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测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论文

摘要：耕地利用效益需从综合和整体的角度进行定量评价。以海南省屯昌县为研究区域，构建包含1个目标层、3个子目标层、21个指标层的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生态方面对1994—2011年该区域的耕地利用效益进行评价。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科学测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科学测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论文 篇1：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研究

摘 要：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协调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旅游发展中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共赢，最终保证国家公园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本文在梳理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现状以及旅游发展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四个层面对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路径进行探索。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国家公园 旅游生态补偿 机制

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资源与适度旅游开发为任务，是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形式，具有较高的科学、教育、审美及游憩价值。国家公园发展旅游是把生态旅游资源作为基础向社会公众提供旅游产品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及旅游者等很多利益相关者。由于生态资源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特点，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又不同，因此，旅游活动发展中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协调生态环境利益相关主体与旅游发展关系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持公园景区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增强景区的持续发展能力。

一、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现状

对目前国内外相关的文献分析梳理表明，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补偿含义的界定方面。不同学者对其研究的视角存在差异，如 Cowell认为生态补偿是对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弥补和恢复[1]， Pagiola等认为生态补偿是对与特定生态效益相关的利益主体的协调及激励[2]，张一群和吴耀宇等认为生态补偿是为了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恢复，采用经济手段协调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3][4]。大多数研究都认为生态补偿是将环境保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2）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方面。主要包括用生态正义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价值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等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3）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大部分研究集于探讨生态补偿机制的组成部分。Wang Y等强调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机制是一种调整利益相关者，维护及恢复生态资源价值的补偿系统，需要一系列的保障制度来维护[5]。喻庆国则以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从补偿法制、补偿方式、补偿融资、补偿期限和补偿管理等方面来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框架[6]；马勇等从旅游生态补偿的主体及客体、旅游的生态补偿标准、旅游生态补偿方式以及旅游生态补偿保障体系等几个方面构建了神农架旅游生态补偿的实施系统[7]。（4）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方面。从国外已有的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研究成果看，大部分学者基于“受益者付费”的视角，把国家公园内的游客及社区居民等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用意愿调查法研究旅游背景下的生态补偿的政策及标准等问题，如Clew W等针对澳大利亚拉米顿国家公园的游客群体进行了门票支付意愿的调查[8]；Matthew等对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居民的补偿意愿进行调查，以此研究旅游生态系统补偿标准的制定等问题[9]。而国内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研究较少，石玲等基于意愿调查法对武汉素山寺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进行研究[10]；李时练等则从法律角度对国家公园的旅游生态补偿进行分析，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提供法律方面的有益指导[11]；杨攀科等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进行研究，构建了包含宏观层面的保障体系，中观层面的定位体系、反馈体系以及微观层面的运作体系即三大层面下的四大体系的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12]。

综上，当前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肯定了生态补偿中会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者。因此，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能够协调旅游发展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进行分析确立生态补偿的主客体，最后对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路径进行研究。

二、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1984年，美国学者费里曼（freeman）在他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定义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是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它的目标过程影响的人”。1999年桑特和雷森把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图谱作为蓝本，将旅游规划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员工、游客、本地市民、政府部门、本地商户、积极团体、竞争者以及国家商务链八个层次[13]。旷雄杰等将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边缘利益相关者、战略利益相关者和核心利益相關者三个层次[14]。马国勇则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湿地生态旅游的相关利益主体划分为居民、资源开发和利用个体、行政管理部门、各级政府四类来研究湿地生态补偿问题[16]。

国家公园在发展生态旅游中，生态环境是否得到良好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相关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及协调关系，对于国家公园旅游的相关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旅游者、旅游企业和当地居民而言，其利益诉求如表1所示。

三、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主客体分析

（一）补偿主体

确定旅游生态补偿主体，就是明确要实现国家公园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承担生态补偿责任的主体。根据生态补偿的原则，凡是从发展生态旅游中受益的团体及个人都应该是补偿主体，包括政府、旅游企业及旅游者三个层面。

