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民族经济论文

摘要：民族地区企业是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确保民族地方经济增长、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它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和自身潜力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系列因素制约其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民族地区民族经济论文 篇1：

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析论

摘 要：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是秉承公民化、同质化的公民国族主义取向，还是采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多元文化主义取向？这个基本而重要的理论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的“主义之争”与“诸神之战”。事实上，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应当汲取两者之长，在国族认同建构和公民身份建构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调整“族际主义”取向整合思路，实现族际政治整合“区域主义”与“位差主义”的统一。

关键词：族际政治整合；公民同质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求同存异；价值取向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建构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推动我国各个民族的渊源共生、多元共存与和谐相处，奠定了我国民族关系安宁祥和的总体格局。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有所抬头，民族认同有所强化，一些跨境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还比较模糊，少数民族以集体形式进行的族际博弈趋于明显。如此种种都决定了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必须因时而化，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体系，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巩固与安全。然而，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整合的力度与尺度如何把握？整合的路径又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能达成共识，尤其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到底是“消除差异实现同一，还是尊重差异构建和谐”，[1]学术界相互诠辩、相互驳斥，形成了“公民国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两种主义之争。本文试图对学术界族际政治整合的“主义之争”与“诸神之战”进行梳理与解读，探讨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的应然之态，并以此就正于方家。

一、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公民国族主义的理念与诉求

在公民国族主义看来，尽管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路径和历程各有差别，民族国家建构却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就是要逐渐解除民族成员原来依附在皇帝、领主、宗教领袖及其他传统政治权威的忠诚感，完成传统民族身份向现代国家公民身份的华丽转身。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性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必须将各个分散的互不联系和依赖的地方性民族进行整合，推动各个民族朝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国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形成统一的国族共同体，完成民族与国家的两相契合。[2]公民国族主义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是承担了同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公民个体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与政治效忠。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与政治效忠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有赖于国家后天的建构。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由于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的沉淀，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独特的族裔符号、悠久的文化习俗和炽热的民族情感，各个民族成员原生的对民族“感性的皈依”在一定程度上还压制着少数民族成员对国家“理性的认同”，尤其是跨境少数民族还存在国家认同相对模糊的状况。少数民族的认同错位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必须通过统一的制度供给、一体化的政策安排、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和系统的国民教育，调适乃至重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完成，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全面开启。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在公民国族主义的理论视野里，是一种“政治化”整合路径，即国家在看待民族的过程中，倾向于将“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把“族群”和“族群边界”政治化和制度化。在国家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国家以民族身份为判别标志，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定的优惠政策，扶助弱小民族的发展。经过六十余年的“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少数民族族体规模的扩大，少数民族民族寻根意识、民族认同意识，以及民族利益意识趋于旺盛，某些少数民族“族性飞扬”，“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由各个传统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解构性力量的冲击。”[3]104政治化的族际政治整合路径主要强调的不是“民族建设”而是“国族建构”，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实体化的同时，国族建构存在空心化的风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传统的族际政治整合必须实现转型与重构，以便适应当前我国变化发展的了族际情境。在公民国族主义看来，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将各个民族共同锻造成统一的国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任务就是推动各个民族在自身的认知体系中确立国族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相对于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的优先性。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决定了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理念只能是取向公民主义和国族主义。

在当代公民国族主义者的秉承者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理念又可细分为“公民化”、“求同论”和“文化化”三种理念。“公民化”理念的典型表述为：现代国家的社会整合，是通过建立公民身份认同完成的。现代国家内部结构的基础是公民身份，包括不同民族在内所有社会成员身份都是国家公民，[4]84各个民族成员享有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享有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享有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因此，在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中，应淡化民族意识和观念，强化公民意识和观念；应淡化民族权利，强化公民权利。因为保障了公民权利，也就保障了民族权利；实现了公民权利平等，也就实现了民族权利平等。[5]在“求同论”者看来，多民族国家是多个民族共处或共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形态。同质的社会身份和统一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得以存续与运行的基础。如果族际文化的异质性大于或者强于国族文化的同质性，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受到的挑战会增多并被强化。这样的异质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多民族国家就会面临分裂的巨大危险。因此之故，族际政治整合必须谋求社会身份与政治文化的“同一”。与此同时，“求同论”也承认族际政治整合的“求同”，并不意味着抹杀族际异质，而是承认族际异质，尊重族际差异，以制度和政策维护作为差异之体现的非主体民族的权利，但并不刻意强化差异，更不扩大差异。[3]98-101如果说“公民化”、“求同化”试图从正面建构国家的同质化，那么，“文化化”表达的就是一种“去政治化”从反面建构国家同质化的设想。“文化化”者认为，当代一些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治理存在“政治化”倾向，即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时，倾向于将“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把“族群”和“族群边界”政治化和制度化。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国家以民族身份为判别标志，在国家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定的优惠政策，扶助弱小民族的发展。但是针对少数民族整体的特殊扶助，也容易产生了一系列逆料之外的外溢效应。因此，“文化化”者主张，民族问题应该“去政治化”，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既承认其民族成员的某些共性，更注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际关系，在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将各个民族成员一视同仁地看作国家公民。对于他们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政府都应该从“公民”这一角度予以保障。[6]

