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共8篇）
篇1：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
1、刑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修正案
（六）将刑法第１６３条修改为：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六十四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刑法修正案
（六）将刑法第164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经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通知(2001年4月18日)
八、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2008年3月5日）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月24日）第1条第二款：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九条规定的行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篇2：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
ID：大村团购网
预防职务犯罪和打击商业贿赂
摘要：随着当代社会各个行业的迅猛发展，经济的腾飞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物质生活条件愈来愈优越。如何抵挡住各个方面特别是金钱等利益的诱惑，是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预防职务犯罪和打击商业贿赂，我们要时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氛围，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和职务犯罪。
关键词： 职务犯罪 商业贿赂 清正廉洁
当前的中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任何不和谐因素都有可能成为阻碍发展的绊脚石。而目前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非常令人担忧，已经成为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危害因素。
一、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的危害
（一）职务犯罪危害社会
职务犯罪是指企事业单位或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违法取得私立的一种犯罪活动。职务犯罪可以严重的破坏我国的政治稳定，干扰国家法制，影响人民对国家的信任，从而破坏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其危害相当严重，一定要积极预防。原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的犯罪案例就是职务犯罪的典型，他利用职务之便构建别墅，贪污巨额公款，严重危害着社会，威胁着社会的法制，最终也受到了我国国家法律的制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务的，以贪污论。全社会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切记职务犯罪的危害。
（二）商业贿赂祸患无穷
商业贿赂之所以被人们深恶痛绝，是因为它不仅破坏市场秩序、妨碍公平竞争和资源合理配置，增加企业经营成本的同时，又给国家税收带来不容忽视的损失，而且对消费者利益也直接造成伤害，它会导致产品价格虚高，加重消费者负担，甚至为假冒伪劣商品提供生存空间。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对商业贿赂的定性也是一个难题，在人情和贿赂的界定上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有些企业在内部机制上规定极其严厉的措施，即绝对不允许拿供应商一针一线，即便是享用供应商提供的一顿家常便饭也不例外。一旦有人举报，被举报人将受到严厉处罚。因此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负责人陈江认为，在商业贿赂日益成为国内各行业潜
文章编制
ID：大村团购网
规则的现实下，这种严厉的机制更适合国内企业。“所谓乱世用重典”。
二、预防职务犯罪和打击商业贿赂的重要举措
（一）深入贯彻“三打两建”，打击犯罪刻不容缓
“三打两建”是指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近年来的食品加工行业、矿业开采行业以及交通运输、工程建设中频发事故，这些行业都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各个执法，检查机关一定要加强监督，严格执法。一旦发现犯罪行动，应该立即控制，严格执法，刻不容缓。
（二）全社会所有岗位的工作人员都要加强自身思想建设
全社会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让廉政文化走进机关、企业、社区、学校、家庭，深入民心，树立广大党员干部廉政意识和法纪观念，工作上一定要是诚实、勤俭、文明的健康行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是一个浅显明了的道理。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少数干部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放弃了对世界观的改造，人生观和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个人欲望的驱使下逐步淡漠了理想信念和法制观念，在权力关、地位关、金钱关和美色关面前丧失原则，置党多年的培养教育于不顾，利用职务之便做出了有悖于原则的事，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在政治上丧失信念、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堕落腐化，“只讲实惠，不讲理想；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金钱，不讲原则”，从而踏上了不归路。“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一定要注重学习，不断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到面对功名利禄心不动，灯红酒绿眼不迷，不义之财手不伸，污泥浊水身不沾，真正筑牢防腐、防贪、防变的思想防线。坚守党的教诲，为人民群众谋福利。
（三）广大干部要廉洁奉公，忠于职守
清正廉洁，这是每一名干部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干部不廉洁，不仅会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受到扭曲和破坏，而且会使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自重、自省、自警、自律，“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从政之德”，切记不仁之事不为，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染，不法之事不干。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尽管目前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监督还难以到位，但作为干部应严于自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自己，洁身自好，清廉自守。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一种警戒，是一面镜子，经常照一照，时刻想一想，检查一下自己有什么不足，及时改进和纠正。只有防微杜渐、警钟长鸣，一身正气，洁身自好，忠于职守，才能抵御各种不正之风和腐朽思想的侵蚀。这正是一个党员必备的素质，所以我们要立足虎门，警钟长鸣。文章编制
ID：大村团购网
三、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文本。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的权利，所以要干部们在其位，思其政，加强党风建设，预防职务犯罪和打击商业贿赂，我们坚持把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作为衡量一切决策和工作的标准，把发展的目的真正的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篇3：商业贿赂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一、应把刑法第163条和第164条规定的罪名改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法释[2007]16号文件将刑法第163条和第164条所规定的罪名由原来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从而限定了构成商业贿赂罪的主体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其一，根据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将商业贿赂的主体限定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实在不妥，通过司法解释的办法修改了法律，是一种越权行为。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刑法第164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根据该规定，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不能得出此类人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司法解释将罪名概括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实在不妥。