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论文

【摘要】亲子教育缺失是目前我国“留守儿童”教育的突出问题之一。情智玩具由于其互动性和益智性优势，能够作为增强父母与孩子之间沟通的有力工具，促进孩子各项思维能力的均衡发展，尤其是情商的健康发展。基于此，结合亲子教育的重要意义及情智玩具的主要特征，解析其在亲子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功用显得极有必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论文 篇1：

留守儿童与其父母沉浸式亲情交流体验平台设计研究

摘要：针对留守儿童及其父母的交流现状的分析，探讨如何打造帮助提升其交流效率的沉浸式亲情交流体验平台。采用实地调研法、用户访谈等用户研究方法，对其现有的交流模式与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留守儿童及其父母现阶段的交流渠道主要是通过语音与视频通话，但交流模式平面交流内容单一，沟通效率低下。设计一种沉浸式亲情交流体验平台，通过新兴技术打造交流场景，实现亲子双方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度交流，提升沟通效率。

关键词：留守儿童 亲情交流 沉浸式 沟通效率

引言

沟通对于儿童和家长来说至关重要，在孩子成长路上一路伴随。而沟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日后的发展。如果沟通存在问题，则会使两代人代沟越来越大，甚至造成儿童心理不完全健全，影响儿童的发育成长。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务工，无法经常回家与儿童进行交流沟通互动，想要了解到孩子的状况，常常通过手机电话视频与孩子进行交流。然而，这种交流方式往往存在效率低下，得不到有效沟通的问题。关爱留守儿童，如何有效解决这些与留守儿童相关的现有问题，是当代社会的一大课题。为此，文章欲探究影响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之间的沟通效率的因素，寻找一种新的通讯方式，打造一个沉浸式亲情交流体验平台，帮助提升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之间的沟通效率，使其交流更为自然生动，促进双方之间的感情提升与升级。

一、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交流现状分析

首先，经调查研究得到结论：留守儿童与在外务工父母基础交流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当下留守儿童家中已基本配有电话等基础通讯设备，交流渠道愈发多元化。基本所有留守在家的儿童，在周末或节假日都会与在外务工的父母进行定期的语音通话或线上视频通话。还有部分儿童会持有父母给其配备的移动电话、智能手机与手表。伴随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目前的亲子交流沟通模式基本已经摆脱了长时间难以对话交流、长期无法见面的困境。父母与孩子的通讯渠道已然拓宽，见到彼此以及与彼此对话也已不再是现阶段的留守儿童与在外务工父母迫切需求。（如表1）为调研所得的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交流情况样本模型。

其次，留守儿童与在外务工父母的交流平面化內容单一，使得沟通效率低下。家长的倾听在沟通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而当下亲子沟通的内容模式更偏向是父母方的单方面交流[1]。儿童在家庭语境下的交流表达，往往是由自我角度出发，而产生的类似于“要不要”、“想不想”、“喜不喜欢”这种口吻的表达方式。即以自我个体为依托，表达个人意愿与情绪陈述的自我语言。而父母与儿童的交流，则会将儿童置于家庭关系中“孩子”这一角色，由此产生的形如“该不该”、“行不行”、“对不对”此类话语，由儿童在家庭中“孩子”这一角色出发，对孩子行为举止进行束缚的角色语言。现阶段的亲子交流模式往往是父母的角色语言对抗孩子的自我语言，矛盾与理解的偏差便也由此产生。父母希望通过与孩子对话，了解到孩子学习情况、生活状态以及身体状况，除此之外较少有话题的延伸与深入，孩子向父母吐露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久而久之，在外务工的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变成一种定期例行的流程，交流的效率越来越低。（如图7）为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交流模式分析。

另一点可引起注意的是，留守儿童更期待父母带自己出门游玩。在亲子出游的过程中，留守儿童能在场景中与父母产生互动，在互动中自然地交流，在交流中沟通谈心，从而促进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之间的感情，真正满足留守儿童的情感需要，利于他们心理的健全。

二、打造沉浸式亲情交流体验平台的必要性

现有的语音通话与视频通话基本普及，但其交流模式多为单向度的语音与视频交谈。对于长期分隔两地的留守儿童及其父母来说，双方在彼此生活中的参与度低。交流沟通时，既没有一个共有的环境作为背景设定，亦没有可引发深入的话题。通讯交流模式扁平化，缺乏场景感与代入感，双方除去基本的语言、表情以及少量的肢体动作，难以进行多维度的互动。久而久之，亲子之间的交流沟通逐渐演化成一种定期例行的流程，低效甚至无效沟通过多。

长期的低效甚至无效沟通不只会使父母与孩子双方的情感难以得到行之有效的表达，造成亲子间的隔阂。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晦涩贫瘠的亲子交流还会加剧双方沟通理解上的偏差，产生冲撞与误解时难以及时合理地解决，使留守儿童更易产生留守的成长隐患。再者，学校对儿童的教育也需要家长在课后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辅助学校对孩子的成长教育。而在现阶段，这种很单一化的交流模式完全无法满足需求。

