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论文

摘要：因地缘因素，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苏联（俄罗斯）就开始研究当代中国东北，至今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主要经历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两个发展阶段，都有相应代表性成果问世。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论文 篇1：

跨学科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前景

[摘 要]当代中国史是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一门学科，也是最富发展潜力的一门学科，其优势和活力主要表现在能够充分借鉴、运用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代中国史学科中提倡跨学科研究，一方面是指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围，从而更好地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另一方面是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视角或新的思路拓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度，增强其学术性与科学性。越来越多的学术实践表明，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自身的进步已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

[关键词]当代中国史学科建设跨学科研究

当代中国史的学科特性与跨学科研究的特色

在以往的“通史”概念中，通史即“纵通”，意指贯通古今。但是“通史”还有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那就是“横通”。如赵翼称司马迁的《史记》是“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赵翼所说的“全史”就是指《史记》记载范围的广泛。尽管当代中国史“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科，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研究方法和独立的学科理论”，学者们对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内容与任务等方面的认识也还存在分歧，但对国史“通”的特性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凡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民族、社会、人口、宗教、疆域、地理、区划、灾害、气候、生态、资源、军事、国防、外交、对外联系和国际反应等各个层面，均在研究范围之内。

作为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新学科，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从而决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象处于过去与现在的交界，既不同于已经远离现实的历史研究，也不同于对现实的零距离研究。当代史家若以“求真务实”为治史要务，就必须把当代中国史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来建设，而不是只对现实做浮光掠影的考察，“要使当代史具有永久的价值，那么对当代各种事件的分析就必须具有‘深度’，而这种深度分析丝毫不亚于(甚至要超过)任何非当代史的研究。”学术性与科学性亦是当代史的学科取向，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史研究必须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诚然，当代中国史研究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应该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但它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不同，当代中国史研究更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借鉴一些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从当代中国史的学科特性来说，一些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一方面，从研究内容的综合性、整体性来说，“当代中国史研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境内社会与自然界发展变化为对象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距离现在很近，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发展着。”它不仅涉及1949年以后的中国史，还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环境学等多个学科，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从跨学科研究对史料的要求来说，当代中国史学科的现实性为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因为跨学科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眼光向下”，依靠的不仅是档案文献，还需要做大量的社会调查。在跨学科的背景下，“史料”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不仅包括可以在各级档案馆查阅到的档案文献，还包括对一些口述史料以及研究者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的现场观察记录等。

跨学科研究打破了现代学科划分过细的研究壁垒，有助于以开放的学术视野进行学术研究。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因此研究视野应该更加开阔，研究方法应该更加多种多样。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提倡跨学科研究，一方面是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视角或以新的思路加深理解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另一方面是指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围，更好地体现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相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不仅仅是一些具体方法的借鉴，而且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体现。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运用跨学科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青睐表明，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自身的进步已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跨学科研究可以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跨学科绝不是多学科的简单合作，肤浅的、不融通的跨学科研究会使学科失去专业特色。因此，在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当务之急就是认真反思并总结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局限性，以促进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

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广度，更好地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

当代中国史是“全史”、“综合史”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史研究者的共识，而且研究者们开始致力于探讨如何拓展当代中国史的研究领域。有学者针对目前国史对社会动态和现状研究不足的问题撰文指出：“必须改变这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研究现状，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打破以往的当代经济史、当代政治史和当代文化史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研究格局，把当代社会史研究摆到重要的位置上。”同时呼吁要从“小社会”人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也就是‘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既要重视国家层面的决策过程，又要重视社会层面的反应和动态，这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跨学科研究不仅能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能够解决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课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总体史观”为跨学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即提倡研究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人类历史发展多方面在内的“总体历史”，这就需要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合作。如社会学以研究当代社会为主，对社会现象提出了大量概括性和原则性的认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原理、概念和方法。前苏联史家米罗诺夫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一书中曾提出，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范畴，重新解释历史资料；二是一开始就借助社会学的全部方法来认识历史现象。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理关系和规律的学科，以解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己任。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关注的是微型社区，最终反映的是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变迁。在西方，几乎所有取得进展的历史研究都借助于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在跨学科的背景下，史料取材范围极其广泛，不但包括公开发表的政令、法规、公告、文件和目前可以在各级档案馆查阅到的档案文献，而且还包括散落在民间的私人笔记、日记、手稿等，包括口述史料以及现场调查记录等。运用这些新史料进行国史研究，必然会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确如美国学者伊格尔斯所言：“当历史学家开始挖

掘新资料时，他们不仅探索表达清楚的历史，而且，也探索表达不太清楚的历史。这些新资料能让人认识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以及非意识的领域。”例如，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开始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人民公社，通过对以往被忽视的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工分制、家庭副业、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反应等研究，在吸收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跨学科的研究理念并占有大量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让历史文献与口述资料互证，取得了更全面、更完整的研究成果，因而更具有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如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等。