不难看出司法解释如此规定是为了和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罪区分开来，但是这种做法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进行的越权解释，法律规定本身存在问题是客观的，应该通过修改法律进行完善，而不能由司法机关代行立法机关的职权，否则将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其二，司法机关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限定在非国家工作人员上，将造成司法认定的困难。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国家工作人员经营企业，利用经营的职务便利，而非公职便利进行商业贿赂行为的，依据司法解释规定的罪名对其进行定罪将出现困难。由于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显然不可以认定为公务人员贿赂犯罪，由于其是国家工作人员若认定其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显然名不符实，因此，笔者认为在罪名上不能把刑法第163条和第164条概括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而应改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的罪名。现行司法解释的做法既违法了罪刑法定原则也造成了司法实践的困难，应予纠正。
二、刑法第163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应属商业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关于刑法第163条中商业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商业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有学者认为是客观要件。单从字面来看，确实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本句话容易引起歧义，但结合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此类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而非主观要件。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条文表述的规律来看，一般表明主观方面的往往在该条的开端即作规定，如刑法第175条高利转贷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刑法第152条走私淫秽物品以罪：“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走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在立法时一般会将明确的主观意图列在条文的首部，而不会在行为之后再规定主观方面，除非是对一些加重处罚意图的规定。另一方面，正如某些学者所说，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在司法实务中将无法操作。因为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将由行为人说了算，司法人员通过其受贿行为根本不可能判断出其有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会造成很多本来构成犯罪的人以主观上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为借口逃脱刑法的惩罚，造成轻纵犯罪的后果。
三、余论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争议问题很多，笔者在文中仅对一些和司法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论述，理论上仍存在许多争议很大的问题，比如商业贿赂和商业贿赂犯罪的界限问题，商业贿赂达到何种严重程度才能够认定为商业贿赂犯罪?理论上没有定论，法律也未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还有商业贿赂犯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商业贿赂犯罪中的共犯问题等仍需我们深入研究探讨。
摘要：商业贿赂是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危害经济正常发展的毒瘤, 商业贿赂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商业贿赂行为的极端表现, 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官员商业贿赂犯罪罪名的规定不利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应予以修改, 科学认定商业贿赂犯罪, 科学合理地治理商业贿赂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商业贿赂,司法解释,罪刑法定
参考文献
[1]、王建敏.商业贿赂泛盛机理及对策[J].法与实践, 2006, 5.
[2]、赵颖、雷伟.浅论商业贿赂犯罪, 载赵秉志主编《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138页。
[3]、陈思、许巍.国外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及启示[J].政策, 2007, 2.
篇4：商业贿赂犯罪治理略论
关键词: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犯罪;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10)08-0109-03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竞争日渐激烈。由于其市场机制不健全,拜金主义和“官本位”、“权本位”等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以及管理法规的滞后等原因,导致商业贿赂行为泛滥。在中国现行经济运行当中,商业贿赂犯罪严重破坏经济秩序,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社会公害。有效遏止和制裁商业贿赂犯罪,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和迫切。
1 中国商业贿赂犯罪产生原因及其危害
1.1 产生原因
(1)从事商业贿赂主观上是为了达到自己获得更多利益的目的。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导致一些参与竞争的经济主体渴望通过别种手段来为自己获取更多的交易机会从而谋得更多的利益,这种想法使得一些经营者铤而走险,视法律与市场规则于不顾,进行商业贿赂行为。
(2)由于当今市场货物的极大丰富,导致供货商竞争激烈,供求失衡。许多供货商不择手段,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货物或者服务销售机会。这个将长期存在的供求关系矛盾,直接导致商业贿赂行为的屡禁不止。
(3)社会腐败风气悄然蔓延,有的行业、部门以及少数不廉洁者利用职权来满足私念,使得商业贿赂现象适时而生。社会风气的好坏是商业贿赂猖獗与否的客观环境,蔓延的腐败现象是其滋生的土壤。
(4)现阶段,由于两种经济体制的交叉,一些从事公益行为的单位和具有特定职能的部门滥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打着公平合理的旗帜,大肆收受回扣,从中牟利。这个现象成为商业贿赂的新特点,同时逐渐被公众所察觉,引起社会极大不满。
(5)商业贿赂中有一大部分人存在法律观念淡薄的现象,对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的认识存在偏差:他们认为行贿无罪而受贿有罪,或者为了单位的利益而行贿无罪,这些都是错误的思想。
1.2 社会危害
(1)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交易次序和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使诚信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最终导致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由于商业贿赂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行贿者和受贿者不会依法纳税,造成国家和私人财产被大量的侵吞。
(3)商业贿赂犯罪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环境,导致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阻碍中国对外资的引进。
(4)商业贿赂犯罪成为产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近几年来,商业贿赂犯罪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中导致中国市场腐败的重要因素,阻碍了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破坏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健康经济秩序。
2 商业贿赂犯罪的治理对策
2.1 中国商业贿赂犯罪治理对策的探讨
