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研究论文

1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对政府采购行为实施更严格规定，以增加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采购，在实现其“购买美国货”竞选承诺、加强美国制造业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新政策将包括收紧政府采购规则、加大联邦机构购买进口产品的难度、修订对美国制造产品的定义、提高对本土产品占比的要求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民族主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民族主义研究论文 篇1：

特朗普政府“TikTok禁令”的社会动因与形成机制

抖音海外版（TikTok）自2018年10月成為美国月度下载量最高的应用后，其人气之旺在当地罕有其匹。当下，特朗普当局的穷追猛打，极有可能阻遏TikTok迅猛发展势头，也成为其进军美国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特朗普的总统行政令并非单单针对TikTok，而是将矛头指向“由中国公司开发和拥有的移动应用程序”。这意味着TikTok的遭遇将极有可能在中国各大海外企业身上重演。值此山雨欲来之际，亟需深入剖析其根源所在，未雨绸缪，慎重对待。

一、经济民族主义：不容忽视的政治现实

从本质来看，特朗普的政治选择其实是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具体体现。自1934年《对等贸易协定法》（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颁布以来，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调。然而自由贸易推动的财富增值，却未能惠及中下层民众。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以美国为最，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①正是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滋生蔓延。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主张集中体现于特朗普政府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自编自导的电影《零时代》中。在这部电影中，班农称美国中下层白人基督徒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而倡导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却罔顾民众利益，与外国签订“坏协议”，摧毁了美国工业。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对美国是不公平的，国家应该采取重商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所奉行的“美国优先”路线，意味着经济民族主义从暗流涌动的负面情绪演进为不容忽视的政治现实。

尽管美国政府未曾明言，但“TikTok禁令”显然符合经济民族主义的期许。以“公平”“对等”等名义寻求对现有贸易关系修正，是特朗普政府制定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时的典型思维方式。特朗普曾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大张挞伐，声称要将美国与盟国的贸易关系建立在“公平与对等”之上，不能再让它们占美国便宜。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TikTok禁令”亦是使中美贸易关系在互联网领域趋于“对等”的重要一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在《纽约时报》中的一段话很能反映此种认知：“很少有外国公司被允许向中国公民提供创意或服务，但世界对中国的网络公司完全开放。……被美国科技公司攻占的欧洲国家，肯定会嫉妒中国在没有严重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建立的繁荣的科技产业。”

此外，“TikTok禁令”确实在客观上让美国本土互联网产业成为最大受益人。TikTok全球下载量和影响力让脸书等社交媒体巨头如芒在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9年秋，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前往华盛顿游说政要，“让他们对中国科技公司，更具体地说，高人气视频应用TikTok保持警惕”。他还公开表示，TikTok使美国价值及美国技术霸权面临风险。在与白宫官员的私人晚宴中，他更直接地表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企业”。不久，赴宴的两名参议员致信美情报部门，要求对TikTok发起调查。不仅如此，脸书还组建名为“美国优势”（American Edge）的游说团体，四处宣扬“美国科技企业对美国经济实力、国家安全和文化影响力的贡献”。这意味着脸书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其所奉行的“自由”与“开放”原则，转而诉诸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以压制竞争对手。在特朗普要求TikTok出售其在美业务仅两天后，脸书即在50多个国家上线被称为“TikTok克隆版”的手机应用“Instagram Reels”，以图填补短视频市场真空。

值得玩味的是，在此之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新闻台（CNBC）在7月8日报道，TikTok在印度本土的替代品Chingari联合创始人兼首席产品官苏米特·戈什亦迎合民族主义情绪称，“不要中国的钱，不要中国公司的钱……不要中国人直接或间接给Chingari投资。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TikTok在印度被封禁后，Chingari作为“民族企业”迅速收割了TikTok斥巨资培育的庞大用户群。Chingari与脸书可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预示着经济民族主义已在互联网领域酝酿发酵。“数字世界曾被视为能够超越旧有隔阂的统一空间，如今却在沿着分裂实体世界的国境线被分割开来”，②这是中国企业出海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二、2020美国大选：撕裂社会中的企业两难

