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机制公共管理论文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中低速增长和结构转型的新常态下，内外部形势变化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持续优化企业风险防控体系，对于提升企业风险防御能力至关重要。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因果机制公共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因果机制公共管理论文 篇1：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创新

［摘 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时期，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客观呼唤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教育机制。针对公共危机的特点，加强危机管理教育，是当前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着力点。要强化和谐社会建设等教育理念，凸显危机管理教育等教育内容，建构预防、抚慰等教育机制，切实形成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高效机制。

［关键词］ 公共危机管理;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

［

On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LIU Xin-geng1,2,XIA Ke-zhen1

（1.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China;

2.Political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China）

Key words: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mechanism construction

公共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很大，无论是自然原因诱发的突发事件与群体危机，还是由社会矛盾导致的社会失衡和混乱，都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甚至要超出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控制能力，对人的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造成威胁和损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经济工作与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1］（P131），必须直面公共危机，创建相应的教育机制，以利及时做好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应对公共危机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公共危机管理呼唤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创新

所谓公共危机，就是一种社会公共性质的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是指社会遭遇严重天灾、疫情或出现大规模混乱、暴动、武装冲突、战争等，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遭受直接威胁的非正常状态。公共危机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洪涝、瘟疫、流行病等。二是人为灾难，来自社会管理的失误、技术管理的事故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纵火、群集对抗、工业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受损等。三是环境恶化，人类行为或者自然原因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公共危机多发的国家，当前我国开始进入多种生态和社会危机频繁的阶段，而且情形较为严峻。2004年的台独“公投”事件、2008年的南方冰灾和拉萨3.14暴力事件以及汶川地震、2009年的新疆7.5事件等等。这些公共危机事件集中表现为以下特点:首先，自然环境灾害较多。如地震灾害发生的几率较高，特大洪水洪灾不断发生，并且受工业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影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其次，我国目前的公共卫生情势较为严峻。艾滋病、乙肝等传染性疫病患者及携带者，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不断增加。加之我国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一旦出现瘟疫、流行病，如果控制不当极易蔓延，甚至演化为大规模的公共危机。第三，工农业生产和市场流通等领域的危机爆发进入高峰期。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轨、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型的关键阶段，各类安全事故、技术事故及产品质量引发的危机事件层出不穷。第四，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逐渐显现。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引发就业、治安等方面的新问题；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等。这些问题影响巨大，波及面广，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公共危机的严峻态势，客观要求加强公共危机的应对和管理，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公共危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能有效提高人们对公共危机的认知和意识，引导人们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念，还能帮助人们坚定战胜危机的意志，激励人们去采取行动化解危机。面对重大的公共危机，迫切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整合社会整体力量、提升全民的应对能力。及时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沟通情况、交流思想、说服教育,可以缓和矛盾, 疏导情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可以鼓舞信心，导引人民群众同心同德战胜危机。在汶川、玉树地震中，广大官兵、党员干部和医务人员在危难关头表现出了崇高的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高尚精神，以及全国各地出现的众多的志愿者团队、救助义工和社会各界人民群众踊跃捐款赠物支援抗震救灾等等,都是我们平时长期注重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调控功能。它能动员人们在非常情况下顾全大局、积极配合；能抑制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控制群众非理性的冲动，将个人利益与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统一起来；能有效地化解讹传，遏制流言蜚语，在全社会形成主流思想导向，及时稳定群众情绪。在公共危机事发后的善后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具有十分重要的人文关怀功能。诸如抚慰公共危机事件导致的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心理创伤，开展社会公德、法律秩序的恢复活动等，这些都是彻底消除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

应对和处理公共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建立科学实用的机制，将预防公共危机、应对公共危机、善后处理等公共危机管理事务全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科学轨道。不仅要建立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还要建立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相应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解决公共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冲突，具有长效的预防和规避公共危机的作用。现代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冲突的原因分为物质性关系和非物质性关系，前者是指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公，后者是指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不一致以及对社会不公的不同认识。而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有赖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2］(P136)。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法制的健全，加强思想作风和廉政建设，反对滥用职权和渎职腐败，从而减少社会的物质性冲突因素。同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正确认识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正确对待社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个人利益损失,形成规避矛盾冲突的共识，从而减少导致公共危机的非物质性因素。

二 加强危机管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的着力点

国内外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促使危机管理教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重点。不仅有我国如上所述的大量典例，美国的“9•11”事件、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日本的沙林毒气事件等，无不唤醒各国政府对危机管理教育的高度重视。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虽然大多具有不可预知性和突发性，但其对社会正常管理的影响以及人们心灵创伤的严重后果，促使各国政府不得不日益重视危机管理教育。大量的事实说明，有效的危机管理教育完全可以减少公共危机事件对社会的危害。面对不可预测性的自然灾害型危机，经常性进行有关知识的宣传、有效措施的讲解，可以稳定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们的情绪，避免在天灾的基础上人祸的增加。加强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调处能力的教育，可以有效控制其危害范围和消极影响，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核心人员的有效管理，一般人员的强化教育，都是世界各国进行危机管理教育的基本内容。

