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协调制度论文

摘要近年来各省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和解工作，依法化解“官”民矛盾，妥善处理了一大批行政争议案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可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纳入法制化轨道。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行政诉讼协调制度论文 篇1：

建立行政诉讼协调机制实现案结事好

【关键词】行政案件；行政诉讼协调机制

基于“司法不能干预行政”的理论，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明确的。但随着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公共权力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协调与平衡正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所以行政审判工作开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政府与群众的关系。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除赔偿诉讼外）就成为了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之一，这种法律的硬性规定，越来越不适应目前的行政诉讼的发展需要，因为行政争议处理不好，极易引发更大的矛盾，甚至造成上访，对社会不稳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对通过协调解决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2011年我院共审结行政诉讼案件10件，其中协调处理原告撤诉的有7件，占到行政诉讼案件数的70%。可见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法院协调解决行政纠纷具有很大的空间，且通过协调解决的纠纷能彻底平息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好。笔者现就协调方式解决行政案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我们的具体做法作些探讨。一、行政诉讼协调的现状

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二十多年以来，大量的撤诉案件的背后，是法院背后协调的结果。行政诉讼中的撤诉不外乎以下情形：一是原告起诉后，认识到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正确因而主动申请撤诉；二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三是行政裁决案件中，原告和第三人达成和解，原告申请撤诉。上述三种情形中，大多数都是法院找原、被告或第三人进行“协商”、“协调”的结果，尤其是发现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避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关系”，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被告撤销或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促成原告申请撤诉。随着法制的进一步完善，百姓法律意识的提高，行政诉讼案件随之增多，且越来越复杂，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但不适应调解，并不意味着协调不能作为行政诉讼中的一个手段或环节来解决争议。只是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协调制度，协调的结果是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的。在行政诉讼中为定纷止争，构建和谐的官民关系，节约司法资源，选用协调方式无论对广大司法工作者而是对于立法机关来说，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二、行政诉讼进行协调的可行性和必要

（一）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理论上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也不乏有其依据

第一、行政合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允许适用调解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协调是法律规定的；第二、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适当减轻处罚或让步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违背法律；第三、行政诉讼的目的是要解决纠纷，达到诉讼的定纷止争效果，而协调无疑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

（二）单纯的行政判决难以达到彻底平息当事人的纠纷

目前行政诉讼中上诉和上访率高，与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协调有直接关系。无论是撤销判决还是维持判决，均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可能导致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不服甚至上访申诉，行政机关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可以重新做出行政行为，对重作的行政行为，相对人还可以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维持的判决，原告上诉的比率非常高，即使败诉方不上诉或上诉后仍维持，因此达不到彻底平息纠纷的目的。

（三）从审判实践看，在行政诉讼中进行适当的协调，只要其协调过程和结果不违反法律，不侵害公共利益，有利于和谐稳定发展，就有构建和创设的现实必要

一是从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审判实践的需要，能充分体现定纷止争和案结事了；二是从违法行政当纠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三是从行政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来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建立是正公与效率的需要，也符合法院“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三、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探索和做法

（一）严格遵循行政诉讼协调的基本原则，积极促成行政案件协调解决

对于行政诉讼案件，我们首先是立足于协调，尽可能地争取和解，协调结案。我们审理杨大军不服运输管理处扣押车辆一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了解到杨大军非法营运违法在先，但运管部门在行政处罚程序有不当之处。在庭审结束后，审判人员找到被处罚人，向其宣讲有关道路运输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他认识到了自己“违法”；我们又找到运管部门的有关人员，指出其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后双方达成了协调意见，在不损害各方权益的前提下，合议庭准许上诉人自愿撤回上诉。本案顺利调解证明，协调机制只有在坚持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二）根据案件的性质，因地制宜，适当地引入协调机制

在审理过程中我们根据案件性质，适时采用协调处理这一有效方式，积极化解官民矛盾。近年来，行政拆迁案件大量增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制定措施，加大协调力度。我院今年受理黄平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强制执行王学军非法占地一案时，审判人员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找到一起，在宣传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使三方当事人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开诚布公地发表各自的观点和意见。最后在法院的主持下，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了拆迁协议，一起可能引起涉诉访案件就这样化干戈为玉帛，达到了案结事好。使案件处理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促进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三）防患于未然，案件开庭审理前积极引入协调机制

