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国际贸论文

摘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地区失去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和产业时，即使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也很难真正振兴这些地区。美国离开世界经济体系的“去全球化”政策不仅造成了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且造成美国经济放缓。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国际贸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国际贸论文 篇1：

北美自贸区促进了成员国技术进步吗？

摘 要：以中国为标准国，利用EKS模型测算1995—2011年3个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员国和具有代表性的35个非NAFTA国家14个制造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并进行时间上的纵向动态分析和国家间的横向比较，得出以下结论：NAFTA的成立给各成员国的技术进步都带来好处，且经济互补性强的“南北”型自贸区比经济同构性强的“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更能使成员国获得技术福利；在NAFTA成员国中，美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最高但各行业差异也最大，而墨西哥最低但行业差异不大；在变化趋势上，美、加、墨三国存在差异，说明NAFTA并不能使各成员国、各行业的技术水平都同比提高，而会产生区域内的分工和分化。因此，不能因某些部门的不景气而全盘否定自贸区或自贸协定，要通过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或经济一体化协定打破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中国尤其应重视与经济互补性强、技术水平高的国家签订经济贸易一体化协定，积极提升国内技术水平和产品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位置。

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区；技术进步；相对技术水平；制造业；技术福利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式来促进自由贸易，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1988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订，1992年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达成，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立，表明致力于全球多边谈判、推进自由贸易进程的美国已经接受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期望通过区域内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扩大投资和出口，实现经济繁荣。NAFTA成立后，区域内的贸易、投资和技术流动加速了成员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提升。不过，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对现有美国签署的多边协定给予全盘否定，他声称NAFTA是“史上最大的盗窃”，认为全球化浪潮使美国很多社区陷入萧条、工作岗位丧失，主张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NAFTA给成员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美国是否利益丧尽？对此，本文仅从技术变化角度进行考察，探讨NAFTA对各成员国制造业相对技术变迁的影响及其形成的利益格局。

关于NAFTA对成员国技术变迁的影响，已有文献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NAFTA的成立将使哪个成员获得最多的技术收益。杨维汉和顾庆良（1994）指出，美国和加拿大的现代化技术和高效率管理将流入墨西哥，带动墨西哥相关产业的竞争力提升。Pfaff等（1993）认为，NAFTA将使墨西哥作为技术授权地的吸引力大大增加，墨西哥需要改变技术许可环境以应对其他成员技术公司的竞争。周汉民和傅志耕（1993）认为，NAFTA将促使美、加、墨三国均获得更多的技术，而不只是墨西哥获得。López（1998）则担心技术进步给墨西哥带来环境问题，指出墨西哥应通过协商争取专有技术的使用以促使当地产品转型。二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Esquivel等（2003）指出，在NAFTA成立前贸易自由化缩小了墨西哥的工资差距，但成立后该效应几乎为0。Schiff 和Wang（2003）指出，墨西哥制造部门从NAFTA成员国进口的研发技术效应很大，但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口的研发技术效应较小。Mollick和Cabral（2009）认为NAFTA对墨西哥制造业就业有强的正向效应。Ito（2010）的研究发现，NAFTA使得美、墨行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拉大。于淼（2007）认为，NAFTA成立后美加墨的整体投资创造效应明显，参与国之间的投资创造效应显著，但当发生突发经济事件时投资转移效应占主导。三是技术传导的最佳载体通常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技术传导的最佳载体。Kahouli和Maktouf（2015）指出，FDI通过增加国家收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影响东道国，产生技术转移、先进管理和现代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Cuevas等（2005）研究发现，NAFTA对墨西哥FDI流入的影响大于对美国的影响，这是因为贸易自由化对FDI的效应取决于贸易伙伴国的相对大小，墨西哥加入NAFTA后的FDI比加入前要高三分之二。姜书竹和殷红蕾（2007）认为，NAFTA使得墨西哥引进大量FDI，并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墨西哥技术进步。刘思伟（2011）研究发现，NAFTA成立后引致区外投资向区内转移，使得区内FDI流入量增长明显，FDI主要流入美国的三产、墨西哥的二产（尤其是制造业），但加拿大的FDI流入不突出。