在跨学科方法的指引下，学者们走出书斋进行社会调查，寻找到大量弥足珍贵的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资料，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增添了活力，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在这种新的研究理念的支配下，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当然，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当代中国史，并不是说政治史研究不重要，政治史研究仍然是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如果能够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考量政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就可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从社会的动荡中找到内在原因，进一步深化原有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本身所含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解析方法对当代中国史研究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当代中国史处于历史与现实的融会点上，研究主体如何根据当代中国史的特点，在历史和现实的融会点上构建自己的问题意识?纯粹的历史叙事或孤立地对现实对策的探讨，都会影响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要想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要求研究者借鉴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推动其问题意识的转型。例如程漱兰的《中国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就是一部运用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发轫之作。该书运用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精当详实的史料深刻分析和全面总结了当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当代中国史研究只有在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的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去理解和认识，才能更加全面和深刻。伴随着跨学科方法的引进，我们将会逐渐看到当代中国史研究呈现出从宏观研究向区域研究、城市研究向农村研究的拓展；内容上从政治、经济、文化向社会组织、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拓展。

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发掘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度，增强其学术性与科学性

尽管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当代史研究是一门学问，是一项学术性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更不是宣传工作”，不能违背历史学的学术规范、科学理念和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是史学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史学科学化的重要手段。因此，跨学科研究在拓宽历史研究广度的同时，必须不断发掘历史研究的深度。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即利用心理学的发现，特别是利用心理分析的各派理论来研究的历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心理史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影响。以下将从心理史学方法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效用方面做一重点分析。

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有两次重大转型，即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而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社会心理的巨大变迁，同时，社会心理的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1949～1956年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不能不考察当时的社会心理。如果不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变化，就无法说明在新政权刚刚建立、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如何能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完成，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施的结果，当时的社会心理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前，向往社会主义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完成。目前，社会心理研究已经引起国史学界一些学者的重视，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也有了方法论的自觉，但还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社会心理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社会心理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是当代中国史研究应予以关注的重大课题。

英国史家彼得·伯克曾经对心理学理论对史料考订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对当代中国史史料的处理同样如此，传记、回忆录和日记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可以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对象加深理解，但关键是如何有效地使用它。心理史学方法往往受制于心理学理论，比如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偏颇之处可能导致应用中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如以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牵强附会的成分较多。因此，如何判断和确定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便成为关键性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但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效能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学家不一定要做心理学家才可以利用心理学的发明或学说。这种发明和学说必然可以对历史学家贡献一种新的见解，而新的解释则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纠正许多误解，改正存在于历史著作中许多陈腐观点。”

当代中国史学科的现实性为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跨学科方法的学术理念是“自下而上”，可以为历史研究开拓广阔的学术空间，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丰富的资料来源，其中社会历史调查是最重要的渠道。社会历史调查是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各种手段直接获取社会历史现象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并通过对信息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形成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规律性认识。由于当代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大量的空间场景可供我们实地勘查，丰富的民间资料等待我们收集、整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依然健在，为我们倾听各种历史表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通过社会历史调查能够获取图书馆里得不到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956～1964年，在我国开展了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次调查主要是围绕社会结构、民族族群变迁、分布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字、心理素质等展开的，是由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及其众多部门与领域共同参与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调查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此外还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这次社会历史调查不仅为民族识别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基本廓清了民族地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基本上反映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状况，比较详细、忠实地记录了各民族历史和现状，因此对新中国的民族发展史进行研究，这些调查所得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从这些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到方法论上的一些启示：社会历史调查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丰富国史研究的资料，逐步完善当代中国史的学科门类。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关于当代中国史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库可以说是目

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有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如社会学学者孙立平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就是从田野中直接获得研究材料，从分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人手，对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深层次的解读。

计量史学方法曾在史学界掀起过一场“计量化革命”，但计量史学是从数量关系上辅助历史研究揭示事物本质的，所以要求详尽而准确的数据，否则将会适得其反。赵光贤在分析计量史学的局限性时曾指出：美国由于历史比较短，政府的档案、记录比较完备，可以搞计量史学。至于年代久远的国家，历史书籍虽丰富，却缺乏第一手的精确数字，即使统计出一些数字来，多半也是出于估算、推算，难以成为信史。而当代中国史以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新中国各级各类专门的统计机构为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如针对一些学者对1959～1961年自然灾害的不同看法，陈东林在《“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一文中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以确凿的数据反驳了“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的说法。

计量史学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表现为对数量型材料的运用，而且发展为对纯文字材料进行分析的“文献分析法”。如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在《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用字和用词的频率进行了统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变动。村田忠禧认为，作为能够表现各个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对时代认识的政治报告，形式和内容都相当规范，是进行计量研究的极好素材。他还撰有《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统计了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的变化。这些基本词汇的变化“可以宏观地观察历史变动。这些数值所显示的结果不是推翻过去对历史的解释，而是进一步地补充”。他表示将进一步采用同样的方法，对一些关键词汇进行分析，对当代中国史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当代中国史的现实性特色，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

