托人将资金转向海外（通过电汇或银行本票等方式），也可以就地支出使用。不管是哪种情况，资金实际拥有者的身份都被以信托的方式掩盖。

经纪人账户。非法资金可能会被放置在经纪人账户，通过该账户购买股票、债券或者其他投资品。有时候经纪人账户中的资金被用来购买不记名转让票据。不记名转让票据如某些债券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持有和使用的金融产品。由于具有不记名的特点，该票据像货币一样可以实现匿名交易。

赌场博彩。在可以合法开设赌场的国家，赌场可被用来注入非法所得。在这种洗钱形式中，巨额资金被分拆成多笔小金额，由不同的人去购买筹码，然后再将筹码汇总到一起，以赌赢获得的名义到赌场兑现处兑现，赌场会以支票或直接汇款的形式将资金打到洗钱分子的账户。这个过程给原本非法的资金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购置资产。非法资金也可以用来购买高价值商品，比如黄金或钻石。这些商品随后便可以像现金一样进行跨国转移和使用。另外一种更加简单的放置方式是，非法收入获得者直接用赃钱购买房地产、机动车等资产以及其他高价值资产享用。

储值卡。储值卡（或称为预付卡）是一种合法用户和洗钱分子都喜欢使用的现金替代品。不同储值卡在制造技术上和使用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卡嵌入数据处理芯片，有些卡使用磁条，有些卡（比如预付电话卡）只是卡面上印有序列号和密码（卡本身无存入或转出现金功能）。储值卡可以在“开放”或“封闭”的系统内运行。因为使用储值卡不要求开立金融账户，卡里的资金可以是匿名的且没有体积和重量方面的制约，所以储值卡为调查和追踪洗钱犯罪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离析阶段的腐败洗钱途径和手法

离析是很多洗钱活动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资金在商业和金融系统中被多次转移，直到远离其最初的犯罪来源。这也说明，离析的目的是把犯罪行为和犯罪收益分离开来。腐败分子通常使用合法经营账户频繁转移资金使其远离来源账户（放置账户），也可以是将非法所得与合法资金混杂在一起或把非法所得进行国际性的转移，使调查人员难以甚至无法根据账目痕迹追查资金路线。常用的离析手段或工具包括：

浑水摸鱼——混合。混合是把非法所得与合法收入进行掺杂，在放置和离析阶段都可能用到。例如前文提到的，犯罪组织将非法所得与合法的洗衣收入混杂在一起存入银行账户，使非法所得穿上合法资金的伪装。因此，任何涉及大量现金收入的行业都很容易被洗钱活动所利用。

偷梁换柱——高开、低开或虚开发票。高开、低开或虚开发票是离析的手段之一，用以实现资金的本地或跨境转移。以高开发票转移资金为例：一个国家的企业向另一国的买家出售商品，如买家想要将非法资金转移至卖家的所在国，那么买家就付给卖家高于商品实际价值的货款，并按付款金额索要发票，超出实际价值的货款即是要转移出境的非法资金。这样赃钱就随着合法的进出口贸易被“夹带”出境。低开发票的洗钱方法则是相反的伎俩。在虚开发票的洗钱手法中则根本未发生过合法业务，凭借虚开的发票，赃款以支付货款的名义被转移，实则并没有实际的商品买卖。

张冠李戴——假借他人名义。假借他人名义洗钱是指洗钱分子利用他人名义从事交易，实则进行洗钱。洗钱分子可能会用别人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或者购置资产，如车辆、房屋及其他高价商品。这些商品名义上的所有人是他人，但是实际拥有者是洗钱分子自己。通过假借他人名义，犯罪分子把自己和犯罪所得分离开来。他们通常会借用自己信任的人如亲戚或密友的名义，这些人通常也会收到各种形式的好处作为回报。