1.政府。国家公园开展旅游产生的生态效益的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政府是目前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补偿主体。国家公园通过发展旅游带动交通，景区，餐饮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了税收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提高当地政府的政绩，维护其良好的形象。

2.旅游企业。旅行社、餐饮、交通公司等旅游企业通过向旅游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来获取利润弥补前期企业运营的投入成本，并获得经济回报。旅游经营者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维持及修复生态环境的投入明显不足。旅游基础设施及景点的建设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3.旅游者。旅游者为满足其愉悦放松及学习提升的需求到国家公园进行游憩体验。但由于旅游者年龄、收入及受教育程度不同，不同的游客对旅游行为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理解程度各异。一部分旅游者的行为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此外，旅游者也会对当地居民原有的文化生态造成巨大的冲击。

（二）补偿客体

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客体是生态补偿的对象，主要是在国家公园发展旅游过程中因其合理权益受到损害，应对其作出补偿的对象，主要包括社区居民及生态环境系统。

1.社区居民。在发展旅游过程中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限制他们开发导致其发展机会丧失，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对以草原、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居民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当地物价上涨及传统文化遭到冲击等也会使居民利益受损。

2.生态环境系统。生态自然资源是国家公园发展旅游的重要载体，在旅游发展中将生态环境加以利用使其成为吸引物。但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及非排他性使得经营者只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从而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使生态服务价值减少，生态系统的功能及恢复能力受到影响。

四、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为更好的实现国家公园的教育和游憩功能，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应协调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实现他们的利益均衡分配。因此，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如图1所示）

（一）明确生态补偿的原则

1.权责对等原则。依照权责对等原则，行为对其他主体的利益造成破坏的破坏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而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主体有权获得赔偿。保护者因其保护行为使生态系统维持稳定，有权获得补偿；受益者因其享受生态服务效益，有责任向保护者支付相应的补偿。

2.兼顾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原则。以生态资源为载体发展旅游会产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兼顾这三种效益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代际公平的选择。

3.补偿方式多样性原则。生态环境问题多样性，使得生态补偿模式不能是唯一的。应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及个人的作用，针对具体的生态补偿实践灵活的采用补血式的直接补偿或者造血式的间接补偿。

（二）把握旅游生态补偿的标准

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会关系到生态补偿的实施效果，当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补偿的标准问题进行了研究。Pagiola等认为生态补偿标准与生态服务提供者损失的机会成本与其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有关[17]。旅游生态补偿是外部效益内部化及外部成本内部化，确定旅游生态补偿标准应该考虑以下方面（如表2所示）：按受益者享受或者利用的生态系统游憩服务价值计算；按生态保护者的生态保护和直接建设投入计算，同时考虑生态保护的机会成本；按生态环境治理成本计算，同时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损失。

（三）确立旅游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

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有利于国家公园的旅游生态补偿主体根据现实情况及补偿客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以便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将旅游生态补偿落到实处。

从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生态补偿看，直接补偿方式有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金等，间接补偿方式有教育培训、安置就业、参与经营等。如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生态补偿方式就有很多种，包括为每人每户发放基本补偿金，发放旅游经营项目补偿金的输血式的直接补偿，还包括如资助大学生、安置居民就业、特许经营及提高公共福利等“造血式”的间接补偿。从对生态环境系统的补偿看，直接补偿方式有护林防火、森林巡护等，间接补偿有建设环保设施，如环保栈道、宣教设施、生态厕所等；随时进行环境监测，如火情的监控、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等；运用环保管理手段，如游客限流、旅游垃圾动态保洁管理等。

（四）构建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体系

通过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各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在机制运行下达到自适应状态。但外界因素的干扰使得旅游生态补偿各要素受到影响。因此，要实现生态补偿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保障体系。

1.完善旅游生态补偿的财政保障机制。根据生态补偿原则，生态补偿方式具有多样性，国家公园在不同的旅游阶段有不同的补偿方式。在国家公园发展旅游的前期开发阶段及后续的旅游活动的正常开展中，财政转移支付是旅游生态补偿中较为有效的方式。旅游发展中涉及的相关者较为复杂，并且国家公园以生态资源为载体，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需要完善国家公园的生态补偿的财政保障机制来作为基础性保障。

