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教育领域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我国教育法制建设中的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渗透着邓小平的心血。本文从发展的角度系统分析了邓小平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性贡献。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 篇1：
立法解决中小学校安全问题之我见
一、立法先行之甘肃样本：为中小学校安全保驾护航
学校安全是教育事业发展、学生成长成才的基础和保障，安全保障是一项基本民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宁幸福与社会和谐稳定。2020年12月3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甘肃省中小学校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由总则、校园安全管理、学校周边安全管理、安全事故处置、法律责任、附则等六章共五十四条组成。从条例规定看，一是对政府、部门、学校、教职工、监护人、学生等各方面应履行的职责予以法律界定，二是将防范学生欺凌和暴力相关工作纳入监管范畴，三是提出成立学校安全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并明确了安全事故处理程序，四是对学校安全教育和培训、学生实习等有关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系统规范，五是规定了学校安全工作经费保障制度，六是规定了学校安全管理的法律责任。从条例出台的过程看，甘肃的立法是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的一次法制建设的具体实践。条例回应了社会关切，特别是在中小学生的监管方面规定得比较全面，充分体现了民法典的有关精神。甘肃省通过制定中小学校安全条例，对于明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责任，细化和落实校园及其周边安全管理措施，保障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为广大师生创造安全稳定的学习工作环境，保障学生和教职工合法权益等，其意义重大。
二、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研究
就全国范围来讲，校园安全管理是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题。从甘肃、山东等省已经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情况看，立足地方，放眼全国，启动国家层面学校安全的专门性法律或国务院行政法规显得尤为迫切。
（一）从依“文件”治理到依法治理，是国家立法全面加强学校安全管理的时代要求。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流入中小城市，给城市学校的承载和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同时，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群体的逐渐分化以及不良网络环境的影响，不断滋生出的社会“仇富”等不良心理向城市中小学校聚焦，折射出了一些校园安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近五年来，从国务院、教育部等到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项整顿和治理。就甘肃来讲，在条例颁布实施前，省政府及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相继制定出台了《甘肃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甘肃省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甘肃省教育厅等十二部门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机制的意见》等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城市学校的安全隐患依然难以根除，学校及周边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仍未健全和完善，学校安全法制建设的进展缓慢。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从依“文件”治理到依法治理，全面加强学校安全法制建设的呼声和要求尤为迫切。
（二）从地方立法上升到国家立法，是强化学校及周边安全管理法律责任的实际需要。以甘肃省为例，通过对近三年全省中小学生安全事件梳理分析，心理障碍、家庭矛盾、家长监管不到位造成的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较为多发。同时，发生事故后，各地各个学校处置的标准不统一，学生家属围堵学校、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的现象偶有发生，严重影响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另外，随着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学校安全事件发生后，一些网络自媒体在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下，跨省区报导事件并发布不实言论，给事件的调查处置造成极大被动。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的规定看，尽管在相关条文中明确了各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对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安全工作职责落实的“强度”不足、安全工作法律责任“硬度”不够等问题。因此，以汲取全国六个省发布施行的学校安全地方性法规的经验为基础，国家急需制定出台有关学校安全的专门法律或国务院行政法规，从法律层面强化学校安全工作各有关方面的法律职能，有效预防和妥善高效处置各类学校安全事故。
（三）克服地方立法“先天不足”，践行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学校安全法制建设是彰显国家立法权威性、普适性的客观要求。在国家尚未出台法律或国务院尚未制定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立法的先行先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发挥了应用的作用，但地方立法“试验”的特性要求以及地方立法权限、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立法资源等诸多方面的“先天不足”，致使当下涉及中小学校安全的地方立法质量普遍不高，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发挥也比较有限。而且，全国有地方性法规立法权限的主体目前已达354个，全国各地如果全部都纷纷上马校园安全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既浪费地方有限的立法资源又难以制定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规。因此，国家统一立法是克服地方立法“先天不足”和践行国家立法权威性普适性的客观要求。另外，在法律位阶或层级上更能彰显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和尊严，在法律效力上将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全国中小学校安全工作中存在的制度性、根本性问题。
三、国家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从甘肃、河北、黑龙江等省在学校安全方面开展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情况看，制定出台国家层面学校安全的专门性法律或国务院行政法规的条件基本具备，出台的时机也已基本成熟。
（一）国家的相关法律具备了可引导性和可移植性。国家层面目前虽然尚未专门制定出台学校安全方面的法律，但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已经设置了若干条款，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法律界定。综合起来，目前主要有民法典、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下一步要与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现有法律的相关规定相衔接，将学校安全方面的相关内容进行引导性移植、补充和完善，尤其是对教职工、学生、学生家长及其他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法律性规定，在法律层面使学校、教师、学生等相关主体的安全得到保障。