经过近些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认识和研究,许多学者对商业贿赂的治理都提出了有效而切实可行的办法。有的学者认为要加快对商业贿赂的立法进程,建议立法机关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尽快出台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明确规范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提高对商业贿赂犯罪的量刑处罚,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净化商业市场发展环境;有的学者认为要尽快建立健全诚信制度,完善监管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诚信管理法律制度,构建社会信用体系,防止商业贿赂中做假账行为的发生,促进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律机制完善;有的学者认为应通过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促廉政,各行各业要加强内、外部监督制约;也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对其他人起到震慑作用,预防的同时严惩商业贿赂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分析商业贿赂犯罪者的心理不难发现,犯罪主体往往本身素质或者思想道德水平低下,渴望以权谋私,达到一己私利,或者因为一些制度体制的不完善,这种非法行为本身不易被人察觉而产生了投机心理。由此,可以从“不想”、“不敢”、“不值”、“不能”4个方面遏止商业贿赂犯罪行为,遏制贿赂源头:
(1)大力开展正面教育,提高人员的素质,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平和修养。通过思想教育,树立典型,弘扬正气,使得商业贿赂这种本身非法的恶劣行为受到一致的唾弃和鄙视。通过对执政党、政府、公务员、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进行廉政教育,加强对他们的约束,提高他们的廉洁性,使他们本身不想不愿进行违反法律法规和党政纪律的活动,自觉的抵制商业贿赂行为。
(2)加大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惩罚措施。商业贿赂犯罪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贿赂行为本身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从而使犯罪主体心存侥幸。因此,要畅通举报渠道,加强执法机关侦察力度,提高办案效率,最大限度的降低商业贿赂犯罪行为逃避打击的可能性。此外,中国现行刑法对于商业贿赂罪的处罚较轻,其规定也比较笼统和简单,相关司法解释并不能详尽囊括大多数商业贿赂行为。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商业贿赂行为的方式也变得更多样起来,法律本身的滞后性更使得法律不能更好的发挥它应有的效能。为此,通过加大刑法中对商业贿赂罪的处罚力度,加大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起到一定的社会震慑作用,是遏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方法之一。
(3)健全市场综合管理惩戒机制,加大商业贿赂中行贿犯罪的风险和成本。由于在现阶段中国商业贿赂违法成本低,导致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了利益甘愿冒着风险贿赂他人。因此,通过市场管理的惩戒机制,大大提高行贿行为的违法成本,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治本之策。据了解,中国有相当多的省在建筑市场准入方面规定,凡在项目承包、材料采购投招标过程中因行贿受到查处的承包商、供应商,将列入“黑名单”,今后不得再次进入该省市场。通过违法记录、信用记录等多方面形成市场综合管理惩戒机制,使经济法人在经济活动中不值得为了一单交易而去冒行贿犯罪的风险。
(4)通过在立法上、制度建设上的完善,加强监督,使得商业贿赂受贿者不能收受贿赂。这是治理商业贿赂的最高境界,也是最难达到的目标。治理商业贿赂必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不论如何治理,都应该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坚强的后盾保障。一方面,治理商业贿赂的方式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作为指导;另一方面,必须将治理商业贿赂与国家强制力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的运用国家权力惩罚商业贿赂行为者,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更好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加强内、外部监督制约;加强政务透明度;加强财务、政务公开;加强各类财务报表、帐薄、票据的管理。规范和减少商业活动中的现金交易,对于重大事项要集体研究,充分发挥内部纪检监察部门职能作用,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和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通过对这种制度的建立,受贿者必定没有受贿的机会,不能受贿,从而有效的遏制了商业贿赂违法活动的产生。同时,通过对商业贿赂行贿者心理的考察也不难发现,行贿者往往是处于一种迫于无奈的心理进行行贿,在无法公平进行正常商业活动的的背景下,行贿者渴望通过行贿争取到更多获得利益的机会。为此,一方面,通过对受贿源头的控制,有效避免了受贿,行贿也就自然而然无处可行;另一方面,更应该通过社会制度、法律、监督体系等相关体制的完善,使得行贿成为不可能产生或者存在的行为,因为真正的公平直接导致行贿没有必要。较为成功的案例是在今年广州政府公开医药采购活动中,各供货商采用竞价的方式,将出价最低者定为供货企业。这样的政府医药采购方式,不仅避免了医药采购这个商业贿赂最严重领域中商业贿赂的发生,同时更好的维护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起到两全其美的作用,值得充分推广并为广大行业所学习与实践。
3 刑法修正案(六)中对于商业贿赂罪的修改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06年6月29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商业贿赂罪的原有主体,将《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单位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的范围。
首先,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解决了先前由于主体不适格而无法追究该种行为刑事责任的局面。中国《刑法》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外的主体实施的贿赂行为是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例如,先前在商业贿赂活动最为猖獗的医药领域,对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回扣的行为以犯罪处罚没有明确、充分的根据,而《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163条和第164条的修改,对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回扣的行为以犯罪处罚则有了明确、充分的根据。另外,司法实践中也经常遭遇在商业领域内,商业主体常常通过实施商业贿赂来谋取商业利益,这样不仅排挤了其他竞争的平等主体,同时还会影响由公平竞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优势,最终导致经济的不健康发展。《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正是弥补了对医药、零售业、房地产行业、旅游行业、银行业、建筑行业等行业中商业贿赂行为无法管辖这一缺陷,有利于更好更全面的打击犯罪。可以说,修正案中扩大商业贿赂犯罪主体范围对于现阶段中国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肯定和帮助作用是巨大的。同时,中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第5条第1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和执行或者坚持有效而协调的反腐败政策,从而使公约规定的控制贿赂犯罪的法律措施在国内法律秩序中得以适用。中国必须通过适当扩大贿赂犯罪主体的范围来遵守公认的国际法规则以及善意履行条约义务。
4 结论
(1)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长期而综合的工程。商业贿赂犯罪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等原因所导致的一种社会现象,对它的治理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过程。这就要求全国从上到下、各行各业形成统一认识,综合治理,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
(2)治理商业贿赂必须对症下药。要针对产生商业贿赂犯罪的背景、原因等准确分析、合理定位、全面认识,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等社会制度,从根源上消除滋生商业贿赂产生的土壤。
(3)治理商业贿赂犯罪并不是孤立的工作,它是与中国该阶段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现状、人民素质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治理商业贿赂犯罪要将其放到整个社会环境和背景中去,与其他因素综合考量,真正消除商业贿赂犯罪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毒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卫红,王国宏.《论商业贿赂》
[2]刘晓彬.介绍贿赂罪研究[D]华东政法学院,2004。