从理论上看，危机管理教育应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虽是暂时的，其显性影响是短时的，但却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形式，从根本上影响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动摇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通过转变思想和价值认同的方式，使人们对国家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对社会具有充分的认同度，则是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载的重要功能。公共危机事件潜在影响的深远性、对国家政权的危害性，一方面要求加强危机管理教育，使人们认识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客观性，减少政府公信力的损伤，这就从理论上要求将危机管理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事件从其公共性来说，主要是破坏既存社会秩序和社会存在的稳定状态，影响社会存在的现有平衡，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从思想上维护现有社会存在的同一性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危机事件与思想政治教育就构成了以当下社会为平台的矛盾，成为社会稳定的否定性力量和肯定性力量的矛盾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度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突显，公共事件频发，社会利益冲突加剧，这就客观上要求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关原理运用于危机事件的处置，将危机管理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危机管理教育的相对缺失，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创建相应的教育机制。随着对危机事件处理经验的增加和知识的积累，各级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危机管理教育在危机处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性事件处理过程的独特功能，但公共危机事件一过，抗险救灾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整个工作就结束了；不少地区平时几乎不搞公共危机预防教育，不进行应急演练，甚至视其为多余。究其根源，主要是缺乏应有的危机管理教育机制。有的相关职能部门甚至根本没有危机管理教育意识，在危机管理方面只注重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危机管理部门能力的提高、危机管理人员业务能力的改善，忽视了危机管理对象和不特定社会人群的危机管理教育。由此导致了危机管理大多处于经验层面，而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危机管理经验只有“点”上的效果，没有“面”上的功能。此外，危机事件的复杂性质要求创建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教育机制。危机事件是由多因素引发的一种综合性事件，单纯依靠单一职能部门无法实行有效管理，必须实行“多元共治”，多部门协调作战。这种危机管理多元主体的客观现实，要求建立适应危机管理实际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使多元主体在面对同一危机事件时，能够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实现有效配合，使其更好的发挥整体合力。可见，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危机教育机制势在必然，既适应21世纪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实际需要，又能更好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和发展。

当前，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改革创新中，要着力加强危机管理教育的机制建设。综上所述，危机管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危机管理教育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改革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优势，可以而且应当在危机管理教育机制创新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这就要求在充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和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把危机管理教育机制的创建提到应有的高度认真研究，尽快落实。首先，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公共危机管理的科学知识，这是危机管理教育机制创建的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3］(P241)。其次，要认真研究和组织开展经常性的防范模拟训练，这是危机管理教育机制创建的关键。通过经常性危机事件条件下的模拟演习、防范性训练，提升教育对象自我保护和自我救助的能力，形成在危机事件中依法配合政府部门行动的社会承受力。第三，要认真研究和建设好教育平台，恰当选择教育途径和方法，这是危机管理教育机制创建的基础。“危机是一种打断日常生活的因果链而直面人生的突发事件和精神状态”［4］(P13)。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的内在特点，危机管理教育具有效能发挥高时效性的特点，客观要求必须选择适当的危机管理教育途径与方法。而危机管理教育又是一种“非连续性教育”，因为人的生命过程并非总是连续性的，建立在生命过程基础上的教育也就不该总是连续性的。因此，就特别需要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相应机制，建立健全确保“非连续性教育”效果的公共危机教育长效机制。

三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基本思路

（一）强化和谐社会建设等三种理念

1.强化和谐社会建设理念

在公共危机管理的视野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必须注重强化和谐社会建设理念。要注重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和谐理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崇尚“仁和中庸”，“仁和”思想有利于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在应对和处理公共危机的关键时刻，特别需要彰显“仁和”精神，促使人们求同存异，多行包容和理解，实现从“仁和”到“友爱”转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顺应这一需要，建立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教育机制，强化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要求人们在危机关头，应当具有博爱的襟怀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品质。通过和谐理念的教育和确立，尽量避免各种矛盾激化，致力于舒缓和解决旧的或新出的矛盾，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谋求战胜危机的共同意志，妥善化解各种突出矛盾，动员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攻坚，共度难关。

2.强化法治规范理念

应对公共危机必须依靠社会主体高度的法治规范意识和主动配合的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的养成，则要靠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培育。任何一个社会个体的大局意识和法治观念都不是天生的、自发的，而是外部灌输的、潜移默化的，是经过外部的教育和内在的体验逐步形成的。只有建立健全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才能落实社会主体的法治教育，才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局意识，才能为积极化解公共危机奠定必要的社会法治基础。

3.强化公共危机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29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应急演练。”［5］这种“宣传普及”和“应急演练”的机制，就是一种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要建立健全这种机制，促使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贯彻落实相关法律精神，积极开展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应急演练；促使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相关法律精神，积极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教育活动；促使各级各类学校依法加强公共危机的相关法律和知识的教育，将其教育内容纳入教学体系，培养广大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总之，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及其相应手段，大力普及和强化全体社会公民的公共危机意识。

（二）凸显公共危机教育等四项教育内容

1.凸显危机管理教育

危机管理的目的，是人们通过对危机的监测、预警、决策和处理，总结危机发生发展的规律，以期减少和化解危机。危机管理教育是一种对危机处理科学化、系统化的新型管理体系的教育，是生命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是行为的先导，行为是思想的外化。凸显危机管理教育，使全社会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危机管理，是提升全体社会成员应对公共危机意识和能力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保证，是当前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还不够重视危机管理教育工作，没有明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以至于很多人都对危机管理漠不关心，国家层面有关危机教育管理方面的立法也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凸显危机管理教育，构建具有社会化、规范化、效能化、法治化特征的危机管理教育运行机制。

