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论文

2022-04-22

摘要：毛泽东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通过解放农民，提高农民的素质为农民教育提供政治上的保障；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和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为农民教育提供物质上的保障；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不断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这是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的重要启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论文篇1：

影响和制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的研究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从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影响和制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及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出困境，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试图对此问题形成比较系统、有一定意义完整的体系，对科学发展观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影响；制约；科学发展观；深层次矛盾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和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不断吸取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理论。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把这一理论称为“科学发展观”，并根据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对这一发展观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诠释。它既是科学的，又是可行的。

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

20世纪的后20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能否认由于受传统发展观的影响，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失衡”的现象，突出表现在：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

我们以前过于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经济发展，过于追求GDP，而忽视了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忽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以社会进步为目标的发展观认为，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唯充分就业为大，怎样有利于就业就怎样发展经济，所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高投资就业弹性，随着经济增长逐渐降低失业率。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发展观，是唯经济增长为大，以为只要经济高速增长，就业问题就会随之解决。事实证明恰好相反，我国近年由于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顾实际情况，片面重视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轻视最能吸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和中小企业，使投资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就业弹性降低。1990年至2001年的11年，国有工业企业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的投资额由22820元增加到338720元，增加13.8倍；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增加就业人数由100万人降至60多万人，因此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越快，失业率越高，就业压力越大。失业问题又会加剧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升高到0.46，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跨进了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不符。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失业、分配不公、“三农”、生态环境破坏、干部腐败和黄、赌、毒、黑、骗等问题，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对抗。

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但是亿万农民的人均收入、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远远没有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所以，目前我国的小康社会仍然是不完全的、低水平的小康，有人形容城乡差别说：“城市人好像生活在西欧，农村人好像生活在非洲。”“三农”问题成了我国一切矛盾的焦点。”’

(二)人与自然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必然不惜重复建设、盲目生产，掠夺性开发土地，滥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不但祸及后代，也殃及当代。其中最严重的是发生了两轮“圈地热”。第一轮发生于1992年至1994年春天，共圈地1.5万平方公里(其中八成是耕地)，超过当时城市用地1.34万平方公里。第二轮发生于1998年，至今已圈地36万平方公里，大大超过第一轮圈地，也超过当前城市用地面积。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06年地球生态报告》称：2006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自然资源消耗量)为1.6地球公顷，生态赤字为0.8地球公顷。比世界平均指数高近一倍。专家测算显示：仅“十五”期间我国生态赤字就达到5万亿元之多。生态赤字带来的后果。就是环境恶化、灾害加重、发展不可持续。

(三)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不协调的问题

经济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予以消化；经济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过剩的生产能力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加之大量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和国际收支失衡。有些地方片面重视外源性经济而不重视内源性经济发展。有些地方领导，为了显示政绩，追求外经贸高指标，上级对下级压任务，在区域之间开展对引进外资的“让利竞争”，实行“低地价”、“零地价”、“低税费”、“零税费”。对出口实行低价倾销，引发国外反倾销诉讼；低档商品出口遭遇技术、绿色等贸易壁垒障碍；过度降低关税，招引洋货对国内生产冲击。应当认识到，不是任何外资外贸规模扩张都是好事，只有那些能够获得优势互补和比较利益。并且促进国内发展的外资外贸规模扩张才是有益的。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47％。进出口总额增长率高于国内贸易增长率，2003年出口和进口总额增长率将分别超过30％和40％。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开放应当从着重扩大规模转向着重提高水平。

失衡也许是社会发展的代价，但是为了使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然要求我们自觉摒弃传统发展观，树立整体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时代的要求。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出困境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是作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提出来的。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和改革观的丰富和发展，是实现新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就是说，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宗旨，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

(一)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我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即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这将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渡形态。我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

速推进工业化，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严格的城乡分割政策，人民公社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强化了这种过渡形态，延缓了社会转型的进程。突出的表现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按照所谓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的划分，我国城市化显然是属于滞后型的。据联合国人居中心2001年6月《世界城市状况报告》预测，202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将达到50％，203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占60％，届时我国城市化将会超过这个水平。

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农业问题是个效益问题，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关键是提高农业效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要注重从“农”字以外找出路，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

下一步的经济改革，要着眼于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国家政策要对解决“三农”问题给予更大的支持。在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十分突出，除了受工业化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外，关键还是制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诸多体制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城乡有别的投入机制。总之，体制性因素事实上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为了积极而又稳妥地实现这种转变，避免大规模社会变迁所可能产生的混乱和震荡，需要同时从城乡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是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要注意为进城务工农民创造就业的机会和生存的条件，以及加强公共管理，等等；另一方面，是妥善处理农村土地问题，避免还没有长期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根本没有非农职业的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在这两个方面目前都存在着许多尖锐矛盾，有许多政策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就是要以体制和政策创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各项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促使城乡经济体制向不断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方向转变，为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第二，推进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改革，实行“土地换社保”的政策；第三，加快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逐步统一城乡税制；第四，促进最低生活保障向农村延伸，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在农村的覆盖面；第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提高农民福利水平；第六，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第七，积极发展农村金融，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第八，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稳妥地推进撤乡并镇，适当扩大乡镇政府服务半径，不断提高办事效率。