关于民族多元和民族差异，公民国族主义认为，多元是一体基础上的多元。对于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长河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异质与差异，必须予以尊重和承认，但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并不能去刻意地、人为地强化这种差异，更不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这种差异固化。如果在族际整合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族际之间的差异，那么，至少会产生以下几个原初意想不到的外溢效应：

其一，民族认同的强化、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博弈的加剧。多元文化主义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思量，主张多民族国家在国家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过程中，以民族身份为分配依据，在制度设计、法律供给、政策输出、资源分配上，给予少数民族提供倾斜和优惠。在公民同质主义看来，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如此种种，使得民族成分这个原初只有民族“界别”意义的身份认证，政治化地附加了本来并不曾拥有的权益价值，刺激了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为地强化了少数民族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为少数民族精英将民族认同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和民族博弈的利器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民族资源，也为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预留了组织空间。

其二，民族多样化异质的过于凸显会损害共同价值观，妨害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族际政治整合与国家建构的目标指向背道而驰。在公民同质主义者看来，多元文化主义虽然蕴涵着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社会的崇高而真诚的动机，但在事实上却导致了鼓励种族分离的灾难性后果。[7]158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统一而同质的政治文化是维系国家一体化的坚韧的文化纽带，而多元文化主义“对‘差异’的追求本身也容易形成一种自我封闭或对外排斥，它不仅不利于民族融合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而且容易在国家内部筑起民族间的壁垒，形成一种‘新的部落主义’”。[8]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强调少数民族以“差异”为规定性的文化权利，实际上宣布的是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特性。在一个多民族聚居并有多民族语言的国家中，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下的民族认异又容易成为“不能容忍、仇恨和灭绝其他人群的借口。许多人还利用‘差异’作为暴力政治斗争的借口”。[9]

其三，以先天的民族身份作为国家资源与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依据，是对现代社会“成就取向”的逆向而动，也是对主体民族个体公民权的逆向歧视。所谓现代社会的成就取向，是指“在资源分配上，现代社会的资源分配是以个人成就为基础的”，[4]104如果仅仅只是依据先天民族身份就赋予其特别的权利，而不考虑少数民族个体在社会资源上占有的不同处境，如发达城市居民中少数民族与边疆农村社会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同，这对某些主体民族公民个体而言是一种新生的不公平。而且，按照特定群体归属来授予权利在本质上具有道德任意性和歧视性，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一等和二等公民之分。[7]21

二、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多元文化主义的旨趣与担忧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政治整合同化主义模式的彻底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并摒弃那种坚持种族纯洁、文化同质的建国理想的徒劳努力。与此同时，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格局日益凸显和清晰，少数民族要求被承认和平等的政治诉求也日益高涨，在此种情境下，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深入反思了在一个种族、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等社会异质性十分突出的国家进行国家一体化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

在民族问题治理的研究视野里，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演进和基本理论主张可以概述如下：多元文化是一种客观事实，各个族裔群体尤其是族裔少数群体具有多样性的族裔文化；在多元的异质性社会里，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必须承认族裔群体之间的差异，尊重、容纳和保护族裔少数群体及其文化的权利；为了解构主体民族的文化霸权，切实地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多元文化建构了“差异公民身份”概念，即政府在基于个人主义立场保护每个公民平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认和包容族裔少数群体的身份和权益，赋予族裔少数群体以特别的政治权利；[10]在维护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的基础上，族际政治最终走向一种“承认的政治”、“平等的政治”、“参与的政治”和“对话的政治”。

与公民国族主义大异其趣的是，公民国族主义的逻辑起点在于“国家建构”，强调的是国家对民族的“吸纳”，它试图通过民族成员的公民化，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去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权益；而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进路与公民同质主义相比，更近于一种逆向思维，它更强调的是民族对国家的“依附”，更加注重的是对民族差别的承认、对民族文化异质的接受、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宽容、对不同价值观的尊重以及对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担当，它试图通过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增进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完整。

