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组织竞争力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社科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在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时代，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科类社会组织成为国家科学发展、民族文化传承与振兴、主流价值宣传、学术繁荣以及为实现中国梦伟大理想凝聚社科人才的重要载体。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经济发展组织竞争力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社会经济发展组织竞争力论文 篇1：

社会组织行政化现状与去行政化探讨

摘要：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的补充，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公共事务管理、志愿服务、慈善救援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极大地丰富和方便了公众的日常生活，帮助从前鲜少有人关注的特殊人群，近几年来呈现出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协同发展趋势。但由于社会组织发展较晚，加上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以来一直存在的“强政府”特征，部分改变社会组织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组织的正常迅速发展。

本文以对全国各省（直辖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分析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我国社会组织“行政化”现状，并对“行政化”的表现形式、危害及成因进行梳理和分析，针对社会组织的成因开展具有可行性的“去行政化”路径探讨。

关键词：社会组织；行政化；去行政化

一、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十二五”期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迅速发展，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也随着经济文化发展得到显著提高。社会组织的结构逐步优化、种类不断丰富、质量逐步提高。截止2015年底，全国现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总数超过66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2.85万个，基金会4784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2.91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对激发社会活动、促进行业发展、推进互帮互助等方面意义非凡。

从图1、图2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组织总数在“十二五”期间呈稳步递增状态，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增加最为迅速，说明我国越来越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也越来越好，在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领域为更多的人群提供优质服务。

比较图1和图3，经济发达沿海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数量明显高于内地欠发达地区，说明经济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除北京、河北、山东经济发展优势明显的省（直辖市）外，北方社会组织数量的发展略逊色于南方，推出大政府地区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如市场经济发达地区，说明政治环境自由程度与社会组织发展呈正相关。

对比图1和图4，除西藏自治区因条件艰苦工资水平较高外，经济较发达地区社会组织职工平均工资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数量更多的经济发达地区有较好的薪酬保障和制度，更有利社会组织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图5表示发达地区的社会租住捐款数高，其他地区无明显规律，说明在政府干预较少、市场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企业或个人通过捐赠给社会组织的方式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意愿更强烈、资本也更雄厚，可推测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状态，可以正反馈推进社会组织发展进而让该地区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范围更广、社会自治性更高。

二、社会组织行政化表现形式

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导致我国一直是以大政府的形式存在，社会组织长期隶属于国家或政府。登记注册、领导来源、活动经费等都较多依赖政府，同时政府强调社会组织的官方性，因而尽管近年来社会组织发展势头良好，却不可避免存在或多或少行政化表现，总结现阶段湖北省社会组织行政化的具体表现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存在形式官方化

社会组织管理隶属于各地民政部门，各社会组织需按要求在民政部门登记、予以注册后方可成立。其中，部分社会组织主要经济来源依靠政府拨款，组织内部分领导职位由退休干部或在职公务员担任，承担部分公共事务管理，行为受政府部门管理和业务指导，以上描述的一类社会组织具有浓厚官方化色彩，行政化严重。这部分社会组织在日常运作中，具有和政府管理相似的管理模式、规章制度和认识安排，因而组织发展往往受制于政府。

（二）人员编制附属化

社会组织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方社会组织，有着类似于政府的管理模式，且领导层和管理层均由行政干部担任或兼任。这一类社会组织由于领导层同时是行政干部，往往沦为兼任行政干部的政绩项目，组织日常工作服务于政府大局，模糊自我组织价值定位。抑或是因为兼职干部行政工作繁忙无暇顾及社会组织运行或是政务、社会组织日常工作一把抓，统一使用政府管理模式，导致政社部分日益严重。

（三）组织运行指令化

现行社会组织的组织架构及日常运转模式贴近政府部门管理模式，甚至直接与政府部门混合办公，在日常管理中直接运用政府办公网络、渠道及人员开展工作，各项工作的开展更接近于行政命令，行政化色彩浓重。例如夷陵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协会在招募会员时，以函件形式从夷陵区政务办公门户网站传达至各乡镇党政综合管理办公室，再由乡镇组织摸底及联系符合标准的协会填报资料加入会员。

（四）监督管理行政化

因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前需要经过其对应的业务主管部门审批，且由于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因此能否注册成功完全依赖于业务主管部门的评估决策。且在登记注册成功后，由民政部门及其业务主管部门共同监管，由此可见社会组织从登记到运营都受到政府部门的严密控制和监管，进而导致在人财物的管理和支配上失去自主权，最终丧失了社会组织成立的初衷和发展目标，沦为政府开展公共事务管理的工具。

