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政治文化创造性分析论文

摘要传统政治文化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传统政治文化不仅在当时造成了震撼的影响，而且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也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于是，研究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影响就成为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德治政治文化创造性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德治政治文化创造性分析论文 篇1：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转换路径分析

摘　要：任何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是其历史发展的积淀和凝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当前我国新型政治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务实、重民、伦理的特性，显现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两重影响，从而使其具有进行现代化转换的合理性。整体批判性剥除消极因素和腐朽成分，局部创造性转化积极因素和精华成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现现代化转换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转换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当前我国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显而易见，当前加强中国特色先进政治文化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其漫长发展过程的一种积淀和凝聚。因此，当代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不可能抛弃传统文化，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当代先进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继承和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国亦不例外。然而，近代以来，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到“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的呐喊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十年“文革”，人们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文化而予以毁灭性打击。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部分极端文化激进主义者和一部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以西方政治文化体系为模板，叫嚣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进而全盘否定。这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一起，再加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异化渗透，在150多年的时间里，遭到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冲击，发生了愈来愈深刻的危机。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封建性质的文化，自然有应该扬弃的糟粕部分。然而，作为人们把握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能够在人类发展史上不间断地延续几千年，必然有它合理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有极强穿透力的政治文化，必然有它顽强的逻辑支点和历史借鉴。所以，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甄别和重塑传统政治文化，选择一条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顺利进行现代化转换的有效路径，从而服务于当前我国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之需，能够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超时代的力量。

二、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化转换的合理性

中国封建社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小农经济长期延续。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户的消费品几乎可以自给自足，同时受到地主阶级的剥削；小农虽然有较多的人身自由，但要受到掌控国家权力的官僚系统的支配。这是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第二，宗法族制的坚强韧性。宗法族制是以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是封建社会结构的传播环境和封建专制王权传递的基础。宗法族制与国家政权互为表里，内有治家之功，外收治国之效，这是封建社会结构的又一主要特征，也是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基础。第三，官僚系统的匡约。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对政治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分散的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凝聚力，这使得广大农民不得不依附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官僚系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系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政治文化赖以维系的历史条件。

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辉煌历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有2000多年的积累。这样，发端于夏商周三代，成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沿袭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深深地内化到国人心理结构之中的传统政治文化，深刻地制约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了独特的民族显性特征：

第一，务实的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注重内向求索，不注重人本身，而注重人与政治行为的紧密结合；不注重社会制度的变革研究，而注重实用的治国之道的追求；不注重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得失，而注重天人和谐的大同社会。传统政治文化这种务实的特征，使其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普通个体缺少对政治的理性判断和思考，不可能关注社会制度的安排，他们关注的是自身政治地位的变化，即从奴才上升到主子，从而形成了权力崇拜传统。居于封建社会中主要地位的贵族和官僚，他们的使命是如何维持和巩固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追求的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正是这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中庸·十三章》)的礼教秩序和定位系统，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虽历经千年的改朝换代，但君主专制始终不曾动摇。可见，中国政治文化的大传统中，缺乏公民政治参与的子传统，从而造成中国古代政治学理论的模糊和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的缺失；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浩然之气在于，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能够大体统一，中华民族能够一脉相传的根本保证。儒家文化是以仁学思想为核心的，“仁”是最高的伦理范畴。《礼记·礼运》中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盗窃乱贼而不作，谋闭而不兴，外户不闭，是谓大同。”无论是东汉张鲁的“万年太平”理想，东晋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还是近代太平天国提出的“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清末康有为和孙中山各自提出的“大同”世界，都是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的美好社会。正是靠着这种重和谐、爱和平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孕育出了自强不息、爱国主义等伟大的民族精神，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崇高的国民品质。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长期积淀于民族大众心理中的“国破即家亡”的伦理意识，随即转化为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全民掀起了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利益的滚滚洪流。可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蕴涵的“和为贵”、“协和万邦”等人文主义关怀和民主主义精神，使中华文明在千年的历史长河和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土上传承至今而绵延不绝，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第二，重民的政治文化。封建小农经济是专制王权生存的基础，因而专制制度想要延续不绝，统治阶级必须重视“民生”才可以长期维持这种生产方式。鉴于夏商灭亡的教训，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统治阶级就开始重视民众的力量。恒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对随候进言：“夫民，神之主