借尸还魂——空壳、空架公司。空壳公司是专为洗钱而设立的公司。空壳公司并没有实际业务发生，洗钱分子仅是用其名义购置资产和开立银行账户。洗钱分子通常让代理人担任空壳公司的董事或管理人员，从而将公司和洗钱分子本人分离开来。空架公司是在洗钱分子购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公司。洗钱分子就像从货架上挑选货物一样购买空架公司。这种公司已经有了名义上的董事和管理人员，也可能一直在经营实际业务。在法律允许代理人名义上充当公司董事和管理人员并且有公司保密法的国家，空架公司和空壳公司常常办成跨国公司的形式。跨国经营的背景使调查员更难确定公司的实际受益人和拥有者，更难查清公司的交易活动。

暗度陈仓——电汇和网上银行。一旦进入金融系统，非法资金可通过电汇在世界范围内的账户间流动。通过使用网上银行服务，洗钱分子更可以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完成全球性的转账交易。资金流过的账户越多，执法机关就越难追踪资金和查找犯罪源头。对洗钱分子来说，按一下计算机按钮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将资金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而对调查员来说，需要花费数周或数月才能通过账目理清出资金走向。资产转移非法资金一旦进入金融系统，就可以用来购买资产，如房屋、车辆以及其他高价值商品。通常，这些资产的购置都会使用代理人或者空壳公司的名义。

融合阶段的腐败洗钱途径和手法

融合是給非法资金的来源找到一个合法解释的过程，是洗钱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融合后的犯罪收益已从非法来源中洗清，可以不被执法部门怀疑、安全地在经济系统中消费或投资。此时区分非法资金与合法资金已经极为困难了。洗钱分子可以使用这些资金进一步从事犯罪活动或用来投资置产、享受奢华的生活。常见的融合手段或工具包括：

李代桃僵——虚假贷款。在虚假贷款洗钱手法中，犯罪分子用自己的资金“贷款”给自己。当非法资金被充分分账后，以代理人或空壳公司的名义“借贷”给犯罪分子本人。为了彻底融合资金，犯罪分子还会煞有介事地向代理人或空壳公司偿还贷款。职务犯罪和税务犯罪的犯罪分子常常向自己在境外的空壳公司“借款”购买个人资产。

利用贷款进行洗钱，按照赃钱的流动方向划分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还入”赃钱，一种是“借出”赃钱。在利用赃钱进行还款的手法中，犯罪分子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从银行等放贷组织借来的资金。对于调查人员来说，嫌疑人所使用的这些资金确实具有合法的来源，而实际上，犯罪分子会用犯罪所得来偿还贷款。这种洗钱手法还可以拓展为，用非法资金购买存单、保单、债券或其他资产，然后用这些资产作抵押，取得合法的存单质押贷款、保单质押贷款或其他借款，然后再正常使用这些借款。这类“还入”赃钱的洗钱手法在上世纪末达到了一个黄金时期。

远交近攻——虚假国外投资者。在虚假国外投资洗钱手法中，犯罪分子控制的代理人或空壳公司以国外投资者的身份，为洗钱分子出资收购或开办一个合法的生意。在这种手法中，非法资金已经在海外被分过账，能够不引起执法部门注意而从国外回流入国内。

无中生有——虚构薪金。在通过假冒薪金方式洗钱的手法中，犯罪分子通过空壳公司给自己发薪水，即使他们没从事实际工作。

假痴不癫——高开、低开和虚开发票。与分账阶段利用发票将资金和犯罪分子进行分离一样，在融合阶段也可以使用发票伎俩将资金返还到嫌疑人手中。例如，不法分子以收取“顾问费”为名，给自己在国外的空壳公司开具金额为10万美元的发票，而空壳公司则按照此发票金额给不法分子付款。

瞒天过海——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是指任何以向异地的第三方转移资金或其他价值为目的而接收资金的系统、机制或人员网络，其形式可能各不相同。价值转移的过程通常不通过常规银行系统，而是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经营实体。

因为正式的金融部门都会严格实施“KYC（了解你的客户）”以及其他反洗钱措施，洗钱分子便转而利用其他部门。有关统计显示，越来越多的洗钱活动是通过非银行部门或非金融行业进行的。不规范的替代性汇款系统允许资金匿名转移，让洗钱分子和恐怖分子在不经身份识别的情况下自由地传送资金。有时，资金传送几乎甚至完全没有记录；有时，即使有记录也不向有关部门提供。这使得在交易完成之后极难追踪资金。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从事反洗钱、反恐融资研究）

