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俗学的饮食文化论文

2022-04-16

基于民俗学的饮食文化论文篇1：

满族饮食文化政策问题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刘会梅，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2012届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摘要：学者对满族人们生活的关注从未间断过，对其人文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方面都有大量研究。满族饮食文化作为满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本民族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都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就需要一些政策扶持我国满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基于此，本文从政策角度出发对满族饮食文化政策进行初步分析，以求用政策法规来促进满族饮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本文在分析满族饮食文化政策问题为出发点，寻求其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包括满族饮食文化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满族饮食文化政策相关机制不完善；满族食品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完善满族饮食文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推进满族饮食文化政策执行机制建设；促进满族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满族；满族饮食文化；政策

我国学者对满族饮食文化的研究多数是从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度挖掘和探究。笔者对满族饮食文化及其政策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满族饮食文化政策几乎都在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法律法规条例中，如《城市民族工作条例》、《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凤城自治条例》中略有涉及满族饮食文化的内容。但是，还没有建立一种针对满族饮食文化方面的法规政策。并且，满族饮食文化政策少有关注其产业的发展与传承性等问题。这一点我们应该向回族清真食品的发展规划学习，清真食品有着健全的产业政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方面的支持。第二，满族饮食文化政策执行力不够，许多政策得不到及时落实。第三，满族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虽然，相关部门对此领域有着高度灵敏性和重视度，至今，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来保障食品安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制度》、《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规支持极力保障了我们生活中的饮食安全问题。然而，我国在满族食品方面的安全保障政策却少之又少。

一、满族饮食文化政策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满族饮食文化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1、满族饮食文化的产业发展政策落后

现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东北地区有一些满族饮食文化产业发展项目。中华饮食文化馆里面有收录一些满族菜品和满菜体验项目；沈阳满族一条街、满族风情园等地方有一些小商铺经营满菜；当然也有一些大型餐馆经营满菜，比如，满菜八大碗连锁店、沈阳清文化主题、沈阳老八旗酒楼、东北佬菜馆等；民族文化旅游景点也有经营一些满菜餐馆，如沈阳市怪坡旅游景区的满菜馆。由此，可以看到这是具有潜力的一大开发项目，我们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发展满族饮食文化产业发展，让其星星之火燎原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2、对满族饮食文化的传承性不足

辽宁省是满族的发源地，其省会城市沈阳曾经也是满族的政治中心。如今，还较好地保存着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一宫”和“两陵”。当然，沈阳市街上也能零星碰到几家满菜餐馆，如八大碗、大清花饺子，但是这些餐饮业在经营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菜品不符合大众消费习惯；资金短缺；厨师缺乏；品牌竞争等等，导致一些老字号的餐馆也走向了没落，长此以往，满菜将逐渐淡出餐饮业的舞台，这些问题都严重阻碍了满族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满族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工作具有极大挑战性。

残酷的现状迫使我们必须重视满菜的未来发展道路。其实，与别的菜系相比，满菜也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发展道路更是开阔。比如，满族的民族特色文化游，尤其是满族风情一直都是东北地区文化旅游的品牌之一，受到社会一致好评。很多游客都希望能品尝一下地道的满族菜。因此，大力宣传满族饮食文化，不仅能丰富各地旅游的内涵，而且能使满族饮食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满族饮食文化政策相关机制不完善

每一项政策制定的目的都是经过政策执行来实现预期目标。所以每一项政策都要有有效的执行机制方能保证政策的高效率的执行。然而，满族饮食文化政策就是缺乏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而导致一些政策没能真正“走出去”。比如，在政策执行的资源保障方面，有时会存在预算下降，无法继续支持满族饮食文化政策的执行等问题；由于政策执行细则方面的漏洞，使得满族饮食文化相关单位在运营过程中得不到相应的政策扶持，据笔者走访了解，有许多经营满族菜品的餐饮业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政策福利。

（三）满族食品管理机制不完善

我国一些民族饮食文化产业如清真食品都有相应的立法保护，规范了清真食品的从生产到销售等相关环节的执行标准，促进了清真食品业的极大发展与进步。当然，这些法律也间接或直接的提到了满族饮食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内容，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法律对满族饮食文化产业相关的产品安全进行体系认证，这不仅阻碍了满族饮食文化产业发展，不利于满族饮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进步，同时对广大消费群体的身心健康也形成了潜在威胁。

二、进一步完善满族饮食文化政策的建议

（一）完善满族饮食文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

我国相关部门应该结合满族饮食文化的自身特点，出台一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政策，比如，出台一些对满族饮食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和支持方面的政策、对满族饮食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及加快促进满族饮食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步伐等方面的政策，做好从满族饮食文化传承人、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饮食文化发展等不同角度来促进满族饮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同时，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满族饮食文化发展战略构想，分步骤，分阶段的来发展满族饮食文化，让其成为一个长期性的发展战略，而不只是一阵风的效果。这样量体裁衣的打造一个适合满族饮食文化发展的平台，就能更好地为满族饮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1、促进满族饮食文化产业发展

