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跨越论论文

2022-04-19

摘要：《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发展前景的重要论著，写于1881年2-3月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马克思晚年跨越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马克思晚年跨越论论文篇1：

关于马克思“跨越”设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摘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提出来的。自被提出以来，由于自身的迷人魅力，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然而，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有一个正确理解马克思“跨越”设想的问题。就马克思“跨越”设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就教于同仁。

关键词：跨越；卡夫丁峡谷；世界历史；十月革命

一、“跨越”设想的基本内涵问题

“跨越”设想的基本内涵问题，是马克思整个“跨越”设想研究中的首要问题，只有准确把握了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基本内涵，我们对相关问题（比如，“跨越”设想与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及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等等）的认识才有可能准确，对其的分析才有可能透彻。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时提出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和俄国女公民查苏利奇的回信及草稿中：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1]“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国，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因为“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

然后在马克思、恩格斯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他们用深思熟虑的语言,更为谨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

从以上所引的散见于马克思不同作品中的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一设想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关于“跨越”问题，马克思认为必须具备三个因素：(1)“跨越”的基础：在俄国社会中农村公社的存在；(2)“跨越”的前提：和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3)“跨越”的现实条件：外部的推动。

显然“基础＋前提＝可能性”，而“外部的推动”才是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跨越’设想＝基础＋前提＋现实条件”，三者合一，缺一不可，这就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基本内涵。

二、“跨越”设想与“世界历史”思想的关系问题

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基础上产生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对人类历史研究中混乱历史观的有力冲击，但由于黑格尔把历史发展归结为“绝对精神”的驱动,所以他对历史的整合在根本上是不中用的。而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由此，彻底摆脱了以往人类历史研究中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沼。

19世纪40年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指出世界历史是相对于民族史、地域史而言的,是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特指各民族、各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

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一样，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产生的话，那么，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则是“世界历史”思想的娴熟运用和最终成熟的标志。

2.“跨越”设想与“世界历史”思想的关系

在“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他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愿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2]即使是对资本主义侵略给东方国家造成的巨大灾难，马克思也仅仅是表现了无限的同情：“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卑鄙的利益驱使的, 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 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 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 那末, 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 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 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 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 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3]

显然，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世界历史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是资本主义首先开创了世界历史；其二，各民族国家要想走向世界历史就得自觉不自觉地接纳资本主义。这是紧密相连的两层意思，其核心在于肯定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历史。

那么，是不是一切国家都必然要通过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呢？笔者认为不是，在19世纪40年代“世界历史”思想提出时不是，到了“跨越”设想提出时更不是，只是在“世界历史”思想提出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逻辑必然”，而到了“跨越”设想提出时它已经成了“现实存在”而已。

马克思晚年通过对摩尔根《人类学笔记》等的研究，发现之前东方社会的发展就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独特规律，特别是俄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公社的事实。

“世界历史”思想的提出的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区别了“世界历史”的一般趋势和通向“世界历史”的特殊道路，并完成了两者的最终统一（笔者不赞同笼统地讲“单线论”和“多线论”的统一），所以，“跨越”设想非但不是对“世界历史”思想的否定，相反，恰恰是对“世界历史”思想的娴熟运用和最终完成。

三、“跨越”设想与俄、中革命的关系问题

1.俄、中革命是对“跨越”设想的验证吗？

关于“跨越”设想与俄、中革命的关系问题，历来是研究马克思“跨越”设想的人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其间，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后来的两国革命是对马恩“跨越”设想的证实；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在发生革命的时候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不同程度的发展，所以“跨越”根本无从谈起。