(二)统筹区域发展，把握“两个大局”，促进共同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党从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担当起新的历史责任，丰富并形成了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

总体要求是：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发挥优势、落实政策，切实加强薄弱环节，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在布局上，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划定相应的评价指标和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

在政策上，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国家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对资源衰退和枯竭的困难地区经济转型实行扶持措施。

在机制上，鼓励东部地区支持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互惠互利机制。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等条件较好地区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在步骤上，支持经济发达地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转移，扶持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项目，加快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地区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城乡差距的问题。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要小于区域内部城乡之间的差距。一般说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因此，归根结底，地区差距问题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老工业基地的问题性质有所不同。

(三)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

只有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切实解决失业、贫困、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以及社会分配等方面的问题，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既定目标。

始终坚持重视改善民生，保证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社会全面发展而言，就是要坚持把富民放在首位，以富民的目标凝聚人心，以富民的举措鼓舞人心，以富民的实绩安定人心。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各族群众在科学发展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把财

政支出更多地向公共服务、困难群众、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和基层倾斜，加快建设一批事关民生的发展项目，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手，深入实施“民心工程”建设，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在上学、看病、住房、用电、饮水、就业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确保百姓安居乐业。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做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逐步把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继续动员全社会力量，坚决遏制毒品和艾滋病的蔓延，维护全体人民的身心健康。

(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目前，我国的人口增长已经使人均资源占有量持续下降，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使资源消耗急剧增加，社会生活高度发达已经使自然环境呈现恶化状态。人类的社会实践证明，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出现的大问题。它制约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把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同尊重自然规律结合起来。

由于基数过大和增长惯性，我国人口是低增长率和高增长量长期并存的态势。综合各方面的预测结果，2020年总人口将达到14.5-14.9亿，2035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或者稍多一些。人口问题是三句话：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解决因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各方面的“统筹”，都要从中国有十多亿人口的基本国情出发。

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人口增长使人均资源占有量持续下降，经济快速增长使资源消耗急剧增加，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与日俱增。资源约束将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不能不考虑这种基本事实。例如，水资源短缺很难通过国际贸易解决，在缺水地区不能发展高耗水工业，城市化要考虑水的承载能力。GDP翻两番，资源消耗绝不能翻两番，甚至不能翻一番。一靠技术进步和节约，二靠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因为第三产业资源消耗少。过去20年经济增长9％以上、能源消耗增长4.2％的经验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

环境问题我们早已有所觉悟，提出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实际上仍然没有能够避免。这和发展阶段有关。总的情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未经处理的污染物排放量将继续增长。在环境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国内有研究报告估计，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有报告称，在人口达到高峰之前，环境恶化的局面很难根本扭转。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不能不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这也直接关系人类生活质量。人和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从古代的屈服和崇拜自然。到产业革命以来的大规模征服自然以至破坏自然，发展到现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实质，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振兴中国的经济

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现在，我们面临着与改革开放初期、甚至与10年前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我国已经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这些决定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影响着世界。一方面，我国是人口大国，但不是资源大国。我国的所需资源和产品出口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在迅速提高。我国即将面临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以及针对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世贸组织某些条款对我国出口的限制。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调整增长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在1980-2000年间，按照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是14％，仅次于美国的20.7％。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处理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关系。市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为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必须大力开拓国内市场。为此，我国实行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有应对国际经济摩擦的思想准备和积极进取的措施，包括完善涉外经济体制，制定国际经济摩擦的应对机制，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和质量，建立双边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关系，消除WTO条款的负面影响，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提供国际援助改善贸易环境等，以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协调、稳定发展。最终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是“共赢”的局面。

统筹就是兼顾。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来说，统筹兼顾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一系列“统筹”，都是从对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来说的，都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真正做到这“五个统筹”，还有赖于制度的创新，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或者也可以说，发展观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单纯讨论经济发展问题可以说是狭义的发展观，经济发展也有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是广义的发展观，这同样存在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人们认识的规律，实践的进步，是从狭义的发展观逐步走向广义的发展观。

实行这“五个统筹”，也有一个如何相互协调。突出重点和分阶段实施的问题。“五个统筹”是从全国总体情况提出来的，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实践中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相对集中地抓好某些方面的统筹协调。例如。在农村经济比重大的地区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在对外开放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和比较高的地区，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和自然条件比较差、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统筹协调的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作者：张魁中

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论文篇2：

毛泽东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及当代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当代启示

人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必须对农民进行军事上的动员，而军事动员的基础是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因此，共产党领导农民的前提条件是对被领导者给予物质福利，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毛泽东重视农民在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如何给农民切实的物质利益、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不断提升对如何调动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的认识。

一、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基本历程

作为党内关注农民运动和研究农业问题的先行者，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生活贫苦的现状出发，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态度的分析，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为广大和忠实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等论断，指出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中的大部分就是农民运动，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是农民革命。

