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论文

小平头成了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常常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却显得激情满怀。这时，他往往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的发展，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抑或在北大的课堂，最精彩的时刻就是他端出“招牌菜”——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演讲往往会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论文 篇1：

试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行为“失灵”

摘要：实际上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经济行为本身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意味着政府一旦实行干预，市场失灵就会马上得到修正和弥补。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村的支持在不断加强，然而，我国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政府总体供给不足、供给不均衡等困境。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府行为；政府失灵

一、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行为现实意义

政府供给行为是公共产品供给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基本理论观点实际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观”，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是国家或政府的天职。亚当·斯密在（1776）在《国富论》中论述政府应尽的义务时指出，诸如司法机构、国防等以及一些公共工程应该由政府提供。约翰·穆勒（1848）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还可以行使权力来执行某些职责。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这有助于给公众提供便利”[1]。哈尔·R.范里安（2003）也认为“许多公共物品是由政府提供的”[2]。因此，政府被认为是有义务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提供公共产品被视为政府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而且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最大的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具有市场无法拥有的优势。政府可以凭借其政治权力对各成员采取强制措施，克服了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典型的农村纯公共产品如农村社会治安、农村环境保护、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等，在供给中经常会存在搭便车问题。

大量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将为我国农业经济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农民减负增收的有效途径。现在农村大部分公共产品都通过制度外方式供给，这又成为农村“三乱”现象的制度根源，严重加重了农民负担。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将从制度安排上根本减轻农民负担，并能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可以减少农业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农民是收入低、生活水平低、风险抵御能力差的弱势群体，而且我国农村大大落后于城市。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会进一步分散风险，提高农业生产的稳定系数；市场信息系统会降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减轻受纯粹市场力量作用而引起的波动性。促进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

三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加入WTO以后，我国脆弱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研究和科技成果推广以及农业相关信息系统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行符合WTO相关规则的“绿箱”政策，可以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供给中的政府行为“失灵”表现

1.政府供给总量不足

第一，纵向同国内不同时期比较，供给总量相对不足。建国以来，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总量明显不足，广大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非常短缺，无法满足和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年我国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量尽管绝对数字呈不断上升趋势，但相对比重却呈现不稳定且呈下降态势。1978年为150.66亿元，2006年达到了3 172.97亿元；但是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由1978年为13.43%下降到2006年的7.85%[3]。即便如此，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也还不能完全到位。据统计，大约有30%的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根本不到位，被短期或长期挪作他用。第二，横向与国内城市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政府供给总量也不足。与国内城市相比较，政府向农村供给的公共产品严重缺乏。政府在决定公共产品生产的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分配去向。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基本上免费享受财政投资或补贴的各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而农民却主要靠自己来解决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如养老、教育、医疗等。农村道路、饮水、电视、文化娱乐、卫生等公共产品严重缺乏。与国外相比较，我国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也严重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八五”计划时期和“九五”计划前期外，我国政府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在大多数年份都低于50%，近几年来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反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共产品的支出比重几乎都在70%以上。

2.政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失衡

表现在：第一，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主要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基础公共设施供给水平较低。改革后，随着集体经济形式的彻底解体，农民对公共产品出现了滥用情况，使这些产品一直处在超标准的运行状态下，导致其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长期的“以农补工”使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基建投资的数额也始终偏低，如2006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9 998.2亿元，比上年增长23.9%。其中，占全国人口总量56.1%的73742万农民却只占用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12%。其次，国家对农业科研投入不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低。世界各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平均约为1%，有些发达国家超过5%，发展中国家为0.5%，而我国仅为0.2%。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我国为40%，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占农业GDP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40%[4]。第二，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这类公共产品对提高农民素质和保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是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目前这两种教育都存在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市）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在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培训方面，问题更严重。但总的来说，政府对农民及进城农民工的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远远不足，难以改变目前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现状。二是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严重缺乏。解放后，我国的农村医疗保健曾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到70年代末全国绝大多数生产大队都办起合作医疗。改革后，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并未随经济发展而发展，从医疗保险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缺少医疗保险。另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人口的医疗可及性差。同时，农村地区还是伪劣药品的主要市场，农村人口的生命健康面临严峻挑战。三是长期实行的城乡分治政策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是“空白”，我国农民一直沿袭着“土地和家庭保障”模式，农民的生、老、病、死完全依赖于自身家庭及土地。四是环境保护措施不力，导致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短期的经济发展，甚至鼓励经济效益好但污染严重的企业扩大规模，提高产量，给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行为“失灵”的对策

