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公司研究论文

作为北京市顺义区的养殖大户，拥有20余年养猪经验的曹学义对“猪粮比”并不陌生，但从去年5月与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签订“生猪价格指数险”保单以来，“猪粮比”已不单单是他衡量猪肉市场行情的一个指数，也意味着他可以从保险公司手中拿到多少赔偿。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业保险公司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业保险公司研究论文 篇1：

农业保险制度中商业保险公司激励问题研究

摘要“政府主导、商业运作”的农业保险模式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农业保险模式，其成功运行需要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冲突等问题，商业保险公司在与政府的合作中存在“道德风险”。该研究以委托代理模型为基础，分析了商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业务中的相关激励问题，力图找到激励商业保险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相关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委托代理模型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基本原则。“政府引导”指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等调控手段，引导和鼓励农户、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参加保险，调动多方力量共同投入。“市场运作”指农业保险的发展要与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政府引导而不主导。经办机构运用市场化手段防范和化解风险。“自主自愿”指农业保险的投保和承保都遵循自愿原则，不搞强制投保，也不强制公司承保。“协同推进”指保监、财政等部门各司其责，共同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工作。农业保险如果由完全政府来经办，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效率也容易低下，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保险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对成熟的销售渠道和理赔渠道，效率较高。如何设计一个激励机制，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并开拓农业保险业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商业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巨灾风险并不具备可保性。同时，面对巨灾风险带来的巨大损失，单单依靠政府救助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应该由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来共同推动巨灾保险的发展和巨灾机制的完善。Skees认为，政府在构建巨灾保险体系中应该作为巨灾保险提供者和再保险的提供者，保险由私人保险公司零售[1]。张庆洪等认为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赔付能力的局限，政府的参与可以为承保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临时的流动资金，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但缺点是会产生对商业保险公司的“挤出效应”[2]。曾立新[3]、谢世清 [4]、王彤等[5]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我国巨灾保险制度中，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实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有研究对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定位与路径论述较多，对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合作的研究较少，对农业保险制度中投保人的道德风险研究较多，但鲜有学者讨论农业保险制度中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问题，尽管对于政府来说，通过设计具体措施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并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业务是关系到农业保险市场和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能否有效运行的重要问题。

农业保险制度中政府作为主导，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协作，政府负责具体政策措施制定等相关问题，商业保险公司来负责农业保险的销售、理赔等具体运作。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政府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来具体运营农业保险业务，两者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如何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来激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努力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商业保险公司如何在已有框架下实现“委托人”即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可以通过委托代理模型进行分析。

1模型设定与分析

1.1模型的基本假设

基本假设如下：①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都是理性经济人。②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业务发展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冲突。③政府作为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作为代理人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过程中的努力水平，商业保险根据私人利益的需求，可以选择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或消极对待农业保险业务。④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⑤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最关心的是农业保险发展所带来的政府效用，而从商业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鉴于农业保险的有限可保性及收益性，商业保险公司更为关心的是公司经营此项业务的盈利性。

1.3模型分析在无法使用“强制合同”（法律法规和全面监督）迫使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制度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情况下，政府的选择是通过给与商业保险公司“激励合同”诱使商业保险公司按照政府的预期参与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

参考假定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农业保险的努力程度a取值只有2个aH和aL，aH代表努力积极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aL代表消极的对待农业保险业务；假定c（aH）>c（aL），即商业保险公司越努力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则成本也更高；政府的社会总效用π也分为最大取值

π和最小取值π。当商业保险公司选择积极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即aH时，π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FH（π）和fH（π）；当商业保险公司选择aL时，π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FL（π）和fL（π）。这里假定分布函数满足一阶随机占优条件，即对所有的π∈[π，π]，FH（π）≤FL（π），其中严格不等式至少对某些π成立。换句话，商业保险公司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产出高社会总效用的概率大于消极对待农业保险业务时产出高社会总效用的概率。因此，相对应的激励合同s（π） ∈[s，s]。政府设计激励措施来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问题可以进一步具体为通过选择s（π）解下列最优化问题：

