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课程论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公共行政学课程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公共政策学作为当前中国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中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对于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公共政策学课程的内涵及其对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出发，结合当前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提高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第一篇：公共行政学课程论文

公共行政学：管理还是政治？

摘 要：公共行政学百年历史上，有两条彼此冲突却又相互支撑的路径：管理主义取向和政治哲学取向。前者强调将行政科学化，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公共行政。后者主张学科的多元化，并强调公共行政学离不开诉诸哲学价值的规范研究。西蒙是管理主义途径的代表，沃尔多是政治哲学取向的领军人物，他们俩曾就公共行政学的性质、学科身份、研究方法论等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回顾“西-沃之争”有助于理解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与科学内涵，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我国公共行政学目前存在的种种不足。对这些不足的改进，是我国公共行政学健康发展的不二法则。

关键词：管理主义；政治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规范研究；西沃之争

一、绪论

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学恢复重建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国行政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行政学界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也发表了无数作品。然而我国行政学界的研究偏爱于宏大叙事的规范研究，倾向于政治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视角论述问题，喜欢使用“机制”、“模式”、“制度变迁”等宏大的概念。我国行政学研究的现状是概念演绎分析和问题演绎分析性质的对策研究泛滥，而采用逻辑实证的方法对具体数据、经验材料进行定性、定量的调查、研究、分析却极端匮乏，仅占研究总数的5%左右①，即使有数据收集与分析也只是很简单地罗列。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矛盾激化，许多重大的价值问题还未确定等原因，促使了规范研究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共行政学界在科学实证方面的训练极其匮乏。这种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阻碍了行政学知识的增长，也导致了公共行政学科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我国公共行政学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分化严重，这在世界上有没有先例？如果有的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思想源流？这种分野除了与我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之外，与公共行政学科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或者是学科本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区分？

从我国的具体问题联系到世界范围的公共行政学科，实际上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中，效率与民主就是公共行政学中最根本的矛盾论题，贯穿着学科的百年历史。而学术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化与争论，主宰了公共行政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日本学者西尾胜归纳了公共行政学这两大谱系[1]，一个以科学管理为源头，它关注管理技术、组织理论等内容；另一个以政治学、法学、哲学为源头，它重点关注公民权利、政府责任、社会公平与正义等价值内容。前者的目标在于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即政府以最少成本和最经济方式从事行政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努力体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价值。效率准则与民主（或公共）精神是公共行政学交织又排斥的双重诉求，公共行政学正是在对这两大谱系的应对、协调中获得了自身发展。

公共行政学的这两个谱系形成了两大理论范式：传统的“威尔逊-韦伯范式”和“民主行政范式”。“威尔逊-韦伯范式”服膺于技术理性和专业主义的巨大成就，认为行政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如何高效执行且普遍适用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应立足于逻辑实证主义。“民主行政范式”强调对行政过程的参与，注重民主精神、公共性、社会公平和正义等价值问题，方法论则认为立足于政治哲学的规范研究。本文的论述涉及这两大范式及其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大师西蒙、沃尔多的理论对话，并将这种争论与我国行政学的研究现状结合。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反思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现状，也有利于更清晰地认识行政学下一阶段研究应该选择的路径。

二、管理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价值观

（一）管理主义特征

公共行政研究中管理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价值观有一个重要信条：效率至上。这与公共行政学建立的时代密切相关。19世纪中期以来，伴随西方国家工业化、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日益凸显，小且弱的政府和政党分肥制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另外，当时政治腐败盛行。公共工程的承包合同往往给那些贿赂政府官员的人或者关系亲密的人。因此，19世纪末以来进步主义的政府改革运动，都强调公务员队伍的职业化、价值中立以及竞争力，其逻辑基础均是效率[2]。

伍德罗·威尔逊也是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参加者，其思想价值观自然是以效率为准则的。威尔逊在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将行政研究的目标定位于：首先是发现政府能恰当地和成功地做些什么，其次在于发现政府如何通过最少的金钱和精力成本，以最大可能的效率来做这些恰当的事[3]。威尔逊由此将行政活动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开来，这其中内含了明显的效率要求。

公共行政学初期在古德诺、泰勒、法约尔、古利克、厄威克等学者的推动下发展，逐渐形成了单中心主体、政治-行政二分、强调命令-服从的组织模式、价值中立、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包括梅奥主义也被认为是强化了家长主义，因为强调他的目标同样是提高工人生产率，用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强化了控制[4]。

西蒙是管理主义途径最具代表性的大师，他被认为与沃尔多联手结束了公共行政学的正统时期。西蒙虽然对正统行政学理论提出了批评，但同样更多地关注手段而不是目的、行政技巧而不是政治原则，并提倡在行政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即在政策制定中运用实证方法，也同样认为“决策前提中最重要的……就是效率准则”[5]（p.218）。西蒙对效率价值的坚守，以及对行政学的本质看法与他所批判的古利克并无二致。