对此问题，笔者是这样理解的：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的信中讲到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可见，马克思是非常清楚1861年以后，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迅速发展的事实的。所以，有些人所谓的“跨越”是指某一国家在跨越前并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样的话，显然是说马克思提出“跨越”设想不过是在打自己的嘴巴而已。就像我们前面在谈论“跨越”设想的基本内涵问题时提到的，关于“跨越”问题，马克思认为必须具备三个因素：(1)在俄国社会中农村公社的存在（基础）；(2)和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前提）；(3)外部的推动（现实条件）。基础＋前提＝可能性，而“外部的推动”才是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说后来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验证是不正确的，但两者又有着内在的区别：说俄国不是“跨越”设想的验证，并不是说俄国在之前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而是其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外部推动”（或者叫革命互补）；对中国而言，除了像俄国革命一样不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外部推动”（或者叫革命互补）以外，它还缺乏“跨越”的根本基础，有些像马克思在谈到印度时所讲的，它已成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2.列宁对马克思“跨越”设想的扬弃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可见，在谈论“共产主义”的时候，马克思总是将它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应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或许正是由于马克思总是将两者放到一起，所以他在更多强调共产主义事业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共产主义事业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区别，也因而他的“跨越”设想自始至终都强调“外部的推动”。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虽然不能说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验证，但它受到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启迪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至少对于马克思以后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应该清楚地知道“东方落后国家在走向共产主义时可以有自己的独特道路”、“民族国家在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中，必须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同时，在继承这些积极思想的同时，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明确区分，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著名论断并最终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笔者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扬弃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下的产物。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29-43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7-22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8-86.

[责任编辑王晓燕]

作者：张　军

马克思晚年跨越论论文篇2：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探析

摘要：《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发展前景的重要论著，写于1881年2-3月间。马克思在复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两种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后，提出了俄国完全能够充分吸取并利用资本主义已有的成就，通过革命最终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揭示了俄国社会可以不必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形态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性成果的科学预见，为东方社会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农业公社；“卡夫丁峡谷”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写于1881年2月至3月间，是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前景比较完整的论著。在草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现状及其特点的分析，得出了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的结论，指出了两种发展前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俄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论断。

一、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认识

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了解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的发展前景和命运的看法。她在信中写道：“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发展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末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在给查苏利奇复信时，马克思曾写了四个草稿，最终于1881年3月8日拟定复信，在草稿和复信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1.俄国农村公社的特征

俄国从9世纪进入封建社会，一直到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农奴制改革，才结束了封建社会，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由于改革的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致使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在俄国广大农村中依然存在着农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也指出，俄国是唯一把农业公社在全国范围内保存到现在的欧洲国家。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此时的农村公社已不是古代类型的原始公社，它“是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的”“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度”。

晚年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材料的研究，已认识到古老公社可分为三种类型：氏族公社、家族公社和农业公社。马克思通过对三种公社的历史考察，发现俄国“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类型公社的主要特征在于：第一，与前两种公社不同，“农业公社”割断了社员间的血统关系，打破了较早原始公社系谱树的结构，建立了最早割裂血缘系统的自由人组织。第二，“农业公社”内的房舍、附属园地，应作为农民私人占有的财产。第三，公社内的森林、牧场、荒地等仍是“公共财产”，耕地虽然也是公社内“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却定期会在每个社员间进行公平分配，让他们在各自分得的土地上耕种，土地产品最终归耕种者所有。

农业公社这种固有的二重性赋予其强大生命力，既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稳固了公社的基础，同时私人占有制又促进了公社的个性发展。

2.俄国农村公社的两种选择

俄国“农业公社”最终将如何发展？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还是私有制克服公有制？这是关系到“农业公社”最终发展前途的命运问题，经过深入分析后，马克思认为俄国农业公社本身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的发展只能有 “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两种路径，到底最后会是哪一种道路，哪一种选择，他提出：一切决定于俄国“农业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

二、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其条件

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农业公社两种历史命运的考察，进而从理论上强调俄国完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而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

1.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马克思考虑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逻辑起点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局限于西欧各国这一范围。因为俄国社会与西欧各国历史条件不同，所以马克思认为，俄国有可能不受这个历史必然性的制约，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的可能。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历史必然性明确限定于西欧各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削，这种剥削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由此可见，马克思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

其次，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也是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重要条件。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一时代。所以，马克思认为，俄国完全可以毫无保留地拥有资本主义两百余年来创造的先进生产力，并以此作为自身发展的新起点，而不必要重走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力时的每一阶段步骤。在草稿中他提到：“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在欧洲，俄国农村公社是唯一仍在国内农村仍占相当主体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可见，俄国完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即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丰富起来的积极成果的良好一面。