当然，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采取全面的措施保存所有文化差异，而是在民主宪政框架之下，在维护社会完整性和政治屋顶同一性基础上的多元共存。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一种强调不同特质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理念。也正是因为如此，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目标和出发点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差异中创造统一，“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制度空间，使各个民族可以在不损害他族生存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在保持传统的族裔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更高层次、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政治认同。”[11]277-278

多元文化主义担忧，那种在公民同质主义指导下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虽然倡导公正平等，但是，以主体民族文化推进族际政治整合，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民族意志的浓重色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遭受忽略，那种“看似公正的个人权利标准，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不公正，而隐含着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成员的歧视和排斥，在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下，那种追求一致性，拒绝差异性的‘公民化’模式，很容易蜕变为一种社会排斥的手段”。[11]280历史证明，那种简单的取缔少数民族集体化政治权力的“公民化”实践，既非宽宏大量，也不像其自我形象标榜的不偏不倚。[12]它不仅不能消除差异和少数民族的集体认同，反而加大了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隔阂，动摇和削弱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及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违背了巩固国家统一、强化公民认同的初衷。[11]280“所谓的国民不过是一种为了达成民众同质性而无视把人们加以区分的民族的、人种的、语言的、宗教的、文化的、地位的、身份的和社会的各种价值差异而编织出来的虚构观念。”[13]

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担忧，共处于同一政治屋顶之下的各个民族，由于发展起点、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传统文化、发展能力等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尤其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果国家仅仅满足于对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进行“善意忽略”，[14]仅仅满足于在文化领域承认文化多样性和少数民族群体认同，对各个民族成员实行“公正的”、“无差别待遇规则”，而对少数民族群体政治地位和权益缺乏制度性安排，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少数民族弱势地位固化，最终即便是少数民族文化平等的基本权益都无法保障，“那个至高无上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可能会以自己的意志——通常是主流的价值侵蚀少数人的文化权益，使多数与少数处于文化上的不平等境地。”[4]104

因此，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别的群体权利，这种“少数群体权利不是不公正的特权，也不是不公正的歧视形式，而是对不公正造成劣势的补救，因此，符合公正，或者说，正是公正所要求的。”[7]21并且，更进一步地要求，“针对多民族存在的特殊情况进行特殊的政治设计，制定一套符合多民族社会要求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程序，以便杜绝某一优势民族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垄断和对公共资源的独占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压迫，保护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的各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并为此制定和贯彻向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倾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而实现“族际政治民主化”。[11]280

三、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理念的再认识

公民同质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在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上展开激烈的交锋，并且表达迥然相异的理念，但是，两者并不是不可通约的。作为多民族国家曾经或正在奉行的两种族际政治整合思路，它们都有其内在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如公民同质主义对各个民族公民化、同质化的努力，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对民族差异的尊重，对民族权利的执著，这是每个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都不可或缺的。问题在于公民同质主义强调对公民进行同质主义的教化与训导之时，对各个民族在社会地位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不同境况没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倘若少数民族没有国家主导的政治扶持，在社会差序格局中居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就会因不能恰当地享有公民权利，导致“民族理论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成为民族离心的渊薮。而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在于，以民族身份针对弱小民族给予特殊的政策安排和权利扶助，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强化民族身份和激发民族意识为代价，造成少数民族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错位、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倒置，成为妨害民族国家建构的潜在风险。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族际政治整合悖论”：为了塑造公民身份、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族际政治整合要淡化民族身份，不能针对少数民族作出特殊的制度安排，而少数民族长久地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居于不利地位，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难以建立。然而，如果以少数民族身份作为倾斜性政策安排，则又可能激发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样也影响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

那么，“族际政治整合悖论”又如何进行破题和求解呢？这里面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在推进公民同质化，塑造各民族对国家、对公民身份“理性的认同”目标导向下，如何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从事实层面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民族异质性，首先要求我们对民族异质性作进一步的考辨，这恰恰是公民同质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都有所忽略的地方。所谓民族异质性，从其形成来讲，有先赋性异质性和自致性异质性之分。先赋性异质性是指经过漫长历史岁月的演化与沉淀而外显出来的特定的生物特征和感性化的民族特质，如体貌、语言、宗教、文化等异质性因素；自致性异质性是指现代社会中由社会结构分化而形成的异质性，如因职业、阶层、教育等分化而形成的异质性。公民同质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辩不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公民同质主义者往往强调要在公民主义的基础上，尊重少数民族原生型异质性；而多元文化主义者往往更着力主张以少数民族原生性异质性作为帮扶标准来消除或缩小族际后致性异质性。如果将两者的争论进行提炼和整合，那么，族际政治整合的根本任务就是在公民主义的导向下，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标准，在强化其国家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给少数民族以特殊制度扶持和政策补偿，保障少数民族的生存权益、文化权益和发展权益。