（二）国务院、教育部等部委的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供了可参考性和参照性。目前，这一领域现行有效的政策性文件主要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等。参考和参照这些部委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颁布实施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成熟做法，为下一步国家立法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法制实践为国家立法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出台的涉及学校安全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主要有6个：黑龙江、河北、山东、广东省的《学校安全条例》和北京市、江苏省的《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单从立法技术上讲，这些省（市）在开展学校安全立法过程中，常常面临与中央精神和上位法律法规的衔接问题。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避免与中央有关精神和国家相关规定相冲突，地方立法在相关条款的设置和规定上有时往往采取“技术性”处理，有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只能“回避”，有的矛盾较为突出的问题只能“柔性”处理，其结果往往是地方立法與国家上位法之间的矛盾、问题和冲突看似“绕”过去了，地方立法似乎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从长远看学校安全的死角和隐患也被掩埋了起来，致使地方立法难以施展其法规的效力和效应。而国家立法在政治站位、立法高度、法定权限和标准程序等方面的“先天”优势，使得地方立法过程中的所谓“障碍”和矛盾能够迎刃而解。从立法实践上看，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缺陷和不足等，也为下一步国家立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克服地方立法“美中不足”，开展国家立法的几点措施和建议
从已经出台的六个省（市）的地方性法规情况看，地方立法的局限性和“美中不足”仍比较突出，解决中小学校安全问题法制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为此，在下一步开展的国家立法过程中，笔者期待在以下方面进一步补充、完善和突破。
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应立足全国中小学校安全工作实际，着眼于六个省（市）地方立法中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针对完善学校安全工作机制和制度体系，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防范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等突出问题，明确学校安全法律责任并作出刚性规定，使法律或行政法规发挥国家意志的强制力、震慑力和权威性。二是关于民办学校安全工作的规定，应与《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相衔接，作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三是有的地方性法规中，关于学校实行封闭化管理的规定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的精神不协调、不统一;有些规定与国务院《全民健身条例》和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中鼓励学校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向学生、社会开放学校体育设施的精神等还存在矛盾，应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并结合民法典的规定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学校安全事关祖国下一代的身心健康，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是创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国家出台专门法律或行政法规，对于明确相关各方的法律责任，保障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生和学校教职工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十分迫切。
（作者单位：兰州市第二十中学）
作者：邱云雁
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 篇2：
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发展看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教育领域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我国教育法制建设中的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渗透着邓小平的心血。本文从发展的角度系统分析了邓小平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教育法制；建设；邓小平；历史贡献
一、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
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在建国初期有一个十分不错的发展势头，但在“文革”期间，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文革”结束后进入了恢复重建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的历史性转折，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教育条款的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我国工人阶级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基本法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和基础。1982年《宪法》原则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原则、受教育的义务者、受教育权的性质、国家教育管理权力体制、特殊主体的受教育权、受教育自由权等。《宪法》中的有关教育条款的规定，有利于指导我国的教育工作实践，对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教育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0年)。《学位条例》的颁行，促进了拨乱反正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迅速恢复，并为此后研究生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行，以国家名义启动了实施义务教育的宏大工程，加快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进程；(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年)。《教师法》的出台和逐步落实，使教师队伍的社会地位、工作生活条件和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和改善，极大地提高了教师从教的积极性，教师正在成为社会上令人羡慕的职业；(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教育法》作为教育的根本大法，集中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从此，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优先发展的基本原则，已不仅仅是政策的导向，具有了国家意志的权威性和实施的强制性、连续性。可以说，《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最大的突破和作用在于明确了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系。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教育，千方百计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教育财政拨款“三个增长”、教育经费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为辅等重要准则的逐步落实，大大增强了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促进了教育优先、适度、超前发展；(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职业教育法》的颁行，确认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促进了我国教育体系结构的调整；(6)《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实施，适应科教兴国的要求，确立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为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加快发展，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依据，也为我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机遇。