2.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俄国完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而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但是也提出了要实现这一“跨越”还必须同时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⑴爆发俄国革命。马克思在对“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其不仅能使公社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这是因为：①在俄国，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私有财产逐步渗入到公社内部，并不断冲击着公有土地。土地重新分配到私人手中，个人只管经营自己得到的私有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成员之间贫富的差异。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种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②小地块劳动的存在以及引起的公社成员私人占有的逐步积累，破坏了“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马克思指出：“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源泉——小地块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根源。”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积累，最终引发了“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先后波及作为公共财产的耕地以及森林、牧场、荒地等，使之逐渐变为“私有”。③国家把农村公社放置于非常态的经济环境下发展，同时国家还借助集中于手的政治力量来千方百计地打压公社的发展，这也就促使了农村公社的快速瓦解。草稿中马克思就指出：“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在公社内部早已产生的各种利益矛盾被外来的压榨进一步激化的同时，各种瓦解公社的因素开始加速发展。④在国家帮助下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最能使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发财致富的一切先进技术和经济手段，都过早地发展起来，并不断地吮吸着公社本已枯竭的血液，大多数的农民变成彻底无产者。很明显，这些“破坏性影响的这种共同作用”最终“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要发展，必先生存，而“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一方面，“农村公社”本身几乎已经濒临崩溃；另一方面，强而有力的阴谋正在等他，准备给予它最后一击。所以马克思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只有这样，俄国农村公社才会“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发展。他深信：“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此后，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通过俄国革命来推翻沙皇专制是俄国农村公社要想继续发展的首要条件。“俄国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可见，这一革命不仅会使农民从农村中得以解脱，同时更可以为西方工人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进而加速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在全球的胜利。

⑵俄国革命必须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早在1875年3月底—4月中，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就提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中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在此序言中他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设想，揭示出俄国社会可以不必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形态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性成果的科学预见，这为东方社会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一理论对20世纪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建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

（王伟单位：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新刚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王伟张新刚

马克思晚年跨越论论文篇3：

“中国之治”的唯物史观阐释

摘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内部革命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跨越的构想，这一设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管窥“中国之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光辉体现与创造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因此，基于跨越设想，对“中国之治”作出唯物史观的阐释十分必要，这对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中国之治”;唯物史观;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意识形态批判：吉登斯与马克思的‘对话’”（18HQZZ16）;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后疫情时代’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581121119421）。

作者简介：林炜（1995-），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傅艳蕾（1985-），女，杭州人，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通过革命手段，“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578，成功地将马克思晚年时期的跨越设想付诸实践，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与时俱进地在实践中推动“中国之治”迈向新高度。然而，随着中国各项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推进，经济从高速度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有人借此攻讦，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要效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相应的资本主义制度、推行西方的治理模式，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唯物史观也是错误的。即使这些言论毫无新意，但深受一些国家的追捧，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民对“中国之治”的理解和认同。因此，亟须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角度在理论和历史的逻辑上对“中国之治”进行唯物史观的阐释，进而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所在，以“中国之治”引领世界发展新方向。

一、“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光辉体现

“中国之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为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不断在各种场合质疑“中国之治”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早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就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对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了阐发。为了答复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历史命运和世界历史必然性等问题，马克思三易其稿，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分析俄国社会发展现实，得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578的新认识，这对于指导中国推进“中国之治”、增强制度自信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普遍与特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双向维度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凝练扼要的语言指出，唯物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2]544。马克思这一表述阐明了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学说，它们的相互作用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唯物史观提供的是一般规律和视角，即通过这两大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和社会的发展。而“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也是以这一规律为前提的，成功跨越是完全可以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群众率先发起革命，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而实现。因此，跨越“卡夫丁峡谷”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反而以此为前提，这为“中国之治”的演进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增强了底气和自信。

在分析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时，马克思一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强调这种可能性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1]576，比如俄国农业公社的二重性使得其发展前途“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1]586，而俄国能否实现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取决于具体的各种现实条件。这一设想决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并具体考察俄国现实所作出的论证，反映了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构想，是马克思深思熟虑后为俄国革命胜利后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划，为俄国之治指明了方向。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跨越的。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可以跨越的。这一历史发现，完善了社会历史理论，是社会形态更迭的一般规律与具体操作的有机统一，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多种途径，也为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通过“中国之治”迈向共产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唯物史观一般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化展现。

