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论文

[摘要]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通过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认为“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破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统一性。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论文 篇1：

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摘要：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思想具有理论研究和现实指导的双重意义。科学客观地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内容进行理解，有助于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国内外学者对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为我们现如今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晚年；人类学；可行性；必要性

作者简介：谢晓锐，女，重庆交通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科技哲学。

马克思晚年的一系列人类学思想，虽然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的重大意义并着手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而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实则已触及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马克思晚年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无疑可以为思考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研究的可行性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思想，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理论界的重视。直到劳伦斯·克拉德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出版，才开始引起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重视，并陆续出现了不少的专著和文章。我国是在近二十多年来对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开始重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以下简称“第45卷”）的出版，为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的这批笔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国内外学者在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致形成了六种不同的观点。然而不同派别的学者虽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马克思晚年的主要工作是对人类学领域思想进行研究；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文献价值；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的研究对于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等。这一系列的成果和共识，使我们如今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思想具备了基础和可能。

二、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研究的必要性

对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思想，迄今为止理论界在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总的来说研究还不够深入、透彻，相关理论成果还不够成熟和丰厚，远不如对马克思其他时期相关思想的研究。其一，研究零星散乱，立场迥异。比如对于人类学笔记的创作缘由、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与《资本论》的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理论界都说法不一。其二，缺少深入的整体分析。由于没有整体地把握蕴含马克思晚年思想丰富的历史资料，国内外学者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严重地存在简单化、片面化地撷取文本依据的问题，缺少深入的整体分析。其三，与社会现实结合较浅。在对待马克思晚年的这批笔记上，研究者们普遍关注笔记的理论价值，相关研究成果也偏重于对于笔记的理论价值的研究上。然而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的是，虽然马克思晚年笔记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却不能只将其理论价值作为研究对象，而应结合现实社会的需要，对马克思晚年的思想进行科学全面的回答。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晚年思想领域潜沉下来，静心梳理，应该能够取得丰厚的成果。

三、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研究的意义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首先体现在内容的“新发现”上。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的内容来看，对于原始社会形态的实证研究也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在五大笔记中充分吸收了摩尔根思想的有益成果，对一些人类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反思性批判，并结合自身的两种生产和两种关系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阶级、国家和文明起源的一系列思想。马克思对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系统考察，使他得以充分地论证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理论。这一理论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判断其研究意义的重要标志。在对俄国革命的现实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马克思明显意识到了俄国不同于西欧的具体现实，认为俄国有可能走一条与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一直遵循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前后相继的理论。马克思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由此提出了其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正视俄国农村存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特殊国情，借助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历史事实，使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将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利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思想，在马克思晚年及马克思整个思想研究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科学客观地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内容和意义进行理解，有助于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同时，将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今社会发展实际联系起来，有助于深入剖析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启良.关于马克思晚年探索的几个问题[J].求索，1995（5）.

[2]姜涌.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几点意见[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0（3）.

[3]叶险明.<资本论>创作·经济学研究“人类学笔记”[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3）.

[4]庞卓恒.从多样性探寻规律—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启示[J].历史研究，1994（2）.

作者：谢晓锐

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论文 篇2：

澄清对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的一个曲解

[摘要]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通过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认为“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破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统一性。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其理由主要有：第一，该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而是从马克思思想的创立之初就已提出，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第二，它没有破坏唯物史观的统一性，二者在深层意义上是一致的；第三，“两种生产”之间是有机统一的，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類社会构成要素性质、特点、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方法，在现象具体层面，马克思正是将“两种生产”理论运用到分析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结构，才最终实现了其晚年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关键词]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物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唯物史观