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美国酝酿发酵已久，是“TikTok禁令”出台的深层原因。但从事态具体演进来看，其复杂性又无法以“经济民族主义”一言蔽之。禁令出台之时恰逢美国总统大选鏖战正酣之际。为争取选票，不同政治势力都选择对TikTok大作文章，要么利用其设置政治议程，要么强行将其与其他敏感议题勾连。特朗普政府及其反对者之间势同水火让TikTok进退两难。

在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于美国警察执法事件发生后，对特朗普政府的抗议声浪席卷全美，社会撕裂亦随之而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支持者把TikTok作为政治传播渠道，将平台用户头像设为黑人民权运动标志性图像——一个高高举起的黑人拳头，号召取关反对抗议运动的用户，还创建了“#GeorgeFloyd”“#BlackLivesMatter”等标签，分享抗议前线视频，批判美国种族歧视现象。为避免在政治议题中站队，TikTok管理员非常审慎。之后，反种族歧视者发现这两个标签下帖子浏览量为零，将此解读为TikTok官方对正义行动的限流，对TikTok口诛笔伐。TikTok将此归咎于技术漏洞，并重申对多元化与黑人族裔的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对者针锋相对发起“弗洛伊德挑战”（George Floyd Challenge），以戏谑方式模仿弗洛伊德死亡时的场景。反种族歧视者大为震怒，在“弗洛伊德挑战”标签下发布大量支持弗洛伊德的内容，并要求TikTok官方删除冒犯性视频。最终，TikTok下架了上述视频。然而，反特朗普者线上的政治表达很快演进为线下政治行动的组织动员，使TikTok被迫涉入美国族群政治当中。

今年6月，反對特朗普的韩国流行音乐粉丝借助TikTok统一行动，破坏了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竞选造势活动。需指出的是，在美国，韩流粉丝团体并不全然是文化工业或者粉丝经济的附庸，还被赋予了“抗争东方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内涵。这一群体与反种族歧视者高度重合，对特朗普政府甚为反感。这些年轻的“Z世代”利用TikTok短视频与评论区，鼓励并指导同侪预定竞选造势集会门票，然后集体缺席，直接导致集会当日现场人迹寥寥，特朗普尴尬而归。美国财经媒体《福布斯》指出，塔尔萨集会后，TikTok从“几个哗众取宠的保守派议员的愤怒对象，变为白宫所认定的巨大国家安全威胁”。而此前，《福布斯》曾报道，“特朗普推文中从未提及过TikTok”。吴修铭亦称：“TikTok禁令”可能“更多地是想让美国的互联网变得能够满足他的宣传需求。”总之，在这场美国大选中，TikTok于一方而言是可资利用的斗争武器，于另一方而言就成了必须铲除的“祸胎”，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政坛恶斗的风口浪尖。

