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法典》物权编是充分吸收《物权法》精华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提升。《民法典》物权编新设了居住权，利于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和“以房养老”市场的发展;完善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有利于促进物业管理效率和服务品质的提升;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古代东方民法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古代东方民法研究论文 篇1：
浅析希伯来法民法思想
［摘 要］ 希伯来法作为古代东方法中较有影响的一支法律体系，颇为现代人所忽视。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教义要求，希伯来法中对民事活动相近条款的规定则更为清晰，其民事权利义务更为公正，民法精神也更为凸显。在所有权、担保物权、债等一系列规定中，都体现了民事活动中诚实、公平、平等的基本思想。希伯来法对民法的基本精神及某些法律部门、法律制度的形成有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 圣经；希伯来法；民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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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法是古代东方法中颇有影响的一支法律体系。虽然其内容和立法技术并不发达完善, 然而幸运的是, 希伯来法律文化被基督教继承吸取, 成为《圣经》中的一部分。《圣经》作为基督教的圣典，分为《旧约》和《新约》。其中《旧约》更多地涉及古希伯来或称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宗教、历史、文化、政治和法律。《新约》时代已经属于古罗马时期，它所反映的思想都带有了古罗马时期的特点。虽然其内容是神学的，是教会立法最有权威的依据，但它包含了神学之外丰富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文学和法律思想。就古代法律而言，如果说罗马法是以其精深的法理和发达的私法制度影响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那么，希伯来法则是以其朴实无华的法律文化及其宗教道德规范，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影响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并且是从东方影响到了西方。本文试从希伯来法中剥离出以色列人古老法律制度，抽象出其中的民事法律思想。
一、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原则
纵观《圣经》各章节，它都劝导人要公平、正义、信用、诚实、良善，反对压迫、剥削、欺诈，而这些恰是民法的基本思想。从《圣经》关于民事活动的规定中，可以看到民事法律原则的踪迹。
希伯来法强调人们在买卖中必须进行公平交易。公平交易是主的要求，也是主制定的原则。对称量不公这种非公正的欺诈行为，神告诫他的子民使用标准度量衡和称量公平是商品交换、买卖的基本原则：“你们要诚实无欺，不要在天秤，量器上弄花样。”“不同的砝码，不同的升斗，都是主所厌恶的。” “主憎恨一切诡诈的交易”， “你们这些压榨穷人金钱，践踏贫民的商人，听着：你们盼望安息日快完，节期快过，就可以出来行骗——你们使用两套砝码，大小不同的升斗……你们把坏的麦子卖给人……我必使你们的喜庆变成丧礼，乐曲变成哀歌。……那日子的结局是痛苦的。”［1］839可以说，对买卖中的不诚实行为，《圣经》几乎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希伯来法谴责欺诈，要求买卖公平和关于度量衡的规定，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它不仅直接演化为近现代民法中的公平诚实原则，而且推动了“度量衡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制度、法律部门的建立［2］。
犹太民族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奉为基本训喻之一。在上帝与人、人与人的关系中，“上帝为父，众人皆兄弟”，《摩西律法》奠定了这一理念的根基：“首先，生命从神而来，所以人人平等；其次，人都有罪的，因此不能赋予一个人太大的权力，权力是神所给的，所以要赏善罚恶。”上帝是唯一的立法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的政治权力也来自上帝，是民众经过先知的中介从上帝那里求得的。君主与平民百姓同属上帝的选民，被赋予与其他任何人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换言之，在上帝面前君王和平民是平等的，在法律上享有均等的权利。
强调民事活动中的信用原则。《旧约》、《新约》本来就是神、神子与人之间订立的契约。此外，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往往以宣誓的方式来表白订约的诚实、担保履行的信用，因而，契约必须严格履行和遵守便成为《圣经》的重要原则。《圣经》告诫订约人不可背誓，无论如何要实践向神立的诺言。它警告说：“背信的人自食其果”；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更明确地写道：“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来说吧，契约一经签署确立，就不能废弃或更改了”，从而将信用的原则贯彻到了民事活动之中。如果说近代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是受惠于罗马法的话，那么，“契约神圣” 、“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法律”这一原则，则主要是继受于希伯来法的有关规定［3］。
二、关于私有财产的保护
《摩西十诫》是希伯来人守法的基本准则，也蕴涵着《圣经》的基本价值和精神。《摩西十诫》关于保护个人财产的规定，体现为对财产权利的保障：“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1］172。当然，在《摩西十诫》中关于财产的定义和现代有些不同。私有财产主要指土地、房屋、果园、牛、羊、谷物、果品、蔬菜以及衣物、奴婢等。但这些财产也并非绝对私有, 要以“ 献祭” 的形式将农产品的收获部分和牲畜的增殖部分奉献给上帝耶和华。
土地是希伯来人最重要的私有财产之一。在希伯来法中，有关土地的法律保护体现在：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一般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概念并不存在，人们拥有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名义上是神耶和华的财产，实际上归各家族分别占有和使用。土地一般不允许买卖，只能抵押, 不能完全转移，“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 ［1］119。而且在“禧年”要归还土地使用权。土地的使用权也仅限于家庭内继承，不得转让给外族。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土地私有才开始出现。二是对时效的限制。转让土地所有权的期限不是永久的，最长期限为50 年。如果有人因日益贫穷而要出卖土地是允许的，但土地不许“绝卖”，而且出卖后不仅卖主自己有权赎回，他的至近亲属也应帮他赎回。即使卖主及其近亲属一直无力赎回土地，那么在出卖土地后第50 年，即禧年，土地仍应无偿归还卖主或其继承人。“这禧年，你们各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1］119。三是对支付价款的约定。返还价款按照“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1］119
房屋、果园是希伯来人的又一种私有财产形式。私有财产同样有动产和不动产之分，土地和果园、房屋等均是犹太人的不动产；动产则主要有牲畜、谷物、园中所产的果实等。律法规定，不动产和动产均可自由买卖、交换、抵押。而“赎宅之例”按城邑住宅和农村住宅的区别，各有不同的规定。就城邑住宅而言，“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就农村住宅而言，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这说明农村住宅与土地买卖相同，卖方有到禧年无偿收回的权利。