（五）资金筹集单一化

社会组织要保持其独立性和一定的自主权就必须确保有足够支撑正常运转的资金来源。大多时候，一个社会组织获取资金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发挥社会效应的能力，甚至是存亡。但现阶段，社会组织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筹集能力弱、方式单一、渠道少，据文献了解到，湖北省社会组织在收入和资金筹集结构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政府提供财政拨款和补贴：第二位是组织成员缴纳的会费；第三位是组织开展活动或是承接项目所获得的营业性收入；第四位是企业提供的赞助和项目经费；第五位是政府提供的项目经费；第六位是募捐收入。可见，社会组织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政府的支持而不是承接项目及企业项目经费。这种现象将进一步导致社会组织唯政府政策马首是瞻，将自己的组织目标向政府期望调整，行为模式也逐步向政府部门靠近，最终更加依赖政府、行政化更严重而喪失了社会竞争力。

三、社会组织行政化危害

（一）抑制社会治理多元化

“大政府”全面管理社会事务，不仅难以实现政府职能改革中转移政府部分职能归还社会自主管理的初衷，而且社会组织因为政府的控制而改变了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失去了社会自主管理职能，因为政社不分家导致最终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时仍然是政府一手抓。

（二）导致社会组织自利化倾向

行政化社会组织与业务直观单位的关系不规范，债权关系不明晰，容易沦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小金库”。由于社会组织挂靠业务主管单位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双方各取所需，组织在为本单位甚至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会为挂靠单位提供好处。如今，社会组织为获取最大化的政府政策资源及扶持，获取垄断地位或超额利润，从而主动挂靠单位力求“寻租”，甚至通过贿赂的方式和行政干部笼络关系，最终引发政府部门廉政建设问题。此外，部分社会组织会以“利益团体”的方式缩小服务范围，为了自身特殊利益而仅为特定的人群提供定制服务，弱化了组织本身的公益服务性质。由此可见，社会组织的行政化会导致社会组织偏离公益路线，走上自利化道路，长此以往不利于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损害社会组织公信力

目前社会组织认同度低，公众在面临问题时仍习惯性寻找政府解决，对社会组织信任度不够。甚至部分公众对社会组织及其作用存在认识上的误解。因此，提升社会组织的形象，加大社会组织宣传。积累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行政化的社会组织运行模式，行事风格，处理手段与政府无异，且官僚作风严重，导致公众对社会组织认识存在误解。另外，行政化的社会组织着眼于和政府打交道，工作重心偏离公众，对政府负责，忽视公众利益和诉求，脱离社会基层民众。

（四）阻碍社会组织自身发展

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通过志愿服务、自律等一系列机制来实现，体现的是社会组织专业的本质属性。但行政化使组织忙于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无暇顾及自身建设，弱化组织内部民主机制和自治原则，这种行政化导致的家长式特权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阻碍了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如孙发峰所说：“行政化使社会组织的工作职能扭曲，因此，行政化程度与社会组织的组织绩效呈负相关，行政化程度越高的社会组织，其组织绩效越低下。”而且行政化的组织内部关系滋生了腐败，其组织透明性和社会公开度骤然降低，起不到社会监督作用，也无法兼顾社会公共利益，过度依赖政府，强化了组织行政化趋势，与公众的距离越拉越大，公众的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无法得到有效调动，进而阻碍社会组织从社会层面获取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让组织最终失去公众支持。四、社会组织行政化成因分析

（一）强权政府“大政府”行为

“大政府”将自己的管理之手伸向各行各业、各个公共管理领域，试图通过将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掌控在自己手中来实现社会、市场的稳定。尽管现在进行政府职能改革，要求简政放权，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通过基层权利将社会建设与政府的治理目标结合起来的现象，许多社会组织无论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性存在还是为了获取政府掌控的社会资源，都不得不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此外，由于政府为了更好地监管社会组织和利用社会组织实施公共事务管理，不少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由政府建立，甚至部分社会组织机构直接设立在政府机关中，成为典型的“二政府”。

（二）双重管理体制带来的自主性缺失

如周红云博士所说：“双重负责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队社会团体归口管理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管理体制并不是以发展社会组织为目的，更大程度上是方便于行政管理，降低和控制社会组织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同时也规避了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责任风险。然而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并不是以发展社会组织为目的，这种管理体制却极大地限制了其组织自主性发展，造成社会组织独立性的缺失。”社会组织为实现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合法化的目的，不得不将自身组织的发展目标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甚至在其管理体制、组织构成等方面都尽量与政府保持一致。在组织建成之后，因为由业务主管部门监管和进行业务指导，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社会组织的自由发展，在项目开展上愈加依赖主管部门。

（三）现行法律法规不健全

现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都只具有较为笼统的规范，操作性不足，且各地实际开展社会组织管理工作时运用较多的理论政策依据是各级各政府的红头文件，使得政府权限过大，社会组织更加受制于政府，发展权限备受压制。

（四）既得利益者巩固“行政化”

