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费用制度论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诉讼费用制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2006年，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对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其中与诉讼权利密切相关的诉讼费用规则也没有明确说明，使得股东派生诉讼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一篇：诉讼费用制度论文

论律师费用转付制度

作者简介：郑佳佳(1984-)，女，汉族，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摘要：从对各国律师费用负担制度与我国目前律师费用负担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具有可行性。当然，在我国具体实行律师费用转付制度不仅应当明确该制度的法理基础、适用范围及限制，同时应建立律师费用保险制度及法院评定制度，并完善律师收费等相关制度来保障该制度。

关键词：律师费用;民事诉讼;败诉方;负担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我国法律法规日益丰富、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也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开始寻求专业法律帮助，律师也越来越受到青睐。当然，除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获得免费法律援助外，当事人是需要向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支付的律师服务费。那么胜诉一方的律师费用可不可以由败诉一方承担呢?律师费用转付制度所探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简单来讲是指在案件审结时，胜诉一方支出的律师费用由败诉一方来承担的机制。该制度最早出现于英国，因其一方面降低胜诉当事人的损失，有利于促进公众积极、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对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有惩戒作用，彰显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等优点，所以尽管选择确定该制度的法理基础不同，但该制度仍迅速在各国得以建立。

一、各国律师费用承担制度的介绍与评价

由于传统的差异，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通过立法和判例对律师费用的承担机制做出了不同的规定。

(一)英国法

英国2000年颁布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和《民事诉讼指引》，对律师费用的负担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律师费用包含在诉讼费用中，因此也适用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规则，即胜诉方的费用由败诉法承担。英国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所以法院也可另行做出诉讼费用命令而不依照一般的诉讼费用承担规则。但是英国法院自由裁量权受诉讼法以及判例的限制。[1](2)对律师费用的限制作了明确的规定。法院可根据当事人提交申请通知书或者在审理程序中的口头申请，依职权作出浪费诉讼费用的命令，令当事人对诉讼费用承担个人责任。[2](3)律师与委托人费用的計算根据补偿基础评定，除双方已明确达成书面协议外。[3]

此外，英国还非常重视诉讼费用保险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支出而可能无法从对方那里收回的诉讼费用或在可能败诉的情况下而应承担的对方诉讼费用(当然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进行保险，将个人所可能面对的诉讼费用风险通过保险这种社会性互助机制降低到最低。对于采用律师强制主义制度的英国而言，该制度可以保障广大民众能切实接近司法，而不因经济窘迫远离司法。

(二)美国法

与英国不同，美国不推行律师强制主义制度，律师的报酬计算取决于当事人合同约定。按照美国法规定，律师费用由案件各方当事人自行承担，排除在诉讼费用之外。但美国法在某些领域实行了规则的例外，即由法院判定一定合理的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首先，成文法授权法院可不按照美国规则判给胜诉当事人律师费。联邦制定法和州制定法对律师费用可以进行补偿的规定随处可见，但因理论基础的不同，不同立法的具体规定也不尽相同。第二，恶意诉讼。如果法院发现一方是恶意诉讼，可以径行裁定该方偿付对方的律师费用。此种偿付带有惩罚不当诉讼行为方的色彩。第三，根据合同约定律师费用由败诉者负担。法院可以根据合同中对律师费用的约定进行强制执行。第四，作为判例法国家，当然判定败诉者承担律师费用也可基于判例法。

(三)德国法

德国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即当事人进行诉讼必须由律师来代理诉讼，并将律师费用算入诉讼费用之内，由败诉一方负担。[4]根据德国法律，起律师费用负担制度有以下几点：首先，律师费用包含在诉讼费用中，因此作为诉讼费用的组成部分，胜诉一方支付的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其次，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用的限额。德国法律对律师手续费进行统一规定，因此不管胜诉还是败诉，律师都可以取得相应的手续费用。这类手续费是最低线，律师与委托人可以约定高于手续费额度的报酬，这部分报酬不能由败诉方来承担。[5]再次，一般以败诉方负担作为确定律师费用的一般原则，但也有许多例外规定。例如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即时承认，但原告仍执意提起诉讼的，虽则原告胜诉，但所产生的律师费用仍由原告承担。

