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制度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07年金融危机的迅速蔓延，美元作为具有国际本位货币和主权国家货币的双重身份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从美国近年来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等角度来看，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货币。这一构想具有前瞻性，指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的方向。

第一篇：国际货币制度论文

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摘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改革背景;从技术和规模两个方面分析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制度需求,从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现存制度安排､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三方面分析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制度供给;最后,分析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需求者和供给者｡

关键词:MFS;制度需求;制度供给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Manual”(《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此前,尽管联合国和IMF等国际组织颁布了多种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GFS)等,但都没有一套系统的货币与金融国际准则｡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应该是以MFS为蓝本,其中的制度变迁同时成为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从制度经济学解释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问题,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国际接轨的认识,也有助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框架的总体设计｡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改革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科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宪法秩序｡宪法“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它的约束力具有普遍性,是制定规则的规则｡第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在宪法秩序下界定交换条件的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则,它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合同法以及自愿性契约等｡第三,规范性行为准则｡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降低交易费用｡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林毅夫在突出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时区分了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用“供给—需求”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用“供给—需求”的理论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需要具体说明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一般把制度安排及其利用程度作为内生变量,把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作为外生变量｡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一旦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易显著变动的,而可把它们视为外生变量影响制度创新以及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把制度安排看作是内生变量,是因为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在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制度安排是一个相对活跃､相对“革命”的因素｡制度中的供求关系比较复杂,人们根据不同条件找到问题的“主导”方面,由此就有了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划分｡

当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说是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一次制度变迁,而且是一次需求诱导与供给主导共同作用的制度变迁｡下面我们将具体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两方面来论述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的形成机理｡

二､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一)制度需求｡对制度安排的需求,可简单地归结为:按照现有制度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或外在利润)｡制度创新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一切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影响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它们使得改变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预期净利益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具体说来有:第一是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因此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可视为制度变迁的源泉｡第二是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改变,即政权的基本规则的变化,它能深刻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因而也就深刻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第三是技术｡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第四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对制度需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即可以通过很多的交易,而不是相对很少的几笔交易收回,从而降低了固定成本阻碍制度安排创新的可能;其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一些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得以创新,如股份公司制度､跨国公司制度等;再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制度的运作成本大大降低｡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可以从技术和市场规模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技术｡一方面,随着中国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深化,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工具陆续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工程研究也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金融产品的出现,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金融资金的借贷成本,也有利于开辟中国金融资金融通的新渠道,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借鉴国际准则的统计技术,探讨中国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统计问题｡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努力,中国的金融统计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由货币统计､经济统计､信贷登记等多个系统组成的分级管理集中汇总的统计网络,基本上实现了金融统计的电子网络化,但与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的未来金融统计模式相比仍相距甚远,这也对当前中国的金融统计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需求｡

2.市场规模｡亚当·斯密曾分析过,分工的发展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也就越细｡在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不仅涌现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也建立了诸如货币市场､股权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实务期货市场等｡这些市场的建立,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步得以细化,不仅大大降低了许多金融交易的固定成本,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金融统计制度的运作成本,促进中国参照国际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来建立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

(二)制度供给｡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拉坦认为,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必然包含政界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诸多政治手段的动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有:第一,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从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制度安排的选择空间等方面影响着制度供给｡第二,制度设计成本｡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耗费成本｡制度设计的成本,取决于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第三,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拉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向右移动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第四,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第五,现存制度安排｡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第六,规范性行为准则｡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地提高｡第七,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权程度,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供给的因素可以从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现存制度安排､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1.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中国的金融统计体系经过50多年的由创立到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期间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对国内比如实行了全科目报送制度,建立了非现场监管统计制度,实现了以会计为基础的统计信息归口管理等等;对国际比如国民经济核算正在实行的与SNA接轨,国际收支统计基本上实现了与BOP的接轨,以及中国正式加入GDDS等等｡每次的变革都是一次伴随着知识积累和知识进步的过程,长此以往,为中国的金融统计积聚了丰富的知识存量｡这些知识存量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有关金融统计制度环境､各种可能的金融统计制度安排及其功效的详尽､透彻的知识,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依据,大大降低了此次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此外,中国现有的金融统计知识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和各金融机构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所应具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知识,这将降低或减少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被采纳､应用的阻力,其被执行的成本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

2.现存制度安排｡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而难以扭转,即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中国金融统计制度以往的历次制度变迁也存在着“路径依赖”性,虽说期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还停留在一种形式上或外延性改革的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虽已暴露但远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现有的金融统计制度被“锁定”(lock-in)在一种低效的状态中｡而要摆脱这种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低效状态,如诺思所言,则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接轨恰好为中国的金融统计摆脱“路径依赖”,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

3.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将能促进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并能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防范,这不仅能够减少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所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也能维持中国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能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预期净收益｡

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

(一)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者｡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变迁,即从原来的金融统计体系向以MFS框架为主的统计体系转变,制度的变革不仅是变化环境的要求,也是制度需求者的要求,新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将为其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流｡为此,我们将集中讨论谁将从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获取收益｡

