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

摘要：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大城市街头逐渐出现一种新兴职业——城市流浪艺人。城市流浪艺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大城市，广州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自然也不例外。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 篇1：

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摘要: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应急管理的基本手段,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有利于危机的化解。目前,我国应急管理中政策执行存在缺乏强有力的执行组织、社会参与不足、执行手段单一、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建立高效统一的政策执行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执行,整合执行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执行手段、加强执行问责,以促进政府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应急管理;有效

文献标志码:A

政府的应急管理活动大多靠公共政策来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对于应急管理能力的提高、突发公共事件的解决、社会的安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执行的特征

公共突发事件一般都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性、决策的非程序化等特征,因而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公共政策的执行往往陷于被动,体现出不同于常态执行的特征。

1　执行时间紧迫。充裕的时间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前提,然而公共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处理时间极其有限,救治机会稍纵即逝。这就对政策执行提出了新问题——如何在有效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完成政策执行的各种环节?时间的紧迫性是应急管理中政策执行的最大特征。

2　执行任务艰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没有人能确切预测,也难以确切预知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它可能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发生,有时候一件小事也可能导致重大的突发性事件。更为艰巨的是,突发事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每一类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同时,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也是相对复杂的,既有天灾,也有人祸,还有的是由人祸引起的天灾。这种复杂性致使政策的执行不可能有一般原则作直接依据,只能以创新思维和行动应对突发事件,因势利导,随机应变。

3　执行资源缺乏。充足的资源是政策执行的基础和保障,特别是面对公共突发事件,更需及时向事故地提供充足的应急资源。然而,政策执行所需要的物力、财力在应急状态下往往难以及时到位,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物资、人员和设备难以自给,政策执行力不从心;还有一些山区、贫困地区交通条件较为落后,公路、铁路不通,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抢险队伍、医护人员、救助物资等难以输人该地,这也间接导致了该地应急管理执行资源的缺乏。这种资源的缺乏往往会加剧突发事件的危害性。

4　执行环境不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腾飞,人均GDP不断攀升,但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政府信息不透明不真实等问题造成的公众心理落差诱发了诸多群体性冲突事件,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这些事件中,目标群体的不服从甚至对立致使政策执行难以开展;从自然环境分析,我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且多难以预测,应急防御功能较差;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和社会公众应急意识差,往往是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才开始研究、探索应对之策,政策执行陷于被动。

二、我国目前在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应急管理的基本手段,公共政策的执行环节在整个应急管理过程中尤为重要。正如美国的政策学者艾礼森所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目前,我国政府在应急管理中政策执行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缺乏强有力的执行组织。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是在2003年SARS之后建立起来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先天的不足,致使机构建设跟不上时代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应急管理虽然需要很多部门协调,但在应急管理的具体政策执行中,必须由一个专门的强有力的组织来承担执行职能。由于以往在应急管理中没有统一常设的执行机构,当突发事件出现后,往往临时组织一个班子,根据情况具体处置,表现出面对灾难时应对措施的临时性和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同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构,突发事件最重要的预防和预控无人负责管理,使本来可避免的危机不断发生,本来能够提前控制住的危机失去控制,并且在整合社会资源、综合协调等方面力不从心,反应速度缓慢。

2　社会参与不足。“在所有的政策执行环境中,公众的态度,政策执行机构对待公众的态度以及政府机关机构的整合程度,是影响政策执行效力的主要因素。”1211~可见,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公众对政策的执行效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应对突发事件似乎只是政府的责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似乎也只是政治精英的专利,公众仅仅是公共政策的受众,这使许多公共政策因得不到公众认可而缺乏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从而使其在应急管理中难以顺利地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各类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等非政府组织,应急管理中缺乏必要的公共政策执行权力,在政策执行中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政府把本来应该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包揽下来,挫伤了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其产生了政策抵触情绪。在应急状态下,社会参与度的不足往往会造成政策执行的“肠梗阻”现象。