部分官方社会组织因为是行政干部兼任，社会组织服务好政府中心工作是干部行政政绩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愿意舍弃这部分蛋糕，最终进一步强化这部分社会组织的行政化程度。而部分非官方社会组织因为在于政府的周旋中获得了不少政府扶持资金的项目，或是在关乎民生且高利润的行业因为政府的支持而成为垄断性的服务型组织，他们会在行为上进一步向政府靠拢以继续获得政府的支持，进而推进社会组织的行政化。甚至部分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利用组织内的职务之便利用减免税收、资格认证、发放证书、开办培训班等政策优惠和组织职能进行营利化活動，谋取私利。

五、社会组织去行政化路径探索

（一）弱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管控权力

1.加快政府职能改革步伐，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社会的组织关系。改变以往推进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处于绝对核心领导地位的局面，强化“小政府、大社会”建设，尽快实现政企分离，给社会组织更大的发挥空间。

2.简化审批登记制度，改革双重管理体制。适当取消社会组织注册前置审批程序，弱化业务主管部门控制权力，变业务主管为业务指导，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减轻登记负担，逐步从政府管理角度实现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据文献了解，湖北省对社会组织简化登记制度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湖北省武汉市圈社区社会组织备案工作暂行办法，即以满足城乡社区居民文体活动、公益事业、志愿服务、公共服务、自助互助服务等需求为目的，由村（居）民资源组成、不以营利为目的且不具备法人登记条件的社会组织免于登记，直接在所在辖区街道或喜爱那个镇办事处民政办进行备案登记工作：二是关于对四类社会组织试行直接登记的通知，即2014年3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工作。

（二）强化社会组织自身全面发展

1.完善组织自身管理制度建设，与政府管理模式相区别开来，从“人治”向“制度治理”转变，引导组织针对自身发展目标做出科学性的决策部署，推进组织良性发展。

2.拓宽资金获取渠道，将资金来源更多地向市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有偿公益服务）、企业公益项目、社会捐助拓展，增强社会组织自身在资金上的独立性，从经济上弱化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

3.做好组织内部人员管理工作，推动行政干部推出社会组织，还原社会组织民间本色。同时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和激励制度，广泛吸纳有志于从事社会工作、公益服务、慈善项目等的优秀专业人才，完善组织内人员架构。

4.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特别是资金收支、服务对象方面应及时做好公示公开，通过高度透明的运行模式取得公众的信任，尤其是基金会类公共组织在遭受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后公信力跌到谷底，应该更加重视组织自身的自律自查，提高组织公信力。

（三）强化组织发展中社会促进作用

1.由市场需求而不是将政府意志通过资金补贴等方式决定组织存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组织在面临市场需求的挑战时会进一步强化自身建设、拓宽资金获取渠道、提高服务质量、提升组织公信力，并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发展。在社会需求改变时也能及时调整组织发展目标，在社会更加需要的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发挥热量。

2.加强社会监督，形成政府及主管部门监管之外的公众、媒体、第三方评估（监督）机构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以及同行业之间的互律监督。确保社会组织运营透明化，并给予社会组织综合客观地评估，最终督促社会组织能不偏不倚地向组织目标发展，真正地在自己所处的公共事务管理领域为社会服务。

作者：尤佳

社会经济发展组织竞争力论文 篇2：

湖北省社会科学类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研究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社科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在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时代，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科类社会组织成为国家科学发展、民族文化传承与振兴、主流价值宣传、学术繁荣以及为实现中国梦伟大理想凝聚社科人才的重要载体。湖北省作为社科大省，社科类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组织类型不断丰富，学术研究覆盖面更广，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但在发展中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平衡、发展视野不开阔、造血能力不强、人才资源配备不足、服务形式不丰富等问题。社科类社会组织要强化自身建设，同时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引导，积极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

[关键词] 社会科学；社会组织；社科类社会组织；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1]。社科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引领与宣传社会科学理论、传导公共价值、配置社科研究资源等主要功能，其发展水平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湖北作为社科大省，社会科学研究总体规模、综合水平及社会影响力一直处于全国前列。湖北社科类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数量逐年增加，组织类型不断丰富，学术研究覆盖面更广，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对于湖北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有力推动了湖北跨越式发展。
一、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一）数量提升，质量优化

湖北科教资源丰富，高校、党校、科研院所等高等社科教育研究基地云集，为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才支撑。同时，湖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也为社科类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截至2017年3月，在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登记管理的共有197个会员单位，其中省级社会科学学术团体160个，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22个，市州社科联15个。在197个会员单位中，省级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和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共182个，其中由省社科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省级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和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112个，全省社科类社会组织近600个。在国家政策大环境和湖北地方优势的共同作用下，改革开放40年来，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社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在不断的摸索实践中实现了数量的大幅提升、质量的逐步优化。