再者，这个需求是多元化的，既是在外务工父母希望了解自己孩子，参与自己孩子成长教育的需求，也是学校希望家长能辅助学校引导好孩子价值观的需求，更是留守儿童与家长在交流时需要情感表达的合理渠道和方式的需求。当现下留守儿童问题逐渐发展成为影响社会幸福指数的大问题之时，如果能找到合理的渠道，削减留守儿童问题带来的过多负面影响，对于社会发展和提升这部分人群的幸福指数，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因而，要调和与疏通留守儿童与其父母间沟通的隘道，亟需构建一个以交流为目的的沉浸式亲情体验平台，使其能在有限的交流时间内进行更自然、更高效的沟通。

三、设计研究

（一）易用性设计原则

针对留守儿童与其父母的沉浸式亲情交流平台，其用户主体有两个，分别是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父母。

留守儿童群体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儿童群体，对儿童群体的产品设计一定要遵循易用性设计原则。儿童产品的设计目标是要让儿童易用、适用、好用。研究儿童不同认知阶段的行为普遍性及特殊性是产品设计的理论基础[2]。考虑到用户是未成年人，行为与认知水平均未达到成年人水平，所以在产品的使用方式设置上不应过于复杂，而应当足够简便易用，且能贴合儿童的思维模式与使用习惯。如果是涉及人机交互的电子类产品，在使用流程与界面设计上，要符合儿童的使用习惯，流程不应繁琐，应尽可能一步解决，界面图形语言要生动有趣并且符合儿童的认知。

而针对留守儿童的父母，其多为进城务工人员。考虑到这个群体因为受教育水平有限，所以对于复杂的操作可能表现出明显的耐心不足，甚至具有抵触性。因而针对这类用户的产品必须易于使用，操作方式简单明了不复杂，尽量减少用户在操作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操作和使用困惑。

（二）注重视觉、听觉等多感官交互体验

在沉浸式体验中，当体验者达到一定的沉浸程度时，其对于相关媒介存在的认知程度会随之降低，从而实现忘我式的沉浸体验[3]。人对物体的感知和获取是全方位的，要打造沉浸式体验，对体验者多感官的综合触动必不可少。在亲子互动平台中，运用技术就亲子双方的感官能力进行扩大与延伸，对五感体验的设置尤为重要，其体验也是客观上影响沉浸程度的最大要素。尤其是对于留守在家的儿童，由于长期处于较为单一的乡村生活中，多方位的感官刺激能够极大地引起他们的好奇与专注。让其得到感官满足甚至感官盛宴从而实现深度沉浸，能够帮其更快速地进入到设定的场景中，完成高效的交流互动。同时，满足视听等多感官交互也是实现沉浸式体验的基本保障。

（三）增强双方在交流过程中的趣味性交互体验

仔细分析现在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之间交流方式的不足，就会发现枯燥的交互体验也是现有交流方式一大弊端。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因为交流方式的单一化，会使得双方降低交流欲望。久而久之，打电话或者视频通话沦为一种“形式”，对双方的亲子沟通没有益处，反而甚至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而在为留守儿童与其父母打造沉浸式亲情交流平台时，应当将趣味性交互作为产品的主要亮点之一来考虑。如果能力口入一些有趣的亲子交互内容，不仅可以增强沟通交流的有效性，更是可以缓和他们之间由于长久不能相见而逐渐生疏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互动有利于亲子关系融洽，促进儿童心理与生理发展，与此同时，也可以给家长带来高涨的情绪状态[4]。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如果父母可以有一种方式陪孩子一起玩耍娱乐，对于彼此亲密无间的亲子关系的建立会有很大帮助。

趣味性交互的实现可以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其具体的实现技术也可以参考现在一些比较成熟的体验技术，例如肢体动作感应、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通过对这些技术的合理应用，为这样的群体打造一个更具趣味性的交流互动平台。留守儿童和他们父母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现有的视频通话层面，而应该有更多、更有创意的交流互动方式。

（四）考虑话题带入与场景带入

除了通过媒介来强化体验者的沉浸感受，要引导体验者认知层面的沉浸，还需要优质的内容作为载体[5]。心心理沉浸为切入点，营造話题与场景是十分必要的。对于长时间分隔两地生活的留守儿童及其父母而言，由于双方在彼此生活中的低参与感，其对话内容基本停留在生活状态与身体状况的询问。除却单薄的基础问候外，难以进行交流的延伸与深入。而利用现有的技术营造特定虚拟场景来开启话题，是一个使其能共同处在一个环境下的契机。在营造的场景与人的交互中，增加亲子对话的真实感、减弱不自然与尴尬。与此同时，创造话题与机会，让亲子循序渐进地深入到有效交流中，也为孩子营造一家人相伴出行的体验们