(三)国务院发布或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发布的教育行政法规。这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1986年)、《国务院征收教育附加费的暂行规定》(1986年发布，1990年修改)、《幼儿园管理条例》(1989年)、《学校体育工作条例》(1990年)、《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1992年)、《教学成果奖励条例》(1994年)、《残疾人教育条例》(1994年)、《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1988年)等。这些教育行政法规为实施、管理教育事业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或与其他部委联合制定的教育规章。《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试行)》(1988年)、《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1988年)、《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1988年)、《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试行)》(1991年)、《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1991年)、《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1991年)、《全面消除和杜绝中小学危房的规定》(1992年)、《中小学校园环境管理的暂行规定》(1992年)、《特级教师评选规定》(1993年)、《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1994年)、《关于健全中小学学生助学金制度的通知》(1995年)等。这些教育规章数量很多，涉及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对教育活动和教育关系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
(五)有关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大量的地方性教育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如：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校园、校舍管理保护条例》等。目前，全国已出台的地方性教育法规已有80余件。地方教育立法有力地保障了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全面贯彻执行，同时为解决教育改革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的立法积累了经验。
可以说，在我国教育各个重要方面、各个重要环节上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规范，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邓小平对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形成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从多方面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富有开创性的。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是与邓小平同志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分不开的，是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结果。
(一)在立法方面，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加强立法工作的指示。邓小平多次强调法制对于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有重大作用。同时，又十分重视法制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认为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他说：“还是我们过去的想法，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法制对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及各种组织管理活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加强立法工作。“应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邓小平在这里所提出的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我们认为就包括教育法律、法规在内。从1979年以来，特别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教育立法工作取得的上述巨大成就，使我国教育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的状态，这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加强立法工作指示有很大关系。
(二)在执法方面，邓小平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十
六字方针”。“徒法不足以自行”，有法可依，仅仅是为实现法治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遵守，仍然不能实行法治”(亚里士多德语)。有了法，还要公正地执行法律，邓小平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执法是十分关键的，严格执法是法律实施中的主导环节，没有严格执法，就没有严格守法。严格执法就是在法律面前没有通融的余地。必须是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严格执法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和要求。早在1975年5月，邓小平就说：“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后来他多次强调，治军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对各种犯罪分子处理要严，对罪行严重的要严厉处罚，对执法违法的，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如不追究法律责任，“十六个字”的基本要求就会落空。教育领域切实遵守各项教育法律、法规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形成，“十六字方针”功不可没。
(三)强调“法治”，反对“人治”。对于建国初期，到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间内，教育领域内出现的“人治”问题和毛泽东同志导致的“个人崇拜”现象，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要改革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旧制度，建立和创新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集体领导制度、民主生活制度、监督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在内的党内制度，以及国家的各项管理制度，维护人民群众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工作和学习秩序的各项制度。邓小平反对人治，他多次批评那种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命运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权威和声望上面”的人治观念，认为这是“很不健康”的，“很危险”的。他说：“把领导人说的话叫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小平看到了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法的现象，认识到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必须使党和全体党员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对国家的治理必须依靠法律的治理，“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制原则，第一次写进了党章，载入了宪法。这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平等性，而且有利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防止腐败，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才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那样，“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教育领域不正是坚持“法治”，反对“人治”，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吗?
