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制度改革范文

制度是前人经验与血泪的总结和提炼，是行为的基本准绳，必须执行到位。如何制定一般制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官制度改革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篇：法官制度改革范文

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队伍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如牛毛，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毕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笔者试图从制度层面上解剖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对法官职业化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对法官队伍现状的整体评价

说到对法官队伍的整体评价，笔者想引用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的话，他说，1998年以来，全国法院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严肃执法，秉公办案，为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法官队伍是好的，是党和人民完全值得信赖的。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相比而言，法官同行政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相比，从人员素质到工作效率都是比较高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等于说法官队伍就不存在问题了，实际上，我们的法官队伍无论从人员素质还是管理制度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么，现阶段法官队伍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从队伍素质上看，法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偏低，职业化程度不高

先从业务素质看。笔者并不否认，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法官还没有达到职业化的要求，有的还相距甚远。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你那么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从法官队伍的人员构成来看，我国法官成分复杂，同质化程度严重不足

从各级法院法官的来源来看，我国法院法官的成分极为复杂。有的从行政机关调入，有的是教师改行调入，有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来的，有的是转业军人安排就业的，有的是经考试录用的，有的是“以工代干”转正的，简直是五花八门。这些人有的是大学或大专毕业，有的中专、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学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而普通高院校法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只占极小的比重。这么多成分如此复杂的人组合在一起，由于文化程度不同、所学专业不同、经历背景不同，必然导致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的差异，最明显的是面对同一件案件，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或上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官队伍比较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等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不可避免地造成审判秩序的混乱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法官的公信度不高，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从法官队伍的管理体制及管理手段来看，现阶段实行的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已经不适应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

先从制度设计上说，建国以来我们的各级法院都是按标准的行政机关设计的，就是现在，各级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与行政机关并无二致。如院长以下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下设若干业务庭室和综合处室，院长、副院长分管几个庭室或部门的工作，这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极为相似。所有的人民法院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我们的法官被人为的分成了三六九等，法官与领导之间、下级领导与上级领导之间事

实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领导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的升迁任用与奖惩，事实上形成了法官对领导、下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人身的依附必然导致意志的屈从，造成法官的人格缺陷，不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权力结构适用于行政机关却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因为它违背了司法的规律。

再从各级法院的运行机制来看，现在通行的案件审批制度，也有悖于司法的规律。通行的做法是一个案件要经过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审批或者审判委员会研究才能下判，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这些庭长、院长不办案却可以“唱主角”决定案件的结果，而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反而成了“跑龙套的”，可谓中国一“怪”。实际上，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个思维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它是一个个性化的脑力劳动，不需要他人的干扰。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实证过程会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成为法官职业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而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特点，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的行使，实际上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四)从法官队伍的数量及工作效率来看，我国法官数量过于庞大，工作效率不高

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官大约20多万人，平均每

5、6千人就有一名法官，与发达国家每5—6万人有一名法官的比例相比，我们的法官数量实在过于庞大。与数量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法院法官的审判效率并不高，每人每年结案只有

三、四十件案件，只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效率如此之低?是不是一线法官办案的绝对数量很少?我看不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法官一年能办一二百件案件，一般的也能办百十件，效率并不低。造成平均结案率低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院存在相当数量的“脱产”或“半脱产”法官。在法院，办案最多的是审判员(包括助审员)，副庭长次之，到了庭长一级办案就少了，当了院级领导就基本不办案了，再加上不办案的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科室的法官，不办案或基本不办案的法官占到了法官总人数的一半左右。这样平均下来，审判效率自然不会很高。

二、关于法官队伍存在问题成因的思考

关于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成因的探究，应当从分析问题入手，最终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量。

(一)关于法官素质的思考

先从法官的选任看，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过低使得法官的整体素质先天不足。法官职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不仅要具备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且要具备法官必须具备的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然而建国以来，特别是法官法实施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一直被忽略了，对法官的选任几乎无任何诸如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很多人可以未经严格选拔而进入法官队伍。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一个人到了法院不论是否从事审判工作，不论素质是否符合审判工作的要求，只要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和干部级别，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可以平均分配的待遇。结果导致两个恶果，一是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而素质参差不齐的法官队伍。相当一部分人虽有法官职称但却不胜任法官职务。二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由于书记员逐渐被选任为法官，造成书记员严重缺乏，一些本应当由书记员承担的工作却由审判员来完成，造成法官与书记员分工不明，既影响了工作效率，又影响了案件质量。

再从对法院、法官的管理制度看，制度的设计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度的设计上把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进行管理(即使到了现在，法官仍然沿用公务员的考核办法，法院的干部任免仍沿用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法官职业的特殊性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法官队伍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实已经造成，我们正在为忽视法官职业特殊性的制度设计付出代价，而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现在我们却过多地指责法官的素质低下，实际上，法官的素质是由法官制度决定的，既然你在制度设计上将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既然你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要求法官具备比公务员更高的素质。所以单纯指责法官素质低、不求上进是有失公正的。

(二)关于法官管理体制的思考

首先从领导干部的任免看，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建国以来，法院的领导班子都是同级人大任免，实际上是由组织部门选任委派。这在行政机关并无不妥。关键在于法院不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法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你从其他党政部门选配干部，很难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的要求。比如说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尽管他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在行政机关他可能是一名称职的领导，但到了法院却未必。为什么，因为当法院的领导，不仅要具有行政机关领导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还要求你具备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党政机关的领导直接选派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对法律是个门外汉，尽管他一个案子也没办过，但到了法院就可以直接被任命为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而从事审判职业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法官却要听命于这些从来与法律无缘的人，这在法治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却成了通行的做法，见怪不怪了!这种做法抹煞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它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是不能低估的，它使法官认为，当法官不必研究法律，只要研究好“社会学”、学会为官之道就足够了!不懂法的人可以当管法官的官，享受一线办案法官无法享受的“尊荣”，那么法官还有什么必要劳心费神地学习法律?退一步说，学了法律，成了专家又能如何?

其次从法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上看，现行法官制度的激励机制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趋势。制度的导向和评价功能是巨大的，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既然你将法院设计了自上而下、由高到低的权力结构，既然享受尊荣的等级与官阶成正比，既然当了官能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体面生活，享受到普通法官无法享受到“尊荣”，那么法官必然形成以当官为荣、当兵为耻观念。可以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法官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当官”，而不鼓励在第一线办案的制度。所以说，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仅不能保证选拔出高素质的法官，更重要的是还造成了法官价值评价体系的扭曲。一个人到了法院，当了书记员，想当审判员，当了审判员，想当庭长，当了庭长，想当院长，没有一个人甘愿一辈子当个书记员或审判员的。实际上，评价一个法官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变成了他实际享有的行政级别的高低，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素质倒在其次了。而在现有的体制下，想当官除了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外，更重要的是有“道”，所以我们的有些法官不是把精力用在学习研究法律上，而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想当官。那些当官无望的，则消极地对待工作混日子，那些真正高素质的法官由于年轻或社会经验不足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处于较低的等级，无法享受到法官职业应当给他们带来的尊荣，导致他们对前途、对事业悲观失望，而逐渐丧失了进取心，整个法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现阶段各级法院的法官学习业务提高素质缺乏内在动力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了那么多的进修、培训而效果不理想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最大障碍。

