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文化发展论文

摘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的一个过程。为此，《决定》不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而且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科技创新文化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科技创新文化发展论文 篇1：

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优势 助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

摘要：文章通过对国家政策及农业科技创新概念的分析，提出助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五大措施，并对相关观点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农村经济；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聚焦“三农”，明确指出“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并就农业科技创新方向、重点、机制、条件等提出五大要求，凸显国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视，及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农业科技创新作为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指创造和应用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农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主要由农业知识创新、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管理创新三大体系构成。要想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优势，必须把三大体系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抓，才能真正起到助推农村经济文化加速发展的作用。

1 首先必须依托人才培养创新机制，加速农用人才的培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根本，人才对科技创新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难以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高层次创新型、技能型农用人才缺乏，农用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足，农用人才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农用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严重不足。因此必须尽快落实各项规划，创新培养机制，加速农村管理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2 其次必须依托农业培训创新机制，实现农民培训全覆盖

近年来为提高广大农民群体的科技文化素质，国家以增强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培训、“送教下乡”中职教育培训等项目，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人才及科教支撑。当前必须适应新的形势，继续大力推广这些项目，并适当转型，扩大培训范围，为更多的一线农民提供技术技能支撑，力争实现农民技能培训全覆盖，为实现农业跨越发展奠定基础。

3 必须依托科技创新机制，切实强化农技推广机构建设

攻克农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难关，促进农村实用技能人才的培养是今年农技推广的首要目标。在中央高度重视下，各省纷纷组织开展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推进行动，启动实施“一乡一站、一村一点”科技服务工程，从解决基层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办公条件入手，着手解决基层农技推广条件建设。但条件建设同时必须以人为本，必须应用创新思维，就农技人员编制少、技术结构老化问题进行探讨，不然最后还是会影响了农技推广为农服务的效果。在建立健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时，要实现基层农广校、乡镇农技站等农技推广机构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确立长效运营机制，这样才能为科技创新成果运用到田间地头、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技术支撑。

4 必须依托农村投资政策创新，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资金，离不开投资政策机制创新，尤其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方式在资金、规模效益方面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导致了现代农业投资规模难以扩大，现代农业发展迫切需要金融与产业相融合，逐步建立农村金融与现代农业一体化的新体制。其迫切性突出表现在：一是现代农业设施装备落后，缺乏金融支持的有效载体，导致投入现代农业的资金乏力；二是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特别是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支持动力不足，阻碍了现代农村的迅速发展；三是现代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科技成果推广缺乏金融的有效支持，导致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较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四是农村土地产权及其流转制度不健全，不能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对土地资源流通组合的要求。以上弊端反映出当前农村金融体系难以适应现代农业深层次、全方位发展，且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因此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引入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需要积极引导和鼓励金融信贷、风险投资等社会资金参与到农业科技创新中，投资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开发与应用、产业化发展，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农业经济的跨越发展。

5 必须依托农业管理理念创新，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创新农业管理理念，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一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二要大力推广订单农业，发展“公司+农户+基地”模式，推进生产者与市场直接对接，形成稳定的农产品供求关系。三要鼓励和引导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农产品质量认证，普及推广无公害农产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四要加强品牌创建，支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与基地农户共建共创农产品品牌，集中力量创建区域性农产品知名品牌。五要大力开拓国际市场，通过企业实现农户分散经营与国际大市场的接轨。

现代农业跨越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技队伍，更离不开具有现代技能的新型农民，当前各级部门必须紧紧抓住“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机遇，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提高农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云国.送教下乡 探索中职办学模式改革新模式[J].教育与职业，2012，（02）.

[2] 宋刚.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城市管理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为例[J].科学管理研究，2009，27（6）.

