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完善

2022-11-14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现状

(一) 我国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相关规定

学界普遍认为, 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对于在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且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特殊主体, 免除了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 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开启。实际上早在2008年, 党中央就提出要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随后,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9-2013) 》、《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2012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5条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二) 立法不完善带来司法实践难题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出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大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重大进步, 贯彻落实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同时也顺应了当前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改革趋势。根据最高检提供的数据, 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人数在逐年递减, 2013年较2008年下降了29.6%。但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 由于立法过于原则、笼统, 无明确的适用程序及配套制度, 相应惩罚机制和救济途径的缺乏, 以及社会观念的阻力, 该制度在实施中面临诸多困难。

第一, 查询主体范围限定不清。从刑诉法的规定来看, 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办案需要”进行查询。条文规定的例外查询情形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笔者认为, 这里的“有关单位”语意不详。以刑法为参照, 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事业单位, 以及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 甚至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等等都可以被称为“有关单位”。

第二, 封存责任主体责任范围不明确。公检法和监狱是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当然主体。除此之外, 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管教所、学校、居委会等也应当成为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主体。如果案件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对诉讼文书严格保密, 封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也将无法实现。所以笔者认为, 必须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该项制度予以补充, 才能达到良好的实施效果。

第三, 缺乏封存的程序性规定。对于符合封存条件的, 如何封存?查询的条件是什么?档案如何保存?如何启封以及违反封存规定的救济措施等未予以明确。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就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 其立法意义尚无法彰显。

二、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给予我们的启示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尊重少年犯的隐私权, 避免因不当宣传对其权利造成侵害。原则上, 对于可能会使少年犯被辨认出的任何资料都不予公布。此外, 还要求仅限于与案件直接相关的人员, 以及经过授权其他的人员才可以接触档案, 对少年罪犯的档案进行严格保密, 严禁第三方利用, 即使未成年人成年之后面临诉讼。德国法律给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法官有理由认为被判刑少年遵纪守法时, 他可以行使职权, 宣布消除该未成年人的前科记录。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规定, 在对未成年人作出裁判三年之后, 如果该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 即使其已经成年, 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时, 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 与此相关的犯罪记录登记卡应当销毁。

国际公约和外国立法对于未成年犯罪记录采取的是保护更为彻底的“消灭制度”, 而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有限地封存”是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所要求的最低限度标准。如果止步于此, 对未成年犯回归社会后的复学、升学、就业等问题不加考虑, 该项制度的现实意义会大大折扣。[1]

三、关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议

从立法角度来看, 第一, 明确适用对象, 扩大适用范围。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对象未将以下两类人考虑在内: (一) 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二) 免除刑事处罚的未成年犯罪人。对于适用范围, 也不应该仅限于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 这有违立法精神。无论是为个人前途考虑还是为国家长远发展着想, 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把适用对象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第二, 明确适用主体。上文已经谈到,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主体非常广泛, 要想落实好该项制度, 仅仅依靠司法部门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司法部门为主导, 建立一套包括管教所、学校、居委会等相关单位在内的协调配合机制。第三, 对适用程序做出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规定, 本质上是一种原则性的阐述, 而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设计。[2]“两高”应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对该项制度的启动、运行及救济做出具体规定。第四、明确违法泄露被封存的犯罪信息的行为性质及应承担的责任。对于破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个人或社会组织, 要予以法律上的制裁。

从司法实践来看, 从立案开始就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人权利, 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材料单独装订, 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提出分案装订的要求, 对未单独装订的案件原则上不予受理。[3]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法律文书中对涉罪未成年人一律不使用实名, 建议用编号代替。其次, 完善少年法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案件, 案件数量不多, 但是需要法官投入的精力往往不少, 作为案件的裁判者, 同时也是未成年犯的教育者。[4]法院在作出判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时, 应当同时依职权作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书》或者《未成年人不起诉记录封存书》, 并与判决、决定同时送达。再次,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检察监督程序。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书面通知等方式对该制度的执行进行监督。

英法德日等国都规定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我国可以考虑, 对于未成年犯, 当其具备法定“前科消灭”条件时, 经过法定程序, 对其犯罪记录予以注销。对其升学、就业、担任公职等行为不得予以歧视或限制, 即使未成年犯重新犯罪, 已经被注销的前科记录不能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四、结语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群体, 背负犯罪记录将给其带来升学、就业、生活方面的歧视, 使其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的高度出发, 应当在立法、司法上出台相关规定使其趋于规范和合理, 体现制度设计保护、教育犯罪未成年人的立法初衷。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升级为“消灭制度”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摘要：疑邻盗斧的故事不用赘述, “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似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基因, 始终隐性的存在并传承着。在这种文化底蕴之下, 公民犯罪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社会对于“浪子回头”的接受程度还不高。成年人犯罪后的社会融入问题我们姑且不论, 未成年人的成长关系到家庭稳定、社会和谐以及国家强盛, 对他们犯罪后的改过自新, 我们要给予关怀。本文将从立法、司法角度出发, 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 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现状, 探求其完善措施。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