结语

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经说过：“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应。惟有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才可能使历史学有所发展。”而且“对这些新方法进行试验是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许还确实是历史学的未来所系”。作为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当代中国史研究更应从这些新方法中汲取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其发展进程中，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这既是当代中国史学科的特性所决定的，也是当代中国史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跨学科研究是对传统史学研究理念和方法局限性的超越。大力提倡跨学科研究，目的在于不断拓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视野、确定新的研究范畴、构建新的论述体系以及对新材料的获得和运用，使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更富于多方面的价值。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跨学科研究对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能够拓展学科研究的理论视野，丰富其研究途径，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如果应用不当又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学科的重心位移，使学科自身丧失主体地位，甚至面临自我消解的危机。这样，就有了跨学科方法介入的限度问题。应用者必须明确：“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新方法无疑很粗糙，还有待于不断完善”，否则的话，“便要冒一场有失去自己地位的风险，既不成为一门科学，也不成为一门艺术，只能成为一门‘业余爱好’而苟延残喘下去。这样的历史学无疑还会受到尊重，而且非常流行，但被剥夺了真正的意义，失去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在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建设中，既要继承传统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又要积极地吸收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方法都要在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下运用，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仍是当代中国史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

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既有优势，也有局限性。对于跨学科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我们应该主要借鉴其方法，吸收其研究理念，而不是停留在新概念、新名词的生搬硬套方面。这就要求国史研究者要对知识进行整合。这种整合要求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是跨学科的，即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当代中国史研究。当前，在当代中国史学界，一些学者有注重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意识，但不注意或很少注意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所需要的跨学科知识结构的培养。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优势和活力主要表现在学科整合方面的得天独厚，即它本身方面的特质，使它能够充分借鉴、运用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另外，身处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要互相交流，共谋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荟萃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等不同方向和不同层次的学者，各有专业特长，如果缺乏沟通和交流，就会形成独守一隅、各自为战的局面。避免板块式的分离而达到一种有机的融合，是关系到当代中国史学科能否健康发展和如何健康发展的重大学科建设问题。

[责任编辑：郑　珺]

作者：宋学勤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论文 篇2：

论俄罗斯的当代中国东北研究

摘要：因地缘因素，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苏联（俄罗斯）就开始研究当代中国东北，至今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主要经历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两个发展阶段，都有相应代表性成果问世。俄罗斯的当代中国东北研究呈现出如下显著特点：研究比较全面；注重第一手资料及中国学者的著述；建立重要研究基地，形成稳定专业的研究队伍；构建研究理论体系；对一些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关注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的关系研究；存在诸如研究深度不够以及缺少长时段综合全面研究的著作等明显的不足。

关键词：俄罗斯；学术研究；中国；东北地区

文献标志码：A

中国东北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并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而备受世人关注。近代时期，中国东北成为俄、日、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角逐的国际政治舞台，被称为“亚洲的巴尔干”。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东北一度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为全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后，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如今东北是全国最大的石化基地和商品粮基地，成为东北亚各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沿地带。正因如此，各国学术界为研究这一极具战略价值的地区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其中俄罗斯因地缘优势不但研究成果丰硕，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和流派。以往学术界把俄罗斯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的时段都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如笔者曾撰文《论俄（苏）的中国东北史研究》（发表于2007年第3期《史学集刊》，又被2007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而几乎很少关注俄罗斯学者的当代中国东北研究。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俄罗斯）学者就开始了对毗邻的当代中国东北进行研究。笔者根据俄文文献，试对半个多世纪俄罗斯学者的当代中国东北研究进行学理分析，把俄罗斯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希望本文对我国学者掌握俄罗斯的研究动向有所裨益。

一、主要成果

在我们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俄罗斯的当代中国东北研究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时期，都有相应代表性成果问世。其主要成果如下：

（一）主要著作：Л.И.克里木著《50年代在苏中经济关系发展中的苏联远东与中国东北》（符拉迪沃斯托克，1990）、Ф.B.索洛维约夫和Г.П.别洛戈拉佐夫主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东北：指南》（符拉迪沃斯托克，1989）、Л.И.郭洛瓦切娃著《1966－1971年中国东北的文化大革命》（符拉迪沃斯托克，1984）、З.M.穆拉扎耶夫著《中国东北：自然地理概述》（莫斯科，1955）、M.B.弗米切娃著《中国东北经济建设概论》（莫斯科，1956）、Г.П.别洛格拉佐夫著《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符拉迪沃斯托克，1987）、B.C.斯塔里科夫著《中国东北三省中国人的物质文化》（莫斯科，1967）、B.Л.拉林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东北》（符拉迪沃斯托克，2005）和《中国东北史（1945－1978）》（符拉迪沃斯托克，2004）、B.Л.拉林著《90年代上半叶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98）和《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区域变化中的俄中关系》（符拉迪沃斯托克，2005）、A.Д.季卡廖夫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的人口问题》（莫斯科，1996）等等。

