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中外语教学论文

2022-04-16

摘要：跨文化交际是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人类交际有两种形式：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在交际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介绍了非语言交际的特点及作用以及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的差异，并且提出了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非语言交际能力的方法。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跨文化传播中外语教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跨文化传播中外语教学论文篇1：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音乐教学初探

摘要：音乐，作为特殊的文化类型，以其个性文化的特色在文化传播中彰显着特殊的功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进行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在汇聚中外学生的综合性高等院校中，教师如何以广阔的文化视野，融汇中外、贯通古今的音乐文化素养建立“中外文化融通”的文化传播理念、创建特殊的“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音乐教学范式、培养复合型的“跨文化”音乐教育传播人才，是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跨文化语境中外文化融通中国音乐教学

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跨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依然是中国文化的输入远大于输出。在跨文化交流中，需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真正实现中外文化融通的格局。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与融合愈加紧密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特别是在汇聚中外学生的综合性高等院校中进行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值得深入研究。

一、跨文化交际（交流）概述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产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一种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际既涵盖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包含着同一国家或民族中，不同地域、性别、年龄、职业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跨文化交流可以发展共感，消除文化中心主义，利于促进双向沟通从而产生良性循环。由于跨文化交际涉及许多差异性，因此会导致产生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譹？訛本文所言的跨文化交际，更多是从理论层面以及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操作。高校教师在为中国学生传播异文化的教学中、在面对国际学生的教学中、在去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进行的教学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在进行跨文化教学时，只有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才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传播知识。

历史地来看，音乐以其极具特色的文化特质在文化传播中显示出了特有的价值。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是生活在世界上各民族人们的共同经历和感受，这是不同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共性。因此，坚持突出文化共性原则，是对外传播的基础，音乐的功用不言而喻。本文即要探讨在新时代，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进行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的全新教学方式。

二、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音乐教学范式的创建

20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本质上就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因此，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是这个时代赋予的。如何创建一套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音乐教学体系和方式，是从事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专业的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能力，亦是每一位从事该专业教学的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跨文化语境中创建中国音乐新的教学范式，首先需要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形成“中外文化融通”的文化传播理念。“融合”（integration），是在跨文化交流中产生各种不适问题时的一种文化适应策略，是在保持自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主动接受、吸收和融合新的文化，由此产生良好的文化融通效果。在进行中外文化交流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需要坚持一定的文化传播原则。在与异文化接触、对比、交流时，跨文化传播者需要秉持文化平等的心态，充分尊重他国文化，遵循“彰显文化特色”的原则，同时要清楚文化传播中面临的文化差异性问题。？譺？訛文化上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要在交流中注意双向互动的平衡性。

在如今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开展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战略通过演出、音乐创作、音乐教学等多种形式进行跨文化传播。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目前已与世界上13个国家、20所大学合作设立了海外孔子学院，迄今为止，学校已经为世界上183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20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专业”即秉承“中外文化融通”的办学理念，为国际学生设置了民族声乐、民族器乐等课程;为中国学生开设了《中西音乐交流史》、《世界民族音乐》、《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等有关中外音乐传播与交流的连通课程。

从这些课程讲授及反馈的情况来看，在实现“中外文化融通”的教学目标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很多不足，这主要表现在跨文化音乐教学范式还不尽合理，导致国际学生不够了解中国音乐，中国学生对跨文化音乐内容掌握不清。由此，笔者大胆提出在“音乐文化比较观”的指导下创建“中外学生同堂”的全新跨文化音乐教学范式。在保持以往开展中国音乐实践教学的同时，加大中国传统音乐史论、中外音乐交流史等课程的比例，以此让学生了解中外音乐文化由古至今的交流历史。对国际学生可以进行基础的中国音乐理论与实践教学，让外国学生在实践学习中感知音乐理论并切实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也可以围绕“中国音乐的对外传播”的教学主题进行个案分析，以“中外学生同堂”并分小组讨论的形式加大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加深对彼此音乐历史文化的了解，随时把握中外学生，特别是留学生对中国音乐的接受度。只要认真、细致地进行音乐国际教育课程的设计，保证固定的学时，并以初级、中级、高级不断进阶的方式进行音乐教学，一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跨文化音乐教学效果。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创建“中外文化融通”理念下中外学生“同堂”的音乐教学范式对教学语言的使用要求会更高，其有别于传统的中国音乐教学。