（二）覆盖更广，类型细化

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在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承中与时俱进，社会组织涵盖面更广，涉及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覆盖了人口学、体育学、妇女学等综合类学科；随着社会科学研究视野不断扩展，社科研究问题更新迭代，一些新兴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组织也在湖北迅速发展。譬如2014年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成立的国家治理研究院，是湖北省社科界积极响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的号召，贯彻习总书记“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重要指示，汇聚学科骨干研究力量成立的社科类社会组织。2017年1月成立的湖北省长江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研究院，是立足湖北、服务华中，集成高水平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广为一体的PPP专业研究机构。这些社科类社会组织精准定位社会发展现实，细化研究指向和服务对象，丰富了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对现实关注的广度，满足了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发展的不同类型的需求。

（三）水平提升，服务深化

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通过搭建理论研讨、学术交流、理论宣导、成果评奖、课题研究、咨询服务、人才评价、社科普及等平台，整合和配置社科研究资源，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服务中央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社科类社会组织通过建立社科教育基地，开展“社科普及周”、社科专家及志愿者服务队“六进”等为基层干部群众答疑解惑的科普活动，与“荆楚讲坛”、社科网科普等线上社科宣传平台相结合，打造湖北特色的社科普及品牌。在咨询服务方面，湖北多个社科类社会组织结合自身研究优势，通过探索完善與实务部门的长效合作机制，开展跟踪调研、成果评介等活动，推动自身科研能力与研究实效的双提升。一批社会组织立足于建立中国特色高水平新型智库，着眼于为地方、省及中央领导机关提供决策服务，课题研究成果，被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采纳，得到领导的批示和重视。

（四）管理完善，运行规范化

湖北省立足社科类社会组织的特征，结合具体省情，在实践中摸索，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形成了适合本地实际的社科类社会组织管理格局。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呈现出分布广、会员数量从基层向上随层级递减的“金字塔”特征。目前，省、市、部分县相应成立了社科联，对口管理各行政辖区内的社会组织，基本形成分级管理的机制。对社科类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各级社科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主要指导社科类社会组织业务工作；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机关，主要履行登记管理与监督职能。社会组织内部机构设置日趋完善，运行逐步规范化。社会组织设置了理事会等内设机构，一些成员人数较多的社会组织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随着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一些大型社会组织设置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实体机构，如秘书处、分会、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等[3]。社会组织内部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社科类社会组织活动在法律规章的范围内有序开展。

（五）导向明确，党建强化

意识形态性是社科类社会组织的重要属性之一，为确保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社会组织的各项工作、活动始终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思想导向，湖北省在全省社科类社会组织中不断强化党建工作，始终把增强社会组织党性意识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湖北省社科联紧跟中央要求，社科联党组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以及省社科联所属二级单位的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学习党中央提出的系列重大指导思想。将大政方针与社科研究相结合，组织社会组织开展各类专题宣传、学术交流以及红色实践教育活动。如社科联整合社会组织资源，组织召开“习总书记7·26讲话”“全面从严治党”“两学一做”专题研讨会，在宣传学习研讨会成果同时，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与吸引力。社会组织通过抓住一系列党建宣传的“关键点”与理论学习实践的“常规面”，点面结合，构建立体化党建工作常态机制，将党的意志和要求传导到每个所属社会组织之中，成为社会组织工作和活动的方向指引。

二、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水平不平衡

湖北省现有的社科类社会组织队伍逐年壮大，但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据调查显示，75%的湖北社科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相关规章开展有质量的学术活动，并按时完成年检工作；这其中50%左右的社科类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具有一定规模，并通过会刊、网站等载体增加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20%左右的社科类社会组织能高效整合社会资源、定期开展高质量的社会组织活动，具有较高层次的社科活动品牌与社会认可度。余下约20%的社科类社会组织则处于发展停滞状态或面临生存危机，这类组织都不同程度地缺乏生存活力与竞争力。发展的不平衡还体现在不同学科之间，由于学科谱系本身的特点及学科与现实结合敏感点的不同，有的社会组织庞大且具有较多跨学科生发的增长点，而一些基础研究的社会组织则由于其精、专的学科属性而保持较小的规模。此外，由于社科类社会组织成员主要来自高校、社科研究机构，而具有较好经济发展条件和教育资源的大型城市集中了优势科研力量，湖北地区经济发展、人才文化水平差异，加剧了社科类社会组织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二）发展视野不开阔

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虽然保持着蓬勃的发展态势，但在创新工作思路、打开发展视野上仍处于摸索阶段。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沃的生长土壤，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新的增长极；伴随着改革发展进程的推进，社科类社会组织的科学决策与智力支持的强大智库潜能将被更大的激发。中央、省已经出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社会组织自身还缺乏“主动有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开拓意识，不能调整旧的思维惯性，对自身新的功能定位比较模糊，与社会发展对社会组织提出的新要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部分社会组织成员认为社科类社会组织“保持现状”就是社会组织本身的固有特征，还停留在完成“开开会、做做课题”的规定动作的工作思路上，导致其所在的社会组织“暮气沉沉”。社科类社会组织还未充分认识到“有为才能有位”的重要性，只有主动强化社会组织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方式与提升社会组织活动的社会影响力，才能为社会组织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造血能力不强