作者：严立新

跨国公司融资研究论文 篇3：

可持续金融的发展现状、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日，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指出，可持续金融对绿色转型至关重要，核准了由人民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共同牵头起草的《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易纲行长表示，人民银行作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将与各方共同做好《路线图》的落实。

近年来，可持续金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持续扩大，联合国、欧盟、美国和英国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先后出台促进可持续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可持续金融成为金融领域最前沿的发展趋势。本文探讨了可持续金融发展的背景、概念和现状，初步梳理了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分析了我国可持续金融发展情况，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可持续金融的发展背景及基本概念

（一）可持续金融的发展背景

人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矛盾交织并不断加剧，人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早在1987年，为应对危机，联合国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始，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共识。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等多项文件。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93个成员国正式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169项子目标，旨在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使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可持续金融的时代背景。

近十年，联合国逐渐意识到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引导资本投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领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要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全球每年需要5万亿-7万亿美元资金，其中发展中国家需要每年3.3万亿-4.5万亿美元，而公共财政仅能覆盖约1.4万亿美元，尚有2.5万亿美元资金缺口;发达国家需要每年0.5万亿-3.7万亿美元。2017年，联合国社会影响力基金更名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融资（SDGIF）委员会，并在9月第72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联合全球9个知名大学发起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融资研究项目。2019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发布了《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路线图》，提出了1大目标、3项计划、6大领域和15项倡议，成为金融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指南。同年，聯合国宣布组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者联盟¹，拟采取多项措施提升可持续发展投融资规模。随后，一些与可持续发展投融资相关的政府多边合作平台也涌现出来。2019年，欧盟与中国、加拿大等国家启动“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协调可持续金融分类、披露、标准和标签等方面的方法和举措，持续扩大可持续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2018年，由人民银行在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时提出设立的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更名为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在2021年 4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了其工作计划：一是制定一个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规划可持续金融中长期工作;二是在2021年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即加强可持续信息披露报送、统筹绿色分类标准等方法和工具、鼓励多边开发机构支持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人民银行和美财政部作为联合主席，与G20成员、国际组织和私人部门开展了多轮协商，在充分梳理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初步明确了路线图的重点领域，得到2021年7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广泛支持。

2021年7月9-10日，易纲行长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上指出，人民银行作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正在牵头起草明确G20可持续金融工作中期规划的总体路线图，并推动统筹绿色分类标准等方法和工具，提高气候和环境相关信息披露和报送要求的兼容性，以及促进多边开发机构的国际金融机构支持《巴黎协定》目标等三项重点工作。10月13日，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核准了由人民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共同牵头起草的《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易纲行长强调，G20应发挥协调作用，提高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ESG评级方法和气候信息披露标准的可比性、兼容性和透明度，促进国际绿色金融市场协调发展，更好支持低碳转型。

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在可持续金融领域起到了先导和推动作用。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07年首倡影响力投资概念，并成立了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该网络对影响力投资的定义为“对公司、组织和基金的投资，旨在产生财务回报的同时，也产生社会和环境影响。”

目前，跨国公司及其创始人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有能力也有意愿捐献企业和个人财富支持公益事业，而他们的公益事业管理理念与方式与传统慈善基金会有所不同。他们不满足只是从动机出发去做善事，更希望看到其资助的善事创造的实际价值，还希望用最低的投入产生最大的和可持续的社会价值。于是积极推动公益领域借鉴商业方式开发衡量公益事业影响力的方法和体系。他们用商业投资的做法开展公益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最优的资助和运营方式，并进行严格的实施管理，使得公益项目如商业项目一样可预期和可评估，从而将传统的公益慈善活动发展为具有商业模式的公益投资活动，为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提供了方法和经验。在私营部门和资本市场，因受消费者观念、全球舆论导向变化、市场竞争需要、以及政府政策与监管要求等外部压力影响，商业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影响到金融领域，形成了ESG（环境、社会、治理）影响力评估体系，是可持续金融在资本市场的体现。