（五）增强亲子双方在彼此生活中的参与感

留守儿童与其父母在生活中长期处于两地分隔的状态，因而双方对于彼此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缺乏基本了解。且双方在日常交流中也很少会涉及类似话题。由此导致了两个问题：其一，父母认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自己没有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与引导中去，自己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没有足够的参与感和角色感。其二，孩子对于自己父母在外务工的艰辛没有认知，不能理解这种形势下自己父母作出这样决定时面临的无奈，无法体会父母，容易对父母不能陪伴自己的这件事产生责怪心理。

因而在为留守儿童与其父母打造沉浸式亲情交流体验平台时，应当设计一些机制或者功能，提供一些话题或者场景，让父母感觉到自己参与了孩子的成长，自己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有贡献。毕竟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引导儿童在成长时期良好习惯的养成[6]。同样的，让留守儿童通过这样的场景或者话题，了解到父母在外务工的环境和生活状态。让彼此参与到对方的生活中，会有更多更加具体的、易于交流的话题。这样不仅是让亲子双方沉浸在交流中，更是让他们沉浸在彼此的生活中。

（六）打造沉浸式亲情交流平台现阶段可采取的技术

打造沉浸式场景，现阶段有一些较为成熟的技术可以参考。

首先是VR虚拟现实技术，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使用头盔显示器来封闭使用者的视觉、听觉，形成虚拟的视觉环境，尽可能形成一种实时沉浸的高仿真环境[7]。可以通过将实体场景数字化，以VR虚拟现实技术为平台，将这样的场景和内容展示给用户，把留守儿童与其父母双方放到一个VR沉浸式场景中去，同时赋予这个平台即时通讯的功能，让双方可以在这样一个沉浸式平台中完成交流。

其次就是体感识别技术。体感识别技术可以帮助用户双方完成一些体感交互活动，而这种活动会明显增强双方在共同执行某件事情上的沉浸感，让人全身心投入到彼此的互动中去。因而体感识别技术也可以运用到这样沉浸式交流体验平台打造中。

再有一些为主要功能服务的基础技术，比如通讯技术。未来5G通讯技术将逐渐实现商用，对于之前提到一些技术数据的上传和下载会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一些数据的即时与高效传输变得完全有可能实现。在5G商用之前，依托光纤网络，也依然可以实现大批量数据的即时上传和下载。

结语

当今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之间交流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无法取得联系的问题，更多的会转向亲子交流是否能达到目的、交流的体验和感受是否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的问题上。所以，基于现有单一的语音通话或者视频通话这类交流方式的弊端，探索出让他咭门更加沉浸于交流沟通的方式显得十分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尝试运用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提升这一群体在亲子交流过程中多感官全方位的交流体验，通过打造沉浸式亲情交流体验平台，让他们不仅沉浸于交流沟通，更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彼此，增进亲子感情，参与到彼此的生活中。做到更好地解决留守儿童与其父母的感情需要的积极尝试。

参考文献

[1]徐勤玲.与孩子聊天的艺术[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3（21）：51

[2]刘小路，杨婧.亲子互动儿童家具体验性设计研究[J].创意与设计，2016（06）：84-88

[3][5]杨浩婕，邱雅慧.关于沉浸式传播的虚拟现实艺术设计策略分析[J].设计，2017（19）：113-114

[4]张瑛，沈林明.关怀童心——亲子互动空间设计必要性分析[J].设计，2016（13）：52 -53

[6]汤文成，李嫱.儿童产品创新设计的认知机理研究[J].设计，2017（22）：102-103

[7]刘键，彭莉.基于心流理论的沉浸式VR旅游产品设计[J].设计，2018（19）：136-138

作者：孙逢辰 吴嘉贻 潘夏 兰霖

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论文 篇2：

基于亲子教育优势的情智玩具设计研发

【摘 要】亲子教育缺失是目前我国“留守儿童”教育的突出问题之一。情智玩具由于其互动性和益智性优势，能够作为增强父母与孩子之间沟通的有力工具，促进孩子各项思维能力的均衡发展，尤其是情商的健康发展。基于此，结合亲子教育的重要意义及情智玩具的主要特征，解析其在亲子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功用显得极有必要。

【关键词】亲子教育；情智玩具；情感体验

引 言

亲子教育作为早期教育的一个焦点，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以抚育者与婴幼儿的互动性活动为内容，以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和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为宗旨的一种早期教育形式。[1]但目前由于我国“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显，如何有效地弥补亲子教育的缺失，培养“留守儿童”良好的个性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智能玩具由于具有在互动性和益智性方面的优势，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优秀的情感化智能玩具甚至可以作为增强父母与孩子之间沟通的辅助工具，有利于孩子各项思维能力的均衡发展，尤其是情商的健康发展。由此，解析情智玩具在亲子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的功能性价值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一、情智玩具的亲子教育优势在于互动交流

