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控制论文

摘要：国际战略联盟日益成为跨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工具。本文旨在回顾我国家电企业国际化历程，探讨家电企业国际化的方式，并在比较分析各种方式利弊的基础上，引入战略联盟的概念。结合家电企业的国际战略联盟实践，对我国家电企业实施国际战略联盟的开发和管理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战略控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际战略控制论文 篇1：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政治思考及新时代启示

摘要：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团结多数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一思想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资源与战略空间，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影响深远。在世界迈向多极化格局的今天，国际局势更加瞬息万变、错综复杂，面对新情况，怎样妥善处理、实现合作共赢，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蕴含的宝贵智慧，对中国在新时代开展外交实践和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思考;启示

从1946年至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以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依据世界基本矛盾变化、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立足中国国情，进行了全局性战略谋划，先后形成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国际战略思想，包括：“中间地带”思想、“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些思想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资源与战略空间，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影响深远，对中国在新时代开展外交实践和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与实质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即“中间地带”思想—一“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不同阶段的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对不同时期国际形势变化的积极反应。

“中间地带”思想是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国内国际背景：二战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已意识到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是其全球扩张的重要一步。美国欲称霸世界，渐渐与苏联走向对峙，并在全球掀起一股“反苏反共”浪潮。美国强大的实力使得“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势必爆发”的悲观论调开始流行。此时，中国共产党要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就必然要思考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主要矛盾，是否会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关系，核武器是否会被再次使用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思想。毛泽东认为：“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里面隐含着四层意思：第一，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出新的特征，即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成为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矛盾，这种主要矛盾的演变有可能通过剧烈的斗争形式来解决。第二，除美苏以外，国际上还存在着许多新型政治力量，即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些新型政治力量包括欧亚非的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第三，美国与欧亚非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虽然不是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矛盾，但它同样也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影响。第四，美国想要操控和压迫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与人民，一定会遭致他们的反对。欧亚非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美国的斗争，很可能成为阻止美国发动对苏战争的关键力量。很显然，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使毛泽东意识到，欧亚非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极有可能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力量;世界人民求和平求发展的愿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对美国渗透和控制的斗争，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殖反霸的民族解放斗争，使毛泽东坚信，受到美国侵略和压迫的所有国家和人民只要结成牢固的統一战线，就能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中间地带”思想中科学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趋向，粉碎了美苏必战的论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信心。“中间地带”思想成为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洞察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了基本理论内核。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美苏对抗逐渐演变成两大阵营的有组织对抗，冷战格局进一步发展。1950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壮大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使其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改变;1955年5月，苏联发起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以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东西方形成了有组织的对抗局面，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都说明了这一点。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毛泽东重新阐发“中间地带”思想。1962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安井郁时强调，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其它都算“中间地带”。相较于1946年的“中间地带”思想，毛泽东把“社会主义阵营”而非苏联作为与美国相对立的“一极”，这是冷战发展和两个阵营对立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开始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同美国展开激烈的核竞赛，整个世界笼罩着核战争的阴云。中国坚决抵制苏联的操纵与控制，两国关系恶化。同时，美国继续敌视中国，中国的安全受到美国与苏联的双重威胁，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对此，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上述“中间地带”国家划分为“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算一个，欧洲算一个。1964年，他又强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是对“中间地带”思想的调整与发展：第一，斗争矛头既指美，又指苏，而原先是支持苏联，反对美国。第二，“两个中间地带”国家都反对美苏霸权主义，是中国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在阐发“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时，毛泽东依据各国在国际地位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性，把美、苏划为“第一位”，欧、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划为“第二位”，弥补了之前“中间地带”思想对“中间地带”国家范围界定不清晰的缺陷，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确立了努力方向。同时，“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将第一个“中间地带”划分出来，为后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军事实力膨胀迅速，国际局势呈现美守苏攻的战略态势。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描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做了进一步升华：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斗争矛头指向美苏两国，尤其指向苏联，凸显出反霸思想。第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两个中间地带”的国家划分为第二和第三世界，尤其注重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凸显出来的重要作用，使中国有更明确的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时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第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中国归入第三世界，定位明确，有利于提高我国在第三世界的威望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

通过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演变过程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利用矛盾，争取和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积极谋求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对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注意的是，从“中间地带”思想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毛泽东始终把美苏作为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主导力量，与其他国家相区别。之所以将美苏单列，这和它们处于世界第一的强国地位以及先后推行霸权政策密切相关。为了抵抗美苏霸权，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中国努力寻找两国之外的生存空间，希望通过团结部分发达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公平化，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创造条件。