1.国际组织｡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如果按照其对组织内成员国的行为的影响来看,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它的建立,只是为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提供一个畅通的渠道;另一种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指导､约束甚至规范作用,如联合国､IMF等｡中国是IMF的成员国,有义务按国际准则向其报告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与此同时,IMF也需要通过及时了解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来了解中国金融市场运行的现状,防范中国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

另外,中国新近加入WTO,使得作为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业必须按WTO的服务贸易规则对外开放:首先是外资金融机构将按协议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将更多地进入世界金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统计不仅需要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本国的业务,也需要区分本国金融机构的国内业务和国外业务,这就需要建立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其次,透明度作为贯穿于WTO所有协定和协议的基本原则,要求基本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必须公开､透明,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不仅要对国内社会公开,也要对国际组织和外商公开,这也要求中国的金融统计信息必须符合国际惯例,要采纳国际通用标准｡

2.政府｡20世纪90年代世界一些地区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直接暴露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下,中国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严格管制来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政府只能遵守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提高中国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也迫切需要中国政府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金融统计研究成果和经验,加强对中国金融经济的宏观管理和监控,而要想达到有效的宏观管理和监控,除了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以外,最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能够满足金融监管要求的信息系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货币与金融统计｡

3.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主要有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有着巨大的需求｡金融统计是中国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中央银行一方面需要利用自身的金融统计资料和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来对经济金融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制定货币政策,适时地调整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需要金融统计为其金融监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这是中央银行确立正确的监管策略的前提条件｡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统计是中央银行金融统计的基础,因此商业银行金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直接决定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展以来,原有的几大专业银行经历了向商业银行的转变,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在面临国内外商业银行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它们也开始注重对金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功能,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统计｡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根源｡所谓的“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决定了它一般地由政府来提供,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表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由私人提供无法收费,或者说无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货币与金融统计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由私人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无法向所有的使用者收费,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我们认为应由政府来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而为了满足各种金融统计信息需求者的不同的特殊需要,可以由各商业银行或其他的金融机构提供特殊的金融统计数据来满足这些特殊的需求,并可以相应地收取一定的费用｡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Williamson E. Oliv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ashvull: Sep. 2000,38(3): 595-613

[3]Malconm Rutherford.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s: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4]林毅夫.后发国家究竟是有优势还是劣势?[J].经济前沿,2002,(10):11-12.

[5]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7]菲吕博顿,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贾伟)

作者：许涤龙

第二篇：从美元现状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看超主权货币

【摘要】：07年金融危机的迅速蔓延，美元作为具有国际本位货币和主权国家货币的双重身份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从美国近年来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等角度来看，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货币。这一构想具有前瞻性，指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超主权货币

一、超主权货币提出背景

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在全球迅速蔓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竭力逃避维护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责任，开动印钞机大肆发行美元，其他国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本国的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却束手无策，这种状况引起了人们对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的思考。

2009年3月，在G20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文惊天下，提出“超主权货币”直击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呼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作为当时垒球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中国公开批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市体系。激起了对美元信心流失的问题的讨论。

二、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现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使美元成为了世界性的本位货币。根据IMF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仍占63.9%，其他外汇储备资产中又不少是盯住美元或者是以美元计价的。

同时具有主权国家货币和国际本位货币性质的美元，长期以来就面临着所谓的“特里芬难题”，陷入了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的矛盾中，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垒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

事实也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长的外贸逆差和庞大的外债，使美元地位日益下降，不稳定性B益增加。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以显著的加速度扩张，总贸易逆差连续跨越3000、4000、5000、6000和7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和2007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都超过8000亿美元，分别为8383亿美元和8194亿美元，总贸易逆差也均超过7000亿美元，分别为7533亿美元和7033亿美元。

美国的这种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对美元保持稳定的币值又极大的不利的影响，一旦发生美元的信用危机，这将是垒球经济的灾难，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以主权国家货币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迫在眉睫。

三、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

要看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首先要从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开始谈起。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表现在保证国际金融安全稳定的前提下，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利益在各国的公平分配。我们通常要枣国际货币制度应该要有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能够提供充分的国际清偿能力、以及要能够有效地保持各国货币汇率的稳定。

(一)国际金本位制

马克思说：“货币天然不是黄金，黄金天然是货币”，这句话反映了黄金是作为货币的很好的选择。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本位货币与一定量的黄金固定联系，各国的货币按各自含金量形成了固定平价，建立了比较认定的国际货币联系。各国的汇率波动的界限受黄金输送点影响，黄金是国际结算的最后支付手段。

国际金本位制度，使各国货币的价值比较稳定，国际收支不均衡可以实现自动调节，为当时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稀有资源，黄金的数量有限，从评判国际货币制度的流动性来讲，金本位无法满足世界经济的发展，导致国际清偿能力不足，又极大限制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