社科类社会组织属于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应是社会组织内部利益表达与其他治理主体有效衔接和沟通的独立组织体，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及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水平等原因，部分社科类社会组织主体性不足，仍处于较高程度的资源依赖状态，尤其是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与政府依附关系紧密的社科类社会组织，其生存状态取决于所附属行政部门的重视程度，一旦脱离政府输血这根“脐带”，这些社会组织就面临生存危机。受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制约，社会组织就只能“等、靠、要”政府指定任务的给养；由此导致社会组织客体化倾向严重、运行发展迟钝被动，又反向制约了社会组织更新理念、整合社会资源、完善机制建设。造血能力是社会组织独立生存的基础性能力，这一能力的缺乏是限制社科类社会组织大发展的瓶颈。

（四）人才资源配备不足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与合理的人才结构，是社会组织良好运行的基本保证。社科类社会组织属于智力密集型社会组织，对管理层及工作人员的配备具有相应的专业要求。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决定了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组织开拓能力与社会影响力；专职人员的专业精神，决定了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运行形态和组织的凝聚力；社会组织成员的业务水平，决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创新能力与成长潜力。据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社科类社会组织缺乏专业、专职的工作人员，社团工作和对外联系大多由挂靠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内的工作人员处理。部分社会组织运作没有固定团队，分工不明确，主要日常事务都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遇到举办活動再临阵调兵，临时调用学生或聘用工作人员。有的社会组织管理层观念滞后，对内缺乏制度管理意识、对外缺乏竞争意识。一些社会组织内成员业务水平不高，科研能力不足，难以提供高质量的社科服务产品。

（五）服务形式不丰富

社科类社会组织需要把握社会的需求，并以需求为导向挖掘自身能力，开展各项服务。据调查显示，目前湖北社科类社会组织服务还存在形式固化、新意不足、成果转化困难的问题。虽然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近年来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成效显著，但服务产品主要还停留在传统的科普服务、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上，课题研究成果很少能形成链条并进一步延伸、转化。由于对社会多元需求捕捉的敏锐度不够，一方面需求方无法得到所需产品服务，另一方面作为供给方的社会组织发展空间狭窄，服务产品形式单一，产品服务精准度有限。由于缺乏创新意识，服务采用新技术手段和借助融媒体平台不足，制约产品社会影响的广度和速度；由于社会组织成果反馈和激励机制不足，缺乏持续打造服务产品品质的驱动力，影响社会产品服务的深度和强度。新时代，社科类社会组织要找准新定位，多出新点子，在“集思”“创智”“咨政”“启民”和“育才”上走出新路子。
三、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发展对策建议

（一）推进政社分开，打造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一方面，社会组织是弥补市场不足、承接政府职能、激发社会潜能的社会治理主体，在国家现代治理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推进政社分开，改变社会组织“准行政化”部门的角色，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前提。政府要转变职能，从社科类社会组织中退出来，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促进社会组织自我成长、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政府应改变直接对社会组织进行人事安排的管理方式，若安排国家工作人员到社会组织任职应通过严格程序选任；社会组织作为某种公共利益诉求的集合体，其生存也要遵从市场竞争规律，因此应让社会组织具有财政决定权；社会组织活动只要是在依法依规范围内开展的，政府应给予其更多的自主空间。

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对社会组织的了解及认同度还不高，从“弱社会”成长为“强社会”还需要政府力量的引导和支持。政府应做好“放管服”工作，通过简化审批程序、降低准入门槛、调整登记要求等，为更多社科类社会组织快速生发创造便利条件；强化引导方式，通过出台各类优惠政策，营造有利于社会组织成长的外部氛围等，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良好土壤。如通过人才和税收政策、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加大对社会组织活动和功能的宣传等，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政府通过积极引导和严格监管，对社会组织实现从纵向管控到横向合作共治、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监管的转型，激发社科类社会组织成长动力。

（二）发挥社科联枢纽作用，引导发展方向、凝聚发展合力

社科联要牢固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守住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阵地，对学术思想中的导向问题，要旗帜鲜明地站稳立场，时刻牢记“党的理论观点的正面宣传者和正能量的凝聚者”的职责。将提振中国梦信心、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贯穿到日常工作和所指导社会组织的各项社科学术活动中。同时，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社科联还要提升自身“联”的能力，做好“合”的文章，拓展工作思路，完善职能职责，加大整合省内丰富的社科类社会组织资源的力度，让社科联成为主流价值在社会组织中的“中控台”、社会组织资源的“接合器”、公共信息的“集散器”、社科服务的“放大器”。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凭借社科联的力量，将分散的社会组织结成网络，理顺社会组织与政府间关系，实现对社科类社会组织的价值引导；借助社科联平台，打造社会组织活动的优质品牌，扩大社会组织活动的影响力和认知度；通过社科联的枢纽作用，一方面开辟社会组织之间互相交流经验、共享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了解社会组织发展中的诉求与问题并给予支持。充分发挥社科联的功能，调动社科类社会组织的活力，提升社会组织工作的效率，促使社会组织整体能力水平的提升。

