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平衡程度变化论文

摘要：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当选总统后，中法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在涉藏问题上的冲突；二是在经贸领域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摩擦；三是在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原则上的矛盾。中法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是：法国“人权外交”传统的影响，法国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中法贸易平衡问题的复杂性。中法关系会经历新的磨合期。中法将着重商讨双边贸易平衡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贸易平衡程度变化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贸易平衡程度变化论文 篇1：

稳定外需进口战略及贸易平衡研究

当前，中国政府在坚持稳定外需的基础上，提出以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的重大决策。“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发挥进口对中国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优化贸易收支结构。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4月15日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再次重申扩大进口的政策主张。表明将扩大进口的贸易平衡战略提上重要的日程，如何评估稳定外需的进口战略政策成为当下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稳定外需、进口战略与贸易平衡的理论含义：扩大内需的一种表述

观察全球贸易发展历史，一国贸易收支差额为零的绝对平衡极为鲜见，除非封闭经济的情况，否则贸易收支差额为零的平衡是理论表达。在现实中，贸易收支差额平衡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目前G20国际合作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构建衡量包括贸易收支失衡在内的宏观外部失衡指标体系，尽管各国对各种数值指标上限尚存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致力于贸易平衡的国家，其目标是促使本国贸易收支差额逐步缩窄，降低外部宏观经济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使之逐步回归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水平。

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连续多年出现贸易顺差，与资本账户顺差一道并称为“双顺差”，经济增长的外部依赖持续增强。但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重大影响表明外需值得重新反思，而外部针对中国贸易失衡调整的汇率施压、贸易保护等手段，更是说明多年来持续贸易顺差格局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大国经济发展需要相对可控的外部影响，“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将宏观经济平衡增长列入重要目标。由此可见，对中国而言，贸易平衡直接含义是降低贸易顺差。

贸易顺差调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但中国对相关政策选择极为谨慎，直接原因在于，影响贸易失衡的因素复杂多样，难以明确分清主因，决定了寻求贸易平衡的治本之策的难处。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近年来贸易顺差快速增长是出口较进口更快增长的结果，出口转内销实现出口下降进而降低贸易顺差的做法，成为实现贸易平衡争论的重点。然而，中国在劳动力成本、规模经济效应及国际分工等方面释放的比较优势可能继续存在，出口增长短期内快速下降不具合理性，而且吸纳大量就业的出口部门也承载着稳定就业的重任，降低出口实现贸易平衡的做法短期内不具可行性。

基于上述的讨论，贸易平衡的出路寄托于进口的快速增长。贸易顺差表现为出口与进口之差，在外需稳定的情况下，如果进口相对于出口更快增长，那么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将呈现下降的态势，持续下去必然促使贸易顺差逐步回归合理区间，中国当前的进口战略目标也在于此。然而，扩大进口战略如何实施，理论上隐含什么条件？

直观来看，稳定外需、进口战略与贸易平衡隐含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根据消费C、储蓄S、进口M及投资I、出口X构成的开放宏观经济恒等式C+S+M=C+I+X，可以看出，在经济保持稳步增长的情况下，进口较出口更快增长同时伴随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投资I的更快增长以充分消化进口的商品增长；二是消费C的更快增长以消费更多的进口商品；三是投资与消费都出现更快增长以消化进口商品的增加。由于消费与投资是内需的两个方面，因而，不管是哪种情形，进口较出口更快增长必然要求内需的更快提升。

由此可知，进口战略与扩大内需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扩大内需意味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由此要求增加进口商品以满足投资消费提升的需要，结果将促使进口商品比出口商品的更快增长，最终将有助于降低贸易顺差。但扩大内需还蕴含另一种含义，即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要求消化更多的国内产品，吸收国内企业的过剩产能，从而降低出口增长，推动贸易平衡目标的实现。可见，扩大内需促平衡比进口战略促平衡的含义更为广泛，进口战略仅是扩大内需的一种表述。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进口M=m*P，即进口增长可能是进口价格P的快速上升导致的进口额快速增加，并非进口数量m的较快增长，这种条件下尽管也缩小贸易失衡，但却没能带来较高的消费和投资的实际内需增加，因而在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情况下，实施进口战略不仅降低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没能同步实现内需贡献的同步增加，宏观经济总需求可能面临下滑的局面。