管理主义取向与政治过程取向的区别，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对公共预算的态度上。因为预算涉及资金，容易计量。管理途径的公共行政支持理性的效能预算体系。“成本效能”是预算制定时考虑的重点。在此途径下，不同政府功能的财源分配以及不同层级的分配，主要取决于成本利益关系。而政治途径则认为，预算是政治问题而非事务性的。预算分配代表政治系统对于各种价值顺序的正式偏好，是不同团体竞逐公共资金的结果。这种结果会与不同群体、政治人物的力量变化及公众政治观点的变化相联系[6]（pp.2234）。而西蒙认为预算文件可以为成本收益提供比较依据，把预算当做控制效率的工具使用[6]（p.231）。这深切地反映了西蒙对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主义定位和价值倾向。

（二）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

在方法论上，管理主义取向坚持采用价值中立的逻辑实证方法对公共行政进行构建和研究。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行为规律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显露的行为而逻辑地总结出来。它遵循特定严格约束的科学研究方法：确立问题，提出相关因素关系的假设，设计和执行能验证这些关系的研究方案，而且这些研究必须是经验性的，是以对客观现实的观察为基础而非主观的信念[7]（p.74）。西蒙认为“化学实验从其可重复性中获得有效性——即科学权威性；如果不能足够详细地描述化学实验的可重复性，那它就没什么用。在行政中，我们连说明在行政‘实验’中发生了什么现象的本领都很匮乏，更不用说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了”[8]。由此可见，管理主义学者在方法上追求研究设计的严谨性，资料收集和分析的精确性，结果的可重复性，强烈反对规范研究散文式的写作，认为这类研究论断新奇、充满争议却缺乏清晰的证据，并不是严格的科学和学术。

在对公共行政的学科定位问题上，西蒙的管理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价值观决定了他对公共行政的科学主义定位，主张建立一门真正的“行政科学”。他力主将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分离（这与威尔逊将“政治-行政”分离有某种程度的重合），并提出评价决策是判断决策与宗旨之间的纯粹事实关系[5]（pp.4951）。在如何将公共行政科学化的问题上，西蒙首先给出科学的基本设定是：第一，科学只关心论断含义的事实层面，而不是道德层面，而事实要素才是行政科学的本质。第二，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只在道德方面存在差异[5]（p.310）。然后将行政科学（“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中文版翻译成“管理科学”，但翻译成“行政科学”也许更恰当）归纳成以下结论：行政科学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只关心事实论述。科学体系中没有道德论断的立足之地，一旦有道德论述的出现，我们总可以将其分解成事实和道德两部分，只有前者与科学有关[5]（pp.312313）。在西蒙看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不同的学科之间的“科学论述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不同。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异，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是内在本质不同”[5]（p.231）。西蒙把公共行政置于“统一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为公共行政学科学化与学科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管理主义取向的学者对民主价值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甚至是对立。一方面，公共行政创设的时代背景是美国政府处于极度腐败、低效、无能的状态，因此学者们主张将行政从肮脏的政治中剥离出来，试图建立一个纯粹技术性的执行领域。另一方面，公共行政的理念更多的是来自工商界，而工商界集权式的管理在19世纪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因此管理主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民主造成了分裂、低效、腐败等问题，这颠覆了18-19世纪民主、分权的信念[4]。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权力只要不是不负责的，就没有危险。如果权力被拆分，并分配给很多人共用，那它就会变得模糊；而当权力变模糊，也就变得不负责任”[3]。不得不说的是，责任主体匿名化问题确实是民主的一个软肋。西蒙虽然没有表现出如此极端地反对民主的态度，但他也主张价值中立，只考虑“事实要素”，而不考虑道德伦理。

三、政治哲学取向与规范研究的价值观

（一）政治哲学取向特征

过于强调科学管理与效率准则的取向导致公共行政研究与民主政府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因而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与批评。批评者认为，这种机械式的效率，忽略了许多重要方面，不利于学科的发展，而且非人格化的官僚制体系压抑了人性。例如马尔库塞就批判道：“工艺的合理性已经成为政治的合理性”，“（技术理性）广泛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促进效率和增长），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科学管理的产物，……削弱了否定思考能力，理性的批判能力”[9]（pp.487498）。奥斯特罗姆则批评“伍德罗·威尔逊、他的同代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所进行的范式转型可以看作是一种倒退，而不是进步性的发展”[10]（p.170）。Lilienthal则体现了美国独特的反国家主义思想，他提出：“我们怎么能为了享受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带来的便利，就逃避臃肿、强大的政府带来的长远的邪恶呢？”他认为只有彻底的分权才是解决之道[11]。