(四)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十年动乱期间，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和法制，这两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没有人民取得政权，就不可能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社会主义法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只有社会主义法制才能使民主制度得以体现和巩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党在过去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性质是人类历史上真正先进的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而且在形式上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使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协调发展。在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提出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从而，才使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焕发了生机活力，冲破了“四人帮”炮制的所谓对教育的“两个估计”的束缚，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在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建立起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教育体系。
(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中，既总结了“文化大革命”践踏法制，广大干部惨遭非法迫害的历史教训，又从新时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着眼，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的鲜明主张。认为“解放思想，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在立法方面，我国几部教育法律的出台都是遵循从实际工作的需要出发、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的思路，紧扣时代的脉搏。如：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不仅是教育法律体系开先河之作，也是当时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为数不多的法律之一。此时，百业待举，有许多领域的法律空白急需填补，《学位条例》的率先出台，其意义不仅在于为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而更在于它是“文革”之后，思想解放的浪潮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成果，是进一步明确、落实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鲜明标志。它的出台把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三起三落的学位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迈出了法律化、制度化的第一步；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针对当时我国基础教育薄弱落后，已不能同社会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现实矛盾，按照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要求，以法律的形式贯彻落实了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构想。它适时地确定了对义务教育阶段新的指导思想和管理体制，从而把我国普及基础教育的工作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出台的《教师法》以及1996年出台的《职业教育法》，也都紧扣住了一定阶段内教育领域内的突出矛盾，从实际出发为解决教师权益的保障、促进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等问题开辟了法律的途径；作为我国教育事业走上全面依法治教标志、1995年颁布的教育根本大法——《教育法》，不仅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许多成功经验和做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符
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体系，而且依法确定了国家的教育方针、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想，对我国教育改革和教育事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教育法制的发展历程，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教育法制工作的迅速起步、发展和所取得的成绩，适应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是坚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必然结果。
(六)重视法制宣传教育的思想。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从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的高度出发，对于法制宣传教育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为法制宣传教育的开展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法律素质，这在法制建设中具有根本意义，居于基础地位。提高人民的法律素质，必须抓好普法及法制教育工作。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他认为：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但重点是党政领导干部、执法人员和青少年，才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法制教育对象，首先的就是“党政机关”；执法者要先受教育，要懂法、守法；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关于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小平同志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这对法制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小平同志关于法制宣传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教育领域从1985年就开始开展了普法活动。教育系统“一五”、“二五”和“三五”普法规划的制定，各地相应的普法规划和计划的制定，普法教材的编写，法制培训班的举办，教育法律知识竞赛、教育法律宣传月或宣传周等活动的举行，使教育行政干部和校长、教师提高了法律意识，树立了依法行政和管理的观念，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为做好学生法制宣传教育，结合大中小学生的实际，调整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教材，增加了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的教育。而且还通过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使《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重要的教育法律基本做到家喻户晓。教育普法从教育系统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大规模的宣传到深入细致的学习，从全面学习法律常识到重点普及教育专业法，从学习法律到法治观念的塑造，这样一个历程，体现由浅入深、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的做法。教育普法工作的有效开展，为教育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法制教育，单靠普及法律常识是不够的。邓小平指出：严肃处理犯罪分子，“不但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是一种教育，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也是一种教育。”他还说：“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我国教育领域内对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为教育法制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