法官时刻要保持居中地位，化解矛盾，减少现实纷争，预防即发诉讼，以服务社会，促进和谐。我们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作用，在案件开庭前，每个合议庭组成人员仔细审阅卷宗，发现有协调解决可能的，经过合议庭共同研究协调解决方案和途径进行协调解决。行政审判作为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必须正常开展工作，慎重办案，既不能为单纯追求办案数量而乱立案，也不能怕惹麻烦而不立案，有些案件在立案过程中就协调解决了，使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既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又维护政府的形象，从而促进社会的法治稳定。

作者：赵兴萍

行政诉讼协调制度论文 篇2：

浅谈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法治化

摘要　近年来各省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和解工作，依法化解“官”民矛盾，妥善处理了一大批行政争议案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可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纳入法制化轨道。

关键词　行政诉讼　协调　和解　法治化

一、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内涵

传统诉讼理论认为，诉讼和解只可能存在于以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权利自由处分为主要特征的民事诉讼领域，而与行政诉讼体制不相容。实际上，在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是存在诉讼和解方式的。

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在其行政诉讼法律中明文规定行政诉讼和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规定：“为完全或部分了结争议案。诉讼参与人能就和解对象进行处分的。可达成和解并请法院、委托法官或某一被请求的法官予以笔录。法院、庭长或主审法官以裁定的方式做出建议由诉讼参与人书面接受时，亦可达成法院主持的调解”①。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有25％-40％的行政案件是以调解方式解决的。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由于大量借鉴了德国行政法理论，因而对诉讼和解制度的理解与德国较为一致，其在新的《行政诉讼法》中也用10个条文(从第219条到第228条)规定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根据其法律规定。

在日本，行政诉讼和解还没有法律的明确依据。但根据统计，自1947年5月到1960年12月约13年多的时间内，以和解终结的案件数为324件，占行政案件总数的约2，3％，基中大多数被认为是有关当事人诉讼的案件@。南博方教授认为，行政诉讼中和解，既是诉讼行为又具有公法契约的性质。

因此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是一种行政诉讼结案方式和行政争议处理机制。它是当事人之间自主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终结诉讼的行为，是解决纷争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协调调解可以使当事人双方利益得到平衡，行政争议得到有效化解，群众情绪得到及时理顺，达到公平合法、案结事了的良性行政审判结果与和谐行政诉讼关系状态。

二、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建立的必要性

(一)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法律依据及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已于2007年8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四十条规定了行政复议和解制度。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是两个并行的法律救济制度，行政复议规定的和解制度对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3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对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尝试推动当事人和解。人民法院要通过行政诉讼案件和解实践，不断探索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多种结案方式，不断创新诉讼和解的方法，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不断完善行政诉讼案件和解工作机制。”这一司法政策的提出，意味着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获得了我国最权威的司法认可。

(二)关于“国家公权力不可处分”的障碍之排除。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裁定前，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决。从上述的规定看出，行政主体在诉讼中也是拥有一定的处分权的，那种对于行政主体不具有处分权的传统观点已经不符合当今行政法发展的潮流，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在现代社会。国家公权力理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原来的威权国家公权力至上逐渐向带有协商、合作精神的公权力过渡，服务与合作精神已经成为现代行政法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

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行政权属国家公权，具体行政行为如何作出，法律、法规都已预先设定，行政机关不能自由处分。但“有错必纠”的行政法原则使行政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有权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处分其权力，这种改变与随意作出的处分有本质区别。因此，“公权不可处分”的内涵应是“公权不可任意处分”。以“公权不可处分”理论排斥行政诉讼调解是机械的、片面的。

三、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的初建

建立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机制应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方便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解决行政纠纷，建构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制度。

(一)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原则。

1　自愿原则。

行政诉讼进行协调和解必须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而不受外在不正当因素的影响。人民法院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和解时，不以强制来协调和解，不以引诱促协调和解，不以拖延逼协调和解。

2　合法性审查原则。

人民法院和双方当事人的协调和解活动及其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协调和解之前。法院首先应该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通过审查对案件的处理有了初步的意见后，再根据案件的类型和具体案情确定是否适用协调和解手段。