对满族饮食文化产业发展做出更多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财政转移等，为满族饮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可以专款专用，政府可以专门筹集一部分资金用于满族饮食文化发展。对满族自治县或者其他满族集聚的地方进行必要的财政转移功能，这样目标明确，责任到位，能更有效的支持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的满族饮食文化发展。而不是像从前一样把资金分拨在整个分化产业领域或者整个满族自治县等笼统的做法。具体来讲，可以对从事满族饮食文化事业相关的企业或者事业单位进行税收优惠、减免等政策支持，以促进这些单位能减少压力，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活动；可以在拨出一笔资金来支持培养满菜传承人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帮助和支持更多的人投身于满族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事业中；可以对满族一条街等小吃街、民族风情园、满族饮食文化体验中心等有关满族饮食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域进行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这样可以促进满族饮食文化从非物质性更好地向物化发展，让人们能更多亲身体验满族饮食文化的经历，从而不仅能传播和发扬满族饮食文化，更重要的是能帮助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改善。所以这些建议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满族饮食文化的传播、发展与进步，同时也能丰富满族饮食文化政策的内容。

2、引导和加快满族饮食文化申遗的步伐

我们可以借助联合国加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的热潮，运用国家政策的进行积极引导，集中优势资源，努力创造满族饮食文化申遗的条件。具体来讲，首先加快满族饮食文化的保护力度和资源利用，一方面，广泛宣传满族饮食文化对我国乃至世界饮食文化的影响力及其生命力，另一方面，加快满族饮食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使物化的文化让世界各国的游客更具视觉和味觉的体验，让人们深刻体会满族饮食文化的魅力所在。

（二）推进满族饮食文化政策执行机制建设

满族饮食文化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内外部环境因素，以确保后期能有效进行政策执行活动。

满族饮食文化政策的制定必须符合其地区性、特色性、时代性等特点。首先，要充分考虑满族人民集聚地的地方特点，满族人大都数居住在东北，尤其以辽宁省为主，这些地方天气夏热冬冷，四季分明，地势是高山也有平原，由此，决定了满族人民的饮食具有四季分明性和地区差异性。因此，满族饮食文化政策主要倾向于东北地区满族自治县地区，并且，在不同季节可以针对不同的菜品及相应的产业做出政策支持或技术指导。其次，要注意和其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政策区别开来，针对满族人们的饮食喜好、饮食礼仪、祭祀风俗等制度相应的政策，尊重当地的饮食文化，比如，现在满族人民还流行小孩和妇人不许上桌子吃饭，政策的制定时就可以少谈男女平等、人权等来强制改变他们的风俗。最后，满族饮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满族人们的饮食文化有一部分被汉化了，融入了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元素。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满族饮食文化政策的时候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可以在保持民族特色和融合多元化两者之间找到契合点。这样在政策制定这个政策的源头部分就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对满族饮食文化的冲突或者不敬之处。

（三）促进满族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

第一，满族饮食文化产业发展应该接受工商和质检及卫生等部门的监督与检查，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也应当符合其萨马教的教规。当然，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制定专门的有关满族饮食安全的法律法规，以使相关利益部门能依法行事。第二，在满族饮食文化食品监管过程中，可以由民族部门和宗教部门带头。由于民族或宗教部门有多年食品管理经验和熟悉法律法规，所以，在满族饮食文化政策的整个环节应当积极接纳这些部门的意见，这样，满族人们在心理上也比较容易接受。第三，在制定满族饮食安全等政策时，必须构建一套协调民族、质检、卫生、宗教部门和工商等食品监管部门的执法机制，使他们职权分明，能较好的协调合作。第四，积极＼发挥辽宁大连满族食品协会等相关民间组织在满族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监督作用，保障满族饮食的安全。第五，可以有限的聘请萨满教信徒为满族饮食安全政策执行的监督员，委托监制等办法，以取得满族群众的支持。第六，积极发展食品质量安全契约机制。第七，还需要相关部门对满族饮食文化相关产业的产品进行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并跟进监督政策执行情况，保证产品的管理、物料来源、加工生产、生产流通、产品消费等环节能过关，让广大消费者能真正体验到满族饮食文化的精髓与魅力，同时能安心享受其带来的舌尖上的触动。（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冠琼：公共政策学[M].北京师范大学.2009.

[2]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食品卫生法[C].常务委员会.1995.

[3] 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C].十一届全国人大.2009.

[4] 孟聪：宽甸满族自治县自治条例[C].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0.

[5] 张涛：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5.