也”(《左传·恒公六年》)。而系统的民本思想是来自儒家的“仁政”学说，即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通过仁政而王天下。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如何对待民众是事关国家治乱兴亡的大问题，“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荀子则把君与民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西汉的贾谊更明确地提出了“民为国本”的思想。中国古代的这些民本思想成为后世历代贤明君主治国安邦之道。唐太宗李世民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石介：宋文鉴·策》)。明太祖朱元璋说：“……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荀所为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明太祖实录》)但是，由于阶级局限性。注定了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是封建皇权宗法体制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支持，本质上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和对社会控制的工具。同时，因为“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是“治民”，也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实行“以民为本”，相反成为封建社会“人治”思想的源流。统治阶层只是在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打着“为民”的旗号，从而借助民众的力量夺取政权，并且在立国初期，给人民以小惠。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这种优惠逐渐减少，甚至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这也是导致封建社会频繁地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我们在认识到古代“民本”思想中封建性糟粕的同时，也要肯定其合理成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孔孟的“仁政”学说，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是古代政治思想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儒家民本思想中蕴涵的爱民、重民、恤民等人文关怀，表现了知识分子对民众生存权利和社会合理秩序的深刻思考；历代贤明的封建统治者在其统治实践中，重视民意，体恤民情，有助于缓解民众疾苦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可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烙有封建专制的浓重痕迹，但其中包含的宝贵的民本思想资源，却有超时代的价值意义，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维持相对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三，伦理的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社会农本的生产方式，孕育了融政治与道德于一体的伦理型政治文化体系，“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原则就是其理论根源。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君权神授”、君权至上成为天经地义的政治法则。宗法族制的社会结构，孕育了“礼”治文化。“礼”就是一种秩序，强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官士农工商，各有职分，尊卑贵贱有别，亲疏长幼有序。这种由“礼”推演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准则，本来是从血缘亲情出发的，却被统治者巧妙地移植到属于政治范畴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上。从“孝弟其任之本欤”，到“途之事父，远之事君”，再到“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最后落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宗法族制中的父权家长制，成了统治者维持专制政治秩序最有力的工具，使得赤裸裸的政治统治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这种伦理型政治统治在治国之道上表现为德治。中国历史上，“以德治国”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传说，尧、舜、禹皆以德高望重而即位，以德治爱民而著称。周代政治家周公总结殷商因残暴而失天下的教训后指出，周人要保天下，必须“修德配命”、“敬德保民”，推行德政。孔子承周并吸取了春秋诸子的思想，明确提出统治者应重置尧、舜、禹、周公之礼，在治国治民上推行德治仁政，以保国家社稷长治久安。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则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中国封建社会以伦理为依托的“礼”治方略，把整个社会编织成一条绝对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等级链条，形成了依附意识之国民劣根性。随着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强化，礼教秩序日趋森严并严重扼杀了人们对国家政治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德治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治并日益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到明清时期已经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大国意识”，在被外来文化突破之后，国人由极度自尊走向极度阴郁，曾经相当长时期被号称为“日不落”的中华帝国最终也陷入了民族危亡的境地。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彻底摈弃中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礼的规范保持了人与人之间因亲及亲，因友及友，使整个社会充满人伦亲情，安定和睦；德治中彰显出来的统治者爱民、惠民，是为天下为公的宽阔胸怀和政治智慧。可见，自周王朝开始定制礼教和推行德政一直到清朝的两千多年间，这种伦理型政治文化几乎一统天下，无懈可击地体现了它不竭的生命力和价值养分所在。

观照上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三大基本特征，认真反思和审视其两重性，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民族魅力。我们蜕去其封建主义外衣，剔除其中纯粹为封建统治者谋取功利的糟粕内容，务实的传统政治文化中蕴涵的“和谐”因子，重民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的“民本”思想，伦理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渗透的“德治”智慧，这些都是建设现代政治文化体系所必需的思想成分。

