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论文

2022-04-15

摘要：我国农业保险模式变革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经验。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呈现出类型选择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和特色化、价值取向由偏重公平转向重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结合等四大主要特征。相应地，其对我国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重要启示意义在于合理选择基本类型以突出农业保险模式的中国特色、合理选择价值取向以优化农业保险的资源配置等四个方面。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论文篇1：

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

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村社会福利政策;保险公司

舒伟斌(1977—),男,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法;(江西南昌330013)陈运来(1968—),男,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法。(湖南长沙410082)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业保险法的理论与制度构建”(项目批准号:06BFX03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1](P45)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民人均收入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入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入”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2](P101)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3](P28)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4](P47)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3](P30)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代理;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町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町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机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代理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5](P46)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6](P123)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入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7](P67)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8](P50)。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9](P66-67)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彩票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10](P27)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11](P30)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五)多地区共同发展

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各地区协调发展,我国应尽快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系。并且,农业保险作为WTO规则所允许的一项农业支持和保护措施,可以免除削减义务而适宜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广开来。但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才资源等情况差异很大,从而决定了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绝不能搞“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为此,构建完整但有区域区别的农业保险体系,促进农业保险多地区共同发展,能使农业风险在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分散开来,还能兼顾各地区农业保险的共性和个性,从而有利于农业保险公平性与效率性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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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庹国柱,朱俊生. 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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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杜邦彦. 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构建模式[J].经济研究参考,2005,(54).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舒伟斌陈运来

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论文篇2：

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主要特征及启示

关键词：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特征；启示

学界对农业保险模式这一概念有广、中、狭义三种不同理解。广义上是指有关农业保险的组织与运作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统一的观念和制度体系；中义上是指有关农业保险的组织与运作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统一的制度体系；狭义上仅指有关农业保险组织构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统一的制度体系。本文作广义的理解，认为农业保险模式应包含观念和制度两大要素，并包括农业保险发展理念、农业保险体制和农业保险运行机制三个层面的内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单靠一种或几种模式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故需要变革的不断推进。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较为成功，其做法具有全球性的借鉴意义。相比较而言，我国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也对农业保险模式进行了数轮规模较大的变革，但尚未形成自己理想的模式，如在2004年新一轮改革试点中还是存在着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难以理顺等问题。因此，科学总结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特征，深入挖掘其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敏锐预测其未来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揭示其对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引导和推动我国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现实需要。

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主要特征

(一)类型选择：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和特色化

发达国家早期的农业保险模式类型都很单一，农业保险完全由民间的商业保险公司或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经营，保险标的物仅限于少数种类的农作物，保险责任为单一险，并且实行投保自愿原则。此后，这些国家致力于制度创新，使农业保险模式的类型趋于多样化。从保险组织角度看，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过政府主办且经营、政府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政府政策强力支持下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等模式，欧洲发达国家则实行政府政策优惠下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或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及公私合股股份公司混合经营等多种模式。从保险标的物角度看。在法国，其范围从种植业扩大到养殖业甚至到其他农村财产和人身，使农业保险从种养两业保险发展到大农险。从保险责任角度看，除德国等一些西欧国家外，其他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经历了从承保单一风险到综合风险甚至一切风险的过渡。从保险实施方式角度看，美国、瑞典、法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已由纯粹的自愿保险发展到附限制条件的自愿保险、由自愿保险发展到强制保险或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

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的类型日益特色化。一国农业保险模式的改革主要受该国农业生产方式、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和管理能力等动态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各国本来就不尽相同并且变化不均，这就决定了在一国行之有效的农业保险模式并不一定适宜于他国，也可能使原本相同或类似农业保险模式的国家改用其他模式，因而体现出不同特色。如，同为欧洲国家并推行政府政策优惠下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两者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的农业原保险实行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分别独立经营的模式，后者的农业原保险则实行共保模式，由多家商业保险公司投资入股组建了具有共保组织性质的西班牙农业保险集团公司。