作者：刘会梅

基于民俗学的饮食文化论文篇2：

论王蒙笔下新疆叙事的构建和意义

2015年8月16日，耄耋之年的王蒙凭其新疆叙事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上下卷）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王蒙及其笔下的新疆叙事再一次引起学界关注。王蒙的新疆叙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作者以“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全景地再现了新疆人民的真实生存境遇，歌颂了边疆人民在苦难与生存面前那种质朴淳厚的人生哲学。维吾尔语的灵活运用以及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使得王蒙笔下的新疆叙事相较其他刻写新疆题材的作家视野更宽广和深邃。王蒙启蒙于汉文化区，受惠于新疆人民，这种双重文化视域下的生活体验给予了王蒙多元的文学表达范式。南北疆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书写、新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流寓作家心灵深处的苦难与挣扎、边疆的传统与现代化等多元视野共同构成了王蒙新疆叙事的内涵和外延。

一、新疆叙事的界定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叙事理论和叙事传统，但叙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诞生于西方。正如申丹教授所言：“中国当代叙事学研究则是在西方叙事学的影响下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①。新疆叙事的提法并非笔者臆断或独创，纵观国内学界关于新疆叙事的研究，最早提出（或对王蒙的新疆叙事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的是浙师大副教授首作帝。在其《论王蒙的新疆叙事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一文中，他谈到：“王安忆曾经说过，她最喜欢王蒙写新疆的作品。这些写新疆的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地域色彩鲜明，边疆风味浓郁，我们称之为新疆叙事。”②由这段表述可知，首作帝副教授所沿用关于新疆叙事的界定，正是基于作家王安忆对王蒙新疆题材作品感受基础之上的延展和深化。

王蒙小说中的新疆叙事研究，主要是对王蒙以新疆题材为主要内容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审美探究。就新疆叙事可能涉及到的研究内容而言主要有：对王蒙新疆叙事作品中的南北疆风景民族风情的描述，对新疆叙事作品里人物形象的描摹，对王蒙新疆叙事作品的美学价值和文艺思想的探究等。此外，王蒙关于新疆发展的现代性反思也应是新疆叙事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样一方面既能够挖掘王蒙笔下新疆叙事作品的美学价值；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为借王蒙先生的关注视野，为新疆和内地的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拓宽道路。

汉学家拉铁摩尔曾在其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谈到：

“当汉族完全发展到草原边缘，长城也连成一体时，就出现了草原边疆历史发展的框架。真正草原生活的技术、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起源是多源的，也有草原那一边的边缘绿洲及森林地区的影响。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③

拉铁摩尔的观点无疑倾覆了我们以往对边疆和中心的固定思维模式，边疆不再是边疆，中心也不再恒定不变。拉铁摩尔的研究视野打破了我们思维中固有的边疆认知模式。具体到中亚新疆地区，以往我们以内地和中原视角来观照西北的视野必须改变，因为对于内地是西北边疆的新疆，对整个亚洲内陆来说却是一个中心。从拉铁摩尔的这一关于“互为边疆”的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提供借鉴。边疆文学或西部文学与中原文学或主体文学之间，应该是一种互补和互通的关系，一方面西部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下的创作思潮和方法；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西部文学则呈现出一种与主流文学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并对主流文学起到了一种有力的补充。正如赵学勇教授曾在《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一书中所言：

“同样是看西部小说，那种出于对中国社会基本情况和底层生活了解的阅读，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抛弃，而从西部小说中试图找到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异类景观’却正在成为读者们打开西部小说的主要目的。”④

也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西部小说，诸如新疆叙事、西藏叙事或内蒙叙事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审美特质，使得读者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兴趣。而通过这种边疆叙事却从另外一个层面促进了不同文化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通，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二、新疆风貌的书写与民俗文化视域下的人文反思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我国西北部，居中亚大陆腹地，面积约占中国国土面积总量的六分之一。作为古代以及现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新疆擁有着璀璨多元的文化和浓厚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从“离京赴疆”到十六年后“离疆返京”，新疆十六年的生活经历让王蒙真正完成了“换心手术”。在离开新疆返回北京后，王蒙创作了一系列新疆叙事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以其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以及独特的美学风格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西域文化的窗口。王蒙将那段特定年代里边疆人民的深情厚爱倾注于其笔下的新疆叙事，为80年代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的同时，也在“伤痕文学”以及“反思文学”之外开启了一种专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而在这一系列的新疆叙事作品中，对新疆南北疆风光的描述，以及对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新疆多元民族以及民俗文化的描摹尤为深刻。

1. 新疆南北疆自然风光的呈现

一直以来，新疆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吸引着海内外广大游客。王蒙在“西山读书会”上，被文艺工作者们所处地域的独特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当即萌生了想去基层锻炼的想法，甘肃、江西、新疆的领导也都对王蒙表示热烈欢迎。而当时的王蒙却觉得：

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魅力。……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单大街的灯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沙漠，雪峰冰河，天山昆仑山，绿洲草原，胡杨骆驼刺，烽火边关。⑤

虽未踏足新疆，但王蒙内心对新疆大地尤其是新疆那绝世的美景充满期待：沙漠、冰雪、山峰、绿洲、草原、胡杨、骆驼刺以及烽火等自然和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王蒙对记忆新疆的初始印象。而当他真正地踏足这片神奇的土地，通过亲身经历去感受边疆生活之时，更是将新疆的美景倾注于笔端。翻开王蒙的第一部自传《半生多事》，伊犁的美景一一呈现。王蒙在文中写到：