综合来看，稳定外需、进口战略与贸易平衡的政策实现预期效果具有一定的条件，即在进口价格稳定的情况下，进口较出口更快增长对应内需的同步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步提升，由此抵消贸易平衡导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最终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但在进口价格飙升或者高企情况下，进口增长并非伴随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强，进口战略尽管缩小贸易失衡，但同时可能加大输入型通胀压力，结果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波动。

二、中国进口战略的实施重点：高新技术及消费品的一般贸易

上面从理论角度分析进口战略的含义，进口战略促平衡本质上是扩大内需的一种表述。然而，在现实中如何实施中国的进口战略，进口结构应如何调整？这就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判断，即通过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上述理论分析表明进口战略促平衡暗含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以此缩小贸易顺差；二是内需的扩大，即投资消费的更快提升拉动进口的较快增长。以下的经验分析也将从这两方面展开。

（一）进口战略着力点：一般贸易

图1报告1981-2010年中国进口与出口名义增速。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都经历高速增长的阶段，1981至2010年出口名义平均增速达到16.7%，而同期进口名义平均增速也达到16.3%，相似的增速隐含出口与进口存在内在联系，而且数据显示出口与进口的相关性在近年来更为密切，出口与进口的相关系数由总样本期的0.45上升到2000-2010之间的0.92。进出口总量的紧密联系表明，单纯实施进口总量扩张的进口战略可能同步扩大出口的增长，无助于贸易顺差的缩小。因而需要从结构上进一步分析中国进出口相关性较强的深层次原因。

从进出口结构看，建立在行业内分工基础上的一般贸易和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基础上的加工贸易，具有不同的平衡属性。简单地说，加工贸易进口增长会同步推动加工贸易出口上升，一定阶段内会定义性创造顺差，而一般贸易则不然。因而进出口结构最基本的需要从贸易方式进行考察。以1996年1月至2011年2月的月度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一般贸易进出口相关性仅为0.26，而加工贸易的进出口相关系数达到0.89。另一方面，从1996年1月至2011年2月共182个月中，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速超过进口增速的月份达到126个，占总月份的69.2%，而一般贸易的出口增速超过进口增速的月份占总月份仅为49.5%。上述两方面的经验证据表明图1反映的进出口总量相关性较强可能根源在于加工贸易，但结论的确立还需要分析加工贸易所占份额。

从加工贸易所占份额来看，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较高。图2报告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结构数据，可以看出1994至2007年中国加工贸易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尽管2008年以来一般贸易总额超过加工贸易，但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一直在40%以上①。事实上，自上世纪末以来，海外跨国公司开始走上跨国外包、制造业产业转移之路，在中国投资建厂，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并将制成品出口到国外。从趋势来看，中国贸易长时间由加工贸易主导，这种由外资经济结构决定的贸易结构短期内并不会得到根本改变。由此可见，图1显示的进出口总量相关性较强的根源在于加工贸易，因而，进口战略如果着力点放在加工贸易上，那么将促使加工贸易出口更快增长，无助于贸易平衡目标的实现，进口战略必须着力于一般贸易。

（二）进口战略着眼点：一般贸易的高新技术与消费品

将进口战略的着力点放在一般贸易，弱化进口与出口的联系，从而通过扩大进口逐步实现缩窄贸易顺差的目标。但在此情况下进口的扩大内生要求内需的同步增长，以此消化进口商品的增加，问题就归结为进口战略的重心应放在投资还是放在消费上，这需要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行经验分析，接下来将探讨构成内需的投资与消费空间，并分析与之相匹配的进口战略。