(二)价值取向：由偏重公平转向重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结合

从历史上考察，农业保险最早产生于实行市场经济的欧美发达国家，出于农业生产者分散经营风险以及保险公司追逐利润的需要，一些商业性保险公司尝试开办农业保险，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福利经济学的影响，这些国家相继对农业保险进行了干预，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强调公平，而较少关注效率。在北美，美、加两国相继确立了政府主办且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实质上就是将农业保险交由政府包办，以保证公平。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和亚洲的日本则主要通过建立政府政策优惠下或政府政策强力支持下的、以非营利性的互助合作组织经营的模式来实现公平。其中以加拿大最为典型，该国在1959年立法时，为了反映农业保险计划的福利性、普遍性和公平性，确定的保险标的相当广泛，保障水平很高，政府支持力度很大。

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过高。在对个体保险的产量等历史纪录进行整理和理赔及其判断单个农户产量的程度等环节，会产生很高的交易成本。因此，重公平轻效率的价值取向极易给财政带来较大压力，也使政府的这部分财政支出难以创造最大保险效益，最终可能有损农业保险长远的健康发展。于是，向来较为重视经济效率的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率先对其原本低效的农业保险模式进行深刻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将政府主办且经营的模式改为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以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这种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模式充满活力，它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推广和使用。具体而言，公平与效率取向的有机结合体现为：

1．追求工农关系和农业保险关系更大程度的公平性。鉴于农业保险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政府间、政府同保险公司和农户间、保险公司同农户间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机制，所有发达国家都将其纳入公共政策的范畴，由政府进行干预以保证工农关系和农业保险关系的公平性。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们纷纷加大了对农业保险在财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以使上述两种关系更趋公平。以美国为例，1981～2003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的总成本超过了260亿美元。其中，1981～1993年对农户的保费补贴年均1.3亿美元，1994～2003年保费补贴年均增加到12.29亿美元；1981～2003年，美国政府对保险公司的全部补贴支出达到93.44亿美元。

2．日益重视农业保险关系的效率性。农业保险的效率取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像公平取向那样引起发达国家的应有关注，直到近30年来在美国所进行的几场轰轰烈烈的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巨大影

响下，该取向才日益受到重视。从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发展实践看，效率取向主要体现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化经营、银行的参与、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和保险实施方式的强制性变革等方面。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仅从1997～2004年就总计发行了184.03亿美元的农业巨灾债券，极大提高了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建设的效率。

(三)变革重点：由农业保险体制变革扩展到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变革

农业保险模式的变革通常都是围绕着对农业保险的组织与运作制度的立、改、废来进行的。其中，农业保险体制的发展和创新，因其意义重要且任务艰难而一直为发达国家变革所格外重视。从目前全球范围内具代表性的四种变革范式来看，美、加、法、日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核心目标分别在于合理构建私营保险机构经营全部原保险而由政府保险机构经营大部分再保险、政府保险机构垄断经营原保险和再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和公私联办的农作物保险集团及农业合作保险组织等共同经营原保险和再保险、农业共济组合经营原保险而由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与农林水产省经营局保险课共同经营再保险的农业保险体制，可见，它们均无一例外地对农业保险领域里这一重点难点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

但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所关注的重点早已超出农业保险体制范围，而扩及农业保险运行机制领域。首先，这些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目标出现了重大调整，即由当初的促进农业稳定发展转变为保障农民福利乃至国民福利，同时兼顾农业发展。这样，怎样合理提高农业保险补贴额和优化农业保险补贴方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重中之重。其次，随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价值取向由偏重公平转向重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结合，农业巨灾风险的证券化做法便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这种做法除了具有前述的效率效应外，还因成功地实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的社会共担，而具有一定的公平效应。最后，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防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选择互助合作制的保险组织形式或构建以互助合作制为基础的保险体制难以取得成功。于是，保险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变革成为了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如美国农业保险原则上实行自愿保险，但因1994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农产品贷款计划等政府其他福利计划的资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