(一)国民革命时期

毛泽东提出了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主张，但没有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他号召共产党人到农村去，从农民的痛苦与需要出发，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斗争。毛泽东对湖南农民的觉醒给予了高度赞扬，认定农民除在经济和军事上打击地主统治外，还要开展反对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斗争，逐渐破除封建迷信；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在乡村普及，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导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就开始了各种文化运动，农民还开办夜校，学习文化，“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参与革命的热情与革命觉悟，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针对《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土地法令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如分配以区为单位、以劳动力为标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同成分劳动者的划分和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逐渐纠正了上述影响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发挥的错误，制定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以及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有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大量农民参加了革命队伍，在党和军队中出现了严重的农民意识和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及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因此，苏维埃要进行文化教育改革，解除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发展文化教育工作，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有利于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也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克服和改造农民阶级的保守落后性及其影响，是动员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的艰难环节，也是确保党的正确任务执行的关键；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以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克服和改造党内的宗法家族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改造农民的封建迷信和宗法家族思想是最基本的原则。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1937年初决定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毛泽东强调，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减租减息并不是给农民的恩赐。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指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群众的要求的做法，他强调了土改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二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损害中农的利益。1948年4月，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土地改革问题，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就土地分配问题，他主张要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因为中农具有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他们应该得到比平均水平高的土地量，而平分土地也不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对《中国土地法大纲》关于平分一切土地原则进行了修改，有利于纠正土改中出现不断平分，绝对平均，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错误。毛泽东还认为，农民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处于无权、文化上处于愚昧的状态，土地革命并不是农民解放的全部内容。农民是破除专制主义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的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因此，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使农民从封建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保障其民主政治权利，在政治上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的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使他们能逐渐地离开愚昧与不卫生状态，通过发展报纸、学校、艺术和卫生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破除封建迷信来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提高农民的素质。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四)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的生活虽有所改善，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不足、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的落后，许多农民仍然不富裕，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全国大多数农民只有联合起来，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可能实现目标，“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针对新区农民政治觉悟不高、阶级观念淡漠，农村基层干部政策水平不高和工作方法不当，地主富农的抵触情绪和破坏活动等现状，毛泽东主张建立农村土改的统一战线，通过对农民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他非常慎重地强调江南土改和北方土改在法令方面的差异，并要求修改过去的土改法令；要求慎重对待富农，等时机成熟后再去解决富农问题，“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并且在农忙时还要停一下，以便于更好地总结经验。在毛

泽东确定的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指导下，广大新区顺利而又稳妥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五)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所需，其中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农业和工业，把农民组成产业大军，既可以提高积极性，又可以增加产量，是一个“扩大公社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最终才能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现代化。1953年3月，毛泽东强调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既要发扬互助合作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生产积极性，“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继而毛泽东对农民积极性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强调农民的互助合作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前途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二、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和农业生产关系的载体，是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者和使用者，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一生心系农民，情系农业，始终和农民保持着血肉关系。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现状，特别是不同时期中国农民的现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对如何实施农民教育问题提出了若干方针政策。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解放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是实施农民教育的政治保障

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问题包括“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缩减等天然的压迫问题”一。。所谓“人为的压迫”就是旧的反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压迫，“天然的压迫”就是落后的生产力的束缚。解决农民问题就是把农民从这两个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1927年，毛泽东明确指出，从“人为的压迫”中解放农民的根本方法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具有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解决农民生活痛苦，改良土地，增加生产，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废除封建制、发展中国工业、提高文化等使农民获得解放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农民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认为土地革命能够实现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解放，解放被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不断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就是党所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农民革命，“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毛泽东在强调从“人为的压迫”中解放农民的同时，指出要从“天然的压迫”中解放农民落后的生产力，这需要全国的革命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一蹴而就之事，中国农民的彻底解放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样，也要分两步走，第二步则是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这是人民得到解放和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解放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农业发展道路、实施农民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他高度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希望通过对农民的引导和教育，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民生产力的解放，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最基本的政治保障。

(二)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是实施农民教育的物质前提

在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方面，毛泽东认为，农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后，还面临着生产生活的困难，共产党要全心全意地为农民谋利益，只有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生活困难，满足了农民的需要，才能提高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强调农民获得土地后，共产党还要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改善农民生活，减轻农民负担，才能充分地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共产党不能不顾人民群众的困难，不能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共产党能够给予人民的“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利益，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因此就要切实地去研究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并帮助人民去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更强调执政后的共产党人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反对平均主义，不断改善政府同农民的关系，搞好农民生产和生活，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1953年，针对农村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和积极分子兼职多的现象，他指出，全国农业人口中大概有四千万人左右到春季都要闹粮荒，要求必须从征粮中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必须同时兼顾到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1956年，毛泽东研究了农业合作社的分配问题，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从农民那里拿走太多，而给的代价又极低，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针对共产风侵占农民正当物质利益的问题，他承认生产队瞒产私分粮食，“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是基本上合理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列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962年调整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虽然没有彻底纠正平均主义的弊端，也没有消除对农村征收过头粮的现象，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对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思想政治教育是实施农民教育的主要手段