从上述几个国家对律师费用负担制度的设置来看，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首先，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了律师费用转付制度，而建立这一制度的基础是这些国家都有完善的律师收费制度。其次，由败诉当事人承担律师费用的法理基础选择都是单一的：要么是程序法基础，要么是实体法基础，不会出现两个基础相混淆的情况。第三，各国对适用律师费用转付制案件的范围都有详细的规定，且对律师费用均有严格的评定制度，并与法官自由裁量制度紧密结合。上述各国对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规定以及相关制度的设置，对我国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及解决目前困扰司法工作者的几个问题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对我国律师费用承担的现状的评述及可行性分析

(一)对实践中律师费用负担情况的评述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由各方当事人自行承担律师费用的案件。赞成这种承担方式的观点的主要理由为：首先，委托人委托律师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与诉讼中他方当事人并无直接关系;律师费用取决于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协议约定，并非争议事实的必须费用。[6]其次，现行律师费用通常由委托人和律师自行商定，所以标准难以确定。再次，如果确定由败诉方负担律师费用，那么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会按上限收费，所有律师收取服务费都是一样的，这样不利于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也会造成当事人滥用诉权。[7]

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出现由败诉方负担律师费用胜诉方的律师费用的判决，而且有增多的趋势。这种判决通常发生在纠纷发生前合同中明确约定由违约方负担律师费用的案件或明确提出将律师费用作为诉讼请求的案件中。例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首例判决由败诉方负担律师费用的“中国工商银行贵州省遵义市长征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诉贵州长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公司)案”中原告请求法院判令长征公司偿付该支行为本案而支付的律师费用97.9万元。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长征公司在签定合同时既已承诺承担工行实现债权费用的责任，而工行因追讨欠款所支出的律师费用又属于债权人实现债权时产生的费用，那么，长征公司就应当承担工行因此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用。最高人民法院还对合理的律师费用进行了界定，并最后判决：长征公司偿付工行律师代理费48.95万元。这种负担方式的理由是：随着诉讼程序不断复杂，诉讼的最终结果受到律师法律专业技能的影响越来越大，律师费用的支出也已成为当事人完成诉讼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就是说，律师费用的支出实际上是胜诉方间接损失的一种，应纳入赔偿范围，并由败诉一方承担。[8]

上述两种负担方式似乎各有千秋，但我认为，相对于第一种负担方式，第二种负担方式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更让人信服。诚如支持第一种负担方式的人所言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签定的委托合同属于一般的有偿委托合同，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服务，但因此就认为律师费用应当由受托人负担，而不能由第三人即败诉方负担是不妥的。这种看法混淆了委托与损害赔偿这两种法律关系，我们所说的律师费转付并不是要求败诉方直接介入到胜诉方与律师签定的委托合同中，由败诉方直接为胜诉方的律师费用买单，而是把律师费视作胜诉方因此败诉方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合理开支，列入间接损失由败诉方负担，在胜诉方与律师约定的报酬超出合理部分的范围应当由胜诉方自己负担。

(二)对律师费用负担法律规定的评述

虽然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于律师费用负担的规定处于空白，《律师业务收费标准》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虽涉及到律师收费的规定，但却未对律师费用的负担方式加以规定，从而导致在我国诉讼，律师费用被排除在诉讼费用之外，但是近年来，已经有数个司法解释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我国第一次对律师费用的承担规则做出明确规定的法律是1999年12月2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此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著作权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标解释》)第十七条也有相同的规定。知识产权案件涉及知识专业、复杂，普通民众往往不能单独应对，所以知识产权案件的律师费用属于合理费用的范畴，应该由被告来承担。