2.构建旅游生态补偿协调监督机制。要使得旅游生态补偿机制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正常有序的进行，应该强化政府的监督职能。監督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实施和补偿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以便协调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同时，对违规行为给予惩罚，保证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发展。对旅游生态补偿的主客体也要进切实监督管理，使生态补偿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此外，还可成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管协调机构，监督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是否合理及生态补偿执行的效率。比如，澳大利亚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监督大堡礁海洋公园生态保护工作的环保组织，公园内的景区经营公司需要向该组织缴纳100万澳元作为保证金。如果在景区经营中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他们缴纳的保证金将会被没收。

3.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诉求不同，生态补偿的主体在确定补偿的标准时没有固定的参照依据，生态补偿方式差异也较大，使得旅游生态补偿很难制度化。因此，需要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对生态补偿的主体及客体，补偿标准和生态补偿的具体操作程序作出规定，明确对违规者的惩治方法及处理纠纷方法。如为保障黄石国家公园环境保护的有效实施，美国相关政府机构先后制定了国家层面的《国家公园服务法》、针对国家黄石公园的《黄石公园法案》以及针对国家公园实行的特许经营方面的《特许经营法案》等法律法规。但当前我国各地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依据主要是各地方的行政法规，对社区居民的补偿标准没有专门的补偿规章制度参考，旅游生态补偿难以保持持续性和公正性。因此，政府应建立健全专门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使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落实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4.完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技术支撑。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是涉及多方面利益关系的系统，需要完善的生态补偿效益评估机制来测评生态补偿的效率。目前国家公园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体系及生态环境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同时，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及权威的检测方法。因此，需要完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技术支撑，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效益评估机制和旅游生态补偿相关信息的统计，以便能够定量的评价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价值，检测生态补偿的效率。不断制定统一生态环境检测的指标体系以便对生态补偿效益进行正确的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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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吴郭泉，杨主泉.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以广西阳朔县为例[J].社会科学家，2017（5）.

（王劲松，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杨阿莉，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作者：王劲松 杨阿莉

科学测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论文 篇2：

基于熵值法的县域耕地利用效益定量评价

摘要：耕地利用效益需从综合和整体的角度进行定量评价。以海南省屯昌县为研究区域，构建包含1个目标层、3个子目标层、21个指标层的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生态方面对1994—2011年该区域的耕地利用效益进行评价。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数量分析模型对研究区域耕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合效益进行评价，并利用协同理论分析耕地利用系统的协调程度。评价结果表明，1994—2011年研究区域的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系统协调度在2005年之前呈不协调状态，之后则呈协调状态，且协调度逐年上升。为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需要提高农业生产力、调整人口结构、推动农业现代化等，从而使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耕地利用系统的协调度得以提高。

关键词：耕地利用效益；指标体系；熵值法；定量评价；海南省屯昌县

耕地资源作为重要的基础性生产资料，对人类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利用价值，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劳动对象、生产要素、空间场所[1]，耕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耕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面临着严峻考验。对有限且不断减少的耕地实行内涵挖潜，提高耕地利用效益，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2]。近年来，为科学评价区域耕地的利用状况，学者分别从空间尺度[3-5]、研究方法[6-10]、研究角度[11-15]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耕地利用效益评价经验，并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完整体现了耕地利用的综合效益。

