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业人资开发研究论文

摘要“三变”改革是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其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生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处于边远地区，较为贫穷落后，如何利用“三变”改革帮助其发展民族经济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分析贵州省民族地区“三变”改革的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当前农业人资开发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前农业人资开发研究论文 篇1：

莆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目的/意义】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越发重要，文章以地方农村人口为主体视角，以城镇化进程中应重视的人力资源为切人点，以解决莆田市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方法/过程】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访谈等方法对莆田市农村的人力资源状况、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结论】调查发现，莆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当地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农村继续教育体制不健全，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不完善，以及农村人口素质提升观念意识淡薄等现实问题，为此分别从政府、企业和农村居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莆田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Harbison和Myers提出来的[1]，他们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是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过程。人力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供人类深层次、无止境地开发。在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农村的改革和城镇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能不断地更新人的知识，提升人的创新力和技能;既可以保持农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后劲和张力，也可以使经济增长发挥倍数效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能促进农村的自然人力资源转换为具有实际创造价值的经济优势。近几年来，虽然莆田市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其“小城市、大乡村”的现实说明了莆田市的发展不能单靠土地的开发，也要积极打造“人的城镇化”。

1 莆田市农村人力资源的概况

莆田市属于福建省地级市.地处省会福州和闽南“金三角”之间，在区位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近几年，莆田市经济发展很快，截至2017年底.莆田市城镇化程度已达到59. 6%。当前这个阶段是莆田市加快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的契机.因此，致力推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是莆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首要之举。

1.1 农村人口基本情况

1.1.1 农村男性流动人口多 莆田市地小人多，加上祖辈生育观念的影响，莆田市的人口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得到有效控制。根据《2017年莆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2017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整理可知，全市常住人口290万人，其中女性人口为144.2万人，男性人口为145.8万人，常住人口性别比为101. 10/，近年来常住人口性别比例较为均衡。但有不少人口专家指出，人口性别比取决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流动人口性别比，而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外出和外來人口，由于性别差异和婚姻状况是决定外出决策的重要变量，女性往往比男性更不倾向于外出，因此莆田市流动人口多以农村男性为主。

1.1.2 农村人口流出多 虽然目前莆田各地都出台了吸引人才、农民工落户的一些优惠政策，但大部分农村人力更倾向外出打工、经商甚至落户，造成莆田市农村劳动力的不断流失.人口外流趋势非常明显。根据莆田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统计可知.2010年莆田市的人口净流出规模大，约达45万，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5万相比，这10年间的人口净流出增幅竟将近20万。因此，莆田市被认为是福建省沿海各设区市人口流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市区。

1.1.3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大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农村医疗技术的提升，莆田市老年人口比重在不断加大，年龄结构日趋老龄化。又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和男性青年人口外出流动，莆田市目前面临以下问题：一方面该地人多地少.造成许多农村青年劳动力会更情愿选择外出经商务工，家庭里多以小孩老人居多，农村人口呈现“中间少两头多”的结构;另一方面，莆田市内的工业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企业经常出现工人紧缺、人才匮乏的情况，造成企业很难做大做强.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1.2农村人口科技素养

莆田市农村人力资源的科技素养整体不高。农村人口传统耕作习惯根深蒂固，村民宁愿通过体力劳动所获得的收益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不愿意通过用新的科学技术来产生效益。观念陈旧、接受事物慢、较少部分人会主动参与职业培训等情况导致农村人口的职业技能、劳动力素质、科学文化素养偏低。且莆田市政府对农业技能的宣传力度不足，农村人口也较少主动关注农家频道和阅读农业科技相关的报刊，故真正具有农业技能素养的人才不多。同时，莆田市农村现有的农业科技人员大部分学历不高、经验不足，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不愿意从事农村一线工作，造成农业技术推广缺少相应的人才支撑。由于当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培训（学生除外）缺乏针对性，农村人口收入低，各方对于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度低等因素，造成农村人口科技素养很雉提高【2】。