再次，从审判管理的运行模式上看，案件审批制度的存在即违背了审判规律，也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案件的层层审批把关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尽管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办案，一直提倡要还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案件审批是以领导的行政管理权力为前提的，我们的领导习惯于审批案件，实际上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只能审批案件，他们把审批案件当作自己权力的象征而不容他人染指和削弱。实际上案件审批不过是审判权在审批者和办案者之间的再分配，审批案件除了正常的掌握审判动态或案件把关之外，还存在一个案件的决定权问题，而这个决定权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多多少少地具有某种可交换的属性，能给审批者带来某种利益，所以作为法院最高权力的享有者不可能把案件决定权真正还给办案法官。这才是案件审批制度存在的最深刻的原因。当然，笔者并不否任案件审批对保证案件质量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对法律知识的熟悉程度并不见得比一线办案法官高多少，尤其是从其它党政机关调入的没有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的领导，就是从优秀法官提拔起来的领导，由于他们不办案或很少办案而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其业务能力也未必比提拔前更高。实际上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并不能有效地发现和避免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错误，相反我们的案件审批者或审判委员会对同一个案件经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由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做法还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它容易使审判人员形成依赖和懒惰心理。由于审批把关制度的存在，使得审判人员遇到疑难问题不是自己寻找法律依据和运用法学理论进行解决，而习惯于将疑难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或案件审批者决定，久而久之他在心里会想，反正我说了也不算，还不如将问题上交，自己落个清闲。因而案件审批制度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实际上已经成了素质不高的审判人员的“拐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素质的法官。二是不利于错案责任的追究。案件审批制度分散甚至模糊了案件承办者的责任，使得真正出了错案时责任无法追究。

以上我们分析了造成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种种原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原因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看到，忽视了司法规律的法官制度造成了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和素质低下;而数量庞大的法官队伍和素质低下的现实又给行政化的管理手段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如案件审批和审判委员会制度等)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官的低素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了法官队伍目前的状况。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表象，而制度的设计才是根本。

笔者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和推进法官职业化，是靠领导的号召和要求，还是靠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必须同司法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没有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法官职业化就失去了动力和保障，最终也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三、关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法官要办案、法官愿办案、法官只办案”。实现这个目标的标志是：法院里最大的“官”是法官，最高的“长”是审判长。这一官一长只管案件，而不管其他的法官。为此，必须重新构建能够体现司法特质的法官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保障和约束下，造就一支高度职业化和高度自治的职业法官队伍。为此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法官职业的准入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官选任标准过低的问题，设立了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法官职业准入的“门坎”，但这只是解决了今后的普通法官的职业准入问题，领导干部的职业准入问题和实行员额制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仍未解决。

法官法规定，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而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此就有了“当院长容易，当法官难”的说法。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具有法官和领导双重身份，理应在业务素质上高于法官，但在选任的标准上却低于法官，为党政干部继续进入法院当领导留下了“后门”，实际上是对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的迁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后门”不及时予以堵塞，将严重影响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为此笔者建议，应当修改法官法，将这一“后门”堵住。

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在全国法院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意图通过将在职法官划分为法官和法官助理达到“法官数量大大减少、法官素质大幅度提高、法官中心地位大大增强”的目的。这无疑是推进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定额后的法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官，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在法官法修改以前，应在法官法确定的既有条件范围内从严要求，以真正体现法官的精英化、职业化。因而应当制定严格的担任法官的标准，而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院级领导、中层干部和一些素质较好的审判员直接过渡为法官。

关于确定法官员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有的学者将定额后的法官任职条件限定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通过全国司法资格统一考试;有较高的审判专业水平，能独立承办复杂疑难案件，具有熟练的驾驭庭审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法学基础理论深厚，有较强的调研能力，有一定数量的法学论文发表;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高的社会评价;身体健康，能够胜任繁重的审判工作;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笔者认为，这个标准值得考虑，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选任法官，那么选任出来的肯定是精英化的法官。这里面有几个硬性标准，一是学历条件，二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三是有一定数量法学论文发表，其中最难的就属通过司法考试了。笔者一直认为，法官法修正案没有规定在职法官一律要通过司法考试才能继续担任法官职务，实际上是对在职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的一种妥协——大多数法官难以通过如此难度的考试，且不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官连报考条件都不具备。司法考试对应试者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的考察是极为严格的，也是其它考核考试无法替代的，法官员额确定后既然我们要选拔精英法官，理应通过司法考试。借司法考试的方式对法官队伍进行一次彻底“洗牌”，既解决了员额确定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又很好地解决了在职法官的分流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实行员额制的初期，为保持审判业务的延续性，可由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法官代行职责，以后逐渐由达到条件的人替换。

(二)关于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领导干部过渡问题

目前各级法院内部均设有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业务庭室和综合科室。各个审判庭既是审判业务分工的结果，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单位。审判庭设庭长、副庭长职务，院长、副院长(包括院长助理和副院级审判员)分管几个庭室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行政管理网络。这样一个机构设置实际上成了行政化管理方式的载体。但管理的对象却不是行政事务而是审判业务或具体的案件。法官审理案件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它在本质上具有排斥行政权力干预的属性，因而我们不能套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审判业务，因而审判庭的设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有学者建议，从长远看应当取消审判庭的设置，代之以专业合议庭或办案组，这个建议应当采纳。取消审判庭的内部机构改革应当与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同时进行，不然新选任的法官又成了承担案件审批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管理者，改革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最高法院已经在《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这里面涉及法官、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问题。应当明确规定，只有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案件的法官才具有审判职称，其他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专职行政人员、法警、书记员等一律不再具有审判职称，专职行政人员、书记员、法警不是法官，法官助理也不是法官，而是协助法官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员。员额制实行后，对于未被选任为法官的审判人员，应当免去审判员职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员额制还存在一个与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员额制实行以后，肯定会出现等级高的“法官”给等级低的法官当助理的现象，等级高的法官可能在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因而可能造成工作上的摩擦。实际上，法官的素质只能有审级上的差异，在同一级法院没有必要将法官分成三六九等。建议修改法官法，取消或修改关于法官等级的规定。

相对于法官等级设置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过渡可能更为棘手。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法官等级，但有些领导干部由于自身素质和工作性质的限制，其业务素质可能无法达到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坚持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还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网开一面”?如果坚持选任标准，就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现有的领导职务问题，如果“网开一面”就无法达到员额制后法官精英化的目的。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官等级、行政级别高而一律给予他们法官职称，可允许这些人做一次选择，达到定额后的法官选任标准的，可担任法官职务去办理案件，达不到的，可留任原职务。

(三)关于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和监督机制问题

人民法院现行的审判业务运行方式完全是按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设计的，主要靠领导督促和案件审批管理审判业务，领导本身不办案或极少办案，但却成了法官的法官、裁判者的裁判者。这种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行使的管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近几年，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干部办案，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领导已经习惯于审批案件和处理行政事务，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使他们不屑于繁杂琐碎的案件审理，他们不办案是因为他们有决定案件结果的行政权力。所以解决领导干部不办案的问题应当与改革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同步进行。