三、“第二语言”在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教学中的作用

跨文化交流中，语言是最为重要的交流工具。语言上的障碍会加重文化适应的过程。从事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教学的教师，需要根据授课地域、讲授对象，使用合适的语言进行教学，必要时需要两种甚至多种语言的自由切换，特别是在“中外学生同堂”的教学模式下，如何更好地實现“中外文化融通”的教学目标，语言的使用尤为重要。

在音乐国际教育课程中引入“第二语言”（通常是英语），主要为了培养学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通过语言能力的培养，可以逐步加强“跨文化说话人”积极的交流态度、对异文化知识的掌握及获取更强的交流技能等，是情感、认知和行为三者合一的综合能力的实现。在“美国标准”中，强调“第二语言”的教学内容，并从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标上提出了“文化语境中的交际”、“价值观系统”、“文学与艺术”等七项文化教学内容？譻？訛，这其中“艺术”的内容被明确的列入跨文化教学的核心体系中。由此可见，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课程的教学需要亟待解决“第二语言”在课程体系中的运用，以备国际型传播人才的培养。

教师如果在国外，或是面对国际学生教学时，需要掌握一门可以和教学对象交流的通用语，如英语，并能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将中文的内容翻译成英文。以中国音乐的国际教育与传播课程为例，教师在授课时会涉及很多专业术语，准确地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对其进行解释，就是跨文化音乐国际教学的显著特点。面对中国学生进行音乐国际教育课程的教学中，第二语言（通常是英语）也是一种跨文化的教学活动，尽管跨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师生交流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但第二语言在音乐教学中的运用是尤为必要的。

运用“第二语言”对中国音乐文化，特别是古代音乐内容进行翻译时，会涉及很多语义与语用文化上的难点。“文化词汇”，如“礼乐文化”、“雅乐、俗乐文化”;“专有词汇”，如“竹林七贤”、“八音”等都会产生明显的跨文化差异，翻译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的直译，要对其进行阐释性的翻译。举例来说，中国用于表示“音乐”的术语，如：音、乐、声，仅这三个字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音乐时，其代表的含义即不是简单的music（音乐）这一种翻译方法。通常来讲，“乐”特指高雅或严肃的音乐类型。在为中外学生讲授中国古代音乐内容时，一定会涉及到“雅乐”与“俗乐”的问题，如何让学生理解“雅”与“俗”，需要教师在中外文化融通的语境中对其进行解读。“雅乐”属于国家的音乐，是在重大礼仪活动中演奏的音乐。从字典里对“俗”的界定可以是普遍、世俗、习俗的含义，那么从汉代开始出现的“俗乐”，作为标准的术语源于唐代，其通常被翻译为“folk music”（民间音乐），而英文里“民间音乐”（folk music）又代表什么含义呢？与中国的民间音乐有何联系与区别呢？需要教师进行解释。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随着时代的推演，唐之后俗乐朝着戏剧性、娱乐性方向发展，雅乐也具有了娱乐的内涵，其受众面也不仅仅是精英层面，雅乐与俗乐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是否属于精英阶层而划分。如今，在韩国和日本可以看到雅乐的形式，而时代的变迁，雅乐与俗乐这些属于已被历史改变，因此在使用的时候需要选择适合的术语，翻译的时候也应尽可能的进行阐释性的转译可能会更为贴切。？譼？訛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民族民间音乐都拥有灿烂的历史文明，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风格，这个在《世界民族音乐》课程中会有更多涉及，在翻译上稍不留神就会产生歧义。因此，这需要讲授者对其内涵与外延有清楚的认知，并能够将很多专业术语及异文化内容准确传递给学生。

结语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要用历史的智慧、文化的力量来支撑。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在北语“多语言、多文化”的中外文化融通的背景下，立足于建设一套符合“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的课程体系，既培养本专业中国学生扎实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学科基础，也可以在未来的“海外孔子学院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及“海外音乐孔子学院传播中国音乐”的工作中拿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融合理论与实践的海外音乐传播课程体系。

纵观全国开设跨文化音乐教学课程的学校，其现行的课程与教学范式主要依照现有国内音乐院校的课程体系来设置，还没有形成更为符合“中外音乐文化融通”的系列课程教学。因此，需要创建一套“中外学生同堂”的课程改革方案，以期未来的教育人才可以全方位的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国音乐文化，而不只停留在只教会演奏或演唱中国音乐。同时，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强化“第二语言”的使用，合理、准确地对中国音乐语汇进行翻译，是作为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专业的教师和學生需要共同思考、努力攻克的难题。我们需要积极接受多元文化，不断进行文化融通，通过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形成有效的课程模式，努力创建符合新时代的音乐教学范式，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素养、能够从事中国音乐国际传播与交流的高端复合型人才。

注释：

祖晓梅.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4、5、145.