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总需求走势，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投资依赖特征。统计数据显示，投资对近年来中国经济拉动起着关键的作用，2001-2010年投资对GDP增长贡献平均达到53.9%，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5.5个百分点，特别是危机期间的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九成。投资的地位无可辩驳，对推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迅速走出低谷功不可没，但如果因为投资的积极贡献而将进口战略的重点放在投资，那么未来投资将面临更加快速的增长，这对宏观经济稳定可能构成压力。特别是在当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更应客观审视投资的空间。

关于当前中国投资空间的探讨，理论上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上限尚缺乏明确的标准，盲目断定当前中国投资过高并不合适。当然就短期来看，投资的空间显然受到自然资源、生产资料的限制，如果投资对应的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宏观经济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升温，那么投资适当放缓将对宏观经济稳定形成正面的促进作用。标识生产资料价格的重要指数是工业企业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图3报告这两类指数的同比增速，可以看出，当前这两类指数在危机以来均出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并且超过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时期的价格增速，表明当前生产资料价格已达高位对通货膨胀形成潜在压力。另外从图4报告的季度发电量及同比增速来看，近来发电量已经创出历史新高，增长速度也处于高位运行，某些地区还出现了限电、电荒等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当前投资环境已经出现较大的压力，短期内持续投资扩张的基础并不稳健，因而，将进口战略放在投资上面显然不是最优策略。

投资增长空间的缩窄促使进口战略转向消费，但消费能否承载这一任务，同样需要讨论消费增长空间的问题。表1报告中国消费率与G20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这也支持投资空间缩小的结论，而消费率在2008年为36.1%，不仅低于G20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010年尽管中国消费率有所上升，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表明中国消费增长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当前中国正处于通货膨胀调控的关键时期，如果通过降低进口关税等手段进口消费品，不仅能有效拉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助于平抑目前国内CPI上升的趋势，表明将进口战略着眼点立足于扩大消费的做法，不仅短期可行而且有助于改善中国的长期经济结构。

当然，进口战略向消费倾斜并不意味着其与投资没有关系，相反的，投资空间缩窄恰恰反映简单数量增长的粗放投资增长模式需要改变，归根到底在于投资效率的提升。而投资效率的改善有赖于技术进步，因而，通过进口高新技术促进投资升级成为进口战略的又一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尽管多次强调增加高新技术进口，但相关政策并没有取得重要成效，高新技术进口占进出口比重保持在1.5%以下，从2005年至今中国高新技术出口大于进口的状况进入常态化，高新技术持续出现顺差，这与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因而，未来进口战略的实施有必要也有空间在高新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三、 中国进口战略应防范福利陷阱：优化贸易条件

进口战略不管如何实施，结果都表现为进口的较快增长，但进口增加可能对进口商品价格产生上涨压力，传统经济学往往假定进口国是小国，其进口贸易只能接受而不会影响进口价格。然而，中国是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经济体，GDP已经升为世界第二，传统经济模型的价格接受假说显然不再适用于中国，其进出口贸易波动不仅对相关价格产生影响，而且对世界贸易也会产生影响，近年来铁矿石进口价格波动就是典型的案例。进口战略如果伴随进口价格上涨，那么可能导致中国的贸易条件②恶化，由此可能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