（二）理论与历史：开创“中国之治”的双重逻辑

列宁在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基础上对国家采取何种政治形式、何种制度作了进一步论证，指出“美、英、法、德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更加各不相同，虽然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3]777。这表明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采取适合本国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具体政治形式。列宁强调：“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3]777这再次表明各个国家由于自身各种条件的特殊性，采取何种制度、何种民主形式治理国家也会呈现出特殊性。唯物史观给出的是一般规律即一切民族会通向社会主义，但不是具体的详细规定。因此，中国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選择中国特有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设计国家政治制度“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4]。“中国之治”的开创便是在具体的历史选择中实践摸索出的正确选择，不是在照搬照抄他国的制度或者治理模式，也不是对理论进行本本主义式的摹写。

纵观中国近代史，中国遭到列强的疯狂掠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始走向没落和瓦解，“人治”的治理模式不能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既有开展不触及根本的自强运动和改良运动，也有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倡实行三权分立制，但都以失败告终。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制度的根本变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通过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之治”新面貌。百年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再次向世界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有生力量，证明了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治理体系和治理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因此，“中国之治”是扎根中国土壤，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其“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5]，是最真实、最管用的治理体系。

二、“中国之治”是对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创造性发展

在答复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马克思既论证了落后国家可以通过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性，同时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成果从而免遭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进行了阐发。马克思既强调了跨越“卡夫丁峡谷”需要吸收国外優秀文明成果的外部条件，也充分强调了东方国家在生产力没达到社会主义高度情况下是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建立人民政权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从而改变人民的苦难命运。这其中蕴含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唯物史观思想，为1949年后的中国开创与推进“中国之治”以解决发展治理难题、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需求指明了方向。

（一）“中国之治”之始：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制约着其他一切社会生活，而生产力在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性地位，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能会先于生产力，也可能落后于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6]这既表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阐发了生产关系能发挥其牵引作用，带动社会革命，破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更是强调了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谈到俄国时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582，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实现跨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借助俄国公社的特有存在形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巩固已有的经济基础。正如我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更替，随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利用和平赎买等政策，变革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即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制度中的领导地位，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以法律形式写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实现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为“中国之治”的确立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中国之治”创立之初，以其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势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运用制度优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不仅为中华民族实现富强创造了物质基础，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提供了多样化发展途径。

（二）“中国之治”之基：坚定改革开放方向，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

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指出，“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7]472，并批判当时的思想家们，“他们怎么能够可以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7]472这表明在马克思心中，俄国要真正实现“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不仅必须运用大机器进行生产发展，而且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交换机构也要建立起来，但要把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吸收过来，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打开国门，与世界市场联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因此，在对外开放方面，凡是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经济体制机制都应该大胆吸收和创新，从而“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使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9]337，这将推动“中国之治”更具开放灵活性，从而为中国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改革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更是对内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不仅在经济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他强调，“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9]336。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不断丰富、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越来越成熟和定型。的确，“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极大拓宽了唯物史观的内涵，不仅重视经济因素对我国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也重视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巨大反作用。 “中国之治”就是在遵循唯物史观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坚定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础。

（三）“中国之治”之成：不断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作为已经实现经济稳步发展的国家，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怎样在全世界彰显“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以后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真正以繁荣富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世纪末，以苏联为代表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又深陷泥沼，政治层面的变革给本国的各方面建设尤其是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极大破坏。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又遭遇失败，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关系，也要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10]。因此要持续在实践中推进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要不断深化改革以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助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进一步强调，“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11]112，运用“中国之治”凝聚人民伟力以应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和应对各种风险的成功经验再次证明，“中国之治”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跨越设想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发挥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有优势。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无疑需要通过“中国之治”进一步释放生产活力，凝聚社会伟力，于危机中育新机，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论述，中国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在文化、政治、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层面创设了制度，使国家制度、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更趋成熟稳定，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中国样板