三、“监视资本主义”：特朗普政府的切入口

若仅以“破坏选举”给TikTok定罪，显然有挟私报复之嫌，甚至可能引发反弹，所以特朗普政府先以隐私问题为突破口，然后炒作TikTok的中国背景，将问题严重性定性到“国家安全”高度。不得不说，特朗普团队对公众情绪拿捏极为精准。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互联网巨头的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直怀有警惕与恐惧。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肖莎娜·祖波夫提出，意指涉数字巨头搜集用户各类互联网信息，借助深度分析，预测、影响用户行为以获取利润、争夺市场的运作模式。依托于大数据技术，互联网大鳄们的监控之网已经到达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连输入时的拼写错误也被置于窥视之下。③2018年到2019年，脸书接连曝出数据泄露与滥用丑闻，更是触及了民众的敏感神经。以“将用户隐私传给中国政府，危及国家安全”名义对TikTok开刀，既迎合了民众对跨国数字公司不信任的情绪，又达到了选战期间“打中国牌”的目的，这是特朗普团队的“如意算盘”。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指控并无铁证。首先，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已在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下严查TikTok，但其调查结果只是称TikTok有将数据传回中国的“可能性”，同时承认无法给出确凿证据以佐证之。其次，TikTok平台上的泛娱乐化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是值得商榷的。德国IT法专家迈克尔·拉特表示：“抖音上的用户大多是年轻人产出的和国家安全无关的内容。所以你不太能说TikTok用户交流信息和维护国家安全有关。”④再次，特朗普政府的指控与其“TikTok禁令”之间的逻辑关联无法自洽。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经济学者克里斯蒂安·鲁舍博士8月4日通过“德国之声”表示：“TikTok处理美国业务的服务器并不在中国，所以其实不通过收购也可以用其他方式确保这些数据不会流往中国。”

虽然特朗普政府的指控与行政命令透着几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荒诞感，但它还是畅通无阻地推进了其经济民族主义议程——迫使TikTok向美国公司出售股权。即便是那些反对“TikTok禁令”的粉丝们，也落在特朗普之彀中，这在他们声讨特朗普的公开信中可见端倪。信中称：“与其消灭TikTok，不如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公开募股分拆美国的TikTok，或者让它出售给美国公司，让资本主义而不是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⑤由此可见，粉丝们真正反对的是“封禁TikTok”的决策，但在特朗普的决策组合中，“封禁TikTok”显然是他用以“极限施压”的声东击西之举。而对于特朗普所谓“国家安全”“侵犯隐私”等指控，粉丝们则照单全收，甚至主动出谋划策，提出可以将其卖给美国公司——而这恰是特朗普的意图所在。

四、“民粹主义安全化”：“TikTok禁令”的生成机制

复盘“TikTok禁令”酝酿与问世的全过程，不难发现其深刻的社会动因：排外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是其民意基础，复杂的2020美国大选是其具体发生环境，对“监视资本主义”的不信任是其重要催化剂。而联结上述三者并使禁令最终成型的是特朗普政府特有的政策输出模式——“民粹主义安全化”（Populist Securitization）。

日本武藏大学学者迈克尔·马卡米特在考察特朗普经济政策时提出了“民粹主义安全化”的概念。他指出，作为民粹主义领导人，特朗普以极端主张博取民望。在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输出为内外政策时，他必须让精英为其合法性背书。但在精英看来，纯粹的民粹主义论断是荒诞无稽的。于是，“安全化”就成了特朗普政策输出的关键一步。所谓“安全化”，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包装为国家安全问题，既迎合民粹声音，又促使政治精英与其协商，最终实现民粹主义合法化。

特朗普上台后，“安全化”策略屡试不爽，成功推动了对华贸易摩擦、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修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政策，“TikTok禁令”的出台可谓故技重施。而全球互联网自由红利受益者脸书竟主动参与民粹主义话题的“安全化”运作，可见在国际竞争威胁之下，部分原应归属于全球化阵营的美国精英，也开始摈弃长久以来奉行的价值观，希图以经济民族主义巩固既得利益。这也意味着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中美摩擦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互联网海外平台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类似无妄之灾。

当前，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与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国互联网平台海外发展遇到了阶段性瓶颈。但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虽有甚嚣尘上之日，但都难逃烟消云散之宿命。1930年，美国参议员斯姆特和众议员霍利推出带有极端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但闭关自守的贸易政策并未带来他们所许诺的经济繁荣，二人亦丢官罢职。就美国本土而言，亦不乏主张中美友好交流的有识之士。如2019年7月，由傅高义、傅泰林等5名“中国通”执笔，另有95名美国各界精英联署的致特朗普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China is Not an Enemy）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即为此例。他们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值得对其释放更多包容与善意。而对于那些由政治派系、经济利益集团所强行添加的妖魔化标签，则有必要针锋相对地回应。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国际社交媒体与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UC200A002。）

「注释」

①[法]托马斯·皮凯蒂著：《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②“With India’s TikTok Ban， the World’s Digital Walls Grow Higher”， The New York Times， 2020-6-30.