这种制度扶持和政策帮扶的标准，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去考虑。亨廷顿认为，一个多元社会存在各种原生的社会势力，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糅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要么被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推翻现代政治体制的祸根。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15]

从横向维度来看，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由于历史际遇、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文化习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以民族为基本分野的社会分层。为了防止少数民族在国家权力分配、资源共享和文化共生中陷于边缘化的窘境，针对少数民族群体权益所作的特殊制度安排，具有其毋庸置疑的合理性。然而，为了避免重蹈制度扶助和政策供给激发少数民族意识的窠臼，关于少数民族弱势地位的矫正，我们要避免以民族身份作为资源倾斜性分配标准，而应该以国家区域发展水平为标准，在国家治理的宏大视野下，从区域整合的角度，建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核心区域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完善制度设计，实行政策扶持、推行“差异化授权”，[2]实现边疆治理由“族际主义”向“区域主义”的转变。[16]

从纵向维度来看，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少数民族内部也存在民族精英阶层与民族草根阶层严重的“社会位差”和“族层分化”的问题，针对少数民族整体做出的政策扶助，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切实惠及真正需要帮扶的少数民族底层民众。因此，在此种意义上，对少数民族生存权益和发展权益的保障，可以采取“社会位差”的原则。这种原则的导向在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并不能因为少数民族拥有的“民族身份”，而是因为少数民族作为国家公民的一员“在社会生活居于不利地位”的缘故。这也与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所主张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应该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7]的正义原则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位差”取向的族际整合理念，一方面剥离了少数民族身份与资源倾斜性分配的内在关联，淡化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身份而带来的价值收益，使得民族身份仅具有文化层面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少数民族成员超越民族身份而认同公民身份的路障。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保障各个民族发展机会的公平、族际博弈能力的相近和族际发展结果的正义，这与族际政治整合实现民族平等、构建国族认同，巩固国家共同体的目标指向也是完全契合的。

参考文献：

[1]郝时远.在差异中求和谐、求统一的思考——以多民族

国家族际关系和谐为例[J].国际经济评论，2005，（2）.

[2]左宏愿.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J].

民族研究，2011，（1）.

[3]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M].中央编译出版

社，2012.

[4]关凯.族群政治[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5]陈联璧.民族自决权新议[EB/OL]， http：//bic.cass.cn/in

fo/Arcitle_Show_Study_Show.aspID=2232&.

[6]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

化”[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7]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

民[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8]常士訚.超越多元文化主义——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

政治思想的反思[J].世界民族，2008，（4）.

[9]洛德斯·阿里斯佩.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

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

[10]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 Citizenship in Cul

turally Diverse Societies： Issues， Contexts[M]

//Concepts in 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 ed.， Citi

zenshipin Diverse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 rsi

ty Press，2000：1-41.

[11]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M].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1.

[12][英]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M].龚维良，良警予，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19.

[13][日]加藤节.政治与人[M].唐士其，译.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3：162.

[14]Nathan Glazer A 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 Ethic Ine

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M].Basic books， New York，

1975：25.

[15]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66.

[16]周平.边疆的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J].思想战

线，2008，（3）.

[1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03.

[责任编辑：黎 峰]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研究”（13YJC10023）。

作者简介：朱碧波（1981-），男，湖北潜江人，法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边疆治理和民族政治；王砚蒙（1979-），女，云南蒙自人，社会学硕士，昆明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作者：朱碧波 王砚蒙

民族地区民族经济论文 篇2：

民族地区企业创新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摘要：民族地区企业是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确保民族地方经济增长、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它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和自身潜力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系列因素制约其发展。因此，如何摆脱企业的发展瓶颈，加快企业在融资、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改革创新的步伐，不断拓展发展企业新空间，提高市场竞争优势，就成为民族地区企业目前最迫切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企业；发展创新；民族地区

一、民族地区企业创新发展的困境

1.动力不足，企业不想创新

在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区企业发展态势良好，相当部分企业借开发之机，大行发展之实，逐步脱颖而出，走在自主创新的前列，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企业创新实力较弱，创新动力依然不足。具体表现为：

一是意识问题。民族地区大多处于偏远、落后的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以及信息流通渠道的闭塞造成了企业创新意识薄弱。生存是民族地区企业的第一要义，许多企业的管理者认为，在市场成熟度比较低的民族地区，传统的经营与管理模式是有生存空间的，依靠机会、靠公关、靠低廉的劳动力是可以获取较高利润的，而创新本身风险比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在企业中普遍存在着“创新恐惧症”：“不创新两年死，创新立即死”、“不创新是等死，创新是找死”，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1]76。