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化转换的路径选择

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和传统封建主义社会相比，历史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是君主专制和封建宗法族制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这种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人们的等级观、人治观、义务观等政治心理及相应的政治行为模式。市场经济是现代民主政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能够培育公民的民主、公平、自由、平等等政治心理及相应的政治行为模式。其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族制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型人际关系取代。宗法族制是封建社会结构的核心，宗法族制和国家政治生活结合的结果只能是“序人伦”、“明天理”、“行天道”。当代，随着我国公民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普遍开展，人们之间逐步建立起了平等、和谐、文明的新型政治生活关系。其三，封建君主专制被人民代表大会制取代。在君主专制下，“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自主的参政议政、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带有极强的保守性和惰性而缺乏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可以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培育其新的生长点。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化转换的有效路径是，整体批判性剥除和局部创造性转化相结合。所谓整体批判性剥除，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及现代科学理性工具，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整体解剖，剥掉其封闭保守的封建外衣，揭开其宗法族制的伦理面纱，打碎其官僚系统的体脉筋骨，彻底铲除其专制主义的本质。所谓局部创造性转化，就是根据新型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精华成分赋予新的内涵和时代意义，使之增强现代政治文化的历史合法性并成为其中有益的成分。这样，在整体上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的理论架构，抛弃其中的消极因素和腐朽成分，分离出其中的积极因素和精华成分，重新建构先进政治文化的体系大厦。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继承是批判的继承，不但如此，还要有超越和创新，从而为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提供历史的逻辑支点和民族的精神支持。

责任编辑　王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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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宝林

德治政治文化创造性分析论文 篇2：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摘 要 传统政治文化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传统政治文化不仅在当时造成了震撼的影响，而且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也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于是，研究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影响就成为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关键词 传统政治 政治文化 政治 政治发展饿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并不源于中国，它是到20世纪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兴起后，才逐渐被人们用于政治分析时所得出的概念。依照阿尔蒙德看来，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这种政治文化伴随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中，并对当时当地的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刘泽华先生将其归结为普遍的崇圣意识和臣民心理；徐大同先生归结为务实、重民、伦常；戚珩先生归结为“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政治价值判断，以忠孝一体化为内容的政治统治原则，以封闭、趋同为特征的政治心理结构”；马庆钰先生归结为家长本位、自律本位、权力本位和和谐、均平本位，以及潜规则。综合各家的观点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作如下总结。

（一）以维护皇权统治为核心的权力本位和民本意识

皇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传统的政治社会中，中国人在国家面前，有一种难以抵御的自卑情感。这种自卑情感，“产生于依附共同体的、力量微薄的个人对于被神话般地夸张了的国家而发生的心理紧张”。作为这种自卑情感的延续，在传统的政治社会中，中国人“始终满怀着对国家、对君主的感恩情绪”。这种政治依附情感又进而衍生出人身依附关系，人们在对权力崇拜的同时，又极力依附于这种权力，只有在这种权力的保护之下，才能得到最低的安全保障。在家庭中表现为对父家长权力的依附。在政治社会中表现为下级对上级的依附。权力本位价值观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普遍价值观。政权是要靠民众的认同来支撑的，即所谓政治合法性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实际上要解决的就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封建社会重民、以民为本是服从于皇权本位的，我们在梳理封建政治文化时不可夸大其地位和作用，更不能将民本与民主这两个根本毫不相干的东西挂起钩来。要清醒地认识到，从“为民作主”的观念是演绎不出以民治为前提的现代民主的。

（二）大同理想观念导向的和谐共处和大一统意识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孟子的这句话表明了夏、夷的主、从地位。而“变”的标准则是以儒家利益秩序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这就突出了儒家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也强调了儒家政治文化对周边其他政治文化的统合功能。这种“华夏中心”的大一统观念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虽然这只是封建社会所理想的大同社会，但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大同社会却一直是国人追求的美好生活。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重大革命无不以此为政治文化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点的整体本位主义价值规范，既是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现实生活实践中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评价的依据。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价值关系都带有明显的整体主义特征。