法官职业化必须解决领导不办案的问题。在法官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领导不办案问题好像还不十分突出，将来员额制实行以后，法官的数量将减少到现在的一半或更少，那时候你再允许那么多的领导不办案而去审批案件，显然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一个法院现有60名法官，现有不办案的院级领导10人，审判工作运行基本正常，而实行员额制以后，法官只剩下30人或更少，假如这10名领导都过渡为法官，将出现10名领导为20名法官把关的现象，平均每个领导只审批两个法官办理的案件，管理手段与审判效率的矛盾就会立刻凸现出来。当然，改革行政化的管理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在取消案件审批制之前是否可以将领导与法官的身份合二为一?即保留他们的领导身份但专门从事审判工作，以后逐渐将行政权力分离出去。

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立法上的支持。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和审判权分离，最终建立“判者审、审者判”的审判工作运行机制。或许有人会说，领导不审批案件都去办案了，出现问题怎么办?实际上领导审批案件的做法并不能保证案件不发生问题，取消案件审批并不是取消监督制约机制，相反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机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不需要的只是行政化的监督机制，对于法律规定的审级监督、再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必须坚持，而且笔者还设想在人民法院之外设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这个机构应当独立于法院之外且不受各级法院司法辖区内党政机关的干涉，而且这个机构实行的只能是事后监督。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四)关于法官职业的保障问题

法官的职业保障包括地位保障、物质保障、人身保障等内容。这里着重谈一谈地位保障和物质保障。

法官员额制和法官助理制的设立本意就是建立并保障法官的中心地位。但不解决员额制所涉及的法官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员额制的目标就可能无法实现。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法官的价值取向问题，其目标应当是从鼓励法官当官到鼓励并保障法官办案。因此必须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惹的祸。因为一个法官当了官会给他带来种种好处，所以他要当官而不愿意办案。所以制度的设计应当从剥夺当官带来的种种好处入手，最终使得一个法官不当官也能享受当种种优待，享受到法官职业给他带来的“尊荣”，这样他就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审判中去而不挖空心思地想当官，这样才会真正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司法资源的分配要以法官为中心。司法资源包括对物质装备的支配权、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支配权等。应当优先保障法官办案经费的使用、车辆等装配的使用，优先保障法官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和支配。二是削弱并最终解除法官对领导的人身依附。现阶段法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决定的，法官与领导之间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法官的中心地位必须打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至少不应当由本院的领导组织实施。这样法官才能不依附于领导的意志，独立审判才能真正实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收入一般都比较丰厚。法官的收入高于公务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之所以这样，一是法官的职业及其审判行为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法官是纠纷的最后裁判者，理应获得较高的物质报酬，二是高薪有助于养廉。法官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几乎是其惟一的收入来源。这样国家就必须保证法官享受高薪，以保证法官生活安定富裕，免去后顾之忧，从而不受金钱、物质利益的诱惑。现在法官的工资实在是微薄得可怜，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为此一些高素质的法官不满于菲薄的待遇而辞职当了律师，据笔者了解，参加司法考试的在职法官大多数都有辞职当律师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法官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就连法院现有的人才也留不住，足以引起我们的反省。

为此，应当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留下来的法官数量大大减少，素质大大提高，没有理由不享受较高的待遇。实际上，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既可以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入法官队伍，又可以有效地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现在由于法官待遇太低，一些法官或参与经营活动，或利用审判权牟取一些物质利益，将来法官待遇提高了，我们就可以提出更严的要求，杜绝法官参与经营性活动和利用审判权牟取私利，有助于提高法官队伍的社会评价。

另外我国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由地方财政拨付法官的工资，造成上下级法院和各地区法院法官工资标准相差太大。笔者所在的县级法院院长月工资不过千元，而中级法院一般的法官比县级法院的院长挣的都多，这是极不正常的。上级法院需要高素质的法官，基层法院同样需要，工资标准相差如此之悬殊，势必产生高素质的人材向上级法院和经济发达地区法院集中的趋势，不利于基层法院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院吸引高素质的人材。所以应当统一法官的工资标准，使上下级法院、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法官的工资标准相差不致太多。

第二篇：浅谈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郭信主

虽然从1999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允许进行法官助理改革试点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法官助理制度仍然停留在部分地方法院政策试点阶段，显得进展缓慢。由于未在法律制度上正式确立，导致部分试点法院的法官助理们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权利得不到保障。

一、法官助理制度的定位问题

制度定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按照最高法院的改革要求，法院改革的核心就是审判组织及其运行机制和法院人员的分类管理问题。改变过去法院各类人员简单套用行政公务员那套管理模式，切实建立以法官为中心，法官专司审判，法官助理辅助法官审判，书记员专司法庭记录的职责明确、分工负责、监督有力、运转高效的新型审判机制。而要建立法官为中心的新型审判机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审判资源的配臵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法官员额以及法官助理的配臵问题。法官员额制度是法官助理产生的基础，法官助理制度要保证法官员额制度的实现。谈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配臵问题，实质就是要解决法官员额与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问题。仅谈法官助理，不谈法官员额;或者仅谈法官员额，不考虑法官助理的配臵问题，都是不科学，不现实的，二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基础的①。设臵法官助理就是为了分流法官的审判辅助性事务，减少审判对法官的需求，减少法官数量，提升法官综合素质，使复合型、专家型的精英法官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重新优化组合核心审判资源，法官和法官助理分别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

大幅减少法官，必然涉及到原有法官的分流问题，包括法官助理在内的司法辅助人员改革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分流的渠道②。2002年修订的《法官法》规定了有关法官员额的内容，这就为进一步深化法院人事制度改革，走精英法官之路奠定了法律基础。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应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理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工作关系和职务关系，改变过去那种‘书记员一助理审判员一审判员’的任职模式。‛③

从现实情况来看，法官助理承担的很多工作是原来书记员从事的工作，如何界定二者的职能划分，是一个关系改革目标能否得到准确落实的重要问题。‚法官助理是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确定法官员额后，一些不能继续担任法官但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员可以担任法官助理。‛‚实行书记员单列序列。书记员属于审判事务性辅助人员，实行编制单列、职务序列单列。‛④由上可以看出，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虽然都是司法辅助人员，但是一个是‚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一个是‚审判事务性‛辅助人员。

从审判机制上看，一方面法官助理代表法官负责庭前准备工作，他是法院与当事人联系的纽带，是法院或法官为当事人服务的具体执行者。法官助理的出现，既体现了司法的服务职能，同时又避免了法官对案件的包揽行为，避免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私下接触，客观上也起到了内部监督作用;另一方面，法官助理是联系法官和书记员之间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法官助理在工作中既要接受法官的业务指导，又担负着协调书记员开展工作的职责①。

二、助理审判员的取消和法官助理的任命问题

根据1999年出台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33条即‚随着审判长选任工作的开展，结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摸索经验。‛ 2004年9月出台的《法官助理试点意见》中提到法官助理改革，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办法‛。②‚老人老办法‛是指试点法院试行法官助理制度后现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在行使法官助理职能时法律职务不变，待遇不变;‚新人新政策‛是指试点法院不再任命助理审判员。如果法官员额出现空缺，可以经过法定程序，从现有符合法官(审判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选任。