2.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应对公共危机，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统领大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鼓舞斗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科学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应对公共危机的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是保障全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战胜危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贯坚持的核心内容，更是我们在公共危机管理教育中应该高度重视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当前，随着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和我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进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价值取向多向、利益追求多元的现象，有的人甚至将市场经济的原则滥化，在处理公共事务和人际关系中追求个人利益至上。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改造人的理论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指引人们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因此，危机管理教育中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将其寓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体制之中。

3.凸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

应对公共危机，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团结和鼓舞人民群众同舟共济、战胜危机的精神支柱，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贯坚持的重要内容。凸显民族精神教育，就是要在危机意识教育和危机处理过程中，着力加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教育，加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教育，团结互助的民族友爱精神教育，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教育，让各种力量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形成应对危机的强大合力。凸显时代精神教育，就是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危机预警和应对工作。要改革创新危机预警的方法载体，改革创新危机处理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危机应对的预案体系。当前，尤其要着重加强抗洪救灾和抗震救灾的精神教育，这些伟大的救灾精神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完整地体现出了时代精神的本质内核。因此，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着力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之中。

4.凸显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应对公共危机，必须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指导人们的行为选择，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世风民风的本质要求，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和社会价值导向的基本尺度，对社会主义公民精神的塑造、公民道德的培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公共危机的发生难以避免，但是人们在危机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却可以选择。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是要塑造新时期新阶段公民的崭新精神道德风貌，培养富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体，教育人们在危机应对过程中，选择爱国奉献的行为、选择服务人民的行为、选择团结互助的行为、选择诚实守信的行为、选择遵纪守法的行为，自觉与那些利用危机损人利己、违法乱纪、见利忘义的行为做坚决而不妥协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减少人们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努力将危机应对过程中的人为破坏因素降到最低，将危机应对的民族合力发挥到最大效用，保持在危机应对中的社会稳定与和谐。

（三）建构预防、抚慰等四个教育机制

1.事前预防教育机制

公共危机管理要立足防范于未然，在公共危机尚未发生前对危机进行预防，比处理危机更为重要。但人们往往无法知晓危机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降临。所以，明智之举是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规避危机的能力。这就必须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的预防教育机制，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群体性事件高发区，切实做到“有备无患”，一旦危机真正来临，人们就不会惊慌失措、错失逃生良机。正是因为如此，国家教育部做出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和家长收看今年9月1日央视经济频道播出的《开学第一课》——“知识守护生命”节目，要求全国的中小学学生每年每学期都进行应急避险教育。笔者以为，危机预防教育机制所涉及的主要对象，还应包括公务人员、企业员工和人口密集的基层社区人员。

2.事发应急教育机制

应急教育是指通过开展系列宣传普及和教育培训等活动，培养人们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强化对意外伤害应急的技能，全面提升安全应急综合素质的教育活动。应急教育旨在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唤起全社会对安全应急教育的关注和重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中的新拓展。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决定应急教育必须未雨绸缪，纳入全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常规机制。这是根本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教育，不允许有半点的轻视和懈怠。应急教育需要总体谋划与分步实施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应急实训相结合，“拉网式”的全面教育与“选点式”的重点教育相结合，公务专业人员的教育与普通公民的教育相结合，形成全方位、广覆盖、多层次的应急教育工作体系。

3.事中调节教育机制

调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疏导教育的基本方法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引导、帮助人们提高思想认识［6］(154)。将其运用到公共危机管理活动之中，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国家的政策法律为依据，以解决危机引发的问题为目的。要充分发挥调节教育手段的功能，通过交流、沟通、疏导、协调等措施，实现使危机关联人员平静面对危机、积极配合处置危机的目的。显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建立起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调节教育机制。要秉承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基本宗旨，遵循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从关联人的实际需要出发，深入一线了解和反映关联人的困惑和诉求，并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政策及时给予帮扶和补偿，及时疏浚思想、稳定情绪、解决问题。当然，这种调节教育机制要与应对公共危机的领导机制、责任机制、保障机制紧密结合来建设。

4.事后抚慰教育机制

事后抚慰教育是指危机发生后，遵循公众利益至上的原则，通过与关联人的谈心对话、政策安抚和心理诊治等措施，控制和弥补由于危机事件造成的物质利益损失和精神创伤，以帮助关联人平息情绪、慰藉精神、重塑信心、积极面对的教育活动。这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政治优势，当前更应将其功能进一步拓展，将其优势进一步发扬光大。要深入现场，深入群众，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时传递给广大公众；要借助媒体的力量，把危机的动态、政府的最新措施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及时稳定公众的情绪，积极导引心理良性转化；要积极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工作，缓释公众心理压力，提升抗受挫折的能力，帮助其尽快实现危机过后的心理恢复；要大力组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救灾赈灾活动，在精神抚慰的同时，帮助其树立开拓崭新生活的信心。

［参 考 文 献］

［1］ 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31.

［2］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6.

［3］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41.

［4］ 翁璇.试论危机的教育价值［J］.中国教育学刊，1996,（1）：13-1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9.