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即人类社会结构决定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经济关系，并运用这个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剖析史前社会结构和一切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对于这一理论，恩格斯在“执行遗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予以了完整阐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15-16但是，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向，标志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普遍史观”转变为“特殊史观”，并由此破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统一性[2]37，39，407。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其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两种生产”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而是从马克思思想的创立之初就已提出，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其二，两种生产”理论没有破坏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实在性，“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在深层意义上是一致的。其三，“两种生产”之间是有机统一的：“两种生产”在本质抽象层面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框架，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构成要素性质、特点、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方法；在现象具体层面，马克思正是将“两种生产”理论运用到分析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结构，才最终实现了其晚年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一、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的人自身生产问题

魏特夫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晚年存在“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转向，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两种生产”思想一直贯穿在马克思思想产生发展的全过程，才会将马克思1877年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视为其思想的转折点：“马克思致《祖国札记》编辑的那封信回答了从1853年起他的研究提出来的关于世界历史、‘亚细亚’和俄国的所有问题了吗？当然没有。但是它谴责了普遍主义的历史概念，这种概念是马克思在其布鲁塞尔时期提出来的，1859年的声明以显然矛盾的态度和以一种不很明显的放任‘对科学犯罪’的态度又提到了这种概念。”[2]39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一方面贯穿了物质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人自身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当然，在马克思思想的早期，限于史料的匮乏，他没有对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发展不同形态中的作用作具体系统的分析。但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文本来看，“人自身的生产”及其形成的“生产关系”即血亲关系一直是他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分析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重要维度之一。

在马克思思想还处于模仿和借鉴阶段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摘录斯密《国富论》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人口生产的问题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性。“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3]115与此同时，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人自身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而且还提出了全面生产的理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3]162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列举了生产的诸种形式：“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3]186-187由此可见，在全面的生产中，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生产的具体形式。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已经确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历史生产的这一部分，论述了“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关于人类自身生产及其形成的“生产关系”即血亲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3]520这一概念：“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519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马克思是在阅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后才意识到人自身生产对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此后，伴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发展和成熟，马克思也多次论及人自身生产的问题。譬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公社问题时指出：“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被作为前提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4]135-136在这里，马克思也明确谈到了人自身的生产问题。在论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时，马克思指出，就感性具体而言，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4]24在谈到社会生产与人口的关系时，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4]5此后，马克思多次作出相似的论述：“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5]300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工资的决定因素中，强调了肉体的存在以及人口的繁殖是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工资不仅包括劳动者本人的生活资料以及受教育的成本，而且还包括他家庭其他成员生命的维持。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确定，是以肉体生存为底线的。这实际上论述的也是人自身生产的问题。综上可见，人自身的生产一直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

既然马克思思想一直存在关于人自身生产的思想，那么为何学界却多是聚焦恩格斯所阐述的“两种生产”理论而展开讨论呢？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作为“执行遗言”是对马克思两种生产思想的完整阐释，聚焦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即是在更为全面和完整意义上研究马克思的“两种生产”思想，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4]29；二是这源于恩格斯作为“执行遗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對人自身生产问题论述时呈现出来的与马克思之间的区别。恩格斯主要是从血亲家庭、人口繁衍以及性关系上来讲人口关系，即人自身生产的自然属性方面，然而马克思在论述人口问题时，不仅重视人口生产的自然属性，而且也强调人口生产的社会属性。譬如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强调“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532

其实我们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人自身的生产，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如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所提出的，恩格斯侧重人的自然性一面，而马克思则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差异问题。表面看似乎是这样，但实际情况不是。放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整个历史过程来看，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基本原理层面是高度一致的，否则他们之间不会亲密无间合作40年之久，他们共同意识到人口问题并非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它更多地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自身生产的内涵及其在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等不同的社会形态，其共同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性，虽然互相依赖的形式不同，或者通过血亲联系，或者通过政治强制，或者通过人身依附。但不管通过何种形式，与物质生产相比较，人自身的生产是比物质生产更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6]388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分析了三种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形式（即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指出在这种共同体中，身份对于所有权的确立相比于劳动而言更为重要，因此当时的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被突出强调。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成为社会生产最主要的目的，人自身的生产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其作用与物质生产相比较，退到次要地位，有时仅仅表现为充当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蓄水池作用。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划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再现了“人自身的生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及其作用。