责任编辑 张国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吴殿朝
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 篇3：
网络对大学生诚信道德的挑战及对策
摘要：网络已成为当今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大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甚至道德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大学生的诚信道德。网络对大学生诚信道德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大学生诚信心理提出了挑战；二是为大学生的失信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关键词：网络；大学生；诚信；对策
一、诚信是大学生成人成才的道德基石
1.诚信是大学生成人的基本要求。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使大学生学会做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1世纪教育报告强调，21世纪的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有知识，会做事，更重要的是会做人。要学会做人，就必须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说大学的目的在于弘扬美德，在于使老百姓观念更新，在于使自己的道德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现代科学教育创始人洪堡也指出，大学的真正成就是使大学生个人在道德与精神上得到完善。而诚信是人类社会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做人的最基本要求。大学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存诚于心，以信待人。
诚信也是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诚信是我国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明礼诚信”列为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号召全社会大力倡导和推行。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特别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胡锦涛同志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指出要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公民必须具备诚信的品质，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人”。
2.诚信是大学生成才的前提和基础。美国心理学家特尔曼指出，道德品质与成才具有密切相关性，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成才的先决条件。而这些优良的道德品质又首推诚信。对于大学生来说，“才”主要体现在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知识是大学生成才的智力基础，是衡量“才”的重要标准。大学生要学有所成，必须诚实于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然后才能不断的学习，把不知变为“知”；只有有诺必践，才能持之以恒的学习，完成自己订立的目标，由小目标到大目标，逐渐积累知识。
能力包括交际能力、分析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等，是综合素质在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大学生具备了诚信的品质，才能在交往中以诚待人，信守承诺，从而获得他人的接受和认同；才能在处理问题时做到实事求是，从而找到解决之道。总之，只有具备了诚信品质，才能在学校生活中以及此后的人生中不断学习和提高，不断积累知识和提高能力，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二、网络对大学生诚信道德的挑战
1.网络对大学生诚信心理的挑战。网络以其独有的虚拟性、隐蔽性、全球性等特征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虚拟空间，即网络虚拟社会。在虚拟社会中，“谁也不知道你是一条狗”，打破了传统的面对面的交往模式，形成了人—机—人的新的方式。这种方式使交往更便捷、更私密。同时我国网络立法、执法的严重滞后和网络监管的不力，使失信、欺诈成为虚拟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对“三观”正在形成中的大学生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他们的诚信道德观。
班杜拉认为，人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是经过后天的观察学习形成的，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学习发生改变。他强调强化、观察学习、模仿等环境机制对个体的道德的形成和改变的作用，认为道德发展主要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强调社会环境中的影视和书刊等传播媒介对道德发展的影响。皮亚杰的理论进一步论证了环境对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的影响的发生机制。他指出，道德认知的形成和发展是通过对客体的适应而实现的。所谓适应，就是主体达到自身与环境的平衡，其途径是同化和顺应。同化是主体在接收差异信息后，将其所遇到的外界信息直接纳入自己现有认知结构中去的过程。顺应是指主体通过调节自己的认知结构，以使其与外界信息相适应，达到自身与环境的平衡的过程。
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大量的失信行为对大学生原有的道德心理造成了冲击。在与网络环境达成平衡的过程中，经过多次博弈，很多大学生认为，网络无诚信，在网络虚拟社会中欺、蒙、骗比诚实守信更行得通，从而最终选择改变自己原有的道德认知结构，以达到与外界网络环境的平衡。很多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由于失去了在中学阶段的优势，急于干出一番成绩来证明自己和突显自己。而一些同学利用网络“写作业”、“写论文”甚至找考试的“枪手”而取得成功的不正当竞争方式，以及网络虚拟社会中有些人通过欺诈的手段谋取暴利的行为，使急于成功的大学生自觉、不自觉的效仿，从而逐渐形成失信心理，认为说谎甚至欺诈是一条成功的捷径。
此外，网络拓宽了大学生的交际圈，形成了很多虚拟社区，比如微博、论坛、BBS、QQ群等名目繁多的特色社区。维果茨基认为人所特有的心理机能产生于人们的协调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强调在道德形成过程中，群体对个体道德心理的影响。网络虚拟社区中，网友的言论和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占主流的群体对个体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虚拟社区中，一些人通过欺骗的途径得到了利益，就会使另外一些人心理上产生苦闷，而一些诚信意识比较薄弱的人就可能起而效仿；如果该群体大多数人都诚信丧失，少数人为了融入这个群体，就会在行为上逐渐与群体保持一致，而逐渐形成失信心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诚信缺失的人看到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满足了他们的尊重需要，因而又强化了这部分人的失信心理。总之，网络虚拟空间中存在的大量不诚信行为，正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大学生的道德心理。有的大学生逐渐形成了失信心理，有的被强化。