中国农民作为小生产和小私有者，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密切，他们外无政治权利、内无经济独立，甚至缺乏人身自由，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封建陈规陋习造成农民家族观念、夫权意识、迷信思想盛行，普遍存在着愚昧、散漫、冷漠、保守和绝对平均主义等国民劣性。农民的这些固有缺陷，会影响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有必要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来化解缺陷，强调对农民的教育是充分发挥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方法。党对农民的领导，“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劝告农民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所以，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

1.毛泽东提出了向农民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步骤和方法。前提是对农民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不能没有分析，乱讲一通，这是绝对不行的；步骤是共产党员要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方法是革命的知

识分子到农村中去，“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为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才能做得好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就怎么向农民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激发农民的抗战热情和爱国精神，毛泽东强调要针对农民整体文化素质极低的特点，采用形象直观、通俗简明的方法和寓教于乐的形式，以农村教育、文艺和卫生工作为农民教育的三种手段对农民进行教育。农村根据地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存在文盲、巫神、不讲卫生的严重现象，“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它们妨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农民在拥有了科学知识之后，迷信自然就被打破了。开展农民教育，要实事求是，根据农村的特点，以及农民的需要和自愿，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与农民的劳动、家庭、社会等活动相结合，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

3.教育农民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置于首位，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向农民摆事实讲道理，比较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坏，开展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还要教育农民懂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合作社要实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1958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农民教育发展的方向是为社会主义服务，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要培养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技术，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全面发展的新农民。

三、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落脚点在农村，而建设的关节点却在农民；依靠农民，也为了农民。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其受教育程度和基础素质却相对较低。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一)加强农民的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1.加快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既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前提条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近年来，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但是国际的平均水平，一般是教育投入占这个国家GDP总量的4％-5％，我们离这个水平还相去甚远，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教育发展的要求也相去甚远。各级政府首先要保证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包括解决农村中小学的各种费用、西部地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进城农民工子女就读的民办学校的建设等。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要明确各自的责任，切实把农村义务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财政上的大力支持来解决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经费问题，提高保障水平，齐心协力，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尽可能地减少辍学率，避免新文盲或半文盲的产生。

2.注重对农民实用技能的培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大量农村青年接受不到高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对农民实施技能培训就是应然选择，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对农民进行各种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直接手段和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水平和发展趋势方面的差异都较大，在培训时要分门别类、有所侧重，避免“一刀切”现象对农村人口教育产生的不利影响。特别要关注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班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注意技术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结合，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实用技术人才培训工程等，多层次多渠道地提高农民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一大批生产能手、科技人员和管理人才。这样，农村人口负担将逐渐转变为极具价值的人力资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将拥有足够的人才支撑。

3.推进农村各种形式的文化建设。依据“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农民的要求，着力培养学习型家庭和知识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的结构支撑，是新农村能否建设好的重要方面。在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上，着力建设结构合理、信息丰富、运转良好、服务优质的农村基础文化设施，让农民在积极参与中学到知识、开阔视野、更新思想、丰富技能，这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积极构建农民的终身教育体系，引导鼓励农民学习新知识、接受新观念，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农民。

(二)加强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

由于受到自身因素，特别是小农价值观的影响，一些农民的思想认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之间还有不相符的地方。虽然这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重视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农民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课题。

列宁认为，小农价值观的改造需要物质条件，也需要精神文化条件，特别是对农民进行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列宁认为，工农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是对抗小农意识和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农民教育问题，为了同狭隘的小农意识做坚决斗争，毛泽东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等一系列著作，剖析了革命队伍中小农思想的性质和危害，提出“克服农民和小资本主义的狭隘性”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要提升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就要引导农民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在思想上建党放在首位。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我们完成了在这样一个小农生产汪洋大国中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政党的艰巨任务，解决了把农民改造成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大问题。

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农民教育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的最初尝试，也是政府和农民解放思想的结果。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发展，还需要继续解放思想。邓小平特别注意破除农村中的小生产习惯势力以及农民身上的小农价值观的影响，解放思想，教育农民。小生产习惯势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认为，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会出现种种失误，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不足，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涉及广大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也是根除小农意识和腐朽落后意识的有力武器。

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用先进的思想和优良风尚教育农民，清除农村中存在的小农意识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保持同农民群众的坚强团结，靠的是什么?就是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靠不断地给农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靠对农民的坚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和服务工作，还靠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和优良的社会风尚不去占领，落后的错误思想和消极不良的社会风气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破除农村中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影响，教育农民，是必不可少的任务。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去教育农民，建设新农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的核心，特别是以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党的先进性教育要注重对农民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教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包括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农村神文明建设在内的综合建设；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体作用，培育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农问题”是涉及农村发展和稳定的根本问题，也是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大问题。农民是“三农问题”中最活跃的因素，如何解决好农民身上依然存在的小农价值观，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党中央十分重视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中央特别强调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些新思想、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指南。

作者：李龙强许建文

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论文篇3：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实践反思