二、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

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國际战略主要围绕美苏和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中国同美苏的战略互动是重点，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战友关系是基础。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这是依据“中间地带”思想，做出的灵活选择。“一边倒”的国际战略表明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形势下，一是对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应同它们站在一边”;二是对亚非拉等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与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三是“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就是说，对于“一边倒”我们绝不能做形而上学的理解，因为我们仅仅是在政治上同帝国主义国家分隔开，而在其他方面我们还要争取与它们合作。之所以“一边倒”，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保持中立，不可能解决国内面临的棘手问题，倒向美国，也无法获得更多的有利条件，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也会变得异常艰难。中国选择倒向苏联，是由苏联多次援助中国革命的历史以及二战后国家安全和建设的需要决定的。实践证明，实施“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由此获得的苏联援助和支持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提升了国家实力，捍卫了人民政权。

第二阶段，创建“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20世纪60年代，面对苏联不尊重中国主权的态度，毛泽东毅然放弃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国际战略，逐步把苏联作为修正主义，把它确定为中国的对立面，并提出建立世界范围内反帝国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在美苏两国的夹缝中生存异常艰难，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威胁，但是在美苏之间隔着辽阔的地带，要想与美苏同时斗争，就必须争取和团结处于辽阔地带的国家即“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尤其是亚、非、拉第一个“中间地带”国家。在“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影响下，新中国迎来了第二轮建交高潮，先后与2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4年，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突破。同时，中日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外交工作局面的打开，才使中国顶住了美苏的压力，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第三阶段，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1974年，毛泽东为抵抗苏联扩张以及缓和中美关系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改变了人们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远近的思考模式，并懂得在理性的层面上审视国际局势和国家关系。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主调。“一条线”的构想是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的，即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再到美国这一条线上的国家联合对抗苏联，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一大片”的构想是1974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的，“一大片”是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通过团结“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野心。“一条线”和“一大片”国际战略的实施，有效遏制了苏联的对外扩张，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伴随着国际环境的渐渐改善，中国迎来了新一轮建交高潮，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迅速提升。

相较于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局势，当前国际局势更加瞬息万变、错综复杂，恐怖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突出现象，面对新情况，怎样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实现合作共赢，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课题。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迸发出的智慧火花融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实践以及全球治理理念中，对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三、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新时代启示

毛泽东逝世以后，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定位。在总结战后国际社会的发展轨迹，结合时代特征分析国际局势变与不变的基础上，凸显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较强的时代性和生命力。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应准确理解和运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制定和实践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一）坚持中国外交的正义道德标准，走和平发展道路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推行冷战思维，意识形态空前对立的情况之下，为维护正义而进行的有力争辩。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提出了国家间相处应遵守的伦理法则，为中国外交构建起了正义的道德标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强调了对主权、正义、自由、安全的尊重，突出了对民族独立、平等、自决和解放的价值导向。显然，毛泽东是在正确看待国家利益与道德关系的基础上关注并构建国际外交正义标准的。基于国际关系本身是对主权国家间利益矛盾关系的事实判断，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体现出的基本理念，就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一思想站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对过去霸权理论的批判回应。毛泽东认为，打着“保卫自由”旗号的美国，实际上是“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条英机都是这样。现在，美帝国主义更是这样”。在这里，毛泽东为国际社会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途径，就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个基本的政治逻辑对于当今世界也依旧适用。毛泽东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始终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原因在于，一方面，毛泽东一直以来坚持的正义原则支配着他对国际政治伦理的认知;另一方面，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命运的深刻关联性，决定了毛泽东不会推行霸权主张。“中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对未来发展道路的界定，已成为历届中国政府外交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之一。

当前，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原有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一些国家表示担忧，将中国的发展视作对自身的威胁，并试图通过离间策略和遏制战略破坏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近些年，美国为了防范和遏制中国，借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萨德问题、贸易逆差问题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它的真正用意是想迫使中国按美国要求进行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形下，要破解新形势下的外交困局，中国理应继续坚持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蕴含的正义道德标准，发出正义呼声，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搞集团政治，不搞单边主义，坚持国家间的分歧以和谈方式解决，以此来破除国际社会的猜疑，凝聚起最广泛的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稳步前进。

（二）把握国际政治矛盾运动规律，维护国家安全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包含的基本政治立场是：质疑霸权主义国家的政治野心，警惕国际战争和地缘政治风险，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中国国家安全，毛泽东始终抱有忧患和警觉意识，他善于在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中敏锐洞察国际政治力量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把握国际政治矛盾运动规律，既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据此制定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国际安全战略。当代世界多极化格局与两极格局相比较而言，变化的是从“两极对立”向“一超多强”转变，不变的是美国的霸权依然存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矛盾与冲突仍然是国际风云诡谲多变的主题。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应对部分国家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我们应积极借鉴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精髓，把握国际政治矛盾运动规律，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实际行动破除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周期论。

