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实质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建立法治国家、构建法治型政府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模式，已成为摆在眼前的关键性问题，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和基本遵循。在行政法的视域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点就在于“治理公权力”，使行政执法行为更具规范性和服务性。为此，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就必然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对比与抉择模式。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依法治国实质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依法治国实质分析论文 篇1：

把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

摘 要：文章浅析了坚持党的领导、发扬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一）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在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必须防止各种干扰，特别是不能把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等不加分析地照搬过来，更不能照搬所谓“三权分立”式的西方模式，而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法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存在而存在的，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自觉守法，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质要求。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办事。只有在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得到全社会的普遍服从和遵守，成为一切行为的准则和国家管理活动的依据时，才称得上依法治国。只有真正做到依法办事，才能促使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普遍的遵守，才能为实现依法治国提供切实可靠的保证。

（二）

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统一于依法治国这项伟大事业，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标志。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也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而这种体现是通过党的领导作用来实现的。

从依法治国的手段上看，是执行党的政策与执行国家法律的统一。党的政策是党在政治生活中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作出的政治决策。党的领导作用实现的基本方式之一就是制定和实施政策，以指导国家的活动。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式是制定和执行法律。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和完善，党把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从主要依靠政策转变到主要依靠法律上来，就更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

从依法治国的形式上看，是发扬民主与依法办事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加法制等于法治；实行依法治国，目的是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民主的法制化”，就是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形式、民主程序，运用法律和制度加以确认和保障，使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和破坏。“

（三）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和进步。我们必须通过贯彻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改善党的领导。一是转变我们党的领导。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就是通过依靠人民群众和人民代表大会、依靠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运用人民的权力，支持和监督政府行使权力，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二是转变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必须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三是转变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广大党员应当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充分认识到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以党的政策为指导，当党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之后，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观念，充分尊重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发扬人民民主。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社会主义法治应当而且必须反映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一要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保持国家的性质不变。二要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准确、全面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促使其依法行使各项职权。三要促进立法的民主化。在法律起草、通过的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民主程序，以保证征求和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保证人民代表能真正反映人民群众呼声，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履行自己的立法职责。四要加强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克服权力腐败，防止权力滥用，维护法律权威、保证法律实施的重要一环。五要加强普法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六要发展法律服务的中介机构。

在我国，执法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所以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是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具体表现，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心环节。依法行政必须做到：（1）有限行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该管什么，该做什么，该怎样管、怎样做，这些都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以明确，并用法律予以规范。政府只管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对市场的事情不能什么都管。（2）规范行政。要在行政机关当中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法律规定的政府行为，不仅要符合实体法，而且要符合程序法。

作者：李梦飞

依法治国实质分析论文 篇2：

行政法视域下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模式的比较与抉择

摘 要：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建立法治国家、构建法治型政府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模式，已成为摆在眼前的关键性问题，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和基本遵循。在行政法的视域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点就在于“治理公权力”，使行政执法行为更具规范性和服务性。为此，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就必然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对比与抉择模式。本文就此问题做出了探讨，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抉择策略。

关键词：行政法视域；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比较；抉择

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建立法治国家、构建法治型政府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模式，已成为摆在眼前的关键性问题，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和基本遵循。早在2004年国务院所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就已经提出，并要求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法治政府是指政府行政职权行使实现法治化规范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在公权行使中将会依据法律依据而实施程序化操作，不会跟随主观意志而越权、滥权；也不会因权利发挥不力而失职、渎职；内容合理、程序正当和公正公平将成为政府行政追求的首要目标，也是最终目标乃至最高境界。

但是，人们对法治的理解与争议至今也没有停止，可以说捍卫法治的人有多少，法治观念就有多少[1]，但无论争议如何的激烈，法治的作用都必须体现在两个方面：“法治和无政府状态相对立，更和专制相对立。”这使得法治的形式化和实质化之争暂时还不能停息下来。实际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只是蕴含了不同的价值理念、治理方式和制度安排[2]，不可轻易否定任何一方的作用与存在，尤其是出于我国现阶段深化改革现实的需要，两者的重要性并不存在主次之别，哪一个方面的淡化都将导致行政功能发挥的偏颇，从而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宗旨。