摘要：乡村振兴作为国家“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总要求。社会工作作为致力于回应社会问题和助人自助的应用性学科，关注社会变革、民生福祉和能力建设，在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以昆山市W机构的乡村社区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行动研究发现，案例村在沿袭单一的行政性管理模式下面临村庄治理和服务供给困境，继而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与可为空间。基于项目背景和目标，构建了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生逻辑框架并应用于实践。在此基础上，对W机构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成效进行实践反思。最后从实务改进的角度，提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优化建议。

关键词：农村社会工作;乡村振兴;理论逻辑;实践反思

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项目（1320036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XGG1908）;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案例库建设重点项目（ALK201905）

作者简介：张红，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起源于19世纪末的睦邻组织友好运动是由社会工作者发起的社区居民自助互助运动，开启了社区社会工作的先河。自此以来，扶持乡村建设和扶贫救助一直都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使命，并且在优势视角扶贫策略、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农村社区评估方法等方面取得显著的工作成效[1-5]。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从“乡村建设运动→农村社会保障→新农村建设→农村精准扶贫”，总体上沿着行政性社会工作向专业性社会工作的脉络演进。2018年，乡村振兴作为国家“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总要求。社会工作作为致力于回应社会问题和助人自助的应用性学科，关注社会变迁、民生福祉、能力建设和矛盾化解，在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上与乡村振兴战略及基层社区建设具有高度的契合性[6]，突显出极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历时性的研究发现：一是秉持国家主导逻辑，采取自上而下的社區规划变迁。通过组织化和制度化方式，虽然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及资金保障供给，为农村社会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与制度保障;但是，农村社会建设也出现偏差，片面强调硬件设施的硬化、亮化和绿化，忽视软件方面的公共服务和文化建设。居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难以激发，政府“动”起来了但基层社会却无“动”于衷。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审思的是怎样使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落地生根和如何兼顾农村软硬件建设及调动基层社会动力。二是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重点探讨的是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念方法、路径策略和功能角色，大多属于应然性的思辨研究，缺乏整合农村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于一体的实务模式与理论逻辑的分析，以及将社工概念与现实情境结合起来进行的学理反思和方法论检视。鉴于上述两种研究动态，2019年6-12月，我们依托社会工作机构，以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参与昆山市的J村乡村社区建设项目，运用参与式观察法和非结构访谈法，客观描述J村独有的人文环境与地域特征共同形塑下的乡村社区建设和农民生活状况，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的发展困境与村民诉求。通过行动研究，深入剖析村庄如何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关注“生活”“生态”和“民生”，又是怎样利用社区资源生发出一套贴近村民需求、壮大社区内生动力的实践模式，并进一步对这种模式研究反思。

二、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案例村概况

J村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村落，所辖范围1.2平方公里，2个自然村共计342户1 033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中大量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导致村庄“空心化”、村民“原子化”、农业“老人化”现象非常突出。面对乡村的发展困境，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发展意愿，依托J村距离上海和苏州市区都仅1小时车程，并且临近周庄和锦溪两大著名古镇的地理区位优势，规划将J村纳入庞大的乡村旅游度假市场通盘考虑。2015年，乡伴集团在当地政府的邀请下进入J村开展乡村建设试验，具体内容涉及整体规划、项目招商、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土地租赁等业务。2018 年，为了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J村在政府大力支持和市场强力介入下加快发展步伐，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地催生出来。为了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乡伴集团以民宿为起点，升级打造含餐厅、茶室、陶庐、农场、咖啡厅、木工坊、水上俱乐部等体验项目在内的“乡村生活共创集群”，形成政府是制度设计者、市场是文旅融合活化剂、村民是参与者的发展格局。

（二）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2018年社会工作机构入驻前，J村的公共服务主要由村委会提供，乡村旅游项目由乡伴集团开发。在行政和市场的主导下J村遭遇发展性问题，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来助力乡村振兴。

1.村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弱化。乡村社会结构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时，出现以下情况：一是居民构成复杂。由原来血缘、地缘关系构成的村落共同体演变为陌生人社会，既包括原住民，也涵盖商铺经营者、民宿户主、景区受雇者、房屋出租者、外来务工者、驻村工作者等多样化群体（J村将原住民之外的居民统称“新村民”）。发展中怎样平衡各方利益？如何协调纠纷？二是矛盾纠纷增多。因乡村改造和乡村旅游同步推进，遂引发因施工影响民宿正常运营、自购宅基地与农业用地产权、道路与公共交通工具配置等问题，深陷繁重事务的村“两委”未能及时跟进，致使矛盾越积越深，村民的负面情绪蔓延。三是新村民的归属感不强，也不适应新村民身份，持有一种外来者的过客心态。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升民众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人与组织之间的冲突，J村的现实情况反映出村民对于社区感形成及共同体培育具有强烈诉求。