综上所述，在研究NAFTA对成员国技术变迁或技术进步的影响方面，大部分文献肯定了墨西哥的利益所获，但对美国是否受益分析不多，本文将对此作一补充。本文的“技术进步”是指以研发、创新等不同方式促成原有技术变化，催生新技术，从而促使技术水平发展到更高级阶段的过程。技术变迁对于一个行业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提升生产效率，节约时间和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对一个国家而言，则会促使该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升级转型，优化经济结构。本文采用“相对技术水平”来反映技术进步状况，即在选定参照国的基础上测算一国某产业相对于该参照国该产业的技术水平。具体方法是根据EKS模型的两国产业相对技术水平方程计算出一国相对于参照国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进而对相对技术水平进行各国间横向对比和各年度的纵向对比，以明确美、加、墨三国的技术水平变化及其在NAFTA成立后所获利益。

二、基于EKS模型的相对技术水平测度方法

本文首先测度NAFTA成员国和非NAFTA样本国家的相对技术水平。利用WIOD数据库数据计算1993—2011年各样本国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其数据只到2011年），并选择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以中国为标准国，选择3个NAFTA成员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35个非NAFTA国家35个非NAFTA国家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除美国和加拿大外的OECD中其他发达国家、欧盟国家和金砖国家，具体为：澳大利亚、爱沙尼亚、日本、俄罗斯、奥地利、芬兰、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比利时、法国、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巴西、德国、卢森堡、韩国、保加利亚、希腊、马耳他、西班牙、匈牙利、瑞典、印度、荷兰、土耳其、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波兰、英国、捷克、爱尔兰、葡萄牙、丹麦、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对14个制造行业进行分析。具体行业为（数字为行业代码）：1食品、饮料与烟草制品业，2纺织品与服装制造业，3皮革、箱包与鞋类制品业，4木材加工业，5纸类与印刷业，6焦炭、精炼石油与核燃料加工业，7化学原料及制品业，8橡胶与塑料制品业，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0基本金属制品业，11机械设备制造业，12计算机、通讯与电子光学设备制造业，13汽车与运輸装备制造业，14家具与未分类制造业。

根据EKS模型的两国产业相对技术方程，以中国为标准国，计算i国的相对技术水平：

logTijTcj=logSijScj+θβjlogwiwc+（1-βj）∑J-1m=1ηjmlogXiim/XimXccm/Xcm-logSimScm

其中，下标c表示中国，logSijScj表示i国相对国际竞争力水平，logwiwc表示i国的相对工资水平，∑J-1m=1ηjmlogXiim/XimXccm/Xcm-logSimScm表示i国的相对中间投入品价格总和。若TijTcj>TimTcm，则i国j产业的相对技术水平比中国高。

各国与中国的相对工资、劳动投入占比β和中间投入品占比η可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得到，相对国际竞争力水平可按照贸易壁垒方程用计量方法估计出：logXcijXccj=-θdj-θbj-θlj-θfj+Dexpij+Dimpcj-θδcij

其中，由于中国是标准国，因此Dexpck=Dimpck=0；产业进出口数据来自COMTRADE数据库，并根据标准国际贸易分类第三版（SITC 3.0）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三版（ISIC 3.0）对照表整理得到14个制造业的贸易份额数据；θ取16.70，两国间距离d、边界b、共同语言l和共同自贸区f数据来自法国CEPII的Gravity数据库，参照EK模型的方法，将距离分为6个等级；然后，估计出出口商虚拟变量的系数，最后计算出各国各行业每年的相对技术水平限于篇幅，未详细介绍各参数的具体确定方法及全部的计算结果，需要者可向作者咨询和索取。。

三、NAFTA国家与非NAFTA国家比较

计算得到1993—2011年NAFTA3国和非NAFTA 35国14个制造行业相对于中国的技术水平变迁态势（具体各国每年相对技术水平系数因篇幅所限省略）。中国是参照国，技术水平系数为1，其他国家某一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大于1则表明该国该行业的相对技术高于中国。

1.NAFTA国家与非NAFTA国家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比较

首先，比较NAFTA国家与非NAFTA国家（见表1）。整体上，NAFTA国家14个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均值都高于非NAFTA国家。其次，比较NAFTA发达国家与非NAFTA发达国家（见表2）。按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均值排序，法国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最高，美国第二，德国第三，日本第四，加拿大第五，比利时居第六；从制造行业相对技术水平的差异来看，法国各行业的差异最大，其次是美国和德国，然后是日本和加拿大，比利时最小。最后，比较NAFTA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与非NAFTA发展中国家（选择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见表3）。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相比，墨西哥14个制造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处于中上水平（巴西最高，墨西哥较高，俄罗斯居中，印度最低）。