因此，只有在现实的考量下，通过对二者的机理分析与比较，才能做出恰切的抉择策略，这是本文的基本观点。

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演变交织的逻辑过程

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之地，其先哲文化不仅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精神，而且成为希腊民主政治以及罗马法律体系的思想根基。希腊雅典在城邦政治中的民主性开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先河，并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参照的政治体制，虽然它在希腊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中体现并不充分，但却为罗马法的“人人自由平等”提供了思想方法与精神依据。可以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在结果上是归宿于法治的，但法治的严谨外形始终没有掩盖西方式的人文精神，正因为这一精神的存在，法治的形式与实质之争也才延续至今。苏格拉底将哲学投放在了对人的研究上，也就有了后来柏拉图对人类社会的关注，他早年希望用最具智慧的哲学家来治理人类社会虽然并没有实现，但也在无形中将法律治理推向了人类社会，并始终让法治向着人文精神的境界努力。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似乎比他的老师更为现实，出于对人性缺陷的担忧，他对法律治理社会的有效性从不怀疑、态度坚决。亚里士多德经常设置的问题就是，国家统治或社会治理是交由一个优秀的智者，还是交由严格的法律呢？他自己回答说：那就是法律统治。他的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人性的不可靠，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制约，人之兽性的部分就会越过理性胡作非为。也就是说，能够实行有效的智者统治——哲学王之治——根本就不存在，正是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所以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还没有这样的记录。那么法律之治也就成为必然选择。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不仅看清了人性，也看清了法律对于人性兽性部分的约束是最有效的，不仅目前是这样，恐怕未来的很长时间也是这样。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法治万能化，在《政治學》一书中，他仍然担心邦国之民不能全部遵循。所以他还认为法律除了要求人们都要遵循之外，它应该还是良好的法律，即良法。但“良法”仅是一种可供追求的精神理念而已，要真正达到并不容易，法治的局限性也在于此。因此，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品格提升才会成为持续不断的研究课题。

二、行政法视域下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比较与适用

1.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在价值思维上的不同

“法治”一词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流行语言，其背景因素就在于法治在中国原有社会体制中是分明缺失的，不管是形式法治抑或实质法治，法治之于我国社会的重要性都如干旱土壤对水的渴望。但是，法治到底是什么，怎样建设与加强，还需要从法制思维的角度去探讨、去理解，只有踏入法治思维的轨道，才能看清法治的起点、过程、目标与精神价值，正如《淮南子》中所记述的，“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这就说明，法治因为什么而存在，法治的功能是什么，都是必须搞清楚的根本问题，否则即便效仿古人之法而施行法治，也难以控制最终的社会混乱状态。由于法治的表述具有语境性的依存作用，法治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是多元的；也由于法治研究的方法不同，法治的思维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人理解起来也不尽一致。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就因思维方法的不同而存在着一定的分野，但坚持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的研究者们在探讨其本质区分时则又是出于语境的认知产生差异，比如有人注重的是法治的治理功能，有人则关注法治的人文精神，其语境含义的侧重点之不同也就凸显了出来。实际上，两种观点对法治所寄予的希望并无二致，即都希望通过法治来维持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一方面，人类的兽性需要通过法律的界定予以规制来实现公平正义。正如前文所论述的，亚里士多德并不相信人的美德的无限性，他兽性的部分时不时会跳出来，普通民众会这样，皇亲贵族更会如此，除了法律制裁，别无他法；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残酷无情需要用良善温情予以消解，而良善温情的力量也必须来自法律，所以更需人性化的法律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显然的是，法律对于前者是一种形而下的具体运用过程，就事论事，即时具体，更多体现的是实践价值；而法律对于后者则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居高临下，超出框约，更多体现的是理念价值。因此，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主要区别其实还在于思维层面的不同，这造成了法治在讨论中的诸多悖论，并导致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常常处于两难困境[3]。