衡量孩子教育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看孩子能否感受到愉悦和幸福，能否与周围人和谐相处，这多半取决于亲子教育的成败。我国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寄养儿童”两大问题日益严重。他们的年龄区间大致分布于0—14周岁之间，普遍面临生活、教育以及心理和道德行为等一系列教育问题。由于亲情缺失、监护缺位和家教缺乏，他们极易形成自私自利、性格孤僻、感情脆弱的性格，容易产生不道德行为。可见，亲子教育的缺失直接影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设计人员发现，以关注留守儿童的情感需要为出发点的情智玩具在陪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对于亲子教育的缺失起到相当的弥补作用。

互动交流是情智玩具主要特征，以此来迎合儿童心理、行为等问题并进行及时干预。情智玩具作为简单的智能机器人存在，主要通过声控、光控及反应程序的设定完成与青少年和儿童之间的人性化互动。2006年我国原创的情绪数字化智能玩具“皮皮熊”在深圳研制成功。这款“皮皮熊”玩具是运用数字化技术研制成功的国内外第一款模仿人的情绪的智能玩具，不仅具有教育、娱乐、录音等功能，还运用电子传感技术首创了玩具自我感知直立、倒立、仰卧、侧卧、趴下等体位变化功能，给玩具注入了喜怒哀乐等人性化情感。2012年12月31日，一款韩国聊天机器人“小黄鸡”迅速爆红互联网。这只风趣的、能用萌语及时回答各种提问的“小黄鸡”（如图1所示）仅用了11天，就拥有了140万的粉丝，“人鸡对话”的应答程序设计给情智玩具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

可见，互动交流的游戏模式，不仅能提高孩子的参与意识及学习兴趣，也能提高孩子的感知、理解能力，使得孩子在获得情感快乐的同时，也能获得各种技能。这些优势对于解决亲子教育缺失的问题具有“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的价值。

二、提升情感体验能力是情智玩具的设计关键

情感体验能力是衡量情智玩具研发成功与否的关键，这主要基于其互动交流的属性。在设计中，如何有效提升玩具的情感体验能力是设计师应关注的要点问题。项目小组在充分的市场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制定了设计的指导思想，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考虑：

1、应充分适应儿童用户认知的阶段性征

情智玩具设计首先应考虑儿童用户认知的发展阶段。依据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阶段的理论，将其划分为以感觉运动机能为基础的智力阶段和以表象、语言等符号机能为基础的思考阶段。4-7岁的幼儿开始进入直觉性的思考阶段，能对事物进行分类，但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此阶段的儿童玩具设计应考虑更多地满足儿童智力发展和体力活动的需要， 如卡片玩具、建筑结构玩具、体育运动玩具等。美国世界奇迹玩具公司开发的智力玩具就颇具代表性，一种会讲故事的小棕熊，眼睛能转动，嘴巴张闭自如，一按电钮，它就滔滔不绝地讲故事了，娓娓动听。7-12岁的儿童能够在直观的基础上初步运用演绎方法对隐藏在现实事物中的更一般的关系进行组合和排序等逻辑操作，此阶段的儿童玩具设计应更多地考虑有助于智力开发，培养其创造意识、创造才能。[2]情智玩具研发的用户认知阶段显然需集中在思考阶段。

2、注重丰富情智玩具的触觉感官体验

触觉是人类所有感知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感知实物。触觉感官体验是情智玩具设计应围绕的中心，它强调在玩具产品的设计过程中，通过材质语言带给使用者丰富的触觉感知，使儿童从中得到乐趣。具体设计操作中，应该依据不同触感的材质来营造相应的触觉感官氛围，目的是给使用者以交互的娱乐感受。[3]比如，布绒玩具的织物材料具有轻松活泼的触感体验；仿真的绒毛织物则带给使用者温暖的触感以及迅速沉浸在童年的美好回忆。

丰富触觉感官体验的基础在于熟悉不同材质触感的优缺点，并有的放矢的进行整合。比如，塑料因价格便宜、工艺性能好等优势被玩具厂家大量使用，但是其触觉感受单一、乏味，缺乏亲和力，试想，如果在外观的局部使用金属层，加强温度的传递，或者利用振动来加强触感的强度，或者模拟自然材质的触感，不仅能改变情智玩具冰冷的机械本质，还能使用户的主观触感体验更加丰富、立体。

3、注重情智玩具的表情设计

在情感化智能玩具的设计中，科技传感器能够帮助我们超越普通玩具的性能来完成更多的功能。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智能玩具和使用者在情感交流方面是双向的，和其他产品与人的交互不同，智能玩具给使用者反馈的目的是创造游戏效果，形成“玩”的过程。这样的多维交流过程中，必须重视其他感官功能和视觉功能的配合，以达到最佳的交互效果。一般的智能玩具是通过设定动作来取悦使用者，或模仿人和动物的行为，或利用灯光和声音来表达某种信息。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结果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用户会产生厌烦。那么，通过赋予玩具丰富的表情不失为加强使用者因时间而产生对玩具依恋感的有效途径。