2.行政化管理色彩浓厚，尚未实现治理模式创新。具体表现有三：一是J村治理依然在“镇-村”的组织框架中运行，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制度性管控使得村民极少有机会真正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大量资本投入J村建设的同时也带来利益摩擦，开发商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博弈、村民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态度，原住民和新村民之间的资源争夺，造成政府、资方和村民三方关系的紧张和恶化。三是J村作为地方政府的乡建试验示范村，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新村民到J村就业创业，但是，不配套的管理模式和僵硬的管理方法难以发挥人力资本的最大效用，造成人才资源的流失和浪费。如此看来，村庄社会问题与制度设计之间形成了巨大鸿沟。针对J村的治理难题，必须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而社会工作的参与对于乡村治理有效及社区良性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当社会各界将关注的焦点投向经济建设时，乡村文化在市场化、城镇化、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下往往会呈现衰败之势，实质上会触及到中国社会结构内在的立命之根基。正如梁漱溟所言，建设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7]。J村行政隶属素有“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的W镇，宣卷、戏曲、书画、舞龙、小吃等都是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化元素，但J村在发展过程中过于关注经济增长，既没有充分发掘和盘活江南水乡历史积淀下来的具有鲜明群体性、地域性特征的传统文化资源，也缺乏现代优秀文化的多样化供给。新时代的乡村虽被赋予一种文化载体，但在面对家庭养老、道德沦丧等现实问题时却无力承载文化治理的社会职能。这种现象要求社会工作发挥倡导作用，在改善社区物质性环境的同时孕育和谐的社会性环境，强化乡风文明，提高村民的精神风貌。

4.缺乏可持续的“人-社会-环境”生态系统构建。现有的研究观点认为，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村民对旅游社会和环境效应的普遍关注[8]。J村在处理村庄环境整治和卫生饮水等问题时，当地政府没有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保护生态环境及其村民权益，导致村民对政府的施政举措与治理能力表示怀疑。表面上看，这一切涉及的是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问题，但深层的社会经济根源则在于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偏差——片面追求经济建设为中心，深陷“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现代化陷阱。“增长”强调单一的经济指标，而“发展”则意涵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度增长与进步。因此，营造一个生态宜居、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必经路径和必然要求[9]，J村有待实现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的转型。

三、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项目实践

（一）项目背景与目标

J村面临的发展性困境导致社区治理成效不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因阻力较大而陷入发展瓶颈。在民政部门的推动下，J村引入W社会工作机构，以项目的方式驻村开展为期三年的专业服务。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技能与实务模式，以及在链接政府行政力量和市场资源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彰显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具有极大的介入空间。

W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成立于2012年8月，秉持“所有人服务所有人，所有人向所有人学习，所有人支持所有人”的理念，致力于打造和谐的生态系统，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而构建一个互相支持与相互信任的友好型社区。根据J村的现实状况，机构认为，视现存问题为发展契机，不能完全依赖惯性的规章制度管理，必须调动社群自我涌现的力量运营社区未来发展，同时吸纳更多的外来资源，实现外部资源和内生力量的能量整合与互动交流。基于此，乡村社区建设项目确立的社会工作服务目标是，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将J村建设成为一个生态自平衡的生产生活共同体，提高社區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项目的理论逻辑

笔者团队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进入W机构，在设计服务方案时结合J村的历史文化与资源禀赋，以实践性的地区发展理论为依据，期望通过社会工作干预实现J村的服务目标。地区发展模式最早由美国学者杰克·罗斯曼提出，强调社区居民通过自助互助、民主协商的方式广泛参与社区事务，以集体的形式利用和挖掘资源，满足社区需求。社会工作者通过鼓励、支持、引导的方式促进社区居民自觉、自发地解决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发展。该模式强调政府、居民、社会组织等主体间的沟通与合作。本项目的发展目标分为两类。任务目标是为了解决农村的各种社会问题，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制定;过程目标则是通过农民参与的过程，培养其自主能动性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度，促进和谐社区的创建。我们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J村应由前期的任务目标转承过渡到过程目标，以社区为本，实现乡村旅游和社区发展的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涉及农村政治、经济、生态、生活、文化五大领域，因此，需要以系统、综合的视角来理解农民需求和解决乡村问题，农村社会工作相应地应突出整合性和针对性。服务中秉持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依托政府自上而下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力量，依据农村社会工作“五生”理论逻辑（见图1），推动基层社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三）项目服务实施

J村的社会工作实践主要围绕“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大方面展开，具体内容如下：

1.生计。“生计”包括生产和生意两项。J村的生产主要是务农，留守老人是务农的主力军，主要种植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为景区供应原材料。生意是指从务商，村中部分人员在景区租店铺经商，从事特色小吃、游乐项目等业务。无论是从事生产还是生意，有“人”才有活力。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作为资源链接者，在协助村庄吸引人才、服务人才、留住人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社会工作者系统评估社区现有人力资源的基本情况及各业务板块的人力需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吸引人才到J村就业创业。其次，对于外来人员的需求予以评估，链接适宜的工作岗位满足人才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实现精准靶向就业。第三，及时处理新村民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例如，年轻人偶尔会产生心理倦怠问题，社工有效发挥朋辈群体的作用，给予其心理支持和情绪疏导。同时，根据年轻人的文化娱乐需求，社工与村委会及乡伴集团多次沟通达成共识，在二期发展规划中设置文体活动室，配备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全天免费开放以丰富年轻人的闲暇生活。“产业兴旺”要求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应以最现实的生计发展为首要目标。社工首先评估J村的资源，明确村庄的发展模式，将从事相似工作的村民组建为互助工作组，制作公众号向外界推广宣传J村旅游。新业态的开发及升级仅靠原住村民远远不够，必须引进有想法、有创意的年轻人。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优势，成功地留住了人才。