（三）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律制度，科学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机制

社会组织的发起和成立需要法律规定的许可，社会组织的运行需要法规体系的规范，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需要规章制度为其提供稳定的环境。但是，目前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的相应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已经出台的相关条例规定的内容滞后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在认真贯彻《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措施的同时，亟需出台一部以社会团体为调整对象的单体法，让社会组织的成立愿景、活动边界都有法律可遵从；让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相应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让社会组织的架构设置、管理体制有法律可遵循。在不断完善社会组织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还需要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机制。依靠现有管理方式，社会组织难以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社会组织日常工作管理中，应按照现代组织治理的方法，引入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战略管理、项目管理和公信力管理模式。完善评价机制、健全问责机制，尽快制定一套科学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变“事后检查考核”为“过程管理、全程监督”，优化社会组织效能、释放社会组织潜能。

（四）强化自身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综合实力

社会组织综合实力的关键在于人才，社会组织个体成员的高素质决定了社会组织整体发展的高水平。社科类社会组织成立宗旨与追求战略愿景的达成，需要三方面人才共同努力：一是社会组织负责人的领导力。包括鲜明政治立场、前瞻性发展定位、创新思维、市场竞争意识、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对外交流宣传能力、广泛吸纳社会资源的能力等。社会组织领导者的决策力决定了一个社会组织“从哪里出发”，其执行力决定了这个社会组织“能走多远”，领导者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二是专职人员的业务管理能力。社会组织的日常事务和活动的开展需要专业团队管理，职业从业者的业务能力，是组织高效平稳运行的重要保证。三是社会组织成员的学术能力。社科类社会组织高质量社会服务与高水准精神产品的呈现，都要依靠高学术能力的团队。学术人才为社科类社会组织带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前沿的学术研究思维、更丰富的产品服务创意，学术人才是社科类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建议建立社會组织领导者人才库，健全专职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并加大优质社会组织表彰力度，以吸纳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社科类社会组织中。

新的时代，社科类社会组织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将时代使命、学术追求、服务精神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建设事业之中，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黄浩明，刘银托.科技类社会团体发展报告[J].学会，2012，（6）.

[责任编辑：朱苗苗]

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作者：陈思

社会经济发展组织竞争力论文 篇3：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发挥也越来越明显。本文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主题，通过对上虞379家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发挥现状、典型案例的剖析，查找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最后从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政府要加强扶持力度、政府与社会组织要实现良性互动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治理;上虞区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近些年，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日益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规模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000多个发展到今天的70多万个。①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以及作用发挥上仍存在不少问题，仍没有很好地找到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的最佳平衡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治理方式的推进。如何打破社会组织发展的桎梏，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一个亟需破解的课题。

一、上虞社会组织概况及基本功能

近年來，上虞社会组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绝对值上看，截至今年7月份，上虞依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共计379家，其中社会团体23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40家，基金会1家。除此之外，还有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831家。根据上虞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按照上虞区常住人口78万人计算，上虞区常住人口中每万人拥有登记社会组织数达到4.8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均值约为2.7家/万人），但与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50个以及发展中国家每万人拥有10个的数量相比还是存在不少差距。

从类型分布上看，目前在上虞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类社会组织占主要部分，占到了总数的62.8%，其次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占总数的36.9%，基金类最少，只有1家，占比不到0.3%（见图1）。

从行业分布上看，社会团体类社会组织中，专业类的居多，占到了41.6%，其次是联合类和行业类，分别占到社会团体类社会组织的17.2%和17.2%，最后是学术类、研究类和联谊类（见图2）;民办非企业类社会组织主要是各类培训学校、幼儿园，占到了总数的74.4%。

从发展历程上看，上虞最早的社会组织成立于1981年，但在最初的20年间，社会组织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每年1～4个，甚至有的年份一年内一个没有）。进入21世纪以来，上虞社会组织突飞猛进，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2015年，是上虞社会组织成立数量最多的年份，仅在这一年，上虞就有61家社会组织成立（见图3）。

图3 上虞社会组织发展历程

近些年，上虞区委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建设越来越重视，陆续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关于培育和发展乡贤参事会的指导意见》、《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实施意见》、《上虞区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等组织领导职务实施办法》等多项激励性政策措施，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此外，为更好地推动社会组织发展，2014年7月，上虞成立了绍兴市第一家实体运行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旨在为基层社会组织提供帮助支持，搭建社会组织、政府部门、企业和学界间的交流平台。服务中心总面积300多平方米，主要设有办证服务区、集中办公区、小型活动区等，配有会议室、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投影仪等硬件设施。目前，第一批入驻中心的有“上虞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点亮一盏灯志愿服务总队”、“上虞区民间组织促进会”、“上虞区社工协会”、“博爱社工服务室”、“娥江天使乐益行”等6家社会组织。中心向入驻的社会组织提供优质的工作空间，通过培训辅导、专业咨询和资源共享，帮助社会组织在团队建设、机构治理、资源拓展以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全面提升，培养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上虞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具有六大功能：