从我国逐步在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败诉方要支付胜诉方的律师费用来看，国家对于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也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另外，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来看，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都规定当事人一方因自己的不当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另一方因此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当然也应当包括为维护自己权利而支出的必要律师费用。但是仅仅从立法精神上或是一些特别法中确立律师费转付是不够的，对其他案件当事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专业性越来越强，且日趋复杂，公民要打官司不请律师就难以应付诉讼活动，已为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提供了依据。司法实践中出现很多被侵害的人，因为自身条件限制，往往需要寻求律师的帮助，但为支付律师费用，又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特别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因为请律师成本过高，在是否聘用律师问题上产生犹豫，从而导致司法援助机构业务的膨胀，加大了司法成本;更有甚者则不得不放弃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一部分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人又有可能滥用訴权，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不到合理分配。这些情况对法律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因此，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符合我国的法律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确定这项制度可以使经济贫穷的人们不再用为律师费的捆扰而放弃权利;提高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聘请律师积极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缩短诉讼进程，同时还可以推动律师业的健康发展;亦可以对于侵害方、违约方起到警示、惩罚作用;并能减少滥用诉权的现象发生，督促当事人慎重对待自己的诉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当事人的和解率，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对司法资源有占有。

三、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法理基础与适用范围

(一)律师费用转付制的法理基础

从各国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律师费用转付制度有两种不同的法理基础，其一是程序法基础，其关键是对“诉讼费用”的扩大解释，从而将律师费用纳入到诉讼费用中，作为诉讼成本的一部分由败诉方负担;其二是实体法基础，即把败诉方的违约或违法或其他导致败诉的行为认定为对胜诉方的侵权，将律师费用作为胜诉方因败诉方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由败诉方来负担。

不同的法理基础决定了实现律师费用转付的途径也应该有所不同。如果选择程序法基础，那么由受案法院在对争议案件进行实体审理时，将律师费用连同案件处理费一并裁判，无须另行立案也不能上诉;如果选择实体法基础，可以由受案法院应胜诉方请求直接就律师费用转付作出独立的判项，也可以由胜诉方以该案件实体判决为依据，另行立案起诉，另一方当事人不服判决的，可以上诉。那么，在我国选择何种法理基础比较合适呢?

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的法理基础，将律师费用转付建立在损害赔偿原理上，以侵权法为依托，将律师费认定为胜诉方的间接的、合理的损失，由败诉方承担。之所以选择实体法基础，是因为一方面我国长期将律师费用排除在诉讼费用之外，另一方面胜诉方律师费用的产生符合侵权行为的四个法律特征：第一，胜诉方之所以诉至法院是因为败诉方实施了违法行为。第二，胜诉方为应付诉讼聘请了律师，支付了律师费用，有遭受财产利益损害的事实。第三，胜诉方受到的损害与败诉方的诉讼行为有因果关系。第四，败诉方存在一定的过错，若原告败诉，应归究于他在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提起诉讼;若被告败诉，那么则是由于被告在本诉法律关系中怠于履行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适用范围

既然以侵权法为基础构建我国的律师费用转付制度，那么实行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填平”胜诉方所遭受的损失，平衡诉讼双方利益，所以我认为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原则上应当全部实行律师费用转付制。但下列案件由于其特殊性，不能适用该制度：

1、身份诉讼案件。有关身份的诉讼不同于一般诉讼，因为身份是基于血缘或法律拟订而产生的，当事人无法完全按其自由意志处理身份关系。且大多身份诉讼都很难判断何方是造成诉讼的原因，特别是婚姻纠纷案件，涉及到两人的感情问题，不能用简单地用离与合来代替胜诉与败诉。律师费用转付制度是建立在败诉方有过错①的基础上的，因此，这类不宜于适用该制度。

2、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这里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主要是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条的规定的几种案件。此类案件通常只有申请人或起诉人，没有原告和被告，并无胜诉与败诉的问题，律师费用自然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承担。[9]

3、即时认诺的案件。即时认诺是指原告起诉时，被告即刻承认原告的请求，而原告仍执意提起诉讼的案件。即时认诺说明原告的起诉没有必要，应当借鉴德国的做法视为滥用诉权，即使原告胜诉仍应当负担自己的律师费用。一些人担心确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后，那些案情简单或胜负明确的案件当事人会得理不饶人，执意提起诉讼，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的同时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此，将即时认诺的案件排除在适用范围外，便可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四、律师费转付制的保障制度