贸易条件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可以通过图5来解读。如图所示，Q1Q2曲线为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K1、K2分别为等价值曲线，其斜率的负数对应不同的贸易条件（即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K1对应的贸易条件高于K2对应的贸易条件，U1、U2为无差异曲线。可以看出，如果进口价格较快上升导致贸易条件下降，等价值曲线由K1下降为K2，那么消费者最终的消费均衡点将出现在U2与K2的切点B，其对应的产品消费数量均比贸易条件下降前的A点少。贸易条件的恶化使消费降到了一条比原来更低的无差异曲线上，即消费者效用降低，社会福利恶化，对一个国家来说，贸易条件改善就是有利的，而贸易条件恶化就是不利的，因为前者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加，而后者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进口战略的实施应考虑其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经验数据来看，中国进口变化与贸易条件具有紧密的联系，进口对贸易条件影响显著。事实表明，中国贸易条件与进口具有显著的反向关系，从1999年至今中国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但贸易条件却是不断恶化。在1999年1月至2011年2月共146个月中，贸易条件下降的月份有112个，占总数的76.7%，表明中国进口快速增长伴随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当然贸易条件的下降还有其他影响因素，纯粹将进口上升归咎于贸易条件下降的原因可能有失严谨，因而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金融危机尽管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同时也构成经济增长的外生冲击，由此为评估中国进口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进口大幅下滑，贸易条件出现大幅改善的现象；而进口转为正增长后，贸易条件又迅速下降，表明中国进口增长确实对贸易条件构成负面的影响。因此，当前中国进口战略的实施，尤其需要关注其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切实避免由此带来福利损失。

四、政策建议

稳定外需、进口战略与贸易平衡关系着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能否有效实施不仅取决于外部环境，还与中国国情息息相关，必须结合中国开放宏观环境制定恰当的政策。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进口战略促平衡的政策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一个防范”，即紧紧围绕扩大内需拉动进口的中心，重点增加高新技术及消费品两方面的进口，防范进口增长落入低福利的陷阱。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加大力度扩大内需增长。稳定外需、进口战略与贸易平衡是扩大内需的一种表述，内需持续扩大才能拉动进口商品的快速增长，进口战略的落实最终得靠内需的持续增长。针对目前投资处于较高水平的事实，扩大内需的主要突破口在于促进消费增长，而消费的增长归根到底还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而，政府应继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加大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比重，并运用财税手段实施二次分配调控，降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以此促进消费需求进而内需的持续快速增长，最终实现进口需求的上升。

二是促进高新技术及消费品进口增长。高新技术的进口与外国的技术管制存在较大关系，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外交谈判机制，促进发达国家放松技术出口限制，同时鼓励企业通过进口高端的设备与技术完成技术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费品进口可以通过下调奢侈品等进口关税及促进进口便利化等手段来实现，今年年初，海关总署签发《进境物品税调整方案》规定，自2011年1月27日起，电脑、数码相机等信息技术产品进口税率由20%降低到10%。这是促进消费品进口的积极信号，但未来仍需要进一步深化相关改革。

三是防范进口增长对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进口增长可能导致进口价格上升，由此降低贸易条件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水平，因而，进口政策需要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比如当前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高并且高位运行，适当降低相关产品进口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因而，这就要求政府持续观测并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优化贸易条件的进口策略。

（本文获《2011年中国对外经贸发展与改革》征文一等奖，发表时内容略有删减）

注释：

①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并经测算整理。

②这里所指的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

作者：陈建奇

贸易平衡程度变化论文 篇2：

法国政坛更迭与中法关系前景

摘要：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当选总统后，中法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在涉藏问题上的冲突；二是在经贸领域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摩擦；三是在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原则上的矛盾。中法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是：法国“人权外交”传统的影响，法国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中法贸易平衡问题的复杂性。中法关系会经历新的磨合期。中法将着重商讨双边贸易平衡问题。中法关系的发展与中欧关系的加强相辅相成。

关键词：法国总统大选；奥朗德；中法关系

2012年5月6日，法国左翼政党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击败时任总统、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齐，当选法国新一届总统。由于社会党在对外关系中有强调西方价值观、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奥朗德本人在涉藏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法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原则问题以及中国参与解决欧债问题上态度强硬，加之新一届法国政坛中包括了著名的亲达赖分子，法国政坛的变化给中法关系的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本文将阐述奥朗德上台后，中法关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对中法关系产生影响的原因，并展望中法关系的前景。