1.行政审批职能。把上虞区民政局原设在区便民服务中心的社会组织的审批事项、年检业务都移到服务中心集中办理，便于社会组织进行登记注册、简化审批手续。

2.孵化培育功能。对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等社会组织，在办公场所、办公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等多方面予以支持。重点为已登记注册但欠缺独立发展能力的社会组织和初创型的公益机构免费提供场地设备;为尚未达到注册标准却致力于公益事业发展以及具有榜样性、示范性和带动性的社会组织提供注册协助;为成熟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培训、经验交流、信息共享、项目申请、成果展示等支持。

3.宣传推介功能。不定期开展社会组织风采展示，服务成果进行实地推介，宣传社会组织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4.培训交流功能。通过聘请专业团队，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人才队伍进行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专业知识培训，定期开展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会议、专题论坛和学习考察活动。

5.信息咨询功能。搜集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信息、公益资源以及群众的需求信息，开展政策性课题研究，搭建信息桥梁，使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功能与社会需求实现有效对接。群众可以通过服务中心的电子触摸屏查询全区所有的社会组织的基本信息，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的信息情况、活动照片可以在中心发布，有些公益类社会组织与市民的互动交流、活动策划也可以在中心举行。

6.公益创投功能。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投项目竞标，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政府把部分公益服务职能更好地“外包”给正规专业的社会组织。

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状与困境

（一）参与社会治理现状

1.募集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务。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募捐活动、慈善晚会等筹集善款，吸纳各种社会捐赠和闲置资金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点亮一盏灯”是一个向社会弱势群体奉献爱心、开展公益活动的民间组织，创办于2009年，其活动宗旨是“凝聚爱心力量，援助弱势群体，用心点亮一盏灯，让爱温暖万颗心”。近些年，“点亮一盏灯”爱心团队积极开展助学结对、助困济人、寻亲、义卖、关爱农民工子弟等活动。在过去的几年里，“点亮一盏灯”发起爱心活动1250余次，共募集善款1000多万元，以每月资助生活费的方式结对贫困学生388人，使4000户贫困家庭从中受益，爱心足迹遍布半个中国。此外，其他社会组织也在各自领域积极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如“平安综治协会”全方位排查、掌握困难新居民家庭和学生情况，落实结对帮扶机制和定期走访机制，共结对困难新居民家庭138户，困难新居民学生202名，落实帮扶经费6万余元。崧厦镇祝温村“乡贤参事会”筹集资金，设立“关爱基金”，丰惠镇双溪村“乡贤参事会”每年年底慰问老党员、老干部和困难群众。

2.参与乡村建设，助推经济发展。近些年，上虞社会组织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上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简称“农合联”）①积极为农户提供涉农融资、争取项目资金等服务，仅2016年，区“农合联”依托大通小额贷款公司，以银行基准利率为“农合联”会员提供涉农融资服务，累计发放各类涉农贷款2114笔，贷款总额2.37亿元;区、镇两级“农合联”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争取项目29个，取得各级财政扶持资金2500余万元。再如“乡贤参事会”也在新农村建设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上虞“乡贤参事会”陆续组织一批批乡贤回乡参与乡村建设，通过设立基金、扶持建设等形式，数百家企业和众多社会贤达为新农村发展注入了数亿元的建设资金，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源源活力。同时积极开辟乡贤参事议事渠道，设立“乡贤参事室”，制订工作制度，明确规定乡贤参事会和乡贤参与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如上浦镇东山村“乡贤参事会”积极参与该村建设，认捐承包该村道路、河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3.协调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上虞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能量，积极开展社会调解活动，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乡贤参事会”充分发挥自身德治、善治的力量，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力求群众办事、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四不出村”;建立“乡贤调解工作室”，成立以新乡贤为核心的203个老娘舅工作室和5个专业民间调解机构，将一批热衷于公共事业的新乡贤吸引到调解队伍中来，有力促进了乡村自治、基层和谐稳定;盖北镇珠海村“乡贤参事会”副会长刘百兴，成立了百姓（兴）调解室，专门为群众排忧解难。再如“平安综治协会”各级会员单位根据辖区统一安排，每半月组织开展一次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的摸排化解活动，积极参与日常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自2009年以来，全区三级协会共化解民间纠纷8500件，累计发放矛盾纠纷调解“以奖代补”配套资金300余万元，有效激发了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缓解了诉讼压力和信访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筑牢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