结合最高法院一系列相关改革措施，我们可以看出，最高法院的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路径，首先是对书记员的单独序化和聘用制管理，其次通过修改《法官法》提升初任法官的任职条件，切断过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常规晋升模式，接着实行法官的选任制、法官员额制，同时对落选的法官或者没有进入员额内的旧有法官，调整出审判岗位或者转化为法官助理制度，以确保员额化情况下法官数量能够维持法院正常运转。法官在定额化的前提下，员额不缺就不任命，缺乏时也不任命助理审判员，而是直接任命审判员。同时，为适应日益繁重的审判需要，还从外部不断大量补充新的优秀的法律毕业生，作为新招的法官助理。

而在实践中，也有理解认为助理审判员实质就是‚法官助理‛，进而认为法官助理改革就是将助理审判员改称为法官助理。因为根据法院组织法中关于助理审判员的职责的规定：‚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由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从词义角度看，‚协助‛即为从旁帮助、辅助之意。应当说，‚助理审判员‛实质就是‚审判员助理‛，即现在的‚法官助理‛。只是我们过去一直把这一助理审判员制度走了样，现在又高呼创新③。但根据《法官法》，助理审判员是法官，法官助理不是法官，是审判辅助人员。搞法官助理试点，决不是要把所有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④。

在实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条件下，法官助理改革绝不仅仅是增加一个职务序列、增加人手的问题，而且也是对原有审判人员队伍进行内部重新优化组合的过程，它要承担优化审判资源，调整促成一个精英化法官队伍的目标。

三、法官助理是否采用聘用制的问题

对于聘用制法官助理，支持者认为，最高法院提出的法官助理的要求太过原则，缺乏操作性，尤其在一些人员编制少、机构建制特别的基层法院，存在太多困难和障碍，增编太难、审判长选任后落选的旧有审判人员摆资历、缺能力、助而不理、理而不能的现象已经暴露，难以转化为法官助理，但是法院案件量逐年增加，审判压力非常大，只有走编制以外、界定任期、面向社会、公开聘用的‚编外‛路子，上述诸多问题和矛盾便可迎刃而解①。理论界也有认为，随着人民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将来法院人员构成中应当是除了法官作为固定人员担任终身职务以外，其他都应实行聘用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合理地增强人员的流动性②。

反对者认为，根据2004年最高法院出台的《法官助理试点意见》中要求法官助理 ‚…

(五)通过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符合国家公务员录用条件。‛，同时法官助理从事的属于国家公务，只能由有执行公务资格公务员完成。根据国家对编制控制的精神，机构实有人员不能突破规定的编制，对超编人员不得核拨财政资金，还要承担责令改正、有关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负责人要受行政处分③。另外，聘用制的法官基本都是从法院外部增加新人，只是在量上进行平面扩张，没有根本上优化重组内部审判资源，回避了对法院的内部改革，一时间应付了审判工作需要，长远来看还会面临不断增加的难题。

从改革的趋势来看，同为审判辅助人员，书记员从正式实行单独序列管理之后新进人员已经全部为聘用制，法官助理不是不可以参考采用，但同时书记员虽然为聘用制，但仍不失其公务员身份，仍为聘用制司法公务员，法官助理比书记员技能要求更高，为其队伍的稳定发展而言，再结合考虑到中国实际来看，仍需尽量将法官助理定位为公务员序列，否则相比法院其他各类人员仍有失偏颇。但是法院改革是综合性改革，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各地区各法院情况差别太大，故不能一刀切。笔者认为，对于审判任务重、内部改革阻力过大、编制有限的法院，如果争取到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也可以考虑暂时聘用一些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员，做些庭前程序性、事务性工作，待编制有空缺的时候再择优录用，或等待我国确立相关法律依据后再集中展开。

对聘用制法官助理的管理又具有一些特殊性，例如他们不涉及职级发展问题，将来做得好也不可能晋升法官，现行法官在公务员待遇中就已经很低，聘用制法官助理们的待遇很难有持续吸引力，部分人员可能会一直心态不稳，队伍相应流动性可能会更大一些，对其作用的发挥也存在一定特殊性，我们应当根据其特点对其合理定位、扬长避短，合理其配臵工作职能，强化管理，除了参考公务员管理规则的时候，也必须遵守《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制定劳动合同期限、工作业绩考核、薪金升降的规则、社保缴纳、招录、辞退、辞职等一整套规则。在必要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对一些优秀的法官助理，还可以尝试帮助解决或争取为地方事业编制，以增强法官助理职位对其的吸引力④。

四、法官助理的配臵原则和比例问题

(一)法官助理的配备原则问题

对于如何配臵法官助理，根据法官助理的性质和职责，我们认为宜坚持以下四个原则：(1)法官助理配臵要好钢用在刀刃上。法官助理要优先配备给专业素质高、办案能力强的法官，不搞一刀切，不搞平均分配。只有将优秀的法官助理优先配臵到能力强的法官上，才能发挥1+1>2的效用。(2)专业化原则。根据当前的审判形势，我国法院审判专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因此法官助理应当根据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审判经验的特点，对应不同的审判庭而合理配臵，尽量避免，像书记员一样在全院范围内统一配臵使用。(3)法官助理必须相对固定。尽管法官助理不是法官的私人秘书，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法官助理必须对某个法官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够便于法官对其实施指导和监督，并合理进行工作划分①。(4)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配臵比例必须灵活。在我国，即便同为基层法院，但不同地区的法院案件量、法官队伍素质等情况差别较大;受理案件的对象特点不同，案件的简繁程度也不同，审理案件的程序也不同，不同的审判方式导致了工作量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考虑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配臵比例时，应考虑自身的特点，设计较为灵活的方案②。

(二)实践中一些法院的法官助理配备的比例介绍

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实行‚1+1+1‛

，,即审判管理模式下采取一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组成一组，人员固定，以法官为中心，法官助理、书记员辅助法官进行审判工作。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实行以合议庭三名法官为基础的大合议庭固定模式，在法官助理配备上，从 最初的3:2:1到实行‚3：N：1‛模式：具体到民商事案件，因为庭前准备工作量较多，实行3：5：1的配臵，5名法官助理中，2名负责庭前准备工作，3名负责开庭后的辅助工作;刑事审判因为庭前准备工作少，可以实行3:2:1或者3:3:1的配臵③。

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实行‚3122‛模式，‚3122‛既是合议庭组合模式的简称，也是审判工作运行的崭新机制。该机制下各业务庭以3名法官、2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组成固定的合议庭，并在合议庭内另设1个速裁独任庭。具体操作是，立案庭直接分案至合议庭法官助理，法官助理在速裁法官的指导下完成文书送达、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并在庭前准备过程中挑出简单案件、可调解与撤诉案件，交与速裁法官及时办结④。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刑庭王冬香提出了‚142‛审判模式，即一名独任法官，四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组成的一个相对固定的审判单元模式，其中四名法官助理，包括两名前助理，两名后助理，前助理负责开庭前和开庭时与审判有关的各项工作;后助理就附带民事的赔偿做调解工作，对调解无效的要计算出赔偿数额，交法官审核，案件宣判后按法官的要求起草法律文书。二是两名书记员，庭审记录，装订卷宗等事务性工作。王冬香又把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分成两个组，每组由一名前助理，一名后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组成，分别负责不同的案子。而海淀法院的民四庭又推出了‚131‛模式⑤。