金本位制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等同于黄金，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建立了IMF来调节国际收支不均衡的机制。这种“双挂钩”模式，确认了美元等同黄金是国际本位货币的作用，用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作为黄金的补充，弥补了金本位制度下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面临着很多问题，作为与黄金等同的美元的稳定性就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经济政策及美元的可兑换性，对美元的信任，是维持其发展的重要方面，一旦发生对美国的信心危机，该体系就危在旦夕，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面临着更严重的“特里芬难题”，如何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和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使这种货币体系缺乏稳定性。最后，以IMF贷款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途径，使国际收支调节缺乏弹性。

(三)牙买加体系

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二买加的金斯顿召开理事会，签署了“牙买加协议”，从此，国际货币体系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牙买加协议允许成员国自由选择汇率安排，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降低，SDR和美元成为各国的主要储备资产，扩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数量。

牙买加体系的灵活性使其在一定时期中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但牙买加体系下，各国汇率水平波动剧烈，汇率的剧烈波动给国际贸易带来很多不利影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虽有多种途径来解决国际收支困难，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同样面临国内货币政策和各国储备需求的矛盾，陷入了另一个“特里芬难题”。这些都为现行的牙买加体系敲响了警钟。

四、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性

现如今的牙买加体系问题重重，那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路在何方?

金本位制度虽然可使币值稳定但难以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可以弥补国际清偿能力不足但不易千国际收支不平衡调节，且固定汇率缺乏弹性，重回金本位制度或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试的固定汇率制度显然是不可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才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周小川)

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可以有效防范以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信用风险。建立超主权货币，减低国家大肆增发货币的可能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垒球性通货膨胀。

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保持其币值独立稳定，供给量可以根据经济状况灵活调节，使其可以脱离一国经济状况和利益的绑架，这是国际货币制度的调整性、流动性和置信性的必然要求。

结语：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美元的霸主地位不会改变，但是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全球经济稳定的步调必须加快。也许沿着超主权货币这条路走，才是解决长期困扰着人们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的出路。

作者：吴红影

第三篇：如何推动货币国际使用：国际经验与启示

摘要：尽管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但政府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关联储通过与其他经济体央行建立货币互换安排，来解决国际市场美元流动性不足问题，极大维护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欧盟认为当前的欧元地位与其经济地位并不相符，从促进欧洲金融部门深化、扩大欧元在国际金融部门以及关键战略性部门的使用等角度推出了一系列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举措。新兴经济体也在本币贸易结算和发展本币债券市场方面努力推动本币的国际使用。这些维护和促进货币国际地位以及推动本币国际使用的经验，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启示：积极推动人民币货币互换网络的发展;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等。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国际使用;人民币国际化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1.011

国际货币是指在国际经济交易中被普遍接受且被广泛使用的货币，其在国际层面行使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三个职能，在私人国际交易和官方国际交易两个层次上使用。尽管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但政府政策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中重要作用。政府通过相关制度完善和改革可提升本国货币对市场参与者的吸引力，这包括降低货币交易成本、维护货币价值稳定、深化本国金融和资本市场、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等。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直接的政策干预来推动货币国际化，如通过政府间协议或其他政策直接推动本币的国际使用，这包括双边和多边的本币结算协议、货币互换协议、货币直接交易等。政府的“推动”往往以市场的“拉动”为基础，其可以在一定程度加速货币国际化进程，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构来看，美元仍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欧元则是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货币，其他发达经济体货币如英镑、日元以及新兴经济体货币如人民币等也在国际经济交易中有一定程度的使用，但相比美元和欧元的比例仍然较低。不过，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严重依赖美元的缺陷，美国也不得不通过各种措施来维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欧洲则认为欧元目前的国际地位与欧洲经济的地位并不相匹配，仍有通过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升欧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空间。其他各国也在努力促进本币的国际化，以此来促进本币的国际使用。与其他货币国际化进程相比，人民币国际化更是具有鲜明的政府政策推动特征，因此，总结考察其他国家推动和维护货币国际化的政策措施，可以为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借鉴。

一、美国通过货币互换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

尽管美国政府并没有针对美元的国际角色制定明确的政策，但从实际发展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是非常重要的。Eichengreen和Flandreau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此后，美联储的支持对美元超越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伦敦和其他欧洲金融机构对于贸易信贷的供应，使得纽约金融市场开始发挥作用，美联储在纽约银行承兑票据市场中承担做市商的角色，使得美元逐步超过英镑成为贸易信贷的主要来源，推动了美元在贸易领域的国际使用。

