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绿色经济论文

摘要：十八大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云南省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尤其需要从理论上思考来自生态的问题，以更好指导自己的现实实践。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生态文明绿色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生态文明绿色经济论文 篇1：

贵阳：以生态文明引领绿色经济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贵阳市委、市政府日前在京联合举行“西部地区发展瓶颈问题破解研讨会”。来自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环保部等专家与贵阳市有关领导及国企代表进行对话交流，商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破解发展瓶颈。

专家认为，贵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也是西南交通枢纽，要坚持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抓手，以生态文明引领绿色经济。贵阳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为城市发展开辟绿色产业空间，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

生态建设一直是贵阳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十一五”期间，贵阳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2%，空气质量96%以上优良率，饮用水源等环境指标也明显改善。将生态文明建设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建设等方面，打的是特色牌、生态牌和生态文明牌，也找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入点和总抓手。

生态文明绿色经济论文 篇2：

生态文明理论：云南省绿色经济发展的理论归宿

摘要：十八大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云南省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尤其需要从理论上思考来自生态的问题，以更好指导自己的现实实践。通过梳理学界有关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动态，分析说明文明转型需要合乎时代进展逻辑的生态文明理论支持，在该文明理论向度的指导下，“做强做实”云南绿色经济发展这篇文章，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实践启示和理论价值的有效文本。

关键词：生态文明；绿色经济；理论归宿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是经济发展的狂飙时代。在21世纪的帷幕拉开的时候，有鉴于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其他要素的明显失衡，人们苦苦寻找承载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优方式。在我国，十八大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从而弘扬生态文明有了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生态文明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为宗旨，以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最终实现持续发展的高级文明形式。由此可见，生态文明不仅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而且也内含“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联，展示了自然、人类、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生态文明的立论基础

1866年，德国学者E.H.Haeckel提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纵观生态学200年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关系趋向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并逐渐由此进入生态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生态学范式中出现了新的生态学理论，使人对这个发展相对失衡的世界有了不同的新看法，因之，大自然表象背后的有机性、联系性、整体性等本质属性开始深入人心。新的生态学理论可归结如下。

1.盖娅假说理论。“盖娅”是希腊大地女神的名字，古希腊人用来代表大地和大地上所有的生命。盖娅假说认为，所有生命构成的整体具有一个活人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即整个地球至少地表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能够自我调节的活的系统，包括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在内，整体地发挥着作用。该假说的核心想表达这样一个信仰——地球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有机体”，尽管自然界存在着“丛林法则”，但其最基本的规则是合作与共生。“盖娅”理论表明，有机物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持生存，人不再只是为资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将自身视为在同一生物圈生活的地球公民，去共同保卫身处其中的地球生态系统，寻求共同发展的可持续性。

2.混沌理论。混沌研究始于“蝴蝶效应”理论，该理论可以比喻为：一只蝴蝶今天在中国扑打翅膀煽动了空气，可能会变成下个月在北美上空出现的风暴系统。其含义就是，投入中的细微差别可能很快就变成产出中的实质性巨大的差距。由此说明，大自然从本质上讲，其运行过程是非线性的，传统工业的发展造成空气污染，导致全球变暖等一系列的全球气候灾难。对生态学领域来说，“蝴蝶效应”的含义是深刻的，现在发生着的改变世界自然结构的，有可能是不起眼的变化发生着微妙作用。严格说来，混沌原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事务中，混沌理论所依靠的数学把秩序与混沌当作基本决定论的两个明显形式。自然界虽然存在多种状态，但加以归类，无非两种：有的井然有序，有的混乱无序。秩序和混沌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交织的自然系列。

3.生态价值理论。“生态价值”理论认为，地球上任何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中不仅实现着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价值）；同时，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及其个体的存在，对于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都发挥着作用。由此延伸，自然系统的整体稳定和平衡是人类存在（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这一必要条件对人类生存具有“环境价值”。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应该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少人类对自然的消费，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关于这一点，十八大报告讲得已够清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方针”，为的是“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以推进绿色发展。

4.责任与公平理论。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系统是所有地球人的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公共性”。由环境价值的“公共性”所引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平原则。从反面说，任何企业、个人为了经济私利对环境的破坏，都是侵犯了他人享有环境价值的权力，这就是不公平。要解决这种不公平，就必须追问“不公平”责任问题：谁为了经济私利破坏了公共环境，谁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解决公平问题，必须通过追问责任来实现。谁破坏了自然环境，谁就应该为他的行为承担经济责任，这才是公平的。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补偿与惩罚统一的原则，为了保护公共环境而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应该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因为他们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公共环境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二、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云南省绿色经济实践