五、法官助理的考核和管理制度应当有针对性的问题

目前法官、书记员都有规范的单独序列的考核管理制度，而法官助理作为一项介于法官与书记员之间的一种法律技术性助手，有自身特殊的规律，应当单独序列予以管理。另外，法官助理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职务，对其任职条件和工作能力要求也很高，新招法官助理可能总体会稍有欠缺，但后期会逐步提高，必须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职级和待遇调整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确保队伍的稳定性，确保审判工作的完成。

虽然最高法院《法官助理试点意见》已经提出了对法官助理的一些管理规定，例如参考公务员管理规定实行单独序列管理、参考审判人员实行回避、职级配备等，但是都是非常的原则。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自身法官助理构成的实际情况，尽早确立关于法官助理的具体职责、权利和义务，任职条件、任免调整规则、法官助理等级、考核、培训、奖惩、薪酬福利待遇、辞职辞退、权利保障和救济等一整套制度，是法官助理的管理有章可循，纳入制度化管理轨道。举个例子，在对法官助理的考核管理规定中，应明确考核的原则和相对量化指标，法官助理通过试用期以后，可以根据能力、业绩的差别分为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法官助理同时应对应不同的薪酬待遇。

六、结论

法官助理，可以说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路径之一。法官助理改革的发展前景虽因其艰辛①存在一些担忧，但仍然是充满希望和令人鼓舞的。今天，法官助理改革已经走到了攻坚阶段，改革的深入发展，需要国家层面法律和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亟待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视和行动。

第三篇：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

浅议主审法官办案责任改革需解决的问题

一、确定主审法官的权力和责任，现有的法官选任条件应该改进和完善。实现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必须充分考虑目前我国法官群体的实际状态，有针对性地采取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保障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向前推进，保障进入法院的新任法官能够实现和维护司法公正。为此，可以从以下方面建立我国法官选任制度：

一是明确法官选任标准。完备的法学教育是保障法官具备法律思维的重要条件，苛刻的法律职业考试是确保法官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的基本方式，艰苦的司法技能训练是保证法官熟悉司法实务技术的可靠途径。法官在从事司法职业之前应当接受正规的法学教育，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经过严格的司法技能训练。

二是改革法官任免制度。目前我国法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任免，这种做法容易产生法官对地方党政机关和权力机关的依赖。从本质上看，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法官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因此，在法官的选任方面，应当充分体现法官的国家司法职业者属性。如果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任免全国法院法官尚存在一定困难的话，可以考虑实行法官两级任免制度，即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选举或者任免;地方三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免。 三是健全法官任前公示制度。法官任前公示是获取社会民众对法官信赖的重要途径。我国法官任前公示的做法虽然在一些地方已经施行，但仍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之处，主要是公示的内容很少、公示的范围过窄、公示的时间太短。为了重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信心，有必要在任命法官之前，于社会主流媒体上，向全社会公布法官候任者的基本情况(如学历、工作经历、财产状况、家庭主要成员或者主要社会关系)，公示时间在一个月以上，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评价和监督。

四是建立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目前我国法官招录主要采取的是，各级法院在地方党政机关的组织下，从政法院校毕业生或者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拔和录用。这样的法官招录制度难以避免选任的法官刚出校门就进入较高甚至最高级别人民法院大门现象的发生。较高级别法院法官需要成熟的心智、丰富的阅历、精湛的技艺等基本品格，这些职业素质无疑要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因此，建立法官逐级遴选制度很有必要。初任法官应当首先进入基层人民法院工作一定年限，上级法院根据下级法院法官的工作业绩，按照一定的标准，从下级法院逐级遴选。

二、如何实现“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近年来，各个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行政化倾向，审判委员会对主审法官、合议庭起着“领导”作用，造成判审分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权责不对等，直接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和权威。应该肯定，几十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审理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案件的公正性。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根据主审法官的汇报，形成对案件的决议。这些对案件有着决定权的委员没有参与审判，只是听听汇报就定案。这种典型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机制，是导致司法不公的主因之一。

建议或将审判委员会变成一个咨询机构，对一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参考意见;或将审判委员会作为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专门组织，既参加审理又负责裁判。同时，建立科学的选拔任用机制，由一些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审判经验、良好的职业道德的法官组成审判委员会，去除审判委员会的“行政化”，让“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变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把本属于法官的裁判权还给法官，让主审法官、合议庭真正成为审判的主角。

三、如何引导优秀审判人员参加一线办案，是否需要调整目前法院审判部门领导岗位设臵。

1、福利待遇应向一线倾斜。

2、在一线办案的法官，缩短晋升法官等级年限。

3、提高一线法官的职级待遇。

四、如何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目前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比例是否应调整。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其中心任务就是审判工作。法院管理工作即是围绕这个中心，组织、协调各种综合性的辅助工作，提供和创造各种有利条件，用以支持审判工作，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法院干部队伍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政工行政后勤人员等组成。其中，法官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其他人员都是为法官的审判工作服务的。为了适应建立一支职业化法官队伍的要求，保证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提高审判效率，应对人民法院不同岗位的人员实行单独序列分类管理。

1、法官序列。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具体行使者，其职责就是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者独任审判案件，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法律适用水平、专业知识结构和审判工作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法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修养、特定的思维模式、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与驾驭审判的能力和技巧。法官的职业素质对于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有着最为直接的作用。在当前情况下，应在法院内部通过竞争，选拔出符合法官任职条件、业务水平高、综合素质好的人员，报权力机关任命为审判员。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组成法官群体。法官只有级别上的区别，在审判权上完全平等，应取消案件审理的审批和把关制度，还权于合议庭。实行法官序列后，法官非因法定原因，非以法定程序不得被免去法官职务，不得调离审判岗位，不得剥夺其审判权，以保证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并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权。

2、法官助理序列。在审判活动中，有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如调查取证、诉讼保全、证据交换等等，这些工作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仅靠少量的法官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设臵法官助理来帮助法官处理这些事务，使法官可以集中精力于认定证据、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因此，要将现行助理审判员改为法官助理，并取消助理审判员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法官)职务的规定，即只有法官(审判员)才能行使审判权。在现有情况下，从符合法官助理任职条件的人员中，按照一名法官配备一至两名法官助理的比例，通过竞争，择优选出人员，由本级法院任命为法官助理。法官助理协助法官工作，与法官进行明确、具体的分工。法官助理在法官的具体指导下，负责办理案件的事务性工作。法官助理符合法官条件的，在法官出现缺额时，通过竞争，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被任命为法官。