3　执行资源整合不足。在应急管理中,执行资源的缺乏体现在政策执行所需的人力、财力、信息等未能及时提供,需要通过中央政府、兄弟省份的支援才能实现资源补给。因此,难以动员和有效运用社会资源、形成执行的整体合力,是造成执行力下降的重要因素:由于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不讲究执行的方法,也不能创新执行政策,同守管制和统治的执行理念,与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政府很难在社会中动员和使用政策执行资源。政府、社会、政策相互脱离,难以形成整体合力+影响政策执行的功效。

4　执行手段单一。应急管理中,突发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政策执行手段的多样性。但在政策执行实践中往往存在一种现象,即执行主体不考虑被执行对象的认识水平、心理承受力等实际情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一味采用行政方式和经济方式,以势压人,直接导致目标团体逆反心理,最终不利于政策执行任务的完成。有的政策执行主体简单地“复制”政策,过去怎样执行、别的地方如何开展,照搬照抄,没有采取合适的、多样的手段因地制宜地开展政策,致使再好政策也“水土不服”。

5　问责机制不健全。政府应急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许多不同的部门,极易出现各部门间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这反映到制度上凸显的是对政府官员问责机制的缺失。危机发生后,常表现为政府人员以“本意是为人民服务”为借口,推卸责任。从近期出现的一系列重大责任事故来看无不与一些干部的得过且过、缺乏责任、麻木不{_、处置不当有关,如黑砖窑事件、沱江大桥垮塌事件、瓮安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等都暴露出,政府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和问责机制的不完备必然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甚至

偏离政策目标。

三、促进我国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措施

强化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对于转变政府职能、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尽快建立高效统一的政策执行组织。组织机构是否完善合理,决定了组织结构功能、整体效能的发挥。要强化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首先要建立贯穿中央到地方的高效统一的政策执行组织,负责决策指挥、协调部门之间的合作、整合社会力量。特别要打破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条块分割的危机管理体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立具体的组织机构。在我国要最终形成以国务院为领导核心的,以中央层次的专门机构为危机管理中枢,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信息畅通、指挥有力的新的政府应急管理组织体系,以克服政策执行中的多头领导,促使政策执行更加“灵活”、更加“果断”。

2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执行。应急管理中,牵涉多方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必须学会与社会公众协商一致进行危机治理的艺术,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去推动政策的执行。一是建立社会化的应急管理志愿服务机制。政府要研究制汀动员和鼓励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办法,加强对志愿者队伍的招募、组织和培训;动员和发挥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志愿者等各种社会力量,加强以社区为单位的社会公众应急能力的建设,发挥广大群众在处理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主体作用。二是鼓励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公民的广泛参与可以监督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透明度,确保公共政策的执行不偏离目标;而鼓励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评估,有利于提高政策评估的有效性,有利于加强政策执行信息反馈的及时性,防止政策执行评估的暗箱操作、浮夸失真,从而提高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三是发挥专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技术支持与监督作用。应急状态下,专家组能够利用专业优势对突发事件进行分析、评估,提供紧急处置方案和应对技术;同时,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监督,预防和纠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误和偏差。

3　整合执行资源。政策的有效执行离不开物力和财力的保障。单靠发生突发事件所在地的自我供给,难以满足政策执行所需要的资源,只有广泛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快速调度和高教筹集,才能确保政策执行所需物资的供应。首先,建立应急管理防范基金。基金的来源可以是中央、省(市)、自治区、县(区)、自治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乘以一定的比例,用途主要是对应急管理中执行资源的援助。其次,可以发行应急管理防范基金救助彩票。通过向社会公众销售以应急管理基金为目的的专项福利彩票,为该基金筹集充足的资金。最后,积极组织社会捐赠。可以建立由政府牵头,民政部门、慈善机构、红十字会、新闻媒体等参与的公益捐赠联席组织,来募集政策执行所需资金,这也是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秀传统的具体体现。