1.3 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莆田市主要以皮革、毛衣、制鞋业等需要一线劳动力的产业为主，设有较少的科技机构。从机构人员的构成来看，企业技术人才严重匮乏，高技能人才数量少。一方面是源于莆田市人口素有外出经商务工的习惯，另一方面是因为莆田市的商品经济不够活跃，对外来高素质专业人才，甚至是本土人才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目前莆田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建设步伐滞后于城镇化的发展，产业链较为脆弱，对产业带的全方位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另外，莆田市的强流动性造成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逐渐显现出老龄化和儿童妇女化的趋势，具有“乏力村”的现象，导致现有人才队伍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雄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莆田虽然是文献名邦，教育的根底较好，但高等教育相对薄弱。在莆田市里仅有一所知名度较小的本科院校，即莆田学院。该学校的资源较少，生源主要以外地学生为主，再加上当地就业机会少，导致许多学历较高的本土人才更倾向于在外地学习和就业，在莆田市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才瓶颈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2莆田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开发资金投入不足

相关数据显示，福建省2017年（JDP总量突破3万亿.其中莆田经济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莆田市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资金投入远低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在经济发展阶段，莆田市政府没有把人力资源开发当成城镇化发展的重心，资金投入不足，造成农村人力资源大量闲置。由于资金限制，农村人口在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需求仍然大于供给，高层次人力资源的匮乏、人才的外流，导致农村人力的创新和科研能力远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资金是带动教育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政府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没能很好地加大资金投入或实施民资回归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力资源的开发。

2.2农村继续教育体制不健全

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村各方面特别是教育层面影响较为深远，以致于城乡之间的教育发展严重失衡。首先，莆田市大部分地区对农村职业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办学思想传统守旧，且乡村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开展速度和局势没有紧跟新时代的步伐及时更新，久而久之导致这些地区的农村教育质量与其他城市教育质量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其次，现阶段大部分在农村地区培育的学生，也是在为城市建设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他们毕业后很少会回到农村，导致农村人才稀少【3】。最后，最关键的因素是现阶段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莆田市区发展，把优质的教育资源用于城区的教育。对于农村的教育投入较少，使得农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师资力量薄弱.很多农村孩子的学习环境相对较差，造成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生源日渐减少，阻碍了农村地区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2.3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不完善

首先，莆田市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缺乏创新的管理制度，在解决实际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上缺乏针对性。人力资源开发方向不明确，没有一套整体的规划，缺少专门的政策支持和完善的政策配套措施。对农村人力资源的相关培训没有及时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联系，没有根据该市对人力需求的具体情况做针对性的培训，甚至较为死板，趋于形式化、表面化【4】。如此一来，不能有效利用和留住人才，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其次，政府缺乏有效引导。在知识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莆田市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趋势也在不断加强.该地政府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缺乏正确指导，对于流动人口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协调管理，使得农村人力资源不断地向经济较好的地区流动。最后，农民工们收入有限，家庭经济压力大，没有多余的財力和精力用于教育提升自我，主动性差，认识不足，在思想和经济上都缺乏有效支持和引导时，农村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也就普遍缺乏上升空间。

2.4 农村人口素质提升观念意识淡薄

当前，莆田市农村经济的发展已不能单纯依靠土地和资金的积累，而是需要通过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和培训高技能人才来实现经济的增值。但深受传统思想的禁锢，以及妈祖文化的影响，莆田市农村许多人形成了一种墨守成规的思想，他们迷信求神拜佛就能发家致富，懒于竞争，疏于激发自身的潜能、提高自身的素质，这种生活模式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生活价值观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1）环境因素。首先，尽管莆田市政府在农村劳动力培训方面加大了力度，但当前农村的农业和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力投入，劳作已占据了农村人口大量的时间，缺乏剩余时间去加强学习。其次.由于农村人口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又受相对闭塞的环境影响，缺乏兴趣爱好的培养氛围，普遍对新技术、新事物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尝试，从而逐渐失去了接受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2）个人因素。首先，受小农思想影响，许多人在价值观上不追求鸿鹄之志，由于自身的狭隘性和自私性，导致其不思进取，缺乏大胆创新的能力。其次，在农业培训教育方面，农村人口从不认为这是一种技能的投资，只会关注眼前的培训费用而不肯花钱，且学习会耽误工作的认知也影响了他们参加学习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 莆田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3.1加强组织引导，促进入力资源自由流动

