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证法律援助论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合乎民意、顺乎民心，是一项扶贫济弱的“惠民工程”、“阳光工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现代公证法律援助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现代公证法律援助论文 篇1：

12348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

[摘 要]近年来，江苏司法行政系统主动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积极推进12348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了“互联网+法律服务”和“智慧法律服务”的新品牌。本文结合12348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从公共法律服务和法律服务数据分析两个方面，对平台的服务功能和特色亮点进行阐述。同时，介绍了平台的实际使用效果。该平台一方面，为群众提供了更优质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工作的质效。

[关键词]12348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智慧法律服务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20.087

0 引 言

进入21世纪后，信息技术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日渐融合，有效促进和推动了各行各业信息化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对信息化发展形势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做出过“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的重要论断。省委省政府也提出加大力度推进“互联网+民生”的智慧法务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实惠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的要求。

1 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

公共法律服务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建设让人民满意的司法行政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如何顺应形势要求，为群众提供方便的法律服务，是建设法治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江苏司法行政系统以一体化智能平台建设为契机，建成集热线电话、网站、新媒体等服务手段为一体的12348公共服务平台。平台采用“外网服务、内网管理、内网研判、外网反馈”的运转模式，实现了工作流、信息流、管理流的有机融合，消除了“信息孤岛”。平台设置了“律师服务”“公证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人民调解”“法治宣传”“司法考试”等核心栏目共计40余项服务功能，开通了7×24小时的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平台总体运作模式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12348公共服务平台总体运作模式

1.1 律师服务

律师服务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12348平台汇聚了全省律师资源，解决了群众找律师难等问题，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专业的律师服务。该项服务分四个模块，分别是“我要问律政”“我要挂榜”“我要咨询”和“我要找律师”。公众可以在线获取法律学习、法律咨询、律师定向查找、案件委托等服务，推动实现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群众获取法律服务的权利。

1.2 公证服务

随着群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公证服务需求日益增多。12348平台将全省所有公证处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公证事项网上办理。群众可以在线进行公证咨询、公证预约、公证办理。对于具备网上申辦条件的公证事项，实现了网上申请、网上受理和网上反馈，让当事人可以在家中办理公证业务。对于不适宜在线申办的事项，平台也提供了在线公证预约服务。网上预约成功后，当事人可凭预约号到公证处办理，节省排队等候的时间。此外，随着与其他部门的信息资源交换和共享，各公证处可实时查询当事人的户籍和婚姻登记等信息，减轻了办证人员的审核工作量，提高了服务质效。

1.3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在保障人权和预防犯罪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2348平台设计的法律援助模块，为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提供了新渠道。受援人可直接登录平台申请接受法律援助，填写接受服务协议、申请表格，选择合适律师，并提交谈话笔录、经济状况证明等佐证材料，也可实时查询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指南等相关资料，实时了解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情况和结果。平台支持在线服务的功能，让需要接受法律援助的群众更便捷地享受服务，保障了受援人应有的权益。

1.4 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关系到公平正义的实现，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隐私的保护。随着社会进步，群众维权意识逐步提高，司法鉴定的社会需求不断增长。12348平台为群众提供了司法鉴定的线上服务模块，包括司法鉴定范围展示、鉴定咨询、鉴定机构查找、鉴定预约和鉴定法规知识展示等功能。群众可以登录平台获取在线司法鉴定咨询解答服务，对自己需要鉴定的内容准确定类，解决群众困惑。此外，平台提供了司法鉴定预约等实用功能，群众可在线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交预约申请，简化了操作流程，提高了司法鉴定服务质量和效率。

1.5 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工作是司法行政的一项重要职能，直接影响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12348平台提供了矛盾纠纷解决的新途径。群众可以在平台上获取到在线调解咨询、调解调查和调解预约等服务。其中，网上预约调解对接了视频调解功能，群众可在线提交调解申请，调解机构收到调解申请后，在后台进行答复，告知当事人视频调解的时间等。届时，当事人可直接登录平台，接受调解人员提供的视频调解服务。平台提供的调解服务功能，推动了人民调解工作向现代化、规范化、精细化方向发展，汇聚的全省矛盾纠纷信息，也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化解民忧提供决策依据。