③Shoshana Zuboff“：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30）， pp75-89.

④《专访：德国和欧盟不可能禁TikTok》，“德国之声”，https：//p.dw.com/ p/3gyII，2020年8月15日。

⑤Max Beaumont“：Dear President Trump： An Open Letter From The TikTok Creator Community”， 2020-8-3.

作者：任孟山 李呈野

经济民族主义研究论文 篇2：

拜登贸易政策雏形乍现

1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对政府采购行为实施更严格规定，以增加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采购，在实现其“购买美国货”竞选承诺、加强美国制造业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新政策将包括收紧政府采购规则、加大联邦机构购买进口产品的难度、修订对美国制造产品的定义、提高对本土产品占比的要求等。该行政命令也旨在确保中小型企业能够更便捷获取竞标政府合同所需的信息。

“根据‘重建更美好’（Build Back Better）复苏计划，我们将投资数千亿美元购买美国产品和材料，使我们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并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拜登表示。

该行政命令折射出拜登贸易政策大体轮廓，即关注美国工人，推进产业链回归美国。“工人阶级优先”曾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优先目标之一。拜登政府会老调重弹吗？
拜登贸易高参何许人也

特朗普政府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近日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复制特朗普总统的许多贸易政策，特别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这个大方向。

“当选总统拜登没有违背我们的贸易政策……如果他这么做了，就会不受欢迎……他的团队中很多人都明白，我们的贸易政策是好的，是正确的。”莱特希泽认为。

四年前，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时向美国工人承诺，让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回归美国。虽然特朗普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之举被认为并未奏效，但他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等贸易保护主义口号获得产业工人阶层认可，也使公众舆论逐渐倒向经济民族主义。

公众舆论的变化最终逆流而上，美国决策界也由几十年来对自由市场的忠诚开始转向对经济民族主义的青睐，这将对拜登政府贸易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我们改变了人们看待贸易的方式，我们改变了贸易模式。”莱特希泽坦言，“我希望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

莱特希泽与其代表的特朗普政府扭转了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这既让经济民族主义对拜登政府贸易政策施加无形的影响，也让拜登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回归华盛顿共识下的全球化自由贸易，那种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能为美国带来全球领先优势的观点在历史的后视镜中渐行渐远。

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在当今美国政治环境下，克林顿时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和奥巴马时代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样的大自由贸易协议已再无立足之地。“拜登政府也不太可能立即有兴趣重新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高级副主席彭捷宁（Jacob Parker）对《财经》记者说。

拜登和他的团队意识到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变化，因此承诺将采取截然不同的国际贸易方式，即美国谈判代表将不再把重点放在为金融公司、药企和其他不能直接促进国内出口或就业的公司开拓海外市场上。

担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以及拜登团队中可能获得高级贸易职位的其他成员均抱持这种观点，这种新思想正在成为民主党主流。

苏利文在与奥巴马政府国务院官员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的联名文章中指出，为什么美国贸易谈判首要任务是让中国对高盛开放金融体系，贸易政策反而应该聚焦如何提高中产工资水平和创造高薪工作岗位，而不是让这个世界对企业投资更安全。

“进一步贸易谈判的意义，不是为了让跨国公司投资变得安全，”苏利文在大选期间接受采访时说，“这关乎就业和工资。”

苏利文是拜登竞选议程“重建更美好”主要起草人，他将是塑造拜登政府贸易理念的灵魂人物之一。自2017年起，苏利文就与奥巴马政府官员和一些共和党资深人士一起深入基层采访数以百计小企业主、农民、教育者、州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了解他们的诉求，探索美国政府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外交政策才能真正惠及中产阶级。
2021年1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对政府采购行为实施更严格的规定，以增加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采购。图/人民视觉