此外，牛、羊、骆驼、衣物等，以及包括农产品，如谷物、果品、蔬菜等，均是犹太人的私有财产。根据《利未记》27：30－33、《民数记》18：21－32、《申命记》14：28－29 的规定，牲畜的增殖部分、农产品的收获部分应以“献祭”的方式缴纳给“神”这一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即要向祭司和利未人缴纳什一税。这被认为是后世“什一税”的来源。
三、关于债的规定
希伯来法中对有关买卖、借贷、雇佣、租赁、寄托等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均有规定。但由于希伯来人观念上反对重利，商品经济尚不发达，这些法律规范仍处于初级阶段。
希伯来法对买卖契约的规定，相对比较具体些。有关买卖标的的规范，除了“地不可永卖”外，能够买卖的不仅仅可以是一般的物，如房屋、葡萄园等，而且也包括人。有关买卖过程的规范，买卖必须是公开的、自由的、任意的，不得欺诈。否则要处以刑事处罚，“必要把他治死”。《利未记》对“在交易上行了诡诈”的情形，也有类似的视为犯罪的规定，且“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1］97这一处理方式也说明，希伯来律法尚未完全脱离“刑民混合”的早期法律特征。有关买卖对价的规范，希伯来律法中的买卖协议是一个类似现代的双务合同，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是彼此对应的，通常以银子为支付手段。其效力是得到神的保护的，双方不得违背约定。有关买卖形式的规范，希伯来律法并未作具体要求。究竟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视买卖的标的而决定，有关田地、城邑、房屋和葡萄园的买卖，“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证人”［1］724。
雇佣契约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律法中仅有三处提及：一是律法规定所雇佣的受伤或致死时，“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1］74。二是工价的给付，“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 ［1］112， “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1］190。围绕工价给付方面所作的规定，说明律法还比较注重公平。但就整体而言，雇佣关系方面的上述规范，大体地反映了希伯来法在民事关系上的法律认识与实际处理尚处于混沌状态。
出借契约的规定也相当简要：一是鼓励借贷行为，但将放债取利当成是对别人财产的侵吞，在同胞之间借贷禁止收取利息。在犹太社会早期，出借多是为了济贫，帮助他人延缓穷困的方法之一，且七年之后就是豁免年，与本族人的出借债务将一笔勾销。借给外邦人，仍可以追讨，收取利息，并受律法保护。二是出借标的一般是钱财或粮食，极少有商业性质的租赁行为。三是每逢安息年和禧年，借贷及抵押一概不得追索（外邦人除外），债务奴隶也可获得自由。四是重视出借关系中出借人管理出借物的义务，即毁损其形、致使其灭失，均须赔偿。如《出埃及记》 规定，“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1］74而在有偿使用借贷关系中，如果借用物因自然原因受损或灭失，借用人不负赔偿责任。五是强调出借人（即本主）的担保义务，即出借人有持续保持标的物的品质义务。律法中对出借关系的核心内容——应获取的利益未给予必要的关注，甚至几乎没有提到它。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当时的希伯来社会经济发达程度不高，这也限制了希伯来法民事规范的发展水平［4］。
寄托契约的规定，律法中仅两处涉及，一处是《出埃及记》强调道：“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1］74。另一处是《利未记》 提及：“……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人交付他的，……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1］97这些零散的规定意味着，当时能够成为寄托标的物的可以是钱，也可以是实物。对于寄托关系，受寄人负有保管义务。一旦保管物丢失，受寄人应当给予赔偿。
四、有关担保物权的规定
在希伯来法中有两种借贷形式有可能产生财产的抵押，一种是借债人承诺了出贷人一个借贷还款期限，另一种是不转移占有地抵押。后者是除非借用人拖欠债务或无法还清借贷，否则抵押物占有权仍旧属于他。在这一种抵押中“抵押”就是对其违约或未履行债务的一种事先保证。
在犹太社会，就抵押品的范围而言，一般物品均可以用以设定抵押，包括田地、葡萄园、房屋以及人身。但《圣经》对借贷时的抵押担保又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磨石等不能用作抵押品，“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作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作当头”［1］190；有些个人仅有的财物如只有一件衣服，那么这一衣裳斗篷作抵押品时，对方必须在日落之前归还。律法甚至还规定寡妇的长袍不能作当头，“你们当中贫苦的向你借钱，你不得从中收利，如果他把衣服抵押给你，日落前你要把衣服还给他。”［1］190律法还指明如何交付抵押品以及抵押权的设定与消灭。对方违约或欠债不还，债权人可以取得抵押物，但规定“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1］190。显见，希伯来法中要求抵押权的设定与实行必须在屋外进行，甚至必须在见证人面前进行。而且债权人只能等待债务人自行交出担保物, 而“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质物” 。
“抵押品的存在奠定了信贷的基础，保证了借贷的顺利进行。”［5］这是一种一般的扣押权，有利于出贷者。在希伯来社会，当欠债人无力偿付债务时，出贷者就能占有欠债人的抵押财产。根据扣押权，出贷人可以将这一财产易手给另一需要这一财产的人，而受让人必须连本带息偿清那笔欠债。产生于希伯来律法的抵押，被后人称为“犹太人的抵押品”成为西方法律的一个专用名词，西方民法中英美法系的扣押令就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必须指出的是，希伯来法中也有规定取消抵押赎回权的法律手段。犹太人扣押权的概念与“典当”概念是有着重要区别的。因为按照希伯来法，就放贷人将借债人的抵押品转让他人的权利而言，有一个重要限制，即只要借债人拥有足够的资产表明他能偿清债务，那么放贷人就不能将他的抵押财产转手。例如，一般情况下借债人的土地只是作为他偿付债务的保证，唯有在借债人无足够理由证明自己能偿清债务时，他对这土地的权利才是第二位的。又如，如果以人身抵押，其赎回的价格就像工人每年的工价，照年数计算加以偿还。
犹太人在汲取以往各文明过程中，前所未有地将法律与信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法律更大的崇高性。法律将上帝与犹太人维系在一起，上帝的至高无上赋予了法律神圣的地位，这也是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赋予了如此至高的地位。虽然希伯来律法形式上尚不够系统甚至有些凌乱，但是有些相近条款的规定则更为清晰，其民事权利义务更为公正，民法精神也更为凸显，它以博大精深的道德体系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和民事活动中所必须共同遵从的行为准则，弘扬了以法治民的朴素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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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Civil Law Thought in Hebrew Law
LI Chun-hua
(Economics College, Anhui Technology University ,Liuan 237143, China)
Key words: Bible, Hebrew law；civil law thought
作者：李春华
古代东方民法研究论文 篇2：