首先，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崛起的力量，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稳定的关键力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根本立场一致，因此，中国应当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冷战结束后，在“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下，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绕开联合国，联合其盟友肆意入侵他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翻一国合法政权，如曾经发动的入侵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阿富汗、伊拉克、利比里亚等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了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给这些国家的人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其中一些国家至今仍是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同时，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在2010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安全问题挑拨、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企图通过经济渗透、政治干预和军事部署实现其对亚太的主导，达到围堵中国，阻碍中国发展的目的。奥巴马卸任后，特朗普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行动，2018年，特朗普以美对华贸易逆差为由，不顾美国企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挑起贸易战。美对华加征税收的商品主要涉及高铁装备、航空产品、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等对推进“中国制造2025”有重要影响的工业品，目的是阻止中国的现代化，遏制中华民族的复兴。面对美国的强权行径，支持中国正确主张的，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从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到南海仲裁案再到中美贸易战，历史清晰地表明，谁才是我们应该依靠的朋友。因此，中国外交工作应继续以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与它们一道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以对话磋商的方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尊重和支持其重大关切与合理主张;以优势互补的国际贸易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包容契合的国际发展战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够预见，随着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势必会进一步削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世界的影响，进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其次，维护国家安全，争取与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虽然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并建立了密切广泛的合作关系，但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并非心甘情愿受美国的操纵和控制，他们渴望独立自主地发展，渴望扩大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原因在于：第一，近年来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棘手的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第二，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制定不公正的国际金融规则，打压其它强势货币，以“资本游戏”剥削包括这些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第三，美国对其西方盟友的“等级划分”和“窃听行为”引起对方的强烈不满，总统特朗普同西方国家在贸易、北约、穆斯林、难民等问题上的分歧也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相反，中国的快速发展促使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执行向东看的对外战略。在此基础上，中国同它们多年来密切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友谊不断加深。自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来，德国作为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总理默克尔坚定地表示德国反对贸易战，德国愿同中国一道携手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今后，中国应继续深化同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务实合作，携手解决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中国与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争议及地缘战略方面有较深的矛盾，近些年，日本政治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情绪较为严重，日本政府利用朝核危机、导弹危机增强其军事力量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实战部署，联合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对抗，支持并游说其它国家支持南海仲裁结果，目的在于制造中国威胁论，为其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做铺垫。对此，中国需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同时，也应着眼于中日两国关系大局，继续推进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事业，防止日本右翼势力借题发挥，破坏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大局。

（三）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定力，沉着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逐步调整对外战略。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这支新兴力量的迅速崛起影响了传统大国利益，它们想尽办法向中国发难，同时全球经济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复苏缓慢，这些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要抓住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应当仔细体会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包含的战略自信与战略定力，沉着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

首先，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稳步发展。从毛泽东时代到如今的新时代，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始终未变，中国能否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不仅影响两国的和平与发展，也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确实，中美之间存在诸多难以绕开的矛盾，虽然两国建交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美国依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警惕与防范，如规划三大岛链包围中国，多年来在中国近海抵近侦察，支持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实施对华贸易战等。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将会逐步升级。面对中美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未来两国能否有效管控分歧是对双方关系的严峻考验。对此，不论有多少荆棘坎坷，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灵活的对外政策，以寻求同美国的和平共处，并在共处中推动两国关系稳步向前。2018年中国在回应中美经贸摩擦时展现出的坦荡、坚定和理性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是中国共产党灵活掌握和应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结果。面对中美经贸摩擦，中国自始至终站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思考问题，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

除美国之外，中国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样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不怕威胁、不惧压力、敢于亮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打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其次，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定力，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虽然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国与国之间合作与矛盾并存，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在反全球化声音和力量不断增强的时期，中国应承担起更多的大国责任，坚定不移地引领全球化進程，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不断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自身改革实践和成就深刻阐释着中国支持全球化的信心，也将为提振全球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

（四）借鉴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治理智慧，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蕴含着对国际旧秩序的批判。毛泽东对国际旧秩序的批判来自于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这个历史观和世界观既是基于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发展逻辑，也是基于其他落后国家被殖民、被剥削的历史经历，还是基于对国际旧秩序操控者的质疑。这种历史经验和质疑，聚合成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呐喊。毛泽东以崭新的逻辑分析和话语特质，揭示了“三个世界”国家具有的三股不同的力量以及不同的价值观，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更加明确自身的国际定位，并从自身利益表达中提出政治价值诉求——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对国际旧秩序的革命性反思和政治批判。

过去，在以西方国家为轴心的世界观中，落后国家对强势权力的依附是正常的状态。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以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反国际依附的新治理模式。这一新思路不再以西方为中心，而是以三股不同力量作为政治博弈单位，以追求国际正义与民主为目的，积极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一新思路与西方社会的价值逻辑有很大不同，它最能代表发展中国家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阐述和价值表达。同时，这一新思路也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理论样板，以还击西方社会抛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黄祸论”等论调。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崛起、合作共赢、承担国际责任以及永不称霸等观念的有力验证，也是对毛泽东国际治理智慧的历史继承与深化。通过团结与合作，建立国与国之间的互利互信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创新性金融机构的成立和运作，使得一大批“早收项目”顺利实施。之后，中国还将继续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更多的项目落地，使沿线各国人民感受到携手发展带来的红利与实惠，以此来粉碎美国借地区矛盾挑起事端，以及分化中国和各国友好关系的图谋。并且，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些国家也愿意与中国一道，共谋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 陆昱