2.行政法视域下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作为世界闻名古国，在公元前21世纪就建立了具有法制意义上的国家。尽管中华法治起源较早、历经四千多年而未中断，但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均都说不上是法治国家，统治阶级的法治连形式法治的“形”都达不到，更勿说具备实质法治的“质”了，所以说人治作用的发挥才是历朝历代强大、强盛的根基。也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之后，明确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国家宪法。但是，由于我国历史传统中的人治观念根深蒂固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律制定的缺陷与不足，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这使得我国在借鉴西方法治传统来弥补自己法治建设落后局面时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并不完备，法治操作程序也不严格，很需要形式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我国的行政公权行使也不规范，越权、滥权行为普遍，公民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完全违背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目标，这也需要实质法治的充实与提升，因此导致法治路径选择的难以决断。但是，无论最终抉择是怎样的，都必须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形式法治在我国适用中的必要性就在于，我国社会管理历来人治色彩浓厚，这与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关，也与法治的极不完备有关。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针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制度供应跟不上发展节奏，在原有矛盾激化爆发的情况下，新生的社会问题又层出不穷，在解决这些新老问题的时候一再出现法律制度缺失的尴尬局面。更为严重的是，行政违法现象日益突出，“无法”会导致胡乱作为，而“有法”却又不依、不严甚至知法犯法，在表面上看来是因为执法者素质低下，实则源于法治建设的欠缺。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之下，借用西方形式法治的传统以发挥法治规范的强大功能，不仅不应该淡化，反而需要进一步加强。毋庸担忧的是，形式法治建设的加强和实质法治内涵的提升并不是对立和矛盾的，只有法治的严肃性得到绝对彰显，法治的人文精神才能有所充实。正如刘军宁在《共和、民主、宪政》中所说，法治的目的“就是保障个人自由，法治不能是恶法之治，法治不仅以法律统治老百姓，更要以法律约束统治者”[4]。显然，他的论述不仅突出了法治的实质性精神追求，也再次表明了法的保障功能和约束功能。也就是说，法治对行政公权的约束既是对法治威力的凸显，也是对法治精神的张扬，它其实已经兼容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在中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行政法视域下法治中国化适应的一个恰当标准。

三、行政法视域下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抉择策略

1.坚持形式法治主导的思维观

坚持形式法治主导的思维观是基于我国现实状况和需要的客观认识和思想，认清这一点不仅有利于接受形式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形成有关形式法治的抉择策略。我国的现实状况和客观需要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有所不同，尽管我国已经跨入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但中国悠久的历史记忆和传统的文化思想始终没有在人们的观念中消失殆尽，其深远影响对于现代化法治建设可能就是一种极大的阻碍。形成并接受以形式法治为主导的思维观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中国社会落后的文化印痕与陈旧的体制影响始终如影随形。首先，中国社会的“人情观”会影响法治建设。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注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即人情关系，人情关系通常也就代表或者占有了大多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因此而变得纵横勾连与错综复杂。显然，这样的社会关系有利于组成一定规模的家族宗系或社会组织，在其内部虽然不乏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永远不能超越家族的长者或组织的首领，更多时候也不能超越人际的情感依存，那么规章制度的威严性也就被大打折扣。其实在中国社会的价值评判中，君主皇帝、族长首领之所以拥有绝对权威，与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人情观”是分不开的。但在今天看来，如果没有形式法治主导的思维观，“人情观”往往是过不了人情关的。其次，中国社会的“人治观”会影响法治建设。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典型方式，它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的政治挂帅时期；即便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现时阶段，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人治意识依然扎根于心理情感的深处。显然，人治下的行为规范是政治领导个体意志的产物，一切生杀予夺的机遇或厄运都掌握在领导者个人的情感眷顾里，他的下属虽然在执行公权，但公权执行目的、方式及结果却完全可能根据人的思想倾向与个人好恶，哪还有依据标准可论，更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只有形式法治才是取代人治模式的必然路途。