(四)市场空间：由封闭式经营转向寻求国际合作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各国地域为界实行封闭式经营，资金、人才、技术的跨国流动并不多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大量新的农业普查勘测技术和农业保险经营技术等的开发和运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才日趋活跃起来，从而使这些国家农业保险市场的开放性得到了增强。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国际合作的现行形式主要有：(1)引进外资。即采取政策措施，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吸引外资入境开办独资或合资的农业原保险组织。如西班牙政府鼓励外国公司入境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如果是欧盟国家，可以随时到西班牙成立农业保险公司，其他国家则需要在西班牙的保险公司注册机构申报，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举办。(2)参与国际再保险。又可细分为向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出农业再保险业务和从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入农业再保险业务两种形式。美国、法国、西班牙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用此做法，通过分出业务将国内农业保险风险化解于国际农业再保险市场或从分入业务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前种情况如西班牙农业保险集团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将其商业再保险业务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后种情况如以欧洲再保险人为主的国际再保险人从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手里分人大部分农业再保险业务，尽管第一年发生了大的损失，但国际再保险人愿意向智利的农业保险计划继续提供再保险，它们普遍认为智利的计划管理水平较高，可望在未来年份内平衡损失。笔者认为，随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市场未来对外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形式必将更趋规范化和多样化。

二、对我国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若干启示

(一)合理选择基本类型，突出农业保险模式的中国特色

在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的类型日益走向多样性和特色化的国际时代潮流下，我国农业保险模式在基本类型选择上也不应忽视自己的个性。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潜在保障作用不可低估。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农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农户对保险产品的品种需求和付费能力差异极大，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这些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应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并且不可能完全依靠某种单一的模式便能取得成功。

鉴此，我们应根据国情合理选择农业保险模式的基本类型，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农业保险多样化发展策略。在实行该策略时，应尽量避免照搬照抄外国模式。如我国与日本的农业同属小农户经济主导型，但不能因此套用日本所用的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全部原保险和部分再保险而以政府为主提供再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又如我国与斯里兰卡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不能因此照搬它的政府机构主办并经营及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一切险的农业保险模式，而应在借鉴其经验的同时，力求有所创新和发展，甚至实现重大突破。其实，我国第三轮农业保险试点所采用的混合发展模式最类似于法国的复合模式，但与后者仍有较大区别。区别之一是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和投保农户享有的政策优惠较少，而法国农业保险的保险人和投保人则享有较多的政策优惠；另一区别是我国仍以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在法国，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其农业保险组织的基本形式，不但经营原保险，而且经营再保险。可见，我国现行农业保险模式具有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其政策性不足的缺陷有待弥补。

(二)合理选择价值取向，优化农业保险的资源配置

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实践表明，价值取向的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决定农业保险资源配置的优劣，而农业保险资源配置的状况又直接影响到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我国作为一个整体国民经济实力快速上升的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业已成熟，同时，还有一定的后发优势，特别是有外国的相关经验可资借鉴。不过，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供分配的农业保险资源十分有限。于此情形，我国应因势利导，在未来农业保险模式变革中，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

系，以实现农业保险资源的有效配置。对此，有学者曾分析指出，在农民收入和国家财力支持有限的约束下，选择一套具有较高保障能力和运转效率的农业保险模式，对农业保险业务的扩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政府是公平的支点，而市场是效率的主要支点。为此，我国有必要整合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来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组建、各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适度投入和农业保险实施方式的强制性变革，使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得到具体体现。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保险业务总体上的商业化经营，使农业保险的经营方式始终保持灵活高效。

(三)科学构建农业保险体制，以此为核心全面重构农业保险关系主体制度

如前所述，农业保险体制历来为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重点。经过不断改革，这些国家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开展农业保险，其经营组织形式通常多种多样。相比较而言，我国自1980年代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除了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两家商业保险公司一直坚持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以外，很少有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特别是农业再保险业务的经营仍无人问津，可见农业保险体制极不健全。因此，我国也应通过变革积极发展和创新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科学构建起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体制。