3　有限原则。

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行政案件都可以适用协调调解。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权，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受到限制。

4　公平合理原则。

法院在对行政争议协调和解时，应本着公平合理的态度对待当事人。在语言表达上，要求在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与意见的基础上，讲清法律，讲透道理，做好说服教育工作。针对不同的当事人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

(二)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适用范围。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维护社会稳定，行政审判对协调“官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责任重大。我国若确立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时，首先应当对可以适用诉讼和解的案件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

　1　群体性纠纷。

群体性案件一般涉及的人数众多，主体成份复杂。社会不稳定因素基数大。案件稍微处理不慎便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请简单地支持，会损害政府的形象。如果简单地不予支持。又会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还可能引起群体性上访。而采用协调方式妥善处理好它们的争议，无论对政府还是行政相对人都皆大欢喜，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比单纯的裁判要好。

2　存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案件。

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合法但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维持。通过人民法院协调和解，行政机关改变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使新的行政行为更加趋于合理，而且会使行政行为更加符合立法旨意，各方抵触情绪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各类行政诉讼案件中最不损害行政机关权威的一种。

3　行政合同纠纷。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行使行政职权。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目标而与行政相对人签订的协议。对该类案件进行协调和解，促使行政机关对其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能较好地体现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有利于实现行政管理的长远目标。更符合现代社会所极力倡导的协商、协力与

协调的理念。

4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五十八条。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如何赔、赔多少，可以采用协调和解的方式。

5　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法律规定与相关政策不统一的。

行政审判所依据的法律或政策不明确，或不统一所执行的后果会相互矛盾，对行政审判带来难度。法院应把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放在行政审判工作的首位。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采取协调和解的方式更有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加接近实体公正。

6　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没有依法履行的，对于拒绝履行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撤销，并责令其重作。对拖延履行，不予答复的，只能判决在一定期限履行。一般的，对原告而言，显然效率太低，如果行政机关经调解而主动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这种积极作为既合乎行政目的，对相对人来说正好达到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局面。

7　其他情形。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案件，因其涉及面广，更容易受到民众的关注。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后，需要积极探索协调和解的方式处理案件，化解官民矛盾，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三)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规范。

1　协调和解的启动。

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意愿和案件具体情况。主动做协调和解工作：也可以由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协调。

2　协调和解适用阶段。

协调和解可应用于庭审前，庭审后。也可审判后使用。这是因为：(1)庭审前和解能尽早化解矛盾，提高办案效率，还能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及办案成本。(2)案件经过审理后，行政机关明显感到自己的行政行为有问题的，鼓励行政机关主动撤销原行政行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这样不仅可以维护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可以增进人民群众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理解与信任。(3)案件经过审理后，有些案件虽然判了，但“案了一场又一场事”没了。对此。行政审判人员仍不应放弃做好协商工作。

3　协调和解协议与和解笔录。

协调和解后，受理案件的法院，应依法作成协调和解协议或和解笔录。文书的制作可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笔录应记载和解的内容。由和解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4　自认限制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六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时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这种限制不应局限在行政赔偿中，所有可运用协调和解处理的行政案件均可适用。

5　协调和解结果的处理。

协调和解成功的，将笔录入卷。在审理期限内协调和解不成功的，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定时限内依法作出行政裁判。

6　协调和解的效力。

和解应当同法院的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除非和解中存在法定的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和解协议应得到全面切实履行。任何一方不履行，相对方都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和解协议具有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当事人可申请继续审判。

四、结语

行政诉讼中协调和解是国际上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通行的制度，我国应尝试多种解决方式并存，从而给予当事人更多选择机会。还应从制度上保护其对程序权益的处分。

注释：

①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法规分解与比较(下)，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第1884页，

②转引自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

③转引自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破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

④转引自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

⑤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参考文献：

[1]杨解君，行政法平等理念之塑造，法学，2004年第7期，

[2]南博方著，杨建顺译，日本行政法的现状与课题，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

[3]翁岳生，行敢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4]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5]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周佑勇，行政诉讼和解的法制改革，人民法院报，2007年5月24日第5版，