2.提升实质法治的内涵品格

从层次性上看，形式法治的层次性的确低于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偏重于追求法治形式的正当性、合理性，而实质法治重在追求法治实质的正当性、合理性[5]，实质法治应当成为未来人类社会所适用的高级法治形式。但是，无论实质法治的精神追求多么高尚，如果没有了形式法治的外形，实质法治要么不存在，要么就会沦落到封建落后的“人治”状态；同样，如果失去了实质法治的思想牵引，形式法治就会成为无情的暴力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恶法。因此，在坚持形式法治主导的思维观的前提下，并不会让法治止步不前，必须以形式法治的合法、合理的严肃外形為依托，充实、发展、完善其思想内涵，将实质法治的内涵品格提升上去，使形式法治通过层级的提高而实现法治精神的升华。现阶段，形式法治在我国并不能因国际趋势而必须超越——形式法治在我国的成熟度实际上并不高；形式法治也并不能因缺乏实质性合法与合理而迅速让位于实质法治——形式法治通过发展、成熟与完善，必然会走向实质法治的理想王国。在中央所提出的“四个前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即坚持科学立法和公民守法，这是对于形式法治的着重，也是针对依法治国的坚守；二是坚持依法执政、公正司法和法律监督，这是对于实质法治的推崇，也是针对法律精神的追寻。这种策略实际是采取了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并重的实施措施，是党中央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所采取的科学、正确决策，这样的法治建设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一言以蔽之，正因为现阶段形式法治的不够成熟才需要进一步发展形式法治，正因为形式法治的内涵缺陷才需要充实、丰富、提升其思想内核，也正因为实质法治的缺失与呼唤才需要巩固形式法治，以便为法律实质的成长与彰显提供法律形式的合法、合理性，使法治的实质在法治的合法合理性中得到切实提升。

3.实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

法律在形式上的边界规范和事实内涵的无限丰富很难实现对接，这就是难点所在。在有些研究者看来，“只要透过规范与现实之间不断的交互辩证，便能够彰显出蕴含于法律秩序中的法律理念，做出一个呼应客观精神、符合正确执法的决定。”其实，这里所说的“交互辩证”就是“合理化法律分析”，在此笔者不愿对此做过多想象与发挥，只想抓住研究者可行的建议与观点提出应用化的建议，它至少告诉人们，法治建设方法是可以将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融合的。也就是说，法律实践与事实之间的界限之所以难以逾越，本身固然有形式法治的局限性影响，但也与法治实践本身的方式方法有关，法律的现代化之所以非常倾向于程序法治，就是为了能够在法治实践中通过更为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而抹去那条界限。程序法治的立论依据就是法院可以考虑社会的需求与价值观念，可以将当事人的观点纳入法律程序并确定评价标准，这就提供了当事人参与评价形成和规范发现的机会。在此有两点需要突出：一是这一环节是在法律程序之内实施的，并不对形式法治构成挑战。二是这一新的评价标准可以反过来对形式法治进行修正、补充与完善，使形式法治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也正是经过这样的法治程序过程，法治的实质品格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最终实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彻底融合，实现人类社会治理与发展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的四个关键[EB/OL].[2018-02-01].http：//news.xinhuanet.com/2015.

[2]陈金钊.魅力法治所衍生的苦恋——对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思维方向的反思[J].河南大学学报，2012（9）.

[3]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EB/OL].[2017-12-12].http：//fzzgh.hznu.edu.cn/.

[4]熊瑛.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法治思维观的比较与抉择[J].领导科学，2014（4）.

[5]吴情树.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EB/OL].[2017-12-12].http：//www.sina.com.cn.

作者：贺江华

依法治国实质分析论文 篇3：

人民政协：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纽带

摘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体现在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也有不同步性，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能够架起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的桥梁，起着纽带作用，促使二者朝着共同的目标方向前进。

关键词：人民政协；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纽带

作者简介：邵南征（1965-），男，湖北鄂州人，湖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政协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我国依法治国新的旅程，加快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步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的热点问题，又是一个实践的难点问题，我们尝试分析人民政协与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探寻人们对这一问题困惑形成的原因与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希求对澄清一些人思想认识上的模糊观念、坚定实践活动中的正确方向有所增益。

一、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一致性

党的领导，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引导和向导作用。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

（一）党的宗旨和“法”的实质是一致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宗旨。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及其所面临的直接任务有所不同，因而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也不一样，但党始终坚持帮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党的这一宗旨始终没变。

我们知道，“法”历来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社会主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依法治国”中的“法”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当了家作了国家主人的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人民的意志。

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最终解放，也是人民的最大利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法治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能为社会主义法治提供不竭的发展动力。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对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政权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人民团体和基层组织等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起着重要的政治保障作用。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无从谈起。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它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法治愈发展，党的领导地位愈加稳固；党的领导地位愈稳固，愈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一致性，是人民政协联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基础，为人民政协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