（二）可持续金融的基本概念

根据《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可持续金融可以定义为：以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的各项目标为目的的金融活动。可持续金融，英文是Sustainable Finance，其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指的是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二是金融（finance），指的是通过货币资金的流向对资源进行配置。结合起来，可持续金融可以理解为一种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原则一致并能产生影响力的新的金融体系。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或机构对可持续金融的理解，可以看到，可持续金融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根据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公约目标，更合理地有效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满足普惠和包容性增长以及应对减缓气候变化所需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将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纳入投资决策，以实现经济和金融在长期内有效运行和稳健发展，从而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可持续金融是人类发展新时期对传统金融体系的扬弃。传统金融以西方市场经济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资本为核心，以实现投资者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经济价值这一单一维度衡量某项经济活动的效用。可持续金融以人为本，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基本维度衡量某项经济活动的价值，拓宽了传统金融价值发现的维度。同时，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价值既可以权衡与取舍，也可以实现传递和转换，还可以发现新的综合价值。

从本质上看，可持续金融尝试重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将被捆绑在经济发展和资本战车上的金融体系解放出来，赋予其可持续发展使命。从作用上看，可持续金融是工具，以资金配置为核心，从而激发经济主体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的创造，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从内容上看，可持续金融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为目的，而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故其涵盖了所有产生社会和环境正向外部效应的金融服务，如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已经逐渐成熟的金融领域和正在兴起的蓝色金融（海洋可持续利用）等领域;可持续金融既有作为底线的负面清单，也有主动作为的影响力指标。从方法上看，可持续金融既有严格的可衡量的数量指标，也有可评价的质量指标;既有事前的分析工具，也有事中的监测手段，还有事后的验证方法。从使用者看，既有金融机构，也有政府和社会组织。

二、可持续金融的发展现状及前景

（一）可持续金融发展脉络及相关概念

从发展历程来看，社会责任投资是最早出现的，是在对投资标的进行筛选时考虑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投资方式。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非财务信息整合到投资分析过程之中，从而推动了影响力投资、ESG投资、可持续金融等概念的出现。最终在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机构之间达成共识，形成了可持续发展金融概念。具体如表1所示：

可持续金融是在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个宏大的发展目标和进程中金融体系变革的产物，涉及的相关概念包括社会责任投资、ESG投资、影响力投资等概念，具体如表2所示。

（二）可持续金融的发展规模及前景

由于可持续金融包含的金融工具多种多样，难以系统性测算总体市场规模，本文基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1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2018全球可持续投资回顾》和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2019年对全球影响力投资者进行的调研等数据，推算可持续金融投资领域的规模。此外，可持续金融还包括了信贷、保险等其他金融服务形式，因缺乏相关数据，这部分暂无法估算。具体如表3所示：

根据全球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估计，85个发达国家的年度资金缺口约为0.5万亿美元，全球可持续发展年度资金缺口为3万亿美元，到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金融的资金总缺口约为39万亿美元。现有的投资规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相比可持续发展金融的资金缺口仍有不小的差距。若希望在2030年前回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缺口，在可持续金融相关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率不变的情形下，2020年开始可持续金融相关投资需要保持20%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

三、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

从社会责任投资开始，历时半个世纪的发展，可持续金融在欧美日趋主流化，有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自上而下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虽然可持续金融是在自下而上的社会责任投资等实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时至今日，欧美等发达国家均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模式积极推动可持续金融的发展，探索可持续金融的发展路径。欧盟最早建立了“自上而下”可持续金融发展体系，即以顶层设计统领和协调政策的实施。由欧盟委员会统筹，成立高级别专家组和技术专家组协助制定具体政策，三大金融监管机构——欧洲银行管理局（EBA）、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以及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协同推进。相应的，英国成立绿色金融专家组，加拿大成立可持续金融专家团，澳大利亚成立澳大利亚可持续金融倡议组织。欧盟发布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绿色债券标准》，英国发布的《绿色贷款原则》一系列文件，补充了相关认定标准，细化了基准，都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模式推动可持续金融的发展。我国政府在绿色金融领域引领全球发展步伐，也得益于央行自上而下的积极推动。