从波动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即制造业普遍呈现出相对不景气状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韩国、墨西哥等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见图1和图2）。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增值（value added，也称附加值）在世界制造业增值中的比重最高时为29%，2015年已经下降到18.6%。与此同时，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值比重也在下降。而中国制造业增值自21世纪初以来迅速上升，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增值国家，2015年占全球比重达到25%。墨西哥与各制造行业相对技术水平在NAFTA成立时迅速上升，虽然后又缓慢下降，但2011年依然高于NAFTA成立前的1993年。如果将考察期延长至2015年，可以发现2008—2015年墨西哥制造业增值增长率为17%，显著高于负增长的巴西。

2.NAFTA“南北”结合型与欧盟“北北”结合型比较

歐盟（EU）是一个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区域贸易集团（被称为“北北”结合型），而北美自贸区（NAFTA）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区域贸易集团（被称为“南北”结合型），这里考察这两个贸易集团整体的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从表4可见，1993—2011年NAFTA国家制造业各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均值除了焦炭、精炼石油与核燃料业略低于EU国家之外，都是高于EU国家。显然，“南北”型自贸区在促进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提升方面发挥的作用比“北北”型更大。

四、NAFTA成员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变迁与比较

NAFTA于1994年1月1日生效，美、加、墨三国14个制造行业在NAFTA成立当年相对技术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到2006年，一些行业继续提高，一些行业则出现下降；到2011年，相对技术水平也表现出有升有降（见表5、表6）。尽管如此，除了墨西哥的纸类与印刷业外，其他制造业行业相对技术水平都高于NAFTA成立之前的水平。这表明从总体上看，NAFTA的成立有利于各成员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提升。

总体上看，在NAFTA三国中，虽然美国的相对技术水平出现下降，但从均值看依然最高，加拿大第二，墨西哥最低（见表7）。就各制造行业相对技术水平分布看，美国各行业相对技术水平差异最大，加拿大次之，而墨西哥各行业相对技术水平较为均衡，差异不大。进一步根据行业的R&D含量将制造业划分为高、中、低技术行业进行分析（见图3、图4、图5）。美国14个制造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很高，除焦炭、精炼石油与核燃料业外，其他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都在1.39以上，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相对而言，低技术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变化最为平缓，高技术行业的下降态势最明显。与美国相比，加拿大所有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偏低；高技术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再缓慢上升，中技术行业则是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再迅速上升，低技术行业除食品、饮料与烟草业外均先迅速上升后缓慢下降再逐步上升。墨西哥高技术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基本在0.89～1.40之间变化，中技术和低技术行业大部分在0.70～1.40之间变化；除了焦炭、精炼石油与核燃料业2005年的变化较为剧烈之外，其行业均呈现出先迅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

图5 1993—2011年墨西哥高、中、低技术制造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变迁趋势

在变化趋势上，美国和墨西哥大致相似，呈先迅速上升再缓慢下降的态势，加拿大则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态势。可将其相对技术水平变化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1）1993—1995年，美、加、墨三国相对技术水平均上升；（2）1996—1999年，美国和加拿大相对技术水平下降，墨西哥相对技术水平波动上升；（3）2000—2008年，三国相对技术水平均缓慢下降；（4）2009—2011年，美国和墨西哥相对技术水平缓慢上升，加拿大则大幅反弹。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导致其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回升缓慢；而加拿大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其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回升迅速；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对美国的依赖度较大，因此美国经济危机对其有较大影响，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回升慢，甚至还出现倒退的现象。总之，考察美、加、墨三国相对技术水平的变迁，可以看到，NAFTA使三个国家均享受到技术水平上升的福利效应。墨西哥的相对技术福利效应最大，加拿大的相对技术水平在2009—2011年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而美国只在加入自贸区初期技术水平提升较快，在大多数年份处于下降趋势，不过2009—2011年有一定的回升。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对外经营以及研发总部的外迁和制造业生产的外包等使得其制造业技术外溢。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为标准国，利用EKS模型测算了1993—2011年NAFTA 3国和另外35国14个制造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通过对比NAFTA成立前后各成员国、NAFTA国家与非NAFTA国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变迁态势，推导出如下结论：