比如，通过灯光的视觉变化来表达玩具的情感。日本索尼公司著名的智能玩具爱宝的面部就有点状分布的灯光，当接受到使用者轻轻抚摸的信息时就会闪烁绿色光芒，表示它很高兴；如果拉动尾巴，它就会闪烁愤怒的红色灯光，还会有一定的动作配合。为了较易被使用者理解和读取，灯光常设置在智能玩具的虚拟“面部”或者接近胸口“心脏”的位置。

又如，通过音效也可以增加情智玩具表露情感的娱乐性。利用声音合成器和简单的编程系统，来让使用者体验主人训练宠物学说话的过程；还可以通过玩具对语音指令做出一定的反应来表达情绪或状态。这样，既传达了智能玩具的情绪，又创造了娱乐的效果。

从考虑生产成本角度来看，情智玩具的表情设计只要依据玩具外形的特点来在重点的器官上做出略夸张的设计，强调一、两种感官的动作，弱化其他部分，即可达到传递情绪的效果。[4]

三、情智玩具设计实践

为了验证情智玩具的亲子教育功能，项目小组在进行缜密的市场调研后切实可行地提出了研究方案，并依据科学的设计程序与方法，展开“爱说话的青蛙先生”主题玩具的设计实践工作（如图2所示）。玩具外观采用青蛙的可爱造型以获得孩子的喜爱，设计的主要创意在于智力亲子聊天功能——系统可模拟父母、孩子的语音输入大量语句。父母工作很忙时，可以通过录音储存与播放功能与孩子进行问答沟通。在这里，玩具成了孩子感受关爱的纽带。其次，益智游戏问答的设置能有效开发孩子的智力。并且附加一触即变的动态灯光，可以提高孩子的颜色识别能力。产品的外观俏皮可爱，操作简单，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本设计实践的核心价值在于亲子教育活动的双向交流模式的开发。情智玩具——“爱说话的青蛙先生”最大的创新点是和使用者之间的双向情感交流模式。和其他产品与人的交互不同，“爱说话的青蛙先生” 以交互体验为出发点，给使用者反馈的目的是创造游戏效果，形成“玩”的过程。通过设定实现自然语言的交互、丰富智能玩具情绪的表达，来加强玩具和使用者之间的情感纽带，建立起随时间增长的依恋感。对实践项目的多次论证后，最终运用模型实物进行了验证分析。这种研发模式的构建不仅能促进儿童思维能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利于其良好性格与品质的养成等。希望能为我国智能玩具发展模式提供一些思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王玉萍.亲子关系与婴幼儿早期教育[J].教育导刊，2010（1）

[2]孟海，徐秋枫.影响儿童玩具设计的因素[J].湖南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6）

[3]姚力宁，应放天，应佳伟.儿童智能玩具的设计策略模型[J].包装工程.2009（08）

[4]侯小桥，张凌浩.提高智能玩具感官体验的设计策略[J].探索中国.2010（9）

[1]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0-251

作者简介：

张晓利（1980-），女，辽宁朝阳人，艺术学硕士，黄山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产品设计及其理论，民艺学。

作者：张晓利 富彬绵

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论文 篇3：

叩问用工荒

中国2011年的春节，如同往年，春运牵动千千万万家庭，牵动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牵动国际国内。也如同前几年，春节说不清道不明的各色“人情关”之后，各式各样的“用工荒”，又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几乎一夜之间，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陆，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招不到工人”，成为了一个共同的困扰，曾经仿佛永远用之不竭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一下子就没有了。

一时间，长三角告急、珠三角告急、京津唐告急、中西部告急。“民工荒”，这个2004年才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专有名词，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来势凶猛，覆盖面如此之广。

企业家说，民工荒，是因为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内陆经济一派热火朝天，一两百元的微弱工资优势再难抵家门口的诱惑；

经济学家说，民工荒，是资本与劳动力博弈的信号，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号角；

社会学家说，民工荒，是新生代民工们在比父辈更为多元的利益诉求指引下的选择；

人口学家说，民工荒，是人口红利在减少，“刘易斯拐点”终于来临；

……

利益VS亲情：“孔雀”回“巢”

2月5日，在宁波市举行的劳动力供需洽谈会上，进场招聘的50家企业共提供岗位3387个，其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的需求量达2465名，占总需求量的72.77％。目前公司订单很多，正准备扩大规模，因此急需大量缝纫工。但一个上午过去了，只有10多人报名。

安徽省是中部劳动力资源大省，全省6700万人口中，长年外出务工人员约1300万人，在合肥举办的“2011安徽暨华东地区大型人才招聘会”上。700多家省内外企业参加，提供岗位3万余个，但招聘会很多招聘台几乎无人问津。