1.6 法治宣传

法治宣传是提高全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只有不断推进法治宣传教育，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循法而为的良好社会氛围，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12348平台的法治宣传模块与“法润江苏网”相连，向群众提供最新的法律咨询以及法律学习通道，突破了传统法治宣传教育在时空、地域上的局限，将法治宣传的受众面和影响力最大化。

1.7 基层法律服务

基层法律服务是通过建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利用贴近基层、便利群众、服务便捷、收费低廉等优势，面向基层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在12348平台上，群众可以通过专业类别、区域、服务积分等选项，查询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人员等信息，并可以打开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个人工作室。平台支持与基层法律工作者实时连线，接受法律咨询解答等服务。此外，平台提供了案件委托入口，对确属案件委托范围的事项，工作人员会及时进行答复。

1.8 司法考试

司法考试关系到法律专业人才的选拔，从长远来看，更关系着实现国家公平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群众对司法考试越来越关注，对司法考试相关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司法行政机关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准确的司法考试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司法考试。12348平台设置的司法考试栏目主要包括，司考动态、相关政策法规、往期的司法考试资料下载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网上报名和成绩查询等，可以帮助司法考试人员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司考动向和参加考试。

2 智慧法律服务

12348公共服务平台涵盖司法行政对外服务的全部内容，自身汇聚的数据资源主要包括服务数据和业务办理数据等。此外，平台获取了公安、民政等其他单位的共享数据，以及向无讼公司购买的裁判文书数据等。平台存储的海量信息，形成了法律服务大数据资源，为实现大数据应用创造了良好条件。通过建立数据仓库、健全标签体系、打造分析模型，平台运用大数据推动“智慧法律服务”，实现对群众需求的精确感知，更好地帮助群众解决法律问题。智慧法律服务分析模式示意图如图2所示。

2.1 建立数据仓库

在12348公共服务平台和各业务系统数据打通的基础上，平台对接互联网端的相关数据，辅以网络爬虫结果中获取到的大量数据，进行填充和存储，建立更大规模的法律服务数据仓库，为做好大量级、多维度的数据存储以及处理分析奠定基础。

2.2 健全标签体系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法律服务标签，并与基础标签进行匹配比对，形成完整的标签体系。其中，基础标签中包含群众基础属性、行为、偏好、倾向和社会心理5大类，90个子类，共计3 900多个标签；法律服务标签包括12348平台服务信息，以及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司法鉴定、公证管理等业务系统记录的服务信息数据。通过上述两套子标签体系，构成完整的用户标签画像，实现用户关联信息的最大化。

2.3 打造分析模型

以数据仓库和用户标签为基础，建立以下4类法律服务大数据分析模型，推动实现信息主导、智能研判、精准服务的工作模式。

2.3.1 用户属性分析模型

围绕用户标签体系，对使用12348平台的用户特征和群体进行分析。例如：使用12348电话热线用户的年龄层次、学历层次、男女比例、地区分布与职业背景等。通过该模型，可以更加精确地掌握12348平台法律服务的适用群体情况，从而分析服务对象的共性特征，实现精准普法。同时，帮助从业机构或从业人员，改进服务方法，提升服务成效。

2.3.2 服务习惯偏好分析模型

通过法律服务历史数据，了解群众使用12348平台的习惯偏好，比如愿意使用电话、网站还是微信接受服务。可以直观掌握不同人群使用12348平台的时间分布，比如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服务对象和群体特征有什么区别。通过这一模型，可以了解群众最愿意接受什么形式的服务，并在个人中心中加强相关产品的推送。比如：留学大学生群体可能更喜欢通过手机在线办理公证，当出现大学生咨询出国留学事项时，就可以在其个人中心中推送链接，推荐在线公证办理产品。

2.3.3 12348平台传播渠道分析模型

通过外部数据的比对分析，掌握群众大多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和知晓12348平台，如搜索引擎、司法行政门户网站、网络联盟等，判断通过什么渠道宣传更为有效。比如：若群众大多通过百度搜索发现12348平台，则可通过互联网推送等渠道，定向向百度咨询用户推送12348平台或具体法律服务产品的链接，将法律服务主动送上门。

