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法律研究论文

摘要：自2017年10月《民法总则》颁布施行以来，关于遗失物制度中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法律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遗失物制度中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得出在发生遗失物返还纠纷时，现行立法体现出了明显滞后性的结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法法律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法法律研究论文 篇1：

《民法典》居住权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民法典》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居住权制度，迎合了人民的居住需求，在制定过程中虽有少数反驳声音，但大多数人都是热切期盼它的到来。居住权的设定保障了特定群体的住房权益，充分发挥了房屋的利用价值，满足了司法裁判的需要。但为之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居住权制度的一些问题，如设定方式局限、客体范围不明确、居住权人利益受限、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等，这些问题容易导致在司法实践实施中的困难，引起居住权纠纷，因而需要从其性质和必要性出发加以分析，并探究其出现的问题与完善措施。

关键词：居住权;人役权;制度完善

人役权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时期崇尚家长制为核心，家庭的一切事物和财产都属于家长，在继承方式上概括继承制是其沿袭的传统，其他人员没有自己的财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解放，不少奴役和丧夫女子没有房屋居住，给国家的社会治安和财政负担带来巨大的挑战，古罗马法学家因此创设了居住权，使得非财产继承人也可以享有在房屋长期居住的权利。我国此次《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修订经历了从2002 年《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中以8个条文首次规定了居住权制度到后来删减没有在《物权法》中规定，一直伴随着诸多的争议，如今也算是尘埃落定。那么，对于居住权制度的6个条款如何理解，又有哪些规定不明需要完善之处，本文将详细予以阐述。

一、居住权的定性

（一）居住权的人役权性质

人役权即特定人利用他们所有物的权利。要想判断居住权是否符合人役权的属性，就需要从人役权的性质来探析。人役权具有以下几个性质与特征：（1）期限性。人役权区别与所有权的一大重要特点为时间性，人役权一般有时间期限，如果合同没有约定一般推定为权利人生命终结时，而所有权则一般没有时间限制。（2）无偿性。人役权通常是给予具有亲属或者血缘关系的人，没有市场交易行为，具有无偿性的特点。（3）不可转让性。由于其制度设立初衷在于保护弱势群体，发挥社会职能，有学者认为居住权具有高度的人身性，如若将人役权定义为可有偿或者可交易，均不符合人役权的制度设计初衷[1];居住权具有期限性、无偿性、不可转让性的性质特征，因此属于人役权的范围。但在我国只有地役权没有人役权，我国居住权制度的整体设计与构建多是借鉴大陆法国家的人役权，但在《民法典》草案中曾囿于比较法的经验对居住权进行了较为封闭严格的限制，强行禁止转让继承房屋。最终颁行的《民法典》369条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虽对权利没有进行完全限制，允许自然人可以通过合同进行例外规定，但主要原则还是以禁止转让为价值标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居住权不再只是为了保障弱势群体“住有所居”而也可以有一定的经济属性，为以房养老、投资需求等多元房屋利用方式提供可能，不单直接作为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公共政策，更应该体现民法的自治性，赋予民事主体自由权。居住权的设立人并不一定是自然人，还可以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突破人役权的限制，可以为后续居住权的发展奠定基础，促进市场经济的高效发展。

（二）居住权的用益物权性质

一开始居住权仅仅作为一种债权，直到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将这三种权利规定在人役权中[2]，确定其为一项重要的物权制度。物权的属性有以下几方面。

1.对世排他性。居住权排除他人对居住权人的居住权利进行侵害，任何人不得未经居住权人同意干涉其居住权。

2.绝对权。区别于债权的请求权，物权不需要请求他人协助完成，对物具有直接支配力，可以对物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

3.物权请求权。当有人侵害权利人的居住权时，居住权人享有请求其停止侵害、恢復原状或者损害赔偿的权利。根据罗马法分类物权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居住权对于物没有处分权利，不属于所有权即自物权，所以人役权属于他物权，具有用益物权属性。

二、居住权设立的必要性

（一）保障特殊群体的住房问题

自古以来住有所居就是中国一贯的文化传统，而由于不断攀升的房价、计划经济分房政策的取消，出现很多诸如离婚丧偶的特定人群无房居住的情况，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性。居住权的出现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不能让这些特定人群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却能够在房屋长期无偿居住直到去世。这一制度解决了现存的住房紧张这一重大问题，满足了许多老人想要把自己房屋留给妻子、保姆和以房养老等需要，保障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居住权益，有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与社会的统一稳定。