4　综合运用多种执行手段。每一政策目标的实现都不是依靠一种手段执行就能完成的,每种政策手段都具有自身的功能和效果,缺一不可。这就要求政策执行者要有综合思维,实现行政、经济、法律、思想教育等手段的组合运用以及它们各自内部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发挥手段间的合力效应。在应急管理中,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更需要我们综合配套使用各种执行手段。(1)充分运用教育宣传手段。充分的教育宣传体现了“自由、平等、民主、责任、宽容”的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可以为政策执行营造良好氛围,进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2)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根据经济规律办事,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将实施政策的任务与物质利益挂钩,能间接规范人们的行为,给人以内在的推动力,使政策执行得以实现。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采用最终都要由法律加以确认,纳入法制化轨道。因此,政策执行要不断完善法律手段,做到有法可依。(3)合理使用行政手段。在应急管理中,行政手段的使用要注意合情、合理、合法。要改变以往将行政手段奉为首选手段的思想禁锏,不能简单地以为命令能解决一切问题,应注意发展行政指导等形式,尽量采取劝告、建议、协商等方式、避免直接命令、强制规定,将直接行政干预转变为间接行政指导。这不仅是政府自身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公民礼会对政府管理的要求。

5　强化执行问责机制。目前我国的责任追究制度还不完善,提高应急管理中医药政策的有效执行,必须以建立完善、刚性的责任追究机制为抓手,使政策理解偏差、执行失误、违背政策、对抗政策以及酿成严重后果的责任追究到具体的执行者身上,以增强执行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意识,从而保证政策执行特别是应急管理中执行畅通无阻,并防止权力滥用。首先要明晰政策执行责任,做到责、权、职有机结合,使执行者所负的政策责任与其所掌握的权力、在政策执行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一致,并向政策目标群体和政策相关人公开各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的职责范围、违反惩戒办法等。其次,建立严格的政策执行考核制度。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对政策执行人员做出正确客观的评价,为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以不断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水平,深化其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最后,要加强责任追究,对政策执行失败并造成损失的执行主体,依法追究其责任,特别是不能用政治和道义问责代替法律和纪律追究。

参考文献:

[1]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彭和平,公共行政管理[H],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王润秋】

作者：郭钟辉 杨 芳

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 篇2：

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摘 要：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大城市街头逐渐出现一种新兴职业——城市流浪艺人。城市流浪艺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大城市，广州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自然也不例外。以广州城市流浪艺人为调查对象，通过探讨政府对广州城市流浪艺人在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开展对政府职能的相关研究，结合流浪艺人访问和综合各方的意见，给出有利于流浪艺人管理的建议，以期完善政府在流浪艺人管理过程中的相应职能。

关键词：城市流浪艺人；政府职能；公共事业管理

一、 广州城市流浪艺人总体现状

（一）流浪艺人的界定与分类

城市流浪艺人指在城市的公共场所为公众表演拿手绝活的艺人，包括一些音乐家、画家、行为艺术家等。通常是为了取悦路人并获得捐赠。表演形式繁多，例如演唱、乐器演奏、作画、杂耍表演等等。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卖艺的表现，其实不然，他们之间有一点差别，他们主要以展示自己的才艺为主，至于捐献的钱，在次位。在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都有流浪艺人的表演，他们的表演又被称为流浪艺术。

流浪艺人的表演内容较为丰富，表演目的也不尽相同，表演的质量则更是参差不齐。流浪艺人按照表演内容可分为表演艺术类、视觉艺术类、创意工艺类等，按照表演目的可以分为职业型、半职业型、业余爱好型等。

目前，基于流浪艺人表演的“艺术观赏性”和流浪艺人的“职业化程度”，将流浪艺人分为“纯爱好型”“艺术型”和“乞讨型”三类。

同时，流浪艺人群体作为城市的一部分，也具有特定的功能，如促进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功能。流浪艺术是孕育草根文化的土壤。一些新兴的表演形式，在没有获得社会认可前以流浪艺术的形式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一些公众喜闻乐见的表演文化，也可以以流浪艺术的形式得到发展和传承。同时，流浪艺人也具备增强城市魅力、丰富大众的文化生活的功能。流浪艺人可以成为城市的独特风景线，促进观光旅游业的发展，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广州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随着改革开发和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广州。与此同时，广州市的繁华街道开始出现城市流浪艺人这一新兴群体。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的出现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群体有多种分类，素质参差不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的城市流浪艺人一概而论。