但我国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中国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农业保险体制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重叠之处在于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本身属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部分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又属于商业保险公司。疏漏之处则在于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完全排除在外，也未明确规定政府与保险组织的联合共保及多家保险组织投资入股组建共保体的经营方式。因此，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原保险、以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体制。

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在我国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体制，是因为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必将大大缓解我国农业保险供给能力长期受制于少数经营主体的状况。同时，在国家给足农业保险保护政策特别是在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的前提下，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之间还可形成有效竞争，增加农业保险供给。这样，就能将农业风险在广泛的主体范围内分散开来，从而有力保证农业保险关系公平性与效率性的统一。

需指出的是，鉴于农业保险体制构成农业保险关系主体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有必要在农业保险模式改革中，围绕该核心环节的建设，全面重构农业保险关系主体制度。具体包括重构农业保险组织的体系、资本和内部治理等方面的制度，创设农业保险代理人等农业保险中介人方面的制度，创设农户投保农业保险的资格和条件等方面的制度，重构农业保险补贴供给的政府主体制度，重构农业保险监管主体制度等。

(四)加强农业保险国际合作，以推动农业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农业保险市场的开放是大势所趋，这已被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实践所证明。2001年，我国已加入WTO，并拟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使我国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进而使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开放具备了一定的时代必要性和现实条件。2000年3月，法国安盟首次向中国保监会提出了营业许可申请，并在2001年11月与中国保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决定共同研究我国农业保险问题，经过三年的调研与努力，安盟终于在2003年6月领到了在西部经营农业财险业务的许可证，成为首家进入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2005年。上海安信投保于香港一国际再保险公司，支付保费200万元却得到了再保险摊回赔款2000万元。占当年农业赔付总额的1／4。可见，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开放已初见端倪。

为推动农业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有必要深入学习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开展农业保险国际合作的有益经验。一方面，在中国保监会的监管下，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那样在农业保险经营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扩大我国农业保险的外资利用规模，并提高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像上海安信那样积极向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出部分农业再保险业务，以有效分散国内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当然，也应注意防治在农业保险市场开放进程中已经出现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对国际农业再保险业务的分入、农业保险中介市场的开放等应持谨慎态度，不宜操之过急。

作者：陈运来

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论文篇3：

海洋渔船保险制度探析

摘要：通过回顾渔船保险的历史发展，知道我国海洋渔船保险制度的由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地方上出现多部关于海洋渔船保险的法规，但依然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海洋渔船保险法律，来统一规范我国的海洋渔船保险市场。各个地方关于渔船保险法规的规定不同，导致海洋渔船保险也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参考国外海洋渔船保险的模式，在综合考虑下从国家、政府、社会层面，提出关于海洋渔船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渔船保险；政策性保险；船东互保；保险模式

我国既是渔业大国，也是渔业船舶大国，根据《2013年全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截至2013年末，全国渔船总数为107.17万艘。其中，机动渔船为69.49万艘，非机动渔船为37.68万艘。大部分为中小型机动渔船，大部分陈旧，设备老化，严重威胁渔民人身财产安全，而渔民抵御风险的水平却很低。尽管海洋渔业在我国属于外向型农业，也是渔民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但它也是在世界上被公认为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损害的产业，而作为海洋渔业物质载体的渔船也会遭到大小不同的损害，这时海洋渔船保险作为一种风险救济手段就产生了。如今的商业保险公司鉴于渔船保险的风险过大，而逐渐退出渔船保险，致使渔船保险经营缺少保障，这是由国家对渔船保险没有相应的立法规范、政府缺乏扶持优惠政策、民间组织发展不活跃等原因造成的。笔者从渔船保险的历史发展、存在的问题、国外模式借鉴、制度完善方面对海洋渔船保险制度做了一些浅析。

一、渔船保险的历史发展

海上保险在各类保险中是起源最早的，正是海上保险的发展才带动各类保险的发展。渔船保险就是海上保险中的一种，它是指由于渔船遇到自然灾害或发生意外事故，对所产生的损失进行补偿的一项损害保险，由渔船保险组合经营的一项相互保险[1]。