当美元占据国际货币支配地位后，美国政府(美联储)更多时间在于如何维持美元的这种地位。文献指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货币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发展、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资本的自由流动等都是促进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在位国际货币来说，除了要保持以上因素外，还需要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能够向国际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进一步增加各国对国际货币的依赖。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建立的美元互换安排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其在金融动荡时期，通过缓解短期融资市场上的全球美元短缺，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以维持美元地位。1962年，为应对黄金储备不断流失、维持美元价值稳定，美联储首先同法国央行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至1967年，货币互换协议扩展至14家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此时的互换安排主要确保美联储有足够外汇资金以及时吸收外汇市场上各国央行出售的美元资产，以此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不再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指示标准，不用再担心他国央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压力，但美联储同其他国家央行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一直保存下来。到1998年底，除了北美自贸协定下同加拿大央行和墨西哥央行的互换安排外，美联储同其他國家央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货币互换安排被取消。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的货币互换重新获得发展。但与此前货币互换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稳定美元价值不同，而新发展起来的货币互换重在向有需要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重在解决美元流动性不足。2007年12月，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对美元短期货币市场造成的流动性压力，美联储首先同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民银行建立了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并不断提高互换规模。2008年9月开始，美联储又分别与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瑞典、挪威、新西兰、巴西、墨西哥、韩国、新加坡等国中央银行签署了新的货币互换协议。2013年10月，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国中央银行、瑞士中央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以及日本中央银行宣布将原有的临时双边互换协议转变为永久协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2020年3月，以上6家发达经济体央行再次宣布将利用已有的货币互换安排来增强美元流动性供给，同时，美联储还宣布与澳大利亚等9家中央银行再次建立临时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

如果说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为缓解国内流动性不足，货币互换则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海外市场美元流动性不足。Fleming和Klagge指出，美联储通过互换渠道为与美国签署货币互换协定的国家央行提供了及时的美元流动性，到2018年12月，美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互换安排规模约占到美联储总资产的1/4，这极大地缓解了这些国家的金融收缩压力。Goldberget等人认为，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中央银行货币互换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成为中央银行管理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重要工具。以美联储为核心的货币互换网络显著改善了全球美元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维持了金融市场稳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Cetorelli等人指出，在全球美元融资市场处于压力高峰时期，货币互换安排是帮助改善市场状况和扩大美元流动性供给渠道的一个重要因素，货币互换安排是支持全球美元融资市场的重要流动性后盾。

美联储与其他央行建立的货币互换对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货币互换体现了美联储对外提供流动性维护全球稳定的意愿，其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联储在缓解美元流动性压力和外汇市场压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元作为交易和投资货币的吸引力。徐明棋(2016)认为，西方六国央行货币互换长期化、不设限额的安排本質是为了维护现存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Goldberg & Lerman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通过央行间货币互换增强美联储在美元融资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美元的国际使用，支撑了美元的国际地位。ECB也认为货币互换安排可以促进国际货币的使用。

为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美元，美联储需要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角色，通过快速行动并提供无限量的美元以恢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信心，其中与其他央行建立货币互换就是美联储承担这一角色的重要体现。Cecchetti指出，如果美国希望长期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美国应该通过货币互换向更多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但由于涉及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职责受限等原因，美联储只是与其认为系统重要性国家的央行建立货币互换。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并不是每个寻求帮助的外国央行都能与美联储建立货币互换，只有美国重要贸易伙伴或全球金融中心的外国央行才可能与美联储建立货币互换。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英国、加拿大、巴西等经历美元大幅短缺的国家都获得美联储货币互换的支持，而俄罗斯、土耳其、印度、智利、匈牙利、爱尔兰等美元短缺国家则不得不依赖自身外汇储备、与其他国家建立货币互换安排、从基金组织贷款等方面来解决美元流动性问题。因此，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对外提供全球金融稳定公共产品仍是不足的，这也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原因之一。

二、欧盟促进欧元国际使用的政策

欧元发行之初，欧洲中央银行并未将欧元国际化作为其独立政策目标，即既不促进也不阻碍欧元的国际作用，而是纯粹将其视为市场和经济主体的自主决定过程。欧洲央行也未采取任何技术措施来支持欧元区以外的国际使用。但近期，欧盟对欧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2018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向欧洲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使我们的单一货币(欧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全部作用”。

欧盟之所以要进一步提升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部分是因为当前欧元的地位与欧洲经济的地位不相匹配。例如在能源部门，80%的欧洲能源进口以美元定价或是由美元支付，在原材料(如金属和矿物)和粮食市场，情况与此类似。欧元在部分领域的地位相比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也有所下降。如目前欧元在全球对外债务中的标价比例仅在20%以上，远低于其在金融危机之前的40%的高位。同时，欧盟委员会进一步强调，推动欧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可以使欧洲经济受益，如有利于降低欧洲企业国际贸易的成本和风险，为欧洲企业和政府提供更可靠的融资渠道，为欧洲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大的自主权。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有利的，欧元地位的提高将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国际货币选择，也有利于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弹性。

基于此，2018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沟通文件。欧盟认为，应首先完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为强化欧元国际地位奠定基础。国际货币必须以大规模、稳定和有效运作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为支撑，这样才能吸引国际使用者和投资者。为此，欧洲首先和最为紧要的是完成经济和货币联盟、银行联盟和资本市场联盟，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并增强抵御不利冲击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建议从三个方面促进欧元的国际角色，目的是解决欧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在机制设计上的三个缺陷，也即解决欧元区在国内和国际稳定能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欧元区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流动性的问题、欧洲在国际事务包括国家安全上没有以一个共同声音发声的问题。