2.完善可持续金融分類标准和工具。欧盟一直致力于构建一套支撑可持续投资和发展的金融体系，其可持续金融走在了全球的前列。目前，欧洲银行管理局的《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可持续金融战略》以及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正在制定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其中，《可持续金融战略》中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要求相关经济活动有助于实现环境目标（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海洋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循环经济、废弃物防治和回收、污染防控、保护健康的生态系统），明确了相关技术筛选标准，是构建可持续金融体系最为关键的基石，将成为欧洲金融领域新监管框架的制定基准。联合国系统为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融资（SDGIF），也将其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评价体系的成果运用其中，发布了SDGIF国别产业目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者国别地图。

3.提高环境相关信息披露和报送要求的兼容性。信息披露对于企业与金融机构均非常重要。强化信息披露有助于明确投资期限内相关的重大风险因素，促使面临能源转型风险的大型机构开展气候压力测试。发达国家的探索主要有：一是设立工作组，将非金融机构的报告指令与气候风险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的相结合，并将非金融机构的报告指令纳入风险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框架。二是将风险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与其他ESG信息披露要求对自愿参与的私人部门进行短期测试，评估是否需要补充完善以及披露方法是否一致。三是基于欧盟发布的非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标准，提升世界各国对气候风险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工作的参与程度。

4.金融机构要主动践行可持续金融理念。美国摩根斯坦利坚持“可持续金融领袖”的愿景，进行战略定位，构建长期可持续的，涉及组织变革、纵向统御、横向贯穿、深度整合等流程。摩根斯坦利在商业模型、投资评估和人类发展前途三个方面拟定了三个战略目标。在商业模型方面，建立了一个抗压性更强、能贡献于全球金融系统健全发展的可持续商业模型。在投资评估方面，建立了一套嵌入式的可持续评估流程。在人类发展前途方面，投入时间、人才与资源，推动人类的可持续成长未来。同时，将这些业务应用于摩根斯坦利的所有业务，包括最核心的财富管理、机构证券及投资管理三个部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摩根斯坦利的三大战略不仅将其推上声誉高峰，更带来了丰厚利润。摩根斯坦利财富管理平台的客户投资额高达25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十几年前拟定的100亿美元目标。

5.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公益慈善机构与大学及研究机构也是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力量。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前十大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已经有一半开始在影响力投资上进行布局，成为全球影响力投资领域的领军机构。20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夫妇、斯科尔等著名影响力投资机构和慈善家发起成立了Co-Impact的合作网络，将投资5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教育和社区经济发展。

2017年，世界十四所知名院校发起创办“国际可持续金融研究联盟”（Global Research 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Investment，简称GRASFI），2021年9月正式成立。联盟首次年会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召开，来自全球四十余所高校及资产管理公司的100余人参加会议。联盟旨在推进绿色、可持续金融的跨学科、高质量研究，并在此领域促进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培养年轻学术人才，最终助力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四、我国可持续金融发展现状

（一）我国可持续金融领域发展成果和进展

1.普惠金融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标志着普惠金融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2015年末，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该规划成为中国首个国家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年，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中国政府推动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杭州峰会上获得G20领导人核准，成为普惠金融国际顶层设计的关键一环。金融部门和社会各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探索经验、总结规律、指导实践，推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脱贫攻坚阶段，扶贫小额信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提供了发展所需的资金，为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产生了直接和巨大的积极影响。农村金融物理网点、服务机具和线上服务渠道不断完善，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普惠金融资源配置力度持续加大，农户、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状况明显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和便捷性大幅提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更加有力，金融服务满意度显著提高。中国已基本建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2.引领全球绿色金融主流化。201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总体目标。2016年8月，人民银行牵头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构建了绿色金融的顶层制度，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随后，人民银行逐步完善绿色金融细则，先后印发了《关于建立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等文件。2021年5月，印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进一步扩大了绿色金融评价范围。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人民银行逐步建立了支撑绿色金融发展的“三大功能”和“五大支柱”。2016年9月，我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G20峰会议题，开启和推动了绿色金融国际主流化进程。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绿色金融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内，着力完善政策框架和标准体系，不断夯实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努力促进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创新，持续深化地方试点和国际合作。绿色金融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实现从蓝图和理念到实践和行动的跨越，日益成为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自发选择，作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桥梁和加速器作用进一步凸显。对外，我国秉持大国责任感，积极以绿色金融发展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目前，人民银行正在推动六省（区）九地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