与管理主义、实证主义的学者敌视、漠视民主相反，众多持有政治哲学取向的学者在批判“威尔逊-韦伯”范式的同时，很早就意识到民主价值是公共行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认为只有民主价值才能弥补这种范式的局限。莱维坦指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务员，除非他对民主的意义、公民的尊严、人民公仆观念持坚定的赞赏态度，否则他是无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的”[12]。他还提到“行政体系的性质与政府哲学原则的性质同等重要。行政体系在执行法律时渗入民主精神和意识形态、尊重人的尊严，这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13]。Kingsley则认为“一个科学的手段，只有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可能运行：接受共同思想体系的有效政治纲领，拥有一个普遍的价值观”[14]。也就是说单靠技术理性是无法支撑社会运作的，技术手段的运行必须以共同的价值为基础，在西方这价值就是民主的思想。Fries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述行政民主，“在技术的世界，政治和立法过程无法单独保证民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朝着民主现在的方向前进”[15]。事实上，正因为政治与立法过程无法保证民主，行政民主才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

众多政治哲学取向学者已达成共识，公共行政的效率研究必须建立在民主精神、宪政原则、社会正义等规范性价值基础上。现代民主社会中，行政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不能脱离民主。因此“民主制行政”的新范式应该成为公共行政的目标。

（二）规范研究的方法论与价值观

在方法论上，政治哲学取向的公共行政学倡导充满价值关怀的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以价值问题为核心关注点、以解读和诠释文本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逻辑、想象、思辨等方法来回答某个学科的基本问题乃至世界重大问题的研究路径[16]。规范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倾向从价值方面理解政治生活和公共行政，注重对政治思想史上重要文本的诠释与批判，也强调回答“应当是什么”等规范性价值问题。政治哲学取向坚持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要维护对宪政、民主等政治传统，要关注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要能促进美好社会等目标，学术的研究不能被科学主义统一。

在学科定位上，逻辑实证主义者将民主、正义、美好生活等价值目标寓于效率过程中或者是排除在效率过程之外，不予讨论，只是通过实证途径来研究行政效率，致力于建立一门普遍适用的行政科学。但一些思想家认为这种盲目追求所谓的科学方法，实证主义，排除价值的研究方法，压抑了人性，限制了知识的来源，也压制了学术的创造性与批判能力，“实证主义必须在现实中找到实现概念的手段，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事实间的一致。哲学的思想变为肯定的思想；哲学批判只能在社会结构内部进行，并且把种种非实证的概念诬蔑为纯粹思辨、梦想或幻觉”[9]（p.560）。

规范研究者则认为公共行政研究离不开规范价值的分析，公共性是效率研究的前提，行政效率研究必须置于特定的价值文化背景中，必须与有关自由、民主、国家的作用等问题的政治学理论相结合。因此他们不认为公共行政学必须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不应用狭义的“科学”来衡量公共行政学的所有知识，并将不符合所谓“科学”的知识斥之为伪科学，排除在公共行政学的领域之外。公共行政学可以是科学，是艺术，也可以是一门专业，或者都是。社会科学不应该只关注科学，还要着眼于社会变化[8][17]。规范研究者没有匆忙地为公共行政划定僵化的学科边界，他们诉求知识来源的多元性，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将公共行政学建立在广泛的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社会的基础之上，也使得公共行政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色彩。

四、西蒙-沃尔多之争

1947年，西蒙出版了《管理行为》一书。稍后，另一位重要的行政学者沃尔多出版了《行政国家》。公共行政领域的这两本至关重要的著作突显了公共行政学中两种学术旨趣之争：是实证取向的行政科学，还是价值取向的政治哲学？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沃尔多在《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一文中对西蒙理论进行批评，“我认为不存在一个可以将价值加以排除的‘事实决策’的领域。决策就是要从备选项中进行选择；在备选项中选择就是导入价值。赫伯特·西蒙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阻碍了他对行政学研究作出更大贡献”[4]。对西蒙的效率至上观念，沃尔多也进行了抨击，事实上，西蒙的《管理行为》一书在捍卫行政学是一门抽象科学，以及核心价值是效率的观念。然而普遍趋势很清楚，就是弱化、扩展、社会化甚至是拒斥效率观念[4]。这暗讽了西蒙的理论已经过时。

西蒙对沃尔多的批评给予了强烈反击，辛辣地讽刺沃尔多及其代表的政治理论家不懂逻辑，“我相信脚注中的断言是不正确的……期望沃尔多先生会更加特别地指明逻辑的断裂是在哪儿发生的，指明还有什么是达到我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前提和推理思路”[18]。西蒙还批评沃尔多没有用严格的逻辑实证方法，得出结论并不可靠，“沃尔多先生在文章中没有定义关键术语，因为他没有系统地设置前提，他的观点从哲学跳到心理学，再跳到历史学然后又跳回来”[19]。西蒙在文章中抨击了政治哲学取向的规范研究方式。他认为大多数规范研究的政治理论家采用“散漫的、文学性的、隐喻性的方式写作”，因此大多数政治理论“装饰着断言、谩骂、隐喻，但很少具有说服力”[18]。西蒙讽刺政治哲学家根本就不懂实证主义，又怎么能诬蔑实证主义妨碍了民主行政？德鲁克也在该文章对沃尔多提出质疑：没有严谨地定义民主，没采用严格的推理方式，回避了自己提出的大组织的问题，以及将私人组织与公共行政统一对待造成混乱等。