（二）主要论文：B.Л.拉林的《俄中边境与地区联系》，H.Г.维基洛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满族的状况》，A.Ю.比斯库洛娃的《中国的朝鲜族自治州》，A.Ю.沃尔科娃的《20世纪40－90年代的满族：人口、法律及文化方面》，B.奥谢波科夫的《俄罗斯煤炭向中国东北供应的前景》，E.Г.别拉娅的《中国东北的城市现代婚礼》，И.B.斯塔弗洛夫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实施的经济政策（1978－2005）》、《中国东北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化趋势（1980－1990）》、《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1998－2002）》、《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三省实施的民族政策：1978－2002》，C.Ю.普罗西维勒诺夫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黑河大桥方案：现状与前景》，A.B.弗罗洛夫的《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三省的边境合作》，H.B.科切什科夫的《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历史民族概述》，Г.П.别洛戈拉佐夫的《80年代经济改革：浅析中国东北的农业综合体》、《中国东北农业综合体改革的新阶段（1978－1989）：区域特点》、《黑龙江省的社会改革：成就与困难》，H.A.瓦西林科的《论1949－1982年中国东北人口的基本进程》，H.П.戈里金娜的《1980年代中国东北城市改革方针（以沈阳为例）》、《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中国东北工业发展的某些问题》、《中国东北的工业（过去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进程中的东北三省》、《论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以后中国东北的工业改革》、《中国东北的工业化与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东北的工业改造》、《经济改革条件下的中国东北（20世纪80年代）》，Г.H.罗曼诺娃的《1980年代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的科技合作》、《90年代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的贸易关系的主要趋势》、《90年代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的经济贸易关系》、《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90年代经济关系的主要趋势》、《90年代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的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趋势》、《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与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形成》、《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90年代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苏联在中国东北工业化中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O.H.梁普琴科的《中国东北边境文化走廊的形成》，Б.И.特卡琴科的《图们江下游中国港口的建设和经营问题》，Л.B.扎布罗夫斯卡娅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与中国东北》、《1950－1990年代中朝边界史》，Г.Б.杜德琴科的《黑龙江省东部是俄中经济合作的重要地区》，C.Ю.弗拉迪的《图们江方案与中国战略计划中的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

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问世于20世纪50－60年代中期、80－90年代初，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至现在。成果主要在这几个时间段问世是因为中苏关系处于相对友好和走向正常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执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对华关系还处于调整阶段；1996年，中俄关系迅速升级，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极为重视对华关系。与此同时，由于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中俄毗邻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极大反差，中国东北地区充满了生机活力。这些都促使俄罗斯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及中国东北地区。

二、主要特点

结合俄罗斯学者研究当代中国东北的主要成果、方法、代表性观点及视角等等，笔者认为其研究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研究视角比较全面

俄罗斯学者对当代中国东北的研究涉及民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科技、宗教、对外经济关系、政治状况、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育、旅游、服务行业、环保、地理等多个领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东北的方方面面。

（二）注重第一手资料及中国学者的著述

俄罗斯学者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一贯注重第一手资料及中国学者的著述，对当代中国东北的研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著述中，大量利用了《黑龙江日报》、《吉林日报》、《辽宁日报》、《哈尔滨日报》、《沈阳日报》、《东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月报》、《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吉林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统计年鉴》等第一手资料，以及《中苏友谊史》、《北大荒文学艺术》、《中苏经济贸易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成就（1949－1953）》、《中国东北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中国东北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建设》、《1949－1952年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俄经贸关系》、《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黑龙江经济发展五十年》等中国学者的著述。

（三）建立重要研究基地，形成稳定专业的研究队伍

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拥有稳定专业的研究队伍和重要研究基地是必不可少的。俄罗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其重要研究方向就是对中国东北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如在20世纪80年代该所出版了两卷本的《17－20世纪中国东北史》，第一次向国际史学界全面系统地论述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东北史，显示了其在中国东北历史研究上的整体实力和地位。在该所成立之初，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东北也被纳入其研究计划，但由于诸多原因，到80年代以后，该计划才真正开始启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该所已成为俄罗斯研究当代中国东北的最重要研究基地。近些年来，俄罗斯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均出于该所，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东北》、《世纪之交的中国东北》、《中国东北史（1945－1978）》和《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区域变化中的俄中关系》等等。正由于上述诸多著作的出版，造就了俄罗斯在当代中国东北研究上一批专业的研究队伍，如B.Л.拉林、Г.H.罗曼诺娃、Г.П.别洛戈拉佐夫、Г.A.苏哈切娃、H.П.戈里金娜、O.H.梁普琴科等。为了让俄罗斯学术界及时了解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当代中国东北问题的研究），该所于1992年创办了学术载体《俄罗斯与亚太》杂志。