（二）充分发挥房屋的利用价值

居住权的设计使房屋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产生了另一种新的房屋利用方式，即房屋所有人可以通过合同或者遗嘱的方式将房子让与他人居住，既满足了民事主体的意愿，又实现了房屋价值利用的最大化，另外让许多拥有投资性住房，家有余房的人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即使现在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居住权原则上禁止转让、租赁，但在不远的将来其经济利用价值还是可以实现的。比起租赁权，居住权是物权、绝对权，可以排除他人妨害，具有长期性，必须经过登记才可以实现，对于权利人保护效力更强，且对于居住权具有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更好地实现我国住房稳定的社会需要;租赁权是债权、相对权，时间短变化多不具有此优势。因此，居住权满足了居住权人、所有权人和第三人利益要求，增加了多样化的房屋利用方式，提高了房屋的利用价值与效益。

（三）司法裁判的需要

在以前的司法裁决离婚诉讼案件中，一方大多是女方因没有自己的住房而生活困难，法官处于保护、同情弱者利益的价值导向，按照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裁决，判决弱势一方对房屋享有暂时居住的权利。但是这种判决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造成“向法律原则逃窜”的嫌疑，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不利于国家司法的公信力与权威性。《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规定为法官判案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规范司法裁判行为，对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居住权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一）设立范围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其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规定。”根据法律规定，要想设定居住权只有合同和遗嘱两个方式，没有其他的方式，排除了法律设定和法官设定的可能性，其设立方式的确定初衷偏向保护在婚姻家庭继承中特殊主体没有住房的问题。但是仅靠这两种方式对居住权的设立范围并不周延，可能使弱势群体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大量离婚案件中，无房的妇女一方为弱势群体，但她们在地位上处于弱势，很难与有房的强势一方达成合同合意，也很难通过遗嘱的方式取得居住权，因此，只有这两种设定方式无法真正解决特殊群体的住房问题，不能发挥居住权的应有之意，应增加居住权设立方式的范围，可以通过合同方式、遗嘱方式、法官设立、法律规定四个方式来设立居住权，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规定居住权，以利于更好保护特定人群的利益，实现立法的原则与本意。

（二）客体规定

根据《民法典》规定，对于客体只能是他人的住宅，首先是住宅的范围，住宅的范围可以仅仅包括住宅，可以是包括住宅及附属的设施设备，因为其附属的设施与居住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规定不明确会给居住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笔者认为，参照租赁权的规定基于法律体系应当统一化的考虑，居住权的住宅范围应当包括住宅区域和其附属设施。诚然，住宅作为独立的单一整体，只能在其上设立一个居住权。但是有时一幢住宅不等于单一的居住空间，所以是否允许在一栋住宅上设立多个居住权[3]，存在一物多权这种更加充分利用房屋效益价值的居住权利用方式，如果当事人均协商同意设立多个居住权，法律不应强加规范，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治性，符合民法平等自愿的基本原则，也有利于刺激市场活力，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居住权人的权利义务

1.居住权人的权利。居住权人应对物享有占有、使用、处分、收益这四项权利。占有权是居住权作为用益物权的应有之意，是基本的权利，也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使用权范围从居住人的生活和立法本意考虑应包括住宅及附属设施。而对于处分权和收益权在《民法典》中做了限制性的规定，《民法典》第369 条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制度设计的目的，对于房屋禁止转让出卖，原则上禁止租赁，除非当事人经过合同约定。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居住权可分为社会性居住权和投资性居住权。主要的立法目的仍然是要保障特殊群体的住房权益，以社会性居住权为主要原则。而对于投资性居住权则是例外规定，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事主体私法自治的范围，使其不能自主地利用行使权利。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如今高速发展的中国，我们对于居住权因可处分性而获得活力，让市场上的主体在自由的环境下自由选择，实现效益与自治的双重目标。此种模式也有利于缓解我国一直以来过分关注土地权益而造成的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局面。