沃尔多对西蒙、德鲁克的反击又再次做出了回应。沃尔多直截了当地表明对逻辑实证主义抱有敌意。但沃尔多并非全盘否定实证主义，他并不反对作为“思想、调查技巧或行动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但认为实证主义不是“哲学的终点和哲学本身，只是研究的工具，不能垄断真理”[18]。我们看出在对待逻辑实证主义的态度上，西蒙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而沃尔多则是工具论的观点。对于西蒙批评的政治理论家不懂实证主义的问题，沃尔多认为并不一定非要懂逻辑实证主义才能评价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用非实证的方法也能得到实证主义的结论，例如《管理行为》中的“沟通”那一章节，完全可以用非实证主义的方法得出。“人的思维过程还是个秘密……许多科学家的重要结论是通过将前提作废而得到的。”[18]在谈论到政治理论没有严谨的逻辑结构，在不同的领域跳来跳去，沃尔多评论到，“我不后悔‘从哲学跳到心理学，再跳到历史学然后又跳回来’，因为我的行政研究领域是多元的。我不用严谨的三段论形式，是因为我不需要”[18]。

西-沃之争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与政治哲学这两种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的冲突，从宏观的角度说是代表了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与以民主为特征的政治传统的紧张。他们以及所代表的两种取向的争论焦点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其一，学科定位：公共行政是一门科学吗？

西蒙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用自然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决策等问题，进而发展成一门真正的行政科学。前文已经论述过西蒙将行政学科学化的方式，这里就不赘述了。沃尔多则认为公共行政不能用狭义的科学去衡量，它更像是一门专业。社会科学不仅是理论学说，也是社会中一切的现象、制度安排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二，哲学方法论：实证还是规范？

从对学科的定位上我们可见这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区别。西蒙主张将公共行政从行政谚语中解放出来，他的方法就是引入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西蒙以一种经验主义立场，采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将公共行政学统一于科学的观念之下。沃尔多等政治理论家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将人性置于危险的境地：把人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的伦理应该是康德式的[4]，民主的精神应该渗透到公共行政的研究中。众多规范研究取向的学者对科学一统甚至神化的趋势十分敌视，安克斯密特曾说，“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是，抽取科学和现代主义的根基”[19]。法伊尔阿本德也曾批评：“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8]在哲学取向学者那里，公共行政学不能回避讨论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好的等规范性价值问题。公共行政的知识应该有广泛的来源，得出正确、有意义、有价值的结论的方式也是多元的。

其三，价值问题：效率至上还是民主本位？

西蒙的管理主义取向试图将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分开，而行政科学在他的理论中与任何科学一样，只关心事实论述。只关注事实要素就是行政学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不考虑其他哲学价值，而效率就成了事实要素里的最高价值尺度。虽然效率准则在非商业组织比在商业组织中的应用复杂得多，但西蒙明确地讲到“效率准则是价值的共同衡量尺度”，“每项决策的制定，必须把决策当成效率问题来处理”[5]（pp.222，254）。西蒙将效率置于公共行政的基础地位，使之具备了学科身份和地位。但沃尔多所代表的政治哲学取向强烈谴责这种中立和效率至上的价值观，“效率这个观念是价值中立的甚至是反民主的，它是民主行政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坚持效率作为行政“科学中的核心地位……这样的看法侵蚀着美国社会的根基”[4]。这些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必须引入其他价值观，诸如公共性、宪政原则、正义精神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技术合理性不能成为政治合法性，行政不应该凭借效率就能获得合法地位，“在一个民主社会，能使一样东西获得合法性权威的只有民主本身”[5]。而对于公共行政中如何实现民主的具体问题，沃尔多等人尝试性地给出了一些途径，比如文官应具备民主意识、尊重公民权的态度[13]，可允许各种公民团体参加到行政过程中表达利益、帮助行政决策[4]，等等。

公共行政学的百年，就是始终在这两条冲突的路径上摇摆着发展。实际上，这两条路径彼此冲突，但也彼此支撑。威尔逊曾论述到，“作为美国行政科学基础的原则，本质上应该包含民主政策的原则”[3]。只是这条原则通常被我们忽略了。公共行政由两部分组成，“公共”有赖于政治哲学，若没有民主等价值作为目标，逻辑实证主义就是无根的浮萍，“不断上升却又哪都到不了”[18]。但公共行政同时又依赖于“行政”的管理主义理性。若是没有管理主义的实证研究，我们就无法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得出的规范性结论必然是低质量的或虚假的。

五、结论与展望

“西-沃之争”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20]。一方面“西-沃之争”引起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公共行政学没有自己原创的理论，没有达成普遍共识的学科核心问题与概念，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等，都使得公共行政学至今的学科地位和身份依旧不断受到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才使各种知识都能自由进入该学科，才会更广泛地关注理论界与实务界各种现象，这极大地丰富了学科的知识。而且管理主义与政治哲学取向两个路径在完善自身发展的同时，良性竞争，借鉴吸收彼此的长处，使得公共行政学能保持长久的活力。