2.3.4 服务关联性和有效性分析模型

通过大数据仓库打破司法行政法律服务的条线壁垒，同时对接外部法律服务数据，了解群众使用整个服务链条的前延情况和后续问题，找准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比如：当某一类型的法律咨询转化为法律诉讼的比例较高，则可以在群众咨询同类法律问题时，向其推荐律师委托等后续服务产品，帮助群众尽快找到最优路径，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

3 结 语

江苏司法行政系统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以提升服务群众质效为宗旨，建立12348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智慧法律服务分析机制。一方面，通过热线电话、网络、新媒体等多种服务渠道，向群众持续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目前，12348话务热线已在全国率先实现724小时服务，每年接听群众来电26万余个，群众接通率和满意度达95%以上；网站年累计访问量达20万余人次；新媒体平台访问量也达到了2万余人次，深受群众欢迎。另外，平台实现了法律服务数据的深度应用，构建了多种数据分析模型，使法律服务数据发挥出更高的应用价值，对司法行政系统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服務效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兆端.“智慧警务”：大数据时代的警务模式[J].公安研究，2014（6）.

[2]陆娟梅.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探析[J].中国司法，2015（3）.

[3]刘宏方.关于12348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司法，2014（5）.

[4]李希明，梁蜀忠，苏春萍.浅谈信息孤岛的消除对策[J].情报杂志，2003（3）.

[5]柳玉祥.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建设[J].中国司法，2016（1）.

[6]柳玉祥.坚持“五个结合”改革创新人民调解[J].中国司法，2014（2）.

[7]高光斗.让信息研判纳入警务参谋活动的轨道[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06（5）.

[8]朱大敏，朱文根，郭肖肖.“精准普法”的理论和实践[J].中国司法，2014（5）.

作者：郭兵 许奇 陈皓

现代公证法律援助论文 篇2：

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困境与应对措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合乎民意、顺乎民心，是一项扶贫济弱的“惠民工程”、“阳光工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分析

（一）民事法律援助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法律援助（LEGLEAID）起源于罗马法，在英美等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社会保障特别制度”[1]。我国亦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的一种，是法治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法治国家建设具有两大核心宗旨，一是规范公权力，即“确保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二是维护私权利，即“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民事法律援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措施，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降低人民群众的诉讼成本，增加人民群众的司法救济能力，从而加强对公权力行为的司法监督和私权利的全面保护，夯实依法治国的基础。

（二）民事法律援助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基于当事人的申请，对经济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从而降低其诉讼成本，提高其司法救济的可能性，从而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是弱势群体，主要是残疾、无业、失业、孤寡、贫困、农村失地等人员构成。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问题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而关系到和谐社会局面的形成。当前，不少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受阻而造成的。因此，通过法律援助，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纠纷在法治的框架内有效解决，有利于提高社会稳定。

（三）民事法律援助是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手段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权利和义务往往通过立法方式予以分配，并呈现于法律规定中。然而，法律规定中的权利并不是一种“已然”权利，公民合法权利的实现往往受限于一些客观因素。例如，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如果其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那么法律赋予其的合法权利就“不复存在”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在收入、维权上往往处于劣势，高额的诉讼成本使得一些公民对司法诉讼望而却步。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務，有利于填补其权利实现上的不足，从而进一步维护和保障其合法权益。

二、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现存问题

（一）援助服务供需失衡，“应援尽援”尚难实现

法律援助的法律性质是行政给付，是政府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的某种帮助。政府在法律援助的应然目标是“应援尽援”，即让“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也能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权利救济。政府法律援助的应然目标到实然状态的转化往往受限于客观现实，取决于法律援助服务的供需格局。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服务人才、法律服务质量等因素的制约，加上法律服务费用的不断上涨，使得具有公益性的法律援助资源日益紧张，难以满足日益增加长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求。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活动日益丰富，民事法律纠纷日益增多并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人们对民事法律援助的需求日益增长。虽然，近年来我国律师人数“以每年两万左右的速度增长，截至2017年全国律师人数已经突破30万”[2]，但这种增加速度与民事法律援助需求的增长速度还存在较大差距，民事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缺口日益扩大。这种缺口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在我国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援助律师较为短缺，法律援助的便民措施和组织网络都存在一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应援尽援”的目标尚难以全面实现。