（三）以集体价值为导向的义务本位和臣民心理

集体导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文化在相对早期的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的价值导向，古代西方城邦制文化中也有它的影子。集体导向是以义务而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强调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特别是对皇帝国家的义务，而不考虑个人权利。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可以看出：从文化底蕴看，与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相比，中国政治文化以伦理精神为特色；从自由观上看，与西方文化注重外在关系的自由相比，中国政治文化以注重内省的自由为特色；从价值观上看，与西方文化注重个体价值相比，中国政治文化以注重集体价值为特色；从制度文化上看，与西方文化注重科学精神相比，中国政治文化以注重人文精神为特色；从文化态度上看，与西方文化的开放性相比，中国政治文化以相对封闭与排异为特色。

二、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在传统中国确实获得了良好的生存空间，但是它能否适应现代中国的发展而发展呢？ 或者是它究竟给现代中国的政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人生价值理念和道德伦理思想对现代中国道德文明建设的影响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又提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此外，他还特别注重“孝”道的意义。孔子认为，子女对父母必须要孝顺，进一步说，就是子民和臣子对待君王也必须要忠诚，而君王也要爱他的臣民。最后，孔子还强调人们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思想觉悟。这些价值理念在当时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统治者残暴，专横的作为，使得人民愿意归顺其统治，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和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单凭道德和仁性的软性机制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唯有增加法律的手段才能强化统治监督的外在的硬性机制，但孔子并没有重视法律的意义。这是一个失误。然而我们也要承认，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将儒学中宝贵的价值理念吸收过来，并且结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创造性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在2007年l0月15日中共十七大会中，胡锦涛也创造性的吸收了儒家礼治之中的“和”的思想，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新要求。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儒家“和”的继承和发展。

（二）大一统思想对现代中国的民族团结意识的贡献

儒家提倡大一统思想是有它的政治历史原因的。春秋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的例子就足以说明国家分裂的破坏性，它只会造成穷兵黩武和人民生活窘迫的惨状。为了不重蹈他们的覆辙，儒家代表很明智的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孔子在《礼记·礼运》里说“圣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能以中国，共为一人者”。还有《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观点都印证了大一统已经慢慢产生了。历史证明了，凡是主张大一统的朝代都有着较稳定的政治和繁荣的经济的特点。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社会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景象。自从他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的思想便散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历程中，尽管中国历史上也面临过一些分裂和战争的冲击，但是统一的思想仍然是一种趋势和主流。

（三）爱民思想对现代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作用

孔子和孟子都认为民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提出了一些治国安民的方法，即统治者要“保民”，“惠民”，“养民”，“恤民”，“富民”，认为要给予人民恩惠，满足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富裕起来。孟子则提出了“民贵君轻”之说。另外，在儒家的爱民观念中“养民”思想既要教育人民，也要为人民提供生活保障。联系到现代中国的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即三民主义，它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其中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就是民生主义。

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文化的形成，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适应其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的。对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来说，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观念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局限性，应当正确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批判、剔除消极因素，抉取、更新积极因素，成功推动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

参考文献：

[2]姜林祥.儒学与社会现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4]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作者：李雪平

德治政治文化创造性分析论文 篇3：

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之基本路径论析

摘要：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在六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二是破除权力本位意识，树立权利本位意识；三是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四是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五是转变全能政府意识，树立有限政府意识；六是转变扬善为主意识，树立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关键词：政治文化；法治意识；权利本位意识；公民意识；民本位意识；有限政府意识；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中国政治文化发轫于两周，制度化于秦代，定型于两汉，承袭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流行数千年经久不衰，成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牢固的精神支柱与深层的文化土壤，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本文拟对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实现的六个根本转变展开深入分析，以期对推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有所助益。