因此，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人自身的生产”在马克思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场”，它与物质生产一起，在逻辑概括和理论总结的原理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方法论。

二、“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是深层统一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表述了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3]544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又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简要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597对唯物史观的这两处经典论述，虽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都指出了物质生活生产资料的历史基础性地位，从而使唯物史观呈现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性质，似乎是把人类的自身生产及形成的血亲关系从人类历史中排除了出去。

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向人们阐明，决不能将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混同。他指出：“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8]657

要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认为首先需要把原理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概括和原著中的唯物史观运用区别开来。原理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是从本质抽象层面讲的，是去掉具体社会发展的过程，运用概念或范畴对不同社会发展进行逻辑概括和理论归纳而总结出来的，它旨在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换句话说，它表达的是一个理想状态的社会规律。原著中则是在现象具体层面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每个具体社会发展有机体的规律性，因此这就需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性、连续性和内在关联性上看待马克思思想的具体内涵。

因此在原理意义上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住唯物史观的“物”究竟是指什么，只有厘清了这一问题，才能回答“两种生产”理论是否破坏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列宁曾经将“客观实在”规定为物质的本质内涵：“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9]89列宁对物质的定义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现象。虽然历史领域发生的一切都离不开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但历史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因此人类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470-471，这就要求对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不是从思想动机和精神层面人手，而是强调思想动机和精神现象背后的物质动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唯心史观的比较中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3]544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是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历史，其精神实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很显然，魏特夫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才会认为马克思晚年是在“真理面前退却”。[2]399

物质生产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基础，由此产生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决定了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但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人自身的生产也是导致历史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既定因素之一。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多少人口，人口本身的素质和能力是怎样的，以及人口的数量与物质生产是否适合，以怎样的方式繁殖人口，这都是既定的。恩格斯就由此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母权氏族向父权家庭、群婚向专偶制家庭的演变情况。当然为何会有氏族向家庭的演变，群婚向专偶家庭的发展，这同样需要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实关系中寻找原因。对此列宁指出：“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10]18

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实在性，告别唯心主义历史观从思想动机和观念意识来解释历史现象的做法，就能看到所谓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标志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普遍史观”转变为“特殊史观”，人自身生产打破了唯物史观统一性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在深层上是统一的。

三、“两种生产”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那么，既然“人自身的生产”在马克思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场”，两种生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时，“人自身的生产”及其关系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呢？怎样看待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我们认为，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说，“两种生产”在本质抽象层面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框架，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构成要素性质、特点、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方法：一方面，“人自身的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是“人自身的生产”的动力与保障；在现象具体层面，“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态。

首先，从“人自身的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来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时指出：“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因为他对土地的关系是以公社为中介的。”[4]135可见，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物的生产依赖于人自身的生产。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生产的内在构成要素。“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4]11其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只有人的存在，生产才能得以进行。其中生产力是生产者劳动的能力，生产关系是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力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似乎与人的存在没有关系，但是在决定与被决定的过程中，人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作为主体的人既可以选择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具体的变革方式可以是改革也可以是革命，也可以选择无所作为，任由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存在，虽然结果也许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推动下最终被扬弃，然而可能由于人的无所作为，这个过程将会变得漫长并充满痛苦。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类处于短缺经济的状况中，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背景下，“人自身的生产”构成了“物质生产”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529这里的“这种生产”指的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自身的生产主导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服从和服务于人自身的生产。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口稀少且流动性强，生存率低，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劳动，由此组成了氏族及部落，在这样的前提下，家族共同体能更好地生存下去。另一方面，虽然当时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分工与简单的劳动工具，但人们并不能创造出满足生存以外的其他物质资料，因而当时人们不懂得买卖与交易。基于上述两种原因，原始社会的人们主要靠天然血亲关系维系在一起。虽然从本质上看，人區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的确是物质资料生产，但在原始社会，人们还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对自然界和人对人的依赖性，人自身的生产也必然占居着主导地位，物的生产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已。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只能将自己当作商品出卖，从而获得生活资料，维持自己的肉体存在。这是一种将人的本质异化为手段的颠倒现象。在异化劳动中，生命的生产不是为了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仅仅表现为满足动物的需求和维持肉体存在。正是为了维持“人自身的生产”，失去了劳动资料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才被迫走进了资本家的工厂。