根据某全球人力资源咨询公司2月14日发布的报告预测，2011年春节后，中国整体用工缺口将在10％～20％。虽然很多企业以加薪15％的条件吸引应征者，但“工人更难招了”依然是很多用工单位普遍的感受。

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建设方面差距的逐渐缩小和东西部薪酬差异的逐年减小，成为许多外出务工人员留乡找工作的重要原因，这已经成为影响西部劳务输出地区农民工流向的重要因素。大多数四川籍农民工对今年的工资期望值在2000元左右，比往年提高了300元以上。

安岳县是四川省人口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据劳动部门了解，目前，安岳县的回乡过年农民工中，有1万多名农民工今年不愿意再到东部地区打工。工资是一个问题，这几年东莞的工资还比不上成都的工资，总体要低三五百块钱。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内陆经济一派热火朝天，沿海地区微弱的工资优势再难抵家门口的诱惑，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除工资之外，“家庭”和“归属感”这些过去在农民工身上往往被忽视的因素，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民工选择就业、乃至选择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听到农民工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和老人，甚至愿意放弃过去在外务工积累下的资历和高薪酬，转而留在本地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正由“经济人”回归其“社会人”的本来面目。

杨龙娅两口子是四川简阳人，他们非常在意“归属感”。“在东莞、深圳的电子厂打了这么多年工，也习惯了广东那边的生活，但是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成不了当地人，心是飘着的。去年有了小孩，我们就决定回四川，毕竟这里才是我们的根，我们不想让小孩将来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广东人。”

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得不到完善和落实，使他们成为了干活最多，保障最少的群体。“用工荒”正面临“廉价劳动力时代”的多重欠债——无论是看得见的薪酬、社保、福利，还是看不见的休息权、话语权，都构成了“廉价劳动力时代”看似消退其实积重难返的负面效应。因此“用工荒”绝非农民工群体的权利增收，也不是纯粹市场意义的用脚投票。更多反映出农民工群体迫于无奈、在权益停滞不前下的“次优选择”。

回乡创业、农业收入、留守儿童留住部分农民工。近年来，由于国家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及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使农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日渐增强，更多的昔日“打工者”如今勇敢地选择了创业，做起了“小老板”。安岳是四川最大的民工输出县，这里也是四川民工输出的风向标。据统计，今年安岳已经有数百个外出农民工回乡发展农业产业化，带动了上千人就业，而资阳更是发放了2000万贷款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这样就地安置农民工6.1万。另一个人口大县中江县，除了外出务工的以外，许多人选择在家发展蔬菜种植，有的在乡创业，间或在附近工厂干点零工。

留守儿童问题是许多农民工不愿再外出的主因之一。一些农民工已经意识到留守儿童引发的严重问题，并开始采取行动。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

产业转移劳动力被“截留”。西部农民工在本地就业，这是很多东部企业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近来，面对新一轮“用工荒”，各地民工“争夺战”硝烟四起。

随着我国东中西产业的梯次转移，劳动力在东中西部之间的竞争今年尤其明显。四川、安徽、湖南等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企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纷纷开展“截留”行动。为了缓解当地用工压力，今年春节前，中江县相关部门组成代表团赶赴广东东莞，对这个县外出劳务人员进行慰问，并在当地媒体上刊载广告，宣传该县产业发展状况，号召本县农民工返乡务工。

新生代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企业招工。引人瞩目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成为加速“用工荒”的助推器。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农民工“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大约1亿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渴望融入城市。缺工是因为供求的不平衡，企业需要大量的一线工人，但是新成长的劳动力学历越来越高，首要选择已经不再是生产工。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多元化，也加剧了企业“招工难”。在合肥一家电器企业做质检员的王强，月工资达到2500元。22岁的他说，由于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作压力很大，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活动。“与其他企业的员工相比，我的工资还有优势。但是，这么长的工作时间，谁能受得了?我也想换份工作了。”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仅用了50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100年的发展历程，由此带来了产

业技术进步和升级转型，先进生产力得以发展，新产品不断涌现，企业为实现批量生产，需要大批劳动力。而劳动者的技术形成、心理素质提升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是企业“招工难”的深层次原因。

此外，由于网络化建设相对滞后，公共就业信息传递渠道单一，很多都不能及时传达到基层农民工手中。同时，劳动力人口多数来源于农村，其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且多数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不能适应企业需要，造成劳动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

社会需求VS个人价值：另眼细看“就业难”

当珠三角、长三角“用工告急”，连四川、重庆、安徽等传统劳务输出地也频现“用工荒”的时候，也有一大部分群体在为就业难而诉苦。在一些招聘会上，拥挤不堪的大学毕业生人群总是黑压压的。人保部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2009年的611万多19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一边是“就业难”，一边却是“用工荒”。劳动力既“过剩”又“匮乏”，这样的对比，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甚至似乎有些荒谬。

2月26日，2011年成都春季特大型人才招聘会暨中高端人才洽谈会在成都人才市场举行。家住德阳的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生阳城匆匆赶到招聘现场，将所有的招聘岗位搜罗一遍，直呼：“找个合适的岗位挺难。”与此形成反差的却是用人单位很难招到员工。一家商场的现场负责人周女士一脸忧虑，他们商场计划招导购员80－100人，月基本工资1100元，加提成，差不多2000元每月了，还有吃住补贴，整个上午，仍不见报名者。

此次招聘会上，面对350家企业、推出上万个岗位的旺盛需求，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却不为所动，造成了另类“就业难”，即中国特色的“用工荒”同时遇上了“就业难”。该用什么来破解这对看上去相互冲突的矛盾?