（四）构建了研究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可以使所研究的问题被论述得更具科学性、更深刻。在当代中国东北研究上，俄罗斯学者也在尝试构建研究理论体系，并提出了自己解读当代中国东北的理论范式。这主要表现在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间当代中国东北的研究上。200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出版了专门研究改革开放以前30年间当代中国东北的著作《中国东北史（1945－1978）》。在该书序言中，作者们提出了研究改革开放以前30年间当代中国东北的研究理论体系，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模式”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俄罗斯学者将1949－1978年的当代中国东北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1949－1957年、1958－1965年、1966－1976年、1976－1978年，论述了苏联社会发展模式在中国东北地区形成、发展以及解体的过程。

（五）对一些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对所研究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是俄罗斯学者的学术传统，这同样表现在对当代中国东北的研究上。如俄罗斯学者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东北在全国经济的地位问题阐述了看法，一致认为，中国东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工业基地，中国东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体制的形成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发挥了特殊作用。再如俄罗斯学者И.B.斯塔弗罗夫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三省实施的民族政策：1978－2002》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东北民族地区所实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得出了鲜明的结论：“中国政府在中国东北民族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是旨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尽管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应承认的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得到了加强。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对待中国东北少数民族的政策整体上是成功的。”

（六）关注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的关系研究

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俄罗斯学者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关注中俄关系尤其是毗邻地区的中俄关系研究。在当代中国东北研究上也不例外，俄罗斯学者同样很关注俄罗斯尤其是其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的关系研究，如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援助、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的经贸关系、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经济发展的互动影响等等。

当然，俄罗斯学者对当代中国东北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尽管俄罗斯学者在当代中国东北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仍存在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第一，研究深度不够。如前所述，俄罗斯学者对当代中国东北的研究涉及各个领域，然而，多数成果研究深度不够，处于浅层次的研究阶段。这主要表现在，在当代中国东北的研究上，俄罗斯学者出版的专门研究当代中国东北某一领域，如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教育等等的著作极少。第二，缺少长时段综合全面研究的著作。正是由于专门论述当代中国东北各行业的著作极少，所以既影响了俄罗斯学者撰写出长时段的黑、吉、辽省情史，也影响了俄学者撰写出长时段的当代中国东北发展史。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笔者通过与俄罗斯学者交流得知，他们正在大量搜集资料并着手撰写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东北史。我们期待着俄罗斯学者早日完成俄罗斯视阈下的这部著作。

[责任编辑：王超]

作者：彭传勇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论文 篇3：

《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导论

内容摘要：翻开各类国内中国音乐史类的论文、著作与教材，映入我们眼帘的均为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的名字、实践及其成果。但是，音乐艺术本体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都对系统的健康运行、长足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这个论域，目前国内尚未有人作出过专门研究。从现实音乐生活实践与历史的进程上看，当代中国音乐艺术的历史，从本质上看就是音乐创作、表演、研究实践与音乐批评实践互动的历史。所以，对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历史展开专门研究，撰写《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对于总结历史，了解音乐实践中出现问题、遇到麻烦的原因，寻找解开问题的“钥匙”，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语：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音乐批评家；音乐批评文本；

音乐批评事件；当代中国音乐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60多年，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也走过了60多年的辉煌历程。古人云“六十一甲子”，在这个“甲子”内，中国音乐批评家以自己胸怀的理想、饱蘸的激情、无畏的胆魄，针对新中国音乐生活中的诸多热点、难点、冷点、死点问题展开自己的音乐批评，为当代中国音乐生活这个“肌体”“把脉”、“开方”，使得我国的现实音乐生活得以繁荣与发展。

对这段历史作出一番梳理与研究，能够全面、客观地总结历史问题，找到解决诸多问题的方法，为未来的发展确定目标与方向。

前期成果的述评

翻开各类国内中国音乐史类的论文、著作与教材，映入我们眼帘的均为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的名字、实践及其成果。诚然，作为音乐史，关注艺术实践领域里的各类音乐家们理所应该。音乐艺术的历史与现实，就是作曲家、音乐表演艺术家以其创造性的实践而写成的。但是，音乐艺术本体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都对系统的健康运行、长足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颇为遗憾的是：

《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这个论域，目前国内尚未有人作出过专门研究（在对相关的西文文献数据库［国际音乐期刊索引全文数据库－International Index to Music Periodicals Full Text］检索后，也未发现该类研究成果）。当下国内对该领域进行前期研究的相近著述，有笔者的《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2002年出版）——该著着重研究20世纪中国（仅限于中国的大陆地区）音乐批评观念的嬗变轨迹问题；居其宏、乔邦利的《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北京］2008年出版）——该著重点在音乐思潮上着墨。这些成果对于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这个领域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涉及。但是，它们都还不是较为全面、系统、深入、专门的“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

据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近现代中国音乐史学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1.近现代音乐历史的研究，应当从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断代史”研究入手。在研究方法上应当“由大而小”、“由泛而专”。

2.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应当把宏观的近现代中国音乐的诸多问题做体系化、门类化、具体化的处理。