《民法典》的创新和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摘要：《民法典》物权编是充分吸收《物权法》精华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提升。《民法典》物权编新设了居住权，利于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和“以房养老”市场的发展;完善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有利于促进物业管理效率和服务品质的提升;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关键词：居住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民法典》是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保障。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正式步入了“民法典时代”。《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
回顾人类文明史，从公元前1776年古巴比伦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到1804年《拿破仑法典》颁布，再到1990年《德国民法典》的实施，在大国繁荣昌盛的辉煌时代都会留下伟大的制度成果。5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出台一部适应时代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恰逢其时。
1《民法典》与《物权法》
《民法典》是在《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及《民法总则》等各民事单行法基础上编纂而成，在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以后，原各民事单行法均将同时废止。《民法典》物权编是在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的基础上，坚持尊重科学规律、立足本土实践、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对所有权、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等制度进行了调整和创新，必将对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民法典》物权编的变化与创新
2.1新设“居住权”，完善住房权利体系
所谓居住权，是指以居住为目的，对他人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所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最早诞生于罗马法，具有强烈的人身色彩。罗马时期的居住权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家庭成员“生有所靠、老有所养”的问题。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居住权因适用面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终未被纳入其中。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规范居住关系，保障权利人居住需求日益迫切，《民法典》在用益物权中首次增设了 “居住权”。第一，居住权的主体严格限定于自然人。《民法典》物权编将居住权定义为：“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在“满足生活居住”目的限制下，居住权人只能是自然人，而非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并且自然人原则上不能以生产经营目的取得居住权。《民法典》物权编第369条规定：“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居住权设立以无偿为原则，但留了有偿性的例外。《民法典》物权编第368条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大陆法系的人役权具有长期性和无偿性的特点，但从比较法来看，德国等欧洲国家民法典也设置了有偿性的例外。我国《民法典》允许有偿设立居住权有利于所有权人的财产得到最充分利用。第三，居住权具有时间有限性和不可转移性。居住权是特定自然人的用益物权，自然人的生存期限即为居住权的最长期限。《民法典》物权编第370条规定：“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作为一种人役权，罗马法中明确规定其是不能让与的权利。《民法典》物权编第369条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第四，居住权可以通过合同或遗嘱方式设立。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第367条和第368条规定，通过合同设立的居住权，当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第371条和230条的规定，居住权自遗嘱生效时设立。
2.2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范物业管理行业发展
《物权法》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上的规定有利于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但仍存在利益失衡和表决方式不合理的问题。《民法典》强调私权保障，从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业主权利角度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做了更加细致和完善的规定。第一，增加了居委会指导和协助业主大会的义务。《物权法》仅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具有指导和协助义务，未直接规定居委会具有此项义务。《民法典》物权编第277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第二，优化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表决规则。对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物权法》的规定是“面积和人数双过半同意”（即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重大事項“双过三分之二同意”，通过条件较为严苛，实践中因部分业主不参与或无法联系而导致无法快速形成有效决议。《民法典》降低了表决通过的门槛，计算方式改为“专有部分面积占比”，计算基数是专有部分面积而非建筑物总面积;一般事项经参与表决的业主“双过半同意”，相当于整体专有部分面积占三分之一以上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业主同意;重大事项经参与表决的业主“双过四分之三同意”，相当于是整体专有部分面积占二分之一以上业主且占总人数二分之一以上业主同意。第三，明确了业主共同部分经营收入归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2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擅自进行经营性活动，权利人可以要求行为人将扣除合理成本之后的收益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业主共同决定的其他用途。”《民法典》吸收了这一司法解释并进一步完善，第282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第四，增加了催缴物业费的禁止性行为。过去因缺乏法律明文规定，不少物业公司在物业合同中会约定以断水断电的方式催收物业费，严重影响业主基本生活。《民法典》第944条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2.3对住宅用地使用权届满续期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保障“户有所居”