云南省在绿色发展的基调下，把生态立省思想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生态是云南最大的省情，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希望之所在，为此，我们要在理论上强调生态功能是有价值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力。绿色经济也是辩证的，既要保护好环境，又要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生态环境。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判断，云南省多次提出，“良好的生态就是生产力”，“建设生态就是建设生产力”。多年来，云南省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积极的无私贡献。在中国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大棋中，云南省要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唯有如此，云南省建设生态文明的步伐才能越走越宽。为此，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云南绿色经济实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1.依托生态文明理论支持的绿色新政实施。所谓绿色新政，就是体现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情，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作为重要的着力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绿色新政是2008年联合国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英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都在做绿色新政，为的是抢占绿色产业的先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绿色新政对我们制度性的改造非常重要。因此，从绿色发展人手，从阻力比较小，到条件成熟，大规模的绿色新政改革就成熟了。

具体在云南省，绿色新政要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加快编制环境功能区划，制定不同区域的环境目标、政策和标准来实施绿色新政。又如，昆明市是云南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实施绿色生态工程，强化节能减排，推行经济增长，为积极创建国家绿色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奖、绿色责任贡献奖、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的评比中，云南昆明市、普洱市、江川县均上榜“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可以说，中国十佳绿色城市是对昆明市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发展绿色，实行绿色发展的一个肯定，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沿着绿色发展的道路向前奋进。昆明市将以这次获奖为契机，更加扎实地推进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将在继续打造绿色交通、绿色城市、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继续发挥昆明市的气候优势、自然优势和生态优势，进一步把昆明市打造成为世界知名的高原绿色生态湖滨城市。与此同时，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建议，对禁止开发区地区领导不考核GDP，因为为了保护环境导致GDP下滑从绿色新政及未来考虑是值得的。中国十佳绿色城市的江川县看到两年前抚仙湖水质突然降到了二类，为了保证抚仙湖一类水质，他们铁下心肠关闭污染行业，虽然导致了GDP下滑、经济下降，但是环保上升了，所以这么做值得。在江川县，保持抚仙湖一类水质一代又一代传下去，使抚仙湖周围空气更清新、环境更美，让到抚仙湖来的人喝上一类的干净水，这就是绿色新政的一份担当。

2.云南省绿色贡献的理论与实践伸张。“绿色贡献”概念，或者叫绿色的外部贡献，它是指某一地区当年的GDP占全国同期GDP的比例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占全国同期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比例的比值。这一概念通过计算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S02和COD排放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提出了以绿色贡献系数作为判断不公平因子的依据。绿色贡献又叫绿色的外部贡献。2005年，国家环境规划院以万元GDP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S0₂排放、GOD排放等4个指标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概念。

应该说，云南省在保护环境、建设绿色生态屏障方面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的绿色发展程度较高，根据2012年云南省林业厅发布的首个《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报告，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每年14838.91亿元，约相当于全省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GDP）的2倍。其中，年涵养水量518.17亿立方米，年涵养水源价值合计为4494.12亿元，年保育土壤价值合计为3361.33亿元，年积累营养物质价值合计为111.40亿元，年净化大气环境价值合计为1143.70亿元，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4689.06亿元，在我们看来，对森林价值的定量评估只是一个开始，更全面、科学、准确和系统的绿色贡献评估，仍有待相关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但是，这方面的绿色贡献在云南省的学术界还没有将其有效地转化为“理论主张”，由此，我们仅仅停留在“权利主张”的呼声应该改变。现在，中央和地方已经开始专门讲绿色财政、绿色金融，这些概念会发展起来的。因此，云南省希望从绿色贡献出发，在下一步的深化探讨中，拿出有实证研究的理论成果；更希望国家在云南省森林建设、江河湖泊保护与治理、节能减排、产业生态化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3.打造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体系。生态补偿是眼下的一个热门词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生态补偿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所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狭义的生态补偿则主要是指前者。

生态补偿理论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一是对生态系统本身保护（恢复）或破坏的成本进行补偿；二是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三是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的经济补偿；四是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以内化外部成本为原则，对保护行为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保护者为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额外的保护与相关建设成本和为此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对破坏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因破坏行为造成的被补偿者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