3.1.1 结合对内回流与对外迁移模式 结合对内回流与对外迁移模式，鼓励城乡间劳动力互通流动.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莆田市政府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在外打工的年轻劳动力回乡将所学的先进技术传授给本地农村务工人员，打破小农意识的影响;鼓励对外迁移，开发潜在劳动力，优化城乡间的人力资源配置，鼓励政企发展创造，通过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及生活环境以吸引优秀人才回乡发展，并利用回流劳动力改善农村劳动力明显老化的局面，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5】。

3.1.2 加强就业信息网络建设 政府要提高人力资源市场的信息化水平，完善劳动人力资源的信息网络，建立莆田市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统计体系，在数据库和网络管理中完善农民工的基础服务信息，例如员工工资、社会保险、劳动合同、市场员工的就业和失业状况、流动状况等信息，便于践行城乡一体化管理。同时，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监控，及时掌握莆田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及就业的动态信息，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人员结构、流动的方向和工资水平等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地调查和调整.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加强引导劳动者有效就业和单位的合理用人，留住当地人才，减少当地农村人口劳动力自发和盲目转移时消耗的成本。定期发布市场就业信息，一方面是为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其尽可能地在全市范围内就近转移消化，满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就业信息畅通.促进城镇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6】。

3.2 改善教育体制，鼓励校企合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和教育强国战略.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莆田市政府应该改善农村教育体制，调整农村教育结构，增添一些在市场上尚未饱和的专业教育、成人教育，鼓励校企合作，充分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开辟培训渠道.拓展教育平台。

3.2.1抓好教育与就业相结合首先，把农村人力资源培训当作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稳步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实行灵活开放的办学模式。将培训与就业服务结合，鼓励“订单”培养，先通过培训来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素养，使其具备职业竞争能力，然后再输出。地方企业应利用好莆田市人力资源优势，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学校的人才培养中，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和学校对人才的培养结合，开发一套培养人才的新路子，即以教育为轴，多元次开发人才的新模式，利用优势专业办好产业，在此基础上再促进专业。通过这种形式一定程度上有效提高农村人口的就业稳定性，减少人口流动成本，提高农村人力资源利用率。

3.2.2建立长效的培训机制 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共同筹资的投入机制.设立各级政府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财政专项资金.形成由劳动保障部门牵头，以市、区、乡（镇）、村四级培训机构为载体的农民工职业培训网络。要完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补贴培训机制，针对农民工人力资源的状况，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动态性地调整培训方向。对那些能够强化动手能力且市场急需的技能人才培训项目，应予以政策倾斜，充分发挥培训补贴政策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导向作用，提高培训效率和质量，促进就业，让政府的培训投入落到实处。

3.3重视人力资源队伍建设，善于人力投资

目前莆田农村劳动力市场处在一种分割状态，企业应与当地政府合作，打破城乡壁垒，建立起统一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乡人力资源平等就业【7】。

3.3.1 重视传统的人力资源储备 企业要结合市场对人才的竞争需求，不断优化企业内部文化、形象，转变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员工为核心，提高薪资待遇和职工满意度，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提升核心竞争优势。莆田市大部分企业招收的对象为一线人员，由于一线人员压力大、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强，容易加大公司的招聘成本。因此，企业在前期就得注重公司的内部培训。但由于市场竞争压力日渐增大及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为了留住人才，公司应不断地对员工进行系统性培训，挖掘核心人才，引导莆田市农村人力能够由纯体力型向智能型、创新型转变，提高个人技能.走出低技术的“陷阱”。

3.3.2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 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源的价值收益要合理分配，使农民工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剩余索取权，切实保障积极就业者的自主择业，能够按照相应的能力分配岗位，做到自主用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促使农民工与企业间的雇佣关系能够持久稳定，并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

3.4转变个人观念，提升自身教育技能

3.4.1 转变观念，提高自我开发意识 莆田市农村人口应为自己打开眼界，摒弃“等”“要”“靠”的思想，充分认识再学习的重要性和有利性，積极主动报名参加培训，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开发和自我发展，根据人才市场需求，主动寻找并获取新知识和技能以顺应时代要求。农民工个人应主动发现自身的未知潜能，自觉挖掘和经营好自己的能力，要培养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形成与企业共同合作、共同进步的意识，使自己的能力和使用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3.4.2 注重教育，自觉提高自身的素质 素质并不是静止的状态，是需要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不断培养才能提升，农村居民应从贬低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中解放出来，真切感悟到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加强自身学习。在知识迅速更新的时代，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基本，而在业余时间学习是教育更为普遍的形式。农村居民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利用网络免费的教育课程和资料资源.通过各种渠道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学习的范围，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要时刻关注市场信息动态，及时更新知识，做好个人的目标规划，避免自身知识的老化和退化。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遇到不足之处要主动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自觉提高自身的素质。