作者：尹寒 张晓红

国际战略控制论文 篇2：

关于我国家电企业国际战略联盟的探讨

摘要：国际战略联盟日益成为跨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工具。本文旨在回顾我国家电企业国际化历程，探讨家电企业国际化的方式，并在比较分析各种方式利弊的基础上，引入战略联盟的概念。结合家电企业的国际战略联盟实践，对我国家电企业实施国际战略联盟的开发和管理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关键词：国际化方式；国际战略联盟；联盟的开发与管理

近几年，我国家电企业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电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交了昂贵的学费。如何选择企业的国际化方式，并对其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管理，是我国家电企业必须应对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研究，并重点探讨国际战略联盟的开发与管理。

一、我国家电企业国际化历程与国际化方式分析

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走国际化道路，其基本方式包括出口贸易与营销、技术许可、对外直接投资和战略联盟。技术许可方式目前还不是我国家电企业国际化的主要部分，我国家电企业的国际化以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特点，近年战略联盟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出口作为国际化的初始方式和阶段，我国家电企业的出口可进一步分为两种方式，即贴牌(OEM)和自主品牌(OBM)。

1.OEM方式　OEM即“贴牌”，是我国家电企业发挥低成本优势和较好的质量控制能力，基于大规模的为品牌商生产、加工产品，赚取生产加工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电企业借助OEM，产品成功地进入了国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了先进技术，提高了生产加工能力，并获得了规模经济的收益。格兰仕是OEM的典范。但毕竟，加工组装作为家电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我国家电企业赚取的是微薄的加工费。

现阶段，由于受我国家电企业生产成本的攀升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提高的影响，跨国企业的OEM定单不同程度的转移和减少，我国家电企业的OEM模式面临着挑战。作为一种贸易性质的OEM，不足以支撑我国家电企业长期持续的发展。

ODM(设计+OEM)，是在OEM的基础上，企业按照品牌商的意图，提供设计，供品牌商选择，然后再进行OEM，比单纯的OEM能获取较多的利润率，通过ODM不断积累研发和设计经验，可以为企业未来向OBM过渡提供条件。

2.OBM方式　OBM即“自主品牌”，以海尔为代表的家电企业的国际化主要以OBM方式为主，企业不仅卖产品更要卖品牌。品牌得到市场认可后可以获得溢价、较高顾客忠诚度和利润，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但自主品牌建设需要研发投入、品牌推广、渠道建设等，资金投入大、市场风险高。

习惯于OEM的我国家电企业走OBM道路必然面临更大的挑战，其原因在于OEM和OBM两种方式需要企业不同的资源、能力和管理运作体系的支撑。

在OEM方式下，企业需要有大规模的生产设施、有较低的生产成本、良好的加工技能、可靠的质量管理控制、及时的交货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维持客户关系的能力。而在OBM方式下，企业则需要更多地具备差异化创新能力、较高的研发、设计能力、品牌塑造和推广能力、营销渠道网络体系掌控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客户开发和关系维系能力等，还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我国家电企业要获得OBM方式的成功，企业必须摆脱贸易化思维方式，转型为营销思维方式，直接主动地介入国际市场的运作和管理。原有的运作OEM方式的资源和能力远远满足不了OBM对资源和能力的要求，必须有针对性地培育OBM运作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培植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根据国际经验，在做OBM时，在一定时期内仍可继续做OEM，用其所得来补贴OBM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但这样也会面临着原OEM客户拒绝与OBM企业继续合作的问题。

3.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或拥有生产服务设施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家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力在于寻求更大的市场空间；接近当地市场生产、销售；建立国际化品牌；寻求技术和管理的学习；寻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

按照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当企业具有了所有权优势(技术专长、营销技巧和管理经验等)，又有了内部化优势(构建和运作企业的能力)和区位优势(东道国良好投资环境的利用)，一个海外直接投资企业就可以在东道国落地。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与OEM和OBM又有不同。

对外直接投资采取的主要是新建投资的合资和独资、及并购进入的方式。在东道国建立国际合资企业属于国际战略联盟的重要形式。

独资，存在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我国家电企业国外企业运作经验不足、资源和能力有限、对东道国市场了解不深、缺乏东道国在市场知识、营销基础设施和人员方面的支持，独资经营往往比较困难，较难获得成功。