作者简介：孔庆华（1970—），男，汉族，山西忻州人，忻州市忻府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经济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农技推广。

作者：孔庆华

科技创新文化发展论文 篇2：

科技强文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摘 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的一个过程。为此，《决定》不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而且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向“总体目标”挺进还是将“奋斗目标”落实，“科技强文”都是一个重要举措和强劲动力。自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从小平同志到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都一以贯之地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锦涛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只有把科学技术摆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赢得发展的战略主动权。”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科技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决定》在论及文化改革发展的“动力”或“引擎”时，主要提到了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二是强调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作为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文化科技一体化”，要义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将分别为文化产业、科技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建构新的实力。“文化科技一体化”是当代发达国家发展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因此这些国家的学者大多倾向于把科技看成是一种文化因素，特别是将其视为文化发展中的驱动因素。哈贝马斯通过描述现代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趋势，更认为科技是发生在当代社会前沿和高端的文化现象。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就要敏锐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紧紧抓住信息化迅速而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认真学习和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科技成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为建设国家文化创新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当代文化建设的实践充分表明，科技创新已成为当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并成为当代前沿文化和高端文化本身。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科技；科技强文；文化强国；文化发展；文化繁荣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的一个过程。为此，《决定》不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而且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向“总体目标”挺进还是将“奋斗目标”落实，“科技强文”都是一个重要举措和强劲动力。

所谓“科技强文”，指的是我们文化建设中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指的是充分发挥并有效实施科技进步在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驱动作用、支撑作用和提升作用。

一、自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从小平同志到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都一以贯之地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锦涛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只有把科学技术摆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赢得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内驱力及前瞻性体现出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水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为什么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以为是具有前瞻视野并且亟具现实意义的。

所谓“第一生产力”，可以理解为各生产领域具体生产力的原初驱动力，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革命性因素，也是生产力不断攀升的先进性标志。文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前者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制造业而后者属于服务业，二者都有包含着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材料）的“生产力”。

对于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生产力”，是否也会遭遇、也需正视“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或者说是通过精神品质来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生产，这是毋庸置质疑的。但精神产品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它要对受众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而“产生影响”的先决条件是实现“有效传播”。

实现有效传播，一方面与传播手段相关联，另一方面也与产品形态相关联，甚至也会关联到产品形态中传递出的价值取向。精神产品的价值取向，可能关系到科技进步对社会伦理的冲击与调节，它与“第一生产力”的关系是较为间接、较为曲折的关系；对于实现有效传播的另两个方面传播手段和产品形态，“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显然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科技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2008年12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上述内容便是这个重要讲话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影响是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的现实。

因为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公关时代”，这个时代的“国家形象”或者说“国家文化形象”建构，并不以是否文明古国、是否文化资源大国论短长。那么，在这个“国家公关时代”，我们所需要建设的“文化强国”的短板是什么呢？很显然既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包括现代文化的业态创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科技发展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是从我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到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面对这种因科技发展而深刻影响并迅速改变着的当今世界，文化建设怎么可能胶柱鼓瑟、守株待兔、画地为牢、刻舟求剑呢？应对科技发展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和迅速改变，我们文化建设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就是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不断拓展并衍生出时代新兴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活动领域和产业业态。

可以说，置身现代信息社会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支撑文化创意，一方面以文化创意引导科技创新。正如李长春同志所说：“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的创造力和传播力，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文化业态和新的表现形式……这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反映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代表着文化生产力的前瞻视野和强劲动力。

三、我们注意到，《决定》在论及文化改革发展的“动力”或“引擎”时，主要提到了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二是强调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

作为我们当下文化改革发展的两个“动力”，体制改革是解放生产关系，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文化建设而盘活存量，是为传统业态的产品生产观念及生产方式松绑；科技创新则是发展生产力，是为加入WTO之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催生增量，是为新兴业态的产品生产样式及生产领域开道。

我们注意到，《决定》是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论述中来强调“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而推动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支撑。实际上，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实质，就在于推动文化与科技的一体化，而这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文化建设的显著特征。

发达国家把这种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产业视为“文化创意经济”，这种明显带有文化建设意味并且是带有新文化建设取向“文化创意经济”，通常发生在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它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通道，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物化文化创意，形成高文化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在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提高国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四、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作为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文化科技一体化”，要义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将分别为文化产业、科技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建构新的实力。