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6（3）.

【美】周文中，张伯瑜整理[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187.

注：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BLCU Academic Talents Support Program for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的阶段成果。

作者：王艳莉

跨文化传播中外语教学论文篇2：

试论外语教学中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摘要：跨文化交际是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人类交际有两种形式：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在交际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介绍了非语言交际的特点及作用以及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的差异，并且提出了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非语言交际能力的方法。

关键词：外语教学；非语言交际；跨文化交际能力

人际间交流是通过两种形式进行的，一是通过语言交际，二是通过非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是整个交际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包括语言交际能力和非语言交际能力。以往的外语教学多着眼于书面和口头交际能力的培养，对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为了真正达到培养学生全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目标，在外语教学和研究中应加强对非语言交际的学习和训练，以使学生能够运用英语准确。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一、非语言交际的特点及作用

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是指包括言语行为之外的一切由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对于信息发出和接收者都具有潜在信息价值或意义的刺激。非言语行为包括眼神、手势、身势、微笑、面部表情、服装打扮、沉默、交谈时的身体距离、讲话的声音、语调、时间观念、对空间的使用等等。这些非言语行为都可以用作交流信息、传达思想、表达感情态度。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的特点不同，它没有固定的规律和法则，也没有一套具有明确意义的符号。它可以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有些非语言交际的手段是人类的本能，有些则是后天习得的。人类交际是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的结合。在交际中，脱离非语言的配合的孤立的语言行为往往难以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非语言行为只能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表达明确的含义，而且一种非语言行为只有与语言行为或其它非语言行为配合，才能提供明确的信息。非语言交际通常与语言交际结合进行，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补充、否定、重复、代替、强调、调节的作用。当你接到你不喜欢的礼物时，尽管嘴里说如何喜欢，但脸上的表情却流露出你的真实的不愉快的表情，也就是说，你的表情否定了你所说的话。我们有时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势表达同样的意思。例如，有人问路的时候，我们在告诉问路人方向，同时用手指指示该方向以重复。在有的情况下，无法用语言交流信息，必须用非语言行为传递信息。例如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员在嘈杂的大厅里用特定的手势传递买卖的信息和行情。身势动作常常可以对所讲的话起强调作用。在人们讲话时会伸出手掌或拳头用力向下压下去以表示态度坚决。交谈时人们常用眼神和语调暗示自己要讲话、己讲完、或不让人打断。

二、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的差异

人类的交际都是在一定规则指导下进行的，而包括语言交际行为规则和非语言交际行为规则。交际规则是每种文化长期约定俗成的结晶。文化不同，交际规则是不同的，非语言交际行为规则也不尽相同。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比较注意语言交际行为的正确性、合适性、和可接受性，却易忽略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文化差异和影响。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美国或加拿大妇女谈话时，注视对方是否失礼?两个男青年或两个女青年同行时，其中一个搭着另一个肩膀或两个人手拉手向前走，西方人是否认为合适?在有各种文化背景的民族中，点头是否都表示“是”，摇头是否都表示“不”?这不是语言问题，而是身势语(非语言交际)问题。在不同文化中，身势语的意义不完全相同。