2.网络为大学生的失信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网络作为相对于现实社会的虚拟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诚信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在工具层面，网络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又为大学生的失信行为提供了便利，加上网络法制建设的滞后，为失信甚至犯罪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一，网络的虚拟性和隐蔽性降低了失信行为的风险。网络的虚拟性使人们成为网络中的一串数字符号，人与人的交往从面对面的模式变成人—机—人的形式，交往双方可以素不相识，尤其是匿名登录方式，即使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追溯，也很可能无法找到对应的人。常用的固定ID方式，对于蓄意欺诈的人，也完全可以通过填写虚假注册信息达到虚构身份的目的（除实行网络实名认证制度的国家以外），从而使相关部门或他人无法以网络中的ID找到对应的人。这大大降低了大学生失信行为的风险。如在QQ聊天中发现了号码为12345678，昵称为“小屁孩”的人发布了一条虚假信息，但是根据他所填写的个人信息我们很难找到这个QQ号背后的“真实的人”。从而为某些在现实社会中有动机而没有胆量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他们阴暗面的平台。
第二，网络的全球性、迅捷性和交互性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有利工具。网络的全球性和交互性使信息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互动性更强，为某些“有贼心也有贼胆”但没有有效手段的人提供了工具。比如“网络钓鱼”，其欺诈的对象是世界各国人民，欺诈的方式是以银行等正规组织、机构的名义向用户发送邮件，骗取用户的个人保密信息，如帐户和密码等。这种恶劣的欺诈行为，是任何传统工具都无法实现的。对于大学生来说，网络的这些特点为他们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散布虚假信息等提供了便利。网络出现以前，找“枪手”替考要通过贴小纸条或托人的方式寻找，在这个过程中都有被他人发现并告发的危险。而网络普及后尤其是手机互联网的发展，使大学生随时随地都能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很多枪手的信息。尤其在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候，网络中充斥了大量的代考、卖题、卖答案等信息。学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甚至在双方不照面的情况下挑选出自己合适的枪手。
第三，网络法制建设的滞后，降低了失信行为的成本。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关于网络的法律法规都还很不完善，很多网络问题的处理都不能做到有法可依。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的全球性特征决定了很多网络问题都是在世界各地并发的，它的处理涉及到多个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只有世界各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达成一致，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法律渊源存在很大差异，任何国家都难以按本国的意志对跨国界的网络问题实行有效的超国界的监管。因此，网络法制建设的滞后和世界各国相应法律条文的不统一，使有关部门无法有效的监督、制裁网络失信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国颁布的针对网络的成文法虽然已经有二十多部，包括《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等，对网民、网络软硬件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总的来说还未成体系，而且相对于不断翻新的多样的网络问题，我国的网络立法还严重滞后。对于很多网络问题，尤其是介于犯罪与违背道德规范之间的问题，相关部门不能依法进行处理，从而降低了网络失信行为的成本。
三、应对挑战，培养网络时代的诚信大学生
面对网络给大学生诚信道德的冲击，我们不能阻止网络这种高科技的发展，只能加强大学生的诚信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同时不断完善网络立法和网络诚信监督管理机制，以应对这一挑战。
第一，加强诚信教育，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提高大学生的诚信道德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学校要切实加强诚信教育。教育主管部门要转变教育观念，切实把“德”放在教育的首位，从全局上制定系统的德育大纲，从幼儿园到大学有一个连贯的德育实施方案。大学生的诚信缺失，不仅仅是高等教育问题，它反映的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各级各类学校要改变唯“分”至上，唯“就业率”是举的功利教育现状，在对学生评优、对学校二级教学单位进行考核以及对教师的评定时，首要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德”。学校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可量化的“德”的考核标准，真正落实“德、能、勤、绩”的考评顺序。其次，加强家庭诚信教育。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而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家庭。这强调了家庭在孩子“成人”“成才”中的极端重要性。父母的道德标准直接决定了孩子的道德水平，而且这种影响是长远的。大学生的诚信道德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家庭诚信教育状况。提高大学生诚信道德水平，必须从娃娃抓起，从父母抓起。最后，强化社会诚信教育。社会教育是指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社会文化机构以及有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教育。它具有灵活多样性、终身性、广阔性、相长性等特点。在道德培养和教化方面，社会教育具有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纪念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进行正面的宣传。
第二，加强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管。网络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需要法律的外在制约。此外，互联网的发展相当迅速，不断有新的领域、新的问题涌现。因此，必须根据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前瞻性的推进网络法制建设，形成一个关于网络问题的法律体系，使网络问题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唯此，才能有效的打击网络犯罪行为和恶意欺诈行为，并对失信行为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第三，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社会生态理论认为在研究个体或群体的道德心理形成过程中，不仅要考量个体或群体自身的心理变量，而且要充分考量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对个体或群体道德心理的影响，并且认为环境能够改变或重塑人的道德。社会环境是大学生形成其道德心理的重要场所，或者说正是社会的传播、熏染和教化使大学生形成了比较固定的道德心理，形成了判断、评价、对待外界事物的心理倾向。营造“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良好社会风气，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的做到诚信为本。一方面减少了外部的不良刺激，另一方面能使学校、家庭和社会诚信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面对网络给大学生诚信道德的冲击，学校、家庭、社会要密切配合，形成一股合力，既要加强诚信教育，提高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增强抵御不良影响的内部免疫力；同时又要不断净化网络空间和社会大环境，减少外部的不良刺激。只有这样，才可能培养出网络时代的诚信大学生。
参考文献：
[1][美]阿伯特.班杜拉，著.社会学习心理学[M].郭古基，周国韬，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2][瑞士]Piaget.J，著.儿童道德判断[M].刘碧如，译.台北：五洲出版社，1986.
[3][苏]维果茨基，著.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M].余震球，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许珍芳（1980—），女，四川宜宾人，四川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许珍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