海南省作为我国耕地资源最少的海岛省份，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面临着耕地保护的巨大压力，对省内市、县耕地资源利用状况的定量化评价也较为缺乏。以海南省屯昌县作为研究区域，分析影响耕地利用效益的因素，并结合区域耕地利用特点，构建耕地利用效益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指标-子目标层-目标层的角度，从经济、社会、生态方面对1994—2011年研究区域的耕地利用状况进行分析，并基于区域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系统协调度值分析研究时段内区域的耕地利用协调程度，以期为海南省内市、县耕地利用效益的提高，以及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屯昌县位于海南省中部偏北，地处南渡江南岸、五指山北麓，19°08′～19°37′ N、109°45′～110°15′ E，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屯昌县东北与定安县交界、东南与琼海市接壤、西北与澄迈县毗邻、西南与琼中县接连，是海南省中部内陆县，全县辖8个镇、119个村（居）委会，平均人口密度为256人/km2。屯昌县土地总面积为1 231.50 km2，2011年耕地资源为125.05 km2，年均气温23 ℃。屯昌县地形地貌为丘陵半山区，丘陵、台地约占土地面积的80%，素有“七丘二坡一分田”之称。屯昌县总户籍人口为307 080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为 200 983人，粮食总产量为8.53万t，是海南省重要的农业县。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屯昌统计年鉴》（1994—2012年）[16]，以及屯昌县农业局的统计数据。

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耕地在土地利用结构中具有特殊地位，不仅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产生经济效益，还具有调节气候、净化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效益，以及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等社会效益[10]。为对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进行全面、科学、客观的评价，必须基于不同指标对利用效益进行量化。耕地资源的利用具有明显区域性，因此指标的选择需综合考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耕地利用条件、生态环境背景等因素，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耕地利用效益量化的基础。

结合屯昌县耕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基于需要评价耕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方面的量化值，构建包含1个目标层、3个子目标层、21个指标层的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表1），并根据指标值与耕地利用效益间的效用关系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负向指标，指标值与利用效益正相关为正向指标，负相关则为负向指标。

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多个具有不同指征意义的指标，具有明显区域性，确定不同指标的区域权重需考虑其在区域耕地利用中的差异性。确定权重的方法有特尔斐法、贡献率法、熵值法[17-18]等，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熵是物理学概念，根据熵值大小可判断系统有序或无序的状态。把耕地作为1个系统，评价指标值的大小即熵值影响系统利用的有序程度，熵值小则有序度高、对系统的影响大、重要性高，反之亦然。基于熵值理论，可利用不同指标的熵值确定其权重。指标比重pij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pij为第i年第j个指标占该指标总值的比重，Aij为第i年第j个指标的实际值，Enj为第j个指标的熵值，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其中，i=1，2，…，18；j=1，2，…，21。权重分配结果见表1。

2.4 耕地利用效益的计算

2.4.1 指标标准化 由于21个指标具有不同的指标特征，其统计量纲、数量级等具有较大差异，无法进行指标间的直接对比，因此需按照一定标准对不同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不同指标对耕地利用效益分别具有正向效用和负向效用，因此采用不同的标准化公式。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公

2.5 耕地利用效益协调度

耕地利用效益评价体系中的子目标层，是分别从经济、社会、生态角度对耕地利用效益进行的量化评价。目标层则是基于子目标层的线性加权，虽可从整体上反映耕地利用效益的状况，但因为子目标层评价结果是基于各层下指标分别量化统计的，无法完整、客观地反映3个子目标层间相互关系对耕地利用效益的影响。耕地利用效益系统协调度可以判断经济、社会、生态3个子目标层的均衡状态，及其所反映出的耕地利用系统协调程度。耕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度是指综合效益系统的各分系统在区域耕地利用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5]，协调度高的系统应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并能保持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持续提高。

效益、生态效益的前提，并是影响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的基础型因子。由1994—2011年耕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变化趋势（图1）可知，研究区域耕地利用经济效益可分为1994—2002年、2003—2011年2个阶段。第1个阶段的耕地利用经济效益变动起伏较大，分别于1996年、2002年形成2个明显峰值，该年份的财政投资效益指标（E5）分别为99.82、204.85，而此阶段内其他年份的该指标值均低于95.00，最低值仅为49.47，差异较大，从而形成波峰。第2个阶段的指标值变化幅度较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此阶段的各项指标值并无较大变动，个别指标的小幅变动也因指标间的共同变化而消减，使

经济效益子目标层评价结果呈平稳上升的趋势。

3.2 社会效益评价结果分析

1991—2011年研究区域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呈上升趋势，根据上升幅度可划分为1991—2003年、2004—2011年2个阶段（图2）。第1阶段耕地利用社会效益虽每年呈上升趋势，但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且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评价值除2001年外均低于0.050。第2阶段耕地利用社会效益的上升幅度较大，评价值由2003年的0.050上升至2011年的0.280，相差近5倍。