公共行政学两种途径的争论对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一方面，我国政府管理专业化与法制化不足、公务员制度等规范化程度很低，执行低效而成本高昂，腐败盛行，也就是典型的科层化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和发达国家高度示范的国际环境中，许多重大的规范性价值问题并没有解决，各种维权运动日渐兴盛，人民的公平、民主意识开始觉醒。这就决定这两条路径都对中国公共行政的学术界和实务界有巨大的价值，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然而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实证研究进展仅占5%左右①。缺乏实证主义的研究，缺乏对真实世界的深入调查了解，却想当然地得出结论，给出价值判断，这样的规范性研究质量可想而知。实际上很多研究连规范性研究都说不上，很多研究没有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没有历史学的素养，没有文献批判性评估，没有理论对话，只相当于有感而发。这显示出公共行政学门槛极低，缺乏学科的共识性问题与价值观，指导实践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身份危机的发生也就成为必然了[21]。

研究结构失衡并非没有先例，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管理主义式的研究占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失衡并不可怕，我们要有面对问题的勇气，正确选择发展路径，逐步改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各高校、研究机构应大量开设实证研究的课程，教授收集的各种科学方法、分析工具的应用资料以及统计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对学生的考核也应偏重于逻辑实证方面的测试。各主流公共行政学期刊、政府项目资金支持也应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以扭转这种畸形的状态。此外，积极构建国内外学术的对话平台、学者们的反思与自觉也相当重要。只有进行这些方面的调整，中国的公共行政学才能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健康的格局：大部分的人主要从事实证研究，致力于更好地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而另一部分人主要从事规范研究，探寻本学科最基本的问题[22]（p.5前言）。

注释：

①董建新，白锐，梁茂春：《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2004》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1995-2006）》，参见马骏，张成福，何艳玲：《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危机与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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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骏，张成福，何艳玲.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危机与重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刘琼莲]

作者：赵玎

第二篇：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公共政策学作为当前中国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中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对于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公共政策学课程的内涵及其对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出发，结合当前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提高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行政管理 公共政策学 教学改革

公共政策学作为当前中国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中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其对于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行政管理专业其他课程而言具有理论性较强的特点，公共政策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科学理论价值又与应用实践密切相关的课程。提高公共政策学的教学质量，对于提升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应用知识技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 公共政策学课程的内涵及其对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公共政策学是指一个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的过程，探求公共政策的实质、原因和结果的学科，它的目的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行以及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些公共政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建立科学决策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时西方政策科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并于随后的三十多年里在公共政治和行政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政策科学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行政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培养的人才大多是面向公共领域单位机构就业，这些人才在工作岗位上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大量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等任务。如何更加科学地制定公共政策，并在执行过程中恰当地权衡各方利益，使政策执行能实现既定目标，解决公共问题及矛盾，这些都有赖于任职人员具有系统的政策科学理论以及娴熟的政策操作技能。同时，公共政策学中包括的各种分析理论与技术方法能够弥补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学生在运筹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知识不足的缺陷，锻炼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与能力。因此，作为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公共政策学是包括行政管理专业在内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国内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高校基本上都将公共政策学设为专业必修课程。

二 当前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随着中国各大高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增多，公共政策学也在各大高校中得到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公共政策后备人才。然而在取得喜人成果的同时，公共政策学在当前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教学中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教学效果的改善以及学生素质能力的提高。

1.教学内容与实际存在差距

教学内容指学校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信念、言语、行为、习惯的总和。在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主要具体化为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教材。当前中国的公共政策学教学内容仍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为课程的教学方案仍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也是围绕理论知识原理讲授制订。同时教材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许多教材仍以介绍西方理论方法为主，甚至直接翻译国外教材，导致学生在学习阅读时存在理解上的困难。此外，教材中紧密结合中国公共政策实践的案例相当匮乏，使课程知识难以融入实际生活。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的公共政策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时间较短，知识体系仍处于不断摸索完善的阶段，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公共政策学中相当多的理论都是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因此其知识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背景的影响。教学内容与实际存在差距，使得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学生在就业后难以将相关原理方法运用到工作实践当中。

2.教学模式传统单一

当代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识可以区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又称为描述性知识，主要反映事物的性质、内容、状态等，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通常表现为知识原理。程序性知识解决的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因此它又称为实践性知识。长期以来，包括行政管理专业在内的文科类专业大多采用讲授式教学，并通过记忆背诵来重点掌握陈述性知识。然而公共政策学是一门源于实践应用需求的学科，单纯的讲授式教学只能使学生识记公共政策学中的陈述性知识，却无法掌握程序性知识，即学生无法理解学习这些知识原理用来做什么，也不懂得如何将其运用到实践生活当中，导致公共政策学成了一门曲高和寡的课程，因此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尽管当前一些高校开始尝试建立各种互动教学体系以拓展教学中的程序性知识，然而这些尝试仍然偏重于教学形式的互动，互动教学体系大多处于形式大于实际效果的状态，因此教学效果提升仍相当有限。