二是效益问题。创新的投入产出特点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投入又不能很快得到相应的回报，企业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使得它必然追求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即是追求即期效益和利润，创新必然影响企业追求即期利润和短期效益。正因为如此，企业不想创新。

2.风险太大，企业不敢创新

创新必会面对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企业而言，创新会面临较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而民族地区企业大多数属于中小型甚至是微型企业，本身对外部风险的防御能力较差，一旦创新失败，企业可能会面临破产的危险。因此，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就认为用企业倒闭的代价来换取企业的创新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与其这么快就消失，还不如慢慢等死。”[2]8

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与自主创新相比，模仿的成本比较低、见效快、收益好。由于民族地区企业多属资源型企业，从事产业大都是传统产业，如农产品、矿产以及水电开发等，产业技术含量比较低，即便是拥有某种核心技术，也不会成为太大的秘密，加之我国在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的缺失，致使知识产权保护乏力。有些企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研发出一种新产品或新工艺，很快就会被市场上的仿冒品挤掉甚至是蚕食，其原因是仿冒品的成本低，可以通过价格战的方式来占领市场。一边是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搞创新、搞研发；一边是创新、研发所带来的利润是微薄的，这种投入的长期性和大量性与利润获取的短期性和微薄性形成鲜明对比，这也严重阻碍了企业进行创新的步伐。

3.能力有限，企业不会创新

人才、技术和资金是企业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这些也恰恰是民族地区企业的“软肋”。在长期市场经济的熏陶下，一部分企业逐渐认识到创新对于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大多苦于人才、技术、资金等问题的严重缺失，心有余而力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能力进行创新[3]。

首先，资金不足是民族地区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普遍的问题，而创新本身的特性（高投入、回收期长）决定企业不会把创新放在首位。

其次，人才的缺失也导致了企业创新能力不高。民族地区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家长式管理、命令式管理，民主管理的很少，具有现代管理制度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种传统的治理结构中，企业与所需人才之间犹如有着一道无形的“玻璃门”，阻碍了外部人才的进入，影响外部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致使缺乏吸引创新人才的平台。

最后，社会普遍对民族地区有偏见。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人员素质低下，环境艰苦，而民族地区企业大多规模比较小、市场容量低以及各种保障制度缺失等，降低了企业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即使有了人才，人才的流失也很频繁，严重影响企业创新的连续性。创新人才缺失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自主创新的“空心”，技术研发能力弱。因此，人才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首要因素。

4.融资太难，企业不能创新

企业创新的两个最重要环节就是技术研发和成果的产业化。这两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高投入，多数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都遭遇融资瓶颈。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地区政府颁布的鼓励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中小企业信贷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融资困难仍然是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最主要问题。我国的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外源融资渠道获得融资。因为中小企业一般资信比较差、寻保难、抵押难，从而获取贷款相当困难。而小企业一旦发生贷款风险，对其追究的可能性要比大企业的概率高得多，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信贷人员的“息贷”。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回避，使银行基本上把大中型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未能建立适应小企业需求的灵活融资机制[4]。

同时，企业在创新融资中与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创新融资市场上大量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盈利和降低贷款风险，就不得不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

二、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发展的对策

1.围绕企业发展的思维，大兴观念创新

民族地区要实现创新发展，理念的创新是前提，没有观念的更新，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只是一句空话。就目前而言，民族地区企业在理念创新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经营者的经营理念滞后，创新意识差；二是缺乏创新的企业文化。因此，要实现理念的创新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努力：

（1）实现思想理念的创新。引导企业的管理者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顺应潮流，敢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对风险和失败保持正确的态度；积极转变经营理念，改善经营机制，想大事，干大事，把企业做大做强。

（2）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企业文化。创新需要良好的环境，活跃的氛围。没有氛围，没有环境，没有必要的刺激、引导作用，人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焕发出来的。国内外的所有技术领先的企业，内部都具有浓厚的创新氛围，都长期注重建设有利于创新的企业文化。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企业要是没有创新的精神和观念，没有广大职工对创新的追求，就不可能生存发展，更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后来居上。所以，民族地区企业需要坚决抛弃僵化和保守的观念，推崇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创新文化；坚决抛弃因循守旧的经营思想，建立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企业文化，让企业在创新中寻求和把握发展机遇，在创新中使员工体验到工作的乐趣和意义[4]。