4 结语

目前，莆田市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不容乐观：一是人口外流趋势不断扩大，二是由于许多当地农村人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造成资源闲置与浪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较为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村居民等各方积极参与配合，共同塑造一套与莆田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体系，才能实现莆田人才强市，为农村的发展增强后劲。参考文献：

[1] PARNES H S.Education， Manpower， and Economic Growtb： Strategie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J]. Technology 8. Culture. 1964，6（1）：.483-484.

[2]刘佳勇，卢东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选择——以陕西为例[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 7，39（1）：86-90.

[3]闰佳宁，城镇化进程中江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南昌：东华理工大学.201 6.

[4]石颜露，张波，浅析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J].中国商论，2016（ 23）：140-142.

[5]殷江滨，产业转移、土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回流[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04

[6]谌新民，李萍，人口变化、产业升级与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 7：281-282.

[7]梁威龙，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舟山：浙江海洋大学，2016.

作者：高丽芳

当前农业人资开发研究论文 篇2：

贵州省民族地区“三变”改革现状及对策思考

摘 要 “三变”改革是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其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生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处于边远地区，较为贫穷落后，如何利用“三变”改革帮助其发展民族经济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分析贵州省民族地区“三变”改革的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关键词 民族地区;“三变”改革;经济发展

1 贵州省民族地区“三变”改革的实施现状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是国家整体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三变”改革作为贵州省先进经验的总结，对于决战2020年全面小康发挥着重要的政策作用。目前，民族地区“三变”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深度贫困村纳入“三变”试点村覆盖率为100%，贫困村纳入“三变”试点村覆盖率为95%以上;各级财政投入用于试点村“三变”改革多以股金的形式，以帮助困难群众实现增产增收。例如贵州省剑河县在农村“三变”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全县紧扣“林下食用菌”“农文旅”一体化发展新路，把农村“三变”改革助推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了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三变”路子，引导全民参与，共同推动农村“三变”改革工作[1-3]。

2 贵州省民族地区“三变”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民族地区政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三变”改革为抓手，以各项扶贫财政资金为杠杆，帮助贫困户脱贫。但在实际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2.1 村民对“三变”改革认识不足

当前，农民对于什么是“三变”改革，如何成为股民参与到运营中完全不理解，“三变”改革处于政府积极，但群众参与热情不高的状态。同时，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愿意将土地入股，导致真正以土地入股的形式较少，更多的是政府凭借各种政策资金将本应发放给贫困户的资金转为入股股金，通过分红的形式返还给贫困户[4-5]。

2.2 已有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严重问题

目前，民族地区无论是合作社还是龙头企业都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实力不强、合作领域窄、整体发展不够、抗风险能力差、辐射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农民入股后短时间内很难获得收益。虽然地方极力扶持，将各种扶贫资金按规定以贫困户的名义入股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但由于资金使用面大，入股资金起到的作用有限，再加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严重缺乏人才，尤其是财务管理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最终发挥的带动作用有限。

2.3 农民的资源要素条件不充分

在实地走访调查中发现，民族地区农民自有资源数量较少，人均土地量少，农民生活条件紧张，几乎没有闲置房，大部分贫困农户还处于自给自足的种养状态。因而，农村“三变”改革对农户的现实状况改变不大。

2.4 “三变”改革普及范围小，未能有效盘活资源

“资源变资产”的核心是让“死资源”变成“活资产”。通过改革，可将农村的自然型资源、历史型资源、资产型资源和权利型资源转变为资产，实现资产增值。根据实地调研发现，目前贵州省民族地区的“三变”改革方式以财政资金入股为主，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为原则，将资金折算成股金入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每年按比率将入资扶贫款项红利返还建档立卡贫困户。但由于资金有限，每户贫困户只能有一人参与，非建档立卡人员无法参与。因为参与方式的特殊性，故而“三变”改革的普及率不高，知晓度不大，无法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不能真正盘活农村“沉睡”资产，农村“三变”改革工作难以实现突破[6-8]。