伊犁河谷是一片绿洲。从乌市出发，一过三台海子——赛里木湖，就是雪松连着雪松，牧场连着牧场，农田连着农田，村庄连着村庄了。无怪乎有塞外江南的美誉，但伊犁并不像江南，伊犁就是伊犁自身。它小巧舒适，随意自然，高高的白杨，满城绿阴，明渠绕城，流水潺潺。⑥

伊犁风景优美，景色宜人，自古以来就有“塞外江南”的美称，伊犁市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所在地，王蒙从1965年4月下放到新疆伊犁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直至1971年4月返回乌鲁木齐，王蒙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六年时光奉献给了新疆伊犁。新疆的风光不仅仅呈现在其后期的自传里，南北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同样投射在其新疆叙事的作品中。如他在《这边风景》第一章中假借黑胡子阿哥的口吻谈到的：

伊犁的泥土，伊犁的空气……其实，整个伊宁市就是一个大公园。随着车辆的下坡行驶，针叶树渐渐稀少了，现在山间两旁，是成片的野果林，正是花开的季节，枝头的花朵，像一块一块铺展开的雪白的丝绢，阵阵沁人心肺的芳香，不时袭入车内，令人清爽愉悦。⑦

其实王蒙的笔触不仅停留在北疆，在刚到乌鲁木齐文联不久后，他便随单位领导一起赴基层采风，甚至在南疆的麦盖提县生活了好几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王蒙真正地深入基层去观察生活，不仅仅是下决心学习维吾尔语言和文化，更为重要的是他以一位作家独特的审美视角去书写和颂扬这群虽处艰苦的环境，但对未来充满着无限期盼的人们。王蒙曾对南疆人文景观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

六月了，我正式在麦盖提县红旗人民公社住了下来。这里是叶尔羌河流域，叶河是一条季节河，冬春季基本无水，没有桥梁，汽车过河就在河滩上颠簸，摇得五脏乱颤。夏秋大水漫流，无固定河道，宽阔恣肆，不失雄奇，有的地方水仍然很浅，汽车仍然可以穿行。⑧

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了一幅生动的南疆叶尔羌河流域的景象。叶尔羌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脉，叶河水系包含叶尔羌河、柯克亚河、提孜那甫河以及乌鲁克河等四条主要的河流，全长1179公里，流经南疆喀什地区的叶城县、塔县、泽普县、莎车县等多个县和地区，滋养着近190万人口。再如《大漠孤烟直》一文中，作者谈到：“麦盖提是严峻的，走出农田和村庄就是荒原，没有中间，没有过渡地带。大队与大队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也往往是荒野。绿洲是被戈壁所分割的，在被分割与包围的情况下坚守着的绿洲显得悲壮。”⑨这段简短的文字由几个关键词农田、村庄、荒原、荒野、绿洲以及戈壁连缀起来，共同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南疆绿洲农业的实际景象。而“悲壮”一词确为画龙点睛之笔，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生存的艰辛；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了一种对人主体价值的肯定，以及对艰苦环境里不屈不挠精神品质的颂扬。

当然，王蒙的笔触不只停留在南北疆优美的自然风光，对新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风情景观的刻画和描摹更是独具匠心。且不说南北疆独居特色的饮食文化（如南疆喀什噶尔维吾尔人和北疆伊犁维吾尔人的拉面做法迥然不同），就连普通维吾尔人家庭里的格局和布设也进行了细致的雕琢。这些融自然和人文于一体的民俗文化景观的精彩呈现，无疑为王蒙的新疆叙事平添了一份灵动色彩。而通过对王蒙笔下新疆民俗叙事的考查，可以很直观地感受该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

2. 新疆民俗文化视域下的人文反思

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在其《民俗学概论》一文中谈到：“民俗，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⑩王蒙小说中的新疆民俗文化书写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新疆少数民族同胞在历史发展中传承的独特印记和审美情趣。”11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对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进行考察，可以洞悉该民族在特定阶段的生产力和物质及精神文明发展水平。

王蒙笔下刻画的新疆民俗文化景观大到婚丧嫁娶宗教伦理，小到饮食生产家庭布设。作者对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深入考究基于民族间平等、互爱和尊重的原则，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态去体悟兄弟民族的真实生存状态。新疆经历使王蒙与维吾尔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每逢穆斯林同胞的重要节日，你总会看见王蒙帮忙张罗匆忙的身影，他早已扎根于这片沃土。在王蒙的新疆叙事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中，有一段便体现了老王对新疆少数民族同胞民俗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解放以来，哪次维吾尔农民的喜庆、祝祷、丧葬或者聚会娱乐的场合没有老王恪守礼节地坐在那里？他也和维吾尔人一样地伸出双手，抹脸，念一声‘阿门’，不是由于宗教信仰，而是由于对乡邻的习惯的尊重。甚至在穆斯林的节日：开斋节或者宰牲节的日子，老王同样收拾整洁，炸上两盘馓子。人们说，老王一年要过三次‘年’，既过春节又过开斋节、宰牲节，还有人说，老王家在穆斯林节日时的摆设和待客的食品，搞得比有些维吾尔人还像维吾尔呢……12