第一，NAFTA的成立给各成员国都带来好处。各成员国的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都得到提升，美国也不例外。总体上，NAFTA成员国各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比EU成员国的要高，这似乎表明：建立经济互补性强、产业间分工的“南北”型的区域贸易组织，比建立经济同构性强、产业内分工的“北北”型区域贸易组织，在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提升上可以使成员国获利更多。

第二，在NAFTA成员国中，美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最高，但各行业差异也最大；加拿大次之且行业差异较大；墨西哥最低但行业差异不大；在变化趋势上，美、墨表现出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加拿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这说明，自贸区的建立并不一定使各成员国、各制造行业的技术水平都同比提高，因为自由贸易使得区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竞争变得激烈，并会产生新的分工和分化。为此，因为某个部门的不景气而全盘否定自贸区或自贸协定的论点是片面的。

第三，从NAFTA内的美加、美墨和加墨三组双边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看，美国仍然是享有技术和经济权力最大的一方，但加拿大对美国的相对权力地位在日渐上升，墨西哥对美国的相对权力地位也在缓慢上升。NAFTA成立后，美国在相对技术水平变迁过程中获得了较大的绝对利益，但相对利益有所下降有关美、加、墨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变迁的影响因素以及技术和经济非对称关系变迁问题将另文分析。。

上述结论对中国的启示在于：第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重视与经济互补性强、技术水平高的国家签订经济贸易一体化协定。比如，中国应与加拿大签订自贸协定，加强两国之间在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新能源技术上的研发合作；当然，中国在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还必须加强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和经济综合实力。第二，要通过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一体化协定，打破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目前，中国应积极推进亚太区域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并更加积极、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第三，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应有引进先进技术的大战略意识。一方面，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核心技术，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向海外高新技术行业、先进制造业进行直接投资或合资，充分发挥国内外自贸区和国家海外投资平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防止因对外大量投资以及产业转移而使国内制造业空心化，对外投资应带来更高技术的进入并拉动产品的出口，而不是相反。由此，提升国内技术水平和中国产品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位置，使投资和出口得到真正的实惠。

参考文献：

姜书竹，殷红蕾.2007.加入NAFTA对墨西哥吸收FDI的影响及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8）：116-118.

刘思伟.2011.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研究[D].长春：长春工业大学.

杨维汉，顾庆良.1994.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对亚洲纺织及成衣工业出口及发展的影响[J].中国纺织大学学报（4）：87-95.

于淼.2007.北美自由貿易区的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效应[D].北京：外交学院.

周汉民，傅志耕.1993.从区域经济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J].国际商务研究（1）：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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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ICK A V，CABRAL R. 2009. Productivity effects on Mexica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J].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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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OULI B，MAKTOUF S. 2015.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and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TAs： A static and dynamic gravity model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518-529.

Key words： NAFTA； technology progress； relative technical leve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echnical-benefit effec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LC number：F135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7）06-0111-10

（編辑：朱德东；段文娟）

作者：林珏　谢汶莉　李强

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国际贸论文 篇2：

“去全球化”及其对经济不公平的多重影响：理论研究与历史分析（下）

摘   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地区失去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和产业时，即使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也很难真正振兴这些地区。美国离开世界经济体系的“去全球化”政策不仅造成了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且造成美国经济放缓。美国政府政策调整的目标应当是提高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为此，美国应该改变保护主义政策，通过交通补贴、职业培训、就业激励、工资福利保护等措施，真正解决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应当遵守国际规则，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竞争，使自己的国际政策更具开放性和建设性，积极推进国内经济改革，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以此促进美国经济发展。

关键词：去全球化;经济不公平;开放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2.02.004

（接上期）

四、贸易逆差、传统工业区衰落与就业：国际比较

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担忧，还表现为对受美国贸易逆差影响最严重的传统工业区的担忧。长期以来，由于“锈带”地区的制造业企业逐步转移到海外，破坏了建立在原来企业周围的经济生态。在类似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是真实情况，而且还在不断加剧。任何有同情心的人们都希望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就更不用说敏感的政治家了。增加就业似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为了实现就业目标，就要努力恢复遭受重创的传统工业区和偏远地区的经济。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呼吁，要重视传统工业地区的经济和就业，加快传统工业区的重建工作。