有学者在研究科学世界图景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后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三次科学革命中，第一次产生了实体实在论和实体思维，第二次形成了场能实在论和能量思维，第三次则带来了信息系统复杂综合的世界图景和信息思维。20世纪影响卓著的科学哲学大师波普尔奠定了第三次科学革命的哲学基础，这就是他将信息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与物质、意识并列的世界构成的第三要素，也即学界通常所说的“世界3”。

当今世界，“世界3”的重要作用已为现代社会的“网络化生存”所证实。这个我们似然称之为“虚拟世界”的图景，常常在现实世界中发散出“超现实力量”，一直被视为润物无声的如水的文化，居然也会如火一般去燎原造势。“软实力”的文化在信息时代比实体实在论、场能实在论更有实力，这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然而，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远不如“牛奶兑水”般的水乳交融来得浅显、简易，作为大跨度的领域跨越和大差异的异质思维，学者们从学理上认为二者的融合要高度关注融合对象的异质性与丰富性，关注融合过程的层级性与复杂性，更要关注融合目标的前沿性与高端性。

也就是说，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目标是文化建设领域的前沿发展和高端创新。

五、“文化科技一体化”是当代发达国家发展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因此这些国家的学者大多倾向于把科技看成是一种文化因素，特别是将其视为文化发展中的驱动因素。哈贝马斯通过描述现代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趋势，更认为科技是发生在当代社会前沿和高端的文化现象。

在大文化观的视野中，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体系，也被视为广义文化的一种形态。但通过对这种特定文化形态之作用的审视，我们的文化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人类文化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科技对文化产生影响、从而助力文化发展的历史。这种状况在文化发展由渐变而突变的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综合学者们的看法，科技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一是改变了文化的体验方式，二是扩大了文化的消费需求，三是丰富了文化的生产要素，四是提升了文化的构成品质，五是激活了文化的原始创新，六是催生了文化的新兴业态，七是增强了文化的传播能力，八是改善了文化的储存效果……这仅仅是择其硕者而言。

平心而论，当代文化建设应由衷感激科技进步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其纠结于科技理性会否损伤人文精神，莫如思索人文精神如何借助科技理性的翅膀飞得更好更高更远。

一方面，科技使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进入生活，扩大了文化的覆盖面并增强了其渗透力，使得当前的文化研究相对于产品构成而言更注重传播效应的研究，比如对高新技术支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传播效应研究，对影响“网络文化生态”新生代的新兴文化业态的传播效应研究，以及融入广义文化行业的高科技文化衍生产品的传播效应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极大地关注“文化科技一体化”进程中用户角色的重大转变；这便是“用户创造内容”（user-generated-content,UGC）现象的发生；作为数字化、网络化两大信息革命的重要成果，“用户创造内容”及“在线社群”（online community）的成员互动，可能将深度改变我们既往文化创造的理念，我们将为这种蕴含能动创造的文化体验去进行文化创造。

这也许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大众化”或“民主化”文化创造进程。

六、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就要敏锐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紧紧抓住信息化迅速而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认真学习和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科技成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为建设国家文化创新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1年７月，科学技术部、文化部部际工作会商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和文化部部长蔡武共同签订了工作会商议定书。这个工作会商机制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融合发展的政策保障，有效集成融合发展的优势资源，全面构建融合发展的创新体系，扎实推进融合发展的专项行动……

会议提出了11项相应的具体举措，其中包括联合研究、制定并发布《国家科技与文化融合联合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联合认定“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基地”；在国家科技计划中优生启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文艺演出网络化协同服务及应用示范》等重大项目；支持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和新型文化产业领域中的集成应用并优先在国家科技与文化联合行动中安排相关项目；在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中设立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研究方向并给予重点支持等等。

我们欣喜地看到，《决定》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而且从实践上确定了具体举措，其中“依托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建立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把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纳入国家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就是对我们工作思路的重大支撑和全力推进！

在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中，我们也在进一步思考与谋划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战略重点。它包括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包括研究掌握一批推动文化发展、文化传播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包括不断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并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包括全面运用现代科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支撑文化市场监管能力，增强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能力，改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传播能力……