作者：刘广莹

行政诉讼协调制度论文 篇3：

平衡理念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新机制构建

【摘要】随着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进一步规范，如何在检察工作实践中形成多元化的监督格局、实现检察资源在行政诉讼监督领域的合理配置，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机制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审判监督与行政监督、结果监督与行为监督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行政诉讼 检察监督 平衡理念

从平衡理念而言，责任及监督构成民主宪政秩序之基本要素，包含有权力划分和保障理性的任务，行政诉讼检察监督重要的是整体上达到足够的监督水平，而不是表示个别监督机制的监督极大化。我国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在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全程监督职责作出进一步明确。

从救济到控制：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功能延伸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的行政诉讼检察权主要以抗诉作为监督方式，通过依法启动再审程序，督促审判机关自行纠正违法行为。但随着行政检察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在监督范围、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等方面都暴露出诸多缺陷，为适应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履职需要，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调整了检察机关在法院行政诉讼活动中的全程监督职责，从法律层面为检察机关的有效履职提供了更为科学完备的依据。为此，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程序合法运行和行政诉讼裁判结果实现公正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形势下，检察机关应依据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基于实现行政诉讼目的的需要，监督功能不应当仅局限于行政诉讼活动本身，而应突破诉讼法律救济的范围，在行政行为的监督和控制层面上，体现出诉讼救济性和行政行为控制性。

诉讼救济功能是由检察机关的法律性质所决定的，《宪法》第129条和第131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地位和职权，指出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的方式来监督国家法律的实施。诉讼救济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功能，《行政诉讼法》第93条分别规定了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和检察建议权，监督对象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行政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抗诉权和检察建议权的赋予，不仅排除诉讼障碍，为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而且直接对行政相对人提供诉讼救济，维护其合法权益。

行政行为控制功能是行政诉讼的目的所决定的，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从三个层面确定了行政诉讼的目的：在审理层面，要保证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在救济层面，要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监督层面，要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合法性。显然，这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进一步强调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监督与控制功能，行政诉讼活动也不仅局限于权益救济范围，而是通过行政诉讼本身，搭建了审判权、行政权和检察权互动的桥梁，审判权侧重于行政纠纷的解决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救济；检察权侧重于对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双重监督；行政权在行政诉讼中体现为接受审查和监督。虽然这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依然只确立了自然人和社会组织的原告主体资格，未涉及国家机关公权主体的起诉资格，但突出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控制功能，对现实中某些行政违法行为的解决，也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在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不是通过直接裁决受监督的审判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实现的，而主要是通过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形式，赋予检察机关直接或间接参与行政诉讼的可能性资格，以此来保障法院司法裁决行为的公正性和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从制衡到协调：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理念革新

行政法的核心矛盾是行政权与相对方的权利，围绕这对矛盾，衍生出了行政法的三种基本理念，即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管理论侧重于行政权的维护和相对方的管理；控权论侧重于行政权的限制和相对方的保护；平衡论倡导公权与私权的双重制约和相互合作，即“认为行政法应是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利，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平衡法。”①与之相对应，作为救济制度存在的行政诉讼法在立法宗旨上也有了不同的功能定位，新的行政诉讼法强调通过司法救济解决行政争议以及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功能。就解决行政争议而言，程序控制、司法控制、软法控制都是各国在行政领域普遍采取的方法，即面对行政领域的社会冲突也不单从权力对权力制衡的角度采取压制型的解决措施，而会在引起社会冲突的各方力量对比关系中探寻疏导型的权益协调措施。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既是一种实体监督，又是一种程序监督。在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裁判是否正确是其实体意义上监督权的体现，监督行政诉讼过程是否合法是其程序意义上监督权的体现。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的平衡体现了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独有价值，即除了体现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活动和当事人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还体现出检察权与审判权的联合，从而对行政权产生制约功能。在监督身份上，检察机关的身份应确定为诉讼监督人，即检察监督权既独立于法院的行政审判权，也独立于当事人的行政诉讼权；在监督权限上，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是一种有限监督，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手段和程序；在监督性质上，行政诉讼监督是一种专门监督，应体现出检察和督促的专业优势。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既是一种审判监督，又是一种行政监督。与民事诉讼不同，基于行政诉讼中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对抗，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不仅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也监督当事人的行政诉讼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而且侧重于监督行政主体的行为，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监督被诉的行政机关是否存在对人民法院公正审理的影响行为，如对行政诉讼的不当干预，或者通过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施加影响等；二是监督被诉的行政机关是否履行诉讼义务，如果不履行的，检察机关有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三是监督行政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法的行政行为，检察机关通过对法院判决的审查，如果认为需要追究相关行政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启动追责程序。与行政系统自身的行政监督相比，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应保持相应的理性，应遵循行政处理先行原则，在监督权与行政权之间寻求权力制约的平衡。检察机关既不能代行行政执法权，也不能超越执法管理权，而应立足法律监督定位，通过纠错建议权、整改建议权和处置建议权等的行使，督促有关行政机关在合理的期限内履行自己的职责或纠正已经发生的行政违法行为。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既是一种结果监督，又是一种行为监督。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体现了全过程性和全方位性，除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判决、裁定提起抗诉以外，还可以使用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纠正违法通知等形式对审判、诉讼、行政执法等活动的相关人员违法行为行使监督权。结果监督与行为监督的平衡体现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统一的价值追求，即在同一诉讼活动中同时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检察机关对生效判决、裁定以及相应调解书主要监督裁判是否符合实体法律规范，结果是否具备可接受性；对审判活动、诉讼活动、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监督程序本身所体现的正当理性，也包括监督审判人员、诉讼当事人、行政执法人员等个人行为可能对行政诉讼公正性的干预和影响。