一是进一步促进欧洲金融部门深化合作，这不但可以提高欧元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使得欧元区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更具弹性。这方面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强化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的流动性和弹性来扩大欧元的使用范围;通过可靠的政策框架来制定可信赖的利率基准，进一步改善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效率;支持建立欧盟层面全面一体化的即时支付体系，降低零售支付系统中的风险和漏洞，提高现有支付解决方案的自主性;探讨进一步发挥欧元在外汇市场中作用的可能性。

二是促进欧元在国际金融部门中的作用。这方面的举措建议包括：逐步扩大欧元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国际作用;鼓励欧洲机构在债券发行中使用欧元进行标价;通过经济外交政策与全球伙伴合作，促进欧元在全球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上的使用;通过技术援助等手段支持发展中国家使用欧元支付体系。

三是促进欧元在能源、大宗商品、交通(如飞机制造)等关键战略性部门的使用。在能源部门，欧盟委员会建议，应在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国际能源协定中使用欧元订立合同，同时建议欧洲市场参与者与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在能源相关交易上更广泛地使用欧元。在原材料和粮食市场，欧盟委员会将与相关利益者进行广泛磋商，以识别增加欧元交易的方式，特别是在欧洲进行的交易或是欧洲公司之间的直接交易。为促进交通部门制造商对于欧元的使用，欧盟委员会也将进行相关的磋商调查。

沟通文件发布之后，从2018年12月起，欧盟委员会与相关各方进行主动磋商，磋商各方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促进欧元国际使用的建议。这包括：(1)为了应对网络黏性和改变当前的市场结构，建议利用欧洲经济外交促使第三国和国际市场参与者扩大欧元在交易合同中的使用;(2)进一步扩大以欧元计价金融市场产品的供给，例如石油市场欧元基准的发展将会为空运和航运部门带来正向溢出效应;(3)增加具有较高信用等级的以欧元计价的可用资产池，这将有利于增加欧元资产的流动性;(4)改善金融市场的机构功能，增强欧元的流动性和可得性;(5)通过激励措施或是降低过度监管，鼓励金融机构(流动性供给者、融资银行和其他大型市场参与者)更广泛地使用欧元。

针对不同的行业，磋商各方也提出了一些促进欧元使用的举措，这包括：(1)在外汇市场，继续改善欧元外汇市场的流动性，以便市场参与者能够有效地进行欧元与其他货币的交易。(2)在金属和矿物部门，建议创建欧元计价报价方式，建立欧盟金属交易所，促进以欧元计价报价和基准的使用，与欧盟伙伴国进行国际对话，增加欧元支付的接受度。(3)在石油部门，继续加强与下游市场参与者使用欧元的讨论，探索在运输和航运企业加强欧元使用的方法，与报价机构(Price Reposing Agencies)和商品交易所进一步合作，讨论为精制石油产品建立欧元计价基准的可能性。在天然气领域，与欧盟报价机构和商品交易所合作，探讨建立欧元计价全球参考标准。(4)在农业和粮食领域，加强市场透明度，支持建立以欧元计价的价格基准。探讨将欧元的使用纳入欧盟经济外交活动和欧盟农产品促销活动中的可能性。与金融机构合作，探索以欧元进行结算的可能性。(5)在飞机制造部门，提供相比美元具有竞争力的欧元计价金融工具，与租赁公司和银行合作，开发欧元金融产品以鼓励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增加欧元的使用。

在欧盟委员会提出新的促进欧元作用计划的基础上，政府官员、学者等又从不同方面强调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建议。除欧盟沟通文件提到的措施外，欧盟前经济和金融事务主任马科·布提(Marco Bu-ti)进一步强调了欧盟机构在促进欧元使用上的作用。他指出，欧盟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EI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欧洲稳定机制(ESM)等应在促进欧元使用中发挥示范效应，这其中，欧盟成员国也应为欧洲机构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支持，这包括确保欧盟相关政策和立法(如关于经济和货币联盟、银行联盟、资本市场联盟的)得到批准、实施有助于欧元区最佳政策的财政政策、在日常经济运作中(如发行债务、支付、定价)积极使用欧元等。Papadia和Efstathiou则认为，要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欧洲中央银行应改变其对待欧元国际化的中性态度，其中重要的一步是欧央行应与其他国家央行建立一系列的互换安排以此来扩大欧元的使用，欧盟也应奉行一个更为统一同时也更为有效的对外和防务政策。

