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发展论文

摘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要求2012年要推动文化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的对外贸易。同时，也要大力发扬主流文化，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广大青年学生应当提高自身品德修养，根据实际情况，关注当地政府政策及企业运营状况，探究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中华文化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华文化发展论文 篇1：

论“书厄”及其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

【摘 要】图书是承载文明的工具,然而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图书所面临的命运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和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于是,一些图书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命运—“书厄”。本文详细阐述了历史上出现的书厄,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书厄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以客观的态度对书厄现象进行了重新的审视。

【关键词】书厄 文化 禁书 焚书

人类之所以能够从远足洪荒的原始蒙昧状态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文献在其中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中,藏书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绵延数千载,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黄宗羲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读书难,藏书尤难。”据文献记载夏、商、周时代已有“藏室”、“册府”等藏书机构,中国最早的藏书是官藏,始于周秦以前。然而,当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文献所面临的命运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和统治者的利益,于是有一部分文献图书不得不遭受这样的命运——“书厄”。

1 中国图书文献的厄运

所谓“书厄”即书籍的灾难,是指图书典籍因不断遭受自然或人为破坏而散佚毁灭的社会现象。中国的书厄观始发于隋牛弘至近现代历经一千四百多年,隋代牛弘(545-610)提出“五厄”:始皇焚书,赤眉入关,董卓移都,召冰之乱,魏师入郢。明代胡应麟续上“五厄”:江都焚书为一,安禄山入关为二,黄巢入长安为三,靖康之难为四,南宋末泊颜南下,金军入临安为五。近代祝文白又续上“五厄”:一为李自成之陷北京,二为钱氏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四为咸丰朝之内忧外患,五为民国中日战役。

1.1 图书大厄之始—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朝野上下,还有一些儒生,以《诗》、《书》、百家语为论据建议废郡县,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却抓住儒生“是古非今”这一点大做文章,肆意把这场政治上的论战扩大为一场思想独裁运动。他给儒生们扣上了“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乱黔首”的大帽子,奏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全部送地方官杂烧之这就是古代图书的第一次大厄运。

1.2 两汉时期

汉武帝即位后,汉王朝发起了搜集图书的运动。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并没有禁毁儒家之外的著作,所以这一时期目录学家刘歆 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公藏目录—《七略》。然而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触发汉末农民大起义。公元24年汉宫室被焚,《文献通考》说:“王莽之乱,焚烧无遗”。此为书厄之二。至东汉末公元195年董卓部属屠长安,在城中混战使“符策典籍,略无所遗”。此为书厄之三。

1.3 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280年,晋立国不久就遭受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继而于公元311年,刘聪率匈奴军攻破长安。经过这数十年的蹂躏,政府藏书“糜有孑遗”。此为书厄之四。

东晋至陈公元481年,梁武帝萧衍攻灭南齐,“兵火延烧,密阁经籍遗散”。西魏大将攻破江陵梁元帝见城将陷,“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梁元帝焚书此为书厄之五。

1.4 隋唐时期

隋政府藏书,一厄于兵一厄于水。隋末天下大乱,隋炀帝于公元616年逃往江都。618年隋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攻入宫,37万卷图书经兵火后“其目中并无一页传于后代”此为书厄之六。

开元藏书至安史之乱,一朝倾覆,史称“禄山之乱,两都覆灭,乾元旧籍,之散殆尽”。又说:“安禄山之乱,天简不藏”。此为书厄之七。

安史乱后,政府极力重建典藏,然公元840年黄巢领导的农民军攻破长安,兵火之中“内库烧为锦绣灰”此为书厄之八。

1.5 两宋时期

北宋末年金朝入侵公元1126年金陷汴京,“即取秘书录”。两个月后,宋援军云集京师金军仓皇北逃,“秘阁图书,狼籍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今之甚”,此为书厄之九。宋高宗建立南宋后,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都城临安,战乱中南宋图书尽皆散失此为书厄之十。

1.6 封建末期图书之大厄—乾隆焚书

明代之后,图书大厄,无过于乾隆焚书。乾隆认为要想长治久安,还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大清洗,把不利于清朝“文治”政策的文化典籍全部消灭掉。乾隆颁布禁书令表示要将有违碍字句的图书“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乾隆自公元1774年下令焚书此后近20年,一再下诏催督。直至1789年仍命详查一些书是否焚毁干净。