吕淑湘在谈到语言差异的比较时列出了三钟情况：“一种情况是彼此不同，第二种情况是此一彼多或此多彼一，还有一种情况是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在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情况，大致是这几种情况。第一，行为相同，意义有别。例如文化不同，OK这一手势的含义可能有别。譬如：中国人习惯表示的是“零”：法国人表示的是“零”或“无”：日本人表示的是“钱”；某些地中海国家表示的是“孔”或“洞”；在巴西和希腊等国该手势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污秽动作。第二，意义相同，行为有别：例如表示不知道、为难、不赞成或无可奈何等含义时，中国人的习惯是摇头或摆手，英语国家和许多西方人则喜欢耸肩。第三，此一彼多或此多彼一。有些动作在汉文化中一般只表示一种含义，在别种文化中就有可能表示多种不同的含义。例如：中国人中有人在谈话或作报告时常常有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两手相钳，两个拇指互相撮动。做这一动作的人并不表示任何含义，最多只是一种悠闲自得的表现而已。然而，在英语国家的人看来，这一动作却含有“洋洋自得”、“闲极无聊”、“紧张不安”、“极其无趣”或“烦躁不安”等多种含义。第四，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有许多姿势、动作只存在于某一种或某些文化中，在其他文化中却不存在。例如：英语国家的人有不断转动手上戒指的动作，表现出的是情绪紧张或不安。许多港台人士现在也有这一习惯。中国大陆现在也有不少人带戒指，但尚无这一动作。如果有人做这一动作，别人可能以为他在“显富”。

三、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非语言交际能力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是一个现代传播技术“强制”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当今世界变得尤为必要，主要原因是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与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能够频繁地接触和交往：迅速发展起来的因特网把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计算机网络联系起来：还有经济的高度全球化”所有这些变化使人类具有了全球意识，使不同社会、文化以及不同地区的人们产生了相互交往的强烈欲望，这一切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我们时代的突出特征。由于非语言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非语言交际应该是外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形成是一个学习和模仿的过程，所以在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纠正原来在外语教学中重语言规则教学而轻非语言规则教学的观念。全面认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为此，教师要注重外国文化和习俗的学习，提高自身的交际能力，在教学中有意识地使用非语言手段传递信息，并做到行为得当，举止规范。其次，在教学内容上，应结合课本增加目的语文化背景的知识含量，注重风俗、习惯及文化禁忌的介绍。将课文中涉及到的非语言行为和手段列入生词、注释、例句和练习之中。第三，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应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如课堂交流教学法、场景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使教学过程形象化、交际化。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和多媒体技术，使学生在直观、真实、自然的环境中学习和领会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及其文化差异并引导学生正确得体地运用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手段进行交际。最后，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非语言交际课程，系统地对学生进行非语言交际理论教育，或组织专题讲座专门进行目的语文化非语言知识教育并且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收集非语言交际“语料”，进行目的语和母语文化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的对比研究和讨论。

四、结　语

非语言交际是整个交际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非语言交际行为是后天习得的结果，应当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舍此，外语教学就不是完全的和成功的教学。积极开展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研究和努力探索研究非语言交际与外语教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非語言交际能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体系，既是时代发展的迫切的需要，也是一切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和教学者当前所面临的光荣任务。

参考文献：

[1]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2]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顾嘉祖，陆升，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作者：于海燕

跨文化传播中外语教学论文篇3：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字幕困境及其外译理念的革新

字幕翻译作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中的重要环节一直以来成为困扰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因素之一。无论是电影界还是翻译界都在努力寻找问题的根源，以求解决的办法。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电影界长期忽视字幕翻译”[1]的结果，只把字幕翻译当做电影海外传播的程式化步骤，对质量没有太高要求。电影界则认为国内译者水平有限，为保证字幕翻译的质量邀请外国人来译。尽管如此，字幕错译的现象还是屡屡发生。为了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字幕翻译的困境，译者作为实践的主体首当其冲，需要从学理和实践的角度进行深刻反思，提升字幕外译的理念。本文从电影行业、译者能力、电影翻译本体研究等方面观察和分析中国电影字幕翻译的困境成因，进一步指出革新外译理念对解决字幕翻译问题的重要性，并结合案例分析总结和演绎外译理念如何革新，从而促进中国电影海外传播。

一、影响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效果的字幕翻译问题

每年电影行业报道的电影产量、票房收入、观影人数、影院数量、银幕块数、国际获奖等数字不断突破、屡创新高，映射出中国电影的一派欣欣向荣之像，与之伴随的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良好态势。为了不断促进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效果，中国电影界一直以来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内容创作和故事叙事的创新，寻求电影叙事的本土性和全球性的最佳契合来提升接受度，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电影节展，努力拓宽海外媒体播出渠道，唯独没能改变当前电影字幕翻译的困境。据《2012年度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调研分析报告》，在对107个国家受众的调查中，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众普遍认为字幕翻译很难懂[2];2014年度《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渠道及其对国家形象建构的作用》的调查数据显示，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印象之一是字幕难懂[3];2015年度《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战略區域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的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电影的字幕翻译难懂，字幕翻译问题成为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战略区域传播与接受的最大障碍”[4];《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传播——2017年度中国电影北美地区传播调研报告》中显示，北美观众在观看中国电影时的首要障碍之一是字幕翻译难以适应[5]。字幕翻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效果的主要负面因素之一。一些关注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学者纷纷指出，字幕翻译的问题既有电影界对字幕翻译不够重视的态度问题，也有译员翻译能力良莠不齐以及电影字幕翻译研究不足等翻译学界存在的问题。[6]