王蒙的新疆叙事，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属于一种非虚构非小说。进而言之，这类作品的创作基于作者的一种切实生存体验。上述这段對老王的描写也与王蒙后来在自传中每逢古尔邦节的待客陈设相互印证。饮食文化属于民俗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在王蒙的新疆叙事作品中馕的出现较为频繁。同样，在新疆叙事长篇作品《这边风景》的第四十九章，有一段描写雪林古丽制作维吾尔族传统美食馕的描述。文中写到：

米琪儿婉回到家来，雪林姑丽已经把一大盆面和好，她展开做饭用的大粗布，把面团盖住，又用旧棉衣和皮大衣盖在上边，把木盆放在灶边，保持温度。过了四十多分钟，她们打开大布，检查了一下面团发酵的情况。维吾尔人吃发面从来不放碱，需要的是把握面剂子膨而不酸的时机。看看面团的发酵已经接近于完成，她们便去土炉里点火，土炉最底上放了一些干树叶，将点着了的麦草带着火苗自上口抛入土炉，把树叶引着之后，再从上面加柴火，迅即大火在土炉内轰地燃烧起来，烟气升腾。13

尽管是通过小说的口吻将北疆伊犁馕的制作工艺展现出来，但通读这段描写，读者对新疆传统美食馕的制作流程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因为馕具有耐储存、易携带的特点，所以一直以来被视为维吾尔人的重要食物之一。其实，这种对新疆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细致描述，在王蒙的新疆叙事作品中随处可见，它们共同建构了王蒙的新疆叙事。这一方面体现出维吾尔人勤劳的品质和朴素的人生智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王蒙对新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观察之细致，这正是基于作者真正地深入基层以及与边疆百姓同吃同住和同劳动的经历。正是由于对兄弟民族文化和语言的热爱，才使得王蒙刚到新疆便下定决心要学好维吾尔语言，初到伊犁巴彦岱红旗公社劳动的王蒙除白天劳动的时间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资源学习维吾尔语言和文化。他拜一切维吾尔同胞为师，终于他可以灵活的运用并且达到同声翻译的水准。只有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有了深刻的理解，你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基层，进而赢得当地百姓的信任和爱戴。在《在伊犁》系列作品和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中，读者经常可以看到小说中的老王（或者王大队长）与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新疆少数同胞同吃同住同劳作，正是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才能够更好地走近他们的心里。也正如上文谈到的，老王不是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而是从骨子里面萌生出来的对乡邻少数民族同胞的尊重和理解。

另外，翻开王蒙的新疆叙事作品，王蒙往往既是故事中的叙事者，又是一位小说中的贯穿人物。为此，新疆文艺评论家陈柏中曾在一篇回忆文章《王蒙与维吾尔语》中谈到过：“作品中的‘我’即‘王民’（王蒙的维语转音），作为叙事者的王蒙自然是以一位汉族作家今天的文化视角去回忆、思索、比照逝去了的生活；但作为当事者的‘王民’，去描述活跃在特定环境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时，却转换成维吾尔语的思维方式。”14

双重文化视域指的是具有两种（或以上）文化视角；而这两种文化视域间“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15王蒙祖籍河北南皮，出生于北京沙滩。在29岁赴新疆之前，王蒙基本上都待在汉文化主体区；而当他离京赴疆扎根边疆16年后，维吾尔语言的熟练掌握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解与互通，王蒙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位新疆人。启蒙于传统的汉文化，又蒙受维吾尔文化恩泽，双重文化视域下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碰撞，使得王蒙能够以多元和独特的视角去回忆和思考。维吾尔人天性乐观幽默风趣，对食物的珍惜和对生命的敬畏几乎贯穿于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锻造了该民族独特而质朴的生存哲学，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对王蒙看问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疆经历不仅对王蒙后期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重构和重塑的作用；而且对王蒙后期文学创作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年之后，当王蒙满怀感激地谈到第二故乡的时候，动情地说到：

新疆，我们有缘，你对我有恩，客观上，正是新疆人保护了我，新疆的风习培育了我，新疆的雄阔开拓了我，新疆的尤其是维吾尔人的幽默熏陶了我。无论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好，新疆的值得学习消化的知识多，新疆的文化对于逆境者是一件御寒的袷袢，是一碗热茶。有生之年，我永远爱新疆，想念新疆，我永远会怀着最美好的心情回忆我在新疆的经历。虽然也有苦涩，整体是阳光。16

王蒙之所以谈到新疆对自己有恩，这是因为“文革”期间，正是伊犁巴彦岱乡亲们的保护，才使得曾被划为“右派”并被认定为“有问题”的王蒙得以平安渡过“文革”那段艰辛岁月。多年后，当王蒙再次回到北京，和好友故交在“文革”期间受到的苦难相比，王蒙不禁深感新疆人民的恩情重如泰山。