3.把一些交叉性的“问题史”、“门类史”拿出来，做个案突破性研究。

从现实音乐生活实践与历史的进程上看，当代中国音乐艺术的历史，从本质上就是音乐创作、表演、研究实践与音乐批评实践互动的历史。所以，对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历史展开专门研究，撰写《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对于总结历史，了解音乐实践中出现问题、遇到麻烦的原因，寻找解开问题的“钥匙”，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的研究，恰恰就是符合这种学术研究趋势的应时之举。

定义、取域与内涵

第一，《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应按照以下“词语梳理”确定的范围展开：

1．从区域纬度上看，“当代中国”，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际的大陆地区行政管理区内（从法理、历史上看，港澳台地区属于中国范围，但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本研究暂不将其列入）。

2．从时间经度上看，1949年至当下中国大陆地区所发生的一切音乐批评实践活动、音乐批评文本、音乐批评人物等，都应当成为《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的研究对象。

3．从学科向度上看，《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将按照以下“音乐批评”的定义，遴选研究对象、展开研究工作：

Music criticism may be defined broadly or narrowly. Understood narrowly, it is a genre of professional writing, typically created for prompt publication, evaluating aspects of music and musical life. Musical commentary in newspapers and other periodical publication is criticism in this sense. More broadly, it is a kind of thought that can occur in professional critical writing but also appears in many other settings. In this broader sense, music criticism is a type of thought that evaluations music and formulates descriptions that are relevant to evaluation; such thought figures in music teaching, conversation about music, private reflection, and various genres of writing including music history, music theory and biography.

音乐批评（Musical Criticism）就是以文化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工艺形态学等单纯的或综合性的理性眼光，来审视音乐的现实事项与历史事项（理念、活动、音响文本与符号文本等）的一种理性建构活动，是将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机地应用于音乐审美评价、历史评价等实践的一门应用性学科。与它类的音乐学研究（如音乐的民族学研究、音乐的历史学研究、音乐的哲学研究、音乐的形态学研究）所不同的是：音乐批评在其理性的建构活动中，呈现出更多的是批评者个人对音乐的现实事项和历史事项的审美价值取向的认定、人文理想归属的表达、文化理论架构的整合。

第二，《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应按照以下“词语梳理”确定的对象进行：

1．音乐批评人物，可谓当代中国音乐生活这颗“大树”上的“啄木鸟”。这个群体以自己辛勤的劳作，为“大树”的枝叶繁茂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这些贡献凝定为“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

2．音乐批评文本，即当代中国音乐批评活动的符号化成果形式。其表现形式有两种：由传统的平面媒体（报纸、期刊、书籍等平面媒体）承载的视觉化文字符号系统；由现代的无形媒体（电台、电视、网络等虚拟数字媒体）承载的数字化符号系统。

3．音乐批评事件，即当代中国音乐批评活动引发的文化事件及其社会影响的统称。其中包含：艺术观念、理论建树、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历史影响等。批评事件的涌现，表面上看有其偶然性，但是如果从深层的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的观念嬗变轨迹上看的话，有其必然性。

4．音乐批评理论，即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实践活动中自觉或自发地创造出来的音乐批评基础理论、基本观点。这些理论基本上按照音乐批评的本体论、主体论、标准论、形态论、功能论、方法论、操作论、发展论的层面上展开。全面深入地梳理这些理论“碎片”，可以为音乐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应针对以下内容开展工作：

1．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的历史轨迹。对于已经发生、正在进行的音乐批评历史勾勒出一条较为符合历史规律、文化现实的发展轨迹是《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基础性工作之一。对于这项内容，研究者将按照历史进程的脉络和音乐批评自身的历史属性，将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的历史分为“建国初期”（1949－1966）、“文革”时期（1967－1976）、“新时期”（1977－1989）、“后新时期”（1990－当下）这四个历史阶段，展开轨迹的勾勒与发展脉络的书写。

2．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的历史人物。任何学科的历史都是由历史人物书写而成的，音乐批评人物就是音乐批评历史的书写者。对音乐批评书写者进行较为专门的深入研究，在当代中国的音乐批评领域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对此，应当将音乐批评人物的“人学”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书写的核心命题开展工作。

3．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的理论问题。毋庸置疑，任何实践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的自觉行为，为《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发掘、总结出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是该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之一。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借鉴当代哲学、史学、文化学、艺术学的基础理论成果，对在批评实践发掘出来的批评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的梳理与解析。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实践的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做出较为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理论总结与历史批评。

重点、难点与方法

第一，《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的研究重点：

1．当代中国音乐批评文献的收集与整理。音乐批评文本的文献收集与整理，是《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的基础。在现实音乐生活中，音乐批评文献的表现形式有传统的平面媒体承载的纸质文献、现代的虚拟信息媒体承载的数字文献。面对纸质文献，遇到的难题是特殊历史时期（建国初期、“文革”时期）政治人物有关讲话、宣传文化机构的政策法令、“两报一刊”社论等文献的使用问题。面对数字电子文献，遇到的困扰是瞬息万变、海量传播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审慎的态度“沙里淘金”，汰除海量的信息“垃圾”，凝练音乐批评思想观念的菁华，在此基础上开展批评史的书写工作。