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律师费用转付制度也同样。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可能会导致当事人超出实际需要，花费高额费用委托知名律师。因为只要胜诉，律师费用就可以由对方承担。律师也可能会借故收取高额费用，甚至出现乱收费的现象。另一方面，当事人可能会在诉讼中采取不正当手段，甚至采取歪曲事实的手段，以达到避免承担对方律师费用的目的，那么，诉讼效率和诉讼效果就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律师费转付制保障制度，以规范律师费用转付制度。我认为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完善律师收费制度。从采用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国家来看，该制度都是建立在律师收费制度的比较完善基础之上。现阶段，我国律师收费制度立法相对滞后②，存在收费标准偏低、收费方式单一等问题。实践中律师收费往往是由律师和委托人协商确定，不仅每个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不同，每个律师的收费标准也不尽相同，且都对外保密，那么简单地适用律师费用转付的规则显然不公。[11]虽然目前我国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对律师收费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规定过于笼统，实际操作性差，故急需对律师收费的标准、方式及费用争议解决程序、机构等内容进行完善;建立多元化的律师收费机制，特别是进一步完善胜诉酬金制，以减少败诉方负担双份的律师费用。

2、建立律师费用保险制度。如果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由于存在败诉时承担胜诉方律师费用的风险，特别是碰到那些无法或很难预期胜败的案件，当事人就有可能怕承担对方巨额律师费用而不敢提起诉讼或上诉。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情当事人都很清楚原委，但是进入司法审判程序后，各方当事人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及证据的收集程度不同，不能使案件依照当事人预料的方向前进，特别是一些情景复杂的案件，往往只有到最后判决才能确定胜诉或败诉，而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轻易地预见。我们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更多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因该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还需建立律师费用保险制度或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律师费用保险或诉讼保险，是指当事人通过购买特定的险种，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产生律师费用或诉讼费用时，通过理赔方式将支出的律师费用或诉讼费用转嫁由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保险制度。[10]设置律师费用保险制度的意义在于，将当事人承担的诉讼风险进行社会分化，由保险公司承担律师费用或诉讼费用方面的风险，使当事人摆脱诉讼经济负担。

有些反对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人提出在诉讼一方是接受法律援助的情况下，如果受援助方胜诉的话因其律师费用是国政府提供的，对于是否能适用律师转付制难以抉择;如果受援助方败诉的话，认为让一个连自己聘请律师费用都出不起的人承担其他人的律师费用是不合理的。[11]我认为在受援助方胜诉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要求败诉方将律师费用支付给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这样既可以对那些处于相对强势群体的人有所顾忌，又可以缓解政府法律援助的资金困难。

3、在法院内建立“讼费评定”制度。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有些人担心建立律师费用轉付制度后，会造成律师费用胡乱上涨，从长远的合理目标看，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完善律师收费制度加以规范，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英美法的规定建立“讼费评定”制度。对按诉讼标的额收费的案件，笔者认为还可借鉴德国实行诉额确定制度。

一些人担心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会造成律师费用无限制的攀升，我认为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完善律师收费制度予以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就可以通过上述的“讼费评定”制度加以规范。在我国“讼费评定”应当采取简易程序，在判决法官时可以参照法定的收费标准，并根据败诉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审查收费真实性、合理性及合法性，对超出法定收费范围或超出法定收费范围浮动比例或明显不合理的，法官可以予以裁减，这一点在上述的“中国工商银行贵州省遵义市长征支行诉贵州长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案”中就得到很好的体现;而律师乱收费、漫天要价的行为，也要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

五、小结

综上所述，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可以降低公民诉讼的风险，减轻当事人负担，可有效保障当事人接近司法。另一方面，为弱势群体通过诉讼方式对抗强势方提供了切合实际的平台。(作者单位：永嘉县人民法院)

注解：

①《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规定的损害赔偿体现的是一中惩罚性赔偿，而律师费用转付制度中的赔偿更多的体现为补偿性赔偿。

②虽然2006年12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新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但是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收费标准仍需时日制订。所以实践中仍然使用1990年的《律师业务收费标准》。

参考文献：

[1]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第543页.