2.围绕企业发展的基础，大兴制度创新

实现制度创新，是促进民族地区企业发展的基础。民族地区企业要实现制度创新，一是要突出产权制度创新，必须进行“二次”产权制度创新，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产权制度。二是实现管理制度的创新。民族地区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的原因除了管理者素质不高之外，管理制度的缺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比较健全的企业管理制度，因此，首要任务就是企业需要建立起相关的管理制度，如质量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薪酬管理等制度，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当前外部市场环境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对现有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建立起有效的约束和制衡机制，强化法人治理结构。三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创新。企业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必须承担起优化企业外部环境的重任，放权让利，为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创造条件，为此，政府应从这三个方面努力：（1）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创业扶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创新和创业是紧密相联系的。小企业一般通过创业来实现创新。政府对创业的扶持有利于减少企业创新风险。政府可以通过创业扶持政策鼓励科技人员“下海”，推进科研机构的企业化转制和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要推进一部分企业管理者“上山”，实现企业同科技的对接。（2）切实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保障创新者的合法权益。要鼓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组建行业协会或联合组织，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政府要建立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协调机制，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保护创新的利益不受侵害。（3）营造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支持冒险、鼓励冒尖。自主创新需要一种崇尚创新、宽容失败、支持冒险、鼓励冒尖的文化氛围，而且还要有宽容失败的制度保障。

3.围绕企业发展的动力，大兴技术创新

针对目前民族地区企业科技创新基础薄弱的现实，必须要加快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1）大力抓好企业技术开发机构的建设，这是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的重点和核心。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建立起适应企业发展的科研机构，有条件的企业应建立起自己的技术研发中心，其规模不应千篇一律，可以灵活构建。条件尚不具备的企业可以采取“借鸡生蛋”的模式，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产学研合作，一起兴办企业研究中心，使企业获得创新的能力。这种模式，既可以克服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劣势，也可以解决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成果转化上的弱点，达到双赢的目的。

（2）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建立起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利益驱动机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推动科研成果与资本、资产等生产要素直接融合和重组，最大限度地简化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环节。要打破行政隶属分割，实现科研力量和资源共享，充分发挥科研优势，并建立相应的组织和社会网络。要把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和企业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以业绩为取向的分配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的创业热情。根据企业实际，推行科技骨干人才以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持股，将企业的利益与风险直接挂钩。要允许和鼓励技术、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对于贡献突出的科技人员，要予以重奖[5]37。

（3）强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有效衔接，全面提高民族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技术配套和自主研发能力。企业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一定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逐步形成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加大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开发生产新产品为中心，坚持高起点，围绕增加品种、改善质量、提高效率来进行。

（4）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引导民族地区的企业强化内部资金管理，增强自我投入能力，并逐步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集中重点资金用于共性、关键性和前沿性重大科技问题的研究和产业化的投入。政府方面也应该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从政策、技术以及资金等方面给与企业应有的支持和帮助。

4.围绕企业发展的关键，大兴人才创新

人才是知识的主要载体，是企业创新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要实现企业的创新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落实企业人才创新的战略。

（1）确立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在民族地区企业中的战略地位，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新”的良好风尚，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努力营造鼓励人干事业、支持人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环境，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的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和活力[6]9。

（2）建立适合民族地区企业自主创新的人才支持体系和政策环境。按照“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方针，建立起全方位的人才吸纳机制、竞争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机制和配套完善的人才服务机制等。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积极推动知识共享，鼓励跨部门、跨学科合作研究，开发创新思维。

（3）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包括实行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员工积极参与创新。企业要把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位，营造一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公平竞争环境，推进科技人才分配制度改革，为科技人才的成长成才营造更优的环境。

（4）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发展，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加强创新人才的培训工作，鼓励企业员工多学知识，多学新知识，提高内外的修养，为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5.围绕企业发展的载体，大兴机制创新

推行机制创新，是促进民族地区企业发展的关键。为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创新经营机制。民族地区企业要进一步规范改制企业运作，实现经营机制公司化、生产管理制度化，同时搞好股本的优化重组，使股本尽量向经营者集中，尽快走出“人人持股，人人无责”的新“大锅饭”误区，配套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2）创新投资机制。资金短缺是制约民族地区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资本市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培植企业投资能力，广辟资金渠道，允许企业员工“以劳带资”或“以资带劳”等方式进厂。其次，允许一批经营发展好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或发行债券直接融资，或者通过租赁、兼并、拍卖等资本运营手段，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增强企业经济实力。再次，积极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参与国有企业重组，通过控股参股、兼并收购、破产重组、租赁承包等方式参与国企改制中去，盘活企业资本存量[5]36。

（3）创新引进机制。充分利用沿边、沿江地区和内陆省会城市对外开放的机遇，鼓励和支持沿海发达地区的各类企业与民族地区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吸引东部地区甚至是国外企业前往投资，联合兴办企业。或者通过资源深开发、原材料开发和加工等形式，与民族地区联办企业。在此基础上，民族地方政府要配套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给予前往民族地区投资的企业或个人在政策、技术、能源和用地等方面优惠和支持，逐渐实现以政府招商为主向以企业招商为主的转变，以及由单纯引进有形资产向引进有形、无形资产转变。当然在引进资金、设备的同时，要将引进的着力点放在引进品牌、高新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上，以增强民族地区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苏多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企业科技创新探微[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4）.