3、执行员序列。执行是人民法院依据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重要法律手段。执行工作对于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具有重大意义，必须不断加强。但目前，在人民法院所有人员中，有法官序列、书记员序列、司法警察序列，却没有执行员序列。在司法实务中，通常认为执行人员包括执行法官、书记员和司法警察，其身份、地位较为混乱，只要是从事执行工作的人员，都叫执行员，实践中各级法院都给执行员授予法官职务，造成身份冲突、职责冲突，使当前的执行制度处于十分尴尬的状态。法官担任执行员，与法官居中裁判的职业特点相冲突，与我国法院着力解决“执行难”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因此，在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中，应当把执行员从法官中分离出来，设臵专门的执行员单独序列，建设一支专业的、高水平的执行队伍。执行人员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任命为“执行员”，取得他们应有的名称和地位。

4、书记员序列。对书记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明确书记员的身份，确定书记员的职责，建立一支稳定的书记员队伍，以利于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在书记员中，可设书记官长、副书记官长，对书记员队伍进行管理。

5、政工行政后勤人员序列。政工人员包括从事干部管理、教育培训、纪检监察、机关党务和工会等群团工作的人员;行政后勤人员包括从事信息宣传、秘书机要、打字文印、档案管理、交通通讯、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对外接待等工作的行政后勤保障人员。尽管各项政工行政工作内容各不相同，缺少共通性，各有特点。但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一定的知识，才能和经验才能干好，有的岗位还要有特殊的素质。如文秘人员，除了要有法律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因此，不能把这些工作当成是相对于审判工作的“杂务”，采取由审判人员轮流干的方法，而应当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专业化的工作，由专门的人员从事。法官的职业化，必然要求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专业化，以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在当前情况下，应根据政工行政后勤工作岗位的特点，在法院内外实行定岗定向选任或招聘，以保证政工行政后勤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够胜任工作的需要。对政工行政后勤人员应依照《国家公务员条例》的规定，实行行政职级，并有相应的晋升。

6、司法警察序列。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重要警种，是人民法院具有武装性质的执行审判任务的司法力量。随着人民法院工作的不断发展，司法警察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任务越来越艰巨，特别是重大疑难事件的开庭，重大执行活动和应付突发性事件等，都离不开司法警察的积极参与。人民法院迫切需要一支精锐的司法警察队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体制、编制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原因，使得司法警察队伍在人民法院的队伍建设中还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人员老化，素质不高，管理不顺畅，职能发挥不充分，装备落后等问题仍然存在，与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司法警察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当前，应进一步深化司法警察人事制度改革，及时调整充实现有司法警察队伍，对那些年龄偏大，综合素质差，不适宜作司法警察工作的人员，应调整让其退警。要本着精良的原则，把好进人关，从那些政治思想素质好、业务技能强、身体健康的军队、武警部队优秀退伍军人中聘任司法警察，为提高司法警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打下良好的基础。聘用司法警察只是用工制度的不同，其政治待遇、物质待遇同任用制司法警察一个样，依照规定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在工资、奖惩、医疗养老保险、探亲、住房等方面一视同仁，一样相待，工作到50岁退警，以解决聘用司法警察的后顾之忧，以稳定队伍，拴心留人，使司法警察队伍真正成为人民法院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五、改进和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加强对主审法官监督的措施。一是实行真正的审判流程管理;二是强化主审法官的责任意识;三是加强审判监督和条件评查力度;四是加强问题问责，使主审法官有职有权又有责。

六、实行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同时，应改进和完善形成法官的培训机制和晋升机制。法官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对法官的配臵应当是有差异的。最高法院的职能和高级法院不同，高级法院的职能与中级法院不同，中级法院的职能与基层法院不同，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职能，对法官的能力要求也应当是不一样的。法官应当逐级晋升，只有在基层法院做法官达到一定年限后，经过考试或考核合格，才可以到中级法院做法官;依此类推，最高法院的法官应当从高级法院选拔、高级法院的法官应当从中级法院选拔。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法官与诉讼程序的运用相适应，与法院的功能相适应。人们对法官的看法也是判断程序是否公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此外，各个省、地域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要建立合理的、层次性的法官培训机制和选拔机制。

七、实行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应提高法官工资待遇，扩展法官的晋升空间，确定法官级别时应淡化行政级别的作用。

第四篇：基层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设想

谭加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全面推进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法官员额制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对此有明确部署，全国部分法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笔者根据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及部署，对基层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提出些许观点，以期抛砖引玉。

设想：设置两种类型的法官

《改革意见》认为应针对不同层级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结合法院审级职能，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基于此，笔者认为基层法院设置两种类型法官为宜。

(一)主审法官类型。特征如下：一是主要职责是审理疑难复杂案件，体现能力与行为的匹配性;二是属于员额制度内的员额法官，体现选拔的精英性;三是按“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配置其审判权责，体现裁判的独立性;四是薪金待遇应高于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体现待遇的优厚性;五是配备一定数量的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组成审判团队，让其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脱身，专注于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体现职能的判断性;六是一般适用普通程序处理案件，体现审判的审慎性。

(二)简易法官类型。与主审法官不同：一是主要负责

大量简单案件的审理工作;二是不属于员额制度内的员额法官;三是所作出的裁判文书需要主审法官签发;四是薪金待遇另行设定，但应低于主审法官;五是实行“一审一书式”审判资源配置模式;六是适用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

理由：问题决定法官类型需求

基层法院在改革中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又好又快地审理案件;二是如何顺利推进法官改革，这也构成了基层法院需要两种类型法官的理由。

(一)改革的目的性要求。司法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公正高效地审判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法官制度改革必须考虑案件特点，以使改革与案件处理达到最优配置。基层法院案件有数量多与难案少两大特点。数量多与法官人数少相对应，依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而言，法官年平均办案数200余件。这意味着，一个法官每个有效工作日要办结一件案件。难案主要指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难的案件。如果将案件难度值分为简单、较难、很难三个等级的话，根据经验，基层法院这三类案件的比值大致为6∶3∶1，也就是说有60%的案件属于简单等级，30%的案件属于较难等级，只有10%的案件达到很难等级。

基于基层法院的案件特点，设置简易法官处理大量的简单案件成为有效路径。一是在能力上，简易法官处理此类案件较为胜任。依笔者的观察，在法院工作3年左右的人员，如肯吃苦，即能完成案件办理任务。二是在操作上，简易法 2

官处理简单案件符合繁简分流的审判规律。简单案件应当快审快结，在程序选择上适用小额或简易程序;在力量配置上“一审一书”，减少层级，快速办案。反之，如让主审法官审理这类案件;二则主审法官办理简单案件时，陷入大量简单重复的工作当中，与主审法官设置的改革目的不符。

同时也要看到，基层法院也有少量疑难复杂案件，这类案件适合主审法官审理。因为主审法官的改革目的显系为精英法官量身打造，能力上法律精通、经验丰富，这种配置当然应主审疑难复杂案件，符合司法规律。

(二)有效推进改革的要求。此次法官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员额制，即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现有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这已属步入“深水区”的改革，涉及原有利益格局的打破，以及综合配套措施的跟进。改革不仅要在正当性上得到认同，还要在可行性上得以实现。“三圈”决策模型认为，决策时要考虑价值目标、资源条件和相关利益方支持三大要素，优先选择“三圈”重叠的决策方案。法官改革涉及法官利益，一定要得到法官群体的内心认同与支持，方能达到“三圈”重叠的优先选择方案。