对于租赁人和共有人按照法律规定均享有对房屋的优先购买权即房屋所有权人将房屋出卖时，居住权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购买自己所居住的房屋，而对于居住人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在《民法典》中没有给予规定，那么居住权人是否应当享有优先购买权呢？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进行分析：（1）法律体系：租赁权作为债权对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那么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法律规则，居住权应享有优先购买权，这有利于实现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2）现实需要：相比于租赁权的短期性，居住权人房屋居住一般如果没有合同约定应推定为生命结束之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对于房屋的各项设施使用熟练、有感情，能够更好地保护房屋。同时，从市场交易的效率来看，将房屋卖给居住权人减少了对于购买人联系、签订合同、磋商等一系列问题，节省了大量时间与交易成本。但是居住权人和租赁权人还有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行使先后顺序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容易造成一物多卖的纠纷产生，也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实践问题。因此，要对优先购买权的顺序问题进行规定，租赁权人和居住权人从居住时间与权利性质来看，居住权人应享有优先于租赁人的购买权，而对于共有人来说，共有人是对房屋享有部分所有权的人，应享有优于居住权人的优先购买权，所以三者排序应为共有人优先，其次是居住权人和租赁权人。

2.居住权人的义务。一是合理使用的义务。居住权人应积极维护房屋的各项设施设备，保护房屋的基本结构与用途不发生改变，在合理范围内享受权利;不可未经所有权人同意随意更改房屋的基本结构，损害房屋。二是承担必要的日常费用。居住权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日常生活所要支出的诸如水电费、物业费、房屋破损等必要费用由居住权人承担。三是返还住宅的义务。居住权人享有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在居住期限截止后应将房屋归还给所有权人，并且要保证住宅的完整性与质量性。

结语

《民法典》中关于居住权的制度弥补了物权法当时想要加入居住权却没有成功实现的遗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定群体的居住问题，保障了他们的利益，并充分实现了房屋的利用价值，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房产利用方式，为司法裁判提供了依据。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居住权的规定尚不全面，设立范围狭窄，客体规定不明确，居住权人的权利受到限制，不利于投资型居住方式的发展，限制了民事主体自治范围，还存在优先购买权顺序规则不明确等问题。法治的发展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希冀尽早完善居住权制度，更好维护权利人的权利，发挥居住权的制度优势。

参考文献：

[1]   汪洋.从用益权到居住权：罗马法人役权的流变史[J].学术月刊，2019，（7）.

[2]   黄积虹.构建《民法典》物权编居住权的思考[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9，（1）：98.

[3]   张妮，杨卓.居住权制度设立的必要性及完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学报，2021，（1）：70-73.

作者：金洛萱

民法法律研究论文 篇2：

民法典编撰背景下遗失物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自2017年10月《民法总则》颁布施行以来，关于遗失物制度中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法律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遗失物制度中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得出在发生遗失物返还纠纷时，现行立法体现出了明显滞后性的结论。因此在民法典遗失物制度的编撰过程中，只有充分贯彻公平与诚实信用等民事法律基本原则，不断完善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相关规定，才能更好的解决遗失物返还纠纷。

关键词：民法典；拾得人；权利；义务

一、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立法背景

纵观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历史长河，不难发现法律的制定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遗失物制度中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立法分析，对我国是否应在民法典中完善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立法展开了如下论述。

（一）国外对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立法及时代背景

在国外对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然而在罗马时代，由于物质相对匮乏，生产力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出于对统治阶级物权的绝对保护，即使在立法体系以及立法技术相对发达的罗马，也做出了拾得人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均不能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规定。而自罗马帝国瓦解以后，奴隶社会逐渐转变成为封建社会，在遗失物制度的法制发展进程中，最有代表性且对后世立法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日耳曼法。日耳曼法在充分借鉴罗马法的基础上，法的内容经历了从粗糙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其财产所有权制度中，首次规定了拾得人享有取得遗失物主体资格的权利，如日耳曼法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拾得人、国家与寺庙可以按比例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但令人遗憾的是，日耳曼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拾得人的利益，却始终受封建社会及原始氏族习惯的影响，法律的制定与施行都以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基本原则，体现了较强的统治阶级意志。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私人财产所有权得到了立法的全面保护。其中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国家，在借鉴日耳曼法相关规定的同时也做出了相应的变化，如德国法律规定在拾得人获取拾得物所有权之日起三年内，遗失物原所有人仍然可以基于不当得利向拾得人要求返还原物。如法国《物权法》规定海上及湖川上的遗失物完全归国家所有，沿海的遗失物拾得人可以享有1/3的所有权。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受罗马法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拾得人取得遗失物的主体资格，却肯定了拾得人享有遗失物的占有权。