[3]赫长虹.论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认定[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4]吴喆。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规制[D]苏州大学,2006。
[5]罗彩荣.论商业贿赂行为及其法律防范[D]华中师范大学, 2003。
[6]程宝库.《商业贿赂社会会危害及其治理对策》.法律出版社,2006
[7]王继军.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若干法律问题[J]法学研究,1998,(05)
作者简介:王若轩,女,1985年出生,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郭文清,男,1984年出生,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
Commerce Bribery to Commit a Crime and Governs Summary Theory
Wang Ruoxuan,Guo Wenqing
Abstract: Commercial bribery is a widespread social phenomenon,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s adversely affected.The author in this,the only personal point of vie,from the commercial bribery demonstrated by the problems,from a legal point of view of commercial bribery causes of crime,social harm,such as treatment response to superficial aspects of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篇5：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
一、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特点和产生原因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行为人在经营活动中以争取交易机会排斥对手为目的，采用以秘密给付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行为。商业贿赂形式主要表现为一是贿赂包括货币现金、有价证券、物品、礼品等；二是回扣；三是佣金。当前主要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实践中商业贿赂犯罪发案呈以下特点：
1、案件多发于行政审批领域和行政控制行业，犯罪后果侵犯的不明显。这些行业要么控制公共资源、要么有垄断利润弥补损失，商业贿赂损害的利益无明确的受害者，也不容易被大众知悉，成为商业贿赂的多发领域。
2、案件主要发生在采购与招投标、付款、企业改制与资产处置等三个环节。这些环节都涉及较大的经济往来规模，受贿人又有较大的自由决定权，形成了商业贿赂的可能空间。
3、作案手段隐蔽，反侦查意识强。通常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事后收取贿赂或以测量费、设计费、协调费、借款、宣传推广费、手续费、礼金等方式收取贿赂，以形式上的合理或合规来掩盖贿赂犯罪事实。
4、受贿犯罪嫌疑人一般为单位负责人、文化程度高。受贿人一般是单位负责人或分管某一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拥有单位全部事务或某类事务的决定性权力。
当前商业贿赂犯罪多发且容易得逞，其原因有：
1、唯利是图是从事商业贿赂的主观动机。参与竞争的经营者为了通过“捷径”，取得比其他经营者更大的优势，往往抛开应有的商业道德，违背正当的竞争规则，利用少数人的贪财心理，暗中以金钱或其他好处贿赂交易对方的负责人或对交易有影响的其他个人。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易机会，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收取回扣方为牟私利，置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于不顾，其贪婪动机更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唯利是图则是从事商业贿赂者的主观动机。
2、供求失衡是产生商业贿赂的市场条件。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市场已由过去计划体制下商品短缺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品种数量繁多的买方市场。尤其在国外商品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之后，现在已很难找出使用货币买不到的商品。众多的货物在供买方选择之时，市场总会千方百计使商品循环流通，其中包括了合法与非法渠道。可以认为，商业贿赂是供求失衡状态下，市场代谢的扭曲。然而，人们追求的供求平衡，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供求矛盾却是永恒的。为此，商业贿赂的产生，有其普遍的市场条件，制止商业贿赂的工作，也就成为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3、腐败孳生是商业贿赂产生的社会基础。当前，不仅有的行业、部门“靠山吃山”，单位内的少数不廉洁者也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搞钱权交易。在金钱发挥支配作用，有钱便能直接、间接地使“鬼推磨”的风气下，商业贿赂现象必然适时而生，从事类似活动者便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乘凉的“大树”。社会风气的好坏是商业贿赂猖獗与否的客观环境，蔓延的腐败现象是其孳生的土壤。事实上，商业贿赂现象就是社会腐败在市场交易中的反映。
4、滥用优势是当前商业贿赂的一个特点。现阶段，一些从事公益行为的单位和具有特定职能的部门，在附带从事公益经营和行使管理职能权利时，往往利用其“独家”服务的优势，肆无忌惮地与供货方串通，在貌似“公平、合理”的幌子下，大量获取回扣。公用企业和具有特殊服务职能的部门，利用其优势从事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活动，已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同时也成为现阶段商业贿赂的新特点。
二、商业贿赂犯罪的危害
当前，商业贿赂不断滋生蔓延、危害严重，在经济方面，贿赂潜规则盛行，影响交易秩序破坏市场资源的正常配置，导致国有资产和国家税收的流失。在政治方面，导致群众对政府不满，腐蚀干部队伍。具体表现为：
1、商业贿赂从根本上有背离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企业运行的“潜规则”，而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这种商业贿赂导致的恶性竞争剥夺了其他竞争者公平交易的机会，使守法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使诚信风气受到极大破坏。
篇6：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
（一）商业贿赂犯罪法律与重点提示
一、商业贿赂概念与表现形式
商业贿赂是指商业活动中，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而采用的给予对方或者个人财物或其他利益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方式：
1.在帐外暗中给付和收受回扣。即经营者暗中从帐外向交易对方或其他影响交易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秘密支付钱财或给予其他好处的行为。
2.给付各种名义的手续费。主要是货币现金包括人民币、外币等，手续费名目繁杂，形式多样。如劳务费、信息费、咨询费、顾问费、辛苦费、奖励费、赞助费、红包、礼金等。
3.提供有价证券。包括债券、股票、股票认购券、代金券、信用卡、高级娱乐场所会员卡、折扣券等。
4.报销费用。给对方代理人（经办人）报销各种不该报销的费用。
5.提供其他各种物质利益。如提供住房、汽车、工艺品、收藏品、高档生活用品，送干股，进行经济担保，设立债权，提供豪华旅游等。
6.非法附赠。《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不得向对方单位或者个人附赠现金或者物品，但按照商业惯例赠送小额广告礼品的除外。违反前款规定的，视为商业贿赂行为。”因此，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向对方单位或者个人附赠现金或者物品的，数额超过正常数额的，为商业贿赂。
7.非法佣金。中间经办人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不能接受佣金。这一特征是划分佣金和商业贿赂的重要依据。例如，“医托”取
得的“佣金”不能算作佣金，该行为只能属于商业贿赂。此外，给予和接受佣金都必须如实入帐，不如实入帐的，也可以构成商业贿赂行为。
8.提供各种非物质性利益。如性贿赂，帮助介绍职业，调动工作，迁移户口，提供出国机会等。其中性贿路已经成为一种特殊而且比较典型的形式。但对于采用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能否认定构成贿赂犯罪，理论上与实践中均存在不同认识。
二、商业贿赂涉及的罪名（从受贿行为角度）
1.受贿罪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款：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受贿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款：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受贿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刑法一百八十四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3.单位受贿罪