一、奥朗德上台后中法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中法在涉藏问题上的冲突

由于法国社会党以“人权和民主的维护者” 自居，有将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化、积极推行人权外交的传统，法国新总统及其团队在会见达赖喇嘛问题上将面临考验。在竞选期间，奥朗德并未否定会见达赖喇嘛的可能性，在中法关系中留下了一个隐患。新总理艾罗在涉藏问题上更具危险性。2008年，在担任法国南特市众议员兼市长期间，艾罗曾在市政厅接待了达赖喇嘛，挂起过“藏独”旗帜，并且主张抵制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艾罗的亲“藏独”往事被认为是悬在法国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1]。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外国领导人以任何借口会见达赖。中国认为，会见达赖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双边关系造成了损害。中国要求各国政府不要纵容和支持“藏独”分裂势力，以维护双边关系发展的大局。法方领导人对会见达赖喇嘛问题的处理，将直接影响中法关系。

（二） 中法在经贸领域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摩擦

尽管奥朗德的执政理念与萨科齐不尽相同，但在对外经贸领域，两人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欧盟在经贸问题上应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立场。在竞选演说中，奥朗德提出：如果第三国对欧盟企业进入其市场采取限制性措施，欧盟则应予以坚决回击^[2]。奥朗德将法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声称不接受不可兑换的人民币。奥朗德将中国视做欧盟经济的主要对手。他反对中国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参与解决欧洲债务危机，担心因此造成欧洲对中国的依赖，承认欧洲软弱^[3]。事实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2010年已升值55%，中国并不追求贸易顺差，但法方仍固执己见。

（三） 中法在社保和环境保护原则上的矛盾

奥朗德对内坚持左派传统理念，强调社会公平和福利。他主张推进税收改革，减轻中小企业税负，加大对大企业的征税额，将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所得税税率提高到75%。对外，他主张欧盟对不遵守社会保障或环境保护原则的进口产品征收额外税。由于对外经贸关系的权限属欧盟委员会，社会保障或环境保护原则、“购买欧洲货条款”等只能由欧盟层面引入。法国新总统宣布：由于经济危机，世界存在这背离环境保护事业的危险，法国和欧洲应做出榜样来，与气候变暖作斗争。他认为，世界主要污染环境者美国和一些新兴国家，如中国，阻碍了这一进程[4]。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保障或环境保护原则，还没有能力执行同欧盟一样的标准。对于气候变暖问题，中国主张承担与发达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中法在社会保障或环境保护原则问题上的矛盾，也将对中法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二、中法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中法两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同，法国领导人如何处理其政治取向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将直接对中法关系产生影响。中法关系存在着不确定性，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法国“人权外交”传统的影响

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人权问题成为中法关系中的一大障碍问题。冷战结束之际，法国认为中国已失去在法国抗衡美苏中的砝码作用，因而在国际关系中推行“人权外交”。法国社会党政府曾对中国进行制裁，并不顾中方强烈反对，两次向台湾出售护卫舰和幻影战斗机。伴随着中国崛起，西方对中国的误解、防范、恐惧心理交织在一起，法国领导人更是热衷于对华推行“价值观外交”，以人权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在2008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对中法关系造成了损害，同时也累及中欧关系[5]。目前达赖喇嘛仍在四处串访，西方领导人常常通过会见之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加之，西方民众对中国政府的偏见和对达赖喇嘛的支持对西方领导人已形成了“民意”压力，作为以捍卫“人权”为己任的法国领导人，难以摆脱法国“人权外交”传统的影响。能否在中法关系中排除“人权外交”的干扰，对于法国新领导人是一大考验。

（二） 法国经济形势的严峻性

奥朗德所在的社会党完全执政对于施行其政策法规十分有利。但社会党的执政道路将十分艰难，主要因为：法国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接近10%，达到12年来最高水平、企业竞争力衰退，影响出口能力。在国内经济形势不佳、又面临欧洲债务危机和欧洲一体化困境的情况下，法国新政府一方面需要削减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采取紧缩措施；另一方面又要刺激经济增长、增加税收、提高就业率，如何应对这两难处境，对于新政府是一个重大考验。奥朗德在竞选中曾将修改“财政契约”和刺激增长作为其主要选举口号，把中国当做法国贸易逆差的祸根，并且主张欧盟对部分中国产品征收额外税。在法国经济形势无好转的情况下，法国有可能对华采取经济保护主义，将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三） 中法贸易平衡问题的复杂性