（二）我国对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立法及时代背景

在我国古代，夜不闭户无人盗，拾金不昧道德高等社会现象成为了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治安好坏的衡量标准。在明朝以前，大多数朝代的立法均以物权优先为基本原则，要求民众将拾得的遗失物呈送官府，否则会构成犯罪受到惩罚，而在明朝初年，明律开始注重拾得人利益的保护，这种立法模式也被清朝所借借鑒并沿袭，如《大清明律草案》第1033条就规定了拾得人在特殊情况下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规定。然而我国遗失物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物权法》修订之初，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水平相对欠发达，加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拾金不昧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更渗透到法律之中，成为了公众所需实行的一种义务。

综上所述，由于受宗教信仰、社会习惯、法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遗失物所有权的立法中，并没有全面否定遗失物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主体资格。相比之下，通过对我国遗失物制度法治发展进程的梳理，发现我国在遗失物制度的立法中更偏向于对遗失物所有权人的保护，而忽视了拾得人利益的保障，现如今这种立法规定明显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人们的本心认知。因此笔者认为在民法典编撰的背景之下，完善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相关立法规定，不仅能减少遗失物返还纠纷的发生，还能对和谐社会的发展起到锦上贴花的作用。

二、国内立法现状及司法实务中的做法

（一）国内立法现状

在《物权法》颁布以前，遗失物制度被规定在《民法通则》第79条第二款中，但是由于经济水平的不发达以及立法技术的不完善，《民法通则》只是简单的规定了拾得人的返还义务与为此支出的必要费用由失主负担，对拾得人取得遗失物的主体资格以及拾得人的权利保障均没有做具体的规定。自《物权法》颁布后，《物权法》第109规定了拾得人的返还与送交义务，第111条规定拾得人的妥善保管义务与拾得人的民事责任，而至第112条才规定了拾得人可请求权利人支付为保管遗失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当遗失物所有权人发布悬赏广告时可请求所有权人履行承诺的权利。与《民法通则》相比，《物权法》对拾得人的义务与责任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但对拾得人的权利以及权利的保障程序均没有作出更详细的说明。也正因为如此，学界对我国《物权法》中拾得人义务现行，权利保障却缺失的立法现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相关规定与罗马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与我国《物权法》制定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罗马法制定之初处于奴隶社会，而《物权法》制定之初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探析拾得人能否取得遗失物所有权主体资格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概念是遗失物所有权人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它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社会公众多数人的利益，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遗失物所有权人缺乏注意义务导致物品遗失，在主客观上均应承受由于自己的过错所导致的后果。我们常说法理之外无外乎情理，我国《物权法》对拾得人义务先行权利却难以保障的规定过于严苛，才使得近年来拾得人返还遗失物的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二）司法实务中的做法

为更好的探究拾得人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有效的减少遗失物返还纠纷，笔者随机选取了裁判文书网中2008～2018年间以遗失物、拾得人、返还为关键词的30个案例为样本，发现在实务工作中，有21个 案例约占70%被判决拾得人返还原物，如若返还不能则赔偿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有9个案例约占30%，因原告证据不足，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对遗失物所有权纠纷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第一、当事人一方能举证证明遗失物的所有权归其所有，那么法官通常都会判决拾得人返还原物，其中如果拾得人为保管遗失物花费了必要费用的，遗失物所有权人需给付拾得人必要的保管费用，而对遗失物没有尽到妥善保管以及上交义务的拾得人，则需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当事人一方不能举证证明遗失物所有权归其所有的，则驳回其诉讼请求。

通过上述对我国遗失物制度立法现状及司法实务中典型做法的梳理，笔者认为在拾得人履行了《物权法》第109条至第111条的义务规定后，应该给予拾得人一定的权利，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找到遗失物往往依赖于拾得人的个人素养，但高尚的个人品格又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中如附条件给予拾得人取得遗失物的主体资格会大大增加拾得者返还遗失物的积极性从而减少遗失物所有权纠纷，不仅如此，还应明确规定拾得人权利保障的程序，以确保拾得人权利的实现。