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构成单位受贿罪。
三、认定标准
1.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标准
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利，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2.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标准
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当行为人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实施贿赂犯罪时，应注意必须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3.对“财物”的认定标准
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定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
4.犯罪主体身份的认定标准
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属于身份犯，即构成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法定的特殊主体。一般而言，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应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或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或接受国有单位委托在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则包括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1）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① 国家工作人员；
② 国有公司、企业、国有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③ 国有公司、企业、国有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非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
（2）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①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四、追诉标准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3）强行索取财物的。
前述“不满”是指接近该数额且已达到该数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五、量刑标准
法院在对犯有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被告人进行量刑时，充分考虑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等因素，并在司法实务中形成了一定的审理思路。
一般而言，个人受贿5000元，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1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犯罪情节严重的，以5万元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七年，每增加84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个人受贿5万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五年，每增加1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个人受贿10万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十年，每增加25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索贿的，比照受贿重处10%。
以上文件仅供与贵行交流学习使用，不具有正式法律意见或法律建议的效力，若存不当，请贵行指正。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篇7：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
对策
近年来，我市一些医疗机构在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发生贿赂职务犯罪案件仍较突出，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医药卫生管理秩序，社会反映十分强烈。结合我们办案情况，针对近两年来辖区内医疗单位在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发生贿赂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作一分析和思考。
一、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贿赂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是受贿犯罪案件高发环节。由于前些年各地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失误和宏观调控不力，很多地方盲目地上项目，建公司、办企业，特别是制药企业有雨后春笋般之势快速发展，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发展和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药品及医疗器械的销售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销售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一些药品及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在药品及医疗器械销售中大做“文章”，采取不正当的营销方式推销药品或医疗器械；一些药商为了促销盈利，挖空心思渗透腐蚀医务人员，一些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大肆收受“回扣”和好处费，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使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环节成了医疗系统商业贿赂职务犯罪发案的重灾区。仅2007年5月份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医疗机构涉嫌贿赂型职务犯罪案件8件8人，且均为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发生的涉嫌受贿案件，而且科室医务人员集体出现收受“回扣”情况，如此之高的发案情况，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警醒。
（二）犯罪表现形式多样，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通过对案件的进一步分析，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所发生的贿赂型职务犯罪案件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有的是医院领导审批签署购买药品或医疗器械，经销商以感谢的方式按一定比例给予回扣；有的是药剂科工作人员与医药代表单独“勾兑”；有的是医生在医院开处方而在药贩子那里拿回扣；有的是在购买药品或医疗器械时，事前和经销商谈好一定比例的回扣，在每次手术后，经销商按回扣比例将现金给予相关医务人员；还有的是由经销商定期或不定期邀请医生个人及全家出国（境）旅游等。犯罪的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一些制药企业或药品及医疗器械经销商，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时，其营销的方式和手段不断翻新，采取单线联系、开联络会、药品推广会、药品发布会等形式，把医疗机构的相关人员请出医院，进行暗中交易。同时，在药品及医疗器械营销市场上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即“明扣”和“暗扣”。“明扣”是药品供应商公开支付医院的折扣，医院在向药品供应商支付药品款的同时，会扣下事先谈好给医院的回扣，这部分回扣一般是药品购买额的5%—20%。药品供应商在给“明扣”的过程中，暗中给予医院中对药品采购起决定作用的有关人员所得的回扣，又称“暗扣”，一般是“一对一”的行为，回扣一般是医疗器械发票金额的30%-40%，隐蔽性很强，不易被发现，比较容易掩盖其犯罪行为，使这类犯罪更加隐蔽化，从而增大了查处的难度。
（三）行贿者“强进攻”与受贿者“弱抵制”形成明显态势。近年来，由于药品及医疗器械销售市场不景气，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一些药品及医疗器械供应商们在销售环节使“绝招”，下“猛药”，以金钱作为“敲门砖”，用丰厚的“回扣”或“好处费”来诱惑医疗机构有关人员，最终达到顺利销售药品及医疗器械设备之目的，一些经不住诱惑的医疗机构的领导或工作人员在“糖衣炮弹”面前，起初还能保持清醒头脑，进行抵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感情的加深，思想开始麻痹、意志逐渐淡泊，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能力渐渐地变弱了，一旦对方“强进攻”，思想道德的防线便被冲破，成了经销商们的“俘虏”。如今年我院反贪局在查处的案件中发现从2004年10月至2007年3月，武汉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黄石地区销售商王某某，在销售医疗器械耗材过程中，就是采取用钱物作为“敲门砖”主动出击，对医疗机构的关键人员进行“强攻”的手段，先后向我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有关科室负责人行贿，被检察机关查处。