公共产品供给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由于政府“理性经济人”的缘故，必然出现公共产品领域的双边垄断、信息不对称和预算最大化等问题，从而导致公共选择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失灵。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制度上的不合理，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造成了政府对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的不足。因此要解决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在根源上想办法。具体说，就是提高政府供给意愿，增加制度内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机制：

1.提高政府意愿，加大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行为

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集中代表，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最重要的主体，凭借国家财政必须承担起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发挥主导作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首先必须提升政府对农村的支持意愿，改变“说得多，做得少”、“雷声大、雨点小”的现状。因此，提升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意愿，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是使我国农业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所以，就应按照公共财政原则改变重城市、轻乡村的支出政策，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向城乡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同时要加强农业立法，克服农业投入的随意性。

2.明确规定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行为的责任和方式

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地域性，影响不同层次政府的支出，也决定各级政府的相关事权。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看，不同层次的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应该不同，所以，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职责，就要实行财政分权制。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应该成为保障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责权主体，地（市）、县、乡三级政府负责提供本区域范围内的地方性农村准公共品。在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方式上，应促进单一的供给主体向多元化主体转变，构建多元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政府应采取相关措施，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断拓宽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渠道，改变公共品供给只有由政府来提供的局面。

3.完善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行为的科学决策机制

为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防止无效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和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应当按照农民的需求来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为此，必须建立一种公共产品需求的民主表达机制，以充分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村民大会的作用。同样，县、乡（镇）社区内的大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建立专家听证制度，在广泛听取民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常规性的公共产品也应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检查。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赵荣潜,胡企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 [美]哈尔·R.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6版[M].费方域,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4] 吴光芸,方国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非营利组织失灵及三者互动的公共服务体系[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1).

[责任编辑吴高君]

作者：王朝晖　姚红生

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论文 篇2：

出入红墙的“三农”智囊林毅夫

小平头成了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常常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却显得激情满怀。这时，他往往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的发展，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抑或在北大的课堂，最精彩的时刻就是他端出“招牌菜”——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演讲往往会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如要谈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人物，不能避而不谈这位“海归”派的经济学者。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他成为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为了能够在国内方便地做研究，回国前夕林毅夫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收集了30箱英文文献海运回国——与许多回国的人不同，他尽量压缩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而尽可能多地带回学术资料。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在回国的这些年里，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分析工具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农业科技优先序”课题组，当时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负责领队执行这项历时3年之久的调研工作。

优先序研究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要把有限的科研投入最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研究项目，从而使科研成果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林毅夫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联合课题组奔赴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9个省、区、市，进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潜力的调查”。

这两项调查的顺利完成，为优先序研究的成功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资料。随后，课题组进行了“关于用农业科研方式解决目前我国农作物生产中存在的主要技术性制约因素的前景的调查”，以获得对科研成功可能性估计的第一手材料，为评估农业科研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优先序的最后确定奠定了基础。

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为实体研究机构，林毅夫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初创时，林毅夫与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教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兵强马壮，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居于重要地位。

农村包围城市

2007年3月6日上午10时，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大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从一些新闻报道和我自己对农村的一些考察来看，确实有一些地方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就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

200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意味着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人手。

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那农民就不会跑到城里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能够解决的，要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城市里面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地解决问题。”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说到时下的“三农”问题，林毅夫情绪激动，他认为应选择合适的城市化道路。“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来带动农村的发展。可是，应以大中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来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城镇难以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一方面要形成产业集群，只有在大中规模的城市才较易形成有足够规模、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因此，除非靠近大城市周边，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不会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中小城镇的经济主要是为高度分散的、人口稀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这样的服务业规模不会太大。”

他指出，未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是一个两级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在农村地区则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提供新增就业量有限的，以政治和商业中心为功能的小城镇。

有人提出，中国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富起来，但是农民致富靠土地是天方夜谭。对此，林毅夫说，中国现在是—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跟农民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如果局限在农村里面，只靠一亩半地绝对富不起来，而且这个群体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负担?