从社会效益子目标层对应的指标值来看，人均农业总产值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是各指标中2个阶段变化幅度最大的。第1阶段人均农业总产值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的最大值分别为3 505.38元/人、2 717元，而此指标在第2阶段的最小值分别为3 981.11元/人、3 163元，最大值则分别达到8 610.13元/人、9 422元。1991—2011年，研究区域人均耕地、人均粮食产量、需求满足程度等指标虽有变动，但总体变化幅度不大，如人均耕地仅从0.05 hm2/人下降至0.04 hm2/人，加权后对整个社会效益评价值影响不大；因此，整个时间段内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3.3 生态效益评价结果分析

研究时段内区域的生态效益评价值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各年间起伏明显，阶段性不突出，但仍可划分为1994—2006年、2007—2011年2个阶段（图3）。第1阶段起伏相对明显，年度间最大变化幅度为3.62，有明显的波峰和波谷，其中2000年、2005年出现2个明显的波谷，评价值仅为0.089、0.059。第2阶段起伏相对较小，年度间最大变化幅度仅为1.40，且呈略微上升的趋势。

保收指数、复种指数、森林覆盖率、有效灌溉面积占比等正向效用指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最大值出现的年份各不相同；耕地用肥量、万元产值能耗、单位耕地农药施用量、灾害指数等负向效用指标也有变化，其中耕地用肥量指标值增加较为明显，而万元产值能耗指标则呈下降趋势。

研究区域作为重要的农业县，需在保收指数、有效灌溉面积比、化肥施用量等方面加以改善，从而实现生态农业、绿色农业，为耕地可持续利用和耕地生态奠定良好基础。

3.4 综合效益评价结果分析

1994—2011年研究区域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具体可分为1994—2001年、2002—2006年、2007—2011年3个阶段（图4）。第1阶段呈缓慢上升趋势，评价值由1994年的0.274上升至2001年的0.359，期间内升降幅度较小。第2阶段呈波动下降趋势，评价值由2002年的0.529下降至2006年的0.482，最小值一度达到0.296，下降幅度较大。第3阶段呈稳定上升趋势，变化幅度较小但趋势明显。

从综合效益的构成来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重要性变动趋势差异明显。经济效益比重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于2002年达到峰值，占综合效益的64.0%。社会效益比重呈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于2002年达到峰值57.9%，随后几年基本维持在45.0%以上。生态效益比重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于2005年出现最低值19.8%，并于2006年回升至44.0%，但随后几年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于2011年降至30.0%。可见，研究区域在耕地利用中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实现程度大于生态效益，且耕地生态环境有明显下降趋势。

3.5 耕地利用系统协调度分析

上述分析是针对耕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子目标层，以及三者线性加权所得综合效益目标层的分析评价，虽能在某层面上反映耕地利用的效益变化，但要分析子目标层间的关联性、耕地系统的协调程度，还需进行协调度分析。按照协同理论的观点[19-20]，协调度Ci值反映了耕地利用系统的协调程度，Ci≥0.8为高度协调、 Ci在0.5～0.8为协调、Ci≤0.4为不协调、Ci≤0.2为极不协调。

由公式（8）计算得到1994—2011年研究区域的耕地利用协调度值（图5）。耕地利用协调度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可按照协调程度划分为1994—2005年、2006—2011年2个阶段。第1阶段Ci值呈上升趋势，但Ci值小于0.4，耕地利用系统处于不协调状态。虽然1997年Ci值超过0.4，但此阶段中1994年、2002年的Ci值均低于0.2，耕地利用系统处于极不协调状态。1994年的3个子目标层评价值均较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分别只有0.020、0.085，耕地利用综合效益不高；2002年的Ci值是整个评价期间最低值，只有0.166 4，虽然该年份E5值较高，但S1、S6的结果值均低于相邻年份，导致社会效益较低。第2阶段Ci值呈波动上升趋势，Ci值均超过0.550，最低值为2008年的0.559，最高值为2011年的0.655 4，此阶段内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均逐年上升，生态效益则先降后升，3个子目标层的协调度逐年增加，耕地利用系统也趋于协调。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构架指标体系，对1994—2011年研究区域耕地利用效益进行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目标层-子目标层-指标层能够充分反映研究区域的耕地利用状况及利用效益，从经济、社会、生态方面进行评价符合对耕地利用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能够全面反映耕地利用整体效益。