（二）流浪艺人的生存现状

本研究以广州城市流浪艺人为调查对象，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收集实证资料，并进行整理和分析，具体调查情况（见图2）。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群体的活动地区较为分散，大致分布在广州天河区CBD、珠江新城；越秀区公园前、北京路；猎德大桥等商业经济繁华地区，同时，也会在各大地铁枢纽站外围进行活动，如海珠广场地铁站、江南西地铁站、体育西路地铁站等。从流浪艺人的生活水平上看，广州城市流浪艺人通过流浪表演的收入呈现两级化的趋势，部分城市流浪艺人的收入仅仅够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而一部分的城市流浪艺人的收入却颇为可观，在满足基本生活之外还有剩余。从流浪艺人的功能上看，广州城市流浪艺人不仅丰富了广州市民的文化生活，而且还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文化。同时，也为广州这座城市打造了一张包容、活力、和谐的城市名片。

综上所述，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群体已经成为广州这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州市政府职能的角度来说，完善对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的管理，可以使广州市政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依法对文化事业实施管理，可以完善广州市政府的文化职能，可以使流浪艺术文化事业健康繁荣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完善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的管理，还可以使广州市政府承担应有的社会职能，可以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从而在广州政府的流浪艺人管理的基础上，为其他城市政府的流浪艺人管理提供合理、有效的借鉴。

二、 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的政府职能现状

为了深入了解广州市政府关于流浪艺人管理现状与成效，通过对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群体进行实地访谈，从流浪艺人的角度，结合政府管理举措，对广州市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的政府职能进行研究，具体调研情况（见下页表2）。

调查发现，当前，广州政府面临的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的政府职能现状十分严峻。在城市流浪艺人的管理上，广州政府要提高警惕，加强认识，形成大局观、全局意识，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广州政府虽然有大量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但是缺乏对流浪艺人管理的法律法规，使得有关部门不能明确权责，执法过程也缺乏规范性。同时，现有的管理条例也存在不合理、低效之处，导致城市流浪艺人群体对政府的管理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造成广州政府在流浪艺人管理上存在职能问题。

第一，职能缺位。目前，全球已有几十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等实行了流浪艺人管理的相关法案，但各国的流浪艺人管理法案各有不同。但是，广州作为一座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国际性大都市，广州城市管理部门却对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生活窘境，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在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群体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卖艺收入较低且大多为残疾人士，维持基本生存压力较大，处在生存边缘。没有一个明确的城市流浪艺人管理法案，这容易导致城市流浪艺人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以及影响城市公共秩序，这反映出广州政府在流浪艺人社会救助的社会职能缺位。

第二，职能錯位。流浪艺人流浪表演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现象，应该由文化部门引导、管理、并加以规范，不能一味的以占道经营的角度来处理和管理流浪艺人。广州政府在流浪艺人的管理上，应该更多地体现保护文化、发展文化的职能。但是，现状是政府在管理上过分偏重于监督规范职能。政府部门在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上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这反映出广州政府在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文化职能和监督规范职能的职能错位。

第三，职能交叉重叠。在同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能部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包含有其他部门的职责，就会发生职能交叉现象。在现实的流浪艺人管理中，如果流浪艺人占道，城管人员应当进行劝离。但是，如果在城市发现流浪艺人或乞讨人员滋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影响交通，污损、占据公共设施，妨害他人正常使用并破坏城市市容环境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或者城市管理部门提出执法建议。在流浪艺人的管理中出现了双重“标准”，即流浪艺人在多个部门的管理范围之内，这反映出广州政府在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的职能交叉重叠。

三、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政府职能问题的原因分析

广州政府在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的职能问题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关，也与广州政府流浪艺人管理条例的制定、执行等，以及与广州政府流浪艺人管理的理念有着密切联系。目前，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的政府职能问题有三大形成原因。