[2][3]齐树洁主编：《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页，第407页.

[4][14]廖永安著：《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第141页.

[5]龚赛红：《关于律师费用由败诉当事人负担的探讨—以民事诉讼为中心》，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总第51期.

[6]马显天：《胜诉方律师费用不应判决败诉方承担》，法制日报，2002年08月04日.

[7]林威：《律师代理费不应由败诉方承担》，人民法院报，2005年04月27日.

[8]董建军：《律师费应当由谁支付?》，新金融，2003年第3期.

[9]侯明：《“败诉方该不该为胜诉方律师买单”之我见》，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卷第1期.

[10]骆东平：《诉讼保险制度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分析》，特区经济，2006年9月.

[11]林威：《律师代理费不应由败诉方承担》，人民法院报，2005年04月27日。

作者：郑佳佳

第二篇：我国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研究

[摘 要]2006年，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对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其中与诉讼权利密切相关的诉讼费用规则也没有明确说明，使得股东派生诉讼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为此，研究各国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费用的立法和案例，并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费用规则提出建议，对完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诉讼费用；承担规则

一、基本概念

股东代表诉讼，又称股东代位诉讼或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起诉时，公司股东即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而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形态。[1]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起源于英国Foss vs Harbottle 案确定的一系列例外规则，美国进一步地发展了该制度，而后如德国、日本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引入和借鉴了这一制度。2005 年我国修订《公司法》时也引入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仅仅简单规定了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和前置程序。

二、我国股东代表诉讼费用承担现状

股东代表制度被正式引入我国至今已有7年，然而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件并不多。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使得这一制度并没有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诉讼费用规则的缺失。

（一）股东代表诉讼费用的计算标准

我国《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十三条将案件划分为非财产案件和财产案件，并规定了相应的收费标准：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比例分段累计收费；非财产案件，按件收费，且数额较小。很多法院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维护的是公司经济利益，应属于财产案件，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来收取案件受理费。由于代表诉讼的請求额一般来说比较巨大，少则几十万，多则百万千万，原告股东就要交纳巨额的受理费。

（二）股东代表诉讼费用的承担

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 诉讼费用由原告预先交纳， 由败诉方最终负担。若原告股东胜诉，受理费自然由被告承担；若原告股东败诉，不仅无法获得诉讼利益还要承担巨额的受理费。然而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无论是证据的收集还是信息的掌握都处于弱势地位，其败诉的可能性大，承担受理费的机率较高，这对为了公司利益而提起诉讼的股东是不公平的。

（三）除了诉讼费用以外的其它费用

在诉讼过程中，除了诉讼费用外，还会产生与诉讼活动有关的其它费用。例如，原告股东雇佣律师代理诉讼而产生的律师报酬，以及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调查费、交通费、食宿费、误工损失费、复印费、通讯费等等。我国法律未对这些费用的承担做出规定，原告股东无法从败诉方处获得补偿。

三、国外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

（一）英国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

英国上诉法院审理Wallerteiner V. Moir 案的法官认为，如果少数股东是合理地提起诉讼，即使败诉，也有权从公司获得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而支出的费用。少数股东作为公司的代理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有权从公司获取补偿。如果诉讼成功，所有的收益都归公司，原告作为公司的成员之一，仅是间接受益。这种诉讼如果是独立的董事会以公司名义提起，同样要付出诉讼费用。如果股东有合理的理由提起代表诉讼，诉讼费用应该得到补偿。[2]这一费用承担原则也得到了英国立法上的确认，《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十九条第七款规定，如果原告股东合理，并诚实地提起诉讼，即使原告败诉，法院有权命令公司对原告股东在诉讼中的费用进行补偿，原告可以再请求法院许可继续进行代表诉讼的同时，提出诉讼费用补偿的申请。[3]

（二）美国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

美国法规定，原告股东想获得股东代表诉讼的费用补偿，必须是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只有原告胜诉了，公司才能从中获益。当然，对原告股东诉讼费用的补偿并不以公司从股东代表诉讼中取得现实的经济上的利益为条件。只要股东代表诉讼的结果对公司产生好处，即使公司没有因该诉讼取得财产上的返还或金钱上的赔偿，原告股东为股东代表诉讼而支付的费用也必须由公司予以弥补。费用的高低取决于案件的性质、特征、所需技能、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被告赔偿的数额等。[4]