“第四条路线”

关于何种贸易理念更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民众的争论长久存在，且随时代变迁而有不同的答案。“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关税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中产阶级，自由贸易主义者则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中产阶级。”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莱斯特（Simon Lester）对《财经》记者表示。

拜登政府会选择何种理念的贸易政策以实现其服务中产阶级的承诺，是继承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还是新瓶装旧酒？“拜登的贸易政策，就像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一样，与中产阶级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的言辞和政策如何推广。”莱斯特说。

苏利文将之定义为，寻求在全球化、美国优先、进步主义之外的“第四条路线”经济外交政策模式，以解决中产阶级对经济的担忧。全球化、美国优先、进步主义这三条路线代表了美国自上世纪后半期兴起的主要贸易理念，每一种理念主导下的贸易实践都对美国中产阶级带来复杂的影响，无法简单用二分法定义其利弊得失。

备受民粹主义挑战的全球化是上世紀90年代以来的主流贸易理念，无论是共和党总统的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和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还是民主党总统的贸易代表——沙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和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都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议程。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这种理念下签署大量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在他们看来，推广跨国公司利益和低关税贸易政策所带来的益处会最终自上而下渗透至普通美国中产阶级。

例如，跨国药企获得开放的海外市场会使美国中产阶级受益，即使是间接的，因为海外收入增强跨国公司实力，使其能够在国内进行研究，为美国消费者推出新产品，并为其他相关行业也带来工作机会等附加价值。

全球化理念主导全球贸易数十年，为美国人带来廉价消费品，也使美国公司拥有更广大海外市场、实现更多经济利益和以更高效方式配置资源。美中不足的是，在缓解美国中产家庭日益增长的医疗、住房、教育成本等方面的压力上收效甚微，并且让很多制造业产业工人感到他们的工作机会被全球化剥夺了，因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2000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流失600万个制造业岗位，全球化被认为是原因之一。

正因如此，特朗普批评往届政府的贸易协议未能保护美国制造业工人，他认为惩罚性关税和其他制裁措施能更好地维护美国中产阶级利益。但这些号称能为美国人带来真正好处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最终事与愿违，因为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不仅颠覆国际贸易规则和稳定性，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推向脱钩边缘，破坏与传统盟友关系，对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及其招致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反而损害了美国本土制造商、农民和消费者利益。

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政策与其反对的全球化并无二致，都是用牺牲一部分人利益保护另一部分人利益，并未给广大中产阶级带来利益。苏利文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曾在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产业工人已经意识到，特朗普的政策也在中产工人中制造了“得益者”和“失益者”。以钢铁行业为例，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钢铁行业，但他保护的钢铁行业工人人数远少于因此受到伤害的汽车、桥梁建设、啤酒桶生产等行业的工人人数，这些行业依靠钢铁作为原材料，钢铁关税损害了这些行业无数美国企业的利益，仅福特公司就增加高达逾10亿美元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正因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关税提高它们的成本，这些工厂的就业增长也陷入停滞。

俄亥俄州长期以来都是摇摆州，也是外资带来就业机会最多的州之一。该州的很多经济发展组织已经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效应。特朗普政府用关税阻止某些制造业行业外包工作到海外国家，但这也会抑制外资投资，并最终影响其他制造业的工作增长。经济分析局（BEA）数据显示，外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2013年至2018年间创造就业数量占新增美国制造业就业数量80%。

正因如此，在苏利文的调查报告中，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以及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等部分地区的受访者表示，长期以来的贸易政策一般都是为从事高端制造业、农业、商业服务、科技和旅游业的中等收入工人利益服务。他们担心，当国家贸易政策为了服务其他中等收入工人的利益而搞大转弯，他们会成为输家。