3.教学实践环节严重缺乏

尽管随着培养应用型人才理念的兴起，中国各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要求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如何将培养方案中的实践要求落实到课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就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实践而言，这主要表现在课程的校内外教学实践环节均存在缺失。一方面课程的校内教学实践形式化。由于经费有限、学科认识误区等原因，高校往往将实验室建设的重点放在理工类专业中，对于如行政管理等文科类专业通常认为只需要理论教学，不必建设教学实验室，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学等课程无法开展模拟教学实验。另一方面课程的校外教学实践活动受限。由于公共政策的特殊性，公共部门在制定或执行政策时往往涉及一些工作保密问题，因此学生在实习时接触的更多是打印录入等行政杂务，而公共政策制定或执行的内容接触较少，难以对公共政策运作深入了解。

4.教学师资队伍不健全

公共政策学是一个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政策分析不仅借助于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也借助于数学、经济学、运筹学等的理论和方法。然而当前中国许多高校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师基本都是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缺乏相应的自然科学学科背景。由于教师队伍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在课程教学中涉及的定量分析方法和技术内容无法深入展开，严重影响教学效果。此外，相当部分的任课教师从校门毕业就进校门任教，自身缺乏公共政策的任职或实战经验，因此在讲解公共政策案例时往往照本宣科，缺乏说服力。尽管部分高校探索通过外聘公共政策相关领域工作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但总体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兼职教师更多的是挂名任职或偶尔开设一两次讲座，真正参与到教学实践中的寥寥无几。

三 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基于公共政策学课程对于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以及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当前有必要结合公共政策学课程的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实践以及教学师资队伍四个方面对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加以改进。

1.丰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质量的高低对于人才培养的质量起着关键作用。为使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能更贴近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首先应加快公共政策学学科的发展，在引进西方理论方法的同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之路，使课程教学内容有符合国情的系统理论支撑。其次，应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公共政策学实践应用性的特点落实到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中，在教学内容选择与组织中将知识、学生与社会三方面因素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及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最后，教材建设是推动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应采取多方面措施提高教材质量。一方面要鼓励紧贴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学优秀教材的编写出版，另一方面通过教材“选优选新”保证教学质量。课程教材应尽量选用优秀教材，如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以上获奖教材或是经典教材。另外，为使教材内容紧贴时事热点应尽量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新教材。

2.创新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理念指导下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所形成的具有特色且相对稳定的教学样式，不同的教学理念会导致不同的教学模式。因此要创新教学模式，首先应切实树立以学生和社会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增强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效性，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角色扮演法、小组学习成果展示法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更多地结合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从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角度思考和分析社会现象。其次，由于陈述性知识是程序性知识的必要条件，反过来程序性知识又会促进陈述性知识的深入掌握和理解，因此在教学中应平衡两者的关系，引导学生对知识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3.落实教学实践环节

由于公共政策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帮助公共政策制定者解决公共问题，它需要学习者在深入进行科学理论研究基础上，掌握各类政策分析方法并灵活运用到实践当中。因此在提高理论教学质量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而良好的课程教学实践需要校内和校外双管齐下。一方面应加快课程的校内教学实验室建设，通过高校自主开发或购买引进公共政策学模拟实验系统，使学生在实验中加深对课程知识的认识与理解。另一方面，应积极推进课程的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对于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而言，校外实践内容不应仅是参与公共部门的行政杂务处理，而是应当在不涉及政策保密性的前提下，更多参与到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4.完善任课教师队伍建设

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技能优良、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是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改善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质量必须将教师队伍素质能力作为一项要务加以改进。首先，针对当前许多高校中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任课教师自然科学学科背景缺乏的问题，可以实行在岗教师进修和文理背景双兼教师人才引进。其次，根据公共政策学实践应用性强的特点，除了更多地鼓励校内教师赴公共政策相关部门挂职锻炼以外，还应通过目标合同制的方式进一步落实外聘教师工作方式及任务。同时校内外教师的教学指导要形成有效联动，使学生在校内能够扎实掌握课程的原理及技术方法，又能在校外实践中进一步加深课程知识的理解。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化，越来越多的公共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机构部门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制定出更加有效的公共政策，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行政管理专业学生作为公共事务的重要储备人才，其政策能力对于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有着重要影响。应进一步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促进公共政策学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振明编著.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

〔责任编辑：庞远燕〕

作者：黎雅婷

第三篇：公共行政学的时代使命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处于这一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的公共行政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需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确立问题意识，关注行政现象与问题;推进理论创新，引领行政理念变革方向;聚焦行政改革，构筑创新型政府体系;弘扬行政文化，构建公共行政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行政改革;时代使命;问题意识;创新型政府体系;行政文化