[2]郭庆生.推进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对策[J].江东论坛，2007，（4）.

[3]辜胜阻.六大对策推进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等问题.华商管理网.http://www.21huashang/managedocument.asp?id=3415.

[4]陈锦华.关于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若干问题[N].人民日报，2008-02-14.

[5]喻国华.关于我国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创新发展的思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5）.

[6]评论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J].求是，2008，（1）.

作者：汪　攀　曾雪玫　李能武　杜国蓉

民族地区民族经济论文 篇3：

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

素质教育是如何树立人的优秀品质、提高人的全面素质能力，继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适合本民族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全面有效的素质教育，对提高少数民族的民族素质尤为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现代教育手段与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相结合的问题;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结构改革的问题。下面，笔者就思想政治工作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改革教育结构与民族经济发展，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手段以及如何解决在职教師接受继续教育难等问题加以粗略分析。

一、如何融民族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于思想政治建设之中，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先决条件。

思想政治建设是保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向的建设，直接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灿烂的民族文化精髓和独特的人文精神。这决定了每个民族的精神风貌、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的各异。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要实施素质教育，忽视思想政治建设无疑是一句空谈。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离开本民族的人文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更是无稽之谈。如何融民族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于思想政治建设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提高民族素质，适应新时期发展的先决条件。

首先，应在各种教育中立足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人文精神，树立民族自尊心，激发民族自强心。各民族都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璀灿的文化，更有其人文精华。这决定了他们各具特色的优秀传统和精神景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扬各民族优秀传统、采撷各民族灿烂智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造福人类，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目的。其次，不同心理素质、不同地域环境、不同语言文字和不同历史背景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认知接受能力，因而在思想政治建设中如不以民族传统文化为背景，必将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不可能确实起到提高民族素质的作用。只有切实以各民族光辉历程、先进人物、光荣事迹为模范，进行富有民族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是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

二、如何改革民族教育结构，构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人才需求的教育模式，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力保证。

由于历史等主、客观因素，民族教育结构单一性现象十分严重，这些直接受制约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同时又大大扼制着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结构、教育专业类别结构、教育空间结构以及教育形式结构等方面的单一性问题上。而这些又受制约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劳动技术结构、产业人才结构、布局结构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结构，同时又反作用在这些经济结构上。因此，如何解决教育结构改革问题是提高民族素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有力保证。

民族教育结构合理化改革的问题，主要取决于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及民族文化传统的完善程度。在少数民族地区，技术教育不仅指原始技术教育、初、中等技术教育，也包括已经发展起来而尚未形成体系的先进技术教育和尖端技术教育。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不但要把重点放在抓好“双基”教育上，而且同时必须向中、高等教育看齐，全方位、多层次地分类要求、分类规划、分类指导。

首先，分阶段、分地区、有步骤、有程序地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义务教育和普及青壮年扫盲教育，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将普及义务教育列为素质教育之首，加以大力支持和完善，保证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继而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保证较高的升学率。这就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要脱离陈旧的教育规划和方式，进行跳跃式的发展。据统计，1994年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86 % ，青海省低于85% ，甚至个别地区仅为30 %（女童更低）。所以，“普九”、“普初”的难点和重点仍在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是人口分布疏散的草原、沼泽、荒漠地区。如何针对不同地理环境进行不同的教育方式，是新世纪普及义务教育仍需常抓不懈的一项艰巨工作。

其次，在基础教育中渗透适合本土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加大少数民族地区素质教育力度的又一举措。据不完全统计，甘肃省1996年少数民族地区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不足40 % ，有大部分初、高中毕业生面临社会就业的问题。而这些毕业生在接受基础教育阶段缺乏职业技术培训，在劳动过程中缺乏基本的技术技能，不能在就业中获得优胜地位。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浪费，而且使基础教育失去了升学之外的其他教育意义，违背了素质教育的原则。所以，在基础教育中加大职业技术教育所占的比率，培养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初级人才，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又一举措。

再次，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专门的适合本土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掌握熟练职业技术技能的中等专门人才，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突出专业性、地域性、民族性和实用性原则，在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自然条件下的职业技术教育大纲，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人才需求，短、平、快的培养一批掌握熟练技术技能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无疑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