2.生态。“生态”是指社会工作服务坚持绿色环保可持续，与乡村振兴中的生态宜居并行不悖。首先，社会工作者在原本关系紧张的政府、集团和村民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作为政策倡导者，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地方政府各项环境治理政策的落地实施;作为村民代理人，通过专业方法维护村民权益;作为资方中介者，协助集团着眼于农村社区的长远发展规划，推动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如针对前期遗存的水体污染、尾气污染、噪音污染等问题，社会工作者倡导村民组建社区志愿者队伍，定期开展村庄垃圾处理与环境保护工作，并通过“积分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充分发挥村民治理委员会的作用，修订乡规民约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同时，积极联系环境治理专家入村，实施农村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其次，实施环境保育工程，拓展和提升江南民俗景观，体现“山水乡愁”的天然意境，让“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成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在此过程中，社工扮演环保教育者角色，使得环境保育内化于村民内心，每个人都自觉形成绿色生态环保意识，自愿参与环保行为，不需要外在的行政干预即可达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和人人享有。J村的“绿色生态空间”营造，不仅带来可观的乡村旅游经济效益，而且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3.生力。“生力”意指乡村治理应体现活力，要求社会工作助力乡村社区治理突显合作与培育能力。首先，培育村民自治组织，形成政府外部支撑和社群內部增能相结合的治理格局。社工在走访中了解到，村民对于现行的“村民治理公约”及乡村管理方式存有异议，同时也表达了培育乡村自治组织的意愿。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由原住民、新村民、乡伴集团和社工机构各推选代表参与村民治理委员会选举，最终10人入选治理委员会成员。实践证明，治理委员会在村庄治理条约修订、定期召开村务会议、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及自治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社工每天定时“逛村”走访，确保乡村治理的有序和有效。如之前的道路修缮问题，引发村民与集团之间的冲突一直悬而未决，社工介入后，对双方情绪进行安抚与疏导，及时遏制了事态恶化;通过交流分别了解双方的想法和诉求，促成乡伴集团与治理委员会就此事协商，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结果。再次，社工针对村民定期开展社区教育，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合一。以自治为基础，推行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村民治理委员会、道德评议会等组织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法治为保障，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培育并壮大经营主体。以德治为引领，孕育和塑造诚信文化和乡贤文化，实现守望相助、民风淳朴的文明乡风。在“生力”方面，社会工作者扮演平台建设者、矛盾协调者、社区教育者的角色，不仅深度挖掘了社区资源，提供建设性的投诉途径反映民意，而且降低了村民的边缘化和相对剥夺感，推动了垂直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型。

4.生活。“生活”的营造，以社区共同体意识作为前提和目标，引导和促进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培养公共精神，从而形塑地方印记和场所精神，继而通过社区自主凝聚的创造力，培育了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生活”要求社会工作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与乡村振兴中的生活富裕并行不悖，这里的“富裕”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方面。访谈时发现，村民频繁提及村庄越来越有“人气”。促使我们思考的是，“人气”究竟指的是什么？一是指受欢迎的程度。游人如织，从占地百余亩的停车场就能体现。村庄务农、务工、务商等多业并举，职业结构的分化又进一步促使收入结构变化，人均年收入达到6万元，由“生存”状态演化为花样“生活”。二是指营造了一幅祥和安逸的村庄生活图景。人在此情境中，必然会改变身在其中的人。为了加强居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社工扮演“使能者”的角色，提出“食物社区”的概念，定期提供场地倡导村民参与共煮与共食，打造居民互动平台，使得原住民与外来者之间，村委、企业与村民之间的隔阂得以化解，重新找回曾经失去的“熟人社会”，而且，成功的合作经验反过来又激励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热情，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在这里，“人气”是J村公共空间营造的产物，也可以解释为一种社区精神的达成，向内凝聚了村民，向外吸引了游客。

5.生命。“生命”是指社会工作服务注重传统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人与社会之间正能量的传递，意涵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形成的社会与心理联系。首先，激活传统民俗文化。社工调查发现，当地文化对于外来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村民对于本地历史文化也有深入认知的需求。社工在村民治理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复兴本地传统特色文化，推进乡村旅游的内涵式发展。提议被采纳后，社工汇集各方力量，融合宣卷、戏曲、书画等文化元素，举办了“田间书屋”“稻田音乐节”“绕村水上昆曲鉴赏会”等大型乡村文化周活动，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间接效应是景区内不同业态的经营者也自觉将民俗意涵融入开发项目。渗透于村庄的文化符号，不仅传承了有形的物质文化，而且使传统文化本身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村民对于乡村的理解，无形中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使其共同依赖的乡风乡俗成为维系村庄良性运行的引导力量。其次，组建互助小组。社工驻村期间正值盛夏，大量施工者有中暑危险，小组成员自制凉茶在工人聚集区免费发放。这本身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其营造了一种关爱而温暖的村庄氛围。再次，社会工作者扮演“倡导者”的角色，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及助人自助的精神，增强村民的办事能力及其责任感。