［6］ 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4.

作者：刘新庚,夏可珍

因果机制公共管理论文 篇2：

“风险互联”协同管理 体系的构建与启示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中低速增长和结构转型的新常态下，内外部形势变化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持续优化企业风险防控体系，对于提升企业风险防御能力至关重要。本文结合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实践，在综合考虑内外部监管的具体要求下，通过对公司风险管理业务的全面梳理，构建了“风险互联”协同管理机制，并以一次应急抗险救灾实践为例，强调风险间关联性的解析应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业务条线之间的协同配合，对于企业风险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管控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关键词 全面风险管理 风险互联 协同管理

一、引言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快速变革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在全球贸易市场中的话语权逐渐变大，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老牌经济大国相互之间的博弈日益加剧。这一变化深刻影响着当前及未来国际经济格局。2018年9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关税大战”促使市场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大，从而使自美国次贷危机后恢复经济活力的全球市场再次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与此同时，作为全球贸易增长“引擎”的中国市场也是风起云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促使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全球市场的竞争当中;而国资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经济结构调整，营造了更加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

近年来，国资委等国家监管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经营风险，抓住发展机遇，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市场规则及企业实际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但纵观横览，目前我国企业的风险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多数企业对于风险管理的认知仍停留在风险发生后的应对管理上，管理措施流于形式，部门间风险管理存在“壁垒”，降低了企业对于风险抵抗的能力，最终影响了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本文以构建风险协同管理体系为核心，提出“风险互联”的概念，通过梳理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电力”）风险管理的具体实践路径，论述在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中，企业如何应用风险间的关联，提升整体管理效率，并希望借此给相关企业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自1931年美国管理协会保险部开始倡导企业应当注重风险的管理以及研究后，学术界和企业家们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就一直持续至今。在传统风险管理阶段，风险管理的主要发展方向集中于信用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应对。在这一阶段，对于其他风险的研究、管理往往是片面的、分离的，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并不完善。大型公司的管理人员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自身工作领域出现的风险，并据此提出应对风险的工作计划（许谨良，2003;施仲波，2017）。风险管理在这一时期使用的是事后管理模式，只有管理者们认为风险存在的时候，才做出相应的措施进行管理和控制。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样，零散的管控措施并不足以帮助企业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姚丹竹，2008;王伟，2018）。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首席风险总监”等直接对董事会负责的高级风险管理人员随之诞生，标志着风险管理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此后的几年中，风险管理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澳大利亚标准委员会和新西兰标准委员会联合制定了第一个企业风险管理标准（AS/NZS4360），全球风险管理协会（GARP）成立，整体风险管理（TRM）思想逐渐成熟，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的条件基本达到。因此，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动下，美国国家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内部控制研究发起组织（COSO）于2004年出台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对企业全面风险管理（ERM）做出了详细的定义，并在2017进行了修订、完善，发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战略以及绩效》，对风险管理与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ERM框架可应用于企业内部各层级、业务条线、各部门间的业务活动，为现代企业构建自身风险管理体系、达成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Christie and Clinton，2014;Carolyn and Jared，2017）。

随着国际风险管理体系的成熟，我国相关部门也在同步跟进。借鉴于发达国家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发展经验，国资委、财政部等部委相继发布《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企業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文件，帮助我国企业在结合管理现状和需要前提下，优化完善控制流程和控制措施，建立符合内控合规要求、可操作性强且兼具业务特色的内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有效应对各类风险，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高文菁和陈晓琪，2019）。

虽然当前学术界对于企业如何构建全面风险体系的研究已经有所进展，但往往缺乏对于风险与风险之间关联性的深入探讨，即如何通过对一种风险的管控措施对另外的风险进行防控。一些学者已经发现风险与风险之间确实存在着关联性：杨懿（2010）在对钢铁行业的研究中发现了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李静（2017）发现会计风险与审计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关系。上述研究都证明了风险与风险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我们尝试提出了“风险互联”的相关概念。

“风险互联”是指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风险与风险之间并不独立存在，一个风险可能由另一个风险引发，从而导致风险的本质成因被忽视;亦有可能成为其他风险的成因，进一步演变为影响力更大的风险。

“风险互联”协同管理是指通过风险间的关联性，协调不同部门、不同管理层级、不同业务条线之间相互配合，对风险进行全链条、全方位的管控，全面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

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山东电力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公司”）风险信息库及自身实际风险管理经验为依托，按照各风险之间的联系，绘制出了“风险互联”卫星图（见图1），作为构建自身“风险互联”协同管理体系的主体框架。“风险互联”卫星图用箭头表示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不同颜色展示各风险在关联关系中所处位置，以颜色深浅代表山东电力面临的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通过对风险关联性的深入探讨，如何通过协同管理体系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将是本文的核心目标。同时，为了更好地体现“风险互联”协同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模式，本文将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对山东电力的风险管理体系构建进行详细分析，期望为相关领域提出一些浅显的思路。

三、山东电力背景和风险管理概况

山东电力是国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部设23个部门，下属131家单位（18家地市级供电企业、16家业务支撑单位和综合单位，97家县供电公司），管理1家代管县供电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75.29亿元，用工总量13.76万人，供电区域15.7万平方公里、服务电力客户4549万户，是国有重要能源骨干企业和全省最大的公共服务企业，致力于为山东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