（四）社会危害性较大，直接侵害了医患的根本利益。从案件情况分析显示，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的贿赂犯罪案件，其犯罪后果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非常之大，它直接侵害的是广大医患的根本利益，极大地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其危害主要表现在：第一，生产、经营企业和个人以回扣等商业贿赂为手段，向医疗机构推销质次价高甚至假冒伪劣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导致医药服务价格不断攀升，直接损害广大患者的利益；第二，涉案人员所收取的“回扣”、“好处费”、“开单提成费”均直接打入医疗机构进货成本。一些医务人员为获得回扣、提成，滥用某些药品和高值耗材，既损害患者健康，又加重患者经济负担；第三，严重腐蚀了医疗卫生队伍，一些医务人员成为不法企业的代言人，滋生了腐败和贿赂型职务犯罪。如检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中，发现我市某医院科室负责人廖某在其任职的3年内收受医疗器械经销人员贿赂达20万余元，导致该医院部分医疗器械以高出市场5倍的价格提供给患者。
二、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贿赂型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
（一）药品及医疗器械销售体制不健全是产生犯罪的客观原因。由于我国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耗材等规范、有序的流通市场体系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营销秩序仍然混乱，经营行为不规范，不正当竞争恶性循环。一些医药生产厂家或商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采取把自己利益与采购方决策者、执行者的个人利益分别对待的办法，将商品以不低的价格推出，从中给予采购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贿赂，这样的流通体制助长了非法的商业竞争，使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环节发生贿赂型职务犯罪有了客观条件。
（二）医疗机构内部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从客观上给犯罪提供了空间。随着药品及医疗器械购销矛盾日益突出，营销形式和手段不断翻新，医疗机构的主要领导、有关科室的负责人、医生等关键人员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显现出来，成为药品及医疗设备营销商们“主攻”的对象，加之一些医疗机构只注重内部的业务建设，而忽略了对医院领导和关键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有的单位监督机制不健全，而有的虽然建立了监督机构，但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没有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形同虚设，失去了真正义意上的监督，导致一些有职权的人员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从而给那些药品及医疗器械营销商们推销产品进行“勾兑”或行贿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给了一些医疗机构的主要领导、有关科室的负责人、医生等关键人员利用职权，大肆收受财物直至发生贿赂型职务犯罪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三）药品、器械虚高定价，为行贿者提供了资金来源,是诱发犯罪的外部原因。一方面，由于一些制药、器械生产企业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导致药品、器械虚高定价，有的地方政府、物价部门为了扶持和保护当地的企业，对生产的药品、器械定价不按国家有关定价标准和规定如实定价，而是进行虚高定价，并对外地同类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价格排斥，使药品价格难以下降。另一方面，政府物价部门只对已进入医保目录15%—20%的药品、器械实行定价调控，而占80%—85%的药品、器械价格则由生产厂家自主定价。因此，药品、器械生产厂家就有了给予药品、器械经销商较大的利润空间，经销商们就是利用这一较大的利润空间，用各种手段打通各个销售环节，“回扣”或“好处费”的数额可达25%，最高甚至可以高达40%。有如此丰厚的“回扣”或“好处费”，对医疗机构一些意志薄弱的医务工作人员来讲，那双贪婪的手又怎么不伸出去呢？
（四）医务人员待遇偏低，寻求补偿心理欲望强烈，也是诱发犯罪的原因。涉案人员在忏悔自己走上犯罪道路过程剖析原因时，都有带共性的认识，那就是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具有特殊性，虽然职业崇高，但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且非常辛苦，与其他行业相比，工资待遇并不高，从心理上产生了不平衡和吃亏感，加之受社会复杂因素的影响，一种内心失衡、寻求补偿的心理欲望渐渐地强烈起来，便利用手中职权在药品及医疗器械的采购中收受贿赂。如我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某科室主任柯某就是在上述心理因素的支配下，大肆收受药品和医疗设备供应商贿赂20万元，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五）法制观念淡薄，对法律认识上的误区，是导致犯罪的主观原因。从检察机关查办医疗系统发生的贿赂型职务犯罪案件来看，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涉案人员文化程度较高，不少人员在医疗领域还颇有建树，有的还多次受到各级奖励。但是，由于医疗系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真正接触法律的人并不多，因此，相当一部分人员的法律意识较差，对罪与非罪的界线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耗材等采购活动中，自己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一点“回扣”、“好处费”、“开单提成费”等不是犯罪，而只是违犯行规。
三、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贿赂型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进一步加大对医药卫生领域贿赂型职务犯罪查处力度，注重教育，实行打防结合政策。针对药品及医疗器械两大环节贿赂型职务犯罪高发的特点，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体制下，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仍需进一步加大打击医药卫生领域内贿赂型职务犯罪的力度，重点是对管理层人员的查处，同时，要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和医药卫生系统自身的特点，在坚持贯彻中央宽严相济政策的前提下，坚持惩罚并举、注重预防、教育为先的原则，对那些位高权重，态度恶劣，道德败坏的犯罪分子要严惩不贷，而对那些态度较好，认真悔改，积极配合的涉案者要查处的同时，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坚持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做到惩一儆百。以打击促教育，以教育促预防的作用。
（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药品及医疗器械等销售体制，实行阳光交易。药品、医疗器械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如果在流通环节没有健全和完善的市场体系体制作保障，不仅导致市场无序竞争，交易活动“暗箱操作”，行贿、受贿违法犯罪行为泛滥成灾，而且对市场经济秩序将会造成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将受到严重侵害。因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药品及医疗器械营销市场体系体制，确保药品及医疗设备实行阳光采购，是预防和遏制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中贿赂型职务犯罪极其重要的举措。一是国家要尽快建立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保障，切实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交易市场秩序。二是全面推行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以招标投标方式进行购销，逐步实行挂网竞限价购销，使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在“阳光”下进行交易，切实降低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流通环节的成本，真正让利于民。三是积极探索药品及医疗器械等实行专营的市场流通新路子，切实减少药品及医疗器械等流通环节的中间“水分”，从体制上解决医疗机构药品及医疗设备采购环节诱发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治本性问题。