劳动力观念形成“鸳鸯锅”。一方面劳动力密集企业招工难，一方面因为许多人尤其是大学生都希望成为高级白领而造成“就业难”，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一个“鸳鸯锅”。如今，大量“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只求最基本的温饱，他们也有着自身的精神追求，希望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教育、医保和养老；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就业时总是将自己的期望值摆得相当高，选择职业时挑三拣四，对家政、技术工人等职业往往不屑一顾。虽然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人往高处走，人是一种期望值很高的动物。当前，用工方与劳动力彼此都在博弈中，要么用工方选择异地招工或者结束这个产业，要么劳动力放松自己的条件，究竟结论如何市场会有定论。但终究会有一天，蓝领的工资提高了，保障更完善了，白领的期望值下降了，“鸳鸯锅”才不会存在。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业内人士认为，单纯地以传统的就业观念落后等来解释，已经过时，当大学毕业生起薪和农民工之间基本可以划上等号时，再苛求“天之骄子”的眼高手低，显然不太现实。

高校生就业难，也并非企业不需要高素质的员工，而是学非所用。“用工荒”现象再现，一方面说明企业生产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老模式，可供大学毕业生等高层次人才选择的企业数量和岗位并不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统的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经营方式急需改变，完整的现代产业价值链条急需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上。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相伴而生，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要。农民工集中于生产制造环节；大学生分布于相对中高端的设计、销售、服务环节等。现代的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条，除了生产，还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市场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实现产品和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而现在这条价值链出现了断节，正反映了许多国内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出口依存度较高、靠订单存活，还处于靠赚资源和劳动力的差价生存的阶段，结构性缺工就在所难免了。

高端化后的企业更需要技术工人，但我国的劳动力供应市场仍处在较低技术层面，就业所具备的技能和企业需求出现了错位，这也是企业“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悖论的主要原因。

人口数量VS劳动力质量：“刘易斯拐点”来临?

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面对“用工荒”，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将会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还是现在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拐点”的时候，经济发展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对于长期依赖丰富人力资源的中国，可能的转折点到来必然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深层含义。

从供给上看，在中国，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和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一个农民平均种植60亩地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以这个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农业人口有3000万就足够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除了进城的，还有2亿。每年转移800万，也还需要转移20多年；第二，城市工资与务农收入的比较收入差异，也会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第三，1990年时，中国城镇的人口就业率是56.44％，而到了2006年，下降为48％多，按照1990年的就业水平。城镇5亿多人口中，没有就业的劳动力高达5000万人。中国城镇目前的实际失业率接近16％，也就是5500万人。这些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工作的人，每年消化500万，也需要10年；第四，中国新增劳动力的规模依然可观，目前的高校教育体制将产生大量结构性过剩，大量的企业改制、复员军人转业每年仍然有300万～500万劳动力的供给。

从需求上看。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而资本价格相对便宜。随着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如自动化生产线的使用，用人数量也会下降。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问题，更多是与人口质量相关。而且促进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如科技、资源、制度等等。人口因素只是其中之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远远没有消化完，这时候出现了“民工荒”是不正常的，把这称为所谓“刘易斯拐点”，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有些牵强。

中国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有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都只占5％以下，我国占60％～70％。要想让中国的农村富裕起来，一大问题是让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出来，用更少的劳动力经营更大范围的土地，提高生产率，农民就富裕起来了。

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

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并且在2005年～2015年期间。仍然将保持正的增长率，因此，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变化仍然只是增量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因此，中国经济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

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从农村来看，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也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我国产业是呈梯度转移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大势所趋。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西部地区面临着用工需求的日益增多。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得以快速腾飞，也将带来大量劳动力需求，而新增城乡新成长劳动力是呈下降趋势的，因此，长期性缺工或将不可避免。

随着劳动力老龄化趋势的日趋明显，产业结构形成用工年龄需求与劳动者年龄结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来看，目前缺工仍是结构性的，而且出现的“招工难”只是局部的。在“招工难”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和城镇化带来的大龄转移人员难就业，“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国家、企业发展VS公民权利保障：多元破解“用工荒”

“用工荒”的出现，究竟是该喜该忧?又会“荒”到何时?面对已成定局的用工现状，政府应该有何作为?企业又该何去何从呢?