并购是近几年我国大型家电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以TCL为代表的家电企业对跨国并购方式进行了探索。并购方式为我国众多企业家所青睐，一方面是通过并购可以获得参与国际竞争缺少和急需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研发队伍、国际品牌、分销渠道等，另一方面并购方式的快速进入比较符合我国企业家常有的“短、平、快”的思维定势，希望借助并购快速获得短缺资源、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并购的成功率较低。由于并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并购方难以全面准确地了解被并购方的真实情况，很难准确地评价被并购企业的价值，被并购企业常把自己包装后出售，使得我国家电企业获得的仅是相对落后的技术等，或支付收购价格过高。并购后要产生协同效应，必须对被并购企业进行快速有效的整合。由于我国家电企业涉足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跨文化管理水平的有限，对于被并购企业的驾御能力不足。来自两个国家的企业在战略、文化，结构、业务上有很大差异，整合难度大，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从几个知名家电企业的跨国并购效果来看，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

尽管如此，并购方式仍不失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入新的产业、获取稀缺资源的重要手段，我国家电企业只有在积累国际企业的运作管理技能，谙熟并购技巧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并购的成功。

4.战略联盟　面对国际家电行业竞争激烈、新技术快速发展、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研发费用不断增加的环境，我国家电企业单靠自身力量很难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在家电企业进入竞争与合作的时代，通过合作，优势互补，提升竞争力成为我国家电企业谋求在国际市场上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战略联盟是介于市场和企业间的经济组织，是一种相对松散的联合。战略联盟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长期合作、相互沟通、共担风险、合理划分收益的合作关系。在某些情形下，与其他企业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比依靠并购或独资更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战略联盟可以是并购的前奏，战略联盟首先在联盟双方之间构筑起了一种和谐融洽的关

系，从而为以后的并购创造条件，有利于减少不当并购。同时，战略联盟也有利于自主品牌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

二、国际战略联盟基本理论分析

1.战略联盟的内涵　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建立以资源与能力共享为基础的合作关系。战略联盟是一种“竞合”关系，为竞争而合作，战略联盟的目标是追求“双赢”的结局。

2.战略联盟的理论基础　根据法国皮埃尔·杜尚哲、贝尔纳·加雷特和中国学者李东红所著《战略联盟》一书的研究，战略联盟的理论基础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交易费用的联盟理论认为，战略联盟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它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如我国家电企业可以与合作伙伴联合生产、联合采购，也可以与上游企业建立联盟关系，因此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2)基于资源基础的联盟理论认为，战略联盟是企业获取互补性资源的手段。通过战略联盟，我国家电企业可以获取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所需的战略资源，如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营销支持等。

(3)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联盟理论认为，战略联盟是跨国公司获得和保持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有效途径。我国家电企业可以通过战略联盟与相关企业合作，共同创造和共享所有权优势；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作使内部化优势得以发挥；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作，尽享东道国的区位优势。

(4)基于组织学习的联盟理论认为，战略联盟是开展组织学习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国家电企业通过战略联盟可以向合作伙伴学习更多的显性知识与技能，也可以通过“干中学”获得合作者的隐性知识。

三、我国家电企业战略联盟的类型

1.国际竞争者之间的联盟　国际竞争者之间可以在多个层次上建立深层次的合作，既竞争又合作。如合作研发核心技术、共同开发关键零部件、联合采购、共享分销渠道、共建合资企业、共同建立行业标准等。这种联盟形式都是基于资源互补的联盟，是我国家电企业战略联盟的主要发展形式。

2.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盟合作关系　在同一产业链上，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的联盟、协同发展，共同为最终消费者创造价值。现在的竞争不仅仅是企业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更是企业价值链系统的竞争，上下游企业间的联盟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3.跨产业国际战略联盟　与不同产业企业建立联盟，借助合作伙伴的帮助，可以使企业快速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实现公司经营的多元化。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产业融合加剧，我国家电企业要跨行业发展迫切需要跨产业国际战略联盟。

四、家电企业国际战略联盟的现状与特征

从世界范围看，战略联盟成为包括家电企业在内跨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工具，很多家电企业借助战略联盟提升了国际竞争地位。

韩国三星很重视国际战略联盟，拥有多个国际战略联盟项目和协议。三星为了占据液晶平板的领导地位，与日本SONY公司结成了强大的技术研发和投资伙伴，后来赶超具有先发优势的日本夏普公司；在原料供应环节，三星和美国康宁公司进行联盟，在韩国设立了合资公司，专门生产玻璃基板，三星的这次联盟为其在该产业的发展抢占了制高点；在流通环节，三星也通过联盟为三星品牌的显示产品扩展销路，三星电子还同我国国美电器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在新的技术和事业开发方面，与诺基亚、索尼等著名跨国企业形成战略性的合作关系。