当代文化建设的实践已经充分表明，凡是能够融入科技元素、借助科技力量推动的文化样式，就会得到迅速发展并产生巨大效应，进而形成产业规模并占据市场要津。

这足以证明，作为文化发展重要引擎的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当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并成为当代前沿文化和高端文化本身。

（责任编辑：楚小庆）

作者：于平

科技创新文化发展论文 篇3：

数字时代敦煌研究院的文化传播研究

摘 要 数字时代，媒介技术对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影响力加大，“场景”成为移动媒介的重要关注点，对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场景理论分析框架出发，研究数字化语境下，一级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文化传播活动的新特征可以发现，博物馆文创产业能否抓住数字时代机遇，重点是创建与移动场景适配的传播实践。以敦煌研究院为代表开发的数字新文创，为在数字时代更好地实现文化传播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 数字时代；场景理论；敦煌研究院；文化传播

数字化语境下，技术对文化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传播数字化，而是一种基于全新的场景下的文化生产传播模式。新技术创造了更多让历史文物场景动态化、立体化的可能性。如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互联网的结合，为文化的传播制造了多方共享平台，进一步推进了人们对文化的沉浸式、交互式体验，有效激发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增强了大众的文化获得感。敦煌研究院不断探索了多种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途径，其数字化传播已然走在了众多博物馆前列。
1 数字时代敦煌研究院文化传播的社会语境

数字时代，敦煌研究院以敦煌壁画为核心进行敦煌艺术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利用新媒体技术展示数字化内容，基于敦煌文化本体打造品牌美学，拓展线上销售。敦煌研究院如火如荼的数字化文化传播背后，离不开当下社会语境为其提供的必备基础条件。

1.1 政策扶持创建的发展场域

数字时代，博物馆纷纷拥抱技术，进行信息化、数字化文化传播路径建设，增强自身活力，提升文化服务能力。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等相关单位积极出台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的政策。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同年，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成立。在敦煌研究院这个母品牌下主要分为“如是敦煌”“念念敦煌”“星空下人类的敦煌”这三个子品牌，主要项目分别为挖掘阐释敦煌艺术、对外品牌合作和组织举办公众活动。2017年敦煌研究院成功晋级，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积极指导关于文化单位在新时期的建设，为敦煌研究院等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创建了良好的发展场域。

1.2 技术创新提供的发展动力

先进的数字技术在拓宽文化传播渠道的同时也升级了受众的观看体验，使得传统文化在技术助力下焕发新生。20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提出要建设“数字敦煌”，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网，敦煌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图像得以在线上随时随地被观看。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的新文创模式让敦煌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更进一步。以2020年敦煌研究院联合人民日报新媒体以及腾讯共同推出的一款名为“云游敦煌”的小程序为例，通过该款程序可以在QQ和微信平台上实现指尖“云游”敦煌。在上线后20余天内总访问量就超过570万次，而以往年份莫高窟游客量最高不超过200万人次。

1.3 观念变革推动的发展需求

20世纪80年代，新博物馆学诞生。新博物馆学的重心从传统博物馆所注重的藏品的整理、保护等转向注重人的需求，以人为本。新博物馆学倡导创建大众化博物馆。在这样的观念革新趋势下，对博物馆提出了通过技术将文物背后的故事发掘传播出来，而非仅仅局限于简单讲解的发展要求。此外，在当今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发展背景下，各种价值观交织，认同危机加剧。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大众容易陷入自我迷失。作为承载着两千多年历史内涵的敦煌文化，是古代丝绸之路商贸大背景下产生的融合各个国家文化元素的大成之品。敦煌文化的神秘包容，对世界各国都有影响力及吸引力，也更能代表今日中国的大国文化自信，能够传达给受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与精神慰藉。因此当下只有加快敦煌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建设，才能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

1.4 疫情突发倒逼的数字升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各地的线下文娱消费受到极大冲击。在疫情初期，全国5 000多家博物馆在各地政策下被命令闭馆。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向线上转移，线上文化消费获得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激增的用户需求倒逼传统文创产业转型升级数字新文创，推出各类数字内容产品。同时，在疫情发生之前，我国的文化文物单位相关试点工作已经做好准备，这为博物馆文创产业抵御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做了缓冲。
2 数字时代敦煌研究院文化传播的場景要素