（一）国内电影字幕翻译实践的现状

电影海外传播属于跨文化传播的范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影响传播的效果。高水平的字幕翻译可以帮助外国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的故事情节，感受电影传递的思想情感，了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反之则会成为传播的障碍。因此，字幕译制是影响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环节，翻译水平高低直接牵制“文化折扣”的多寡。[7]

目前，我国电影字幕外译实践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由公立译制机构，如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多语种影视译制基地等，承担电影译制任务。电影《乌珠穆沁的孩子》《湘女萧萧》《人在囧途》《杜拉拉升职记》的海外发行版都是公立译制机构的作品。作为中国影视外译实践的官方正规军，公立译制机构还吸收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译员加入，与中国译者进行协作翻译;其精益求精的译制要求和严密的审查制度为字幕翻译的质量提供保障。第二种方式是制片方委托自由译者或翻译工作室进行字幕翻译。这些专业译员通常具备良好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字幕翻译经验，能够按照片方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字幕翻译的任务。例如，在海外电影市场获得较好成绩的《中国机长》《攀登者》《飞驰人生》《我和我的祖国》《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中国电影都是选择这种方式。但是，由于译员的翻译水平参差不齐、不了解电影字幕翻译的复杂性等原因，经常导致电影字幕翻译出现语言问题。一些对字幕翻译要求较高的片方尤其是合拍片，通常邀请外国人承担本国语言的字幕翻译任务，例如：电影《长城》《狼图腾》《芳华》《中国合伙人2》《流浪地球》等。外国人翻译在语言表达上自然、地道，但有时也会因为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够深入而导致十分严重的翻译错误，甚至违反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无论如何，这说明电影制片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字幕翻译对电影海外传播及其接受效果十分重要，问题更多出在译者的身上。因此，为了提升中国电影外译的水平，促进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译者作为实践主体要深入到对电影字幕翻译本体的研究去追根溯源。

（二）理论研究不足导致的字幕翻译问题

电影字幕翻译属于影视翻译研究的范畴。梳理我国影视翻译研究三十多年的发展状况能够帮助译者管窥电影翻译研究的现状。我国影视翻译研究发端于1997年，其发文量在2004年之后逐渐增长，从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在研究内容方面，多数文章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电影或电视剧字幕和片名的翻译策略，研究方法多采用理论演绎和译例分析。[8]可见，在电影字幕翻译实践的现实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译学界未能从理论认识的层面上给予足够的重视。研究内容和方法单一，尚未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也未有成体系的理论出现。[9]翻译理论是从翻译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对其发生、发展、过程、结果、功能、影响以及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和与这项活动相关的其他行为主体）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10]或许有人会说，即使没有理论研究，也不一定会影响翻译实践，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今天的语言服务行业不在少数。

在许多中国电影的外语字幕中，字字对应、望文生义式的机械翻译或脱离原文、天马行空式的任意改写现象屡见不鲜。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译者对电影字幕翻译的本质没有形成理性的认识，缺少对翻译对象，即电影对白的特殊性进行应有的学术关照，甚至将其大而化之为普通翻译文本中的语言文字，简单地将直译意译、增译减译这样的翻译方法套用在电影字幕翻译中，只解决了语言转换的表层问题，却与故事的人物、对白的情境、画面的视觉表达格格不入。

（三）革新外译理念，指导电影外译实践

结合上述分析，字幕翻译影响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症结不是电影界对字幕翻译不重视的态度问题，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译员的翻译能力;而是译者对电影字幕翻译的理解及其外译理念被困于文字的桎梏，对电影对白及其翻译的本体认识没有进行理性化思考，未能将视域扩展到电影艺术创作的层面，使电影与观众之间进行思想交流和对话的想象性空间变成了扁平的、没有灵性的字幕。