一、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

中国政治文化中人治意识源远流长，且一直占主导地位。孔子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有无圣主明君：“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①孟子同样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② 荀子在《荀子·君道》中更开宗明义提出“有治人，无治法”，即只有自觉致治的人，没有自动致治的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③ 君主是超越于礼义法度之上的，礼义法度是约束百姓的。法度只是君主“牧民”、“驭民”的工具，且法度依附于礼义。它赋予君主、圣人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与西方政治文化推崇“天赋人权”不同，中国政治文化倡导“天赋王权”。君权神授，真正的君主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大德之人。自然的天或人格化的天赋予君主绝对的政治权力，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毫无权利可言。君权至上，可遍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④ 国家权力为君主所私有，君主独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君主随时享有对官员和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民以君为心、君为民之本、官为民之主。儒家非常重视统治者道德教化的政治功能，强调统治者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把教化与否作为评判政治系统好坏的根本标准。务治民心是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道德教化是王道政治的根本标志。

人治意识的根本特征是权力至上，统治者意志至上。人治把国家和人们的前途与命运完全交给少数官员，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掌握。统治者支配着公共权力，权力依附于权力的拥有者，而不是处于其外的法律。人治之下，权力支配法律。它直接导致了法律与社会的分离，因为法律不体现民众的共同意志，不反映社会的基本诉求。民众不是基于保障自身权利发自内心地尊重和服从法律，而是基于权力的强制不得不服从法律。权力支配法律会导致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和消解，权力借法律之助，侵犯甚至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家也倡导法律的统治，但法家的法律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法家在倡导“法”的同时，将其与“术”、“势”并列，正体现了人治的特征。法家认为，权术的应用是无条件的，不受法律的约束，当法与权术相结合时，法不再能体现法的精神，而只是权力的附属品和权势的工具，严刑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和强化君主的统治权威。

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要求彻底根除人治意识，大力弘扬法治意识。把法律而不是把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管理的最高准则。彻底根除人治意识，大力弘扬法治意识，将法治提升为治国方略，必须体现三个方面的核心思想：一是树立法律至上意识。这是划分法治和人治最根本的标志。凡是宪法和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或集团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宪法和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或集团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法治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地服从法律体系的规约，不得有任何个人、集团或权力超然于法律之上、游离于法律之外，它从根本上否定特权意志和特权现象。二是坚守保障权利意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前提。这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维护这些权利的目标不得背弃。法律必须根植于社会生活，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破除人民对权力的高度依附，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和良好法治意识的新型公民。法律是否体现了这些原则，不仅是基于国家意志和利益的判断，而主要是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评判经过公共领域，进行公开的、自由的、理性的讨论而整合为公共舆论，进而通过政治系统成为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依据和监督力量。它不仅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而且为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变革开辟了道路。三是强化制约权力意识。“治权”是法治的重要功能之一，法治要求严格界定、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与政府行为，有效控制权力的自我扩张、自我腐化。法治要求政府不得违背其价值前提——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直至最终把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则纳入宪法的轨道，使政府权力受到理性的、透明的、稳定的宪法性规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得到真正的实现。

二、破除权力本位意识，树立权利本位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权力是衡量个体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此种意识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当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时，权力必然会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即表现为权力本位。国家政治功能无限膨胀、全面覆盖，社会自主空间极度狭小、社会经济功能极度羸弱。在中国封建社会，对于高居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的无尚尊崇和绝对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主和各级长官的无条件忠诚乃至盲目迷信，成为中国民众的重要特征。