第一，广州市政府有大量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但是缺乏对流浪艺人管理的法律法规，使得有关部门不能明确权责，形成了“三不管”“踢皮球”等懒政、惰政的不良风气。在城市流浪艺人的管理中，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推卸责任以及流浪艺人这一灰色群体等因素，造成广州政府在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上存在职能缺失问题。

第二，城市流浪艺人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流浪艺人的管理中既要体现政府的社会职能，也要体现政府的文化职能。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在城市流浪艺人的管理中不能明确属于自身部门管理的界限，经常发生“管过界”“错管”的现象。有时候“管”不够，有时候又“管太多”，有关部门难以准确地把握好管理的“度”，难以做到适度管理、合理管理。同时，政府各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各部门处于比较封闭的环境，这不仅使得政府管理低效，增加管理的成本，而且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度和公信力。正是因为流浪艺人群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造成广州政府在城市流浪艺人的管理上存在职能错位问题。

第三，按照现有的政府部门管理结构，流浪艺人既归城市管理部门监管，又受到公安部门的监督，形成了“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等管理混乱、无序的局面。同时，管理中双重标准、双重管理、双重领导，也使得执法人员无所适从，导致执法人员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执法效率过低，积极性差。在城市流浪艺人的管理中，要同时协调多个部门，既耗费人力和财力，也不利于政府运行的高效，给城市流浪艺人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正是因为现有政府管理机构过多，层级结构过于复杂，造成广州政府在流浪艺人的管理上存在职能交叉重叠问题。

四、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政府职能的完善路径

城市流浪艺人群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注定城市流浪艺人群体要达到真正意义上规范有序的成长还尚需时日。通过综合分析来探讨政府对广州城市流浪艺人在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从而开展对政府职能的相关研究。基于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的总体状况和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的政府职能现状，从公共事业管理角度出发来探讨具体实用的有利于解决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政府职能问题的应对措施，发现政府对该群体所存在的管理缺陷，同时填补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解决政府管理中的职能问题，提出了有利于流浪艺人管理、具有可行性和实操性的广州城市流浪艺人管理中政府职能的完善路径。

（一）完善相关管理法规，明确政府部门职责，解决政府职能缺失问题

目前，国内除了上海和深圳之外，其他城市街头表演尚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法规对街头表演就行详细的规定，既没有法规规定街头表演违法，也没有法规规定流浪艺人何时何地可以表演，城市流浪艺人经常受到城市管理部门执法人员的驱赶。要想改善这种情况，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对流浪艺人进行规范管理，在国家层面进行立法，做到有法可依。为城市流浪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法律的空间，使得城市流浪艺人的这一身份合法化。

同时，通过完善相关管理法规，赋予管理、执法等相关部门明确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规范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方式、行为及程序，明确有关政府部门对流浪艺人的管理职责和权限；并健全和完善相关政府部门的激励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以合理、科学的制度对城市流浪艺人进行管理。政府通过规范流浪艺人行为，加强对流浪艺人表演的时间和空间的管理，使流浪艺人能够与周围的环境和市民公众和谐相处，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为城市流浪艺人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及和谐的社会氛围，解决政府在流浪艺人管理上的职能缺失问题。

（二） 转变政府观念，加强协调合作，改善政府职能错位

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一些大城市中，城市流浪艺人不仅是流浪的一道风景线，更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示，受到游客和民众的欢迎，更成为当地的旅游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城市流浪艺人还是被认为是一种影响市容的工作。从这方面看，这种落后的管理理念是不适应当今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政府应该改变自身的观念，多接触国外的新兴思想，顺应国际文化的发展潮流。城市流浪艺人为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群体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政府要转变对待流浪艺人的看法和态度，流浪艺人在流浪卖艺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和流浪乞丐人员区分看待，重视流浪艺人对于城市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理念上应做到“不放任，立规矩”的原则，保留流浪艺人作为城市独特的风景线，促进城市的多元化发展。