二、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不同步性

既然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为什么在实践上党与法的关系又是一个难点呢？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不同步性。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不同步性是指二者的发展不平衡、不一致的状况。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二者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我们的事业就会迅速发展。反之，就会发展缓慢，甚至受到挫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如果说，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一致性，为人民政协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的话，那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不同步性说明了人民政协作为联系二者纽带的必要性。

（一）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各自有着自己的产生、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拯救深受水深火热煎熬之苦的中国民众，带领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之一。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被迫领导人民走上了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后来的政治体制，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当然地处于核心的领导地位。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在为实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作准备的过程。

党的领导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时期，现在正处在改革开放阶段，而依法治国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国家政权之后才产生出来的执政方式问题。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第一次正式结合在一起是在建国时期。《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制度，包括国体和政体，明确提出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人民政协最初是以国家权力机构的形式出现的，它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提出并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并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党的八大确立国家管理将逐步制度化、法律化。但由于多种原因，八大提出的正确方针没能一贯坚持，“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适应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十分强调和重视法制建设。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并于1996年2月提出了“依法治国”思想。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这一基本方略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党的领导是我们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项工作的力量核心，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正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作为执政党，在治国理政上党逐步采取了依法治国的方式。由于人们习惯了过去的国家治理方式，有些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时半会还转不过弯来，心理上也有个适应期，明显地感受到二者的不同。

（二）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发展不协调状况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着的。两个事物或者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存在着一方领先另一方或者一方落后另一方的情况。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实践上总体运行也是很好的，这可以用结果和民意来验证。但是，二者确实也出现过不协调的情况，“法”或者严重滞后，或者过分“超前”，尽管原因是复杂的。

从建国后的六十多年的历程看，我们从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到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繁荣昌盛的世界多极化中重要的一极，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百年甚至数百年时间所走过的路程。其间，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各式各样的敌人，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这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显然，这个成绩的取得是不容易的，经历了一些曲折、反复与探索。毋庸讳言，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出现过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违背客观规律性的失误，社会主义法制形同虚设，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如果说这是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误用了领导地位所致的话，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党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放松了意识形态上的引导，使得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乘虚而入，在民众中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法”的理念等思想，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矛头直指“四项基本原则”，则是“法”在中国的泛滥。

不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偏离规律现象，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法”的乱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终归是前进中的曲折。这曲折的矫正饱涵了人民政协的辛勤奉献，也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如果夸大这个曲折，进而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三、加强人民政协建设，推进党的事业蓬勃发展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回顾人民政协65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民政协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1]

（一）联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主要内容

随着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呼之欲出的时候，由社会各界力量代表组成的当时执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政协应运而生。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大后，人民政协不再是国家机关，而是统一战线和各党派协商组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说：“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民政协的职能和工作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其主题是团结和民主。

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策力量，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行力量，这是党和人民在建设实践中所作出的科学选择；人民政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调因素、平衡力量。人民政治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其主要工作围绕着党在各个时期历史任务而展开，是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在组织上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在政治上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性。这一特点要求人民政协在履行自身职能的同时，要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各界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不同思想、不同利益，甚至不同信仰的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在反映社情民意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政协委员来自各界别，广泛联系着各方面群众，可以直接了解到人民群众真实的要求和呼声、意见和建议，使我们能够得到通过其它渠道不易得到的情况和信息。这对于党和政府掌握全面情况，进行科学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人民政协要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注意反映社情民意，特别是及时反映领导或群众关注的问题和容易引起矛盾激化的问题。[3]实践证明，人民政协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目标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二）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面对新的党情、国情和世情，如何更好地稳定推进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难题。

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必须认清形势、与时俱进，切实加强履职能力建设，提升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本领。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人民政协要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坚定理想信念，增进政治认同，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判断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际摸清真实情况，集合众智提出解决办法，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要提高联系群众能力，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畅通和拓宽各界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要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发扬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优良传统，贯彻民主协商、平等议事的工作原则，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表达，以民主的作风团结人，不断增进思想共识、加强合作共事。[1]

人民政协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通过提案、委员视察、专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团结联谊、促进祖国统一、对外交往、学习、文史、宣传等主要经常性工作和群众工作形式，联系党群、服务党群，不断为事业发展凝聚人心、增添力量，使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实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北京2014年9月21日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7.

[3]赵龙飞.人民政协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J].新视野，1995（4）：52-53.

作者：邵南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