传统概念中场景是指人与周围景物的关系的总和，其最为核心的要素是场所、场域与景物、景观等。而在数字时代，“构成场景的基本要素应该包括空间与环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惯性、社交氛围。”[1]下面基于场景理论四个基本要素去剖析数字化时代敦煌研究院文化传播的特征。

2.1 立体化传播景观，打造融合“空间与环境”

场景时代的文化传播不仅要做好线上虚拟场景的搭建，还要延伸至线下生活场景。“敦煌诗巾”是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推出的一款依托于微信小程序的新文创产品，思路来源于敦煌藻井。用户可以通过对原型来自敦煌藻井的精美图案元素进行缩放、旋转、位置调整等，定制属于自己的丝巾图案。此外，用户还可以完成在线支付下单。特别开发的小程序能够读取用户设计的数据，数字解析成高清图片后直接下工厂印刷，实现了线上到线下的联动。数字技术时代，博物馆原先单一的传播场景在网络上可以实现场景耦合，技术消解了虚拟与现实的场景边界。在融合传播场景中，文物成为自身的传播者，受众可以通过虚拟体验直接感受文物，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文物的魅力。

2.2 沉浸式传播方式，关注“用户实时状态”

传统的平面化展示容易让受众产生较强的与现实之间的区隔感，随着技术不断更新发展，技术构建的数字文化场景日益多样化、沉浸化。以沉浸传播为特征的第三媒介时代来临，“场景”成为移动媒介新的核心要素[2]。不同的场景可以决定我们在场景中的行为逻辑，也可以构建我们对于场景的不同认知。而文化景观也在寻求黏性受众的需求下，善用新技术满足用户的实时状态，创新“沉浸式”的传播方式。敦煌研究院借助数字媒体技术，采用VR实景模拟方式在“数字敦煌”上将莫高窟的壁画全方位地展现出来。让用户在石窟外就能“临场”体验敦煌文化艺术的魅力。2020年又推出首个在线体验敦煌石窟的小程序——“云游敦煌”，依托小程序这种更加便捷的互联网场景接入口，可以方便用户实时游览线上敦煌石窟，而且可以定制专属的个性呈现内容，进行实时互动。

2.3 个性化传播内容，迎合“用户生活惯性”

在传统的博物馆文化传播中，多采用观众实地观看加讲解员现场讲解的方式去展现、叙述博物馆的故事与内涵。在这种传统的传播结构中，传播者本身占据主体地位，这种自上而下灌输式的传播無法真正直击受众的内心需求点。由此带来传播视角单一、内容缺乏新意与活力、与受众联接性不强等弊端。在数字媒体技术与文化传播深度交融后，多样化的场景塑造突破了原来这种精英视角的传播结构，呈现一种超越单向甚至双向的、契合用户生活惯性的以人为本式的立体化传播。例如“云游敦煌”就是迎合用户生活惯性，通过一系列人性化的交互设计提升用户使用体验的一款新文创产品。“服务场景”的概念即“依靠人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形的环境”[3]，因此归根结底博物馆这类社会性服务场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当以人为本，关注人的需求。这里的“人”，是一个个有着具体需求的个体，而非传者本体视角下的整体。

2.4 互动性传播结构，营造“社交氛围”

数字技术时代的文化场景，可以进行互动性文化传播，有利于营造社交氛围。参观者的身份也开始模糊，用户融合进文化景观，成为重要参与者。在社交氛围的影响下，其他受众对于文化场景的评价以及使用情况成为人们是否进入文化场景的重要参考因素。消费者与文化场景之间、消费者之间的情感沟通变得尤为重要。随之而来的是，用户成为了文化场景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中，用户是重要建造者。2018年敦煌研究院联合腾讯发起“数字供养人”计划，通过一则全长51秒的视频H5广告在微信朋友圈进行推广。用户观看完手机H5页面的“敦煌数字供养人”创意小视频，就可以在这则H5推送的最后随机获取“智慧锦囊”，领取后还可以获得一张可供下载的带有趣味文字的图片。同时下方会出现“0.9元守护敦煌”字样，点击即可为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保护项目捐助0.9元。此次朋友圈H5视频广告引发了广泛热度，很多人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下载的专属图片。“云游敦煌”小程序在升级后推出“云游敦煌动画剧”，动画剧的演员是九色鹿、善事太子等，而配音则是每一个用户，用户可以邀请好友一同参与。这种创新的互动方式，不仅起到了提升用户参与感的作用，而且充分利用了人际传播与社群传播，使得敦煌文化的传播获得突破性成就。
3 数字时代敦煌研究院文化传播的困境与未来展望