4.参与平安创建，保障社会稳定。目前上虞共有“平安综治协会”21家，发展各类会员单位1000多家，设立平安建设专项基金8000万元。近些年，“平安综治协会”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平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开展治安防范巡逻。全区所有乡镇街道都形成以专职巡逻队为主力的全面巡控，以专职或季节性巡逻为主的村级防控和单位内部安保为基础的单位管控三个层面的治安防控体系。二是开展法规制度宣传。“平安综治协会”积极开展“平安综治宣传月”、“社会协调帮教”、“归正人员牵手”等活动，对闲散青少年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并抓好特殊人群和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通过设计制作报警器、环保购物袋、个人护理套盒等平安小礼品、春联、台历、平安宣传海报等，面对面向群众开展平安宣传，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80万份。三是加强视频监控建设。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将会员单位缴纳的会费大部分投入到农村视频监控系统和“十户联防”安装上，提升基层物防技防水平。如章镇镇“平安综治协会”把推动“天网工程”作为深化平安建设的重点工作，专门安排了10多万元专项资金来推动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全镇36个行政村（居）实现了视频监控全覆盖。

（二）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困境

近些年，上虞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在具体的走访调研中，不少社会组织负责人反映，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上仍存在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差距仍然较大，具体表现在：

1.发展数量可观，但组织规模较小，自身结构有待优化。如前所述，目前上虞依法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379家，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831家，应该说，上虞社会组织的发展规模和数量相当的可观，但是从社会组织的分类上看，上虞社会组织的总体结构明显失衡，比如，公益类、社会福利、基金类的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基金类目前全区只有1家;再如民办非企业类社会组织中，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一支独大，占到74.3%，其他类别明显不足。

2.政府较为重视，但认识存在偏差，思想观念有待调整。近几年上虞加大了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但有关部门及群众还存在认识偏差，一些领导对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以及功能认识不到位，调研时一名社会组織负责人反映，当前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内心是矛盾的，既想发挥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的补充作用，又要考虑社会稳定问题，当这两者相冲突不好把握时，牺牲的肯定是社会组织。此外，社会组织的社会认知度不高，不少群众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社会组织，导致参与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的热情不高。

3.作为意识较强，但资金人才缺乏，作用发挥受到限制。“非行政化”社会组织的工作经费较少，资金来源渠道较窄，社会组织管理和指导的经费缺口较大。有的纯民间社会组织，只能勉强支撑运作，资金问题已成为制约部分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才短缺是社会组织面临的另一重要难题，目前不少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由单位分管领导、业务科室负责人或者是离退休人员兼任，真正的专职人员较少，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组织上。

三、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和群众的桥梁纽带，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格局中的作用也将日益凸显。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作为政府、社会组织自身都要转变工作思路，加强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1.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组织要想发挥好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想方设法提升自身多方面能力。一要提高专业服务能力。社会组织相较于政府有些部门，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性强、运营成本低、与社会联系密切等优势，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二要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公开、透明、自律是社会组织取信于民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组织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要素。社会组织要建立完善自律机制，以制度约束的方式来保证组织的有序规范运行，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能力。三要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在内部管理、资金运作和项目实施等过程中，社会组织应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的管理和运作经验，提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承接政府项目和服务，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通过拓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组织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提升获取服务收入、社会捐赠和会费收入等发展资金的能力。

2.政府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政府扶持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撑。对于政府来说，一要加强政策扶持。根据社会组织发展特点制定人才引进、资格认定、职称评定、福利保障等政策，帮助社会组织提升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建立政府奖励及资助制度，在涉及民生的重点发展领域的优先扶持项目中进行试点，设立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专项经费，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从事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二要加强项目扶持。通过委托、承包等方式，将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以及政府辅助性服务，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建立健全目录动态管理机制，年初公开转移职能事项和购买服务事项、具备资质条件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目录，方便社会组织更好地承接和购买政府服务项目。三要加强资金扶持。对于完成项目效果好、影响大的社会组织给予资金奖励或优先签合约，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资金引导;对于宗旨性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在居民心中口碑较好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机构或项目提供补贴，用于机构的员工工资、场地租金、办公经费等，使这些社会组织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从而发挥资金的嵌入引导作用。

3.政府、社会组织要实现良性互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积极搭建多个主体的互动平台，实现社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一方面，积极搭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平台。政府要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信任，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也是国家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对社会组织要从“单向管理”到“互信合作”转变，从监管为主到综合支持，把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部分工作交给社会组织。对于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对重点发展的社会组织，应基于全方位的培育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对接受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和政府向其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有关部门应加强绩效评估、审计监督，促进社会组织合理运用社会资源;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限制发展的社会组织，应严格进行登记管理，违法者要依法予以查处。另一方面，支持搭建社会组织间以及社会组织与企业、媒体、公众之间等各类民间平台，推动社会组织领域内外的交流与合作。鼓励支持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社会组织中来，为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加大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途径，广泛宣传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的中的典型案例、好人好事，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我们的社会组织，进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组织的活动中来。

〔参 考 文 献〕

〔1〕袁浩、刘绪海.社会组织治理的公共政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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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玉婷〕

作者：赫林 徐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