电影创作者对字幕翻译的要求是再现对白的艺术功能，使外语字幕能够如中文一般与电影的视听元素完美融合，再现电影叙事的完整性。观众希望字幕翻译能帮助他们理解故事、欣赏电影。译者则认为把对白的意思译对、语言表达规范自然就完成了翻译任务。可见，不同主体对字幕翻译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电影字幕翻译要同时满足这三方要求，改变字幕翻译的窘况，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效果，必须革新外译理念，即深化译者对翻译对象的认识，树立艺术创作的翻译理念，同时从国家翻译实践的层面重新理解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中的字幕翻译实践。

二、跨学科视角下电影对白及其翻译的再认识

从译者的角度来说，翻译的对象主要是电影里的对白。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对白通常具有日常对话的语言特点，传递出人物话语的意义。在电影学意义上，电影中的对白与生活中的对话相比，其传递、交流、沟通、表达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它还可以用来表现个性、塑造形象、推动剧情[11]。电影对白是电影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元素。译者不仅要理解每一句对白的设计是为了实现什么样的艺术效果或叙事意义，还要思考如何通过翻译对白与故事的人物、场景、主题等进行艺术重构、使其融合。例如，电影《飞驰人生》中，张驰的对白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不同人物关系、不同的话语目的下，说话的方式、表达的情感都不相同。

例1：“我不好的时候再给我一两天还不行吗？”

Now that I’m in trouble，you can’t even give me one or two more days？

例2：張驰：是谁给了你这么一双慧眼？

Where did you get such fascinating insight？

例3：“你呢，是这辈子没故事，想拥有一段故事。我呢，是故事太多，想给故事一个结局。

There’s no story in your life，and you want to have one. I have too many stories. What I want is an ending.

例1原文通过反问语气将人物遭遇财务危机时，被追债又无力偿还的烦躁与无奈表达出来。同时一句“不好的时候”将人生低谷轻描淡写，让观众感受到一个勇于面对、不畏艰难的人物形象，起到了推动剧情的作用。译文采取直译的方法，使用反问句试图还原原文的意思;但译文使用了短语"now that"表达前后句意的因果关系，与原文不符，也丢失了对白在这一场景中表达的艺术效果。例2的场景主题是“有求于人”。人物语言使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达对“大哥”的奉承。原文句意可以理解为“您独具慧眼，能看穿我内心的想法”。反问语气表示突出和强调，强化了原文的语用意图。译文虽然使用了特殊疑问句式，但在语义上基本忠实于原文，同时也展现出原对白的话语张力，将夸张、奉承之意表现出来。例3原文句式平行，句意相对。简洁质朴的语言表达出的是深刻的人生哲理，同时与电影主题相呼应，即“人生的意义是奉献，为了心中热爱，哪怕历尽艰难，也要不惜一切追求完美的结局”。而译文简单直译，语言略显平淡，破坏了原文的句式整齐，对主题的刻画和推进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这三句对白均采用了直意的手法，如果用“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来评价，译文能够做到忠实、达意，却没有达到“雅”的标准，即没有根据话语的情景、人物关系等对语言进行深层加工，人物的内心情感就无法表现出来。

电影与戏剧中的对白通常会追求潜台词，就是语言背后隐藏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语言的表层所指背后，还有一层隐含更深的含义;具有潜台词的对白是富有张力和弹性的。[12]译者要把对白的“言外之意”翻译出来，不仅需要明白人物说了什么、怎么说的，更要弄清为什么这么说，想要传递什么样的深层含义。例如，电影《芳华》中，何小萍的父亲在给女儿的回信中写道：

“现在爸爸的力气用完了，就盼着早死早托生。”

"But now my energy is spent， and I long for a swift death."

电影中并没有何小萍父亲这个人物，父女二人的书信语言塑造了一个对人生充满遗憾、对命运充满无奈、对家人充满愧疚、对女儿有无限牵挂的父亲形象。“力气用完了”表达的意思是半生劳改岁月将他的生存意志消磨殆尽，“盼着早死早托生”是心灵深处对人生和命运的绝望，只希望快点结束生命，从惨淡无奈的人生中解脱。译文采用了直意的策略，没有译出语言背后的含义。试将译文改成"And now I feel drained of energy， death is a release"，修改后的译文一定程度上能够将人物身心的精疲力竭、对人生的绝望、渴望解脱的情绪表达出来。