3.可持续金融概念的引入与倡导。2018年，人民银行牵头的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更名为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并于今年4月举行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上升级为工作组。2018年，商务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设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融资（SDGIF）研究与促进项目。项目旨在搭建SDGIF合作平台，促进政策对话与投融资创新，开发SDGIF工具，促进SDGIF在中国的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本地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目前，项目已经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投融资项目支持目录（中国）》和《中国可持续发展投资者地图》，开发了小额信贷行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评估手册等工具。以深圳市为代表的部分地方政府也积极探索可持续金融发展。深圳市在“金融+环境”“金融+社会”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创新实践，并着力打造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可持续金融生态体系逐步形成。例如，2020年10月29日，深圳立法机构通过了一套绿色金融发展规定，要求资产管理者公开其投资项目对环境影响的信息。这些强制性的绿色金融管理规定也对当地金融机构适用，目标是构建一个绿色金融管理生态系统。该规定于2021年3月1日生效，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项由地方立法机构通过的绿色金融法令。

（二）我国可持续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1.顶层设计不完善。目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整体认可度不高。在可持续金融的大范畴中，我国发展的重点是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并在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方面建立了完善的顶层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在可持续金融体系建设发展方面还处在探索阶段，作为整体未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十四五”规划也尚未有明确的整体要求。根据欧美等主要国家可持续金融发展实践经验，我国可持续金融的顶层制度设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民银行作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牵头起草了《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等文件，下一步可结合中国实际做好可持续金融顶层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

2.规则标准不统一。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关披露标准，但是尚未建立统一的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评价体系和评估工具，以及非财务信息披露和考核标准，也未建立强制性披露制度。相较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相关信息依法披露的法律法规尚不够完善，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出台的规定多为指导性意见或准则，缺乏统一标准，并未形成一个系统性、规范性的制度体系，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定量信息少、内容不全面，使得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应有作用。很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仍以自愿披露为主，而且披露的内容主要是定性描述，披露标准和数据口径不相同，导致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3.市场机制不完善。一个成熟的可持续金融市场，需要大量市场参与主体和金融产品创新。当前，可持续金融存在市场分割、参与主体较少、定价机制有效性不足等问题。以碳市场为例，我国刚刚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由于参与企业不多，碳市场交易并不活跃，碳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碳定价不合理，反过来影响了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4.产品创新不充分。目前，我国可持续金融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直接融资市场和绿色金融领域，如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ETF、绿色ABS等，而在间接融资市场，信贷产品（绿色贷款除外）供给还十分不足，授信流程和管理体系有待变革，产品定价机制、抵押和评估设计尚待完善。

五、推进我国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建议

1.以绿色金融为借鉴，探索我国可持续金融发展路径。2016 年以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绿色金融产品日益丰富，绿色金融主体日趋多元化，为我国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可持续金融其他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我国应以绿色金融为基石，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产品创新等方面不断完善，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可持续金融发展道路。如新加坡就是以绿色金融为突破口，通过发布绿色债券认证资助计划、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等方式助推国民经济乃至区域经济的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金融发展的。2019年2月，新加坡对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认证费用予以补贴。同年11月，新加坡金管局宣布启动了一项2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计划”，进一步推进可持续金融的成熟。

2.以自上而下为方式，完善可持续金融顶层制度设计。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标我国“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可持续金融找到中国的出发点。可持续金融必须向符合长远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迈进，在国家层面制定“可持续金融发展战略”。由于可持续发展项目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必须要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合理的市場激励机制。一是可持续金融要以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和产业配置为主导，政府的引领和推动为基本手段，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要给予系统性的宏观指导和相匹配的制度设计，旨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创造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是随着可持续金融体系顶层设计的日渐明晰，各级各地的行政部门要依据顶层设计进行中长期干预可持续金融市场的手段设计和后果预测评估，落实创新机制，将政策资源合理分配。