2 书厄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藏书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兴废的一只晴雨表。以齐鲁文化文化、三晋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化,与以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两大渊源,而这两大渊源的交流和融合促成了中国文化的辉煌时代—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完成了儒道的合流形成了以儒道为法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也是藏书文化兴起的时期。

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书厄”时,就不能不对其加以客观的辨证的审观。书厄确实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延缓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书厄的作用也象大浪淘沙一样留给后人的往往是最宝贵的东西。

秦始皇嬴政虽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事件,但他对先秦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文献还是大力加以保护。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罢黜儒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得以施行,大量的诸子百家的文献遭到禁毁但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儒家典籍成为蒙学的必读教材成为科学的主体。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抹辉煌,也是中国古代文献所遭受的最残酷的一场浩劫。但乾隆修编《四库全书》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3 结语

“书厄”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和教育的现象。自古人们就坚信“书籍聚散自由其一定不移之数,一聚必有一散乃物之常理”,“一旦治平,当有兴集”。正如人类的进化一样,没有漫长的冰川时期,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也就没有高智慧的生物—人的出现。书厄激发人们以更大的努力收集图书、保护图书。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的进一步理智,人们对文献的继承会更加慎重对文献的保护会更加科学,对“书厄”的控制会取得更有效得手段。人们会更好的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让中华文化在高科技社会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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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登原.古籍图书聚散考[M].上海:上海书店,1983.

[6]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7] 焦树安.中国藏书史话[M].北京:商务图书馆,1997.

作者：许　曼

中华文化发展论文 篇2：

探究中华文化发展和崛起之路

摘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要求2012年要推动文化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的对外贸易。同时，也要大力发扬主流文化，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广大青年学生应当提高自身品德修养，根据实际情况，关注当地政府政策及企业运营状况，探究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新风正气，担负起促进社会优良风气发展的模范带头作用。因此，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如何更好地向世界展现真正的中华文化，内外并重促使中华文化发展和崛起是当前文化事业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文化传播方式；中华文化发展；文化定位一、 调研意义分析

（一）理论意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要求2012年要推动文化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的对外贸易。同时，也要大力发扬主流文化，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此项实践提出的课题有利于探究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文化的认同感的增加途径，增强民族自尊心，提升民族自信心。此项实践的一系列创新措施有助于广大人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由于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项实践活动主要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主线，研究探讨如何从中国人民这一广大人群入手，提升中华文化的品牌和软实力，整合文化思潮，抵制媚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助于全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应对多元文化挑战具有重要作用。

（二）现实价值

在世界多极化日益凸显，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尤其是在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先进的信息技术优势推行文化渗透与霸权战略下，一些有害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渗透与传播，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和腐蚀着广大人民的精神境界，冲击着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念，消解着正面教育的积极成果。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弘扬在此时期尤为重要。此项实践措施致力于坚持不懈地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转化为广大人民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

二、 调研现状分析

（一）中华文化自我定位现状

1.中华文化处于新的发展的关键阶段，对自己的定位尚处于模糊阶段，需要尽快实现自我定位，不仅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社会上形成一股良好的、正向的文化发展环境。

2.当代中国人民内心较为孤单，这让他们急于寻求心理支持，而外国流行文化以及现在国内大肆渲染的选秀文化所主张的张扬个性和真人秀的形式符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让中国人民更能够有利于表现出对娱乐现象的参与和表态。因此中华文化应当进行对自己正确的文化包装，让更多的人能够主动的了解、认同中华文化。

（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现状

1.当代中国人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兴趣比较大，但是缺乏接触了解的渠道，目前来说，中国人民的了解渠道较为单一化表面化，即使有了部分推广行为，也因为方式不恰当而使中国人民错过了这一了解的机会，可能还会加深中国人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误会与不理解，从侧面促使他们去了解外国流行文化。

2.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华民族文化有的方面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下降，许多中国人民选择了外来文化。一部分中国人民认为中华民族文化不能代表他们的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代沟”，与他们的心理产生共鸣。

3.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中国人民普遍表示欢迎，但是与此相反，中华文化的保护工作特别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存在许多不足，透明度不够高，中国人民对此的知情度不高。