日本东芝在国际战略联盟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根据国内学者宋华的研究，90年代初，东芝为了开发多媒体市场，东芝公司和三井与世界上最大的传媒企业时代华纳结成了战略联盟，该战略联盟使东芝公司获得了大量软件开发和CATV领域硬件开发的技术诀窍，并使其经营领域扩展到DMN领域；在半导体领域，东芝公司与西门子公司签定了“1M DRAM”的技术合作协议，又与摩托罗拉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以合资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专门生产半导体材料的企业，大规模生产1M、4M和6M DRAM所需的半导体材料；在液晶平板方面，东芝与IBM共同投资建设了显示器技术有限公司。战略联盟成为东芝公司强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海尔在国际化过程中，充分整合企业外部的全球资源，和一些具有各种竞争优势的全球企业建立起国际战略联盟，来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海尔先后与荷兰菲利浦、德国迈兹、日本东芝、韩国三星、富士通、英特尔等建立了技术合作。海尔与日本三洋的战略联盟，双方开发、制造以及销售渠道等经营资源的合作与互补，实现了共赢。通过联盟，共享对方销售网络、获得对方的营销支持；关键零部件供应与采购、相互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海尔与NBA结成战略联盟，加快了海尔成为美国主流品牌的步伐。海尔还与百安居联盟进入家居市场，与纽约人寿联盟进入保险领域。

除了海尔外，海信、四川长虹、TCL、康佳等知名家电企业都有着不同形式的国际战略联盟。

五、我国家电企业国际战略联盟的开发与管理

纵观国内外家电企业的战略联盟，有些企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许多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未能实现预定的目标。从全球来看成功的比例极低，据估计大约60％的联盟以失败告终。有学者研究认为，缺乏对战略联盟的系统规划和严谨的过程管理，对战略联盟的复杂性和风险认识不足，对战略联盟产生的深刻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等是国际战略联盟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国家电企业要获得国际战略联盟的成功必须重视联盟的开发与管理。

1.家电企业战略联盟的开发

(1)对是否采取战略联盟做出选择。家电企业应该综合分析外部环境特别是行业的发展态势及企业国际化的战略目标、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在OEM、OBM方式之间做出正确选择，在独资子公司、并购和战略联盟方式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目前来看，OEM和ODM方式是大多数中小家电企业在一定时期不错的选择；OBM是一些有实力的，在国内市场积累了品牌运作经验的家电厂商可以考虑的；对于并购方式往往得到有魄力的企业家的青睐，能够使企业获得跨越式的发展，但只有那些能够谙熟并购技巧，有国际企业的驾御能力的企业才能获得胜算。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松散的合作方式，一般不涉及产权的交换，风险小，优势互补，对于缺乏核心技术、国际分销渠道、国际品牌的我国家电企业是一种稳健有效的方式。

(2)进行国际战略联盟的规划。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战略联盟问题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其可行性。分析建立战略联盟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估计潜在的风险；了解潜在合作伙伴的联盟战略目标、结成联盟的愿望；家电企业在建立战略联盟之初，必须权衡企业的战略目标、资源能力情况及各种联盟的优势、劣势，选择合适的战略联盟类型；估计竞争对手和政府的反应。并对在战略联盟中就保护企业的专有资产和进行组织学习做出规划。

(3)选择合作伙伴。跨国公司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3C原则，即兼容(Compatibility)、

能力(Capability)、投入(Commitment)，值得家电企业借鉴。合作双方在战略、文化、组织管理模式、规模、合作网络、人员等方面兼容；潜在合作伙伴具有对联盟投入互补性资源的能力；合作伙伴要有与本企业同样的对联盟投入的意识。符合3C条件，合作成功的几率就比较大。

(4)考虑对战略联盟的依赖范围和程度。因为对合资企业和合作伙伴技术的过分依赖，可能威胁到企业长远开发一流技术的能力；也可能培养了竞争对手。家电企业必须在利用战略联盟与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之间做好平衡。

2.家电企业战略联盟的管理

(1)完善战略联盟协议。对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分配进行明确的界定，确定联盟的结构和管理制度，设定争议解决和终止条款等，对于联盟运行至关重要。

(2)对战略联盟做出贡献。战略联盟具有不稳定的特性，只有联盟各方都为联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实现了双赢，战略联盟才能存续，这就要求合作双方都要提供对合作方有价值的资源。

(3)冲突的协调。战略联盟隐含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如合作的一方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损害联盟利益的行动。合作双方应该建立沟通和谈判机制。沟通交流是培养相互信任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信任是联盟合作成功和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真诚的交流能让对方了解自己的公平、守信、没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进信任、消除摩擦、化解矛盾。战略联盟常是在相互妥协中进行决策的，双方应通过谈判达成共识。

(4)合作企业的组织变革。合作企业应建立与联盟有效对接的管理组织结构体系。

(5)管理联盟生命周期。联盟生命周期阶段包括期望、约定、评估、协调、投资、稳固等。根据联盟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定问题，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6)培养优秀的联盟管理者。

参考文献：

[1]皮埃尔·杜尚哲，贝尔纳·加雷特，李东红.战略联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

[2]曾忠禄.公司战略联盟组织与运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3.

[3]薛求知.当代跨国公司新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0.

[4]宋华.战略联盟的发展机制与形成.网络文章.