3.以强制披露为依托，统一界定可持续金融披露标准。推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将投资项目的环境法律责任与放贷的金融机构直接挂钩，即项目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的损失要由贷款企业和审批放贷的金融机构共同承担，从资金源头上遏制非可持续发展类项目的诞生。一是建立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标准，从自愿性逐渐过渡到强制性，细化相关规定，提高相关标准，提高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从“要我披露”到“我要披露”转变。二是提升为企业提供环境信息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加强第三方机构培育，帮助企业增强依法合规披露环境信息的能力，加快解决金融机构不会披露、难以披露的问题。三是加强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畅通投诉举报途径，拓宽环境污染问题发现渠道，引导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对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进行有效监督，搭建企业和公众沟通环境信息的桥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4.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推动可持续金融相关产品创新。鼓励金融机构注重可持续指数的投资应用，加大可持续金融相关产品的创新，推动可持续金融产品被大范围地推出和应用。一是创立支持可持续发展货币政策工具，有序推进可持续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为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二是加大在绿色债券市场、绿色信贷产品、绿色保险、可持续股票指数和相关投资产品方面的创新力度，推动自身业务结构转型和我国可持续金融的发展。

5.以金融科技为支撑，推动可持续金融的数字化水平。要重视金融科技的作用，持续推动金融科技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尤其是在农业、消费、小微企业等领域的应用。如利用金融科技，可以更高效地识别可持续资产、项目、产品和服务，开展环境效益数据的采集、溯源、处理和分析，支持绿色资产交易平台等;可以在金融监管政策工具、企业碳中和、系统性气候风险分析、绿色投融资金融产品和创新服务、绿色金融市场机制建设等细分应用领域提供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同时，要加快金融科技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为可持续金融的信息披露和考核评估提供更为有效和便捷的数字化工具。

6.多措并举，加快激励政策制定和落地生根。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可持续金融的发展，需要更多正向激励的可持续金融政策的推出和落地生根，用多种金融工具和手段来推动可持续投资，与权责分明的惩罚机制相配合，可以更好地激励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现有的可持续金融政策，以限制污染性投资的金融政策为主，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投资激励性措施较少，需要加快建立更多的正向投资激励机制，如绿色优惠贷款、绿色金融债券的贴息、可持续金融产品增信、简化环保企业融资的审批程序，为相关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提供更多的渠道等。

[1]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者联盟由30位来自各国资产管理、投资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工商企业的负责人组成，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瑞银集团、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渣打银行等。

²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将可持续投资分为七类：负面筛选、原则筛选、正面筛选、ESG整合、股东主张、社区投资和可持续性主题投资。本文将这七类策略归为三种投资方式：社会责任投资（负面筛选、原则筛选、正面筛选），ESG投资（ESG整合）和影响力投资（股东主张、社区投资、可持续主题投资）。

³根据GIIN对影响力投资市场规模的统计和GSIA对可持续投资分策略规模统计，C类投资中的可持续性主题投资和社区投资对SDGs的促进程度约为30%。A类投资并不主动优化投资的外部效益，B类投资尽管提升了投资的外部效益但并不主动解决社会和環境问题，故认为它们对SDGs的影响程度均低于主动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C类投资方式。因此，本文假定A类投资策略对SDGs影响程度为10%，B类投资策略对SDGs影响程度为20%。此外，由于股东主张策略往往与其他可持续投资策略重复使用，尽管其属于C类投资，但本文为减少重复计算的影响，保守估计其对SDGs的影响程度调整为15%。

⁴至2018年底，全球可持续投资规模合计约为55.13万亿美元。由于一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多种投资策略，经过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重新测算，2018年全球与可持续金融相关的投资总规模超过30.7万亿美元。由此，本文便可得到单一策略相对整体规模的年度调整系数是0.56。

⁵可持续投资增速按2012-2018年12%的复合增长率。

⁶ CARG为假设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6%，12%和18%。

作者单位：白澄宇，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王森、李志全、丁浩龙，中国人民银行枣庄市中心支行

作者：白澄宇　王森　李志全　丁浩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