《物权法》第149条虽然规定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动续期的规则，但未就如何续期作出具体规定。《民法典》第359条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第一，自动续期不等于永久续期。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法定的用益物权一般都有使用期限。如果将其界定为永久续期，就几乎等同于永久的所有权，这与我国坚持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和底线相冲突。第二，未明确具体续期期限。当前虽然已经出现了部分城市住宅用地到期的问题，但绝大部分地区的住宅用地距离70年仍有很长的时间，而且房屋一般的设计使用寿命是50年，所以本次《民法典》仅规定了自动续期的原则，而未明确是续期的次数和时限。第三，续期是有偿的。无偿自动续期有违市场公平，也将加大房地产投机行为，不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至于续期费用是采取土地出让金标准还是从社会福利和保障民生角度综合衡量则需要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订过程中做更深入的研讨。
3《民法典》物权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3.1有利于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和“以房养老”市场的发展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第3款规定：“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这是我国对居住权最早的表述。此后居住权在《物权法》的立法过程中，因争议较大而搁置。随着近年来我国住房供需结构性矛盾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在物权中增加居住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次《民法典》新设“居住权”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体现，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住房产权结构，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和“以房养老”市场的发展。
由于当前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租赁关系不稳定，极大地限制了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相对于租赁这种债权性的住宅使用方式具有更强的对抗效力，可以
有效地保障租户的居住权利不被出租方随意侵犯。2014年6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宣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市开展“以房养老”试点工作。但由于传统观念束缚、房屋产权以及法律保障等问题，试点效果并不理想。居住权是在所有权、财产权实际并未转移的情况下，仅用益物权的转移。收入紧张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办理登记手续取得居住权，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特定机构，从而获得相应的收入以安度晚年。
3.2有利于促进物业管理效率和服务品质的提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乡社区是居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物管矛盾一直都是我国城市小区治理的老大难问题。原先利用共有空间增设停车位、共有基础设施上的各类广告和出租共有空间是物业公司在小区共有空间上获得收益的三大主要来源。《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并未对收益的使用方式作出明确规定，物管企业的操作空间较大。《民法典》明确规定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属于业主共有，并且降低了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门槛，进一步完善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有利于激发社区自治的活力，促进物管企业管理效率和服务品质的提升。
3.3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
古代思想家孟子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在我国土地出让制度确立20多年后，由于顶层设计的先天缺陷，青岛、温州、深圳等城市早期出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出现了到期的问题，并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物权法》在制定时曾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问题做过研讨，但因争议过大，仅在第149条中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对于住宅用地使用权的续期期限、是否收取费用等问题则采取了回避态度。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产权保护意见》）指出，
“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動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2016年12月8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少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问题的复函》确立了“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不收取费用”“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的“两不一正常”的过渡方案。《民法典》在《物权法》的基础上，按照《产权保护意见》的要求，明确了自动有偿续期原则，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下了定海神针，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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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立 魏凌
古代东方民法研究论文 篇3：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当代民法文化建构
摘 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内涵及法治价值目标影响着民法文化的内涵与特质。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构当代民法文化具有必然性但也存在现实障碍。要建构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法文化必须采取两项对策：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倡导自由主义精神，建立并完善市民社会；以民法文化的基本理念净化传统文化与道德，建构一种融传统文化与道德和民法文化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民法文化。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法文化;市民社会;自由主义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内涵及法治目标