（二）宣传手段欠新颖，民事法律援助认知度低

民事法律援助的效果与对民事法律援助的认知情况密切相关。当前，不少人对法律援助还存在认识误区，即认为法律援助只针对刑事诉讼当事人，民事法律纠纷不在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内，这导致一些原本可以申请民事法律援助的纠纷并没有在民事法律援助下通过司法方式解决。而在广大的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山区，人民群众对民事法律援助认知更低。广大农村居民对法律援助的了解十分有限，对“送法下乡”、“法律进农家”普法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一些农村居民甚至片面地认为：“只要不违法犯罪，法律援助就与自己无关”。而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又缺乏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实践中，农村居民采取私力救济手段引发的恶性案件亦并不少见。私力救济是一种非正常的维权手段，容易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三）援助门槛较高，法律援助覆盖面较窄

《法律援助条例》《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关于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都明确规定：只有符合经济困难和规定案由的“双重标准”才能给予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主观性太强，“经济困难”这个标准在现实中的操作性不强，可能将一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挡在援助“人为因素”之外。《法律援助条例》把法律援助限于“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而没有规定可以“减少收费”，也就是说只承认“全免”，而将“部分减免”拒之门外。这不切合我国当前社会的实际。法律援助的案由限制过于狭窄，涉及相邻权争议以及房屋转卖纠纷、婚恋习俗法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还不属于法律援助范围，而这些往往又是民事纠纷的主要集中领域，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旦处理不好，容易引起矛盾激化甚至会“民转刑”。因此，将这些纠纷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不符合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不利于法律争议的有效解决和社会稳定。

（四）审批程序有漏洞，法律援助成本增加

根据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17条的规定，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经济困难的证明”、“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并提交书面申请表。法律援助机构接到申请后依照《法律援助条例》第17条的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批准获得法律援助的公民，须与法律援助机构签订法律援助协议，并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证据材料，由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或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并将受援人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移交给承办”[3]。然而在实践中，法律援助审查批准程序存在漏洞。法律援助机构在审查批准过程中，只是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上的书面审查。这就意味着申请人只要能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即使该申请人经济没有困难亦很有可能会获得法律援助。事实上在许多地方，“经济困难的证明”的获得相对容易。这种现象会挤占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可能导致一些应当得到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公民难以获得相应的法律援助。

（五）配套协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受限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各级对法律援助工作也日益重视。但因体制问题，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尚不完善，公安、社会保障、民政、国土资源、工商、农业等有关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支持力度有限；法检系统与法律援助工作也未完全实现无缝对接，例如，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援助主要是无偿律师服务，而诉讼费用减免则是法院的职权范围，获得法律援助机构审查通过的经济困难群众亦可能因为无法支付诉讼费用而导致无法立案。

三、推进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五项建议

（一）以“法律顾问进村（居）活动”为载体，提高基层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一是进一步推进“村（居）配法律顾问”工程。调整充实村（居）法律援助工作联络员，以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为依托建立起村（居）法律顾问库，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与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签订签订法律顾问服务合同，为村居群众提供基础法律服务，开展法制宣传、咨询、纠纷排查，参与疑难复杂纠纷化解，参与村居自治化管理，提出法律意见建议，将法律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

二是实施“三定一免”制度。以“三定一免”为载体，实现村（居）法律顾问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转变，即以“定人、定时、定点，免费咨询”为指引，对全国各村（居）的法律顾问进行适当调整和规范管理，推行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日志制度，确保村（居）法律顾问发挥实效。

（二）丰富援助便民渠道，推行“零距离”的法律援助工作模式

一是丰富援助便民渠道。区、县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在临街或一层设立了“便民服务窗口”，在工、青、妇、老、残等部门单位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站；建立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平台。加强“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與基层法律援助工作深度融合，打造集网上审批、办件跟踪、监督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法律援助网上办事平台。

二是推行“零距离”的法律援助工作模式。强化入户“渗透式”宣传服务，创新宣传手段，根据人民群众反馈的学法意向罗列出“普法清单”，有针对性对人民群众进行现场法律解读、案例分析；强化个别需求“约定式”服务，畅通人民群众来电来访绿色通道，方便人民群众自行与法律援助人员约定时间，开展“一对一”特色服务；强化特定群体“上门式”服务，不定期开展巡回服务，为村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发放“法律援助绿卡”，提供“优先接待、优先受理、优先指派”的上门服务。