电影对白具有传情达意的艺术特征，译者的翻译思想不能囿于语言的视域，要从电影学的角度去欣赏和解读对白，从翻译学的角度去思考语言表达的技巧，再将二者结合通过另一种语言实现表达人物情感、塑造形象、推动剧情的艺术功能。

三、电影字幕翻译是多模态的修辞重构

译者翻译的对白是以字幕形式呈现于银幕，译者往往错误地认为电影翻译和其他文本翻译的区别就是白纸黑字或是银幕下方的文字。文化研究认为，人们的媒介使用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种反映，也是赋予文化产品和文化经验以意义的过程。[13]观众看电影看的是画面，但由于语言的差异，需要借助本土语言的字幕与电影之间实现意义的流转与再生;画面和字幕都是电影叙事意义的表达。因此，电影字幕翻译就是以对白意义为核心，以字幕为书写形式，包括了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翻译在内的多模态翻译实践;译者要结合对字幕和画面意义的解读进行翻译。

观众观看电影时，通常与画面表现的影像世界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正如语言的语法决定词如何组成小句、句子、语篇，视觉语法描写图像所描绘的任务、地点和事物如何组成具有不同复杂程度的视觉表达。[14]视觉语法通过视觉接触、社会距离、视点角度三个要素来分析观众与图像之间的互动意义，三者相互作用构建出电影画面的意义潜势。译者在视觉语法框架下分析画面意义，并与对白意义相结合，最终以字幕的形式将二者呈现出来;观众才能通过字幕和视觉影像之间产生思想与精神的互动，感知电影想要表达的意义。

例如，在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躲在山石后偷听的江流儿被孙悟空发现，被迫现身。江流儿急于求证眼前这只落魄的猴子就是齐天大圣，重获自由的孙悟空却不愿被人发现自己就是曾经的齐天大圣。

孙悟空：怎么又是你？Oh.Or maybe a babysitter.

江流儿：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吗？It’s him. He really is the monkey king.

孙悟空：是又怎么样？You got the wrong monkey. Goodbye.

原文中孙悟空使用反问语气句“怎么又是你”来质问江流儿“你到底是谁？你怎么总是跟着我？”，字幕却译成了陈述句“原来是个小保姆”，陈述江流儿的身份信息，丢失了“质问”表达的不满情绪。当江流儿向他确认“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吗？”，孙悟空的回答在字面上承认了，却也表达出愤怒、烦躁的情感。

解读文字背后的含义或许千人千面，但结合了视觉画面的意义能够为文字意义解读增加更多的理据。在视觉语法分析框架下，分析对白出现的电影画面可以帮助译者更加全面地判断电影图文传递的信息和情感。

在第一句对白出现的画面中，孙悟空的头部特写拉近了他与观众的社会距离。观众通过画面元素建构的图像意义能够感受到孙悟空内心的愤怒——他虽然重获自由，但封印未解，他再也不是曾经的齐天大圣。他不想面对任何人，也不愿被人发现齐天大圣这个身份。因此，孙悟空这句对白的内心情感是：“你为什么总跟着我？让人很讨厌。”

当孙悟空被江流儿识破身份，被迫承认自己就是齐天大圣，画面中人物与观众没有视觉接触，表示提供信息。人物呈现腰部以上以及平行的视点暗示了距离疏远。这些画面意义与对象相辅相成，共同表现出孙悟空愤怒、郁闷、不甘而又无奈的人物情感，所以他只想逃离。这些图文意义的解读与后续镜头相互衔接，使电影的叙事意义构成一个连续的统一体。

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中写道：“电影最初是一种电影演出或是现实的简单再现，以后便渐渐地变成了一种语言，也就是说，叙述故事和传达思想的手段。”[15]对白与画面作为电影叙事的手段皆为电影语言的具体形式。对于翻译者而言，要在译入语中让原文本的意义获得再生，不能不从原文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6]翻译电影对白则需要透过对白和画面去寻找意义并重构字幕对电影意义的艺术表达。图文分析可以帮助译者更加透彻地理解电影对白和画面刻画的人物形象以及表达的主题思想。在解读图文意义的基础上，译者可以重新规划语言，并与人物、场景、主题相结合，用另一种语言展现对白，重构电影的修辞艺术。