从单一到多元：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新机制构建

明确检察监督的行政诉讼功能定位。如前所述，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既具有诉讼救济功能，又具有行为控制功能，为此，在权力制衡方面，检察监督既涉及审判权，也涉及行政权。②对审判权的监督，不是由检察权干预审判，而应充分体现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人的身份定位，突出监督的中立性，在诉讼程序维护上，主要是排除诉讼障碍，保证审判人员独立行使审判权，严格依法审理行政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上，主要通过诉讼中的配合与制约，纠正审判偏差，保证公正裁决。对行政权的监督，应围绕行政诉讼，通过与行政审判形成合力来共同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既包括行政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行为监督，也包括对行政机关在执行环节的履职监督。

构建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多元监督格局。抗诉是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91条、第93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范围，涵盖了行政诉讼立案、审理、执行全过程，从过去偏重于对生效判决一元监督的格局向生效裁判监督、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执行活动监督的多元化监督格局转变。可以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为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实际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但在未来的检察实践中，多元监督还需要在抗诉与检察建议的衔接运用、多种监督方式的协调配合等方面进行探索。如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的衔接，由于再审检察建议只是对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建议要求，不具有强制效力，所以应确立后续的监督衔接机制，如果再审检察建议没有引起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应及时启动抗诉程序，作为再审检察建议的进一步监督措施，从而保障检察监督权的实现；再如提起抗诉的同时，如果发现涉讼的行政机关行为违法，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形成监督合力。

实现检察资源在诉讼领域的合理配置。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体现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三大领域。在刑事诉讼中，由于检察机关既是诉讼主体又是监督主体，因此检察资源更多地分配于刑事诉讼领域。现实中，民事诉讼检察和行政诉讼检察工作一般合二为一，即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的监督工作一般由同一个内设机构进行，从事检察工作的人员也没有作民事、行政之区分，从而导致检察资源在行政诉讼领域的分配相对有限，也导致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的行使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相关立法的完善，在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的配置上，应分设民事检察部门和行政检察部门，促进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统一性与专业化。

探索行政执法监督与行政诉讼监督的对接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检察机关在执法领域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行政不作为的督促纠正权，并提出了在诉讼领域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当前，我国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没有具体规定监督职权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序，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代表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因此，有必要探索行政执法监督与行政诉讼监督的对接机制。从监督范围而言，应建立检察机关主动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制度，即面对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的有关行政职能部门，以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直接督促，从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实现事前监督；从监督效果而言，检察机关在进行行政执法监督的过程中要注重监督实效，尤其在对重点领域，如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交通水利等领域进行监督时，可以探索建立行政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通过赋予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提起诉讼，从而督促行政部门依法履职。

（作者为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②田凯：《初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与行政检察制度的建立》，《公民与法》（法学版），2014年第4期，第2页。

责编/张蕾 苏娜（见习） 美编/杨玲玲

作者：唐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