（三）降低门槛，扩大民事法律援助覆盖面

一是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要进一步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援助“门槛”，加强对村（居）残疾、无业、失业、孤寡、低保、五保对象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区县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探索“部分减免”法律援助标准。

二是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立法规定的细化与解释工作，通过立法授权等方式赋予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更多受案自主裁量权。逐步将涉及相邻权争议以及房屋转卖纠纷、婚恋习俗法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四）强化援务监管，规范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运行

一是推进援务公开。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事务公开，对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对象、范围、程序等相关事项应依法依规并通过便于民众了解的形式向社会进行公示，对每一起法援案件的受援人及电话号码、案由、受案时间、承办单位及承办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结案时间、案件结果、补贴发放等内容全部进行公示，推行向受援人、办案法官发放办案质量监督卡，征求受援人和办案法官的意见。

二是强化对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管理和考核。以每月电话了解、不定期抽查为手段，结合服务村（居）和司法所的意见，对法律顾问工作进行全面考核，确保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取得实效。

（五）加强资源整合，营造“社会联动”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一是整合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力量，以“一村（居）一律师”为目标，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常年法律援助顾问。

二是加强基层法律援助的衔接机制。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民政、信访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使它们能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经济困难群众的基本情况，从而确保经济困难群众能够得到无缝化的、全面法律援助服务。

基金项目：2015年度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校级课题“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困境与应对措施”（CQDX2016B-062）

参考文献：

[1]张秋喜，咸立双，朱绵庆.民事法律援助中的诉权滥用限制[J].中国市场，2006（9）：47-48.

[2]杨翠婷.我国执业律师人数已突破30万[EB/OL].

http：//www.moj.gov.cn/index/content/2017-01/10/content_6948556.htm？node=7345.

[3]天贝力.公民如何申请民事法律援助[N].检察日报，2002-6-15.

作者单位：林 皎，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党校

徐信贵，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责任编辑：宋英俊

作者：林皎　徐信贵

现代公证法律援助论文 篇3：

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制度调查研究

法律援助制度有效发挥法律对进城务工人员权利的最后一张保护网作用，保证法律赋予他们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实现，实现法律面前平等的一项国家法律制度。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援助条文的滞后、概括化；机构设置行政化；法律援助人员素质较低。法律援助制度缺乏长远、详细的规划和建设。

法律援助机构从根本上是事业单位而非行政机构，是社会服务组织。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应克服行政化痼疾，避免上下级行政层级设置，实现去行政化。在人事安排上增强其自主性，减少行政干预，促使其真正更好实现救助性、服务性的职能。

一、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制度现状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减免法律服务费用的一项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有效发挥法律对进城务工人员权利的最后一张保护网作用，保证法律赋予他们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实现，实现法律面前平等的一项国家法律制度。武汉市地方的法律援助条例将法律援助定义为：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对经济困难的公民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目前，法律援助制度针对的是所有在法律上的弱势群体，进城务工人员在法律援助制度并没有拥有特别的地位，这也表明法律援助制度在对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上缺乏一定政策倾斜。

一些学者对法律援助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律援助的性质可以界定为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在暂时或永久丧失法律服务费用支付能力，需要通过法律救济保障其自身合法权益时能够获得法律帮助的法律保障手段。”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保障制度，实行国家责任原则，国家在法律援助制度建设中其主导作用。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于1992年，并在1994年创立了广州模式。随后全国各大城市开始采用广州模式，武汉也不例外。在1999年武汉市颁布了《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武汉市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始建立。并在2006年对该条例进行了修改，武汉市法律援助制度趋于完善。武汉市的法律援助机构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干，辅之以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站，如残疾人法律援助站。同时，武汉市部分高校也设置了法律援助机构，对其做了有益补充。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设置了法律援助中心进行法律救助活动。目前，武汉市的法律援助机构按区域设置，共有14个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兼管理和服务两大职能，既有审查、批准法律援助的职能，同时还有权指派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事务，中心的律师又亲自办理一部分法律援助案件。武汉市法律援助制度整体上还属于完善阶段，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1）法律援助制度条文不能体现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具有滞后性。尽管武汉市的法律援助条例是2006年修订，但在内容上仍然未能体现时代的要求。如法律援助的内容仍然只是提供诉讼代理和法律咨询等传统内容。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被侵犯的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法律援助条例在制定上应该对这些新情况做出相应反应，提供更多样化的法律援助方式。