在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通过定量评价模型对各层指标因子进行定量化分析，分别得到指标值、子目标值、目标值，并通过标准化处理实现各层指标间的可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对耕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合效益、协调度进行分析评价，最后对研究时段内该区域耕地利用的系统协调度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结果符合区域耕地利用的实际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域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协调程度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3个子目标层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具有一定同步性，生态效益则与前两者不同，虽波动明显，但整体趋势性变化不明显，个别年份形成明显的波谷。研究区域耕地利用的生态效益较低，在综合效益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研究区域协调程度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并有耕地利用系统协调向高度协调发展的趋势。耕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之间基本协调，若生态效益也能趋于平稳上升，耕地利用总体效益高度协调的目标将有望实现。

研究区域是海南省重要的农业县，为提高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和系统协调度，需从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出发。增大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及耕地开发利用中的应用范围，进行土地整理，适当提高机械化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从而提高耕地单产、提升经济效益。通过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素质，使人均耕地、人均产量、人均农业总产值、劳动力素质等指标水平值得以提高，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减少农药、化肥在农作物种植中的施用量，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农业生产抗灾能力，发展集约农业，降低万元产值能耗，从而实现农业和耕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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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谷秀兰　黄朝明　栾乔林　韦仕川

科学测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论文 篇3：

立体绿化施工在园林绿化工程中的技术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了给人们创造一个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必须做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基于此，本文以立体绿化施工为例，分析了立体绿化施工在园林绿化工程中的相关技术，研究了园林立体绿化施工的注意事项，以供参考。

关键词：立体绿化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技术

0 引言

当年，城市绿化工作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国家对城市绿化方面的要求也显著提升，立体绿化施工技术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将立体绿化施工技术应用于园林绿化工程之中，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选择适当的植物进行绿化，该过程实现了对建筑物空间结构关系的有效协调，可达到最佳工程绿化效果。

1 立体绿化施工的概述

1.1 立体绿化工程内涵

立体绿化工程指的是在园林绿化施工过程中，选择适当的植物类型，根据建筑项目的用途及其空间构造特点，对建筑周边的绿化进行合理设计，从而实现其观赏性、舒适性、宜居性的最大化提升。在实际开展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活动的时候，首先应考虑到建筑主体结构的特点、原本的绿化条件等，之后再根据建筑门庭、墙面、阳台等各区域、各部位的特点开展绿化工作，绿化人员应尽可能选择观赏价值比较高的植被类型，并确保其布局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而呈现出最佳的观赏效果。

立体绿化指的是全面发挥出不同地质条件的优势，挑选攀援类或其他类型植物进行栽植，使其依附于相关建筑物或空间结构生长的一种绿化模式，立体绿化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常见的有建筑墙面、屋顶、阳台、栅栏、河道堤岸以及各类假山的绿化等。通常而言，立体绿化主要可分为垂直绿化墙等绿化形式，如空间绿化、屋顶绿化等。在开展立体绿化工作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立面绿化率、绿色土地补偿率等关键指标，立体绿化与草坪绿化相比，前者的生态效益要高得多，通过在绿化过程中全面发挥出建筑面积的作用，并采用三维绿化模式对建筑占用的耕地加以补偿，可有效提高建筑的绿化成效。近些年，立体绿化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绿化理念，其能实现对城市仅有绿色空间的全面化、高效化利用，使其价值得到最大发挥，从而打造良好的城市生态体系。