我国的保险业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发展起来的，而作为保险种类之一的渔船保险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国外的资本、人才、技术、法律等涌向我国，避免不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作为新事物的渔船保险制度也被吸收引进。1983年，《关于开展国内渔船保险工作的通知》和《国内渔船保险条款（试行）》的出台，为我国渔船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渔船保险业的历史从那时起开启了。1984年1月1日，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互保协会）成立，在渔船保险领域首次引入互助保险，丰富了海洋渔船保险的发展模式，进一步促进我国海洋渔船保险业的发展。随着互保协会的成立，地方上也出现了形式各样的渔船保险协会，共同对渔船进行承保。从互保协会成立以来，地方上的一些较大渔区组织渔民购买渔船相互保险，而在当时渔船保险形式比较单一只有商业性渔船保险和渔船船东互保这两种保险形式。

随着国家渔船保险市场的发展、为了规范渔船保险市场的秩序。农业部在2003年印发了《南沙渔业生产管理规定》，规定申请南沙渔用柴油补助和南沙渔业涉外损失补助的渔业船舶和所有人必须参加渔船全损附加南沙生产涉外责任保险和渔船船东雇主责任附加南沙渔业生产涉外责任险[2]。以及2008年的《海南省海洋渔船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和2014年的《宁波市渔业互助保险管理办法》中关于渔船保险的相关规定，这些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要鼓励和支持开展渔船船东互保工作。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我国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渔船保险机制。

二、渔船保险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海洋渔业产业领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竞争机制，出现了有限责任制公司等形式的捕捞和加工实体，生产能力有了质的提高。但是，作为产业部门之一的海洋渔业在与其他产业部门的竞争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为“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3]。而我国海洋渔船保险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就有明确的关于农业保险的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也有农业保险的规定。而农（渔）业保险的具体实施办法至今未有出台，致使国家对农业（渔业）保险的支持和扶持政策无法具体落实。对农业（渔业）保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界定更没有出台，而国家对渔船保险方面的立法只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有所体现。结合我国的实际，笔者认为渔船保险应该是政策性保险，但是，目前我国对渔船保险的性质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法律规定，渔船保险同渔业一样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目前渔船保险处于商业化经营的状态。如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渔船保险具有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低的特点，而保险公司对渔船保险的经营处于经营就亏损的矛盾状态，此时就需要国家尽快让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范围覆盖到渔业保险。

渔船保险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法律法规的完善。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要求建立规章和制度。渔船保险制度则是由海洋渔业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产生的，渔船保险活动通常由局部风险来补偿具体的风险损失，以确保交易成果的稳定性，它着眼于国家农业产品的安全。因此，它对整个经济社会制度的运转起保障作用。由于当前我国渔业保险的法律法规滞后，导致有关保险机构、保费补贴、再保险、免税等一系列扶持优惠政策都无法实现。

（二）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海洋渔业生产承担的风险不仅来自市场竞争，而且也来自海洋。当渔船遇到自然灾害出现损毁，而渔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低而无力分散这些风险时，就需要国家政府在财政、保险等方面给以支持，保障渔民的切身利益，而保险作为一种风险防范的救济手段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渔船保险的风险大、保费高使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承保，商业性渔船保险收入很难维持其生存，极大地影响了商业保险公司的承保积极性，不利于维护广大渔民的利益。而且政府部门对渔船保险的公益性认识不足，对渔民的保费补贴、保险公司业务补贴以及免税优惠重视不够。2014年7月海南省遭受17级超强台风的侵袭，造成成百上千的渔船沉没，渔民购买的政策性保险很难弥补损失，而政府的财政补贴也非常少，无力维持后续的渔业生产。可见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严重影响我国渔船保险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的渔船保险业务主要是由互保协会承担，它在整个渔船保险业务的参与主体中作为核心主体。但事实上，互保协会却受到多个部门管理的制约，无法发挥其核心主体的作用。互保协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社团法人在民政部登记，由交通部主管业务，民政部监督管理，而保险业务由保监会主管，出现了多部门共同管理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办事效率。互保协会作为民间组织其业务应受到政府部门的统一指导管理，国家缺乏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海洋渔船保险事务。