麻争旗引入修辞学的理论来解释电影对白翻译，从作品主题、人物性格、话语节奏和表达风格四个方面分析了电影对白的修辞艺术，并进一步指出：“电影翻译的本体就是修辞重构”。[17]修辞重构的理论思想能够深入到电影翻译的本体内涵，在多模态翻译与修辞重构的翻译理念指导下，将上面的这段对白译文进行如下修改，或可为观众呈现画面、对白、人物、情感，相互统一、协调表达的电影修辞内涵。

四、国家翻译实践视角下的中国电影外译

国家翻译实践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具有民族性、系统性和权威性。[18]将中国电影外译实践上升为国家翻译实践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体系的建立，有助于纠正翻译認识的某些偏差，深化已有理论认识，对目前及以后的重大翻译项目的实施提供理论和战略指导。[19]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字幕困境是由于译学界对电影翻译的理论研究不足，导致译者对电影对白及其翻译的理念出现了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角度重新认识电影外译，能够帮助译者树立正确的电影翻译观。

第二，国家翻译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控型制度化翻译，制度化翻译下产生的译文具有绝对的权威性。[20]我国公立译制机构作为中国影视外译的官方正规军，具备国家翻译实践的基本特征，在制度化、规范化、流程化翻译实践中，产出许多高品质的译品。但是占有更市场大份额的自由译者和翻译工作室译员在翻译过程的统一性、译者的规范化管理、译品把关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电影《狼图腾》的英文字幕多处将“汉人”一词译为“Han Chinese”，没有使用官方译法“the Han people”或“the Hans”;“蒙古人”则译为“Mongolian”。这样的译法容易使观众误以为“汉人”和“蒙古人”是指中国人和蒙古国人。这就是把关缺失造成的严重错误。将中国电影外译实践上升为国家翻译实践，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以公立译制机构为主导的翻译行业联动机制，优化系统性翻译流程、人力资源配置以及译作审查制度。同时，建设官方字幕语料库可以应用于未来的影视翻译实践与研究，提供更多有益的指导，从而帮助解决电影字幕翻译的问题。

第三，电影字幕外译体现了国家翻译实践的民族性特征。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在题材、类型和内容上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往往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及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例如，电影《中国机长》展现了中国民航人专业精进、临危不乱、精诚协作的精神品质;《攀登者》体现了中国英雄的本色，勇于挑战、不言放弃;《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进行改写，表现了奉献与担当的中华文化价值观。这些电影在国内获得好评的同时，积极走进国际电影市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文化媒介，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文化故事、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也是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目的与功能。

第四，电影所体现的社会效益，包括对内价值观的国族认同，对外中國精神、国家形象的传播;与内部教育意义、文化传承、主流价值观的塑造、社会风气正能量的传递、时代精神与大政方针的契合及阐释相关;亦与外部国家形象的展现、国家立场价值观的传递沟通等范畴有关。[21]在社会效益旨向下，将中国电影外译的理念上升到国家翻译实践的层面有利于引起行业对字幕翻译的重视，同时树立译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在思想认识上，将字幕翻译、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与构建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联系起来，在行动上加强对电影外译进行艺术创作和语言表达的双重把关。

结语：外译理念的革新促进中国电影国际传播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传播过程，其重要性体现于传播的目的和功能，其复杂性体现于传播主体的多元。作为中国文化的细节化、具体化、视觉化和形象化表达，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承载着树立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使命。一部电影能够在海外上映并获得成功离不开各传播主体的努力，例如：故事的创作者、电影制片方、导演演员、商业运作方、字幕译员等。字幕译员作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主体之一，其翻译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字幕翻译质量的好坏。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效果衡量指标下，受众对字幕翻译的接受影响着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效果，提高字幕翻译的质量是译者的责任和义务。

电影字幕翻译实践不能脱离理论的指导，理论的先进性要求外译理念不断革新。只有译者充分认识了翻译的对象，从学理和实践的层面对其进行阐释，才能理解电影对白的特殊性，从信息性、交际性、戏剧性、艺术性的角度帮助译者树立正确的电影翻译观，总结翻译原则，指导翻译实践，提升译者的翻译能力。

通过字幕翻译促进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指向的不仅是电影制作方与发行方追求的市场价值及其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媒介在构建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能够产生的社会效益。因此，在国家翻译实践的思想指导下，重新认识电影字幕翻译实践在电影海外传播中的重要性，是在学理、能力、实践、把关等方面提升中国电影外译的理念，从而保证传播效果，促进中国电影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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