3.1 数字时代敦煌研究院文化传播的困境

敦煌研究院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通过创新的传播策略向当今已然出现文化认同危机的社会传递着具有千年底蕴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输送出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文化自信。然而敦煌研究院也面临许多困境，既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也异化了其文化传播的旨向。

3.1.1 思维固化：难以适配数字场景

敦煌研究院现有的数字化传播以再现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元素为主。例如“数字敦煌”网站，选取了敦煌莫高窟中的30个洞窟作为线上展览，所传达的文化内容重点着眼于莫高窟中的壁画等艺术元素，难以展现敦煌文化艺术的丰富内涵。并且缺乏通俗化解读，难以实现敦煌文化的当代阐释。在话语权下放的互联网格局下，用户的注意力往往决定内容的生死。敦煌研究院尚没有找到一种适合的网络语言引发线上网友的关注，而网络营销往往可以获得以小博大的效果。

3.1.2 数字泛化：难以挖掘文化内涵

由于技术泛化，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呈现碎片化、单薄化、游戏化的特征。沉浸在数字技术中，人们体验到了一种游戏化传播的自我愉悦感，满足于视觉、听觉等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中。然而所有的传播形式应当只是文化价值的载体，如果一味沉浸于游戏中，那么文化传播就会出现本末倒置的问题。就敦煌研究院与网络游戏《王者荣耀》合作推出的杨玉环“飞天皮肤”而言，游戏用户在下线后，很少会有人专门去了解游戏中壁画元素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信息的传递便停留在游戏角色的皮肤上。

3.2 展望未来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传播

数字时代媒介技术对文化传播的介入无疑是是深远且深刻的。然而，面对互联网思维匮乏和数字技术泛化等问题，博物馆的数字化传播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有效地助力文化传承。

3.2.1 更新博物馆的传播思维，适应数字场景

博物馆文创热潮下，敦煌研究院应当把握住发展时机，基于优质的文化根基，以用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内容表现形态，精准契合用户需要，延长产业链，打造服务型数字文创产品。博物馆要做到兼顾在实体场景与虚拟场景的双重身份，根据不同的场景改变传播的话语表达、方式策略等。在各式各样的场景中，博物馆比以往任何时候承担的任务与责任都要多。只有及时更新博物馆的传播思维，才能积极正确地引导线上线下文化场景的搭建。

3.2.2 讲好博物馆的文化故事，价值融入场景

无论是实体场景还是数字场景，博物馆要想进行文化传播，归根结底都是要讲故事，向参观者传递文化记忆。因此，未来敦煌研究院应当在如何将文化内核通过技术载体更好地传播上下功夫。这要求博物馆在塑造场景时将文化内涵融入其中，并拓展其内核。总而言之，数字技术可以优化创新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方式，但绝不可以本末倒置，过度追逐技术。博物馆应当把握文化传播中的主导权，强化博物馆作为文化机构的身份，立足于文化传播的原本旨向构建文化场景，否则将会掉落到视觉表象的陷阱中。文化传播应当做到以技术示人，以文化动人。
4 结语

在数字时代，场景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暗含着许多弊端。博物馆的文化传播要想减少甚至避开场景带来的弊端，就要学会有效把握场景四要素，加强虚拟场景与现实场景、公共场景与个人场景、服务场景与消费场景的结合，关注用户实时状态与用户生活惯性，维持场景里活跃的社交氛围。使博物馆在数字时代朝着打造更具个性化、社交化场景空间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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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缪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