三、对民法典中拾得人权利——义务构建的立法思考

通过前文对遗失物制度中拾得人权利与义务法制发展进程及我国立法现状的分析，在我国民法典中规定拾得人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是民之所向大势所趋，但是鉴于遗失物的特殊属性，对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立法规定我们仍然应保持着严谨的态度对待，在参照国外先进立法的同时，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紧紧围绕权利——义务——责任的立法体系，以实现立法的可操作性。而具体内容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遗失物为拾得人可拥有的物。根据物的本质属性及人们的一般观念，不动产几乎不具有遗失的可能性，因此在各国的立法中，遗失物仅限于动产而言。而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及物之所有权的交易安全，现代各国物权法还规定遗失物须是在法律规定拾得人可以取得的物。换句话说也就是并非所有的遗失物所有权都可以通过拾得人以拾得的方式取得，如与人身息息相关涉及隐私的物品、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流通或限制流通的物品、具有科研价值或历史价值的文物、专属于国家所有的动产等。以上述列举的物品要么涉及所有权人的隐私，要么对国家安全或其他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如果通过拾得这种方式取得遗失物所有权，那么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甚至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在民法典中应明确规定拾得人不能通过拾得的方式取得所有权的物的类型。

第二、拾得人须履行先行义务。鉴于拾得人对遗失物并不具有原始的所有权与支配权，而我国又没有取得实效制度或先占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更好的平衡遗失物所有权人与拾得人的利益，在遗失物制度中应延续我国义务先行权利后置的立法体系并根据动产价值的大小，对拾得人的先行义务又可细化分为可免除义务与不可免除义务。首先对价值较小的遗失物，可参照《德国民法典》的做法，金钱货币低于20元以下的可以免除拾得人的送交义务，其他物品除在性质上不可为拾得人获得的物之外，市场价值在20元以下的，也可免除拾得人的送交义务。笔者认为在遗失物价值较少又属于拾得人可拥有的遗失物的情形下，免除拾得人的送交义务，不仅可以减轻相关部门的工作，还有利于物之使用价值的产生。其次对于不可免除的义务，应是市场价值超过20元的物或拾得人不可拥有的遗失物。在此种情形下，拾得人在发现并拾得遗失物后应尽到《物权法》第109至第111条的相关义务规定，如通知、返还、送交、妥善保管等义务。

第三、明确规定拾得人的权利。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在遗失物属于拾得人可获得的物之前提下，拾得人履行了前述义务后，应明确拾得人享有以下几方面的权利：1.明确规定在遗失物所有权人表示放弃遗失物所有权或法定期间届满遗失物所有权仍然不明确的前提下，拾得人可获得遗失物的所有权。2.在拾得物是拾得人可擁有的物的前提条件下，拾得人在履行了本文所述的先行义务的基础上，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招领部门可根据遗失物市场价值的大小，通知拾得人向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遗失物不满足个税征收起点的，则可以不用缴纳相应的税款，反之则应向国家缴纳个人所得税，在拾得人缴纳相应税款后可以依据交费凭证向有关部门领取遗失物即获得遗失物的所有权。

第四、明确规定拾得人的权利保障机制。在法学界，我们常说实体权利的真正实现，离不开程序的保障。因此在民法典中应明确规定拾得人的权利保障机制，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1. 明确规定遗失物的保管、公告的发布主体只能是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部门，且明确规定该公共管理职能部门具有妥善保管、在法定期间内发布认领公告及登记、核实遗失物认领人真实身份等义务与违反上述义务的所应承担的责任。

2. 明确规定在遗失物招领期限内，前来认领遗失物的所有权人，需缴纳相关部门或拾得人为保管遗失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后，方能领取遗失物。

3. 明确规定在遗失物所有权人认领遗失物且拒绝支付拾得人为保管遗失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后，拾得人对遗失物享有留置权，在法律期间届满后，遗失物所有权人仍拒绝支付的，则遗失物所有权归拾得人所有。

第五、应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以下与拾得人有关的期间。

1. 明确规定拾得人的通知及送交期间为拾得遗失物之日起3日内。

2. 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在收到拾得人移送的遗失物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发布招领公告。

3. 招领公告应在拾得人拾得遗失物附近的宣传栏上或报纸、电视等途径循环发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个月内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拾得人所有。