（三）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从制度上防范未然。医疗机构频发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制约不力，从而给职务犯罪留下了空间。因此，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是预防商业贿赂和贿赂型职务犯罪的关键。首先，医疗机构要针对内部在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采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一些关键人员，制定切实可行又可操作的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的防范制度。二是对已经进入药品及医疗设备集中招标采购的医疗机构，应切实加强对招标采购的药品及医疗设备在中标单位配送环节的监督，制定相关防范制度和措施。三是医疗机构内部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职能作用，将制度监督、职能部门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增强内部监督透明度，使那些违规、违法行为无立足之地。
（四）严格控制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价格，截断贿赂之源。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源头是行贿，而行贿的源头又来自不同的渠道，仅药品及医疗设备采购环节发生贿赂案件来讲，截断药品及医疗设备采购环节行贿的源头，关键是要理顺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在流通中的价格关系。国家物价部门要严格控制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的价格，防止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的虚高定价，大大压缩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的价差“水分”，缩小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产品销售的利润空间，使那些靠不正当手段进行促销的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没有丰厚的物质条件给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相关人员以“回扣”、“好处费”等形式进行贿赂，切实从源头上达到治理贿赂犯罪之本的目的。
篇8：刍议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
2005年5月, 德普案经由媒体曝光后, 终于引起了我国社会对商业贿赂问题的广泛关注。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批示下, 中纪委迅速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 中央正式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2006年6月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配合治理商业贿赂活动的开展, 颁布了《刑法修正案 (六) 》, 修改了刑法第163条、164条, 扩大了商业贿赂的主体范围。这些刑事政策的出台对治理商业犯罪作用显著。然其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本文试从有效治理角度探讨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
在立法上, 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和22条之规定, 可以看出立法第一次对商业贿赂行为给予刑事否定评价。《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2条明文规定, 经营者不得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之规定, 采用商业贿赂手段销售或者购买商品。上述规定之商业贿赂, 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我国1997年《刑法》设立了商业贿赂犯罪, 包括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这些法律构成了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框架。
在理论上, “商业贿赂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贿赂犯罪, 不仅包括商业领域经济活动主体之间为争夺市场、谋取经济利益而发生的贿赂犯罪, 而且还包括商业领域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索贿、受贿犯罪。狭义的商业贿赂犯罪, 可以界定为商业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系非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 包括商业行贿罪 (向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 和商业受贿罪 (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 , 但不包括公职贿赂犯罪, 是纯粹的商业贿赂犯罪。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对商业人士的贿赂”, 从而使商业贿赂成为与“贿赂公职人员”对应的另一类贿赂罪。[1] 作者认为, 广义的和狭义的商业贿赂犯罪的区分点在于是否包括公职 (商业) 贿赂犯罪。
但是, 从我国经济犯罪特别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的目的不难看出,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打击的对象包括了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从司法实践来看, 在我国的商业活动领域常常发生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 他们利用人民赋予的公权力索贿受贿所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的恶劣影响都远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商业贿赂犯罪可比。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廉洁型和公信力。所以, 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公职贿赂犯罪所涉罪行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一方面侵犯的客体是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 另一方面侵犯的客体是有关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但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看,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参与的贿赂带有明显的商业贿赂性质。因此, 在这里, 笔者认同的是广义的商业贿赂犯罪概念。商业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中对应的是发生在商业领域内的一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和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
二、商业贿赂犯罪领域刑事政策的特点
(一) 扩大商业贿赂犯罪的领域
2006年6月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刑法修正案 (六) 》, 对刑法第163条、164条进行了修改, 将商业贿赂的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该修正案的出台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支持。但是, 从目前情况来看, 扩大后的商业贿赂犯罪主体仍然具有局限性, 需要借鉴国外立法例进一步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
(二) “严打”惩治商业贿赂犯罪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泛滥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原因, 加之对商业贿赂的认识还不足, 导致立法的严重不足和滞后, 造成商业贿赂犯罪现象十分猖獗。党中央、国务院不得不重新部署, 下发各种文件, 实施一系列严厉的制裁措施, 把治理商业贿赂犯罪作为一项专项行动对待, 最终通过立法活动加以规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打击过度的现象, 把一些不属于商业贿赂的一般违法或犯罪当作商业贿赂犯罪来惩治, 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 治标不治本
反商业贿赂风暴开展以来, 一批批高管和高官纷纷落马, 被各方惊呼为中国特色的“清污风暴”。但目前查办的商业贿赂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这种剜骨疗毒的手法, 只是治标之方, 而非治本之策, 收效缓慢。虽然一开始中纪委等部门就发出通知, 要求严惩商业腐败, 最高立法机关也促使对刑法进行修订以迎合这场反腐风暴的需要。但是, 这种政治指引式的立法活动是短暂的、实用主义的。“政治风向标”固然可以集中力量暂时解决部分商业贿赂问题, 但是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需要长期的、自发的、渐进式的立法活动以及完善的配套执法。
三、商业贿赂犯罪之刑事立法政策完善