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古老概念。从古至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以自身独具特色的文明为出发点，诠释着对和谐社会的理解，抒发着对和谐社会的美好憧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一个专属于当代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它既汲纳了几千年来人类对和谐社会蓝图的理想，同时又有机地结合了我国当代的现实国情，也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蕴含着两层含义：其一，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着“和谐社会”的性质，和谐社会由理想变为现实，取决于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所自觉进行的伟大实践，其成果也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其二，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安定有序的状态。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内涵，“从经济层面看，是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相对安康的社会；从社会层面看，是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比较合理，能够保证社会基本公平和正义，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收益，具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从政治层面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比较健全、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完善的社会，是政通人和、稳定有序并且充满活力的开放社会；从法制层面看，是法制健全、社会秩序良好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是政府依法治国、组织和个人依法行事、社会关系依法调节、人们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文化层面看，是社会团结、文化繁荣、诚信友爱、道德风气良好、人们心情舒畅、社会各方面能够形成基本价值认同的社会；从其他协调发展层面看，也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能够相互促进的社会。”［1］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为我们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目标：“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同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人为本和民主法治等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民主法治原则，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出发，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目标，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民法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民法是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连接最为紧密的法律部门。民法的理念、原则和规范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生活的基本规则和社会成员对权利的向往和追求，因此，民法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的保护神，其本身就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价值。民法制度的健全与发达与否，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在我国现阶段，民法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民事活动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隔着一段距离。我们通过借鉴和移植发达国家悠久而完备的民法制度，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法制度，但这些制度并非如想象中那样能充分地发挥效用，有时反而在实践中更多地被空壳化和边缘化，了无生气。实践说明，“中国法制不能仅仅按照理论上论证的那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或者外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建立。”［2］我们的民法制度虽然初步建立，但却缺乏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民法文化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不仅具有文化的表征和意蕴，而且其建立和生存也要以文化为基础。法律作为一种人类秩序，更需要文化的支持。文化语境决定着人们是否认同法律，决定着法律是否能发挥其预期作用，因而决定着法律的生命。”［3］笔者认为，中国的民法制度只有建立在自己的民法文化和本民族认同的民法价值理念上，才能成为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制度，才称得上一个成功的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民法文化，我们应当如何建构自己的民法文化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民法文化的内涵及特质
民法文化既具有一切文化现象的共性，又具有其作为法律文化之一种的个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法文化是人类的一套概念系统或认知系统，但同时，民法文化又极具个性。民法文化是私法文化，以历史的眼光观之，其孕育、产生于古罗马社会简单商品经济和自然法思想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成形于近代西欧，从人本主义和启蒙思想等西方近代思潮中汲取营养；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茁壮成长，并在当代广播全球，蔚为壮观。目前，学界对民法文化概念的解读以江平、苏号朋的界定较具代表性：“民法文化是指以市民社会和政治民主为存续前提，以自然法思想为哲学基础，以民法特有的权力神圣、身份平等、私法自治之理念为内涵，运作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社会普遍心理态势和行为模式。” ［4］可见，民法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气质。笔者拟从民法文化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哲学基础进行一简要探讨。
首先，民法文化形成和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商品经济。民法文化孕育产生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法制度中，古罗马社会为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和机会。罗马人因地制宜，凭着智慧、勇敢和强悍建立了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商品大社会。在此基础上，罗马人创造了系统、完善的罗马法。恩格斯曾指出，“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5］“民法”一词则渊源于罗马法之市民法［6］，是市民社会里规定私人（市民）相互之间关系的普通法，也就是规定私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普通法［7］。正是基于庞大的平等交换的需求，才产生了人们都自愿一体遵守的调整“私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普通法”，并通过这一“普通法”来保证商品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因此，没有简单商品经济的物质基础，就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罗马法，也就不可能孕育产生早期的民法文化。