还有，在高等教育中注重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专门设置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适用性专业，使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向应用型拓展，注重职业技术理论的培养，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自身的造血功能，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保证。就西北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而言，一刀切的招生制度、大一统的教学大纲、滞后的专业设置和陈旧的教材教法，在培养过程中，不能切实体现民族教育的地域性、特殊性，造成了人才的较大浪费。很多院校只在课程设置上有所增减，在招生录取上适当降低分数段，在教材运用上也是稍做增删，专业上更是陈袭旧制，从而致使培养出的少数民族人才不能尽才尽力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服务，造成了这些优秀人才的浪费。所以，在新时期如何寻求一条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模式，是各民族院校（包括设民族班的普通院校）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最有力的保证。在这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在青海师范大学委托培养的“双语”理科师资班是一个有新意的创举。该班生源来自于有实践经验的中等“双语”师资和部分优秀“双语”应届毕业生。录取过程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经地区教育部门推荐，由青海师大统一命题考试。合格者报请教育主管部门严格审查后批准就学。培养过程以“双语”为主，针对地区需要择定专业，结果达到本、专科水平，毕业后返回原地区任教。不仅大大缓解了这些地区“双语”师资紧缺的问题，同时保证了师资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不外流，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在21世纪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尤其是“双语”高等师资培养的改革上，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三、如何利用现代教育手段与传统教育方式接轨，培养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新型高科技现代人才，是21世纪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教师学历达标率低，接受继续教育难的问题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师资力量薄弱的重要因素。据有关资料反映，1995年甘肃省高中、初中、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为45 8 %、62 8 %、84 7 %。近两年有所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达标率仍含有一定水份，整体水平让人担忧。同时，教师结构不合理，人才流失大，在职人员接受继续教育难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尤其是“双语”师资更甚于此。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历史背景下民族传统教育方式不适合于普及。如藏族的寺院教育、贵族教育，伊斯兰教的经院教育，都不能使广大平民阶层的人接受平等的文化教育。现情况下，通过狠抓基础教育和普初工作，该问题基本解决。但由于地域差异、文化背景、社会意识形态等主客观因素，入学率、巩固率、升学率与内地普通学校的差距仍然很大。现代教育手段的推行，给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提供了良好契机和富有操作性的机遇，但具体如何科学有效地实施，仍需要下大功夫去研究。

首先，应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利用“双语”教学的地区教材的适用问题。现行的各民族“双语”教材，都是以省区为单位，甚至是全国统一的教材，且知识明显滞后，不完全符合各地区的实际需要。不同地区文化层次上的差异，迫切要求各地区自行调研编纂适合本身教育发展的教材。这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因地区差异而造成的起步不同，最后却必须达到同一标准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研究。

其次，科学有效地使用现代教育手段，使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更快发展是21世纪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新的要求。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教育现状，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通过多种媒体的传播途径，达到教育的目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现代教育的最终目标。利用电信网、电视网和模拟课堂录音、录像等不同传播手段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远程教育，可因省、地（州）、县（市）、乡、村的不同接收条件分类进行。在这一教育手段的具体实施上，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可实行高校对口支援、兄弟学校互相帮携带和以模范学校为样板制做优秀课堂教学录音、录像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原则，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在职教师接受继续教育难的问题，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提高师资水平，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

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学历亟待提高，知识陈旧，教学观念、教育方法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一不能等、二不能靠。如何使在职教师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接受继续教育，以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教学业务素质，无疑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

首先，在学校师资宽裕的情况下，通过脱产、半脱产方式参加自学考试、委托培养、进修深造等方式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和素质。分批派骨干教师利用学习、考察等手段，学习先进的教学管理方式方法，掌握科学的尖端教学技术技能，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整体素质。

其次，在客观因素限制，脱产、半脱产接受继续教育困難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教学骨干的作用，通过模拟课堂、公开教学等手段，在本单元、本学科、本教研室内部形成帮、带、扶的良好教风，充分发挥中学教研中“教”的功能的同时挖掘“研”的力度，是教师提高自身素质的又一有效手段。

再次，克服地区资金困难，力所能及地加大教育投资，提高教师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是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水平，实施素质教育的又一途径。同时，在职教师接受继续教育过程必须科学化、合理化、实效化。既要利用教育主管、督导部门签订培养合同以防止人才流失，又要注意培养方式上的改革。以前接受培训、进修的在职教师，往往采取同等学历跟班、插班深造的方式，忽略了继续教育对在职人员培训的实效性，致使其结果是“耗了油而灯不亮”。所以，如何科学、合理、实效地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问题，不仅是接受教育方要考虑的问题，更是负责培养培训的校方应研究的课题。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个人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存在问题的一些不成熟思考。至于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如何加强在校少数民族学生就学巩固率，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高、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尚需广大专家、学者去做进一步的论证和研究。

作者：刚杰·索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