2010年，山东电力成立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公司主要负责人担任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第一责任人，副主任为公司分管领导，成员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财务资产部主要负责人兼任，成员由本部各部门分管负责人组成，负责组织协调风控日常管理工作，并归口负责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和内控评价。公司定期组织召开全面风险委员会会议，审议内控评价及风险管理报告，审核年度重大风险;组织开展年度内控自评价，对公司本部及下属各单位开展针对性内控检查，确保符合国资委和国网公司对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体系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要求。

四、山东电力原有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按照国资委及国网公司的要求，山东电力不断完善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但由于内外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公司在风险管理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风险应对机制不系统

山东电力虽然在重大风险防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各专业风险在应对机制上缺乏系统性。一是各专业风险管理未形成标准的应对机制。由于各专业制度条款较多，专业词汇繁杂，风险管理人员在处理具体业务过程中，容易出现风险识别定位不准、风险评估缺乏数据、风险应对措施运用不合理等问题。二是各专业风险之间未形成统一的应对标准。对于专业风险管理人员而言，更倾向于以自身经验及本专业管理方式对风险进行管控，各专业间风险管理依据差异较大，未能形成一套统一规范的管控标准，不利于重大风险分析及管理。

（二）风险协同机制不完善

各专业风险在现有的风险管理协同工作机制下并没有有效地进行融合，专业壁垒现象依然存在。由于专业部门足够精细的业务职能设置，各部门（处室）仅关注本部门（处室）业务直接相关的风险即可满足基本业务管理需求，从而逐渐形成业务人员认为不需要或无法熟悉和理解其他专业相关风险的管理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险的协同管理。如电力体制改革一般由公司经法部主管，但改革过程常常伴随着舆情、维稳等风险，需要办公室、宣传部、后勤部等多个部门提前介入、协同管理，风险管理成效才能事半功倍。实践证明，风险与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多数风险的发生会直接或间接产生另外一个或多个风险。因此，如果仅对单一风险管理部门的业务范围内风险进行防控，结果就会事倍功半。

五、“风险互联”协同管理体系构建的具体做法

山东电力全面梳理各专业风险对应的业务流程、风险成因、管控措施以及风险案例等要素，深入分析风险关联性，通过构建通用化风险管控流程、探索真实化风险管理场景、打造数字化风险监控平台、建立风险协同防控新机制，初步搭建基于“风险互联”的协同管理体系，有效提升公司风险防控水平。

（一）简化与全面谋共存，构建通用化风险管控流程

对于山东电力而言，高度细分的部门及处室业务职责，意味着管理高度专业化，导致业务基础管理壁垒增加，各专业之间的风险管理事务缺乏沟通了解。为充分提升风险管控通用化水平，山东电力以重大风险信息框架为出发点，从易发生风险的关键业务环节入手，在保持全面性、专业性的前提下，对关键业务流程进行简化提炼，绘制了风险管理的模块化流程图（见图2）。同时，将各个业务环节的命名形象化、具体化、简单化，深入分析各类风险成因，对各个关键业务环节存在的风险进行提示，并明确各类风险基本管理措施，规范业务风险管理。

（二）案例与启示为借鉴，探索真实化风险管理场景

为帮助风险管理人员有效识别风险并及时、准确地进行防控，山东电力充分收集内、外部的风险管理案例，对案例的基本环境、具体成因、防控措施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并与公司风险管理流程中的环节、主要管理部门、涉及制度条款进行对应，形成含案例描述、风险成因、责任单位（部门）、涉及环节、违反制度、应对措施以及案例启示为一体的风险管理场景。风险管理人员可通过真实风险管理场景的展示，进一步加深对风险管理的理解，也可通过借鉴风险管理成功案例中的防控措施、失败案例中的经验教训，提升风险识别和管控的准确性、有效性。

（三）信息与预警求突破，打造数字化风险监控平台

为实现风险管理的可视化、数字化，山东电力梳理分析现有的风险管理指标、经营指标、绩效考核指标等，结合实际业务，以国网公司风险分类框架为基础架构，从“风险视角”对指标进行分类和提炼，搭建风控管理报表体系，初步形成数字化风险监控平台。风控管理报表体系主要包含风控管理基本情况表、重大风险关键指标表和各类风控工作开展情况表三大类，从风险管理工作执行情况和风险管控结果两个方面展现公司风险管理工作的全貌，以标准化的图表形式反映公司风险管理工作的演变，以结构化的分析方式查找风险管理薄弱点，锁定风控重点，剖析风险成因和管控方式，适时发布风险提示函，预警风险防范，加强风控工作针对性与目的性。

（四）专业与整体相结合，建立风险协同防控新机制

山东电力在充分考虑各部门职责后，深入进行业务调研，形成统一管控与各部门协同的风险管理模式，绘制风险因果思维导图（见图3），明確前端风险及后端风险，并标明主要责任部门，提高风险管理措施执行的有效性。一方面，各风险管理部门在面对具体风险时，根据业务范围内的职责明确风险的预防、应对等措施，并以“风险互联”关系为指导，积极与涉及部门进行沟通，发挥各专业部门的管理优势，对风险发生的各个环节点进行协同管控，达成风险的全流程管理。另一方面，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加强对风险的协调管控，明确各专业风险的前后端关联性，对专业风险管理措施进行审核，推出公司整体层面的风险防控计划，并推动落实，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的协同效应。