促进欧元的国际化也需要政治上的支持。除建设深化和统一的欧洲资本和银行市场外，Leonard等人提出了另外两个促进欧元国际化的建议：一是建议创建更多欧元安全资产。这是因为与美元安全资产相比，欧元标价的安全资产数量过少。欧元安全资产的增加将极大地提升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但是这需要克服重大的政治障碍;另一个建议是欧央行应与广泛使用欧元国家的央行建立货币互换安排。互换安排对于一个经营外币的银行在面临市场压力时获得流动性支持至关重要，但互换安排可能带来财政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欧央行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没有与其他国家大面积建立互换安排的原因之一，不过建立互换安排同样需要政治上的支持。Klockers和McQuade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欧盟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欧盟复苏基金和与应对疫情有关的欧洲稳定机制、欧洲投资银行、紧急状态下减轻失业风险援助计划(SURE)等短期金融安全机制)也有利于扩大欧元的使用。这一方面展现了其维持和发展欧盟与欧元的政治意愿，提升了欧盟和欧元的信誉度;另一方面这些债务融资项目也为欧元区更多的欧元安全资产提供了渠道。

三、新兴市场国家促进本币使用的政策实践

除了发达经济体外，也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积极推动本币的国际化，如Maziad等人考察了金砖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但总体上，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程度并不高，在实践中其更多地在于推进本币在本国经济交往中的使用。

(一)新兴市场国家促进本币在贸易结算当中的使用

鉴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东亚国家认为有必要推动区域内货币作为本区域贸易结算货币。这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区域内货币的使用，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Lee和Park建议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使用东亚本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多边货币体系，以促进东亚地区本币的使用。他们认为，使用区域货币进行贸易结算，有利于解决东亚国家贸易与支付货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保护区域经济免于遭受外部金融溢出的影响。通过这种区域金融安排，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内货币的国际化，促进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发展。Ogawa认为，东亚货币能否用作区域内的贸易结算货币至少依赖以下条件：一是该种货币的日外汇交易量必须足够大，并且其外汇市场在流动性方面应有足够的深度;二是应该建有对冲该种货币汇率风险的渠道，进出口商可以自由借入或贷出这种货币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也可使用汇率远期、期货、期权、利率掉期等外汇衍生工具进行货币敞口的风险对冲;三是贸易结算货币监管当局应放松外汇和资本管制。

在实践层面，东盟国家也在大力推进本币贸易结算。2016年3月，马来西亚央行和泰国央行决定建立本币结算框架(Local Currency Settlement Framework，LCSF)，以促进马来西亚林吉特和泰铢在双边贸易结算领域的使用。在此基础上，2016年12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三国两两签署建立鼓励双边贸易结算和本币结算共同框架的双边谅解备忘录，从而将本币结算框架扩展至三国。2017年12月，印度尼西亚央行和马来西亚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和泰国央行分别建立起本币结算框架，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央行和泰国央行还将本币结算扩展到双边直接投资领域。2019年4月，菲律宾央行分别同以上三国央行签署合作意向书，加入三国的本币结算框架。在四国协议的基础上，印度尼西亚央行还向东盟秘書处资本账户自由化工作组提交了《东盟本币结算指导原则(草案)》，希望推动东盟内贸易和投资使用各国本币结算。

为进一步促进东盟国家间的本币使用，Sato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推动其他东盟国家加入本币结算框架，扩大本币交易的范围;二是促进东盟国家间汇率的稳定性，汇率不稳定将增加本币结算成本，反而使得使用美元更有利于促进东盟区域内贸易;三是允许东盟货币间进行套期交易，从而使得进出口商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结算。Chalongphob也认为，本币结算框架的推进需要建立有效的外汇市场，以降低货币兑换成本。

日本也在极力推动日元在东亚地区作为结算货币的使用。Ogawa认为，促进日元国际化更为现实的努力是促进日元在东亚地区的使用，建议日本在与东亚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嵌入双边贸易和金融交易使用本币的条款，这将促进日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使用，与此同时，日本还应与伙伴国家尝试建立日元和相应货币的外汇市场。在实践层面，2018年3月，日本央行和泰国央行签署了关于建立合作框架以促进本币使用的合作备忘录。备忘录旨在促进日本和泰国使用本币进行两国的贸易和投资结算，也包括促进日元和泰铢的直接汇率报价和银行间交易。2018年8月，日本和泰国在汤姆森路透撮合平台上还建立了日元与泰铢实时交叉货币的电子交易。

印度也曾积极推动卢比在对外贸易中的使用。Kadayan指出，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和卢比汇率的波动性，印度政府也努力增加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币贸易。印度政府也采取了很多努力：(1)印度商务部拟定了23个本币贸易结算国家名单。这些国家与印度贸易占据了其贸易的绝大部分，这些国家包括安哥拉、阿尔及利亚、阿曼等石油输出国，也包括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2)为了增加卢比计价的比重，如果进出口以卢比计价，则允许非印度出口商和进口商使用远期外汇合约或者期权等工具对冲其货币风险;(3)印度与日本签订紧急货币互换便利，并扩展其规模;(4)和伊朗的石油贸易均以卢比进行。