中法关系是以经贸合作为基石的。法国在华投资项目共有4325个，累计投资116亿美元。中国在法有139家企业，投资总额为18亿美元，为法国创造了7 000多个就业岗位 ^[6]。2011年法国重新成为中国在欧盟第四大贸易伙伴，位居德国、荷兰和英国之后。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中法双边贸易总额2011年达521亿美元，同比增长16.4%。中国顺差79亿美元，比2010年减少了26亿美元，呈收窄态势^[7]。中法贸易正逐步趋于平衡。而根据法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法贸易额达到541.52亿欧元，法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271亿欧元^[8]。事实上，贸易不平衡是一个全球化条件下的结构性问题，非常复杂。中法贸易不平衡问题是法国企业缺乏竞争力的直接后果，也与欧盟维持对华军售禁令和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有相关性。奥朗德要求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尤其是公共采购市场准入，将中法贸易不平衡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指责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部分地造成了法国的经济问题，这种偏激认识将对法国对华政策产生负面影响。

三、中法关系的前景展望

中法关系的发展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1964年中法建交，法国成为最早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1997年中法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两国关系被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0年起，中法致力于建设互信互利、成熟稳定、面向全球的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法国政坛的更迭，使中法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由于奥朗德对中法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认识较为偏激，中法关系会经历新的磨合期。法国一些专家认为：奥朗德没有多少外交经验。他从未在政府工作，更无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由于社会党更注重人权，奥朗德当选总统后，恐怕会在此方面引起中法关系紧张。奥朗德对中国很陌生，他需要时间了解中国，中法关系将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但是，中法关系有其延续性，法国不会改变自戴高乐将军以来的对华关系^[9]。法国新领导人有必要理性地看待中法关系，采取对华友好政策，使中法关系稳定发展。

其次，中法将着重商讨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同样是欧元区成员国，德国对华贸易存在顺差，法国对华贸易存在逆差。中国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和其中90%以上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是基本平衡的，甚至存在逆差^[10]。由此可见，法方将其对华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缺乏说服力的。法方应修正其对中法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认识偏差；应加强法国企业的竞争力，加大对华高科技出口；推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发挥法国武器出口优势，通过对华高科技出口和军工产品出口，使中法贸易趋向平衡。

最后，中法关系的发展与中欧关系的加强相辅相成。中法互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双方更有必要加强合作，避免采取经济保护主义。法国是高科技和武器出口大国，如果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和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将有利于中法贸易逐步取得平衡，有效化解中欧、中法经贸摩擦。中法贸易不平衡问题需要在中法、中欧两个层面商讨解决。法方如果能从战略高度审视中法关系，同中国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共同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中法双边贸易平衡问题也会有所缓解。

结语

中法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尽管中法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但两国在经贸领域互补性很强，双方互有需求、合作潜力很大。奥朗德任命“中国通”燕保罗担任其外事顾问，说明他重视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在欧债危机背景下，法国需要中国的大市场，中国投资可以为法国创造工作岗位，带动经济增长。中国则需要法国扩大对华高科技出口，并以中法关系的发展加强中欧关系。中法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和平的维护。

总之，奥朗德上台后，中法关系面临着新的调整。经过磨合，法国新领导人在对华关系上会以务实的态度，采取同中国合作的政策。中法只有合作，才能互利共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中法两国关系前景保持乐观。

作者：郑腊香　陈瞭宇　张之炎　谢钟杰

贸易平衡程度变化论文 篇3：

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和对策

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贸易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各国能够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实现相对平衡。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较高，基本特征是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逆差。在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的快速变革中，虽然过时的国际货物贸易统计体系放大了中美货物贸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较严重的不平衡。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一、从全球化看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