2.5 “三变”改革产业发展缺乏科学研究和指导

不同农作物生长受到海拔、土壤、地下水、气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懂得现代种植技术，才能真正避免農业风险，实现经济跨越式增收。而目前民族地区土地“三变”后，其产业种植仍然采取经验式种植或政策式种植，产能增效存在一定问题。

2.6 “三变”改革中产业缺乏特色

走访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三变”改革的试点村发现，大部分村庄提出发展“农业+旅游业”的规划，但是大都没有形成特有品牌和地域特色，且旅游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同质性，均为采摘、民宿、农家乐等，产品之间的替代性高，产业同构问题严重。

3 贵州省民族地区“三变”改革的建议

3.1 进一步加强“三变”改革在民族地区的宣传

县级政府平台应建立农业招商网站，以村为单位，彻底清算资源，明晰产权，将资源打包发布信息，吸引有实力的龙头公司引导“三变”改革。民族地区村委会应利用乡规民约，切实做好村民思想工作，将村资源先进行打包。此外，要重视和保护民族地区独有的文化资源。

3.2 高度重视区域农业条件研究

目前，贵州省科学技术厅在本省16个深度贫困县中开展试点工作，以50万元的高薪聘请了480名专职科技特派员支持农村种植技术的优化。除了高标准严要求地进行组织遴选外，还将成效考核和薪酬相挂钩，促使专业科技人才应从土壤性质、气候动态分析、地质结构等方面进行前期预测，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好地进行种植选择。不仅如此，农业专家还应实行片区责任制，对该片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程帮助。片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与农业专家共同申报农业科研课题，在经费报销上实行特事特办，以减少科研人员的报销负担，提高科研人才的积极性。对于获得成果的片区农业专家，在职称评定上给予优先权[9-10]。

3.3 “订单式”办学

与高校合作，成立农业基地订单班，通过农业职业教育培育职业农民，将更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农业人才固定在土地上，以确保第一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3.4 重视旅游行业的发展

新型经营主体可以农家乐、民宿等形式吸引消费者进入农村，提高农村人气，实现辐射，从而拓宽产品市场。同时，新型经营主体还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以信息分享机制和信任机制将民宿和农家乐等相关消费信息传递出去，吸引消费者[11]。

3.5 维持地域特色，减少政策干预种植

产业选择是农村“三变”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市场行为，产业选择要依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地域特色两个标准来实现产业兴旺。

3.6 重视大学生返乡工作的开展

加大对返乡大学生的奖励，对于返乡大学生的创业申报流程实行“放管服”。将返乡大学生服务基层率纳入政府考评，倒逼地方政府加大人才引入力度，固化农村人才，提高农村整体素质，减少农村空巢化现象，从而实现乡村振兴[12]。

4 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三变”改革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但由于民族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空巢化现象严重以及产业落后等，民族地区干部必须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进行“三变”改革的宣传，通过資源整合、人才引入，重点扶持1～2个龙头企业，加强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以帮助民族地区快速脱贫，促使民族地区真正实现长效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培生，杨正巧.“三变”改革中农村土地资源的定价机制研究[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30（3）：7-13.

[2] 熊钱富.“三权”促“三变”改革的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7（11）：85-86.

[3] 苏荣芳.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典型亮点与启示[J].现代化农业，2018（10）：55-56.

[4] 杨晓敏.农村“三变”改革创新与实践——以甘肃张掖市为例[J].开发研究，2018（5）：104-110.

[5] 杨夕黎.深化观音岩村“三变”改革，切实推进乡村振兴[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18）：151，104.

[6] 赵爱民.供给侧改革下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世界农业，2018（11）：241-245.

[7] 宋兴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松绑” 闲置住宅流转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J].决策探索（上），2018（11）：42-43.

[8] 朱明芬.农村宅基地产权权能拓展与规范研究——基于浙江义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实践[J].浙江农业学报，2018，30（11）：1972-1980.

[9] 胡志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三变”改革融资供需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宣城149个村的实证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8（10）：72-77.

[10] 陈汉.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与管理思考[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32（1）：15-19，78.

[11] Pardey PG，Roseboom J，Anderson JR.Agricultural research policy：international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J].Agricultural Research Policy International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1991：36-37.