六、“风险互联”协同管理体系具体实践

2019年8月10日6时至13日17时，受台风“利奇马”影响，山东潍坊地区创1952年有水文记录以来场次最大值，暴雨和洪水导致电力设施受损严重，累计5455个台区停电，影响32.8万客户，初步估计造成电网直接经济损失1.57亿元。山东电力第一时间启用应急响应机制，实行台风灾害应急预案，充分应用“风险互联”协同管理理念，构建“纵向联通、横向联动”的工作机制。具体实施如下：

（一）建立“1+8+12”应急协同管理组织架构

山东电力成立台风灾害处置领导小组，负责风灾应对期间恢复供电工作的全面领导和指挥协调及风灾期间电力抢修工作中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和决策。下设台风灾害处置办公室，负责与当地政府、国网公司等相关组织机构联系和沟通，开展电力抢修工作，协调各专业保障组间具体工作。

此外，在潍坊供电公司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组织指挥工作，协调开展应对工作。同时，召集各技术部门专家、骨干成立应急专家组，为台风灾害事件应对工作提供技术咨询和建议。

设立8个专业保障组，成员由各专业部门牵头关联部门组成，发挥运用协同管理效应，负责执行具体电力抢修工作。

（1）运维检修组：负责组织制定抢修救援方案，调集应急抢修队伍、物资，开展设备抢修和跨县支援，及时向现场派出人员，指导现场抢修工作。

（2）调度运行组：负责风灾期间相关电网调度运行控制，研究制定调度运行保障工作方案，梳理确认电网受风灾影响范围，合理安排运行方式，组织落实调度控制措施。

（3）供电服务组：根据调度运行组提供的停电范围，立即组织梳理所影响的高危重要客户名单，及时告知重要客户事件情况，负责突发事件造成停电客户的统计工作。

（4）工程建设组：负责研究制定电力抢修工作方案，协调组织基建施工力量参加抢险救援、抢修恢复工作。同时，加强受影响地区周围在建电网工程风灾防护工作。

（5）信息通信组：负责风灾期间相关信息通信和网络安全工作，研究制定信息通信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方案，组织各单位保障信息通信系统正常运行，落实网络安全各项措施要求。

（6）物资供应组：负责应急物资需求汇总、采购、调配，并协调供应商提供技术服务等物资保障工作，提供可调用的应急物资装备相关信息，保证电力抢修的顺利进行。

（7）新闻宣传组：研究制定新闻宣传、舆情应急等工作方案。及时收集有关舆情信息，组织编写新闻报道材料，并通过公司官方微博、微信等渠道按照模板滚动发布相关停电情况、处理结果及预计抢修恢复所需时间等信息，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做好信息披露与舆情引导工作。

（8）后勤保障组：负责电力抢修后勤保障工作，研究制定后勤保障工作方案。同时，组织各单位做好医疗、车辆、餐饮等后勤保障工作，协助防控突发事件处置风险。

同时，在8个专业保障组下设立12个灾害应急管理区，建立“1+8+12”应急管理组织架构（见图4），综合提升管理执行效率。

（二）按照“风险互联”协同管理机制实施风灾期间电力抢修工作

面对此次气象灾害，山东电力及时发布预警通知，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台风灾害处置领导小组组织潍坊公司所属10家县公司视频联动，在台风来临之前完成变电站监控、可视化监拍等21个专业系统调试。运维检修组组织开展潍坊市域全面设备特巡，完成62座变电站、5座开关站防汛检查，9座变电站恢复有人值班，完成银东直流等152条输电线路、616条配电线路特殊巡视，清理树障1200余处。信息通信组立即利用公司内网、短信和微信等平台发布预警通知，要求各部门迅速通知供电区域内高危重要客户和重点客户，启动应急预案，实时汇报供用电情况。后勤保障组组织发放油锯395台、泛光灯6台、小型发电机45台、照明灯具1279套，应急重点装备维保技术人员随时待命。新闻宣传组启动新闻舆情应急，加强向潍坊市委宣传部、驻潍本地媒体进行汇报沟通，全力做好新闻应急处置工作，确保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宣传抗台保电先进事迹。

灾害发生后，物资供应组紧急调拨小型发电机等应急设备。工程建设组与潍坊公司各部门联合现场抢修，做好供电服务保障，指导并协助高危及重要客户开展自备应急发电机准备工作，确保电力可靠供应，市县公司所有抢修服务站、供电所台区经理全员备班，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客户抢修服务诉求。

通过灾后统计，本次应对风灾电力抢修工作，山东电力在电力抢修、客户服务等方面提供坚强保障，对潍坊全市619座水库泵站供电设施进行重点巡视，确保水库正常提闸泄洪;出动抢修队伍394支、抢修车辆2202台次、应急发电车20台次、抢修人员7125人次;安排农村用电安全指导小组深入灾区指导帮扶，累计发放安全用电告知书3万余份;对352户居民进行户内电路检查，排除隐患400处;对88家政府驻地等重要客户发布预警，对部分易涝、易倒灌小区发送用电提醒3280条次，积极正向引导，通过官方微信微博发布安全用电告知、抢修纪实等信息21条，争取广大市民理解支持;帮助受灾棚区安装照明灯具442只，一周之内全面恢复受灾地区的电力供应。