文献标志码：A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重建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困境与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合法性危机”、“身份危机”和“研究品质危机”等。面对这些问题，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如马骏、刘亚平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作为理论学科或在应用领域皆存在严重的“身份危机”，公共行政学研究存在着八个问题：研究中心的“非中国化”，“管理主义”盛行，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消解了“历史”的公共行政研究，规范理论贫困，研究质量存在问题，缺乏学术规范，缺乏指导实践的能力。有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如薄贵利就曾指出，许多行政学者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热衷于演绎推理，热衷于写不痛不痒的文章，而不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甚至有许多人对中国政府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了解甚少，大有你搞你的管理，我搞我的学问，你搞你的实践，我搞我的理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之势。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既使行政学研究显得苍白无力，把行政学变成脱离行政管理实际的抽象的空洞的外壳，同时又使行政学的发展失去了理论的源头。

学者们对行政学研究的这些反思和批判是十分中肯的，表明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在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对中国本土的公共行政学关注不够，尤其缺乏对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中现实问题的普遍关注，这样必然造成中国公共行政学陷入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困境。学术是时代的声音，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对学术的特定要求;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都应反映所处时代的特征。任何一门学科，尤其是应用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和满足了时代提出的需求，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发展和繁荣。如果不能回答现实实践的重大问题，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意义。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行政学要获得進一步发展，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就必须思考与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公共行政学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完成时代赋予的哪些职责?这是关乎公共行政学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也是每个行政学者都需要积极思考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行政学需在以下方面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一、确立问题意识，关注行政现象与问题

提出一个真实、明确和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有用性的保证。正像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指出的那样：“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公共行政学研究理应努力透过理性思考和行动，去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公共问题。

然而，检视与翻阅中国行政学的论著，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而一些研究中虽有问题但价值性不足，大量研究中则充斥着看上去似乎是研究问题实际上又不是的伪问题，甚至在已立项的课题中也有不少是伪课题。现代社会科学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离开它对这个国家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实际贡献。这也就是说，我们固然能够把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引入国内，但是，如果这些最新学术成果不能转化为认识、研究和创新中国公共行政的学术资源，那么这些最新成果，不管引入多少，都构不成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形成这种转化，关键在于确立公共行政学特有的问题意识。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特有的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以专门的公共行政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认识行政问题的实质和类型、发现并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行政问题的意向和能力。一个完整的公共行政学问题意识大致包含发现行政问题、界定行政问题、综合行政问题、解决行政问题、验证行政问题等基本环节。公共行政学这种意识的确立，主要基三个方面：一是对公共行政研究内容的科学把握，明确公共行政学的核心问题取向;二是对中国行政实践的全面观察和科学透视;三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与直觉力。这就要求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研究当代中国的具体行政生态环境以及中国场域中的公共行政管理实践，从而实现公共行政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以及行政学与中国现实的对接;另一方面，还要将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实践指向”及时地提升到“理论指向”。理论研究的使命就在于，以实践问题为“标尺”来衡量原有理论，看看原有的理论观念在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在哪些方面还有有待于填充的“空白”，由此推进行政理论的革新，用以解决行政实践中的问题，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理论与实践能够相互转化的研究能力。

二、推进理论创新，引领行政理念变革方向

行政实践问题激发理论创新，是行政理论创新的真正生长点。公共行政学的创新或者说行政理论的创新，是近几年行政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当前的情况看，行政学界的研究就存在大量套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西方理论和方法来裁剪中国现实，表现出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进行理论探讨，反而是把中国现实作为证明西方理论的素材和工具。行政学这种研究现状与公共行政学的地位不符，也与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不符，需要学界推出大量的扎根本土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今天，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原有的行政理论不能给予诠释与说明，国外相关的理论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参照和借鉴的作用。因此，我们只能扎根中国的行政土壤，消化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行政理论成果，建构符合这一特定时代要求的原创理论。

审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行政学研究的背景是非常特殊的，中国行政学理论创新的任务也是艰巨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历史转型是由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我们是在西方工业文明业已成熟、高度发达，其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已经开始受到批判和诘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来完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的。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实，中国的行政学研究

必须立足于这个现实去进行独立的探索，也需要理论的创新作指导。因此，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根源于中国的现实进行研究。出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目的，在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中去提升理论研究的学术自觉，从中国现实的行政场域出发选好研究课题，找准研究的突破口，即选择的研究课题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这是公共行政学科知识得以增长、理论得以创新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还应具有前瞻性的目标，根据人类历史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前瞻性地探讨人类未来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并做出积极的建构性理论探讨。”

一种成熟的文化应该有一种开放、外向的积极姿态和自我梳理的勇气与警觉，而不是简单的对抗或背离。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是以西方理论的既有存在为前提的，也即是说，以西方科学哲学及方法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学科体系及研究法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参照框架。因此，在进行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时，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及其改革的有效经验，系统了解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熟悉各种研究理论与方法，从而了解其优点与不足，最终促成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创新。正如欧文·休斯指出的，随着经济现代化，迫切需要公共部门现代化，公共管理的某些观念和方法“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中国所发生的变化需要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新的典范。重组和民营化要求管理者比以前更具有最新的管理技术”。