4. 在送交义务免除的情形下，明确规定3个月的法定期间，如若在此期间内，所有权人主张所有权的，拾得人应返还原物，原物返还不能的，应赔偿遗失物所有权人的损失。

5. 明确规定拾得人的认领期间，在认领期间届满后拾得人尚未领取遗失物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

四、总结

遗失物所有权归属的认定相对于民法的其他制度而言，并非是个大问题，但是却与我们的生活以及良好素质的养成息息相关。近年来相对于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物权法》体现出来法律滞后性的特点，其中遗失物所有权归属的认定尤为突出，因此引起了学界与实务界的热议。本文在参考国内学者观点以及国外立法的基础上，通过对遗失物归属主体的分析，根据利益平衡原则充分考虑到各方主体的利益，提出了法理应充分考虑情理，在民法典遗失物所有权归属的立法中，只有充分考虑当下普遍的民法价值理念，将平等与诚实守信等民法基础原则贯穿整个民事立法，才能使人们尊重并自愿接受法律的约束，营造出和谐社会的氛围。

参考文献：

[1]（意）桑德罗.斯奇巴尼，范怀俊，译.民法大全选译.物和物权[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2]郑玉波.民法总则[M].台北三民书局，1979.

[3]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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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雪梅.英国侵权责任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6]叶孝信.中国法制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曹雅晶.物之遗失与丧失占有——兼论具体公共空间内的拾得人判断[J].比较法研究，2014（02）.

[8]顾文斌，林小兵.我国遗失物拾得人权利义务制度的构建[J].江西社会科学，2007（02）.

[9]鲁叔媛.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之完善[J].政治与法律，2009（09）.

[10]麻锐.论遗失物拾得人的权利[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02）.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作者：黄灿

民法法律研究论文 篇3：

浅析法学方法论

摘 要：方法，在古希腊语中，即“通向正确的道路”之意。法学方法论，是指对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学理论的研究和法律操作的研究，而后者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思维方法。法学不仅要研究法律是什么，还要研究其作用与功能。

关键词：方法；法学方法论；法理学

一、法学方法论的内容体系

法学方法论的“哲学先设性”、“存在衍化性”、“科学技术性”及“实践功能性”四个属性，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法学方法论架构。然而，对于法学方法的具体研究究竟应如何展开，在国内外并无统一的观念。据笔者所见，有关法学方法论的中文专著有二：一是德国学者Karl Larenz所著，台湾学者陈爱娥翻译的《法学方法论》；二是台湾学者杨仁寿所著的《法学方法论》论文则主要是前引台湾学者杨奕华之文：《法学方法论研究范畴之商榷》。比较以上三种体系构造，可以说各有千秋。举其大异者，杨奕华先生之论注重法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特别是以法律人本主义的立场构建法学理论，冶理论与实践、方法与立场于一炉，与大陆学者心目中的法学方法论意义相当，但其弊在于包罗范围过宽，有些内容已与法理学本身没有区别；Karl Larenz教授与杨仁寿先生的著作，因对法理学与法哲学的理解不同，主要重在法律解释和法律渊源实践，可以说是有关法学的技术方法。但是，除都注重法学实践方面的问题外，三者之间也存在较多的共同点：第一，从哲学认识的角度分析法学的方法论原理，提出了“法学认识何以可能？”及“法学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二，均从价值入手，分析法学方法的功能与具体运用，特别是从“应然”的立场，批判现行的制度，将公平、正义观念纳入方法论体系的构造；第三，虽然有的坚守法律人本主义的信念，有的主张法学方法论服务于具体的司法实践，但都可以说有着固定的法津立场。这些均为法学方法论所必须具备的内容。笔者认为，有关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界定。

第一部分，法学方法论之意义。研究法学方法论的内涵、特征、价值；分析法学方法论必须确定的哲学立场，如“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问题；明确法学方法论必须采取的基本理论预设。在这方面，可以借理论实证材料，就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实证学法派等法学流派的研究旨趣的不同，分析哲学立场、前提预设在法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此一部分既在于阐释法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是学者个人特色的法学方法论理论建构所必需的理论先导。