就基层法院而言，法官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院长、庭长(正职庭长)，即领导法官;二是骨干审判员，一般称中坚力量;三是助审员，多为青年法官。按《改革意见》和一些省份的改革实践，骨干审判员为法官员额的当然主力，一般不用担心入不了员额，而且会提高待遇，改革对其而言是增量改革，应当会支持法官改革。领导法官受改革影响最 3

大，他们会重回一线办案。青年法官情绪波动最大，一则进员额的几率很小，二则由法官变为审判辅助人员，“司法产品”的法官署名权也被剥夺。

在基层法院设置两类法官可以解决领导法官与青年法官的困惑，争取到改革的最大支持度。对领导法官而言，其多从审判一线摸爬滚打多年走上领导岗位，能力强、经验足，进入员额当无问题，他们的担心则是重回一线要和青年法官一样每年办200多件案子，体力精力上能否承受得住。设置主审法官，由领导法官担任，专司疑难复杂案件，一则此类案件量少，领导法官可以集中精力办难案，而不用陷入大量的简单案件当中，既保证了案件质量，也解除了回归一线办理大量案件的担忧。二则对青年法官来说，疑难复杂案件虽少，但确如重石压身，其能力经验与心理素质尚不能与案件审理相匹配，也会影响其他简单案件的快速办理。如有主审法官将疑难复杂案件分担，如同将重石从青年法官身上移除，他们可以轻装上阵，发挥优势，迅速办理大量的简单案件。

对青年法官而言，设置简易法官有三个好处：一是没有改变其现有状态，减少了改革消极因素。简易法官仍可以适用小额或简易程序开庭办案，仍可以在裁判文书上署名，但其裁判文书需要签发。二是给其以锻炼能力的平台，便于培养改革后备力量。基层法院简单案件虽小，但也“五脏俱全”，程序事项、开庭、写文书一样不少，关键是在基层与广大人民群众打交道，可以增加社会阅历，洞悉世间百态，熟悉人 4

情世故，这是一个职业法官必备的素养，乘此平台，多加历练，不仅解决了大量基层纠纷，而且也培养了青年法官的职业能力。三是空缺相当数量员额，增加了改革的积极因素。基层法院难案不多，决定着主审法官的数量不大，这样就为员额空缺留下较大空间。这也意味着青年法官的机会和希望增多，这是改革的利好因素。

在国外的基层法院中，也有类似于简易法官的设置。比如，英国治安法院的治安法官多数为非职业法官，负责处理轻罪案件和家庭事务案件，其对于案件的处理以解决问题为主，对于法官的专业背景要求较低。法国的初审法院也有非职业法官负责劳工纠纷与社会保障纠纷等简单案件的审理工作，等等。

说明：两种类型法官设置与改革要求

此轮司法改革较之以往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基层法院设置两类法官将会助推法官改革，但在具体设计上，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以符合中央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要求。

(一)简易法官与法院新的人员分类管理。根据改革要求，法院现有工作人员将分为三类：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法官仅指员额内的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笔者认为，对于法官设置及其员额问题，不能搞上下一般粗，应当对法官类别作扩充解释：法官包括员额制内的法官及基层法院的简易法官。如果“一刀切”地认为法官只能为员额制内的法官，在基层法院不设置简易法官，或者设置简易法官将其放入审判辅助人员类 5

别，既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亦会为基层法院法官制度改革带来问题。

(二)简易法官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简单案件多为事实基本清楚、法律关系较为清晰的纠纷，法官不应再做人民调解员的工作，因为司法的规律要求不同层级的法官存有不同的审理方式及纠纷解决模式。

关于主审法官签发裁判文书的目的和价值，正如本文观点，设置简易法官这个平台尚有培养法官的功能要求。据笔者观察，一则多数青年法官对独立办案信心不足，让经验丰富的法官对其生产出的“司法产品”把关，以增强信心;二则老法官也是本着提高青年法官能力的目的而为，而且，亦可以在文书签发制度上加以改进，增强文书签发的指导性与公开性。

第五篇：【观察】试论法官员额制下的薪酬改革

原创 2015-10-26 魏尚伟 作者岳阳云溪区法院 魏尚伟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描绘了法治国家的美好蓝图。在这一精神之下，司法改革便是万众瞩目，该会议通过的决定，也对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目标。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年)》，法院系统将在8个重点领域推行45项具体改革措施，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而法官员额制度备受关注。至此司法改革的路径也越加明晰，在员额制下，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成了社会的期待，法官队伍的精英化为法治中国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对于法官自身来讲，在面对员额制的遴选的压力时，法官的薪酬又会走向怎样的境地。法官薪酬制改革是司法从业者所殷切期望的，也是司法改革者所要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官职业状况的基本分析，提出法官薪酬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建议，为员额制下的法官待遇提出些许思路。1法官薪酬制度概述

(一)我国法官薪酬制度的现状2012年，在十八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袁志敏提出“建议律师费分50%给法官”的提案引起社会的热议，但这一提案也揭示出当前我国的法官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再次引发了对法官工资待遇的讨论。从法官职业的性质上看，法官属于公务员，而其薪资待遇则是与公务员相对应。根据目前我国《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公务员工资制度有三种职能：一是保障功能，即确保公务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吸引功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来;三是激励功能，好的工资制度可以激励公务员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工作中去，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法官薪酬制度，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职能。《法官法》第36条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也提出要改革和完善法官工资福利和任职保障制度。但《法官法》颁布十多年来，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重新厘定和构建法官薪酬制度，对司法改革的影响深远。2014年，新一轮的司法改革率先在上海等6个省份开展试点工作，根据上海日前召开的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公布，上海将稳步推进法官、检察官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将法院、检察院人员分类(分成审案人员、辅助审案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即员额制)，其中包括法官、检察官在内的审案人员收入水平暂按高于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而深圳盐田区人民法院在司改启动后，法官可以增加1600元左右。这一次的司法改革虽然在薪资方面有一些进步，但是未来全国的法官薪酬的改革，还需要各方的努力。

(二)现行法官薪酬制度的不足

1、 法官薪酬制度与行政公务员薪酬混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是严格区分的，但从我们现行的法院人事、经费均是按行政体制进行管理。2006年《公务员法》将法官纳入到公务员范畴，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将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混为一谈。随后的公务员工资改革并未将法官薪酬特殊对待，这就混淆了法官与一般公务员的差别，将法官列入公务员序列，无法建立起独立的法官薪酬体系。

2、 法官工资普遍偏低，人才流失严重因法官工资与普通公务员一样，都实行工资与职务与行政级别挂钩，而对于大部分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来说，其职务与行政级别相对较低，因此注定了其工资待遇也是较低的。随着经济水平与物价水平的不断高飞，加上公务员工资多年未涨，法官们的薪酬待遇越发显得拮据。2014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透露，近5年，已有500多人离开法院，北京的“法官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剧。在法官出走的分析中，工作压力大、待遇相对低、晋升空间小、职业荣誉感下降等是主因。如此“水土流失”的司法窘境，在全国众多法院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虽然说法官的工资待遇与法官“离职潮”并不一定是其决定因素，但可惜肯定地说，法官工资待遇水平低是法官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现在有的律所公开叫板法院高薪招聘离职法官，更加衬托出法官待遇的窘境。

3、 基层法官工作压力大，与其薪酬不对等在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虽然法官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务员，不说要引入市场化机制，但是，在法官薪酬制度设计时必须合理考虑法官的现实情况与司法行业的特殊性。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特别是本着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这样一种现实情形下，基层法官所要解决的纠纷是不可想象的。他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卷宗与形形色色的群众，而他们却每月领取着微薄的薪水，法官的职业尊荣感将如何会体现?司法原本就是为维护正义而存在的，而当法官们自己日以继夜的工作，而给他们的待遇却比不上公司一般的小职员后，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又该如何保障呢?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不了公平正义，那如何奢求他们去为正义而献身呢?