给农民工公平和尊严。“用工荒”实际是“民工权利荒”。2.3亿农民工在中国可谓是一个庞大群体。然而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的基本利益却没有很好的落到实处。每到过年时，就会有农民工因拿不到工资而被迫上演“跳楼秀”。这种境况，堆满了农民工的无奈与辛酸。财经评论家水皮认为，只有让农民工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待遇，维护农民工的权利，才会从根本上解决“用工荒”问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刚刚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导向。

改变企业用工理念。解决“用工荒”的治本之策，是要让工人与企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做到“以情结其心，以利固其志”，切实做到职工与企业一起分享经营成果。企业以情结员工之心，员工才会以真心回报，当员工将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爱护的时候，这家企业便有了无坚不摧的力量；当企业将自己的员工当作自己的“子弟兵”一样爱护的时候，员工就会与企业“不弃不离”。

现实中，有的企业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将员工当成了经营中的“局外人”，工资几年不变，甚至经营上一有风吹草动，便要裁人减工资。这样的结果便是离心离德。如果有福同享，工资合理，企业有困难员工就能体谅，合力同心渡难关，谁又愿意四处流浪打工呢?

“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这是重庆一家企业对农民工的慰问信(其实是邀请函)中的诱人“承诺”。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能、真能做到这样，让员工们生活得体面而不失尊严，那么，所谓的“用工荒”或许就只是一道伪命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从某种角度看，用工荒和就业难，最后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东部沿海企业要想保持和巩固先发优势，根本出路也只有靠加快产业升级，迅速从劳动力密集的加工业跨越到资金、技术、人才密集的新兴产业。只有进入利润空间更大的新兴产业，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才能有实力去吸引高端人才，实现“腾笼换鸟”。而每年成千上万的应届毕业生们，正是农民工回流之后的接续人才。这样，“用工荒”和“就业难”两大难题才能同时破解，从而形成真正的双赢局面。

加强校企合作，破解“技工荒”。未来几年，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所以仍会出现对技能工人的旺盛需求；对白领职工的需求虽然增加很快，但绝对数量仍远远低于对工人的需求。破解“技工荒”，首先要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使优秀蓝领的价值得以提升，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技能、尊重技术工人的良好氛围。同时，要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相协调，加快我国技工与职业学校的发展。

技校与企业的合作，是一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是校企双方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的模式。校企合作能有效地实现技校生的就业与市场对接，缩短技校生的学习体系与工作体系的差距。在“技工荒”的大背景下，企业应主动出击，联合技校共同培养人才，而不仅仅是守株待兔，独自悲叹人才难得。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发挥一定的引导和搭桥作用，并在鼓励技校与企业的合作上，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同时加强对校企合作过程的监督，使校企合作达到技校和企业的双赢局面。

目前，不少学校通过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不断探索合作模式，校企合作由顶岗实习为主向教学过程延伸，把教学过程与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融合在一起，把学校所教、学生所学、企业所用三个方面紧密结合。校企合作的深化，使得培养的学生能够得到企业和社会的认可，促进了技校生的高就业率。

打破农民工求职的“信息壁垒”。上海蓝云保洁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部长李影告诉介绍，招聘中常发现“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同时存在的情况。公司跑遍街道、社区、职介机构等四下招人招不到，不少农民工却因找不到工作而犯愁。很多求职者对政府公共职介机构的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一无所知；一些专为农民工设置的政府职介机构以及相关招聘会，则常常由于“知名度不够”等原因而显得人气不足。

作为劳动就业部门就应进一步加强服务意识、服务能力，“走出办公大楼”，深入企业、农民工居住区等基层一线，掌握一手的就业市场信息；同时，应该创新手段，提高就业信息传播的到达率和有效性，让劳动力供需双方充分“对接”。这比到火车站、汽车站去“截留”民工或许更能发挥作用和效力。

户籍改革破解用工荒。解决“用工荒”，不单单是企业的事情，它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目前，东部地区的绝大部分城市的传统制造业、家政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农民工占到80％以上。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财富，为城市带来了整洁美丽的环境，为市民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是，因为他们的户口不在这儿，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他们享受不到。

要突破体制瓶颈，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享受同等市民待遇。同时把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列入城市廉租房、公租房的统筹体系，把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城市教育体系，解决好他们的医疗、养老保险、社保资金可跨省随人转移等实际问题。这一体制机制瓶颈不除，“用工荒”就很难在短期内寿终正寝。

“用工荒”既是催化剂也是警示灯，其催化的是：进一步完善和公平我们的教育制度，倒逼企业提高工资水平、提升福利待遇，倒逼地方政府打破城乡藩篱，给农民工以平等的社会待遇；其警示的是：一个始终以廉价劳动力众多而著称的经济体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始终依靠廉价劳动力默默奉献而保持的高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作者：许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