其次从“物质生产”是“人自身的生产”的动力与保障来看，“人自身的生产”不仅仅是自然物质的过程，同时它也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物质状况的约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穷人极爱生孩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物质匮乏，他们生出来四个孩子，最终可能只能成活两个，而良好的物质条件能够为人口的繁衍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还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然属性，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已经有了粗浅的分工与简单的生产工具，物的生产依然存在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人自身的生产。到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构成了社会的支配原则，在对剩余价值的无穷追逐下，“人自身的生产”服从于资本营利的目的。当资本主义生产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人自身的生产”得到较好物质条件的保障，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着资本生产的顺利进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处于萧条时期，由于工厂倒闭或是缩减规模，对人口的需求减少，此时“人自身的生产”就处于受限制的状态。

综上可见，“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两种生产的作用力此消彼涨，所处的地位、起作用的形式和重要性不同，直接影响了血亲关系与财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中，人自身的生产占居着主导地位，相比之下，物的生产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这三种社会形态中，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两种生产的核心则转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进入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后，“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198此时，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就由物质生产重新转换为人自身的生产了。

因此，对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把握必须站在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社会有机整体，以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整体观为坐标，这样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这同时启示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高度和思想发展的深度中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自觉将原理层面的逻辑概括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原始运用结合起来，自觉将历史层面的阐述与微观具体层面的事实分析和实证材料结合起来，自觉将原理的方法意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发展结合起来，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叶障目”现象，才能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应具有的理论穿透力和科学真理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M].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赵义良 蔡梦迪

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晚年笔记新解读

[摘要]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生命并没有终结，其晚年笔记蕴涵着丰富的国家起源思想。文章从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基础、社会关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制度基础及阶级实质等方面展开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文章还从国家起源的标志、国家的性质和职能两个方面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

[作者简介]刘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北京，100871

理论界，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马克思晚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其理论生命陷入枯竭状态。这种说法是没有多少依据的，尤其是从我们所研究的国家起源理论来看，马克思晚年不仅没有陷入理论的衰退，而是恰恰相反，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伴随着新的人类学和历史学材料的出现而达到了新的高度。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在其晚年笔记中，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大致框架。

可惜，天不假年，马克思在写出关于原始社会史，包括国家起源问题的专著之前，就溘然长逝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笔记，结合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内容，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称《起源》)，并称这是为了实现“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起源》一书是否真实反映了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成果，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的思考?二者的国家起源思想是“根本对立”，还是“基本一致，微妙差异”?本文力图作一些探讨。

一、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国家起源思想

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中，主要是围绕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摘录和评注。这些摘录、评注虽然具有笔记体性质，表面看起来是零散、粗略的。但是，如果我们详加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看似零散的内容有着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其中蕴涵着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系统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中，马克思有意识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自己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

1．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基础

首先，三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生产大发展，奠定社会演进的生产力基础。在柯瓦列夫斯基和摩尔根等人提供的丰富材料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到了野蛮时代中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两次社会分工；到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交替时期，又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分工。伴随着三次社会分工出现，社会分化逐渐加剧。在雅典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提修斯改革把人民不问氏族如何而按照职业划为三个阶级，即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这就肯定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大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分化。