三、 调研建议方案

经过调查和资料分析我们发现，这种由《舌尖上的中国》这一类电视节目引起的文化热的现象背后体现出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对于中华文化十分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好的了解学习途径导致人们对于中华文化越来越模糊，甚至开始忘却，因此中华文化急需借助好的渠道来实现自我定位，而有些节目在流行文化的帮助下对人们产生强大吸引力，同时由于内外部的原因使很多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度不够，了解欠缺，导致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身后历史底蕴与人文思想，最终导致人们对于中华文化了解认同不够的现象在当代日益凸显。我们小分队本次社会实践的目的就是通过从文化定位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视角对中国人民这一现象现象进行研究从而能够对此问题有所益助。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提出建议方案：

（一）文化自我宣傳角度

1. 利用舆论宣传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吸引人的内容的内容让人们拥有一个好的认识中华文化的环境。

2. 注重生活中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的营造，学生的老师、家长，以至于学生之间可以有好的氛围互相影响，使他们能够不断加深自我认同。

3.不断加强文化素养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角度

1.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不能拘泥于以前的发展模式，在发展方式的选择上需要结合时代的特点，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中华民族文化。不能僵硬地宣传中华民族文化，这不符合当今人们的思维方式，越强制只会产生不良副作用。还应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的总动员：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质量，扩大其传播覆盖面。

2.“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汇于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中，选择适于与教学结合的文化形式在教学中作为选修课供学生学习，如：北京将京剧作为选修课引入小学课堂。

3.在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下，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在一方面可以吸收有利的部分，同时，中华文化要做好保护工作，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立法等方面予以支持。

4.在社会舆论方面，要加强新闻的筛选，不能过度宣传外国文化，但是也不应该夸大渲染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相关报道，不能使人们因为报道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误会或错误理解，要在追求新闻价值的同时注意新闻道德。（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本文节选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2-2013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报告《从<舌尖上的中国>探究中华文化发展和崛起之路——以江苏、广东、福建、河北等地为例》会计审计财经纵览财经纵览会计审计

作者：邓志聪

中华文化发展论文 篇3：

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7月大事记

7月21日，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在北京武青会议中心召开《中华砚文化大典》编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常委副会长张维业、张补旺、许世宽、侯建国、刘金彪、火来胜、宋显春、高山，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正光，常务委员金彤、黄海涛、陈锋、欧忠荣、周同祥、吴笠谷、赵粤茹，副秘书长刘红权，办公室苏锐、孙德勇、陈琪、朱延利、李杰，宣传部副部长梁婧等参加会议。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会长、《中华砚文化大典》编审委员会主任刘红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砚文化大典》编审委员会机构名单（草案），研究修改了《中华砚文化大典》编写大纲（草案），确定了《大典》编写总体框架。《中华砚文化大典》共分《砚史典》、《文献典》、《砚谱典》、《藏砚典》、《砚材典》、《工艺典》、《铭文典》、《传记典》八个典，设基本书目若干册。会议同时研究确定了每个分典的编写负责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华砚文化大典》编撰工作全面拉开序幕。刘红军会长发表讲话，就编撰《中华砚文化大典》的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指明了工作方向和目标，并对编撰工作提出了要求。

成功举办第四届松花石暨中国历代名砚展

2012年7月3日至11日，应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委区政府邀请，中华砚文化展览馆在许世宽副会长带领下，一行五人赴吉林江源，与中国松花石博物馆联合举办了第四届松花石暨中国历代名砚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展览得到江源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共展出中华砚文化展览馆馆藏历代砚及十大名砚共70余方。参展期间，吉林省宣传部长、省人大副主任、白山市市委书记、市长等各级领导200余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参观人员25000余人次，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提高了联合会的知名度，扩大了影响。

刘红军会长赴攀枝花市考察苴却砚产业发展现状

7月11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原副司令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会长刘红军中将一行，在武警云南省总队政委王海亮少将陪同下，调研攀枝花调研苴却砚文化产业。

刘红军一行来到仁和区南山循环经济发展园区，先后参观了罗氏石艺研究所、鑫苑工艺美术制品厂、源石轩工艺有限责任公司等苴却砚设计、生产车间和展厅，欣赏了精美的砚雕作品。在随后举行的苴却砚文化研讨座谈会上，刘会长认为，攀枝花拥有独特的苴却石资源和较好的雕刻技术，发展苴却砚文化产业大有可为。他希望攀枝花苴却砚生产企业联合起来，相互切磋技艺，突出苴却砚地方特色。下一步，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可以与攀枝花苴却石行业协会一起努力，拓展苴却砚市场，把苴却砚文化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