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绝对平衡的，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分布有某种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意的绝对平衡格局，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一种常态。从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5.8倍，各年逆差呈现逐渐增加趋势，总额从756.5亿美元增加到3600亿美元。这说明，全球化并没有停止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趋势。

全球化既使货物贸易流量快速增长，也使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随着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在产业发展中，依赖土地、地矿和能源资源的农业和工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依赖知识、技能和其他劳动服务的比重逐渐提高。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由单向（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流入到发展中国家）向双向（资本既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又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衡量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袭传统的贸易思维，不能只看货物贸易流量的变化，还要看服务和资本贸易流量的变化。

中国“入世”以来，中美之间的总体贸易格局一直表现为“交互逆差”或“交互顺差”。就是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单纯的顺差，也不是单纯的逆差，而是既有顺差又有逆差。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在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方面，美国是顺差，中国是逆差。

去年，美国对华的货物贸易逆差按美方口径为2325亿美元。在这个数字中，实际上有大约60％是由美国公司或其他第三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加工出口的产品,这是在中国的美国资本获取利润的载体。如果将这部分剔除掉，那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实际逆差就只有1000多亿美元。如果将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考虑进来,近几年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实际上明显低于美国媒体宣传的数字。

随着“入世”过渡期结束，今年以来中国不仅扩大了工农业等实体性产业的市场开放，外商在这些领域的股权投资门槛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险、科技信息、公用事业和其他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比如允许外商以QFII方式进入资本市场，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币存款在内的银行业务，允许外商投资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等等。预计今年美国对华的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的顺差将会显著增加，从而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也会明显减少。

二、中国贸易快速增长:谁是贡献者？谁是受益者？

中国近30年对外货物贸易增长经历了从逆差到顺差的周期性变化。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阶段快速进行进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换取价格高昂的制造技术和设备。随着进口替代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步改善，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外贸活力，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被迫选择出口导向战略，促使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换。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近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占世界贸易比重从3.6%提高到7.7%。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给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获得了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把工厂搬到中国的美国公司，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紧缺资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中国以宝贵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只是赚了一点加工费和劳务费，挣了一点辛苦钱。

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实现了出口货物贸易快速增长，而且也使进口货物贸易保持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的货物进口额从2435.5亿美元增加到7916.1亿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递增27%;中国的货物进口额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35%提高到6.81%。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头4个月的进口增长速度仍然接近20%。可见，中国不仅为世界创造了价廉物美的供给市场，也为世界创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场，为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国的贸易伙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高峰时期，中国这个巨大的进口市场需要有强劲的出口市场来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对其出口市场过分限制和打压，就有可能打破中国进口高速增长的惯性。其结果，既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贸易伙伴的利益。

三、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多个原因造成的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从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比重从56.52%提高到76.75%。实际上，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是美国和世界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解释比较符合现实。巴尔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国逆差“是多个原因造成的，并不仅仅由汇率决定”，“美国人消费欲望过于旺盛”，没有储蓄的习惯。罗奇教授也说:“美国贸易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特殊时期的产物”。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造成了过度进口和贸易逆差。

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相对于外因，内因起主导作用。这个内因，除了“过度消费引起过度进口”以外，还与“美国的市场不够开放和出口不足”有关。

第一，面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全球市场格局的变化，美国没有主动调整过时的贸易战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和“市场限制主义”，限制能源资源、高端技术和科技产品的出口，甚至对中国继续采取一些违背WTO精神的歧视性措施和禁售。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让那些政策弹性较大的国家如德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对华出口，美国对华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国等国家获得，这种“国家卖方竞争”无疑会对美国产生“挤出效应”，减少美国的出口机会。

第二，面对全球化浪潮，美国“害怕与贫穷国家竞争”，“提高准入标准进而提高外国企业的成本，以削弱外国企业的竞争力”。比如，在能源、航空、农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美国对外国特别是中国资本的限制有增无减。这样做的结果是可出口商品减少，使得美国在全球出口总规模中的相对比重降低。