2农业保险制度中商业保险公司激励措施的设计

根据上文的分析，作为最有激励合同的s（π）必须满足的增函数，即商业保险公司越努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可以换来更多的效用，同时作为最优的激励手段也可以是尽力减少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c（a）。

根据上文分析，该研究提出以下关于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措施：

（1）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管理费用补贴，即减少c（a）。我国目前尚无直接针对经营保险业务企业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费用的补贴可以参考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做法。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政府向承办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即商业保险公司给予农业经营费用补贴，补贴的比率可以根据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规模设定，即经营规模越大，则补贴比例越高，满足“13”中的模型分析。

（2）对于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营业税率和所得税税率进行调整，降低商业保险公司的c（a）。调低经营农业保险商业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率与所得税率。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采取补贴或者是准许其扣除一定的农业准备基金后再上缴所得税，以减少保险公司的所得税支出，增加利润，增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3）政府提供农业再保险，设立农业保险基金和发展农业衍生品由政府来做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人，实现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农业风险的分担机制，给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吃一颗“定心丸”。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同时，从保险公司经营利润中提取一定的比例资金建立农业保险基金。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基金，弥补商业保险公司的补偿能力缺口。通过发展衍生品，增强商业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通过增强商业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来增强其偿付能力。另外，还可以通过发行灾证券募集资金。完善农业保险的相关立法，加快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为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风险业务提供保障。

（4）加快农业保险标准化建设。科学制定我国农业保险定价保准、补偿标准以及数据传输标准等，有利于商业保险公司节省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从而促进商业保险经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我国保监会已出台《农业保险数据采集规范》行业规范，农业保险标准化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帮助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克服在农业风险定价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难题，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SKEES J R.A role for capital markets in natural disasters：A piece of the food security puzzle[J].Food Policy，2000，25（3）：365-378.

[2] 张庆洪，葛良骥.巨灾风险转移机制的经济学分析-保险、资本市场创新和私人市场失灵[J].同济大学学报，2008（2）：101-107.

[3] 曾立新.巨灾风险融资机制与政府干预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4] 谢世清.伙伴协作：巨灾保险制度中我国政府的理性模式选择[J].现代财经，2009（6）：50-54.

[5] 王彤，王永生.巨灾保险机制的国际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J].开放导报，2011（1）：109-112.

[6] 刘渝琳，王志珏.激励相容约束下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设计与实验[J].财经问题研究，2009（1）：123-129.

[7]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69-274.

作者：赵红

农业保险公司研究论文 篇2：

北京生猪险：去年卖赔了

作为北京市顺义区的养殖大户，拥有20余年养猪经验的曹学义对“猪粮比”并不陌生，但从去年5月与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签订“生猪价格指数险”保单以来，“猪粮比”已不单单是他衡量猪肉市场行情的一个指数，也意味着他可以从保险公司手中拿到多少赔偿。

10年最低“猪粮比”

去年4月份召开生猪价格险座谈会时，曹学义只问了两个问题：“如果今年猪肉价格低，明年价格高，明年这个保险可不可以不上？如果后年又赔了，可否重新上险？”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曹学义与安华农险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生猪价格指数险合同。

“猪粮比”是生猪出场价与生猪主要饲料玉米批发价格的比值。依据合同，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的一年期内，如果平均“猪粮比”低于6：1，每低0.01个点安华农险针对每头投保的生猪将向曹学义赔付2元钱。

“我知道保险公司也怕赔，签协议时我还跟保险公司开玩笑说今年赔不上我，可谁知从去年5月到现在，也就是签合同的这一年，猪肉价格一直走低，到现在我已经赔了100多万了。”曹学义说。