双重文化视域下的人文反思，正是基于王蒙对新疆维吾尔文化和语言的掌握，更是基于王蒙以一颗平等之心去观照兄弟民族的真实生存状态。王蒙在新疆的经历深刻而难忘，离疆返京的王蒙也极力用笔记叙那段艰难岁月里汉维一家亲的真挚情感。这一方面既体现出了维吾尔人朴素的人生哲学——即对落难的人报以尊重和爱护，包容和接纳；另一方面作家对新疆穆斯林节日中民俗文化的熟谙和相关礼节的严格恪守，也深刻体现了王蒙在尊重维吾尔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文化精神意蕴的称颂与弘扬。

三、王蒙新疆叙事的意义及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启示

王蒙新疆叙事作品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从年代分期来看，新疆叙事作品应归为“新时期文学”。1977年11月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发表为标志，掀开了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改革的序幕。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出现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涕泪交零”和“声嘶力竭”成为当时文坛的主要美学导向。王蒙与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以及高晓声等一批敢于思考、并且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率先突破了“伤痕文学”所倡导的“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而提出了“现实主义升华”的主张。这批作家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基点，创作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哲理思考的作品，他们被作为新时期“反思文学”的代表而写入文学史。

学界以往对王蒙80年代重返文坛的文学作品，较多倾向于从反思文学的角度切入和阐释，从而忽略了他的边疆题材书写。其实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蒙将自己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揭露以及控斥，而是主动对准了新疆这个第二故乡。在王蒙看来：“新疆的生活，伊犁的生活是我的宝贵财富，对比它与北京，是本作者小说灵感的一个重要源泉与特色。我不会放过我的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17

作者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指的是新疆十六年的生存經历，正是由于真切的生存体验和岁月磨砺，新疆叙事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存体验，这段经历也成为王蒙后期重返文坛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和精神源泉。对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形象的描摹、对边疆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全景再现、以及对维吾尔人“塔玛霞尔”乐观积极的人生哲学的刻写等，没有基层生活经历，是断然写不出来的。王蒙的新疆叙事以其在新疆的生活经历为蓝本，倾注了那个特定年代里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们团结互助互爱的真情实感，这是诗人对那段难忘青春岁月的回首与追忆。

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将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展至边疆和边地题材，关注到了以往被文坛忽视和遗忘的文学题材。以王蒙、张承志、张贤亮、红柯、董立勃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将笔端对准了西部文学和边疆题材书写，为文坛呈现了别样的新疆叙事或者西部叙事。而边疆文学素材和文学现象的探索和发掘，对于丰富新时期的文学多样化极具指导意义。

其次，王蒙新疆叙事在叙事艺术技巧（如意识流和狂欢理论）、人物形象塑造（由对林震式的人物聚焦为边疆底层人物形象）以及小说人物语言方面（维吾尔人影响下的幽默元素运用等）都区别于作者之前的“青春政治叙事体”（作者早年在成名作《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这些都更加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表达范式。

此外，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新疆被正式确立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大背景下，王蒙新疆叙事作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让内地读者了解到了别样的丝路风情，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精神意蕴，这对于加强内地与疆内的文化沟通以及新疆的现代化极具促进意义。

正如丁帆教授曾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一书中所言：“西部本土作家的崛起为西部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流寓及客居作家的创作则为西部文学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审美视角，他们共同为中国西部现代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

从整体的发展来看，西部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因为它不仅承接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学传统；而且也始终应和着时代的脉搏。其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很难区分王蒙的新疆叙事作品究竟属于主体区文化还是西部文学，又从何种程度上来断言王蒙的新疆叙事作品属于西部小说？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究竟与西部文学概念的生成，而应该以文本为基础，在充分解读的基础上进行美学分析。以往似乎括以西部文学或者某种地域文学的“帽子”会显示出某些作家（或作家群）在文学创作上的共同倾向，须不知往往在建构的同时也是在自我禁锢。换而言之，西部文学看似范围广了，地域扩大了，而恰恰是局限了这类作家以及作品的进一步阐释，一味地对一类作家打上地域标签是否得当？这类问题尚且值得商榷。笔者所认为的西部文学以及新疆文学之间其实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和逻辑，好比“新时期文学”和“80年代文学”这二者一样，尽管“新时期文学”曾被分割为“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部分。但就这两者的表述内容而言，正如王尧先生所言“‘80年代’作为‘新时期’的一部分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9回到西部文学与新疆文学，主体区叙事与新疆叙事的问题上来，其实对某位个体的作家而言，其自身的存在以及作品所涉及的题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也就是说很难将某类作家完全归为某种类型。但尽管如此，本文拟在通过对作家的整体的创作倾向中所体现出的某种叙事倾向作出一种初步的尝试和归纳，从这个角度而言，王蒙的新疆叙事正属于西部文学中的一个组成毋庸置疑。简而言之，王蒙新疆叙事文学的启示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为内地读者了解新疆、感受新疆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部文学参与中国文学的整体构建，为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拓宽了学术理路。