（三）商业保险公司发展艰难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保险市场迎来了春天，保险业表现得异常活跃。而对海洋渔船这个承保对象，商业保险公司将海洋渔船作为财产保险来承保，几十年来，海洋渔船保险由于没有足够大的投保规模，以摊低风险成本，加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法规保障，面对高风险导致的高赔付率，致使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渔业保险的经营。还有就是商业保险公司结合自身的考虑，面对渔船保险的赔付率过高的情况，加上保险公司的一些经营理念，造成保险公司只承保标的良好的渔船；对于标的较差的渔船，由于这些渔船承保风险较高保险公司不愿承保。这时的商业保险公司因渔船风险成本过高而不能持续经营渔船保险，一旦没有政府为渔船保险提供政策保险补贴，渔船保险业务就不可能发展。

三、国外海洋渔船保险的模式

国外海洋渔船保险有着悠久的历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海洋渔船保险模式。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海洋渔船保险制度模式比较成熟，海洋渔船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善，笔者认为日本、韩国与我国同处于亚洲，历史渊源悠久，位于西太平洋，地理气候环境极其相似，所以在这里只谈日本、韩国两国的海洋渔船保险制度。

日本的海洋渔船保险业发展较早，相应的海洋渔船保险法规非常多。日本在1937年就有自己专门的渔船保险立法即：《渔船保险法》，后来日本在渔船保险领域引入了义务参加制度。如今的日本，根据《渔船损害等补偿法》将渔船保险制度定为一种义务保险制度。在日本有专门渔船保险部门中央会，它还承担相应的渔船保险补贴，以及对渔船保险组织给予业务指导。在地方上有拥有渔船从事渔业生产作业的人员构成的互保组织，即渔船保险组合和渔业协同组合，它们负责共同承担一些最基本的渔船保险、船东责任险等。从上可以看出日本采取有专门海洋渔船立法、政府专门部门管理指导、民间组织相互运作的这一互助保险模式。

韩国1962年的《水协法》和《水产业协同组合共济规则》是对渔船保险的专门立法。韩国渔业主管部门主管海洋渔船保险事务，同时还对有关行业协会的渔船承保等具体事项进行指导，政府还对渔民进行再保险。韩国把海洋渔船保险的性质定为强制性政策保险，对参保的渔船由国会负责给予一定的渔船保护费补贴[4]。总的来说，韩国海洋渔船保险制度类似于日本，采取专门立法、政府专门部门管理、政府的再保险，实行双重保险的模式。日本、韩国的海洋渔船保险模式对我国海洋渔船保险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海洋渔船保险制度的完善

（一）国家加强渔船保险立法

我国的保险法中就有关于农业保险的相关规定，“立法是科学，是社会资源与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5]。国家最近几年一直在提倡要建设海洋强国，首要的就是要大力发展海洋相关的产业，提高海洋产业的装备技术水平，提高远洋捕捞作业的能力，而渔船作为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的物质载体，对渔民来说至关重要。渔民是社会中的一个小细胞，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很可能造成一些家庭支离破碎。我们从日本和韩国的海洋渔船保险发展史看出其都有非常完备的法律规范来保护渔民的利益，而我国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目前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对海洋渔船保险做了一些规定，还只是一些简单笼统的规定，海洋渔船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保障，需要国家制定全国性的海洋渔船保险法，从法律上明确海洋渔船保险的性质、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保险中谁可以作为投保人、保险人、受益人等，政府补贴比例、海洋渔船保险的再保险等重大问题，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海洋渔船保险立法的完善对我国走向深海、建设海洋强国、实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巩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有重要作用。