[12] 金炳镐.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刘昀）

作者：胡昕

当前农业人资开发研究论文 篇3：

农业科学中的权力灾难

最近阅读了上世纪50年代原北京农业大学党总支书记李开鼎的纪实文章“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李开鼎，2003，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http：／／www.econ-stage.net.cn)，令我浮想联翩。我曾在北京农大学习、工作30年，回想那些年代不断发生的权力学术灾难，真是罄竹难书。关于苏联和我国遗传学的遭遇，许多作者已有论及，经过事实大体已经昭示于天下。这里我谨就自己所见所闻，加以补充分析。

权力干预学术的近代“中世纪”

苏联从上世纪30年代起对传统遗传学实行的剿灭行动是一场以意识形态和权力干预学术、迫害科学家的极其典型的事件，它和中世纪的宗教压迫科学家没有两样。后来，我国在“一边倒”的国策下沿着“老大哥”那条邪路走了很长一段，给我国的农业科学和生物学，乃至农业生产造成极大损害。

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历来是推行可谓纯粹的“‘社’学为体，‘社’学为用”，鄙夷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凡敢于赞扬姓“资”的科技者，皆会被视为异端和不忠。譬如，苏联国内偶尔也会翻译少量国外科技书籍，但编译者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前言或后语中附上一句“本书的缺点是没有(或很少)收入苏联科学家的研究资料”，以宣示他们的“爱国主义”和不忘“贬损”西方。中国到了七十年代则几乎都要在卷首引用一些“批判吸收”、“洋为中用”等“最高指示”以避“崇洋媚外”之嫌，充分说明科技工作者无时不生活在一种“恐惧感”之中。

前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展过对诸如相对论、量子理论、宇宙论等学说的批判，其中传统遗传学(即所谓“摩尔根遗传学”)被诬称为“旧遗传学”、“反动遗传学”，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1949年以后，我国紧步苏联后尘，剿灭被指称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学说，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打压、剿灭“摩尔根遗传学”。

为什么苏联和中国要剿灭国际公认的这一个传统自然科学学科呢?这方面方舟子有所论述，他说：“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强迫建立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迫切地需要……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需要一种新的比资产阶级遗传学更先进的……遗传学。……于是……米丘林被树立成了新遗传学乃至新生物学的偶像”。’ 斯大林不仅要充当“哲学王”，而且要“统率”和“指导”自然科学。

李森科是苏联体制下攀附权势的所谓“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把“春化”问题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精心组织对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院士的围攻，把开展遗传学问题的争论无限拔高成一场阶级斗争。

没有真才实学的“伪科学者”才会借助于权力同时以教条主义的“哲学推理”代替科学实验，来抬高自己打压同行。这种歪风邪气在苏联和中国历来是屡见不鲜的。

在上世纪初叶才发展起来的幼嫩的遗传学难免包含有争议的哲学内涵(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往往很难用简单的实验和仪器揭示复杂的生命现象并做出结论)，而斯大林本人早在1906年就向往着所谓“新拉马克主义”，认为它符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实证、反科学、不顾学术伦理道德的态度胡乱否定传统遗传学的肆意妄为，正中斯大林企图贬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下怀。在这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早就说过：“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指导下改造自然。”而他所指的社会科学不外乎就是马列主义及其哲学。

李森科的中国追随者

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支持和指导下，于1948年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生物科学现状》。我国的左派学者和许多青年学子(包括笔者个人)，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崇拜，开始从相信“传统遗传学”转向拥护“新遗传学”。李森科在上世纪30年代末在苏联“崛起”，而其在中国的最热烈追随者则是乐天宇。1921年，乐天宇曾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来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前身)读书，1939年赴延安，1941年初以延安“中国农学会”的主委的身份大力传播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学”，1949年初发起组织中国的“米丘林学会”。以乐天宇为院长的华北大学农学院于1949年秋迁京，与北大、清华两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受命出任校务委员会第一把手。