2．当代中国音乐批评人物的走访。音乐批评人物的访问与调研，是《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的核心工作之一。由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所致，本研究走访的对象大多是研究者现实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是活生生的现实生存者的社会人物，“缺乏历史距离感”是本研究的基本特点。这就要求我们以客观的眼光，冷静审视我们身边的这些批评人物；以超拔的心态，谨慎辨析现实生存的这些鲜活人物；最终以冷静、谨慎而又客观、大胆的笔触，书写这段可歌可泣的音乐批评断代史。

3．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热点问题的深入发掘。音乐批评的热点问题是驱动音乐历史进程的重要指数。在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观念论争、理论纷繁等，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驱动了音乐历史进程的发展。不妨这样表述：当代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轨迹都蘸带着各种观念论争、理论探究的印记。故，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发掘与研究应当成为《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第二，《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的研究难点：

1．由于国内音乐学科现状以及历史的缘故，当代中国批评家多是以“客串性”的“身份”出现（职业音乐批评家在当代中国几乎不存在），这是本研究课题的难点之一。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客观地审视音乐批评家的这个身份特征，以批评事实为依据、以批评建树为准绳，尊重各色批评人物的历史活动。

2．由于批评家角色的“客串性”，产生的批评文本也具有“多义性”的特点——也就是批评文献中既有史学与形态学的内容、也有美学与心理学的内容，可能还有其它的相关内容等。所以批评文献的“多义性”是本研究课题的难点之二。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谨慎地分析音乐批评文本的多元学术内涵，从中提炼出适合音乐批评史学研究的知识内涵。

3．由于批评家个人知识背景、性格气质、价值观念、审美标准等各不相同，便引出了本研究课题的难点之三——批评观念“多元化”的问题。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透过文本看人物、结合人物析文本。立足于多元文化生态视角，呵护各种观念的现实生存权益，梳理各色批评观念话语文本。从而书写出符合多元观念现实的音乐批评史学著述，为音乐批评人物树碑立传、为音乐批评历史纪实录言。

4．由于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呈现出来的诸多文化、政治的特殊性原因，对于诸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批评文本、事件、人物等，如何进行甄别、梳理与研究是本课题的难点之四。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廓清批评文献的学术界域，排除非学术性因素的困扰，将特殊时期具有非常规性特征的批评文献、批评人物、批评事件等，纳入音乐批评史学的研究视域之内，以保障批评历史学术的正常发展与进步。

5．由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日新月异的缘故，各个历史时期音乐批评的承载媒体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音乐批评的承载媒体由平面化（传统的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转变为多元立体化（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数字媒体、网络媒体）的形态。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如何收集数字、网络等新兴媒体的批评文献，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技术难题。由此，批评媒体的复杂性、多变性、多元化是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书写的难点之五。

第三，《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的研究思路：

我们将在研究团队前期成果《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的基础上，结合批评家访谈、批评文献发掘、批评事件追踪等，展开研究与书写工作。同时还将有机运用以下研究思路开展工作：

1．处理好历史与逻辑的关系问题

虽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在每个个体的研究对象面前，史学研究者如何始终不渝地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治学原则，却是一个永恒的学术难题横亘在每一个研究课题与研究者面前。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联系实际”，“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以史证论” 。其中的“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无需赘言。其中的“以论带史”、“以史证论”。就是以音乐批评理论的发掘、研究与总结，进而带动音乐批评历史的书写工作；以音乐批评历史的研究实践，进而证实音乐批评理论的科学性。只有经过了以上的“双向互动”之后，才能写出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的“信史”。

2．把握好史料与人物的结合问题

音乐批评历史研究与书写的基础是音乐批评的史料，音乐批评历史的创造者是音乐批评者。于是，如何处理好音乐批评历史史料与音乐批评历史人物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该课题研究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诚然，批评史料中承载的学术信息是真实、丰厚的。但是，如果脱离历史背景、文化心理的参照，一味地“照单全收”，则未免陷入简单机械地运用史料文本的泥淖。诚然，批评人物（尤其是当代音乐批评历史中仍然健在、活跃的音乐批评家们）是活生生的、真切可感的现实存在。但是，如果脱离现实环境、历史背景、心理变化等因素的考量，简单地“偏听偏信”，则未免步入简单机械地接纳批评人物个人表述的漩涡。所以，“透过文本看人物” 、“结合人物解历史”、“立足历史析文本”等“正反合”的解析、论证方法，应当成为《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研究与撰写的基本思路。