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构想。就中国而言，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专节论述，强调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近年来，云南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保护等领域探索实施了生态补偿机制，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凸显的当下，建立完善、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我们在调研走访中看到，云南省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地方经济做出了巨大牺牲，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或补偿很少，致使有些地方的生态保护工作很难开展。以德宏为例，我们曾经调查过若干个生态区，都涉及到有没有生态补偿的问题，目前德宏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67%，但是国家给予的政策是每亩森林补5块钱，省里给予的政策是每亩补10块钱，这点补助还是太少，因此这些区域在发展经济和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中矛盾十分突出，不少当地百姓说“现在是生态越好补得越少”。因为保护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保护的内在驱动力不强。怎样让生态好的地方人民富裕起来、搞生态建设的人富裕起来，使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更好，已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就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还是就云南省绿色经济发展的持久性而言，都应将“生态补偿”纳入经济运行的要素中，以求得经济学上的必要补偿。作为绿色资源大省云南来说，更应保护好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并将之转变为发展优势。如前所述，为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评估，对于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推进绿色GDP核算，理论意义重大。

我们认为，云南省生态补偿理论体系的框架应是：第一，把生态补偿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形成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将符合条件的生态补偿区域都纳入补偿范围，通过征收环境税、争取中央加大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力度、试行征收排污费等方式，提高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第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吸引和鼓励企业、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形成补偿主体多元化、补偿方式多样化的资金筹集和投人体系。第三，探索资源环境评价方法，确定区域、流域环境容量和污染控制总量。第四，制定区域环境保护标准，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科技研发、引进、推广应用，最终形成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

在云南省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基本形成的基础上，我们还需加快推动云南省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一是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优先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示范，以建立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小流域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为突破口，取得经验后，逐步拓展到矿产资源开发、自然保护区、江河流域和旅游开发等领域。二是在滇西北这一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在全省生态补偿的5个重点领域，逐步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走出一条保护与开发良性互动的新道路。三是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建立覆盖面广、行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基本实现全省环境无净损失，因保护而利益受损人群得到合理补偿，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立足于生态文明理论支持的云南省绿色新政的实施、云南省绿色贡献的理论与实践伸张、云南省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建立及发展，既能行之有效地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又能全面提升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水平，为全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及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赵林 任秀芹 吴小彦

生态文明绿色经济论文 篇3：

班勇：生态文明的内核是绿色经济

生态是一种文化，它关系方方面面。生态文明建设最根本的内核是发展绿色经济，要将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中关村》：近几年，各类园区在中国迅速崛起，在规划建设方面，也都不约而同地打出“生态”牌，您认为应该如何做园区的生态规划？

班勇：做园区的生态规划一定要将生态、景观和休闲结合起来。

2008年，诺兰特承接了北京电子城西区扩建的项目。在南边的2平方公里区域内，我们做了一个园区的生态规划。我们的创新之处在于比较系统地提出“生命周期”方法论，将这个最初存在于产品领域的概念运用到园区建设中来，这是以往的园区建设没有过的。

首先，我们构建了一个生态绿地网络。跟以往不同，这次的生态绿地网络主要偏向于生态网络，而非城市绿地网络。我们考虑到供小型哺乳动物穿行的绿色廊道怎么构成，如何给高科技研发人员提供舒适的环境，让园区充满活力，让景观看上去更养眼。

其次，我们强调自然利用。雨水收集利用对干旱的北京来说尤为重要，但是北京好多地方并没有单独的雨水管道，雨水流入排污管道，白白浪费了很多资源。我们采用了高新生态技术让雨水就地下渗，补充地下水。

再次，我们提倡绿色交通。园区生态规划为什么要提绿色交通？我们是从环境保护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道路不畅通，机动车的走走停停就会增加耗能和污染。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设立小街区、单行线、高峰时期的道路分流等。

大街区的左转区很多，会导致多个路口有交叉，影响交通效率，而小街区可以保证更多采取右转，这就能缓解交通堵塞。单行线最大的好处是，在人口密集的主城区，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在以研发为主的高新科技园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条双向8车道的路，上下班的时候，都是路的一侧堵，另一侧几乎没有车通行。这样的情况其实可以调控，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可以把另外一侧几乎没有车通行的2个车道调控到拥堵的这一侧，保证有6个车道通行，效率就会大大提升。