从政治漩涡中心的北京来到西部边疆，王蒙西迁新疆的决定與其说是一次主动“逃离”，倒不如说是作家对异域文化、对写作、对文学乃至对祖国大千世界的热爱和憧憬，也可以认为这是遵循鲁迅先生当年在《小说卷·呐喊》自序中谈到的：“走异地，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20如果说王蒙当初做出西迁之行的决定，或多或少有一种诗人的浪漫主义情调；而当他真正地深入基层，特别是在伊犁巴彦岱红旗公社扎根的日子，实际的生存体验绝非想象中那样美好。好在王蒙在扎根边疆的伊始，就把学习和掌握维吾尔语言和文化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并且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边疆安身立命并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关心和信任。在新时期解读王蒙及其笔下的新疆叙事，将文学研究的视野聚焦于边地文学，这样不仅有利于观照当代文学题材的广泛性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

王蒙新疆叙事作品基于其十六年的边疆生存体验，其理论核心主要体现在维吾尔文化对王蒙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构。这种蜕变和反思性的生存体验，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上则具化为新疆叙事的话语的构建，在延伸和拓宽新疆叙事作品文学审美价值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西部文学作品表达的深度与广度。这不仅体现在对旧有学科思维定式的冲决，还体现为在新时期对各种交叉学科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的理论构建。拉铁摩尔的“互为边疆理论”为我们认识新疆与内陆、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绿洲文明与边地文明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边疆不再是传统意义中的地理分界，中心的主体地位也被进一步解构和重组。寻找边缘是为了更好地突破中心，以往以中原文化视野观照中国边疆的狭隘视野应该改变。这一研究视野，不仅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文艺理论批评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跨学科之间的交融和互通。思维的开阔和解放反过来则进一步促进了读者对王蒙新疆叙事作品的认知、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蒙的新疆叙事是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的。

注释：

①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首作帝：《论王蒙的新疆叙事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克拉玛依学刊》2013年第3期。

③[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327页。

④赵学勇，孟绍勇：《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232页。

⑤⑥⑧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第240页、第228页。

⑦12王蒙：《这边风景（上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第111页。

⑨王蒙：《王蒙文集（第4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8页。

⑩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1袁文卓：《民俗文化与美学价值的双重汇流——基于茅盾文学获奖作品<这边风景>的民俗文化探究》，《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3王蒙：《这边风景（下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607页。

14王蒙：《你好，新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2页。

15袁文卓：《王蒙小说中的新疆题材研究》，喀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617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第50页。

18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9王尧：《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1页。

20鲁迅：《鲁迅全集（卷三）》，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406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佘晔

作者：袁文卓

基于民俗学的饮食文化论文篇3：

对“会展文化”概念的深入探究

本文获得天津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项目编号:E08011

[摘要] 会展活动伴随着对文化的阐释和体现,对“会展文化”的研究是会展活动能够和谐持续发展的要义之一。而探寻“会展文化”理论,必须基于具有深度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更有必要将其置于一个宽泛的文化环境下进行全面探讨。

[关键词] 会展文化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文化环境

一、关于“会展文化”概念的争论

“会展文化”这一新的概念,是在2005年7月10日郑州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中被明确提出来。当时国际展览局主席吴建民发表《文化:会展的灵魂》主题演讲,首次提出了从“文化”的高度研究“会展”这样的命题,使中国会展业界对于“会展”与“文化”相结合,开始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与认识,继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会展文化概念的深刻讨论。

在当年的《中国会展》杂志第14期上,陈泽炎先生就对会展文化概念做了如下界定:

一是“会展文化”是以会展活动为载体所直接展示、代表和反映出来的关于文化的内容;

二是“会展文化”是指当把举办会展活动作为一种产业经济活动时,其总体上所表达、展现和凸显出来的会展产业在精神、理念、价值等方面的文化内涵。

第三“会展文化”是指在某一个具体会展活动项目的层面上,由于其作为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活动方式,其组织者就必然会在筹备和操办的全过程中对所依据、遵循的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东西有所体现,从而表示其文化的内质。

2008年,陈红进先生在《商场现代化》发表文章认为:

“上述概念尽管完整地表述了会展文化各个层面的含义,但在分析会展产业发展时也容易出现“文化泛化现象”。即:把所有的会展活动都和文化挂上钩,从而出现文化庸俗化倾向,这反而有悖于举办“会展文化节”,提升会展产业文化品位的宗旨。会展文化最简单的表述应当是指:在会展活动中总体上所表达的会展产业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就是上述三层含义中的第二层。之所以如此界定会展文化,是与文化本身的概念有关。对于文化概念演变的研究由来已久,对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不下百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都承认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征,是人类群体的精神财富,尽管由于时空的变迁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但都被一部分群体所认可并具有相对稳定的传承性。”

两种不同的观点显示出二人各自对文化观念的不同理解,会展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大的文化概念的衍生品,而文化概念的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对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要想深刻理解会展文化的概念,有必要先对文化的概念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

二、西方的文化理论研究

在西方,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语(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栽培之意,自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把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和能力的教养也称之为文化。

1871年英国社会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就对文化的概念作了阐述:“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这是最早对文化进行界定的一个经典性定义,第一次给文化一个整体性概念,但是它并不全面,其中缺少“物质文化”的内容,这以后不断有研究者对泰勒的文化定义进行修正和补充。