3．处理好作品与时代的关系问题

音乐批评的作品——批评文本，是在音乐批评历史进程中具有直接推动作用的时代文化标签、社会历史符号；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是在音乐批评历史进程中具有直接催生作用的时代历史环境、文化“生长基” 。两者中，一个是“生物”、一个是“土壤”与“阳光”；一个是“文化植物”、一个是“文化基础”。它们即是一个对立的双方，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对两者中任何一方的偏颇都可能致使历史抒写的讹误。

4．把握好主流与支流的关系问题

当代音乐史学的学者的研究实践行为与研究成果文本中，“中心主义”的史学研究观念一直都是以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如影随形地存在着的。如何克服“文化中心主义”价值观普遍存在的只注重主流批评的狭隘文化观念，在音乐批评历史研究实践中充分兼顾各种批评观念、批评话语的现实存在，呵护多元艺术观念的生存空间、尊重多元艺术观念的生存权力？这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审慎面对。

框架、观点与创新点

第一，《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的结构框架：

1．按照历史进程划分结构板块

1．1．《建国初期的音乐批评》

1．2．《“文革”时期的音乐批评》

1．3．《新时期的音乐批评》

1．4．《后新时期的音乐批评》

2．按照历史事件忠实纪录史实

2．1．《建国初期的音乐批评事件》

2．2．《“文革”时期的音乐批评事件》

2．3．《新时期的音乐批评事件》

2．4．《后新时期的音乐批评事件》

3．按照批评人物记载历史活动

3．1．《建国初期的音乐批评家》

3．2．《“文革”时期的音乐批评家》

3．3．《新时期的音乐批评家》

3．4．《后新时期的音乐批评家》

4．按照理论元素凝练研究内容：

4．1．《建国初期的音乐批评理论》

4．2．《“文革”时期的音乐批评理论》

4．3．《新时期的音乐批评理论》

4．4．《后新时期的音乐批评理论》

第二，《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的核心观点：

笔者经过对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历史史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长期研究，认识到：当代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历史，“从本质上看，就是音乐创作、表演、研究实践与音乐批评实践互动的历史” 。因此，音乐批评是中国音乐历史进程的“驱动器”，是人类音乐实践活动的“磨刀石”，是社会音乐理论研究的“训导师”，是民众音乐欣赏活动的“导航员”。所以，对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历史展开专门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当代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打开这些问题的“黑匣子”、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均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第三，《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史》的创新点：

1．批评定义的“宽泛性”有机运用

如果按照传统的音乐批评定义（要求的“独立性”、“创新性”等文化质素），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能找到音乐批评文献。因此，突破已有的有关于音乐批评文本应当具备的“独立性”、“创新性”的定义，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研究中，尤为重要（如果以“对社会现实音乐生活产生影响力”这个标准来遴选音乐批评的历史文献，“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社论、“写作组”时评、政客、领导人的讲话等均能列入音乐批评的文献范围之内）。

2．批评人物“客串性”问题的化解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国情，在当代中国可能难以找到一位职业的音乐批评家（即依靠音乐批评的撰稿收入安身立命的职业化音乐批评者），绝大多数的音乐批评从业者均为各类特定工作岗位与音乐艺术院校教师、媒体专职（或兼职）记者、艺术研究机构的专门研究人员、社会爱乐人士等。这就需要我们从这些“客串”音乐批评的社会群体中，发掘研究对象、遴选批评文献，进而研究批评文本与批评实践（事件）。

3．文献信息“多元性”的深入筛选

由于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国情原因，音乐批评文献的学术信息内容的“多元性”问题是其文本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按照“狭义”的音乐批评概念定义 遴选音乐批评文献的话，就只能得到少量较为单纯的音乐会现场乐评文献。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音乐批评文献是以“一体化”、“多元性”的形态，与音乐史学、美学、形态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内容“混生”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收集、整理音乐批评文献的时候，对之作出大量的文献内涵解读、遴选、提取与分析的案头工作。

4．批评媒体“全面性”的全面梳理

在立足传统平面媒体发掘音乐批评文献的同时，还应当将当下盛行的网络电子虚拟媒体信息的发掘纳入进来。从中遴选批评文献、发现批评事件与批评人物。在资讯爆炸、瞬息万变的时代，全面、深入、海量地收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批评文献，是本研究必须要作出的观念转型。只有由传统的期刊、报纸、书籍等平面媒体，扩大到现代的数字虚拟网络媒体，我们的研究才能真正成为“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的“历史研究”。这是因为：当下音乐批评的话语，绝大多数是以虚拟的网络媒体承载着的。

责任编辑：李姝

主要参考文献：

[1]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2]明言.音乐批评学[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3]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2007年10月第1版.

[4]居其宏、乔邦利.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M].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北京）2008年3月第1版.

[5]明言.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黄钟,2004(4).

[7]明言.世纪交响——中国新音乐百年奏鸣如是说[J].人民音乐,2007(10).

[8]明言.纪录百年批评 驱动世纪音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1）.

[9]明言.透过文本看人物——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人物鸟瞰[J].音乐探索，2009（2）.

作者：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