(一) 建立健全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 扩大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和对象范围, 与国际公约一致
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逐步遏制包括商业贿赂犯罪在内的腐败犯罪, 我国政府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联合国反腐公约》, 该公约已于2005年12月14日正式生效。公约涉及的4种商业腐败, 分别是“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罪”、“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影响力交易”、“私营部门内的贿赂”。[2] 但是,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只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而私营企业等单位或实体及其工作人员, 并不在此列, 其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一般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无差别, 不存在非罪化的理由。另一方面, 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表述和执法现状, 惩处商业贿赂, 以是否从事经营行为来确定行为主体是否属于经营者, 凡是从事经营行为的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进行贿赂达到犯罪标准的, 均构成犯罪。这样, 刑法的商业受贿罪就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商业贿赂违法行为, 产生完整的对接。[3] 除此之外, 我国刑法还没有专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罪条款。这不仅仅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基本要求, 更重要的是针对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有了具体的法律武器, 这对于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和国际公约的统一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 我国刑法规定的行贿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凡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年满16周岁,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均可构成行贿罪的主体。关于行贿罪的主体是否包括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呢?作者认为应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我国领域内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公约行贿;二是在我国领域外的外国人向我国公职人员行贿。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作者认为应当包括这一犯罪主体, 但对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成为行贿罪的主体还必须具备更严格的条件。理由是, 我国《刑法》第8条规定, 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内对中国国家和公民犯罪, 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可以使用本法。但目前在实践中, 对于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在我国领域外向我国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 一般认为不适用我国刑法。[4] 这是违背我国法律的要求的。因此, 有必要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不论是自然人, 还是法人或单位, 均可构成该罪的主体。所以, 有关学者认为国家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对反商业贿赂进行统一立法, 为反商业贿赂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5]
(二) 对商业贿赂犯罪采取分而治之的刑事政策, 加大反商业贿赂力度, 严惩腐败官员
商业贿赂犯罪囊括了商业领域内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结合实践可以看出, 公务人员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公权力索贿受贿, 其所造成的损害, 比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商业贿赂犯罪更大, 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更加严重。所以, 应对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和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采取“分而治之,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别对待, 对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应当严格立法, 将其作为刑法打击的重点, 而对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 因为司法资源有限性, 依现行刑法进行打击, 不宜一律作犯罪化处理。总结中国历史上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的经验, 一个值得借鉴的做法就是对腐败官员严惩不贷。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也曾经运用从严治吏的刑事政策惩治贪污腐败。公务人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人民对贪官污吏向来深恶痛绝, 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 普遍认为非公务员人员与自己的关联性不大, 所以, 对非公务员人员商业贿赂犯罪的容忍度要远远大于公务商业贿赂犯罪。
(三) 对“贿赂”的内涵应做进一步的扩大性解释, 与国际公约一致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仅为财物, 在司法实践中, 一般将财物扩大解释为财产性利益, 但非财产性利益不属于财物的范畴。而贿赂的形式五花八门, 非财产性利益也是在利益与权力之间做交易, 其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会与财产性利益所造成的危害相差无几, 同样侵犯了职务的廉洁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 贿赂犯罪的对象为“不正当好处”, “好处”的范围不局限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财物”, 因此, 我国刑法应将商业贿赂犯罪的对象扩大, 把“财物”换为“不正当好处”或者“不正当利益”, 这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四) 只要谋取利益, 不管这种利益正当与否, 达到犯罪程度的均为商业行贿犯罪
我国刑法中的有关规定, 要求行贿犯罪应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 但实践中难以界定不正当的界限。况且就算是在一般行贿犯罪中要求以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是合理的, 但是在商业行贿案件中再以不正当利益为其主观目的就显得不切实际了
四、小结
商业贿赂犯罪在我国有其独特的特点, 其泛滥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原因和制度上的原因, 加之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认识还不足, 导致立法的严重不足和滞后性, 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 正确的看待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 从而确定所针对的政策和法律, 以打击商业贿赂行为。
摘要：商业贿赂犯罪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利, 已经影响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虽然我国加强了对商业领域的反腐斗争, 并取得了对刑事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显着成果, 但刑事立法政策尚需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1]李瑞生.商业贿赂犯罪基础问题研究[J].鲁东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08 (2) .
[2]付利忠.探秘商业贿赂犯罪[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291.
[3]张玉瑞.商业秘密.商业贿赂:法律风险与对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300.
[4]刘生荣, 张相军, 许道敏.贪污贿赂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