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使民法文化的生长陷入停滞阶段。这一现象也从反面证明，以西欧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无法为民法文化提供物质养分。随着近代西欧城市的兴起，工商业和商品交换又逐渐复苏和发展起来，市民阶级由此产生。新兴的市民阶级和其赖以生存的工商业需要确立一套全新的规则来确认和保护交易主体的身份平等和商品交换的公平，以此来阻却和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的垄断。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交锋逐渐演变为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最终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通过制定法律规则建立商品大市场、保护和促进自由贸易、发展商品经济为结局。透过西欧近代波澜壮阔、急剧变化的历史可知，民法文化始终是商品经济的文化旗帜，它不仅忠实地代表和阐扬着商品经济的法律诉求，也是近代西欧先进文化的代表；同时，商品经济又滋养着民法文化，令其内涵不断博大和丰富，民法文化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其次，民法文化形成与传播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文化是市民社会的主流文化。“市民社会”一词与民法文化皆源自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人已经对“市民社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诠释。而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则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在吸收近代思想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地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马克思将这一概念进行了科学的整合与完善。他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非国家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秩序、结构和过程［8］。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考察人类历史，那种“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实际上在古罗马社会已经初步显现。随着适应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古罗马社会出现了“市民”这一特殊阶层。市民阶层依靠商品交换而生活，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崇尚个人自由、平等，因此，市民阶层就是生活在这一非国家的特殊领域——市民社会中的。古罗马社会虽然经历了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发展演变，但市民阶层始终能够捍卫自己相对独立的“私人自治领域”，这在欧洲中世纪是无法想象的。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封建专制社会中，市民社会完全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个人淹没于等级身份秩序之中，人性淹没于神性之中。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的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从而完成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8］73。同时，政治国家成了捍卫市民社会独立性、保障个人平等而广泛地参与其创制并共享的公共产品，充当着保障市民社会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秩序的“守夜人”，“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5］(2)321。由是观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二者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制衡。
第三，民法文化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思想。民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其哲学基础和思想源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自然法思想在大陆（指欧洲大陆——笔者注）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促成从18世纪以降的总括性体系的法典编纂（Naturrechtliche Kodifikationen）的原动力。”［9］实际上，从古代罗马法直至近代以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一系列民法典，无一不是以自然法思想为其精神支柱。自然法思想，“发源于古代希腊，其核心是强调神法和理性法的无尚权威，以及他对人类制定法的支配力，强调法律所应当体现的公平和正义，强调法律对当事人的自然权利的保护。”［10］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理性是一种遍及宇宙的万能力量，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古罗马法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朴素的自然法观念，并将其融入和体现在其法律制度中，成为罗马法的思想基础。西塞罗认为，“自然是正义的基础”，“除了自然的规则，没有其他规则能使我们区分善或恶的法律，”自然法的本质是正确的理性，理性是人区别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标志［11］。
进入近代，欧洲成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下。古典自然法学家发展和充实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他们以个人的自然权利为出发点和核心，阐述了全新的、系统的人本主义法哲学观念，成为整个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自然法思想“在其所经历的缓慢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将其侧重点从那种以人的社会性为客观基础的理性法转向强调这样一种论说，而其间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人的‘自然权利’、个人志向和幸福”。自然法思想成为人们冲破中世纪的束缚，追求个人权利自由，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古典自然法学还掀起了一场席卷欧洲的强有力的立法运动，以此为哲学基础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法典》、《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通过赋予其效力范围内所有的人以一定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实现并实施了古典自然法学派所提出的某些基本要求［12］。
进入现代，自然法思想的精髓依然以民法典为主要载体，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阐释和传播着新时代的平等、自由、权利与和谐。
三、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的必然性