其次，财产多寡导致社会分化，产生社会对抗。马克思在分析原始公社解体的原因时指出：“份地的不平等已经很大，这种不平等必然逐渐地造成财富、要求等等方面的各种不平等，简言之，即造成各种社会的不平等，因而产生争执，这就必然使事实上享有了特权的人极力确保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地位。”马克思认为，由于氏族内部成员之间财产多寡悬殊与贫富分化，“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在雅典国家形成过程中，梭伦改革实质上就以立法形式确认了基于财产关系的阶级区分，他“重新提出了提修斯把社会分成几个阶级的计划，但这一次不是按职业划分，而是按财产的多寡划分；他按财产的数量把人民分为四个阶级”。

2．国家起源的社会关系因素

(1)人口压力、贸易和政治改革等因素引发移民浪潮，破坏原有的氏族社会结构。首先，人口压力下的移民导致氏族的分离和独立。马克思指出，当某一个在生活资料方面具有特殊优越条件的地理中心，因人口的自然增长“以致使生活资料紧张时，过剩的人口就迁到新地方去，他们很容易在新地方立足”。“久而久之，这些外移者的利害关系就与本部落不同了，在感情上也成了外乡之客，最后在语言上也出现差异；接着便发生分离与独立。”这种迁移促使形成新的不同于氏族组织的管理机构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其次，贸易因素促使农村和城市间的移民，并导致氏族原则的瓦解。“还有迟早在农村居民中发展起来的向城市工商业中心的移民，(但这一原则首先在城市中以氏族统治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移民破坏了人民与土地的先前联系，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氏族原则的瓦解以及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解体。”最后，人为的改革也是移民浪潮的助推剂。比如，马克思曾引述到：“梭伦的政策的目的也是把希腊其他地区的勤劳移民招致到雅典来。这就成为氏族组织崩溃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移住、航海和各种与商业有关的人员流动，所有这些，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都无法容纳了”。

(2)战争的作用。马克思首先摘录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有关内容：“随着部落联盟的产生，第一次出现了最高军事首长。这是由于出现了几个部落联合作战的情况，所以，开始感到必须有一位指挥联合部队行动的总司令。”最高军事首长职位的设立，最初是“由于社会在军事上的需要”，但是，它却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不幸的(马克思加语)大事”。这种军事权力开始改变权力的公共管理性质，并最终演化为王权：“这是军事权力与民政权力分离的开始，随着这种分离的完成，就根本改变了管理机关的外貌……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机关的职能就分配在这两种权力之间了。这个新职位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由最高军事首长演变为国王等等。”马克思还引述了这样的话：“世袭继承制只要一出现，就都是暴力(篡夺)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人民的自由的赞同。”

3．国家起源的意识形态因素

宗教等意识形态因素对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古代社会》一书的笔记和《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的笔记中有大段的论述。

在《古代社会》一书的笔记中，马克思分析希腊各氏族间出现不平等的社会分化的原因时，突出了宗教的作用：“各个氏族的地位尊卑上是不平等的；这主要是由宗教仪式造成的，因为每一个氏族都世代专门执掌某一宗教仪式，一些宗教仪式被认为特别神圣，因而获得了全民族的意义。”此外，马克思在摘录摩尔根关于雅典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的相关内容时，再次强调了宗教的纽带作用：“雅典人的社会制度：第一，氏族……；其次是兄弟氏族；其次是部落……；再其次是族或民族(peopleor nation)。”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并把这些团体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共有六种，排在第一位的要素则是：“共同的宗教仪式和祀奉某一个神的特权，这个神被认作始祖并有特殊的称呼。”