理论蕴含理念，理论研究也催生着一系列新理念的生成。行政学界在推出原创性成果的同时，一方面要注意自身的研究是建立在何种理念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还应注意从研究成果中提炼能够影响行政实践并且符合行政实践要求的理念。从现在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行政学界提供的研究成果是丰富的，但很少有学者就这些成果中体现的新理念进行提炼加工，以致这些可能会影响行政实践的理念长期淹没于林林总总的论著之中。实践工作者虽然也可提出形形色色的新认识，倡导这样或那样的理念，但由于其工作的局限、经验的限制、视野的羁绊等，这些理念还需多方理论论证。还有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需要探索，那就是理念的实现途径和转化环节。对行政学研究者而言，需要提出理念转化的支撑条件，从学理上判明理念转化过程中的障碍和解决对策，为理念转化提供理论保障。

三、聚焦行政改革，构筑创新型政府体系

理论创新的根本价值在于指导并服务于实践与改革的发展，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有效回应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已进行了五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这其中不可否认的是指导政府机构改革的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范式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支撑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它们究竟是否有助于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提高国民的公共福利与政府的管制水平?即便是最近各界争论的大部制改革，也不过是公共行政學研究仅仅触及了行政实践的皮毛而已。在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没有看到公共行政学研究能够提供多么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关于政府职能定位、行政体制改革、行政法制与伦理、行政人员素质提升等重要行政实践问题，我们只看到公共行政学研究给出的泛泛之论，却看不到切实的可操作方法。

行政改革本质是一个利益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与调整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涉及千家万户，与社会各领域、各部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复杂性、艰巨性远超出我们的预料。这样一种改革，需要行政学界积极参与，需要行政学界将行政改革实践的经验加以提炼，对国外有关的做法加以批判吸收，对行政改革各相关利益群体作出分析。而作为行政学界来说，参与这样一场给行政带来重大变化的改革，是一种历史机遇，是彰显其学术价值的重要平台，是提升其学术品质的“可遇不可求”的关键契机。行政学界的同仁应当直面行政改革的问题和困难，为行政改革提供智力支持，为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贡献学理智慧，为提高行政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研究的焦点转移到行政改革上来，就需要加强对行政改革问题的研究。首先，要从世界范围内把握行政改革的基本特点和总体发展趋势，历史地看待行政改革的发展，敏锐地捕捉改革带来的新变化，着力探讨行政改革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其次，行政学界更应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生生的行政改革实践。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第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十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着眼于科学发展、改善民生，在大部门体制改革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那么，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哪里?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政府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政府自身的转型。这个转型应是两大任务：一是由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二是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行政改革必然推动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技术与管理目标等方面的创新。胡锦涛在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要建成一个“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更加努力地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政府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政府创新是社会创新的表率，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有一个创新型的政府。那么，创新型政府体系的思路与框架是什么，创新型政府与创新型国家有何内在联系等一系列问题，都迫切需要行政学界作出学理分析。

四、弘扬行政文化，构建公共行政的精神家园

当前的中国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行政改革正逐步拓展与深化。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既充满着希望，也潜藏着重重困难与障碍，如何渡过难关和克服障碍，树立新的行政文化观，无疑成为行政文化转型成功的关键。行政文化是相对于社区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来说的一种具有行政特点和要求的文化形式，这里主要是特指国家公务员在行政活动中，影响甚至决定其行为的一系列行政理念、行政道德、行政规则、行政环境等。由于行政文化的特定对象和环境，决定着行政文化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应发挥表率作用，在诸多文化形态中应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应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作为公共行政体系深层结构和灵魂要件的行政文化，从深层次上决定了公共行政的宗旨、目标和运行模式。我国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法治、创新、服务、诚信、开放等先进文化理念，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的创新与发展。但是，社会转型在导致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引发了文化和价值观的分化，带来了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和个体自我意识的高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转型、机制转换和观念转变过程中，一部分公务员的精神家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理性信念的丧失、谋利的不正当性、作风的不正派等，这些都严重败坏了党与政府的形象。

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行政学及其学者不仅要解决好结构层面的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强化新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好文化层面的问题，进行文化创新、心理变革，完成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的重建。只有这两个方面协调进行，才能有效地防止社会失范和社会解组，保证行政的改革与发展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进行。这就需要行政学界不仅要深入讨论行政文化的基本理论(概念、功能、建设路径等)与我国行政文化(包括传统行政文化)的创新或现代化的问题，也需要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加强对国外行政文化研究的跟踪以及比较研究。通过对行政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有助于真正发挥行政文化对行政实践的导向、凝聚、激励、规范等功能，有助于充分把握转型时期我国行政文化创新的目标与对策，从而为构建公共行政的精神家园，发挥公共行政学应有的学术贡献与实践效用。

责任编辑：向波

作者：何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