城市流浪艺人作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政府应该给予支持和引导。政府文化部门应对流浪艺人实行资质管理，通过专业考核，持证上岗。早在 2008 年，上海市人大代表罗怀臻等代表，就提出对上海市流浪艺人进行持证上岗管理。除了上海之外，深圳、我国台湾地区及英国等，对流浪艺人进行考核和分类分级，对考核合格的艺人方可准许上岗。同时，城市流浪艺人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部分，城市政府应该进行规范和监督。政府規划部门针对流浪艺人能在什么区域活动，可以在充分听取广大市民、流浪艺人群体和专家的建议之后，进行明确、合理的规定。这样既满足了城市流浪艺人群体的需求，又便于城市管理部门的管理。城市管理部门可以针对城市流浪艺人建立相应的信用监管系统，对一些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的流浪艺人，记录在其档案并进行处罚。在达到规定的违法违纪次数后，文化部门将取缔该名流浪艺人的表演许可证，禁止其从事流浪表演工作。

城市政府既要发挥文化职能，又要发挥监督规范职能，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对城市流浪艺人进行管理、监督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引导、支持他们，加强政府个部门的协调合作，让他们在政府的管理下自由地发展，形成政府的文化职能和政府的监督规范职能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新局面，改善政府在流浪艺人管理上的职能错位问题。

（三）拓宽职能，合理规划政府管理结构，缓解政府职能交叉重叠

城市流浪艺人群体在多个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之内，导致“多头管理”“九龙治”现象层出不穷。遇到“麻烦事”，各部门争相回避，相互“踢皮球”，造成政府在流浪艺人管理的空白领域；遇到好事，各部门又都争着管，造成政府在流浪艺人管理的无序混乱。

过大的职能会增加部门内部的管理困难和运行成本，降低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增加监督难度；过小的职能会使得管理机构众多，相互之间难以协调。为了提高政府在城市流浪艺人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政府部门要适当拓宽职能，“合并同类项”，将涉及流浪艺人的相关管理部门的部分类似职能进行合并。按照管理事务的不同类型和效率最高原则，采用复合职能的配置方法选择可以复合配置的职能，由少数几个主管部门对城市流浪艺人进行管理，拓宽政府部门的横向管理职能。

同时，合理规划政府管理结构，使得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相协调，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在对政府管理结构进行规划时，要注重以下原则：一是坚持精简、兼顾效能的原则。精简政府结构，并不是一味删减、合并，而是在兼顾管理效能的基础上，对政府管理结构进行合理精简。二是循序渐进原则。政府管理结构的规划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演变和不断变化。要根据政府职能变化的具体情况，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逐步完善政府管理结构。三是充分借鉴优秀经验原则。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要充分、合理地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合理的政府管理结构，要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流浪艺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符合广州实际情况、有利于广州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政府管理结构。

拓宽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合理规划政府的管理结构，有利于政府执法人员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有利于在市民心中树立高效、可靠的政府形象，有利于有效遏制政府部门在管理上存在“双重标准”的混乱局面，缓解政府在流浪艺人管理上的职能交叉重叠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源.浅析街头文化[J].大众文艺：理论版，2009，（14）.

[2] 薛伟.街头文化的艺术[J].西部皮革，2016，（4）.

[3] 余字.流浪艺人对文化艺术的促进作用[J].网络导报·在线教育，2012，（23）.

[4] 胡凌虹.上海街头艺人之“破冰行动”[J].上海采风，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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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波.我国城市化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定位[J].法制与社会，2008，（6）.

[7] 应松年.社会管理当中的政府职能[J].行政管理改革，2012，（1）.

[8] 徐宏.对我国城市政府职能的思考[J].青海社会科学，2001，（6）.

[9] 王佳敏，陈佳佳，张元凯，潘阳阳.街头艺人生存现状及管理对策——以杭州为例[J].科学发展，2016，（10）.

[10] 任思维，叶锦涛，沙雨，胡高强.兰州市街头艺人生存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才智，2015，（15）.