权力本位意识的基本特征可集中概括为八个方面：一是权力无界观念。即认为“权力圆”无限大，权力的行使范围和影响范围没有边界，可以随心所欲地渗透到任何权利者的任何领域，不受权利者“权利圆”的边界限制，其具体表现是权力无边，权力包管，权力很少甚至不受约束。二是权力万能观念。即相信权力可以改变一切、实现一切，受权力支配的一切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权力，否则必受权力者惩罚。三是权力至上观念。权力在整个社会序列中处于最高等级，其地位至高无上，人也因拥有权力的大小分属于不同的等级。四是权力情结。权力拥有者将权力看做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整个社会普遍呈现迷恋权力、崇拜权力和争夺权力的倾向。五是权大于法观念。在理念上将权力的价值和地位看得高于法律，在实践中权力拥有者往往轻视法律、虚置法律，以自己的意愿取代法律，破坏法定的制度。六是权力独立化倾向。权力的价值被从“工具”提升为“终极”。七是强调公共权力的至高无上地位，倾向于认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会失去一切；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官本位、家长制盛行；对权力的保护的力度和广度远大于对权利的保护。⑤ 八是主张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权力本位理念下，只谈集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要求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集体利益。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也是权利从权力中获得解放的过程，即权力与权利发生结构分化的过程。努力维护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基本权利、充分享有基本权利，成为文明社会成员的共同心声。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两重分化、文明社会的建构、权力本位的逐步消褪和权利本位的逐渐生成是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

树立权利本位意识包含如下五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权力来源于权利观念。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源泉，权力是权利的次生形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权力由人民所赋予，被人民所委托。国家权力的配置、国家官员的产生、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方式和程序等都是公民行使权利的结果。权力来自于社会的权利冲突和社会管理的需要，不是权力“创造”和“衍生”了权利，而是权利“创造”和“衍生”了权力。人民的利益应成为国家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力量源泉。二是权力服务于权利观念。国家权力的目的和价值都体现在为人民的权利服务之中，维护正义、保障自由、防止侵权、惩恶扬善是国家权力的应尽之责。国家政治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互相侵犯，维护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权力服务权利，不仅体现在防范对权利的侵害，更重要的是为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创造条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拓宽权利的领域。三是权力以权利为界限观念。权利界定了国家权力运作的合理性基础、范围和限度，它是国家权力的界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公民权利就意味着公民的自由活动空间，就是防止国家或他人干预的屏障。在这个空间内，主体可以尽其所能地行使自己的意志自由，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利益，创造性地发挥其才能和潜力，同时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个自由空间不仅是为他人所设定，也是为国家所设定，国家权力的运行应当以此为界限。⑥ 四是权利制约权力观念。这是由权力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权力自身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不受控制的权力常带来破坏性的结果，且其容易成为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找寻制约权力的有效途径是政治哲学家们矢志不渝的追求。许多现代文明国家都将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作为宪法制度的灵魂，权力配置和相互制约机制构成现代宪法的基本内容。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迄今在实践中应用于制约权力的两种最有效的手段。五是法大于权观念。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任何个人或组织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权利为核心重构现代法理念已成为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共同追求。法律是解放人类的工具，而不是束缚人性的枷锁。良法的本质在于它同正义与道德原则的一致，而不在于它同命令与威胁的结合。

三、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

臣民意识是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意识，臣民意识与君主专制制度相伴而生、如影相随。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宗法关系、专制皇权导致的权威崇拜、奴性心理，人治传统造成的依附顺从观念，是形成臣民意识的深层文化土壤，臣民意识至今仍深深影响人们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模式。

臣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度依附心理。君权至上是封建专制社会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人们处于绝对的从属和被支配地位，毫无自主性，没有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更谈不上政治参与意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人的自主意识，造就了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依附心理和奴性意识。封建专制之下，个人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对家庭的依附，对土地的依附，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对权力的依附，对权力拥有者的依附，直至对最高权力拥有者——君主的依附。这种高度的依附性使个体的自主、平等从根本上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形成了“尽人皆奴仆”的政治心态。二是迷信盲从心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分散封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愚昧落后为迷信盲从心理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对权力的膜拜又加剧了人们的迷信盲从心理。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的威胁和公共权力的宰制，人们深感自身的渺小软弱、无可奈何，于是唯有求助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和超验的幻象来支撑。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则为其推波助澜，迷信盲从心理已积淀成一种稳定的深层“负文化”。民众无法独立自主地以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平衡为目标作出理性选择和价值判断，从而使某些政治异己力量仅仅通过低频率的宣传动员就能激发人们的迷信盲从心理，在短时间内产生“风响云集”之效，危及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见的唯命是从、唯上是从、随大流、一窝蜂、人云亦云等，都是迷信盲从心理的现实表现。三是崇尚明君和清官心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们往往把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命运寄托在能“为民做主”的明君和拥有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品质的清官身上，人们期望明君和清官来主持公道，捍卫百姓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视其为根治世间丑恶的灵丹妙药。在政治管理中注重个人的修养，强调个人的作用，以为有了明君和清官就可以天下大治，而忽略人性的弱点、忽略程序的正义、忽略制度的防范。明君和清官形象是封建统治者追求贤人政治所需标榜的对象，是平民百姓在人微言轻的社会里的最后一缕曙光。