问题在于，政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新振兴一个遭受工业衰退之苦的地区吗？这种情况还不多见。地理不是命运，而是经济史在现代社会的体现。20世纪70年代，劳伦斯和洛厄尔纺织厂破产倒闭，造成整个地区的经济衰落。时至今日，这一地区的许多城镇仍然是一片萧条。的确，匹兹堡已经恢复了活力，底特律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是，它们都曾经历了艰难的产业更替和人口更替。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经验，也许更有启示意义。在欧盟大力支持下，德国和意大利曾经向其经济落后地区，包括前东德和意大利南部，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财政转移。然而，这些城镇在就业和人均收入等多个方面至今未能赶上德国和意大利的平均水平。日本经济制度的特征之一是政府向偏远地区长期、大量输送资金，但是收效甚微，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搬离偏远地区，搬到东京、大阪和其他大城市生活和工作。在英国，那些失去煤矿、钢铁厂和造船厂的英格兰北部一直是政府不断努力提升的贫困地区，但是该地区至今还不能与富裕的东南部地区和伦敦地区相提并论。其实，任何国家的情况基本一样，有文化、有技能的年轻人一定会去寻找那些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地方，无论现在他身处的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有多么辉煌。

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衰落而被抛弃，任何地区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的产业更替而被忽视。尤其是政府不应该通过对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政策加倍下注来欺骗社会公众。当一个地区失去了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和产业时，即使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也没有方法来真正拯救他们。

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美国政府希望工人能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相同工作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限制移民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今天美国偏远地区、传统工业区，尤其是“锈带地区”的贫困和衰落不应当被忽视。我们需要诚实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移民自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蓝领工人的，更是有利于低收入工人的。

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在美国一些地方，只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就业岗位选择，或者只有少数几种占主导地位的就业岗位选择，这样的垄断赋予了企业压低工人工资的权力，而且企业也在行使这种权力。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可能使企业更多地剥削工人，其中少数族裔工人和女性工人受到的剥削可能最多。

即使某一地区的援助政策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现在也不是加大援助政策力度的时候，因为长时间累积起来的问题可能使这些往日的政策失灵或失败。疫情可能会改变现行教育、交通和医疗保健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远程工作模式迅速发展，为那些在传统工业区和偏远地方居住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远程工作的兴起对于白领阶层来说，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加，但是，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工人来说并非如此。因为无论是在服务业部门还是制造业部门，蓝领工人体力劳动的职业特征要求他们必须回到工厂的生产线上。

五、为了公平和福利：是离开世界经济体系，还是改变保护主义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帮助人们及其家人搬迁到工作机会较多的地方，也可以对提供较快运输工具的企业进行一定的补贴，这样人们就可以进行远距离通勤，接受远程工作。类似地，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帮助人们进行职业培训，为在新兴行业工作做好准备;可以为那些因年迈或疾病而无法继续工作的人们提供社会安全网;也可以借鉴欧洲国家就业政策和再就业经验，加强就业激励、增加就业培训，降低失业率。

其实，就美国经济来说，那些过于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地方并不是在對外贸易领域，而是在国内各种经济问题上。美国政府总是担心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会抑制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产生依赖。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在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远远不足。这是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02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经济救助计划》，其中许多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包括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扩大公共投资。

实际上，真正需要保护的是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而不是某一个工作岗位和某一个地方。为此，我们应当实施《平价医疗法案》，使医疗保险真正具有公平性和便利性。我们应当在企业之间整合养老金计划，以降低工人的成本支出。零工、临时工和兼职工人应该得到与全职工人相同的工资待遇和法律保护，应该允许他们像全职工人一样积累资历、储蓄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为所有工人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并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自由转换。目前，我们看到其中一些措施正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些措施不能仅仅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也不能仅仅是由于为了推动经济恢复而赋予工人的临时性权力，我们需要通过立法来真正解决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沒有证据表明，如果联邦政府将劳工保护标准提高到与美国一些州或者提高到与其他高收入民主经济体相同的水平，就会失去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大多数西欧国家都有着严格的劳动保护法规、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和养老金计划，其劳动力参与率却一点也不比美国低，甚至高于美国。比如，近年来美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直下降，而日本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却一直在显著上升，并且这些成就都是在开放市场以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移民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取得的。