除亚洲外，巴西和阿根廷也建立有本币结算协议。2008年10月，巴西和阿根廷的本币支付体系协议正式生效，该协议允许两国间贸易可以使用两国货币进行支付结算。Lima & Nascimento(2017)指出，协议实施后，巴西对阿根廷出口中以巴西雷亚尔标价的规模增长迅速，2015年巴西对阿根廷出口中以雷亚尔标价的规模是2009年规模的5倍多。不过，总体来看，巴西对阿根廷出口中以雷亚尔标价的比例仍比较低，最高时(2012年)仅占到美元标价的6.2%。Reiss也研究了本币支付体系对巴西出口中使用本币结算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币支付体系的建立对巴西出口本币计价有显著的正影响，2007年至2011年巴西对阿根廷出口本币结算的规模增长了9倍多。

(二)新兴市场国家促进本币债券市场的努力

大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能使用它们的本币进行海外融资，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原罪”说。原罪被定义为金融市场的不完备导致一国不能使用本币在国外市场进行融资或者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长期融资，这使得国内投资要么产生货币错配，要么产生期限错配，金融脆弱性不可避免，后来Eichengreen等人则进一步将原罪定义为一国无法以本币进行海外融资。为克服原罪所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国际市场上本币债券的发行和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

Genberg认为，政府公共政策是否可以被用来影响私人部门决策依赖于外部性和溢出效应的存在。从货币国际化来看，由于货币国际化可以使得国内债务人在国际市场进行本币债券市场发行，有助于降低货币错配风险，因此通过政府干预推动货币国际化就可以带来促进国内金融稳定的正外部性。于是，政府则采取监管措施来推动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发行本币标价债券。政府也应通过政策干预来促进本币离岸债券市场和外国投资者参与的本币在岸债券市场的发展，可能的政策包括支持建立债券交易平台，或是允许外国投资者发行的本币债券用作央行贴现窗口操作的抵押品。

尽管新兴经济体本币海外融资的能力增长相对较慢，但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仍取得一些进展，如乌拉圭、哥伦比亚、巴西、智利等都曾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过本币债券。Tovar总结了乌拉圭(2003年和2004年)、哥伦比亚(2004年和2005年)、巴西(2005年)在国际债券市场进行本币债券发行的经验，指出吸引投资者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拉美国家货币的持续升值，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美元的疲软，以及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的改善，都使得这些国家的本币债券更具吸引力。从以上因素来看，这些国家本币债券发行多来自于有利的周期性因素支撑，特别是货币的走强。Cohen也指出，强势货币的国际债券发行总量明显超过弱势货币，货币汇率走强与该种货币被用作国际债券发行货币的规模成正相关关系，其估计的模型显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日元升值10%将会导致日元发行的国际债券在国际债券发行总量中的比例提高2.2个百分点。

货币市场的发展程度也是影响本币债券发行的因素。Powell以智利为例指出，由于智利拥有相对拉美地区其他货币更为流动的货币市场，这使得智利更容易同时成本更低地以本币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债券。但对于其他货币市场流动性较低的国家，本币发行成本较美元就会更高，鉴于美元以及其他全球货币在货币即期交易、衍生品交易和债券发行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其他国家更倾向利用美元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

全球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凸显了促进本币债券市场(LCBM)发展对于增强国家和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此，二十国集团(G20)于2011年推出了促进本币债券市场发展的二十国集团行动计划，从扩大技术援助、改善数据统计、加强监测进展等方面来促进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其他国际组织倡议还包括二十国集团非洲协议、世界银行联合资本市场发展倡议、金融部门改革和强化倡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债务管理工具和双边融资计划等。在这一背景下，新兴市场本币债券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国家也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鼓励非居民投资者购买本国本币政府债券，例如2017年乌拉圭推出首个本币“全球债券”(Global Bond)，2018年5月，该国政府还与世界银行合作，通过发行比索債券，将其与世界银行的存量贷款从美元标价转换为比索标价。部分国家积极鼓励在离岸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

亚洲地区货币在债务市场的使用近年来也有很大进展。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促进本地区的金融稳定，东盟+3加强了区域金融合作，其中促进本币债券市场发展成为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本币债券市场取得外，Meng使用“原罪”指标来测度一国货币在国际债务市场上的使用情况，其观察显示，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在国际债务市场的使用增长迅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这种快速增长与经济规模、制度质量和金融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四、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以上不同国家维持和促进货币国际化的实践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经验。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为进一步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美联储与其他国家央行建立货币互换安排，通过向全球金融体系提供稳定性支持，以进一步增强美元的国际吸引力。欧元诞生20多年来，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货币，但是其与欧盟的经济地位并不相符，其国际地位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欧盟近期在欧元国际化上采取的措施就是要弥合这种差距。其他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努力促进本币的国际使用，其中一些措施也许并不能看作推动货币国际化的措施，但却可以降低由于过度依赖外币而带来的风险，这对于维护本国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所有这些都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一些启示：

(一)积极推动人民币货币互换网络的发展

人民币货币互换安排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人民币互换安排有利于便利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维护金融稳定、促进人民币国际的使用。Song和Xia通过对91个国家和地区的SWIFT跨境结算信息研究发现，与中国签署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安排的国家将会在双边跨境贸易中增加人民币结算的数量和比例。通过分析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国家在2009—2018年建立的38个货币互换安排，Bahaj和Reis估计指出，货币互换使得一国与中国的交易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的可能性提高了13—58%，这使得人民币在支付体系中的份额提高了0.4個百分点。