“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弊端是拜登政府需要避免的，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必须谨慎权衡进步派经贸政策的利弊得失，避免在意识形态热情下继续陷入制造“赢家”同时也制造“输家”的老套路。拜登胜选让一些民主党内进步派议员跃跃欲试，例如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她的方案——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经济爱国主义。

与美国优先模式一样，进步主义理念同样认为应该限制全球化自由贸易，以确保制造业工作机会留在美国，不同的是他们反对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进步派们强调，贸易政策专家必须摒弃对美国跨国公司有利的事情必然对中产阶级有利这种观点。美国贸易官员用纳税人的钱帮助美国公司在国外赢得合同和交易，但这些合同和交易是在海外而不是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所有或大部分利益都流向投资者，而不是美国工人或社区。进步派因此质疑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在一个与美国利益完全脱节的行业上花费如此多政治资本。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今后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为在海外经营的美国公司动用贸易手段时，应该考虑税收结构和税收收入。

进步派理念在民主党内获得诸多支持，连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都反对把好莱坞、投资银行和希望保护知识产权的发明家利益放在首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的“精英担忧”对美国的就业或税收没有多大贡献。

长久以来，美国通过用贸易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知识产权规则，以保护美国公司利益。莱斯特就对《财经》记者指出，拜登和今后的美国政府可能探索一种全新的贸易协议模式，例如，不包括投资知识产权条款。日美贸易协议就包括关税削减和数字贸易协议，但不包括知识产权。

即将上任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也认为，新一届政府想要一个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而不是一个关注企业竞争力或价格优势的政策。“人们不仅仅是消费者，他们也是工人和挣工资的人。”戴琦最近对一家大型企业集团表示。

进步主义理念尚未付诸实践已经让一些贸易政策资深人士直翻白眼（eye-rolling），因为在他们看来，克林顿政府也曾做出类似承诺，但成效不大。不仅如此，由于进步主义理念主张贸易政策应助力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一些政策制定人士担忧，这可能导致传统能源行业工作机会减少，伤害一部分低学历产业工人，这些人大多投票给共和党，如果民主党对该群体明显减少贸易政策扶植可能会加剧党派分歧。
带回制造业真能救中产？

鉴于以上三种模式皆有优缺点，在苏利文构想中，拜登政府经济外交政策需要让贸易议程与美国企业和工人利益更紧密结合，确保利益惠及更广泛群体;不仅如此，还要积极改革国际贸易规则和执行工具，确保美国继续融入其经济所依赖的全球市场，避免国际经济局势动荡带给美国中产家庭负面影响。

实践表明即便是复合型贸易政策也無法兼顾多方利益，更何况同时实现如此众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不仅如此，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局势中用贸易政策维护美国中产阶级利益且要与其他利益群体和优先事务博弈绝非易事，这如同走钢丝。

在国际层面上，拜登要平衡如何在削减关税修复盟友关系与保护相关产业美国产业工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例如，取消钢铁关税必然会引发钢铁行业工人和其背后利益集团的不满。“这将是拜登政府贸易政策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拜登需要努力在不惹恼受益的美国利益集团情况下结束这些贸易战（施加的关税）。”莱斯特说。

在国内层面，不受拜登政府青睐的行业具备强大游说力量，这些行业为拜登当选提供数亿美元政治献金，拜登无法轻易忽视他们的利益。这些行业还在国会有强大盟友，国会在制定美国贸易议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制药行业就一直能够拖延贸易协议，直到它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尽管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莱特希泽曾在戴琦协助下达成美墨加协定，但制药行业未能获得来自仿制产品竞争的保护。

拜登团队认为，美国国会和公众的政治变化将足以帮助其推行修订后的贸易政策。过去，共和党议员一直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者，他们寻求帮助企业清除海外投资的障碍。但在过去四年里，随着特朗普推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情况发生变化。一些共和党议员支持通过补贴和关税来帮助美国制造业。