[5]白益民.家电企业战略联盟——海尔与三洋案例研究.网络文章.

作者：仲伟林　高维佳

国际战略控制论文 篇3：

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

摘 要：胡锦涛首次提出的“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主张既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新时期全球战略的总结。“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的全球战略的主要标志，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这一战略指导的中国外交是一种“和谐外交”。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和谐外交的根本目标、国际规制、行为主体、重点领域、主要策略等方面，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

关键词：和谐世界；全球治理；全球战略；和谐外交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对外政策与全球战略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是胡锦涛主席正式提出了“和谐世界”新理念。“和谐世界”新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当今国际局势、全球问题、人类命运和理想目标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追求，它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代表了中国全球战略的最新发展。

一、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国家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同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胡锦涛主席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新理念①。“和谐世界”理念再次表达了人类一个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在这个充满风险、冲突和碎裂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尤其应当努力实现和平、安宁、公正、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谐世界是全人类的永恒追求，也是中国古代“天下大同”崇高理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发展，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所在，它所要达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

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构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内战略构想的自然延伸。和谐的国内社会与和谐的国际社会之间密不可分。要全面理解“和谐世界”国际战略的内涵，首先需要理解中国“和谐社会”国内战略的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在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即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先进与社会和谐。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则专题研究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目前中国最重大的战略目标。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以及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胡锦涛做过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

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这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从胡锦涛的论述及中共中央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涵盖以下八个要素。1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而不是阶段性的目标。使社会更加和谐，这本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是人类的长远理想目标，它不是在一个规定内的时间可以实现的目标。2和谐社会不是一个一元社会，而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正因为利益的多样化，人们之间才需要和睦相处。和谐社会应当维护人们利益的多样性，做到“和而不同”。3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一个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的社会，一个政治参与和政治透明程度较高的社会。4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和秩序的社会。和谐社会要求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5和谐社会是一个宽容、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和谐社会，尤其要倡导宽容、谦让、奉献的社会公共道德，营造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以及和睦相处的人际环境。6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7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没有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就没有社会的团结，就不能形成普遍的认同，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8和谐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既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统筹，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平衡，也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协调^［2］。

外交通常是内政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构想，就是关于和谐社会构想的继续。国内社会的和谐与国际社会的和谐，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尽管内政与外交不可能完全等同，但两者之间在价值目标与政治逻辑方面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在中国政府关于“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想中清楚地看到。正如一位研究国际政治的中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世界”相互结合，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3］。

“和谐世界”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正像和谐社会一样，理想的和谐世界也应当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民主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宽容的世界、诚信的世界、合作的世界、互助的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对于什么是“和谐世界”，中国政府的正式表述是：“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4］。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在“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的研讨会上对此做过明确而详细的解释：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通过公平、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公正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主权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上的事务由各国协商解决。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互利、合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5］。

在我看来，“和谐世界”还应当有另一个内容，即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社会，使人类与地球和睦相处。和谐世界也要求我们树立“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地球”、“人类是一家”的普遍共识。从“全球一家”和“人与自然一体”的高度，去自觉保护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和使用全球资源，使人与自然友好相处，永续发展。

正如中国政府确立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基于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一样，中国政府提出和谐世界的构想，也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这一判断有两个要点。一是实现和谐世界依然是人类普遍追求的理想价值；二是国际社会在建设和谐世界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条件，建设和谐世界是可能的。具体地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主体内容。人类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各个国家的利益更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命运日益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同时，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样性趋势也同样在不断加深，因而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更需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做到“和而不同”。

如何建设一个和谐世界？胡锦涛在联合国六十周年庆典的演讲中提出了四条措施：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各国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经济全球化应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而不应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6］。

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既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新时期全球战略的总结。

二、和谐世界与中国的全球战略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内政外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基于对中国国内局势及世界趋势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基本改革方略。由于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对外政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得以进一步增强，内政与外交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与转型，几乎是与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和完善，与国内政治经济战略相适应的中国国际战略也开始逐渐定型。由此，“和谐世界”的理念，逻辑地成为中国新的全球战略的主要标志。

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确立的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不仅在1949年到1978年的近三十年中得到全面执行，而且其中的许多重大原则和方针，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所坚持，成为中国现行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和战略策略包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积极态度等。因此可以说，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贯立场”^［3］。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有些改革措施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例如，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等等。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国际战略领域。首先，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和时代性质的基本判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对世界时局的判断是“革命和战争”，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即在眼前，革命是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邓小平则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胡锦涛完全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并把这一判断作为“和谐世界”理论的两大支柱。其次，中国对外政策的哲学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传统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以及“意识形态至上”的外交原则［注：毛泽东晚年已经开始改变这一原则，主要标志是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但就其总体而言，仍然奉行的是“意识形态至上”的外交原则。］；中国现行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则是合作主义，以及“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原则。由于哲学理念和对时代判断的不同，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与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战略相比，便表现出一系列的区别。例如，从封闭政策转为开放政策；从斗争为主转为合作为主；从单赢策略转为共赢策略；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参与等等。