1.2 立体绿化施工的相关内容

首先，立体绿化施工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实际自然条件以及建筑物的空间特点，采用最为适当的植物作为绿化植被，从而达到最佳的绿化效果。其次，立体绿化施工对优化城市绿化质量、过滤城市空气、隔离城市噪音等都有着明显的作用，这也是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打造城市绿化景观的有效途径。通过在城市区域内广泛开展立体绿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热岛效应，降低各类能源的消耗量，同时还能避免雨水在地面的滞留，缓解城市在夏季多雨时期面临的排水压力。最后，立体绿化施工必须选择适当的时间。在我国，植物成活率最高的季节通常是在初春或秋末，即每年的三月份和十月份，这两个时节也是普通绿化施工经常选择的时间，这段时期间栽种的植物夭折率较低，且施工工作也比较简单，若选择在其他时节进行绿化施工，则属于反季节施工，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准备工作也比较多。

1.3 立体绿化施工的主要特征

（1）生态性。立体绿化施工的一大主要特征就是生态性，要求相关人员在开展绿化工作的时候必须做好资源、人口、环境等多方面的协调工作，也就是说，立体绿化施工的首要要求就是满足环保方面的要求，尽可能降低施工活动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落实好施工区围挡的搭建工作。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绿化植被的特点，全面发挥出其所具备的环境净化功能，确保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效协调，全方位提升绿化施工的综合效率与质量，切实解决施工中存在的各类问题。（2）特殊性。和普通绿化相比，立体绿化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绿化施工主要针对的是有生命的个体，所以，在实际开展施工活动的时候，必须了解和尊重立体绿化植被的生长特点与习性，为植被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采取最具科学性、可行性的方式完成立体绿化工作，尽可能实现绿化植被的空气净化、噪音隔离、美化居住环境等目标。（3）艺术性。园林立体绿化施工属于城市装饰、改善城市面貌的主要方式，立体绿化施工要坚持艺术空间布局的基本理念，对绿化植被进行合理规划，强调满足城市居民对立体绿化植物的观赏需求。在开展具体的立体绿化施工工作的时候，应全面发挥出设计人员的艺术审美力和鉴赏力，对立体绿化景观设计进行改进和优化，从而充分挖掘立体绿化景观的使用价值，为城市创设一个具备生态价值的独特艺术空间。（4）文化性。在选择立体绿化植被时，应坚持文化性原则，根据植被所处的城市文化环境进行合理搭配，按照不同的文化理念、主题风格、文化追求等进行植被布局规划，确保立体绿化能全面呈现出城市的核心文化理念，实现在整个社会传播正能量的目标。另外，立体绿化还应当和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相契合，和人们的基本文化追求相契合，进而更加深刻地展现立体绿化空间的文化性特征，达到弘扬时代精神的目标[1]。

2 立体绿化施工在园林绿化工程中的相关技术

2.1 植被选择技术

对于城市园林绿化立体施工而言，植被选择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相关人员必须根据多方面的实际情况开展園林立体绿化工程的施工工作，严格结合当地的区域环境、气候特点选择最佳的立体绿化方式。在考虑选择何种绿化植被的时候，还要结合当地市民的审美需求以及城市文化特点[2]。（1）应优先选择具备较强依附能力的绿化植被，要求设计人员按照我国季风性气候特点和各地区抵御环境的差异性选择最适合种植的园林植物。（2）应确保园林植物在整体风格上不会出现违和感，并在此基础上充分体现出不同园林植物的差异性，在打造园林植物群落的同时根据立体绿化风格要求选择适当的草本植物、灌木植物和乔木植物。此外，园林立体绿化还必须确保绿化植被和周边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在优化城市综合面貌的基础上，全面凸显出园林植物的观赏价值，最大化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追求。

2.2 科學搭配各类植物

（1）应在开展立体绿化施工活动的时候全面展现出各类植物搭配的协调性、美观性。如果是在春季进行绿化施工，可选择一些色彩纷呈的植物或早春开花的花卉进行栽种;如果是在秋季进行绿化施工，则可以选择一些落叶时间比较晚的植物。（2）在植物布局上，可采用点缀式或垂悬式的布局形式，尽最大努力实现最佳的植物空间配置目标。（3）应确保所有立体搭配的植被能在当前的环境下协调共生，同时还要防控地方病害对绿化植物的生长造成危害，增强绿化植物对周边环境的适应性。