另一个问题是现行法律法规的执行问题。负责执行健康、安全、劳工和环境法律法规的机构长期资金不足，对违规行为的罚款过低，结果造成污染者和工资欺诈者横行。劳工保护法律法规执行不力不仅降低了低工资工人的收入，而且恶化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扩大这些计划及其执行范围的同时，美国政府应终止外贸援助和其他旨在帮助那些因贸易逆差而失业的工人的公共计划。这些计划在多个方面都失败了：它可能帮助一些工人找到了新工作，但它不可能减弱人们对美国经济放缓的焦虑，也不可能振兴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传统工业地区。对外贸易援助，无论如何称谓，都是美国独有的计划，它反映了一种观念的扭曲。大多数欧洲国家每年都会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5%～1.0%用于帮助失业工人重新就业，这里所说的重新就业是指所有失业者的再就业，无论他们为何失业。相比之下，美国只花费了这个数额的 1/10，而且美国政府只帮助那些在对外贸易部门的失业工人。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能够负担得起欧盟所采取的积极的就业政策的成本吗？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美国联邦政府关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遗产税的税率大都处于历史低点，低于几乎所有其他高收入民主国家。其他高收入民主国家已经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尽管他们的税率要高得多。对那些在过去20年里收入和财富大幅增长的美国人来说，加税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政治正确的。它还可以为美国联邦政府扩大就业项目和社会福利项目提供财税保障。

六、美国重新融入世界：改善经济不公平之根本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平与效率选择中，美国一直在以效率的名义牺牲公平，为此，应当通过“去全球化”来减少经济不公平，调整收入分配不公正，缩小贫富差距。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跨国界移民等全球化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美国“去全球化”已经进行了20多年，这期间美国的经济活力一直在下降，不平等程度和贫富差距一直在上升。与2000年之前相比，现在美国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更小，在美国新开工的国际企业更少。美国的“去全球化”不仅助长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且造成美国经济持续放缓。

自从2021年1月暴徒占领美国国会大厦以来，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最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向全世界讲授民主选举的重要性，然而，今天却发现自己也不能幸免于政治失败;最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向世界讲授封闭经济的危害性，然而，今天却发现自己正在“去全球化”，正在离开世界经济体系。其结果不仅造成国内更高的价格水平和更少的工作岗位，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低工资工人对企业集中和利益集团的不满和对立。

事实上，许多国家正是通过对外开放来推动国内变革，以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停滞和社会腐败。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土耳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改革、中国市场化改革以及南欧和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经验，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变革。虽然美国不是专制政府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但它确实需要认识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以及世界各国竞争对手的优势，继续宣传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最有活力、最具竞争力、机会最多的经济体是一种自欺欺人。继续将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国外，归咎于外国工人、外国公司、外国政府，是一种掩耳盗铃。

美国应当遵守国际规则，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竞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在鼓励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实施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理念和政策都是正确的。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政府将美国定义为开放经济，将其他国家描述为保护主义。美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被视为不公平贸易，美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被视为不对等待遇。在实施了20多年的“去全球化”政策之后，美国经济确实需要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企业需要有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

美国政府应当使自己的国际经济政策更具开放性和建设性。美国政府应当承认，在美国“去全球化”、离开世界经济体系时，世界多数国家仍然坚持经济开放。面对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退出，国际贸易正在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关税壁垒和保护主义能够阻挡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国际市场一定更为庞大。面对一个更加庞大的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美国“去全球化”和离开世界经济体系的防御性退出对于改善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贫富差距扩大只是徒劳。

美国应当更加积极地推进结构改革，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都需要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试图通过签署和实施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来实现这种变革。从根本上讲，在国内方面，美国政府应当通过签署和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来推进国内的经济社会变革。国际方面，华盛顿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而不是数字目标，比如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是单方愿望，比如加快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四个方面对于美国来说尤为重要。

第一，是国际公司税。我们非常赞同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女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支持通过谈判所达成国际协定对美国税法进行修改。一些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地区进行逃税，这会侵蚀政府职能，破坏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使这些扭曲更加严重、更具挑战性。全球的集体行动应该给美国一个机会，不仅要将其税率提高到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而且要防止本国公司逃税。这将有助于缩小美国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第二，是碳定价。美国需要碳税，世界也需要它。美国经济应加快脱碳步伐。科学技术进步和私人投资增加正在产生有积极意义的进展。拜登政府对能源生产和运输规则的改变、对绿色发展的重视、对绿色投资的补贴都非常有正面意义。但是，由于还没有全国性的碳排放税，美国仍然落后于欧盟成员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果美国不迎头赶上，这些国家将有理由进行碳边界调整，以抵消美国等地碳投入价格过低的影响。总之，保护环境需要国际合作。