在《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的笔

记中，马克思有三段较著名的摘录和评注。首先。他大段引述了拉伯克关于宗教发展七个阶段的叙述：“按照拉伯克先生的说法，宗教有下列诸阶段：(1)无神论；(2)拜物教；(3)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4)萨满教；(5)偶像崇拜或拟人观；(6)神成了造物主；(7)道德和宗教联系了起来。”其次，马克思摘录了拉伯克关于神权促进王权，宗教崇拜巩固人的崇拜的内容：随着文明的发展，“首领和国王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大讲排场威仪，要求人民奴隶般地尊敬他们。“首领们越来越脱离自己的臣民，情况就改变了，人的崇拜成了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了萨满教和祭司阶层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在萨满教还没有完全取代图腾崇拜的地方，君主政治的建立连同它那一套经常性的排场和礼仪，导致远为更加有组织的对旧有诸神的礼拜。“在去世者的灵魂与神之间，神与在世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因为有很多祭司和老首领都被认为是圣者，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会为自己要求神权。”

4．国家起源的制度基础和阶级实质

(1)氏族酋长会议职能逐渐衰落，新的选举制度和国家职能执行机构产生。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酋长全体会议处理有关公共福利的一切事务。后来，这种会议职能分化为三种不同性质的会议：行政会议；哀悼会议(起用酋长，授予他们职位)；宗教会议(举办公共宗教节日)。再后来，“哀悼会议逐渐也负起宗教会议的任务；现在这是唯一的会议了，因为易洛魁人已经受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联盟的行政权便没有了”。在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所有民政权力就逐渐被剥夺，移交给了新的选民团体。一种制度逐渐消失，另一种制度逐渐出现，两种制度在一个时期中曾经并存……人民赋予原始酋长会议的整个权力，经过分化而逐渐形成了各种权力”。“旧时的管理制度已经无能为力；这也就需要用成文法代替习惯法。这个过渡时期持续了数世纪之久。”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还提及旧的农村公社如何转变为国家职能的执行机构：“公社一氏族团体和农村团体被用于行政和司法的目的。中央行政机关将警察职权和司法职权，即治安的责任，委托给他们。这就意味着，这些氏族和公社已经由与执行这些职能无关的独立的机关变为国家的最下级的警察和保安机构了。”

(2)氏族血缘关系和新的地缘关系相结合，形成新的政治结构的关系纽带。在阿兹特克人早期国家的形成中，马克思摘录到：“墨西哥村在地理上分为四个区，每一区由一个‘宗族’(胞族)占据；每一区又划分为‘小区’，而每一个小区又由以某种共同关系相结合的公众团体(氏族)占据。”希腊和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的：“首先是每一个亲属集团(氏族)分别居住在一定区域内，但是这样便使关系最亲近的几个集团(胞族)互相毗邻而居……新的居住形式和社会结构，并非完全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马克思还特别摘录了血缘关系在新的地缘关系社会中仍旧发挥作用的内容：“克拉维赫罗忽略了将公社联合起来的血缘因素，但是这一点由埃雷拉弥补了。他说：‘还有另一些被称为大父的领主，他们的全部土地都属于一个宗族，每一个宗族住在一个地区内。’”最后，马克思进行了总结性摘录：“于是，德莫、地区部落和国家代替了氏族、胞族、部落等。但是，它们(即后者)仍作为世系的系谱和宗教生活的源泉而继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也就是说，“以氏族为基础的societas(社会)和以地区和财产为基础的civitas(国家)”曾长期并存。

(3)通过对梅恩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观的批评，提出国家的阶级利益本质。霍布斯在探讨国家(管理和统治形式)的起源时，提出“实力论”，即“统治者个人或者集团通过不受控制地显示意志而实际行使着社会的积累起来的实力”。梅恩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说：“这种论断当然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大量的各种影响(这些影响我们为简便起见可以称为道德的影响)始终在影响、限制或者阻止统治者对社会实力的实际操纵。”对梅恩的以上观点，马克思作了如下评论：“这一‘道德的’表明，梅恩对问题了解得多么差；就这些影响(首先是经济的)以‘道德的’形式存在而论，它们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决不是第一性的。梅恩忽略了深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国家)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它代表着“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国家“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异同