我国目前的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为6：1，一旦“猪粮比”低于这个数值，就意味着生猪养殖亏损。谈起近一年来“猪粮比”之低，曹学义用“十年不遇”来形容。

4月，曹学义的毛猪平均出场价格为每斤5～6元，而据他自己测算，每斤猪价只有不低于7.5元的盈亏点才能保证不赔。曹学义的猪场目前常存栏数为4000余头，母猪数量为500头，年出栏率在8000至1万头之间，月出场数为800头左右。如果按照曹学义所说的平均每头毛猪赔400元计算，他4月份的损失将达32万元。

而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猪粮比”自去年9月18日达到近一年最高6.721后，于去年12月开始一路下跌，并于今年1月跌破6：1。

今年4月23日，“猪粮比”跌至4.61：1，迎来近5年最低点。在经历5月份的短暂上涨后，猪肉价格6月又迎来“跳水”。有专家分析，虽然幅度不算太大，但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不断上涨，“猪粮比”不断下跌，养殖户的亏损空间无疑扩大了。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能算。”面对猪价“过山车”，20多年的猪市历练让曹学义看起来十分平静，但言语间不难听出他的担忧：“目前为止我已经把积蓄都搭进去了，只能硬着头皮养下去。”

然而，花掉所有积蓄也未能缓解猪市下行给曹学义和其他养殖户带来的资金压力。猪价下跌可以暂时捂住不卖，但生猪多在栏中一天，曹学义就要多花一天的成本。为了帮助另一位猪场老板从银行获得贷款，曹学义为其做了担保。“本以为两家猪场可以互相担保，可银行不让，无奈之下，我只好卖掉了顺义城区的楼房，用这140万元给猪买了饲料。”

生猪市场的不景气使得种猪养殖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北京市百合原种猪场总经理杨宝生直言，受今年“猪周期”影响，种猪不好卖，再加上人工和饲料成本，平均一头猪赔了四五百元，今年1～4月共亏损了400多万元。

与杨宝生不同的是，曹学义因为购买了生猪价格指数险而挽回了少量损失。5月16日，安华农险召开了北京第一单生猪价格指数险理赔兑现会，共为北京市143户专业化大型生猪养殖场赔付了410万元，曹学义也领到了属于自己的9.4万元赔付款。

双赢还是双赔？

“生猪价格指数险不单单是一个新的险种，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领域。”北京市农委发展计划处副处长齐智说，“政策性农业保险通常为生产环节的保险，主要针对自然灾害，生猪价格指数实际上已经属于市场环节了，用来抵御的是市场风险。”

作为政策性保险的一种，曹学义购买的生猪价格指数险实际上只需自付20%保费，其余80%保费则全部来自于北京市、区两级财政补贴。如果按照每头猪保费12元计算，曹学义投保的9400头猪每头需自筹保费2.4元，共花去2.304万元，但最高却能享受到1000多万元的风险保障。

曹学义坦言，自今年5月以来，他和一同投保的顺义养殖户们就密切关注着“猪粮比”的走势，并开始粗略计算过去一年“猪粮比”平均值。5月9日，离赔付日期仅一周时间，最后一个“猪粮比”数字公布后，曹学义大致知道了自己可能获得的赔偿数额。

5.95，这是曹学义过去一年投保期内“猪粮比”平均值，也是他获得保险赔偿的重要基数。按照当初签下的保险协议，由于低于6：1这一盈亏线0.05个点，曹学义每头投保的生猪可获得10元补偿，共计9.4万元。

尽管拿到了赔偿，但与每头生猪100多元的亏损相比，许多养殖户认为10元钱的赔偿并不解渴。北京市农委副主任李海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作出解释，10元是计算标准和单位，养殖户并非每头猪出栏都亏损，但10块钱会算到所有猪身上。

“价格指数十分复杂，每个礼拜我们也在看‘猪粮比’，今年还给农科院立了一个课题来共同研究。生猪价格指数险在美国比较完善，并与期货市场相关联，期货市场是波动的，保费也会随之波动。我们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还在调整。”齐智说。