（2）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化色彩浓重。武汉市法律援助机构除具有法律援助服务的职能外，还兼具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在机构设置上采用行政层级设置，武汉市设立一个级别最高的武汉市法律援助中心。然后根据武汉市的行政区域划分，每个区设置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在法律援助中心下，再设置法律援助站，机构性质多为行政编制。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领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工作的组织实施。这种层级设置偏于行政化，而且存在重复设置的问题。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主要考虑精干、高效便民和方便起诉的原则和需求，每个法律援助机构都是平等的服务主体，没有层次差别，也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3）法律援助申请条件高，受援面过窄。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明确立了申请法律援助的标准是经济困难和案情两个标准。武汉市法律援助申请条件明确规定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家庭人均月收入应当低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时，申请人应当提供户籍证明。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稍高于最低标准但又难以支付法律诉讼费用，如果严格执行这些制度，进城务工人员在户籍上和收入上都难以满足条件，这样就限制了武汉进城务工人员申请法律援助，将进城务工人员阻止在法律救助的大门之外，法律援助的范围有限。这显然违背了建立法律援助机构的目的。

（4）法律援助隊伍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法律援助案件难以保证质量。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人员是指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于此同时，一些高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允许学生参与援助，这在解决法律专业人才的匮乏的同时也带来了援助人员素质无法保证的隐患。再加上法律援助案件都属于无偿案件，部分援助人员可能缺乏动力，办案不够热情，不够尽责，使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当然，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人员是能够尽职尽业，保证案件的质量。但这是靠援助人员的自觉性和职业道德，没有在制度上消除隐患。相比，我国香港地区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只能是大律师或律师，并进行注册审查，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援助人员的整体素质。

二、进城务工人员法律援助的完善

（1）修改完善法律援助救济条例，在法律援助条例制定中增加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关注，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寻求援助的需求。首先是降低法律援助申请条件，扩大申请援助的范围对象。在申请条件中取消户籍证明规定，将非武汉市居民的进城务工人员纳入援助范围中，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权益。其次降低申请标准。申请者经济条件的设置不应当以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准，而应当将家庭收入同社会现实中的诉讼费用相联系，以收入是否能支付诉讼费用为条件，建立相对的标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做一定的调整。在这方面可以制定一个专门的申请条件单行条例，进行详细的规定。最后，扩展法律援助的方式。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相应的调整，创新法律援助方式，满足进城务工人员的多方面需求。

（2）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强化法律援助的服务性能。法律援助机构是事业单位，而非行政单位。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应贯彻政事分开原则，实行行政管理职能和法律援助职能相分离的机制。法律援助机构应强化其法律服务职能，弱化行政管理。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应克服行政化痼疾，避免上下级行政层级设置，实现去行政化。在人事安排上增强其自主性，减少行政干预，促使其真正更好实现救助性、服务性的本质。武汉市可以改变其按行政区划设置法律援助机构，根据现实需要整合法律援助机构，减少层级设置，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的效率。弱化行政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直接管理，而强化对其的监管，以监管取代管理，增加法律援助机构的自主性。同时改变法律援助机构间的上下级关系，实现各机构间的平等，各个法律援助机构间只有业务合作关系。除此之外，整合社会资源，构建法律援助志愿者体系，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服务。

（3）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保证援助案件的质量。现阶段要实现法律援助人员资格只能为律师面临很大的困难，毕竟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人才比较缺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援助人员的资格审查可以降低要求。可以对不同的法律援助内容做出不同的规定，实行区别对待。比如对提供诉讼代理服务的援助人员资格只能是执业律师；对提供法律文书填写、法律咨询等一般性服务内容的援助人员可以是实习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这样可以尽最大可能的保证援助案件的质量。同时，加大法律援助人才的培养，强化对法律援助人员的资格审查，完善监督制度，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水平。

基金项目：本文是全国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01052054）

参考文献：

[1]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编译.各国法律援助法规选编[M].方正出版社, 1999.

[2]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编著.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吕海珠（1988.4-）男，汉族，江苏邳州人, 本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作者：吕海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