本次“利奇马”风灾期间的电力抢修工作是对山东电力“风险互联”协同管理体系的有效验证，通过各层级、各业务条线及部门间的协同管理，应用风险间的关联性，全流程对自然灾害破坏进行防控，有效保障了受“利奇馬”台风影响地区的正常用电，顺利完成了电力抢修任务。

七、思考与启示

瞬息万变的市场对所有企业而言，既意味着机遇也象征着挑战。在完成企业战略经营目标的路途中，高效的风险管理不仅可以提高管理者对企业各方面的掌控力，也能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洞悉风险间的关联性并利用部门协同管理的效应，则能将碎片化的风险管控再次整合，发挥出“1+1>2”的效果。基于山东电力风险协同管理体系的案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应在贴合各专业部门特点的同时，统一协同管理。各部门、业务条线内的员工在对风险进行管控时，应突破传统的观念，将目光扩散至公司层面。通过风险协同管理体系的构建，风险管理的标准被重新确立，关注自身业务所涉及的关联风险，打破部门、业务条线之间的风险管理壁垒，协同关联部门共同对风险进行全流程的管控。另外，企业要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以及员工之间的信息交流，努力实现风险资源的共享与共用，把风险协同管理的意识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及时识别、有效处理各类风险，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企业在具体执行风险管控措施时，应强化风险预警与核查。通过设定符合企业业务实际的指标对风险进行量化监控，达成风险可视化、数字化的目的。同时，依托于企业不断完善的信息系统，运用风控管理报表等工具，建立纳入风险管理指标的全面风险预警平台，针对企业经营影响较大的风险进行分级别预警，综合提升對风险的预判能力，及时、有效化解风险，实现对风险的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应对的全流程管控。

三是企业风险管控的成效与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提升、高素质风险管理精英数量正相关。员工是风险协同管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提升员工的风险管理素质，将有效促进风险防控措施的顺利执行。加强各层级员工的风险知识普及和相关培训，培养员工的规则精神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开展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交流活动，能有效促进全体员工的共同进步，实现风险管理价值的最大化。

基于山东电力“风险互联”概念下风险协同管理体系的成功构建，我们认为，随着风险理论知识的日趋完善，构建依托于企业信息系统、风险管理指标，整合各部门、业务条线风险管理优势的协同管理体系将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发展方向。这将帮助企业最终达成风险与业务发展相协调、风险与收益相均衡、风险与资本约束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目标。

责任编辑    屈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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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霞 武健

因果机制公共管理论文 篇3：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与管理研究

摘要：我国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判定及实现尚未引起广泛关注。根据我国高职教育的现状，其社会服务职能不仅不会削弱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主要职能，反而对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高职院校要形成社会服务职能与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机制，管理创新势在必行。高职院校管理创新就要确立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建立高职院校战略地图，实施战略绩效管理。

关键词：高职院校；服务职能；管理创新；价值取向

高校的职能是指以实施高等教育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机构在社会发展中应该并能够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承认高校具有三种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并认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其主要职能应有所不同。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波及各个国家和地区，高职教育已经占据了高教的半边天，并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革，其服务目标也已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就我国而言，高职院校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其社会服务职能的判定及实现尚未引起关注。本文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办学过程中的社会服务项目实施为案例，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功能判定及其实现条件提出个人见解。

一、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价值判定

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职能泛指高校为社会服务所进行的一切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等方面，而狭义的职能仅指高校除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以外，利用自身优势，以满足社会直接的、现实的需要为目的，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职能，包括承担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委托的技术开发项目，也包括各种咨询工作与社会服务等等。

不管人们所持态度如何，市场环境正在教育理念和价值观、教育管理和运行、教育投入机制和绩效评价等多方面影响着高校的行为。高职教育具有双重支撑基础：一方面由政府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和公共政策支持而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有市场服务、市场需求导向和市场竞争中的生存与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高职院校建立自主发展、主动适应、以服务求生存和以贡献求发展的机制，并适时引入院校经营提出客观要求。当然，经营学校，并不是指高职院校要以营利为目标，或者削弱其社会公益性。这只是市场机制下的一种组织导向，或者说是文化转型，即要求高职院校将各式各样的利益相关者(学生、政府、企业、赞助者等)置于决策过程的中心，通过高质量的服务(产品)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高职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已经得到确认，但对其内涵的理解仍存在分歧。多数人认为，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主要应通过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来服务现代化建设，其主导任务在于推进教学改革，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若过多关注社会服务职能，不仅将占用原本就较为缺乏的教育资源，而且有背离高职教育宗旨之嫌。笔者认同高技能人才培养是高职院校的主导职能，但对于发展社会服务职能将削弱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观点持不同意见。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性对高职教育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例如授业者不仅是课堂上的教师，也要是企业的工程师；高职院校不仅仅是一所学校，还要像是一家面向市场的企业；等等。这些要求的实现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但企业积极性不高是全球普遍的问题，而且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更为突出。因此，笔者以为，在现实中的居于弱势地位的高职院校更需要转换运行机制，通过适当地发挥社会服务职能以整合、集聚优质的社会资源，从而促进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为当地社会发展服务。换言之，针对我国高职教育现状，社会服务职能不仅不会削弱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主要职能，反而对其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二、高职院校管理创新价值取向的确立