2.3 合理利用土壤条件

园林立体绿化施工中所需用到的技术类型非常多，各类植物由于生长习性不同，对栽植技术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实际开展园林立体绿化施工工作的时候，必须将当地的土壤条件纳入到考虑范围内，全面发挥出当地土壤的优势条件，为绿化植物的生产提供良好的营养环境。首先，在正式种植植被之前，应对土壤的特性进行测评，了解土壤的酸碱性，确保土壤中所含的营养物质能充分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同时还要确保土壤的有机物含量达标。其次，还要做好对土壤渗水性的测评，确保植物具备正常生长所需的水分条件，必要的时候还要完成土壤的植前准备工作，适当提升土壤的肥力，尽可能消除土壤在苗木培养上的劣势，从而更好地满足园林立体绿化施工要求。最后，还要做好土壤环境的验收工作，为后续立体绿化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保障[3]。

2.4 落实好栽植前期的准备工作

（1）应对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和了解，根据实地调研结果，设计立体绿化工程施工方案，并选择适当的施工技术手段。（2）相关人员应对施工量进行科学准确计算，完成所需施工材料的准备工作，尤其要做好重点施工环节的技术交底工作。（3）还要加强对现场施工材料、施工设备的管理工作，着力打造立体绿化示范工程，积极积累施工实践经验，从而为后续类似工程项目的施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经验。

2.5 植物栽种技术

对于园林立体绿化工程的施工来说，其所设计到的施工技术相对比较复杂，在实际施工的时候，相关人员应全面把控好不同种植区域的施工状况，根据不同植被的高度、密度等采取科学的施工方法。同时，立体绿化施工还要立足于植物本身的承载性能，全面发挥出支架的作用，确保立体绿化施工的高效性，并注重防控各方面不良因素对立体绿化施工带来的干扰，合理设置不同植物之间的间距，根据苗木的具体情况确定植物距离。立体绿化植被栽种的重点是要保证植物的成活率，应结合植物的实际特征完整栽种前的相关处理工作，尽可能做到固定好了再修剪枝叶，同时还要落实好必要的杀虫灭菌工作[4]。

3 园林立体绿化施工的注意事项

3.1 确保施工的安全性

园林立体绿化施工的环境本身比较复杂，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施工现场大都处于人员聚集量较多的区域，这就进一步增大了环境的复杂性，所以，在实际施工的时候，必须落实好相关安全防护举措。例如，在使用一些大型机械设备的时候，必须提前做好围挡，在不影响周边行人的基础上合理操作机械设备。另外，还要加强对坠落处理的防范，全面消除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避免在施工中发生意外事故[5]。

3.2 提高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

园林立体绿化施工质量与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必须注重提升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组建一支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高素质施工队伍。在施工过程中还要注重对施工人员专业技术能力的定期考核，根据施工各环节的重点所在，对施工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引导施工人员采取正确的方法开展施工活动。当然，也要注重发挥施工人员的创新能力，在不违背施工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赋予施工人员足够的自由，使其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潜能，进而改善施工质量[6]。

3.3 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

园林立体绿化施工和城市的整体面貌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休闲与生活质量，在开展立体绿化施工工作的时候，应尽最大努力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实现各部门的有效配合，从而为立体绿化施工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出行政部门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注重监理部门作用的发挥，在监理人员的协助和配合下找出施工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而全方位提升施工成效。

4 结语

综上所述，园林立体绿化施工具有生态性、特殊性、文化性等特点，整个施工过程中需要用到植被选择技术、土壤处理技术、植物栽种技术等，除了控制好上述各类施工技术以外，还要注重施工的安全性，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培训，并争取获得相关部门的最大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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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1-06

作者简介：叶中辉（1981—），男，河南郑州人，本科，工程师，研究方向：园林绿化施工技术与工程管理。

作者：叶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