不仅要艰难平衡利益冲突，拜登政府意欲采取产贸一体化政策振兴制造业也遭到质疑，因为产业政策失败案例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比比皆是，从日本经济停滞再到法国试图建立繁荣科技行业的失败尝试。

很多进步主义智库研究人员建议拜登制定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辅相成，将美国的外部和国内优先事务更加紧密结合，依靠税收激励、补贴和政府采购等工具，努力将工厂就业机会和供应链带回美国。拜登的税收提案就旨在促使美国企业将工作岗位留在国内，而不是减少外资对美国的投资。在美国扩大设施将获得税收抵免，将生产转移到国外，特别是转移到避税港，将受到更高税收的惩罚。

“拜登总统的‘购买美国货’计划要求政府花费数千亿美元采购美国制造产品。这可能意味着将推动美国国内产业政策，支持战略性产业，改善研发资金，投资国内教育，通过移民改革留住关键外国人才。”彭捷宁说。

虽然产业政策呼声愈演愈烈，并获得跨党派支持，但莱斯特就不认为产业政策会对美国经济或中产阶级会有太大的成功。在他这一类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分析人士看来，即使是最聪明的产业计划，经过美国政府不可靠的品质过滤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会成为裙带关系和保护主义的借口。而且，即使成功了真能帶来大量工作机会吗？因为即便制造业在美国经济所占份额有所上升，那么大部分工作将由机器人完成，而不是人类。

不仅如此，很多经济分析人士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真能完全代表美国广大中产阶级利益吗？在他们看来，拜登的“重建更美好”计划就是在维护旧有的、甚至是越来越无关紧要的观念，这种观念依然抱持制造业就业是实现中产阶级繁荣最佳途径这个老黄历。

“拜登的政策可以支持部分制造业回流美国，但制造业只是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这只会带来有限的更广泛经济利益。”穆迪分析机构（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对《财经》记者表示。

拜登承诺通过“购买美国货”采购和建立国内供应链来创建数百万工作机会，然而一个讽刺的事实是制造业现在只雇佣全美9%的劳动力。“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就想搞制造业回流，但成效不大，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并未回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对《财经》记者表示。

随着致力于节约劳动力的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制造业工种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将在长期内稳步下降，这是可预见的趋势。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家庭如今通过在制造业以外领域工作，特别是在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拜登政府若忽视这一事实，那么其推出的为工人服务的贸易政策只是回应制造业长期衰退带来的社会焦虑情绪，而无法解决美国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仅如此，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实现突破，那么将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理念，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操作。

作者：王晓枫

经济民族主义研究论文 篇3：

论科学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构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摘 要：尽管科学民族主义在主流经济增长中没有占据应有的分量，很多经济学家也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证明了资本、技术、制度等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释各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但这样并不能否认科学民族主义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学的民族主义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对民族主义应采取的态度，这是探讨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民族主义；欠发达地区；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

1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主义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渗透并结合，它不但没有失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相反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如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所说，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思想家曾预言大他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不夸张的说，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之列，在一些地方还是唯一强大的运动；没有预见到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事实上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现代，经济史和经济学家一直在尝试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是什么有利的推动了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起飞并且一再持续的发展下去，它的最初的根源在哪；同时综观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在亚洲我们看到了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韩国经济的崛起，又是什么激励这些国家和地区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在探究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源就是民族主义在起着非常微妙的作用。笔者在考察中认为科学民族主义是导致欠发达地区经济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