（三）日本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

1993年日本修改商法典时，《日本商法典》第267条第4项将派生诉讼界定为非财产请求权案件。这样，根据《日本关于民事诉讼费用的法律》第4条第2项规定，原告仅需交纳8200元日币的诉讼手续费，大大减轻了原告股东的负担，促进股东代表诉讼积极作用的发挥。[5]依据《日本商法典》第268条之2第1款的规定，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在胜诉的场合， 在诉讼过程中， 除了诉讼费用以外所支出之必要费用以及所支付的律师费用， 该股东可请求公司在其支出范围内以及报酬额范围内支付相当的数额。不过，公司只需在合理范围内支付律师报酬。[6]

四、我国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的构建

（一）构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的意义

诉讼费用的承担规则直接影响着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热情。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即使原告股东胜诉，也仅能间接受益。倘若诉讼费用负担过重，原告股东承担的风险远高于胜诉得到的收益，其势必不会提起诉讼。日本的立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1993 年《日本商法典》修改之前， 代表诉讼被定为财产权请求诉讼，原告股东起诉时须向法院缴纳高额的案件受理费，股东提起此类诉讼寥寥无几。据日本学者对东京地方裁判所自昭和27年至昭和40年受理案件的调查，以派生诉讼形式追究董事责任的案件仅有7件。[7]但自从《日本商法典》规定原告股东仅需交纳8200元日币的诉讼手续费后，股东代表诉讼案件每年都以较大的幅度增涨。然而倘若诉讼费用负担过轻，也会存在滥诉的危险，甚至会有恶意股东利用该制度，这不仅会严重干扰公司的正常运营，也会使法院不堪讼累。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合理的诉讼费用负担规则，充分发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功效。

（二）我国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的构建建议

1.明确案件受理费的收取标准

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受理费的收取标准是立法者对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案件进行激励或约束的最有效最直接的经济利益杠杆。[8]若将股东代表诉讼定为财产案件， 则原告会因为承担的诉讼风险太大而宁愿放弃诉讼以保住现有之收益。若将股东代表诉讼视为非财产案件， 则原告股东承担的诉讼风险大为减少， 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必随之大幅地增加。因此，我们应当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确认为非财产案件，按照我国《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中关于“其它非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收取50-100元的案件受理费。

2.股东非出于恶意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败诉后， 公司应承担诉讼费用

股东代表诉讼中，若原告股东败诉，对此处的诉讼费用不可一概而论，应区分原告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原告股东虽然败诉，但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可能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规定，若败诉股东非出于恶意提起诉讼，败诉后，由公司承担诉讼费用。这里的恶意，可以解释为：股东明知提起诉讼有害于公司或提起诉讼时没有正当的事实。同时，为了鼓励股东提起诉讼，应该规定公司欲拒绝原告股东的补偿请求时，必须证明其是出于恶意提起诉讼的。如果公司能够证明原告存在恶意诉讼的情形，法院应责令败诉原告承担诉讼费用以及因诉讼给公司造成的其他损失。

3.赋予原告股东胜诉费用求偿权。

在一般的民事訴讼中，原告胜诉时，被告并不承担原告为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及其他合理的费用。在原告股东胜诉的情况下，其享有胜诉利益，可以补偿这些费用。然而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胜诉利益直接归于公司，原告股东仅能间接受益。此时公司无需任何作为就能获得胜诉利益，股东花费了巨额的成本却仅能享受间接利益，公司的其他未提起诉讼的股东也能搭车享受胜诉所带来的益处。[9]若不对股东为代表诉讼所支付的费用进行补偿，股东很容易丧失起诉的动力。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赋予原告股东胜诉费用求偿权。即当原告股东胜诉时， 公司应当补偿原告因此支出的所有合理费用。同时关于原告股东胜诉费用求偿权应注意以下三点：（1）只要诉讼结果给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 即使公司未从中获得特殊金额， 原告股东仍可获得诉讼费用的补偿请求权。（2）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当原告股东获胜时，有权请求公司在其支付的律师报酬及其他必要费用的数额内支付合理的一定金额。具体包括：律师报酬调查费、交通费、食宿费、误工损失费、复印费、通讯费等不能从败诉方获得补偿的费用。[10]（3）原告股东的补偿费用应以其实际支付的金额为限。否则，就不是补偿而成为报酬，甚至可能存在原告股东与公司董事相串通、勾结，滥用诉权，来获取诉讼报酬。