第三，是寻求独立于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劳工保护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有两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有助于维护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蓝领工人的利益;二是表明美国可以在保持市场开放的同时解决对劳工权利的关切。未来美国政府应该与劳工保护标准较高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做出改变。

第四，是继续探讨并逐步实现“有原则的诸边主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短期内，美国政府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美国政府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鼓励其主要盟友加入并且向前推进自贸协定。

归根结底，美国需要继续变革而不是回到过去。美国在“去全球化”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时间，此间，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坚持认为，制造业部门是“好工作”，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是美国经济恢复的关键，为了发展和振兴美国制造业部门，必须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以避免美国企业受到全球化的不公平竞争。很明显，这种看法和做法、这种理念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它忽视了广大蓝领工人的利益，赋予了少数特权者和利益集团以继续剥削工人的权利，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具有破坏性，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会使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并且加深对低薪服务工作者的偏见。

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目标应当是，提高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蓝领工人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而不仅仅是为少数特权者和利益集团提供“好工作”。未来美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國际市场和国际竞争来提高美国工人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将全球化以及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继续视为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不公正和贫富差距的根源。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只重视美国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产业和部门、几个地区和城镇，其结果可能是撕裂美国社会而不是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事实上，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已经这样做了，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作者：亚当·S·波森

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国际贸论文 篇3：

安徽省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

【摘要】本文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角度出发，以安徽省为例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了解了安徽省服贸发展与竞争力，然后对影响安徽省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实证，然后通过数据模型来分析影响和制约安徽省服务贸易的相关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后对安徽省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贸易 竞争力 安徽省

一、安徽省服务贸易进出口现状

近年来，基于国家对服贸发展的支持，安徽省整合多方资源服务贸易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一般来说，安徽省的服务业还是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服务业，比如说旅游与交通业，所以出口品的技术含量还是处于笔记哦啊低的水平，虽然也冒出了一批新兴的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企业，但由于起步较晚，底子较弱，后期的发展，仍有诸多问题。这一章将对安徽省2006～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状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增长稳定

2006年安徽省实现服贸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六亿美元，此后该总额不断上升，到2015安徽省服贸总额已经突破了六十亿美元大关，在2006～2015年间，服务贸易总额大约增长了10.6倍。除了2009年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相关数据有所下滑之外，安徽省服贸进出口总体呈增长趋势且增速喜人。

（二）体量较小

虽然安徽省服贸进出口总体呈增长趋势，但是全国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依然很小。虽然在2006～2015这十年间该比重是不断上升的，但该比重最大时也没有超过1%，落后于全国大多数省份。这与那些服务贸易发达的省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北上广07年服贸总额占全国比重就都在15%以上了可见安徽省服务贸易的发展任重道远。

（三）逆差持续存在

安徽省的服贸基本常期处于逆差状态。不仅如此，近些年安徽的服贸逆差有增加的趋势，这一点与中国整体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态势基本是一致的。到2015年，安徽省服贸逆差已经到了创纪录的9.3亿美元，随着国内出口的疲软，该逆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安徽省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对于这部分，作者通过对服务贸易外贸依存度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指标进行分析，从中可以得出安徽省的服贸竞争力的一个显著特点：水平较低且不稳定。

（一）服务贸易外贸依存度

由表1可以看出：2006年之后，出口依存度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贸易伙伴的增加，与美国之外国家的贸易量大增。2009年的出口依存度大幅下降是出于美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出口大幅度降低。2009年之后安徽省服务贸易外贸依存度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通过表3将安徽省服贸依存度与中国服贸依存度各年间的数据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安徽省服贸依存度与我国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表1 2006～2015年中国与安徽省服务贸易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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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由安徽省商务厅及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来。

（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一般常用于测度一国某行业贸易的竞争力，但我们稍加改造，也可以用于测度省际服贸竞争力。用公式表示为：