2 民族主义与经济的关系

2.1 民族主义为本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从民族主义的本原来看，它具有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的特征，早期民族主义为西方近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此人们开始认识到：“国家只有建立在本民族的意志上，才被公认为合法的，才值得公民的信赖；国家只有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才能被视为合理的，才值得公民拥护。”这一观念推动了其他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这其中就是以美国、意大利、德国最为典型。随着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民族国家体系也逐步形成，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一方面协调了国际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也为民族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了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进而也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可靠而有利的保障。当许多经济实体在世界市场上，面对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经济实体的竞争时，其思考的层面将提高民族国家的关系上来；同时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也它的经济实力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经济实力强盛，使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更有话语权，反过来讲，民族主义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使民族国家成为发展民族经济政策的主要提供者，同时也是发展国际贸易经济的主要支持者和坚实的后盾。尽管民族主义有助于现代经济所需要要求的存在的社会结构类型的发展，尽管刺激了国际竞争，营造出适应经济发展的环境，但只有当经济成就、竞争力和繁荣被界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民族价值时民族主义才能够积极的促进该环境中经济增长。

2.2 民族主义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伦理观念

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础、其价值的源头。科学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价值思想意识和精神力量，能够激发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强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能够号召、动员、凝聚本民族的力量。从意识领域看民族主义有三个层面即情感意愿、理智认同和理性自觉。从民族主义意识角度，研究经济发展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同，斯密基于“经济人”假设进行逻辑推理，从而构建起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他写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他提到人个人的“利己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的最最大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伦理思想，是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动力。因此在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国家中，不管一项开创事业是由私人还是由国家来完成，强烈的团结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集体行动和内聚力感不单单对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他可以取得优于利己主义所取得的结果”。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能增长发展，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体成员要有动力。二是把社会成员的力量，配置应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地方。因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绪，时刻激励着各社会成员。

面对经济全球化，科学的民族主义在消除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起着积极的作用。首先科学的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价值取向，强调独立的精神，表现为一定的内敛、排他性。使各个国家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同时，积极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其次科学民族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为打破各种不平等的经济秩序也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运用霸权的逻辑，强加给欠发达国家的体制安排和经济效果，我们讲这种安排和效果很显然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科学的民族主义对外就要要求平等，因此争取和维护经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政府维护民族国家权利权益的首要任务。

3 科学民族主义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尽管科学民族主义在主流经济增长中没有占据应有的分量，很多经济学家也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证明了资本、技术、制度等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释各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但这样并不能否认科学民族主义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特别是针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民族主义则认为于特定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讲，应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重性“它即促进了民族自己自强，推动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正效应，也有发展到极端民族主义的乃至种族主义的负效应；既有推动各民族平等参与国际事物的积极面，也有导致民族纷争、战乱的消极面”。

3.1 科学的民族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

科学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内具有能够聚集一个民族力量的强大功能，其原因就像安德森在其民族理论研究《想象共同体》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这是因为民族想象能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所致。”因此对于科学经济民族主义凝聚本民族力量的功能，在当今看来也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可以这样讲在经济现代化的今天，民族主义已经为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到了有利的支撑和提供了激励精神主要来源。

科学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外具有独立、排外的特征，特别是针对非本国民族成员而言，这里的独立性和排外性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经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前民族主义的主流，因为就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讲，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满足其民族国家的求富求强的心理，有时适得其反，使其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基地、加工工厂，从而无法摆脱悲惨经济增长的命运。因此经济民族主义独立和排外在某中程度上讲，保护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不成熟的产业和薄弱的经济基础。

3.2 消极的民族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

消极的民族主义表现为“比较狭隘、封闭、排他、专横等特征”，正如菲利浦所说：“民族主义就像是掠过人类社会的风，有时是和煦的海风，令人心旷神怡，有时就是飓风，摧毁遇到的一切”，经济民族主义也有其弊端，在《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中，汇集了许多不同学者和专家，对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应该说这样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中，极端的民族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对外来说，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拒绝融入世界体系之，使民族国家游离与世界一体化之外，最终被世界所抛弃。对内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会影响到国家的整合，从而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动荡。

综上所述，我们对待民族主义要采用辨证的看法：首先科学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的认同，能强化本民族成员对民族和国家认同，能够号召、动员、凝聚本民族的力量，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提倡。其次要看到消极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作用，应该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

作者：张世花　吴春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