通过对民法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的分析可知，民法文化是一种产生于西方社会以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存在为前提的法文化现象，这种特质的法文化现象显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难以觅其踪迹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但无法形成民法制度，更无法产生相应的民法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才渐渐意识到民法制度之于国家和民生的重要性，但民法文化的建构却被遗憾地忽略了。当人们茫然于制度本身的完善并未带来制度的严格执行与恪守时，民法文化建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便凸现出来。于是乎，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法制的存续只靠制度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的支撑”［3］1。民法的繁荣须以民法文化的繁荣为前提，须以社会大众形成基本的、一致的民法心理认知与行为模式为先导。
那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主旋律下，我们能否建构自己的民法文化呢？诚然，民法文化生成的土壤在西方，但民法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却早已超越西方的地理范围。在当代社会，民法文化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价值追求，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诉求，其进步性和发展方向是人类获得政治解放和平等、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民法文化作为一种开放的和发展的文化体系，正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被赋予新的内涵。因此，可以说，民法文化在历史的意义上是西方的，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是全球的。当前，中国作为一个以加速度快步融入世界潮流的大社会，作为一个正在以大陆法系为模式建构和完善自己民法制度的大社会，当然也必然能够拥有自己的民法文化。这种必然性至少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民法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商品经济正在逐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意味着：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配置社会资源；以法律确认和维护市场主体身份平等和公平竞争；以法律制度明确产权界限；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自决权，使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信条成为市场经济和市场交易的重要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经济成分的复杂化和所有制关系的全面改革，直接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使社会主体和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
其二，政治的民主化正在逐步推进。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的需要，我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也在逐步推进，这主要体现在适度分权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实现了党政分离和政企分开，政府权力正在逐渐下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的过分集中和垄断，促成了“合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大量涌现，使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形成了各自相对确定和明晰的存在领域。
其三，个人的权利、平等等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并逐渐强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这推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催生了个人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个体主体意识。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平均保守、依赖无为等传统观念逐渐被个性解放、平等自由、开拓创新等新型价值观念所取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所应当具有的价值观和主体意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渐强化。
四、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的现实障碍及对策
民法文化在我国当代社会的建构有其必然性，但其面临的障碍却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些障碍主要来自旧体制的影响和传统文化与道德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在初创阶段，商品经济社会尚未形成，计划体制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仍在无形中对市场经济建设产生负作用，妨碍民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完全吞并了市民社会，一切皆以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只见国家，不见个人和群体；多见权力，罕见权利，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滞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1992年10月，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思维远未消除，国家主义仍在民事领域发生着实际影响。“国家主义在民事领域内的存在致使国家与社会关系长期严重错位，国家主义将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忽略社会自身的调节功能，意图用国家暴力支持的国家权力来解决一切社会冲突与利益矛盾。国家主义的流弊还在于对民事主体权利的漠视，过分重视对政府主管机关的权力赋予，而较少关注对个人权利的确认和救济，权力和权利关系配置失衡。国家主义还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给予差别待遇甚或歧视待遇，这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及社会中间层的培育产生了不利影响，进而导致行业自律、互律的困难，致使市场自治不能。”［3］5总之，国家主义的权力本位倾向常常使国家恣意地进入市场主体的自由领域和侵犯市民社会的自治空间，国家和社会、干预与自由、公域与私域之间的合理界限常被打破［13］。民法文化赖以形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在国家主义大行其道的环境下，其生存和发展举步维艰。