实现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以公民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石，将权利观、义务观、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自律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等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树立政治主体意识。个体应摆脱依附和臣属心理，克服政治冷漠心理，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从被动、消极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积极的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和积极主动的精神。二是强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不再是非理性的狂热抑或极端冷淡，而是伴随着理性的约束和规范的热情。对政治的普遍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其目标在于影响政府决策和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政治参与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践行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业务的意识。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反映着政治民主化的水平。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发挥其政治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三是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没有对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的监督与制约，就不会有民主政治成长的健康环境，就不会有公民发挥其主体作用的活动空间和政治舞台。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是公民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四是确立政治规则意识。克服几千年的“为政在人”的人治思维定势，确立起法律法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依法治国，依法治权（此权包括权力和权利），促进公民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理性化。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同于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就在于后者只是统治者的顺民，只能绝对服从统治者，没有参与国家政事和反抗政府的政治权利，也没有自觉的权利意识；而前者的这种参与权和反抗权受到高度尊重，以制度规则的形式得到体现，并被因势利导，使之成为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四、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

官本位意识是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以官为本、以权为纲、官尊民卑、官贵民贱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有做了官，才能获得特权和利益。人们把做官、升官看做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官与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官贵民贱，官重民轻；官为中心，民为边缘；官在上，民在下；官为主，民为仆；官的特权可延伸扩张，而民的权利被压缩甚至被剥夺；用官僚体制管民、牧民、控民、压民，自下而上一级捧一级，从上到下一级压一级。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以官为荣，全社会形成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是封建集权制和官僚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反过来维护和服务于封建集权制和官僚制。

官本位意识的基本内涵有四：一是政治系统的设计和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三是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官大，社会价值就高；官小，身价自然就低。与官不相干的职业也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四是在此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形成普遍的敬官、畏官社会心理。⑦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的官本位意识萌芽于先秦时期，成型于秦朝，因科举制度的实施而渐趋兴盛。明清时期，官本位意识达到了顶峰，辛亥革命后官本位意识才逐渐走向没落。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从根本上摈弃官本位意识的艰难历史进程。但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直到今天，官本位意识不仅在一些官员身上严重存在，而且在一些普通群众中也广为存在。

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然要求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民本位意识建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之下，奠基于现代民主政治基础之上，诞生于现代文明社会之中。牢固树立民本位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密切联系群众是执政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民本位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系统的设计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是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的理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必须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三是全体公民享有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要坚持法律和制度面前，官民平等。普通公民要克服“臣民”意识，强化公民意识，特别是要强化维权意识，官员要克服“特权”思想，彻底改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只对领导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思维定式。

五、转变全能政府意识，树立有限政府意识

全能政府可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也可能暂时为人们带来众多福利，但它绝不可能带来公民的自主和自治，它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民主政治，就必须转变全能政府意识，树立有限政府意识。全能政府意识是指政府自身在职能、权力、规模和运行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倾向的政府设计理念。全能政府意识有三个根本特征：一是政府大包大揽。政府职能非常广泛，既包括政治管理也包括经济管理、文化管理和社会管理，既涵盖公共事务也涵盖私人领域，既运用宏观指导规划对经济进行调控，也运用行政指令性计划对企业进行微观管理。政府垄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所有资源和一切事务的决策权，成为权力无所不包、行为无所不及、范围无所不在的政府。二是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政领导机关，基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部门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三是社会泛行政化。国家按照行政科层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为每一个单位（包括企业）确定相应的行政级别，各级干部由上级任命，作为国家的代表对单位进行管理和控制。单位成为国家权力的自然延伸，并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国家通过单位对个人实行严格的管理，整个社会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的行政科层体系中。