五、结语

《公司法》中对于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引进，是完善我国公司制度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实施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还要进行不懈的探索，以期寻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案。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仅就诉讼费用规则的构建提出建议，以期公司法能够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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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庞雨生、隋静.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诉讼费用的补偿制度研究.商品与质.2011（10）.144

谭敏娟，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法。

[基金项目]本文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思考——以上海地区法院为调研样本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谭敏娟

第三篇：浅析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

(广州工商学院 )

摘要：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分项所得税制。个人所得税以个人的所得为征税对象，有所得即征税，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简单来说，所得等于收入减费用扣除，而个人所得税当中的费用扣除以法定为主。本人旨在分析，在收入确定的情况下，应确定怎样的费用扣除标准才能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公平

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内涵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必要的费用扣除，为取得所得而必须的支出;二是生计费用扣除，所得人维持生活的支出;三是特别费用扣除，一般为国家鼓励的行为支持，比如慈善事业，保险等。

一、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

1、定额扣除：工资薪金所得，我国居民每月3 500元，外籍人士每月4 800元。

2、会计核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财产转让所得。

3、定额和定率扣除：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每月800元或20%。

4、無扣除：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其他所得。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存在的问题。

1、费用扣除以个人为单位，导致税收负担横向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以个人为单位，并未考虑到不同纳税个人的家庭成员情况不同，家庭负担不一。如：养育子女情况，是否“二胎”;是否有老人需要赡养以及有几个老人需要赡养;自身健康状况。

(1)人口负担不同：以个人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及进行费用的扣除，造成收入相同的纳税人，因不同的人口负担而形成不同的纳税负担。比如：甲乙两人，月工资薪金都是5 000元，甲负担2人生活，乙负担3人生活，按现行费用扣除标准两人都扣除 3 500元后纳税，但同样的钱，甲的收入维持2人生活，而乙需要维持3人生活，两人负担情况不同，税收负担能力自然不同。现行的费用扣除设计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显然有失公平。

(2)收入构成不同：以个人为单位申报和扣除，未充分考虑来自不同家庭的内部收入构成情况，会产生有着相同收入的家庭，由于收入来源构成不同而缴纳不同税额的不公平现象。比如，甲乙两个家庭，收入都是7 000元，若甲家庭夫妻各自工资收入3500元，则他们的7 000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若乙家庭收入全部来源于丈夫的工资收入，则乙家庭的7 000元需要缴纳245元的个人所得税。显然，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征税模式有失公平，违背了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税收公平的原则，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2、内外有别的扣除标准，有失税收公平。

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对居民与外籍人员是区别对待的，居民实行3 500元的定额扣除，而对外籍人员有1 300元的附加减除费用，共计减除费用4 800元。外籍人员长期居住我国境内某地区，他们与我国同一地区居民的生活开支基本相同，理应与我国居民适用相同的扣除标准。因此，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内外有别的扣除标准有失税收公平。

3、费用扣除的内容与现实脱离，未充分保障民生需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范围仅考虑了吃饱和穿暖的生存需求。然而，伴随社会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需要诸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更搞层次的需求。此外，一些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大病患者等，需要一些特殊的支出。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忽略了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并没有充分考虑民生需求的保障，这样的费用扣除标准无法与高速发展的社会现状相协调。

4、费用扣除标准固定僵化，造成税收纵向不公平。

目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把人们吃饱穿暖的消费因素考虑在内，但这个扣除却是一个定值，而社会现实情况却是物价不断上涨，收入涨速远落后于商品价格的飙升。显然，这样的费用扣除标准与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是脱节的。