而作为签订保险协议的另一方，安华农险也并未从这一保单中获利。根据媒体报道，安华农险推出的生猪价格险去年在顺义区收取保费金额约500万元，此次赔付了410万元。尽管看似还有90万元盈余，但由于农险管理费用及成本过高，安华农险处于承保亏损状态。

预计到保险公司会亏损的还有曹学义和齐智，这恰恰体现了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根据齐智提供的数据，自2007年北京正式确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以来，“保险公司基本不盈利，甚至亏损，即使盈利也是微利。”

“就去年来说，北京市政策性农险总保费收入为5.4亿元，其中70%是养殖业，30%是种植业，种植业的赔付率就超过100%。养殖业赔付率相对低一些，但全市的简单赔付率也达到了93%。然而，保险公司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像山区等零散地块都要去，可能连油费都不够。所以，如果政府不来主导，让保险公司赔钱，是不合理的。”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在经历前期系列摸索后，北京市政策性农险制度于2007年正式确立。

作为北京市农委政策性农险制度的参与者，如今已是中国人寿财险农业保险部副总经理的赵乐坦言，当初的政策性农险对保险公司的吸引力并不大。

“2007年政策雏形确立后，我们开始与保险公司谈，当时找了北京地区的20多家保险公司，只有3家愿意做，包括人保、中华联合、安华。其他公司要么没有意愿，要么有意愿没能力。”赵乐说。

然而，对比现在，北京市政府当时的补贴政策也十分优厚：针对保费，北京市级财政补贴50%，区县财政补贴20%～30%，农民自付20%～30%；考虑到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的运营成本，北京市财政还拿出了10%的经营费用补贴。此外，运营政策性农险，保险公司在北京地区只承担综合赔付率160%的最高赔偿，不承担无限责任……尽管如此，以高风险、高赔付率、高成本为特征的农业保险还是让众多保险公司望而却步。

“农业保险如果继续往下走，就必须做到保险公司、农户、政府的多赢，甚至是参与各方都要赢。如果不能共赢，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赵乐说。

取消财政配套？

尽管生猪价格指数险的赔付并没有挽回今年猪市下行给曹学义带来的全部损失，但他还是选择了继续投保。“最理想的赔偿周期是4个月，因为这正好是生猪出栏周期，但保险公司赔偿风险就大了，保费也会跟着涨。”这一次，曹学义的生猪价格指数险保期依旧是一年，但赔偿周期已经从一年变成了半年。

“我觉得没必要让保险公司做，政府可以直补。”杨宝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从2007年开始，杨宝生已为自己饲养的种猪连续上了7年的“死猪险”（种猪养殖保险）。他给《民生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购买死猪险，政府补贴80%，共360多万元；我自付20%，共90余万元；政府补贴给保险公司10%的服务费，共40余万元，可保险公司最多赔付我300多万元，不如政府直接将钱补贴下来。”

面对杨宝生的“直补”疑问，齐智坦言，自己在农业口工作多年，感觉到农业保险的数据是最准确的，“通过保险机构，90%以上的资金都补贴到了农民手上，政府补贴损失率非常低。保险公司也有许多治理投入，比如安华农险自己配备无人机、研发技术，还会为农民服务，教给农民一些减灾防灾的措施。这些服务依靠政府是很难的，效率也不高。”

而在农险领域，从2007年的6个补贴品种、6个试点省区到现在的15个补贴品种、覆盖全国所有省区，中央财政对于农业保险的补贴面在逐年增加，补贴额度也由7.6亿元提高到了156亿元。借由政策利好，保险公司已由当初的“不敢做”，变成了如今的“抢着做”。

赵乐认为，对于农业保险，国家相关部门希望保险公司能够略有盈余，这是最理想的，但做到这点“太不容易，不好把握”。“保险公司更看中的是整个农村市场，希望通过做农业保险带动整个市场空间的拓展，是一个战略切入点。”