还有红绿灯的管制，适当改善一下也能提升通行效率。假如一条路上有10个红绿灯路口，我们现在的管制方法是每个路口亮红灯和亮绿灯的时间不统一，导致可能每个路口都要停下来。国外的管制方法是，亮红灯的时候全是红灯，亮绿灯的时候全是绿灯，这样通行速度就可以加快，提高通行效率。

《中关村》：您怎么理解生态的深层含义？对于园区来说，是不是把环境搞好了就能称为生态园区呢？

班勇：生态是一种文化，它关系方方面面。人对自然和环境的态度很重要，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一个根本的态度。我们提生态文明建设，最根本的内核是什么？是发展绿色经济，要将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园区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科技园区，这类园区聚集的企业更多的是研发类的，像北京电子城西区和海东科技园就属于这类园区；另一类是工业园区，这类园区聚集的企业更多的是生产型资源类的，比如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这类企业存在上下游问题，上游企业的原料和下游企业的废物要充分利用起来，通过循环经济形成上下游的链条。这类园区的生态设计更多的是从产业结构上着手，使上下游企业衔接通畅。

《中关村》：在您看来绿色经济其实就是生态经济的概念，那么您认为绿色经济的标识又是什么？

班勇：广泛地说，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这就是绿色的经济运行方式。比如电脑的生态设计，它的每一个元器件都是自成体系的，如果要更换的话，只需把坏掉的那个元器件换掉就行，而不必更换整个电路板。同时，尽可能少地使用污染严重的重金属材料。

《中关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容易忽视的问题是什么？您在做生态规划的时候遇到过哪些突出难题？又是怎么解决的？

班勇：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設，一定要提生态经济范畴，这是最容易忽视的。生态的保护和修复一定要和经济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生态的保护和修复需要不断投入财力，如果没有经济的概念，那将持续不下去。比如建一个公园，如果没有把自然规律利用起来，将增加很多人工成本。比如水体，它是有自净能力的，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在河岸有一些生态的做法，这样可以减少治理污水的投入。

生态问题其实与经济问题有连带关系。我们做生态设计的时候从来都是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比如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作为山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原来老百姓靠上山砍柴为业，现在不让他们砍了，我们就得让老百姓有新的出路才行，得有新的替代模式才行。

从2010年开始，我们参与了北京市山区经济建设的一些工作，这是生态与经济很好的协调。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的黄塔沟有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针对这个区域，我们提出发展芳香经济，大做野生花卉文章。我们打破了北京以往一村一品的家庭式小农经济的做法，扩大野生花卉的种植规模。发展芳香经济和生态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北京的山区定位是水源涵养为主，2010年所有的矿山都关闭了，这就涉及到经济转型问题，以前是黑色经济，现在要变成绿色经济，要发挥山区优势，把依靠山的产业转到旅游和特色农业上来，当地好多人就从事特色农业和旅游服务业了。

《中关村》：不仅是园区建设向“生态”靠拢，很多地方城市也都打出“生态”概念，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千城一面”，有特色的很少，您认为一个城市应该如何走好“生态”这步棋？

班勇：建设生态园区的做法，其实同样适用于生态城市的建设。如果留心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国很多城市变得千城一面，都像一个模子里克隆出来的。

要彰显特色，最基本的就是维持原有的地貌。2011年我们在湖南益阳承接了一个项目，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益阳是地级市，城区是丘陵地貌，特点是一山一水。但是为了建设方便，那些极具特色的小山丘都被铲掉了，城区变成大平地，毫无地方特色可言。我们承接的时候，还残存一些没有连根铲掉的小山丘，我们要求一定要保留下来。在我们看来，这些残存的小山丘就是未来生态的节点，是未来动物的避难所，动物可以在那里栖息。这些小山丘的面积大多在0.5-1公顷之间，如果把这些点连成一个网络，再与城市里的绿带结合在一起，往外延伸与自然山体结合，再建一些慢行道，就构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绿地网络，整个城市就有活力了。

现在的城市建设太注重和强调人的能力了，实际上，和自然比起来，人是很渺小的。所以一定要给“生态”一个明确的定位，人类只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要保留自然遗物。

链接：班勇博士简介

北京诺兰特生态设计研究院院长、北京诺兰特旅游规划设计公司总规划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遴选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广西百色市人民政府顾问。

作者：程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