2006年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经典著作发表122周年。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出版序言中称是为了实现“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起源》一书是否真实反映了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成果，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的思考?二者的国家起源思想是“根本对立”，还是“基本一致，微妙差异”?这是当前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出发，深入地进行比较分析。必须看到，恩格斯《起源》一书，是在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基础上，并结合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内容写就的。《起源》基本反映了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二者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二人确实存在“微妙差异”。

1．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性因素

在《起源》中，恩格斯概括为地缘关系完全取代血缘关系，他提出了国家形成的第一个标志，即“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对于希腊、罗马等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而言是适用的，但对于原生形态的国家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实，马克思、尤其是晚年马克思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明确指出国家社会纯粹是以单一的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相反，马克思在他晚年的笔记中，曾提出过氏族血缘关系和新的地缘关系相结合，形成新的政治结构的关系纽带。根据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论述，并结合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早期国家形态下，国家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化解旧制度对新体制的对抗性，于是把原有的氏族组织当做实现国家职能的最现成、最方便的组织形式。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的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构成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层单位。随着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加强，国家制度也日益完备，原有的血缘关系才逐步被地缘和财产关系所取代，早期国家演进到新的历史阶段。据此，很多研究者认为，应将恩格斯国家起源的第一个标志修正为“阶级或阶层的存在”。

2．关于国家的性质和职能

恩格斯在《起源》中侧重强调了阶级暴力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以及国家的阶级统治工具性质，对马克思关于国家性质二重性，尤其是关于国家公

共权力属性的论述重视不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基本上还是一个冲突论者。但是，在1853年前后，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注意到了公共权力在国家起源中的重要地位，改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对国家阶级利益本质的单向度规定，从而形成系统的国家起源二重性理论。马克思在分析印度政府的职能时，发现它担当了许多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马克思对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政府部门所具有的“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的分析，表明国家的形成，不仅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也是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需要。国家机器的本质特征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这些权力系统具有强制性特点，并担当着维护部分阶层特殊利益的暴力镇压职能；另一方面这些权力系统又有公共性特点，强制性的权力系统必须借助公共工程、宗教祭祀等社会公共性事务才能确立和发展起来。可见，在国家起源问题上，马克思绝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单纯的冲突论(或暴力论)者，他的思想是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综合创新。以往的研究，受恩格斯的影响较为严重，片面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解决不同阶层的经济利益冲突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并不错误，但却是不全面的。我们提出国家机器的二重性特征，强调强制性权力系统的公共性特点，就是要矫正以往研究中的偏差。必须看到，“尽管强制性公共权力的产生以社会的不平等为前提，但它依然是一个合理的运动过程，是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问世的”。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不同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恩格斯的著作总是力图以简明的形式对马克思深奥的思想作出通俗化表达，有时就忽略了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恩格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解读受摩尔根理论模式的影响太大，有时甚至以摩尔根的理论作为背景来解读、概括马克思的笔记，这忽略了马克思对摩尔根的批判性视角，也忽略了马克思晚年对其他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资料的重视。

尽管我们认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存在以上的一些问题，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恩格斯的国家起源思想在当代就没有了生命力。实际上，恩格斯在别的著作中，尤其是《反杜林论》的前半部分中也有和马克思思想一致的论述。在《反杜林论》前半部分，恩格斯提出了和马克思相似的“国家及其统治阶级的双重起源问题”“与阶级的这种(社会一行政的)起源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起源”。“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两种力量由于极端政治权力而产生，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而产生。”在第一种情况中，执行重要的“社会行政职能”可能会导致把“各个统治人物联合成一个统治阶级”的形成，同时，也使得统治人员能够任意蔑视社会的控制到如此程度，以致原来的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魏特夫认为，“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尽管还不够精确，但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并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经典概念的表述法。他关于阶级和国家第二种起源的说法同样是正确的，也符合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的有关观点。”遗憾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后半部分，却突然放弃了这种国家起源的二重性观点。在该书后半部分，他谈到国家和阶级统治的时候，好像它们完全是由于以私有财产的状况为基础的阶级对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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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