自2007年实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以来，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速达36%，累计保费收入超过1156亿元。农险已经超过普通财产险，成为继车险后的第二大财险险种。

单就北京而言，继人保、中华、安华、华农、太保等5家保险公司后，人寿财险目前已经获得在北京市开展政策性农险的资格。除北京外，江苏也成为保险公司另一个在政策性农险领域充分竞争的地区。

然而，北京属于“大城市、小农业”，这对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极为特殊。相比而言，许多产粮大省的农业生产大县，往往也是农业保险的需求大县和财政紧张地区，县级财政配套比较困难。

“这些地区存在这样的情况，许多农民想入保险，但县财政无法配套，农民无法投保，风险就无法得到保障。”赵乐说，取消县级财政配套应该是今后提高农险覆盖面的一个有效手段。

（实习生刘旻昊对本文有贡献）

作者：郭铁

农业保险公司研究论文 篇3：

美国惩罚性赔偿的比例原则

[摘 要]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的两种方式。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目的不同，补偿性赔偿旨在填补受害人受到的损害，惩罚性赔偿是为了惩罚加害人，威慑及遏制类似行为的发生。在埃克森美孚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维护了惩罚性赔偿额度的比例原则，即在侵权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上限不能超过补偿性赔偿的一定比例。文章将以埃克森美孚案为重点，考察美国最高法院对惩罚性赔偿额度的看法及比例原则的历史发展。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比例原则；埃克森案

一、比例原则的历史背景

（一）惩罚性赔偿的传统目的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或称惩戒性损害赔偿（exemplary damages）早在200多年前既已在美国出现。在1784年的Genay v. Norri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首次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①在此之后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又多次重申陪审团给予惩罚性赔偿的权力。美国法院认为，如果被告行为恶劣、具备恶意，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美国学者查普曼认为,惩罚性赔偿的传统目的包括补偿、惩罚（retribution）和遏制（deterrence）。②实质上，惩罚性赔偿的作用主要是补偿和惩罚。通过补偿和惩罚的结合，而产生了遏制等其他功能。③时至今日，美国联邦法和绝大多数州法中都确立了针对特定侵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二）惩罚性赔偿额度的合宪性之争

在比例原则确立之前，经常有被告对惩罚性赔偿额度提出质疑，认为其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任何人不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财产。

有被告认为，惩罚性赔偿由陪审团确定，可能掺杂陪审团成员的主观因素。但是美国法院并不认同，在1991年的Paci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Haslip案中，④法院认为，陪审团判断惩罚性赔偿的额度应遵循普通法的相关规则，考察侵权行为的恶劣程度，且能确保该赔偿额度起到遏制其他人从事此类行为的功能。陪审团依据普通法规则确定惩罚性赔偿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此外，惩罚性赔偿没有固定上限，缺乏明确的标准且很难预见。在1993年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案中。⑤最高法院大大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额度。尽管本案的补偿性赔偿仅为1.9万美金，但惩罚性赔偿却高达1000万美金。法院认为宪法并没有确定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固定比例，应采用合理性原则，即惩罚性赔偿的额度需具备合理性。而被告的经济能力应做为确定惩罚性赔偿额度合理性的标准之一，如果被告经济实力很强的话，可以判处很高的惩罚性赔偿。尽管惩罚性赔偿是补偿性赔偿的526倍，法院仍认为该判决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三）比例原则的确立

美国法院判定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时倾向于使用合理性原则，拒绝使用比例原则。直到19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案(以下称宝马案)中首次采用了比例原则。⑥此后，比例原则逐渐成为判定惩罚性赔偿额度的标准规则。