“中国之治”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熠熠生辉，不仅在于不断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在于其秉持人民至上的制度价值，并一以贯之地践行。这也是中国不会重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覆辙，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反复强调，他之所以主张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不仅僅是通过革命手段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实现社会制度和形态的更迭这一直接目的，更应该是使俄国等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571，从而达到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464这一根本目的。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把对人民前途命运的关切当作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社会制度的变革只是革命的直接目的，背后隐藏着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建立的系列制度如果不能为人民谋福祉，那就不是真正的跨越，就还是少数人假借人民名义为自身谋私利的斗争，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仍然具有剥削性质，人民主体地位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人类历史上反对阶级剥削的一次人民革命。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在无产阶级带领人民革命后应掌握国家政权，所建立起的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是造福于人民的，所生产的丰硕物质成果也必须是人民享有的。因此，“中国之治”的创设和实践必须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唯有如此，“中国之治”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断前行，赢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引领世界的未来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根本保证

对实现跨越设想的中国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的前半程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相应改革的任务已完成，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后半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治”的领导，这是“中国之治”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政党优势所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根本上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摒弃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从而造成苏联政治、思想上的大混乱，继而反作用于生产力，导致国家经济不断恶化、社会矛盾叠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降低，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333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面对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牢牢把握“既不能重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覆辙，也不能回到过去再搞‘文化大革命’”[12]，坚定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方向，坚持不懈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改革开放初期，受庸俗生产力论等错误思潮影响，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唯生产力论英雄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忽视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建设，“也对改革开放带来了一定的干扰和破坏，出现了诸如治党不严、腐败严重、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1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审时度势，牢牢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站稳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把各种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转化为制度成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11]122，并将制度成果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治理效能，在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较量形成‘东升西降’的新态势。与‘西方之乱’相比，‘中国之治’及其展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受到世界广泛关注”[14]。可以说，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掌舵领航直接关系着“中国之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果即人民生活是否幸福。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最根本的、最坚强的保证，是人民幸福得以实现的有力保障。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之治”的价值旨归

唯物史观认为，在人类历史活动中，人是具体的有自身诉求的现实的个人，根据自身需要而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95。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思想成果和革命实践中始终贯彻人民至上。因此，刚完成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新中国高度重视“中国之制”的建设，把“人民”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新时代则更加注重“中国之治”，运用“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更加注重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制”到“治”虽只一字之差，背后隐藏的却是对制度效能及对人民切实利益的关切，对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维护。“中国之治”唯有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凸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创设中，无论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还是其他重要制度，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中，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将是否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制度走深走实的唯一标准。如在根本政治制度层面，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汇集最广大范围的民心民智民意，保障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切实反映人民利益诉求，打通民意诉求渠道，让人民民主更加广泛、真实和管用;在其他重要政治制度方面，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牢牢植根人民，将制度价值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总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根本区别，具有鲜明的人民价值取向，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后，为人民所作的重大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突显人民群众在“中国之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凝聚最广大的人民参与“中国之治”。如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始终做到党政协同、党群协同，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制度优势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激发治理的活力和积极性，使“中国之治”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汇聚人民智慧、激发人民创造。可以说，“中国之治”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治理，也是我国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进一步显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比优势，进一步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15]，创造“风景这边独好”的人民之治。

（三）提供中国方案是“中国之治”的必然走向

回溯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之所以能实现跨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存，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在于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及精神成果。当前中国虽然已经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意味着时代的更迭、国际格局的变幻、民粹主义的抬头，无疑会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重要标志的“中国之治”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机遇。“中国之治”如何运用辩证否定思维完善制度、深化治理体系改革从而引领世界治理的走向成为当今时代需要回答的重大实践课题。

2020年始的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凸显了“西方之乱”的制度缺陷，而中国坚持人民至上，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通过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形成制度合力，并在治理过程中将之转化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的‘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打破了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打破了所谓‘历史终结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6]，为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必将赢得世界人民的赞赏和认可。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普遍规律和列宁“一国胜利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成功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通过社会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的实践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国之治”的不断演进。这充分证明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当然，“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7]。“中国之治”将不断地坚毅前行，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人民谋大同，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0.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 26.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9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73.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1）.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