在我国也有像日本、韩国的海洋渔船保险的民间组织即互保协会，互保协会是经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互保协会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协会的船舶互保业务发展迅速，已成为中国大陆三家最大的船险承保人之一。但是，互保协会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对政府和互保协会的关系、商业保险公司和互保协会的关系、双方的承保对象，以及商业保险公司和互保协会在业务上发生争端如何解决等，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海洋渔船保险法律对这些问题加以规定，因此急需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

（二）政府支持渔船保险发展

我国的海洋渔船保险业相对日本、韩国来说发展得相对较晚，这些也与政府对渔船保险业的认识不足有关，没有认识到这是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的一个办法，对海洋渔业这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海洋渔船保险的高风险性有时会使商业保险公司出现入不敷出，这使得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对海洋渔船进行承保，此时政府就应该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对海洋渔船给予承保，政府还应对承担海洋渔船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给予相应的财政税收优惠，支持它们的发展以便激活整个保险市场，带动更多的保险公司对海洋渔船进行承保，促进与保险相关产业的发展。笔者认为政府还可以参照日本、韩国的海洋渔船保险模式，设立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海洋渔船保险业务，以及指导互保协会等民间组织的承保工作。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海洋渔船保险专门机关，而互保协会只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受交通部和民政部的指导管理，不利于互保协会独立开展业务和长远发展。还有就是一旦法律制定出来需要实施，政府作为执行机关因此也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海洋渔船保险机关。

政府应该加强宣传工作，由于广大渔民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船好、驾船技术高、不会出危险，有的渔民相信鬼神认为有上天保佑不会出事，还有的是投了几年保险没出事，认为白花钱不愿意再投保等原因，导致我国海洋渔船保险的参保率不高，渔船保险业发展慢。政府还应学习日本、韩国的做法支持民间渔船保险组织的建立，可以组建渔船保险合作社，它是渔民之间基于相互信任而联合创立的，由于合作社的力量单薄、抗风险的能力差，不利于合作社长久发展，这就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政府通过支持合作社的发展，既有利于维护广大从事渔业生产的从业者利益，也有利于统筹城乡乃至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合作社在日本的农业、渔业领域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建立合作社式的渔船保险组织提供了经验参考。

（三）组建相互渔船保险公司

笔者认为在我国可以组建相互渔船保险公司，在国际上主要是欧美一些国家在农业保险领域存在相互保险公司。目前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它是参加保险的人为防范风险、减少损失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既然国外的农业保险可以由相互保险公司承保，而渔业是农业的其中一种也可以参照国外的做法由广大投保渔船的渔民组建专门的相互渔船保险公司，这是海洋渔船保险制度发展的一次有益探索。在国内也有一些法律法规为我国建立相互渔船保险公司提供了依据，《浙江省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和《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规定了有关渔民互助、船东互保等多种形式的非商业性互保制度。这些法律法规中并没有禁止非渔民不可参加组建相互渔船保险公司，由于一些渔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对组建公司的程序不了解，渔民资本不足、风险防范意识差等原因不利于公司的组建，这时可以吸收一些其他社会成员加入公司组建队伍，吸收社会民间资本注资、增加公司的资本积累、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增强渔船保险市场竞争力。相互渔船保险公司的组建对防止互保协会和商业保险公司垄断海洋渔船保险市场，造成渔船保险行业恶性竞争，损害渔民利益的现象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可以组建相互渔船保险公司。

五、结语

以上是笔者关于海洋渔船保险制度的相关问题的法律初探。从渔船保险的历史发展中看出渔船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发展模式为海洋渔船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依据。而对海洋渔船保险涉及保险法中的投保人、保险人、受益人、保险范围，以及近远海保险标准、船只被外国扣押如何承保等一些具体问题，在一篇论文中是不可能论述清楚的。在本文中有些地方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未能深入研究，如文中对我国的相互渔船保险只做了初步的设想，这也可能是我国渔船保险立法等方面还不完善的一个反映。笔者认为海洋渔船保险制度构建的前提是国家对渔业保险给予扶持。本文仅仅研究了海洋渔船保险的相关问题，希望可以为海洋渔船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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