第三，美联储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膨胀性货币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创造过剩的美元流动性，从而人为地造成美国资产升值和“财富效应”。在贷款利率很低的情况下，理性的美国人当然愿意大量刷卡消费;在财政债券融资利率很低的情况下，财政部会不加节制地发行公债以满足五角大楼的支出需要。在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出现空心化的背景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消费品和公共投资品需求无限制扩大，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进口来满足。

第四，美国用超额发行的美元纸币大量购买并囤积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较高的物资，加剧了内外需失衡。近几年，美国和全球市场存在一个重要的循环:美国石油储备增加－全球石油涨价－美国囤积更多的石油……石油储备不断增加和油价上升，必然花费越来越多的美元，使美国进口额显著增加。

第五，无节制的对外战争和全球扩张使得美国政府的公共开支不断膨胀。200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30亿美元，去年仍然高达2482亿美元。政府公共开支膨胀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胀，在国内一般公共品供给增长一定的条件下，只有靠进口来填补供求缺口，从而扩大对外贸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时，中美双方都应当采取客观而又理性的态度，应当更多重视像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罗奇教授这样的务实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双赢的良好效果，并继续推动中美贸易健康快速增长。

四、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美国和中国能够做什么？

美国如果把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简单地推给对方，不重视自己的内因，不重视控制本国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进口的欲望，不努力扩大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增加出口，不仅对对方不公平，而且也会使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双方共同致力于消除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在双边市场共同促进自由贸易。

美国方面应该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控制过度进口的首要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削减美元在全球的供应量和流动性;提高国民储蓄率，逐步扭转投资和储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负债下过度的私人消费;紧缩联邦政府开支，特别是通过改变全球扩张战略紧缩美国在全球的军费开支，国会应当停止不断放宽债务发行限额标准的做法，严格限制国债发行，减少政府在高负债下过度的公共消费。只要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控制住了，促使家庭和政府均做到收支基本平衡，不断改善消费和储蓄的关系，就可以为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提供基本保障。

为了扩大出口，美国需要调整与全球化和WTO规则不够和谐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国内贸易法案，扩大产业和技术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背景下，美国的优势产业越来越缩小在“产业宝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术工业、现代军事工业、航天航空和铁路交通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制药产业、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等。如果美国全面开放这些产业和市场，并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可望为解决美国贸易问题做出直接贡献。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问题，但实际效果甚微。从2005年7月21日到今年5月25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8%，但这期间中国对美顺差或美国对华逆差并没有减少，这说明汇率人民币升值和顺差减少并没有明显相对的关系。正如罗奇所说，汇率调整不可能解决中美和全球的贸易失衡问题，“汇率绝非当前全球失衡的‘灵丹妙药’”。

中国方面应该从内外两方面采取措施。对内主要是:逐步调整国民财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工资和农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消费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变工资增长慢于利润增长、政府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现实状况，给中低收入者减税，逐步降低国民储蓄率，促使全社会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对外主要是:适当扩大进口，合理控制出口，促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渐进提高以实现其合理均衡。扩大进口的重点是增加政府采购，增加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资源供求矛盾、改进经济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的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点是进一步调整出口导向政策，继续较大幅度降低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加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其出口资质管理，严格限制出口扩张势头。今年以来，为了实现“减顺差”目标，中国政府多次派采购团到美国直接采购商品和技术设备，增加即期进口;对农、林、畜牧、渔、煤炭开采等81个行业实现鼓励技术引进的政策，扩大长期进口;对高能耗、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降低出口退税率或提高关税税率，限制过度出口。从煤炭进出口贸易最新变化情况来看，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出来。

随着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未来中国高端商品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大，金融、保险和信息等服务业发展进入“快车道”，节能环保产业的拓展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在这些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搭上中国这辆“快车”，增加美国的对华出口。但要达此目的，美国应当更加开放对华出口市场，清除对华出口贸易的所有歧视性条款.特别是解除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等方面的限制。

作者：陈东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