林毅夫表示，农民转移出来之后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真正提高在农村里面的这些农民的收入，把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就需要城市里的工业化，靠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东部劳动力是最紧张的，东部的工业化比较快，随着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也会随之兴旺起来。只靠土地是富不起来的，城市工业化实际上并不妨碍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成长。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解决农村里面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又一次挽救中国。

他还表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素质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已经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说到如何处理农民进城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系，林毅夫指出：“二者并不矛盾。要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通过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种粮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坚持这一方向，进城农民就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的资金；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返乡务农，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林毅夫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难以有现代化的消费。他强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运动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的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全世界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都住在自己的农场里，不会住在小城镇里。”

林毅夫这样分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

作者：吴志菲

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论文 篇3：

我国跨入城乡统筹发展新时代

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利益格局，不同专家学者强调的着力点各有侧重，但核心都在于要找到利益平衡点。

进入“十二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如箭在弦。从“城市”到“城乡”，一字之差却意味深长，标志我国真正跨进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代。

城乡统筹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而这个进程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那么，面对这样的调整，实践推进的着力点又在哪里?

全国“两会”前夕，本刊记者就此相关问题先后采访国内4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政策顾问团团长万宝瑞、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闽榕。

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利益格局，这些专家学者强调的着力点虽然各有侧重，但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真正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制度

城乡一体化改革触动的是我国多年来实行的城市、农村两套不同行政管理体制。

“中国城乡关系的核心的确与制度相关。因此，统筹城乡改革及其推进城乡一体化应该着眼于制度体制及法律的层面，以制度的公平矫正事实上的城乡分化和不平等，调整优化行政结构，构建统筹城乡的考核与评价体系，探讨统筹城乡发展的资产和保障。”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政策顾问团团长万宝瑞近年关注成都、重庆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之进程，对于本刊记者关心的问题，他直奔主题。

万宝瑞还告知本刊记者，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之初，国内亦有学者建议，国务院在启动这场试验的同时，制定《城乡规划法》，并且把法律的修改制定与颁布实施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在法律的引导下全面推行统筹城乡的改革。

专家的建议被全国人大所采纳。2007年4月24日，《城乡规划法(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草案》提出，未来的总体规划应包括五大类，分别是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这是乡镇首次被列入规划范围内，同时也是村庄首次被列入整体规划的体系之中。4天之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以《完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为题举行了第26次专题讲座，此举对启动“十二五”规划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

对此，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在与本刊记者的访谈中认为，在未来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制度的一体化，既是关键又是难点。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推动力量，关键是农村城市化，核心是城乡一体化，根本是新型城市化。他强调说，成都、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做出了可供推荐的探索，形成了完整的、成体系的总体设计，其核心价值，在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

成都和重庆的实践，意义在于，他们出台的制度加快了政府职能向农村辐射，基本实现基础设施城乡统一规划、公共服务城乡均等提供、公共财政城乡统筹安排、公共管理城乡全面覆盖，核心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仅如此，两地的探索还得出这样的启示：有效调整城乡统筹中利益格局，还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形成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破除横隔在城市、农村之间的政策障碍，提高城乡资源的配置效率，并通过城市与农村资源和市场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户籍

如果说体制是导致城乡差距的原因之一，那么，户籍制度却是困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一大难题，户籍后面捆绑着利益的主体，农民工“城乡候鸟”的身份矛盾日益加剧的根源即在于此。

对此现状，作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城市，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对媒体表达过他的观点：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但城市农村两种资源互不相通。“进了城的农民如果在城市得不到城市户籍的利益，回到家又要失去农村户口捆绑的利益。”而户籍制度的变革“将促使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真正实现‘以城补农、以工哺农’”。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还要完善就业机制，消除对农民工就业歧视，实现就业均等，有关部门在就业制度设计上适当向农民工倾斜，并逐步开放包括公务员等岗位在内的吸收力度。”

连玉明研究员这般告知本刊记者的同时，末了，他还加重了语气特别强调说，“户籍问题已经成为城乡统筹的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的作用显而易见。事实上，户籍的改革不仅将直接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就业期间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工作待遇，即农民工跟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还将成为启动内需、增加城市消费、增加市场拉动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农民工有了户籍以后，他们的生活习惯发生变化，在城里的消费也会增加。毕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光靠投入和基建，转变人群的生活结构，使这个人群能够更多地合理消费，这是持续发展内需的一个条件，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支点。

与此同时，由于农民工转户以后在城市里生活，农村人口逐步减少，比如说全国农村现有18亿亩地，如果是9亿农民，平均一个农民2亩，如果有3亿农民真正转到城里来了，18亿亩地给6亿农民，一个农民就是3亩地的概念。