在该案中，高尔先生于1990年以4万美元的价格购得一辆宝马汽车。后来，他发现该车曾经重新喷漆，以修补其在远洋运输过程中所遭受的损伤。但是，宝马北美公司在销售该车时，并未将这一情况告知高尔先生。于是，高尔先生就在阿拉巴马州法院对宝马北美公司提起诉讼。该案的陪审团首先确定宝马北美公司对高尔先生所购汽车的修理使之贬值4千美元，然后又根据10年来全国其他近千名顾客购买了经过重新喷漆的宝马汽车，对宝马北美公司作出4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维持了陪审团的裁决，但将其中的惩罚性赔偿金额减半。该案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依据正当程序原则，最高法院提出了判断惩罚性赔偿额度的三个标准：（1）被告方应负责任的程度；（2）原告实际遭受损害或潜在损失与惩罚性赔偿金额之间的差距；（3）陪审团决定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与类似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金额的差距。此外，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即惩罚性赔偿不应超过补偿性赔偿的一定比例。

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在宝马案中采用了比例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判断标准，但是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的比值。因此大多数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在审理侵权案件时很少采用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仍然不是判定惩罚性赔偿的主流规则。在此背景下，美国最高法院于2003年审理了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 Co. v. Campbell 案(以下简称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案)，完善了比例原则。⑦

该案中，坎贝尔先生在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投保。在投保期内，坎贝尔先生驾车发生事故致人伤亡。受害者与坎贝尔先生达成和解协议，坎贝尔先生须赔偿5万美元。虽然州立农业保险公司的事故调查表明交通事故确因坎贝尔的失误驾驶导致，但是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拒绝为坎贝尔先生进行理赔。于是，坎贝尔先生起诉州立农业保险公司请求赔偿。初审法院认定补偿性赔偿为26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为1450万美元。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提起上诉，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本案并做出了有利于州立农业保险公司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重申了比例原则，认为比例原则应有明确的标准，依据正当程序原则，惩罚性赔偿不应超过补偿性赔偿的十倍，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可以超出这一比例。

二、 埃克森案

（一）案件事實

1989年3月24日，欲前往加州长滩的埃克森油轮瓦尔迪兹号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触礁，导致1100万加仑原油在几小时内泄漏。

瓦尔迪兹号的船长是个出名的酒鬼，在离港前，他至少喝了五杯双份伏特加。起航后，船员发现航行水域有浮冰，船长随即联系了海岸警卫队并获准改变航线。新航线上有很多暗礁，船员们必须调转瓦尔迪兹号返回原航线躲避暗礁。此时，船长在醉酒的状态下无意识地说要回到船舱做一些文书工作。

船长离开后，船员们没能成功调转瓦尔迪兹号返回原航线。瓦尔迪兹号不幸触礁并导致所载原油泄漏。在触礁后，船长返回甲板并联系了海岸警卫队，事后进行的酒精浓度测试表明船长在瓦尔迪兹号触礁时处于醉酒状态。

（二）诉讼历史及地方法院、上诉法院的判决

阿拉斯加漏油事件发生后，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埃克森运输公司面临多项起诉,包括政府诉讼和私人诉讼。在美国政府和阿拉斯加州诉埃克森公司案中，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埃克森公司支付9亿美元作为民事赔偿，并支付近21亿美元用于清污。

在私人诉讼方面，包括贝克在内的阿拉斯加居民、捕鱼者以及受污染土地所有权人纷纷起诉埃克森公司，请求赔偿石油泄漏造成的经济损失。地方法院决定合并审理所有私人起诉案件。地方法院认为，雇主应对具有“管理能力”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管理能力”是指雇员有权管理特定的公司业务并对该业务负责。陪审团认定埃克森公司应承担50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2001年，埃克森公司就50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向第九巡回法院提起上诉。第九巡回法院基于正当程序原则改判惩罚性赔偿数额为25亿美元。联邦最高法院随即下达了诉讼文件移送命令，决定审理本案并考察以下问题：（1）公司是否应承担因具有“管理能力”的雇员的不法行为引起的惩罚性赔偿。（2）清洁水法案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能否排除适用普通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3）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是否超过了普通法的相关限制。