Key words：urban vagrant artist；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

[責任编辑 李晓群]

作者：宋泽明

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 篇3：

化危机为机遇：地方政府转化公共危机能力研究

摘要：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主要力量，担负着管理本地区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职责，还肩负着执行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具体应对公共危机事务的职能。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最直面，最直接的应对者和国家政权组织，其转化危机的能力和政治艺术显得尤为重要。“危”到“机”的转化，不仅是政府维护政治合法性、公信力的需要，也是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应然要求。

关键词：地方政府；公共危机转化；能力

鉴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地点首先是地方政府所在辖区的行政区域，所以危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要具有危机意识，切实重视危机应对和处理，才能有效避免和控制住危机，防止危机产生和升级扩大。化危机为机遇，不仅考验着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更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一、从危机中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从2003年“非典”、2007年的“冰灾”、到2008年四川“5.12”汶川大地震，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指挥下，发挥了地方政府在应对危机，管理危机的应有作用。但由于我国的“单一制”中央集权政治，地方政府长期习惯于中央统一领导的常规管理，等政策、对策，地方政府积极自主的应对危机能力还较差。

(一)地方政府危机应对观念错位，预警机制缺乏

当前的公共危机管理中，地方政府应对和处理的观念明显存在着“轻危机前预防，重危机后处理”的错位。以四川“5·12”汶川大地震为例，在地震发生前没有任何相关政府部门进行预警，在可能减少地震的危害的环节表现被动。危机的发生都是有先兆的，许多危机的发生，看起来带有偶然性，但实际上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而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各级地方政府危机总是习惯于只仅仅重视危机处理，主要侧重危机爆发后的应付，缺少对危机事件发生前可能性阶段的预防性管理，缺乏对危机的预测预防预警，致使政府在危机来临时处于被动的撞击式反应，而不是主动积极出击。

(二)地方政府危机的回应力、控制力急需提升。

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回应力、控制力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减缓危机危害，维持社会安定，消除民众恐惧感，至关重要。但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危机回应和控制力，却越显薄弱。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多次深入都江堰、绵阳、德阳、绵竹、等灾区，对地方政府在地震后的应对能力进行调查。

当地政府对于危机处理在回应和控制方面普遍存在着以下的一些问题：

1．回应不及时，回应力度不够。

2．地方政府官员的“官僚意识”严重，导致灾情的进一步恶化。

3．地方政府“瞒报”、“虚报”等消极回应，严重削弱危机控制力。

4．地方政府的危机控制力，缓慢且有限。

5．地方政府的普遍存在“等中央，靠政策，依托外援”的思想，没有正确摆正“自救”和“他救”的关系。

(三)地方政府的危机协调、整合社会资本的能力不足

从组织管理看，地方政府的各应急部门的垂直管理体系较为完备，但部门横向之间的职责分工关系并不十分明确，职责交叉和脱节现象并存，缺乏统一协调。当前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涉及的范围很广，类型较多，对于重大社会突发事件、重大自然灾害等，需要跨地区、跨部门进行紧急行动和密切配合，有效互动沟通才能确保及时、有效的危机管理实施。但地方政府一直都采用分部门、分灾种的单一的救援体制和公共危机管理模式。此外，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协调社会力量方面也存在着明显不足。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的应对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公众的参与能有效的协助政府处理好公共危机。但我们在通过对灾情的调查，地方政府在协调和使用志愿者的，没有形成人性化科学使用的机制。

(四)地方政府危机的恢复存在困境

所谓危机的恢复，是指通过各种措施，恢复正常的社会运作和秩序。一个完整的危机管理过程包括四个其本的阶段，即疏缓(mitigation)、准备(preparedness)、回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显然，危机的恢复是危机管理的四个阶段的最终阶段，即化解危机影响的最后环节。而公共危机过后，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恢复是危机恢复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实质是危机后对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的举措。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危机恢复能力受其经济实力的制约而有所不同。在较多地方政府已制订的预案中，较多的是规定危机发生后的应急措施，对社会秩序的恢复提及不多。再则，由于我国目前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尚未建立制度化的财政体系，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财政资源支持，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的时候陷入资金缺乏的困境，导致危机的加重。