RCA（某省服贸竞争力）=（该省服贸出口额/该省出口总额）/（全国服贸出口额/全国出口总额）

一般而言，如果RCA≥2.5，则表示国际竞争力很强；如果1.25≤RCA<2.5，表示竞争力较强；如果0.8≤RCA<1.25，表示竞争力一般；如果RCA≤0.8，则表示竞争力弱。

表2 2006～2015年安徽省服务贸易RCA指数（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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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由安徽省商务厅数据计算得来。

我们不难从表2中可以看到，安徽省2006～2015年的服贸竞争力变动情况，从2006～2009年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持续增长，表明安徽省服贸发展在此时段内表现出色，不过最多也不超过1，从2009年以来该值并不平稳，且近3年来安徽省服贸竞争力水平处于下降状态。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安徽省服贸竞争力比较弱稳定性也不够强。

三、安徽省服贸竞争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为进一步探究安徽省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在参考了波特的钻石模型与刘权（2015）的研究，本文选取RCA指数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才储备（平均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COL）、第三产业占GDP比重（SR）、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为解释变量。拟建立计量模型构建为如下形式：

RCA=C+C（1）*AGDP+C（2）*FDI+C（3）*COL+C（4）*SR+ε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用Eviews 9.0对方程进行检验，经修正后的最终检验结果如下：

RCA=-0.0008*AGDP+0.0191*FDI+0.0255*COL-0.0432*SR

（-3.7457） （2.9516） （5.8193） （5.8193）

R2=0.9153 DW=3.1639

從影响安徽省服贸竞争力的因素的模型结果表明，人才储备和FDI对服贸竞争力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服务业占GDP比重和人均收入水平对服贸竞争力有负的阻碍作用。

结合安徽省的经济水平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本文对实证模型的经济意义解释如下：

1.人才储备对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也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作11用的力量，强大的人才储备对对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应当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比如金融服务业等，对于这一点以后可以进一步研究。

2.FDI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利用资源进行全球化生产和全球化经营，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表现出相互依存、共生增长的一体化现象。近年来，安徽省引进了大量外资，有力的提升了安徽服贸的竞争力。

3.人均收入水平对服贸竞争力存在阻碍作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居民的工资水平的提高，考虑到在安徽省服务业中占比较大的是运输、旅游等人力资源密集的服贸行业，提升的居民工资水平增加了服务业的成本，削弱了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所以导致人均收入水平对服务贸易竞争力产生了阻碍。

4.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增加是能在一定水平上拉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的，但是由于安徽省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在这段时间里工业增长的很快，导致货物出口的增速超过了服务贸易的出口，考虑到RCA的计算公式RCAi=（Xi/Xit）/（Xwj/Xwt），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阻碍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结果，本章主要从加大科研教育投入、积极引进外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这三个角度为安徽省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加大科研教育投入

贸易也会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国际贸易也是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而技术与贸易其实是相互促进的。进一步增加科学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应对安徽省出口技术含量低、出口结构优化不足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推动安徽省从传统的服务贸易（以旅游与交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转型。安徽也是人口大省，到2016年安徽省有人口6338万人，但是高素质人才却不多，人力资源层次低严重制约了我省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增强，所以要大力发展教育改善这个局面。

（二）积极引进外资

FDI对贸易的效应主要有两种：替代和互补。根据前面的实证可以看出，FDI对安徽省服务贸易的发展主是有着促进作用的。所以安徽省应当经济引进外资，大力发展服务业。目前安徽省实际利用外资数额相对于沿海省份还比较少，未来仍大有潜力可挖。目前，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主体，他们往往带来大量的资金与技术，所以招商引资的工作也要大力开展。

（三）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行业转型升级。随着国家大力推动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大量行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安徽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临近发达省份，区位优势明显，应当抓住这一机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吸收消化转移进来的先进科技与管理经验，淘汰落后产能，增强省内企业的生产制造水平与出口竞争力，推动安徽省服务贸易向更高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小顺.安徽省服务贸易竞争力实证分析[J].对外经贸，2012（11）.

[2]胡光明，蔡云辉.安徽服务贸易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1（5）.

[3]Bilal B，Alicia H，Christoph R.，（2011）Service Productivity：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Working Paper，No.1638.

[4]Markusen，Rutherford，（2000）“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and[5]Domestic Market for Expertise，”NBER Working Paper No.7700.

作者簡介：王春生（1992-），男，汉族，安徽合肥人，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张军（1973-），男，汉族，河北保定，贵州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作者：王春生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