第二部分，法学方法论之内容。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学总体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方法、社会实证方法等，研究它们各自的分析角度与理论陈述格式，并比较其差别；研究博登海默等法学家倡议建立“统一法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二是研究法学的具体方法，如社会调查、历史考察、比较分析方法，揭示其各自的研究价值。

第三部分，法律解释方法。在此一部分研究中，可分析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等纯法条解释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吸取哲学、社会学的解释规则，分析法律原理解释规则的逻辑一致性问题。特别是在法律的缺陷与法律的漏洞不可避免的状况下，分析利益衡量、类推适用等弥补成文法缺陷的办法其适用的必要性及其限度。

第四部分，法学方法论与部门法研究。關于这一部分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法学方法论对部门法研究的指导意义；（2）部门法学研究方法对法学方法论的理论补充；（3）分析法律行为的解释方法问题。对于法律行为的解释，不少学者均将其直接作为法律解释的对象，由此看来，对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解释是必然的，但这与法律解释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如果将司法活动分为“事实”与“法律”两个层面的话，“事实”主要是法官通过诉讼活动，再现案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对于这一问题来说，关键的不是推断当事人内心的动机，而是要对其表现于外部的行为在法律上进行评价，然后根据具体的法律来对其进行处理。显然，“事实”本身着重于陈述，它不同于法律解释主要是进行判断。

二、法学的性质及意义

学科的性质决定学科的研究方法， 而学科的对象及领域决定了学科的性质。 法学主要研究三个基本问题：应然法，回答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关注的是法律的理想和价值。实然法，法律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关注的是律令和技术。如《民法》中的不当得利，揭示该制度的要件和技术问题。社会事实，应然法要解决的是法律的道义基础和正当性，实然法使得法律的意思变得明确，如果法律在道义上是正当的，在意思上是明确的，那么，这种法律就果真能够发生作用么？我国的破产法运行的实施失败，即是一个反例。因此，法学还要研究法律的作用与功能。法律实践方法是关注如何实现正确之法，而法律研究方法是关注何谓正确之法。条文是纸面上的法，不是行动中的法，在英美法系中真正的法是法官适用过的法。法律方法的意义在于实现法律及裁判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博登海默将法律推理分为分析推理和辩证推理。分析推理即传统的三段论。辩证推理，即在法律推理中通常会遇到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或适用现行法律会产生不公正的法律结果。此时就需要进行辩证推理，进行价值判断。德国民法学者将三段论的推理过程称之为涵摄，即当事人提出主张，法官对当事人的案件陈述和证据材料，通过证明规则、证明责任、证明尺度进行审查判断。剔除无证明能力的证据材料，对证据依证明力大小形成案件事实心证，辨明争议事项的真伪，做出案件事实认定。然后检索与形成心证的案件事实有关的法律规范，将选择的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对应，判断是否可以满足当事人的诉讼求情，做出法律裁判。涵摄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台湾的王泽鉴先生对此有精准的描述，涵摄是项严谨、精致、艰难的法学思维过程。一方面需从法律规范去认定案件事实。一方面亦需从案例事实去探寻法律规范。剖析要件，来回穿梭于二者之间。须至完全确信。案例事实完全该当于所有的法律要件时，涵摄的工作始告完成。法律寻找要以法律体系和谐为前提，正式法源先于非正式发源，法律规则先于法律原则、具体条款先于一般条款，下位法先于上位法，特别法先于一般法，新法先于旧法，国际条约先于国内法。法律方法论是制定法所有解释和适用的基础。法律方法既强调了对法律规则与程序权威性的尊重，又必须是对规则的灵活与智慧地运用。在法学方法的研究中，我们要探寻法律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追求判断的正当性或者可接受性，各种法律方法的运用，既要关注一般规则的实现，还要关心个案中的具体情况；要把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遵守规范和技术的要求，也要综合适用各种法律方法。也要为达致理解，寻找法律的正确使用方法，只有综合运用才能出现多种理解，只有在多种理解中不断探寻，才能找到最好的判断。更要发现法律或立法者的意图，探寻客观意义避免误解。

参考文献：

[1]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03）：42-54

[2]王立志，刘胜军.法学方法论题释[J].河北法学，2015，33（07）：2-14.

[3]胡玉鸿.关于法学方法论的几个基本问题[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05）：21-27.

作者简介：

但晓琳（1994—），女，苗族，贵州贵阳人，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

作者：但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