四、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实践反思

在J村，传统的行政性工作方式以及市场资本追逐物质空间营造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居民多样化、精细化的服务需求。怎样解决乡村社区治理和居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社会工作力量的介入逐渐打开乡村振兴的局面。

J村的行动研究表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农民参与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可能与可为空间。第一，在发展模式上，本研究依据地区发展模式，构建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五生”框架，促进个体行为改变和社区治理有效。当然，这种改变“不是为了服务而服务”，重要的是通过服务增强个体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获取自我发展的能力。第二，在发展策略上，基于功能主义的理论假设，农村社会工作非常重视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均衡。因此，“五生”框架下的实际行动注重推动农民的参与和协作，以及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调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社会资源，强化农民作为主体的社会功能，进而解决社会问题。第三，在发展目标上，本研究侧重社会工作的过程目标。社会工作者长期驻扎乡村，对于农民需求和社区困境较了解，能够针对需求或困境供给相应的服务[10]，并不是为了形象工程完成硬性的指标任务。第四，在角色扮演上，本研究提倡社区社会工作者采用非直接干预方法，在乡村振兴中扮演链接者、倡导者、教育者、使能者、协调者等多重角色，相信民力无穷，鼓励居民关注社区事务、关心社区发展，从而实现社区内生机制的有效运转，破解长期以来乡村依靠基层政权解决社区内部问题的机械模式。

本研究尝试将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与实务模式和本土的农村社区实践相结合，但是否真正达到了践行村民自主与社区自治、培育和凝聚社区意识，实现社会和环境永续发展的服务成效，尚需将已开展的工作置于“4F”架构中反思与检验，即“事实→感受→发现→未来”。行动研究实质上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螺旋上升的闭环过程，事实（fact）意指行动者经历了什么，观察到的现象呈现何种样貌，能否通过参与式需求评估精准识别村庄问题;感受（feeling）是指行动者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角色，怎样将“所看”“所听”“所做”融汇贯通于项目理念和“五生”实务模式;发现（find）是指行动者观察和感受到的现象具有何种特征，或是觉察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对于问题的评估分析需要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未来（future）意指面向农村社会动态的发展趋势，行动者不断采取新行动、获取新发现。总体而言，项目实施中采取了一些探索性的社会工作行动并取得初步成效，但在“五生”实务模式的本土理论资源挖掘及建构方面仍然欠缺深度。今后，以获取的“新发现”为基础，重新回到“事实”观察，实现行动研究循環往复不断螺旋上升的闭环过程，生发出本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五、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优化建议

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衍生的贫困、教育、民生等问题，某种程度上社会工作针对城市社会工作。反观中国，即便在当下城镇化率已达到60%的情况下，农村社会依然占据极大的体量，尚存大量的累积问题和新生问题有待解决。鉴于此，从实务改进的角度，提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优化建议。

首先，需要在城乡融合的视域下探讨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农村被视为封闭、落后、贫穷的代名词，自然要被代表开放、文明、富裕的现代城市全盘化掉，农村沦为被否定、被肢解、被改造的污名化境地。城乡分割与对立的发展理念导致的结果是城乡差距的日益悬殊，以及农民面对风险和挑战时的无助与无奈。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则要求社会工作以优势视角切入，从社区资源和农民能力出发，注重资产、潜能、主体和自决，如此一来，社会工作可独辟蹊径，协助政府探索一条乡村振兴的新出路。其次，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尤其需要注意两点，即把握关键点和突出综合性。乡村的生产、生态和生活在空间上高度重叠，因此，社工只要抓住关键点展开工作就可能出现满盘皆活的局面，这个关键点就是“生计”。只要“生计”获得发展，乡村社会才会有人气和活力。乡村振兴“五位一体”的总方向同时也要求农村社会工作具有综合性[11]，“产业兴旺”奠定乡村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乡风文明”回应中国乡村在“传统-现代”转型中的安身立命之议题，“治理有效”形塑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生态宜居”建构“人-社会-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系统，“生活富裕”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12]。再次，农村社会工作应伴随社会变迁而体现与时俱进的学科品质。不同时代农村社会工作关注的焦点议题虽有所侧重，但乡村文化和生态环境总是“口惠而实不至”。农村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软实力，承载的社会功能是社会团结和社会链接，具有极强的“黏合性”。社会工作强调“人在环境中”，但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仅仅理解为社会环境。伴随绿色社会工作的兴起，“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也涵盖自然环境，长期受冷遇的文化和生态理应成为未来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应有之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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