4、 工资调整机制僵硬，没有与经济同步增长公务员工资遵循物价补偿原则，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公务员工资。虽然该原则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中并没有很好的落实这一规定。物价是随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而工资却要经法定程序调整，这一机制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现有的工资标准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国发2006(22号)>》制定的，而2015年公务员工资调整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三个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 3号]，这两个文件的出台相隔9年，可见公务员工资调整机制的滞后与僵硬。

5、 福利制度结构有待调整与完善公务员福利制度从表面上看是各行业最好的，但在实际中，各个单位又存在着差距，特别是对于司法行业中的法官们来说。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国家审判权，是公平正义的象征。相对与一般的公务员来说，我们需要更好的福利制度来保证法官廉洁从而维护司法公正。高薪养廉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而从现有的制度来看，福利制度并没有对法官这一特殊群众产生有力保障，甚至地方比普通公务员的福利待遇还要差，这是不合理的。亟待完善法官的福利制度，使其结构更好合理。2法官薪酬制的域外法研究目前，我国的法官职业待遇体系参照的是行政公务员的标准，没有建立与其职业特点相适应的独立薪酬制度，这导致我国法官待遇偏低，直接影响了法官队伍的稳定和审判质量的提高。近年来法官流失现象愈演愈烈，而为法官确定相对较高的薪酬标准以保持其职业尊荣感和吸引力，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因此，有必要考察、借鉴域外法官薪酬制度。2010年美国纽约州法典第567章规定成立司法薪酬特别委员会，负责制定法官合理的报酬制度，由该委员会负责检查、评估并提出法官及法院工作人员福利待遇的建议。通过与行政官员的工资进行比较来制定合理的法官薪酬，并且该委员会每4年对法官的薪金进行审查，确保能够定期适当评估法官薪金的合理性。在德国，公务员基本工按不同行业分为三大系列：行政单位公务员和军人系列、高等院校教授和助教工资系列、法官和检察官工资系列。法官分为10级，工资待遇要比公务员工资高。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工资与内阁总理、国会两院议长相等，其他高等法院下至下级法院的法官，其工资待遇都与相应的行政长官相对应，都保持着相当的高薪。除了给法官较高的工资外，一些国家还给予法官优厚的其他待遇。如印度最高法院法官可免费使用公宅一处。泰国为法官提供低租住房或房租津贴。巴西法官每年享有60天休假，法官及其家属享有医疗补助。墨西哥的大法官配有汽车，工资免交所得税。3我国法官薪酬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一基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对于法官是否应当高薪，无论是对于普通公务员，还是对于公众来说，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而要解决法官凭什么高薪的问题，或许可以从“为何不能接受法官高薪”入手。笔者总结大概的观点主要有：法官也是普通的公务人员，与其他党政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何以薪金要特殊;司法公信力下降，法官腐败时有发生，凭何高薪;给了法官高薪，能确保无错案和零贪腐吗?等等。这些质疑都有一定合理性，但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法官该不该高薪的问题同样需要辩证地看。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有其利弊，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设计一个完美无缺、唯一无损的制度，而是如何把制度的好处发挥到最大，把其缺点限制在最小。法官薪酬设计同样如此。我们在对法官薪酬制度进行顶层设计时也需要这种利弊权衡。首先，对整个社会而言，公平正义的价值高于其他。国家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管理，而“法律是通过法官之手降临人世”，法官的审判权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承认法官职业区别于一般公务员的特殊性对于我国建立法治社会而言十分重要和紧迫。二各国法官高薪待遇经验的可行性美国、日本乃至于我国的香港地区，对于法官的职业待遇都是相当重视，例如美国联邦法官的工资与国会议员相当，日本最高法院法官与内阁部长相等。法官采用高薪制所带来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高薪养廉在他们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制度。三有利于促进司法事业良性发展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高举“依法治国”的伟大旗帜，使司法事业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前我国司法领域面临着许多问题，无论是司法公信力下降，司法腐败问题频出，还是司法从业人员的人才流失。司法事业始终关乎着社会的发展，而法官作为一行业的重要群体，对这些问题的改善甚至于解决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需要以法官职业为突破口，化解司法难题，而改革法官薪酬制度，或许是一味良药。而这一制度对促进司法事业良性发展超着重要地作用。4法官薪酬制度的完善1提高法官基础工资，将法官工资单独序列提高法官的基础工资，是本轮司法改革中司法从业人员所期待的。法官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职业，通过专业法学学习并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在层层选拔并经过历练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法官，其职业门槛相对较高。西方法学家有云：一个行业的高收入,是对进入这个行业高代价的必要补偿。而法官这一职业应更加如此。推进法官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基层法官职级待遇，实现人民法庭法官职务、职级和法官等级上的适当高配，以及工资福利政策向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的适度倾斜。2完善工资调整机制僵硬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得法官的工资在物价飞升的今天难以面对现实的生活压力。而改革工资调整机制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在本轮司法改革中，在确定法官工资单独序列的基础上，实现工资正常的增长机制，逐步完善工资待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3完善和调整福利制度结构在以往的公务员福利中，只是注重物质利益的补偿，而欠缺精神方面的关怀。法官的长期的工作中，因其职业的特殊性，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在法官福利制度的结构中，要增加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内容，如，为法官定期进行心理诊疗，以及有针对性的开展有益身心的活动来使法官们得到有效放松和改善身体与心理状况。4建立配套职业保障与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职业保障，事关司法事业，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建立与法官职业配套的保障制度，是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建立单独的法官薪酬制度是法官职业保障的基本内容之一，而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是其基本目标，不管“高薪养廉”的目的是否能完美的实现，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司法腐败的可能性，为法官们解决生活的后顾之忧，而使他们在实现公平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同时也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逐步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理念与机制。首先要加强监督，实现人大、纪检等多元化监督机制。其次，要落实法官办案责任终身制，防止司法人员利用权力寻租的可能。要加强法官司法腐败的惩处力度，对于一般的违规违纪，要取消法官的任职资格，对于严重违法的，要坚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加强职业风险保障，完善因公牺牲、意外伤害等抚恤救助制度。结语正如美国纽约州司法薪酬特别委员会凯瑟怀尔德委员说的，他们为公正的薪酬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获得与其司法价值相一致的地位以及公民的尊重。目前我国的司法改革也逐渐拉开序幕，司法从业人员的待遇，更重要的是法官薪酬制度的改革也在考验着改革者。在逐步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潮流靠近中，法官薪酬制度是否有所突破，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