有限政府意识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有限观念。政府职能须严格限定在政治性公共权力领域，其要旨在于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主要是维护公共安全、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提供科教导向、管理公共事务和服务社会大众。政府只“掌舵”而不“划桨”，只当“裁判员”而不当“运动员”。二是政府权力有限观念。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权力有严格的边界，必须依法行政，不得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政府权力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政府有保护产权、维护秩序、仲裁纠纷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力，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三是政府规模有限观念。现代政府管理要求决策科学化，实现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有限政府应是一个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和办事高效的“小政府”。实行透明行政，公民对公共事务享有广泛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⑧四是政府责任有限观念。政府通过确立责任机制强化对政府自身的限制，但人们在享有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不承担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无限责任。五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观念。有限型政府必须是一个服务型、高效型、廉洁型政府。

六、转变扬善为主意识，树立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极大影响的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儒家人性论，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将道德伦常推崇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既为政治上“王权至上”的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道德政治化奠定了基础。道德是个体存在的终极性依据，是人性的评判尺度和直接体现。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不管王朝政权如何更迭，“三纲五常”作为调节社会关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都始终被提升到人性和天理的高度，构成普遍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普遍价值规范和最高行为准则。基于性善的前提假定，“性善论”认为，社会治理应致力于道德教化，其理想模式是内圣外王的统治者施“仁政”，实行“德治”（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德治”与当代意义的“以德治国”不是同一概念。“德治”与君主政治密切相关，是君主领导下的德治，是对君主政治的道德要求，其实质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人治）。人皆有善端，并有向善的无限潜能，内省和践仁是人性至善的修炼途径，通过诚心正意、修齐治平的正确途径，个体和社会就能求仁得仁。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占主导的性恶假设作为对人性的终极假设，断然否定了“圣人”临世的可能性。它既解构了期望“哲学王”或“圣君”等完人救世、治世的价值基础，又为“法律的统治”确立了理论的逻辑前提。主张人治的政治哲学最终必然把政治权力归属于人格至善的统治者，其骨子里透出对人性特别是统治者品性的极度自信。性恶假设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恶。以制度防范人性的弱点是法治主义者的永恒关怀。没有法律的统治必然导致暴政。在性恶论者看来，统治者高于法律的君主专制和极权政体是与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人权相悖的，要实现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人权就只能寄希望于法治。

性善论与性恶论都是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求解人性。非性善即性恶，它导致不是对人性盲目乐观就是极度悲观，这是不可取的，它会使逻辑与历史严重相背离。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雄辩地说明人兼有善恶双重本性，有为善和作恶的两重性，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因此，制恶与扬善是制度设计的双重任务。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这两方面的功能，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扬善有余而制恶不足的缺陷。法律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强力为后盾，其主要是制恶功能。它既要制个体之恶，更要制公共权力之恶。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靠的是人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自律，作为自律性规范，其主要功能是扬善。两者有机结合，可共同证明和提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充分体现制恶和扬善的双重功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有效的权力制约和政治规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法治。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没有正确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激励，个体就会丧失精神家园，公共权力就会异化和丧失其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道德缺位。制恶与扬善，两者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只有把权力制约与道德激励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压制人性中坏的可能，实现人性中好的可能。只有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水平，才能把我国真正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注释

① 《礼记·中庸》。② 《孟子·离娄》。③ 《荀子·君道》。④ 《诗·小雅·北山》。⑤ 童之伟：《权利本位说再评议》，《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⑥ 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⑦ 莫岳云：《“官本位”文化积习与共产党的执政风险》，《湖湘论坛》2009年第4期。⑧ 李军鹏：《公共服务型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30页。⑨ 俞可平：《政府创新的主要趋势》，《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6—127页。

责任编辑：浩淼

作者：伍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