5、分类费用扣除，产生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模式，将個人所得税分为11类，对不同所得分别实施不同的计税方法，费用扣除和税率，分别进行课税。同样的收入金额，由于来源渠道不同，纳税人需要缴纳的税额将不同。比如，现在有甲乙两人，总收入5 800元。甲的5 800元为工资薪金所得，需缴纳125元个人所得税。乙有3 500元的工资薪金，800元稿酬，700元劳务报酬，800元特许权使用费，则乙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显而易见，收入多元化造成高收入但分散的人群少纳税，而收入集中的人群高税负。所以，分类费用扣除并没有充分考虑不同收入来源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

此外，我国对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没有区别对待，一律采取定额800元或者定律20%的扣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三、对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设计的建议。

1、家庭联合申报扣除，综合考虑纳税人税负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将家庭成员收入合并，然后再统一扣除费用，得出家庭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以家庭整体收入征税，能全面考虑家庭整体负担，有利于社会纳税公平的实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2、内外统一，提高居民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内外人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实行不同扣除标准，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国情，为外籍人员专设附加扣除额，是为了吸引人才和外资，提高国内经济科技发展的水平，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现在的中国早已有能力，而且有必要让全体纳税人享受“国民待遇”，应该将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进行内外统一。应该用公平的税收政策对待本国公民和外籍人员，才能更好地稳定社会各阶层，建设健康和谐的公平社会，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所以，将内外费用扣除标准进行统一，更加适合我国当前国情，有利于提高国民劳动积极性。

3、拓宽费用扣除范围，全面保障民生需求。

在现有的吃饭和穿衣扣除范围基础上，还应将家庭赡养、教育、医疗、住房、保险费用等方面的支出，在个人所得税前进行扣除。

家庭赡养，我国大部分家庭都需要赡养老人，加上中国计划生育的实施，421模式结构的家庭比例越来越明显，这将大大加重公民负担。因此，赡养费在费用扣除中列支显得意义深重。

教育支出，大多数家庭日益重视子女教育，教育支出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为保障国民素质持续提升，应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中列支教育支出费用，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近年来，我国家庭费用支出比例中，城乡居民的医疗支出比例不断上涨，已成为我国社会问题。应把医疗费用作为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减轻国民负担。

住房方面，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并且涨幅早已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许多倍。住房是基本民生保障，住房得不到解决，容易滋生社会问题。因此，应该将住房支出费用按一定比例在个人所得税前列支，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

保险费用的扣除，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中，“五险一金”已经纳入扣除范围中，但“五险”只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必要的保险，不包括其他费用的考虑。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命和财产的关注不断增多，应该把人寿保险、财产保险等费用的扣除增加的个人所得税的扣除范围中，并对其设定相应的最高限额。

另外，随着国家的“二胎”政策放开，因为多一个孩子需要抚养和教育，许多家庭的劳动主力发生变化，由夫妻共同劳动转变为由丈夫承担家庭的所有经济负担，而妻子在家养育孩子，守护家庭“后院”安稳。基于这种现实情况，应考虑将未就业配偶基本生活费用允许在个人所得税前列支。这样有利于于实现税收公平，激励一些高收入纳税人的配偶放弃工作，专职打理家庭生活，即能让在职一方安心工作，又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4、建立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弹性机制，适应物价上涨的影响。

當前，我国物价上涨速度过快，费用扣除的固定，无法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物价的不断上涨，而费用扣除固定不变，在客观上，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在加重的。另外，原本不需要纳税的低收入人群，也会因为收入的虚假增长而被迫成为纳税人。因此，需要建立税负扣除弹性机制，将物价上涨指数与费用扣除相挂钩，成为动态调整。

5、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2017年两会与“个税”专题中，关于个税改革方案中提到：按照“增低、擴中、调高”的总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新税收体制。在新的个税体制下，将实行按综合所得减除标准，而不是继续按工薪所得的费用标准，即将部分收入纳入综合，同时建立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的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对于个人所得税征收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真正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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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利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