如前所述，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有助于实现其人才培养的职能。但是，这一结论的推导是基于理想状态的假设，即高职院校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并产生协同作用。但现实总与理想状态存在差距。现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简称浙江工贸)近年来开展社会服务项目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近五六年来，浙江工贸在推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以技术应用、体教结合和文化创意等为主要内容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并将社会服务中的优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回馈高职教育主业。例如，科技应用服务工程，浙江工贸根据温州传统轻工产业升级需要，结合自身专业建设的需求，通过各种形式，或与行业协会合办，或与重点企业合作，或与大院名校合建，或自主建立，相继组建了18个应用技术服务中心，涉及鞋革、眼镜、印刷等多个行业。这些应用技术服务中心一方面承担课题，以其技术应用创新直接服务区域产业经济发展，与行业协会、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在行业信息、师资培训、学生指导等方面的积极工作，推进了相关专业建设，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对该院的国家精品专业、精品课程，毕业生就业率、起薪率、用人单位满意率及对各省市重点专业和课程的建设情况的调查，都可以证明技术应用服务对高职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虽然办学实效证明了浙江工贸社会服务项目运行的良好状态，但目标多元、资源冲突、文化认同和市场风险等各种潜在威胁始终存在，一旦这种潜在威胁成为现实的制约因素，将不利于高职院校的持续发展。因此，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高职院校要形成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良性互动机制，管理创新势在必行。高职院校管理创新，首要的就是确立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

确立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既需要对传统的学校管理进行创新，又要对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进行创新，进而促进高职院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高职院校既有教育内在的规律性，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且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高职院校自身就会不断遇到新问题，发生新矛盾，提出新任务。因此，只有高职院校自身的创新才能应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压力。沿用传统的教育管理理念、策略、方法、制度显然无法解决高职院校面临的新问题。此外，由于我国高职教育管理研究自身尚不成熟，大量的教育管理理论来自于西方，来自于企业管理理论。虽然借鉴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可以使我们开阔视野，吸取他人优势与长处，给我们以启发和帮助，但是中国的高职教育毕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简单挪用只能给理论和实践带来严重后果。

三、实施战略绩效管理的设想

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大发展，尤其是从最初的规模发展到当前的内涵建设，人们已经对高职教育管理创新进行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如高职院校战略管理、项目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等。就社会服务职能导致的高职院校管理困境而富，笔者以为其关键点在于如何使高职院校的多元目标保持协同一致，从而使其办学价值理念传递渠道保持

畅通，形成统一的管理文化，使各种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优化组合，形成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就具体管理方法来讲，高职院校实施战略绩效管理尤为重要。综观当前的管理理论与实践，战略绩效管理的方法很多，最常见也是运用最广泛的当属关键业绩指标(KPI)和平衡计分卡(BSC)。相比之下，平衡计分卡是一个包括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和员工学习与成长等方面的绩效评估指标的战略绩效管理框架，并且更为注重指标综合反映的组织与环境、成果与动因、过去与未来等各方面的平衡。在平衡计分卡理论基础上，卡普兰·诺顿又提出了战略地图框架。该理论认为，战略地图四个层面目标的协同一致是组织价值创造的关键，而连接四个层面的因果框架也正是开发战略地图所依赖的结构。其中，客户层面界定了目标客户的价值主张，价值主张为组织无形资产创造价值提供了环境，而行动和能力与客户价值主张的高度协调一致是战略执行的核心。

高职院校建立战略地图，可以迫使具有多元办学趋向的高职院校明晰如何创造价值以及为谁创造价值的逻辑关系，也就因此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通过战略描述语言，使战略在整个组织中得到宣传和沟通。多元办学趋势使高职院校面临多样化、模糊化的客户价值主张。高职院校学生(家长)客户、企业(用人单位)客户和政府的价值主张是多样化的，以哪一类客户的价值主张为核心将影响学校的战略选择。客户是高职院校价值创造流程的出发点，高职院校需要根据客户的价值主张对内部流程进行梳理。例如将其概括为育人流程、客户管理流程、创新流程、后勤保障支持流程和公共关系流程等，使各流程与组织战略达成协调一致。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可据其对客户价值创造的不同贡献归入不同流程。以浙江工贸应用技术中心为例，以技术应用与推广服务对专业建设、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贡献而言，可纳入创新流程；若以应用技术中心为中介，加强学院与行业、企业联系，挖掘用人单位(客户)的差异化价值主张，又可纳入客户管理流程。战略地图的实质就是一个变革计划，其执行最为有效的时候也就是在交流战略构想的时候。因此，它的推动需要高层领导支持以及全体教职员工的参与。教职工越了解学院战略的背景和内容，就越能在各自的权责领域内努力行动，创造对执行战略的贡献。

战略地图的成功之处就是将组织战略置于管理活动的中心，在明确其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指标体系。尽管国外也已经有教育组织运用战略地图、平衡计分卡进行战略绩效管理的实践案例，但高职院校绩效目标的模糊性、滞后性使得该理论在我国高职院校的具体运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责任编辑：许　佳]

作者：黄专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