之后，乐天宇及其追随者，即所谓“米丘林学派”，立即向传统遗传学发动进攻。他们在1950年代初期利用政治与行政权力，借助于当时“一边倒”的国策和当局对“李森科主义”的政治肯定，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乐天宇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与李森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在极其恶劣的学术政治环境中，北京农大一位年轻有为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被迫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那时离建国日1949年10月1日才5个来月，离1949年9月北京农大合并也还不到半年。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引起了中南海最高层的注意，乐天宇本人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于1951年3月调离北京农大。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说过乐天宇企图占据学术“霸主地位”。这种“定性”有意无意地遮盖了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署名文章也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学阀作风”，而实质上却无条件肯定了乐天宇原来所致力的斗争方向，并再次宣布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自觉地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这篇文章肯定了米丘林学派的无产阶级陛质和哲学基础；对传统遗传学仍斥之为“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伪科学”，甚至“法西斯主义的”(乐天宇还没用过这个词汇)，认为中国生物科学的现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必须为坚持米丘林方向而斗争，要继续系统地批判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不仅要求用米丘林生物学改造遗传学，还要以此彻底改造中国生物学各个部门。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乐天宇完全是政治正确的。 乐天宇本人当然也有“学阀作风”，但只有在盛行“一边倒”和“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国内政治气候下才会如此疯狂滋长。只是这株“恶苗”一时“疯长”得太过分，达到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反而打乱了最高当局稳扎稳打地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抢夺教育和学术领导权的战略部署，造成了相当被动的舆论和人心向背的局面。于是这棵“恶苗”才被最高当局“果断”地“间掉”了。

乐天宇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老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他自认为肩负着改造旧大学和领导一场生物学革命的重任。乐天宇1949年9月带领华北大学师生来京合并入北京农业大学(当时并入的还有清华、北大农学院)之前就动员师生说：“此次我们去并校，任务就是要去改造那些资产阶级旧大学和师生”，从而挑动

了与北大、清华农学院师生的不和。

气候没有改变，恶苗仍会生长

是不是“后乐天宇时期”一切都平顺了呢?没有。在1952年如火如荼的全国性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许多教授仍因学术观点与官方路线相抵触而被当作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问题严厉批判，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了。

生物科学界的又一事件是1955年在北京农大召开的“声讨”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辅大会。那是地地道道官方旨意的显现。胡先骕不但被大会“声讨”和遭受漫骂，而且被阻止进入学部委员的班子(那时的学部委员是指定的)，著作也遭全部销毁。1957年，胡先辅成了不带“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但对他斗争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李景均在乐天宇当政时期的不幸遭遇。那时候的李景均只不过是因为乐天宇的悍然、粗暴的干预和“围困”，而被禁止继续讲授《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等三门课程。李景均出走到美国之后成了遗传学界的“一代宗师”——世界级的数理遗传学家，担任过“美国人遗传学会(ASHG)的主席”。

1956年8月召开“青岛遗传学会”表面上似乎给摩尔根遗传学派开了一条生路，但实际上仍被当作迟早必须彻底批判和消灭的对象。传统遗传学之所以一度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那是因为他急于凸显“百家争鸣”之政策。但是接着的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把学术与政治挂钩的风气更推向了高潮，使得一些坚持“米丘林遗传学”的“左派”学者得以重振士气，掀起对传统遗传学又一轮进攻。1957年间在官方的报上出现了一些由知名“左派”学者发表的“檄文”，如《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北京农大有些年青教师，整风时“放”出了一些言论，批评来华推行李森科学说的苏联专家，大多都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意志论思想构成了“左”倾冒进的理论依据。除了某些明哲保身和善于顺应潮流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一些有昧良心的捧场话语之外，不肯顺从的专家学者都遭受无理批判，轻者被斥为“思想保守”、“不如农民”的“大草包”，如北京农大的育种学家蔡旭教授和植物生理学家娄成后教授，重者则被当作“白旗”拔掉(遭到有组织的群众性批判)。

较具所谓“学术色彩”交锋的还是那时果树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保花保果”和“疏花疏果”之争。疏花疏果是果树生产上早已通行的矫治大小年的有效措施。其技术和理论，从形式上当然和“大跃进”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相抵触，于是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帽子，而“保花保果”(实际上应称为“不许疏花疏果论”)，则被授予了“无产阶级”的桂冠。

农业经济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政治批判的恶浪特别汹涌。北京农大召开全校大会批判著名的应廉耕教授是美国农经专家卜凯的“忠实门徒”，是“以卜凯思想为灵魂的反动集团”的“首脑”。应廉耕被撤销系主任职务，他和该校党委委员张仲威都因此被开除了党籍。直到1962年政治甄别时才予平反，承认扣那种政治帽子是错误的。