与此同时，人民币货币互换也可以为互换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维护相关国家金融稳定。Lin等人认为，人民币互换安排是离岸人民币交易的支持流动性工具，可确保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稳定，不过与美联储的货币互换相比，人民币互换并不仅是为危机爆发时期准备的。以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货币互换为例，Mehding认为，通过货币互换，澳大利亚联储可以为缺乏人民币资金的澳大利亚银行提供支持，因此，这为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货币互换成为澳大利亚银行人民币计价业务的最后贷款人提供了可能，随着跨境人民币金融活动的逐步活跃，人民币货币互换也将成为稳定性的重要来源。McDowell指出，人民币货币互换可以看作中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为相关国家提供的短期流动性支持工具，甚至是中国在全球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角色的体现。从人民币互换项目建立至2017年底，至少有阿根廷、蒙古、巴基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使用过人民币短期流动性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支付从中国的进口或将人民币转化为其他国际货币以支付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

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从范围上看，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互换网络。为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一是应积极考虑同更多国家建立人民币互换安排，这包括继续扩大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互换网络，特别是积极争取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互换网络。目前，中国央行已与欧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等建立有货币互换协议，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考虑同美国建立货币互换的可能性。二是在已有互换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互换协议的使用效率，为国外经济主体使用人民币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鼓励国外企业主体更多的利用人民币进行清算结算。同时，从长期来看，促进人民币货币互换有利于其在全球金融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的提高。

(二)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

中国是国际大宗商品主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据统计，2017年，中国大宗商品进口额为3976亿美元，约占世界各国对15类大宗商品进口总额的21.7%，其中原油进口占到全球原油贸易值的19.5%，铁矿石进口占到全球铁矿石贸易值的69.4%、大豆进口占到全球大豆贸易值的68.7%，多类大宗商品进口占据全球进口第一位。但与欧元类似，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的比例要更低。2016年，中国银行业协会在北京发布《中国银行业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发展报告》指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计价与结算均未实现，大宗商品的价格均为美元计价，人民币还难以介入。尽管近年来，人民币的定价和结算功能有所增强，但是并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

下一步，应更加注重培育人民币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上的定价与结算功能。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上的定价与结算。早在2013年，中国银行就与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联合推出现货商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2016年4月，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在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2018年3月，以人民币标价的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挂牌交易。2020年3月，国务院关于支持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发展的若干措施指出，支持浙江自贸试验区内银行按照产业原则，探索开展油品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试点，积极推进大宗商品贸易人民币结算。

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上的定价与结算功能，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通过国别循序推进。考虑到“石油美元”是美元本位制的重要支柱，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特别是在石油贸易领域上定价与结算的职能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可通过分国别的方式逐步扩大人民币大宗商品定价和结算的范围，目前卡塔尔、阿联酋、伊朗、俄罗斯等国已先后决定使用人民币进行对中国的原油贸易结算，下一步可循序渐进，慢慢扩大国家范围。二是加快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开放发展。国际上主要的大宗商品已从传统的生产商和贸易商主导定价，转变为期货市场主导定价，为此促进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就需要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支撑。可在中国消费量和进口量大的产品如能源、农产品、矿产品上设计人民币计价产品，通过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最终将人民币定价机制推向全球。三是做好相关的配套机制设计。例如石油美元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做好流出美元的回流机制。这就要求在人民币结算情况下，做好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供给，满足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需求。

(三)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截至2020年一季度，人民币储备资产为2 214.8亿美元，占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的比例为2.02%，虽然居全球第五大货币，但总体地位仍然偏低。不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人民币资产吸引力面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与机遇。一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独树一帜，为人民币资产保值升值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为1.0%，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二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仍保持了一定的定力，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资产稳步升值的相对趋势。

為将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的提升空间与机遇转化为实际优势，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继续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开放有利于扩大投资者跨境投融资渠道，提高人民币在海外市场的可获得性。从2016年开始，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不断加快。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了金融开放12个具体举措。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再次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2020年6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了金融等服务业领域。下一步应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同时加强开放过程中的金融监管，在金融开放中维护金融安全。二是继续深化国内金融市场，增强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丰富人民币资产供给，同时进一步完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是通过“一带一路”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对外输出。当前，“一带一路”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增长点。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规模分别占到整体的13.6%和59.5%。中国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的有利契机，积极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提供人民币融资，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大力鼓励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用，培养境外居民与企业对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往来越发密切，因此，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跨境经济交往中使用人民币，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空间上的一个“突破口”。三是在条件成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随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范围和数量的不断扩大，逐步完成沿线国家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和布局。通过打造人民币的结算与清算中心、投融资中心、风险监测中心，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和保障。

[责任编辑 国胜铁]

作者：丁文丽　胡列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