二、转“危”为“机”，提升地方政府政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路径

每一次危机既包括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化解公共危机，转化公共危机是政府危机管理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政府执政能力和智慧的彰显。因此，地方政府实现公共危机由“危机”到“机遇”的转化的有效途径如下：

(一)有效地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预防能力

危机的预防是公共危机管理关键之所在，加强公共危机管理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危机的预防。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的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由此可见，从公共危机管理的目的和效果的层面来讲，危机的预防比危机的处理更加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预防能力的提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地方政府要增强公共危机意识，确立正确的危机管理理念。思想认识上的简单化必然导致应对策略上的盲目性。地方政府要不断地增强危机意识特别是危机的预防意识。其次，不断深入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优化政府的常态管理机制，以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公共危机的发生。危机管理是一个“非常态”的管理，政府在处理和应对危机后，应将其获得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起来，将“非常态”情景下的措施常态化。再则，建立公共危机总结反馈机制。对已发生公共危机事件的总结和反馈有利于下一阶段政府的危机预防，形成危机管理的良性循环。

(二)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回应力，加强危机控制能力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展是基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即密不可分又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一般来说，公共危机事件持续的时间越长，则公共危机的扩展和影响的范围就越大；公共危机扩展和影响的范围越大，则控制公共危机事件的难度就加大，公共危机持续的时间就越长。因此公共危机控制也有两个方向，一是控制危机延续的时间，二是控制危机扩展的范围。鉴于此，控制危机的关键在于做出及时、正确的危机决策并加以有效地执

行，而控制能力的提升还应建立科学、有效的危机决策机制，并且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也应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公共危机决策机制的在公共危机控制力提升核心地位，应使其成为地方政府提升控制力的主题。政府控制能力的提升内容还包括，危机预案制定能力提升，执行危机决策的能力提升，危机信息管理能力的提升。

(三)地方政府要提升公共危机的协调能力和整合社会资本能力

随着“一元化”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趋势的发展，现代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不只限于政府，社会力量也正在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中重要的参与和协作的力量，非政府组织尤为明显。非政府组织不仅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等多种理论获得支持，实践中它还通过在公共危机发生前进行宣传与预警、公共危机发生时进行社会动员与整合、公共危机结束后进行善后修复与回应反馈等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公共危机的应对和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并有效的整合社会资本。因为，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需要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协作伙伴关系(working pannership)，其原因在于危机没有边界的人；受危机影响的使各种利害关系人。现代政府应是有限、法制、透明、责任、服务型的政府，这个意味着政府对全能观念的摒弃，有很多事情政府是“有心无力”的。因此，政府就应该让渡社会，把一些职能和事务转于社会力量，并扩宽社会参与渠道。社会力量参与，可以使公众直接了解公共危机真相，消除恐惧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并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从而降低政府救治公共危机的成本。

(四)不断提升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恢复和重建能力

灾后的重建是政府应对和处理危机的最主要的内容，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5月22日下发紧急通知，确定由北京等二十一个省份分别对口支持四川省的一个重灾县。中央政府通过实施“对口援建”计划，依托一个省份的经济力量的支持，使受灾的县级政府在危机应对和灾后重建中获得充分的物资和资金支持。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并未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体系，没有形成一套相应机制和专项资金为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使得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缺乏实效，特别是那些财政吃紧的地方政府举步维艰。对于这一困境的解决，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公共危机的管理纳入到政府预算体系之中去，成立用于应对和处理各种公共危机的专项资金，并且完善与之配套的监督制度和使用程序，使专项资金在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发挥应有的效用。政府有必要建立完善各种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制度，建立资源目录，以便在关键时期有效的调动资源；同时就危机状态下资源的征用问题加以立法。此外，地方政府要树立正确的危机恢复和重建观念，摆正灾后重建“自救”和“他救”的正确位置，摒弃“等、靠、要”的消极观念，实现外部援建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责任编辑：丰　军

作者：黄炯竑　秦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