在文化理论研究中,每当人们试图用某种固定的含义去限定文化概念时,文化却似乎总能超越这种限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文化与人类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

直到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文,对西方自 1871 年至 1951 年期间关于文化的 160 多种定义作了清理与评析,在此基础上他们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对文化的综合定义基本为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所认可。

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著作《文化论》中提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方面,器物和风俗,由此可进而再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我们发现文化含有两大主要成分——物质的和精神的,即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如下一句断语:“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要素”。他说,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根本的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地团集着一群人中,有它特有的一套规律及技术。任何社会制度亦都是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用来称呼这种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最适合的名词莫若“社会制度”。在这定义下的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组成部分。这里的社会制度从某种角度讲就是“组织规范”。会展活动就是人类针对某种需要,运用特有规律及技术,进行的一种很强组织规范性的活动,会展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文化的具体体现。

三、广义与狭义的文化观念

在中国,“文化”是古已有之的词汇。“文”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可见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Culture却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继而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的,这层意义上讲,Culture的内涵比文化更为宽广,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文化”。

《辞海》中写到:“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广义的“文化”包容了人类创造的一切事物。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便可以理解陈红进文中提到的“文化泛化现象”以及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建筑文化、雕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等的各种文化称谓。这些文化现象大多是以物质为载体,但其中又包含了人类精神文化之底蕴;广义的文化可以这样理解,即凡是不属于人类创造之事物就不属于文化,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之包容是极其广泛的,可以说除自然界以外的所有人类之创造物、行为、思想等等都可以称为文化;而狭义文化观则将文化的中心放置于人类的精神层面,如知识、思想、价值、心理等等隐形文化形态之上,加深对人类内在理念及自我意识之认识。它的核心概念是“精神文化”,不承认“物质文化”是文化,而只承认与人的精神相关的创造物及其外在表现形态如制度、组织,意识形态等。

四、会展活动是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会展活动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物物交换。“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有关市场的最早记载, 距今约有2600年的历史。会展的形成是人类物质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贸易的出现逐步发展起来的。欧洲十二世纪的集市可以说是展览会的雏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会展活动不断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各种变迁的影响,会展的内容形式、功能结构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直至发展到今天以倡导人类文明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会展已经不是举办贸易盛会的简单概念,它作为一种复杂多样的经济文化现象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内容、形式、功能都在不断地延续、发展、变化。其自身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始终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会展活动展出的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品构成了广博的物质文化层面。会展活动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最早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物物交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产品的不断丰富,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的交换,直至当今的世界博览会,它所展现的内容从始至终都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事物,它们是构成文化创造的基础,这些产品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

2.会展活动在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组织规范构成了多样的制度文化层面,人类在创造了一个文化活动同时又制造出约束自身的社会环境及一系列的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准则,并将其规范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组织、社团等等。会展是一种社会活动,需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在我国每举办一个展会都根据其规模需要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展览公司、参展企业等相关单位,按照一定程序,规章,遵守相关制度,共同协作完成。这期间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制度文化。

3.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民风民俗的行为文化层。会展中的“会” 有很大一部分成分是延续民风民俗的节庆文化活动,在我国具有商业性质和作为早期展览会雏形的庙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很久以来,庙会作为商品交往媒介,对促进商品流通,沟通城乡联系等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汉书。王吉传》记载“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许多流传多年的节庆活动,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文化模式,“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播布的”。

会展活动是人类社会有意义的多种实践活动之一,其长期孕育形成的观念文化,即人类的心理结构、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在会展活动的举办过程中,从总体上以及各个层面均会有所表达和展现,其组织者在筹备和操办的过程中对所依据、遵循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内质也会在活动中凸显出来。而这正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直接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五、结论

会展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等多个层面都有不同的文化属性,是一种纷繁复杂多层次的文化内容,面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我们探寻“会展文化”理论,必须基于一个广阔的,具有深度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更有必要将其置于一个宽泛的文化环境下进行全面探讨。

显然陈泽炎先生的“会展文化”是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界定的,这在文中就有说明。他的“会展文化”概念,相对更加全面地说明了会展活动在各个层面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

而陈红进提出的“会展文化”实际上是在文化产业这一具体层面上,对会展活动中表现出的各项文化内容的阐释。

文化在人类社会中多层次、多形式的广泛存在,任何产业和经济形态要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要有良好文化环境和背景做支撑,中国会展经济要得到可持续发展,就其根本,文化是最本质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会展活动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对文化的阐释和体现,对“会展文化”的研究是会展活动能够和谐持续发展的要义之一。

参考文献:

[1]首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盛装开幕.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

[2]陈泽炎:会展文化概念辨析[J].中国会展,2005年 14期

[3]陈红进:与会展文化有关的几个概念辨析[J].商场现代化,2008年

[4]天河水:文化是什么.中华管理论坛,http://www.vcmc.net/forum/magazine/read.php?id=1227

[5]文化的概念:律师文化网,http://www.lawyerculture.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16

[6,7]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等译:文化论[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