按照刘易斯拐点理论，当城市化到了一定的阶段，留在农村的农民本身就减少到了社会总人群的10％以内，一个农民种的粮食、蔬菜、农产品要供应10个城镇居民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直接务农，因为有了规模效应，从事农业一样致富，收入不少于城市居民，城乡差别就逐渐缩小。当然，这还是一个理想状态，对中国而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长黄奇帆对户籍改革撬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效应还有另一番见解。他的定论是“农民工大量进城还会带来人口红利”。为此，他解释说，进城农民工大多是年轻人，会把城市的老龄化往后推移，使城市显得年轻。如果有些人认为农民大量进城瓜分了城里人已有的蛋糕，已有的利益，使城市生活水平下降了，那是鼠目寸光的。实际上农民工进城对城市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对城市的社会发展都是很好的。

土地

与万宝瑞和连玉明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推进城乡统筹，调整利益格局的关键点在于农村土地管理问题。

他毫不掩饰地告知本刊记者：“现阶段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说它怎么重要都不为过，这对于当前解决城乡统筹发展，消除二元结构以及城乡之间的一些大的矛盾，都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举措。”

张是我国研究“三农”问题的领军人物，影响中央“三农”政策制订的智囊团成员。在与本刊记者的交谈中，他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现在讲城乡统筹，首先需要钱，钱从哪儿来?有很大一个方面是盘活

农村的资源和农民的资产，这个资源资产最大的最有价值的就是农民的土地。”

多少年来，尽管农村土地(包括山林)和农民实际存在权利关系，但我们对农村土地资源并没有完成普遍的、有明确法律表达的产权界定。现实中，法律上虽然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并承包给农民长期经营使用，但在实际过程中，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很难落实。

更为甚者，土地资源具有空间上的唯一性。一幅土地，用到城市就不能用于种地，用于建工厂就不能用于盖酒店。由于利益矛盾与观念的双重纠缠，在土地问题上常常包含对立的看法。如何寻找利益的平衡点?

张晓山认为，这里面牵涉土地利益格局变迁的两个问题。

搞运动式的大规模土地整治，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对此让人质疑：如果搞运动式的大规模土地并居，是否就可以真正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让农民迁离世代居住的家园和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农民的意愿，要警惕出现新一轮剥夺农民土地的倾向，违背农民的意愿搞大拆大建。此其一。

其二，要重视土地整治之后增加的土地其利用是否合理、增值收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城市化是否意味着国有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农村集体土地面积不断缩小?城乡统筹发展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还要继续下去?实际上，土地金融的内涵是比较丰富的，跟土地财政一样。

投入

对于城乡统筹利益格局的调整，亦有专家强调，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才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着力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了农业的财政投入、对农业生产给予多项直补、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但实际效果有限，无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闽榕近年潜心研究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竞争力及“三农”问题，在前年召开的第6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他所作的题为《以保护和发展农民利益为导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讲引发大会的反响。这位在福建本土极为资深和知名的经济学者和博导在接受本刊记者访谈时，实话实说。

在李闽榕看来，目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多予”的数额还是太小，3年前，全国农资综合补贴资金达到482亿元，加上从粮食风险基金中预计列支的151亿元粮食直补资金，两项直接补贴资金规模达到633亿元，平均每亩补贴为41元，平均到农民身上每人也只有80多元，对解决农村生产和生活困难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法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少取”主要体现在取消“三提五统”和免征农业税上，但农业税改革前国家每年征收的农业税总额大约为600多亿元，平均到农民身上每人也只少取了80多元，平均每亩地不过少收40元左右。明取虽然少了，暗取仍然存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亩均涨价还超过了国家免去的农业税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三项之和。

“放活”的空间已经不大，在全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仍然沿袭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农业和农民，其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弱质和弱势地位被不断固化，面对市场经济的巨浪波涛，靠目前这样的放活政策，空间已经有限。

不仅如此，李闽榕的另一见解是，尽管近年中央极其重视城乡统筹的发展问题，但不少地方仍然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城市支持农村还属于良好的愿望，实质上还是农村在支持城市。

为此，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近年来，国家为了规范城市土地开发，遏制城市房地产开发中的腐败行为，提高土地这一不可再生资源的实际使用价值，对城市土地开发实行“招拍挂”制度。而“招拍挂”制度的实施，使转入城市非农用地的农村土地产生了巨大的土地价格“剪刀差”，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税收和城市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作者：钟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