有学者专门就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外交战略做了比较研究，其结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转型，而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反思并重新确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外战略的标志性成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这一转型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从唯意识形态到超意识形态；2.从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并开始摆脱边缘化成为有重要影响者；3.从怀疑、抵制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到积极倡导和维护多边主义，努力创建和参与国际机制；4．从单纯的国家中心到超国家中心；5．从仅仅强调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到同时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6．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共处哲学^［7］。

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沧桑巨变。就中国自身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与传统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改革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斗争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就世界范围而言，冷战已经结束，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已不复存在，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这些变化，使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全球战略问题为改革开放前所不曾遇到，也为现行的对外战略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新的战略包括：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规则的制定，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努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格局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倡导和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行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

这些新的全球战略，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这一战略指导的中国外交，是一种“和谐外交”。

三、和谐外交与全球治理

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8］。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真正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人类对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觉醒，也表明人类为追求全球安全和普遍繁荣所做的努力。

对全球治理至今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类似的概念还有：“世界政治的治理”、“国际治理”、“世界范围的治理”、“国际秩序的治理”和“全球秩序的治理”等。大体上说，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研究全球治理的英国学者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说：“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9］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植根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都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各国的共同问题，都反对“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主张增强联合国的作用，都致力于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据此，有中国学者认为，“和谐世界”理论实际上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指出了如何面对全球化挑战、管理全球化的思路。它是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趋势下的中国世界观，可以看作中国官方提出的“全球治理”版本。这位学者还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证其结论：“第一，和平、公平、有效和民主的多边主义。中国理解的多边主义不是空洞的，而是内容充实的。中国加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坚持把联合国当做全球安全机制的核心。第二，通过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共同发展。第三，文明、文化、制度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第四，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联合国不可替代，是应对全球挑战的主体。改革后的联合国一定会有力、有效地对付全球威胁。第五，‘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10］。

确实，“和谐世界”思想比较集中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和全球治理的原则性立场，体现了中国在21世纪初的全球战略。这种建立在“和谐世界”理念之上的全球战略，就是中国的“和谐外交”，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和谐外交”的理想价值或根本目标。“和谐外交”致力于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具体地说，它要达到四个基本目标：一是实现持久和平，即依靠和平与合作消除各国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坚决制止任何形式的战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努力消除暴力犯罪；二是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即努力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逐步消除南北差别，消灭贫困，增进各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和福利，使各国人民共同地享受人类文明的进步果实；三是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即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途径，确立民主的、公正的、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确保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四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即通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控制污染等手段，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和谐外交”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和谐外交”重视国际规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在维护全球安全和确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认为，“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原则，也越来越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互相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指导原则”^［6］。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代表了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意志，是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也是其他任何国际性规制所不可取代的，必须维护其权威性。“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循”^［6］。

第三，“和谐外交”的行为主体。“和谐外交”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国政府认为，各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发达国家和大国对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应当负起更大的责任。中国政府特别强调联合国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联合国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任何未经联合国许可的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安理会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专门机构，其权威也应当得到切实的维护。但是，联合国应当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提高效率，增强权威。“联合国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可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推动改革尽可能多出成果。改革应该重点推动联合国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增进广大会员国团结”^［6］。

第四，“和谐外交”的重点领域。“和谐外交”特别关注：1区域与全球安全，认为区域与全球安全是“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没有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和谐世界就无从谈起；2国际合作，认为只有通过互利的合作，才能增进各国的共同利益，促进全球的普遍繁荣；3基本人权，认为维护和保障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应当为维护各国的基本人权尽最大努力；4全球生态，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威胁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各国必须紧密合作，努力保护全球的生态、资源和物种；5全球风险，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威胁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风险已经带有全球性，各国应当联手遏制金融、疾病、通讯的全球性风险；6跨国犯罪，认为恐怖、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日益具有国际性，各国应当共同采取措施，防止这些跨国犯罪。

第五，“和谐外交”的主要策略。“和谐外交”的主要策略可以概括为16个字：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和谐外交”主张通过平等的、友好的、坦诚的对话与协商，增加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以便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和谐外交”主张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谋求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和谐外交”力求减少国与国交往过程中的分歧和不同，努力扩大双方的共识。双方暂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则采取搁置争议，着眼未来的方针；“和谐外交”承认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对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反对把自己的文明、价值和制度强制推行给其他国家。

不难发现，中国“和谐世界”的全球战略，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以极其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国际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精神境界，是“和而不同”这一传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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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新社．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详解中国主张的和谐世界内涵［DB／OL］．http://www.china.org.cn/，20060403．

［6］胡锦涛．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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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戴维•戈尔德布莱特，乔纳森•佩拉顿．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0．

［10］庞中英．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N］．国际先驱导报，20051229．

责任编辑：李 放

作者：俞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