面对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阶段的现实国情和国家主义对民事生活的过多干预和影响的现状，笔者以为，要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就应大力提倡自由主义，以自由主义来消解国家权力对民事生活和个体权利的直接干预，以自由主义来捍卫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以自由主义来保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对稳定的界限与距离。自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灵魂，是民法文化的基本理念之一。倡导自由主义就是倡导国家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基本尊重，倡导政府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逻辑，尊重市场参与者的基本权利。这就是说，在我国，只有拥有了一个相对完善、发达的市民社会，才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法文化。而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如果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自保持独立，两者达到一种平衡，人民就享有自由。如果政治国家完全吞并了市民社会，那就是专制主义。如果市民社会完全吞并了政治国家，那就是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不令人愿望的，只有自由主义才是中国的选择。”［14］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够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和谐相处，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和谐相处。
对于政府而言，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在很多场合只充当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不过多干预市场的自治活动，只是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干预，而非大包大揽。因此，贯彻自由主义原则，改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为市场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是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的必由之路。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因素也制约着我国当代民法文化的形成与建构。植根于自然经济土壤之中的儒家礼法文化与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心理的影响是长期和持续的。儒家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治思想形成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身份等级观念，造就了一个以家族为社会基本元素、忽略个人存在的义务本位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的个体主体意识丧失，权利意识、平等观念匮乏，个人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难以形成追求正义和公平的行为模式。这与民法文化所倡导的重视个人自然权利、提倡平等的自然法观念完全背道而驰。当代社会中，这些余毒仍在潜意识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继续充当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潜规则”、熟人社会、关系社会、拜权主义等现象，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观念所赐；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培植亲信、论资排辈、群带关系、情面关系等现象和风气，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因素的衍生物；法律实施状况的差强人意，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现象的比比皆是，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观念发生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才能远离这些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呢？传统文化和道德由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一种牢固的道德规范体系和强大的思维惯性，国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它。笔者以为，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应因势利导，以民法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净化传统文化和道德，去除其中的消极因素，建构一种融传统文化与民法文化基本理念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当代民法文化，使传统文化与民法文化和谐相处，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律应当担负历史的重任。相对于经漫长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和道德观念而言，法律是一个形成时间相对较短、独立于道德体系的规范体系，同时，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和价值理念的传播介质和载体，通过法律创造这一途径确认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进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运用法律的强大功能促成文化和道德的更新，不失为抑制和消除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民法文化的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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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Law Culture in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WU Zhifan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Chengdu 610074, China)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and legal target of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By anatomiz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law, it aims to analyze the inevitability and present obstacles of civil law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China. The thesis proposes two suggestions for civil law culture: first,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e should advocate liberalism, construct and perfect a civil society. Secondly, we should also purif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rality 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civil law culture and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civil law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Key words: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civil law culture; civil society; liberalism
本文责任编辑：汪世虎
作者：吴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