（三）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和判决理由

首先,埃克森公司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本案属雇员侵权案件，即具有“管理能力”的雇员在履行职能时发生的侵权行为。在雇员侵权案件中，雇主有谨慎挑选并监督雇员的责任，应代替雇员承担惩罚性赔偿。因此，法院认为埃克森公司应对船长的行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其次，本案可以适用普通法的相关规定。清洁水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中仅能适用清洁水法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因此，法院认为普通法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规定在本案同样适用。

最后，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额度不应超过补偿性赔偿。通过分析惩罚性赔偿的历史，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主要有两个功能，其一是补偿受害者的损失，其二是防止加害人以后实施类似的侵害行为。美国最高法院随即分析了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案的判决结果，认为惩罚性赔偿金额如果超过补偿性赔偿，则具有不可预见性，对实施侵权行为一方不利。因此惩罚性赔偿不应超过补偿性赔偿的额度。⑧

三、埃克森案的理论分析

（一）埃克森案中的比例原则

在埃克森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确立了等比原则（The One-to-

One Ratio），即惩罚性赔偿不应高于补偿性赔偿。毫无疑问，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案和宝马案的判决结果对埃克森案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埃克森案和上述两案有明显差异。

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在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案和宝马案中采用比例原则都是基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而在埃克森案中则是基于普通法的相关规则。

其次，美国最高法院在宝马案中规定了判断惩罚性赔偿的三个标准，在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案中规定了十倍的最大比例。相比而言，埃克森案的等比原则大大突破了前两案的规定。

（二）等比原则的不利影响

如前文所述，在普通法项下，惩罚性赔偿具有三大目的，即补偿、报应和遏制。埃克森案的判决可能会对惩罚性赔偿的传统目的产生冲击。

首先，等比原则会削弱惩罚性赔偿所具备的遏制其他人的目的。虽然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见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当是可预见的，因为加害人可以预测自己行为可能招致的惩罚性赔偿，通过对比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和从事该行为所能带来的利益，大多数加害人都会放弃行使加害行为。然而，事实上，数额庞大的、不可预见的惩罚性赔偿显然比低额的可预见的惩罚性赔偿更具威慑力，更能起到遏制加害人的作用。

其次，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违背了惩罚性赔偿所具有的惩罚被告的目的。埃克森漏油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生态危机。瓦尔迪兹号泄漏的石油对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的生态系统和沿岸居民造成了很大损害。基于此事实，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确定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分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十倍和五倍。美国最高法院的谨慎态度保护了埃克森公司的利益，而非惩戒埃克森公司。

（三）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案的判决更为合理

比例原则的出现旨在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保障被告的宪法利益。美国最高法院在埃克森案中过于谨慎，规定了等比原则，限制了惩罚性赔偿原有的惩罚和遏制的功能。相比而言，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案中的十倍比例原则显然会更好。一方面，该比例可以限制陪审团和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保障被告的宪法利益。另一方面，陪审团有很大的裁量空间，可以依据宝马案中的三个标准做出裁量，起到惩罚、遏制被告的目的。

[注释]

①Genay v. Norris [C],1 S.C.L.3,1 Bay6,1784.

②Bruce Chapman and Michael Tebilcock, Punitive Damages: Divergence in Search of A Relation[J],40 Alabama law review,741,1989.

③参见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学》，2003，(5).

④Paci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Haslip [C],499 U.S. 1 ,1991.

⑤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C] ,509 U.S. 443 ,1993.

⑥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C] ,517 U.S. 559 ,1996.

⑦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 Co. v. Campbell[C] , 538 U.S. 408 ,2003.

⑧陈渊鑫、崔起凡：“从美国Exxon油污案看惩罚性赔偿” [J]，《法学杂志》，2011年，(11).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代双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作者：代双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