又一条政治鞭子

这里不能不提的另一个问题是批判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不知反反复复地掀起过多少风波!那时“欧美”被当作“理论脱离实际”的同义语，而“苏联”则理所当然地被当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同义语。平心而论，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会有这一对矛盾。比如，美、澳的农民就常对高校从事基础理论的教授颇有微词，原因是理论研究不可能马上解决生产技术问题。不过那是农民从他们的实用角度误解了科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就组织过教授“宣讲团”(按我们的“习惯语”)，向专业农户介绍他们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研究的卓有成效的路线。这没有什么奇怪。

乐天宇入主北京农大之后便很快煽起一股“转系风”。他把“农学”、“园艺”、“畜牧”、“兽医”、“农机”、“林学”等归为所谓“生产系”，而把“植保”、“土化”等打入所谓“非生产系”的另册，下令党团员带头从“非生产系”转读“生产系”，从而引起全校大混乱。

“大跃进”年代，报上连篇累牍片面地宣传所谓“高产样板田”，把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田间控因试验法”斥之为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学院式”的研究，是“精神贵族”的游戏，并以此对“资产阶级权威”开展大批判。这种胡乱贴政治标签，不讲科学方法的愚昧加野蛮，成了“大跃进”期间“亩产万斤高产田”神话的导因之一。

“理论联系实际”本来是一个正确原则，但当年乐天宇别出心裁地提出“生产教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口号，从而混淆了三者的界线，成为他以劳动生产代替科学研究的口实。总结农民经验作为开展研究的方法之一固有其价值，但总停留在“老农怎么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如幽灵般地影响了我们几十年，使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

1958年大跃进，大学里提出“不要迷信权威”，大肆批判、贬斥教授，咒骂他们是“大草包”、“崇洋媚外”。发动学生开大会批判教师的讲稿，组织学生大编所谓“教材”(实为农民经验的抄录配上“八字宪法”的演绎)。有些农学院批判“在课堂里学种地”是脱离实际，于是大搞形式主义的所谓“田头教学”，甚至把黑板搬到水稻田里讲课以示边劳动边教学的无产阶级教育模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农大的一任校长，部队首长出身的陈漫远仿照“农业八字宪法”的风格，独创了所谓“教学六字方针”——“做、听、读、议、总、写”(即师生一起下放劳动教学，按照“劳动、听老农讲课、读书、学生班上开会讨论、班上搞阶段总结、师生一起编写新教材”的顺序完成整套“边劳动边教学”过程)。在科研上，则提出“从生产出发，大搞科研”，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有些“紧跟”的教师曾主张，当前生产上出现什么问题马上就研究什么问题，并对主张进行较长远的科研规划的教师一概斥之为“脱离当前生产”。陈漫远还对科研工作独创了“计(划)、试(验)、观(察)、(成)果、总(结)”的“五字方针”，犹如厨房里需要有“油、盐、酱、醋、茶”那样的大实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滑稽可笑。但那时“脱离实际”、“不向农民学习”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形式主义，成了随时可以抽打知识分子的政治鞭子。陈漫远的口号和乐天宇的口号完全一脉相承，都是贬低前人积累的知识，尤其是他们指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积累的大量知识。他们提倡一切都必须是在当时的生产中学，当时的生产中教，当时的生产中研究，否则就是脱离实际。乐天宇就说过：“农场就是实验室，大自然就是课堂”，“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是唯心论”。

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一个大学的“第一把手”换了，不管谁来都一样会搞极左，关键问题是整个政策和政治环境和风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健康改变。

“理论脱离实际”这把政治鞭子，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编造的“学农化的不懂施肥”、“马尾巴的功能”(讽刺所谓课堂上讲无用知识)。那时，北京农大批判周大诚(副教授兼党委委员)的猪代谢生理研究是“搞猪公馆”(他为了方便搜集粪便化验而在猪栏里铺设了水磨石地板)；批判张鹤宇教授的“鸭子耳朵研究”脱离实际(后来据说该项仿生学成果受到海军的青睐)。

其实这种“政治鞭子”的最大者莫过于大跃进年代毛泽东发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最高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农村去!”，它导致了全国农业院校的大搬迁、大破坏和农业科学大倒退以及广大师生的大遭殃。而所谓“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这种空泛的“大实话”口号常常成了对生产瞎指挥的“理论”依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作者：辛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