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传媒文化管理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中美文化产业人才机制的比较，发现不仅要关注人才制度层面的具体政策，更要注重为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性的社会文化情景支持。按照这种思路，可认为美国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支点，文化产业的消费氛围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源泉，文化产业的扩张战略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活力，文化产业的健全法规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保障。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移民传媒文化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移民传媒文化管理论文 篇1：

创意文化背景下的中国音乐对外传播策略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创意文化背景下国际上各国音乐对外传播的主题、内容、方式、资金来源，以及新的数字技术变革给音乐业带来的新机遇，针对中国的现状给出，中国音乐对外的传播的建议。

【关键词】音乐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

音乐，作为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日益为世界各国重视。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升文化业，着眼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音乐业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本文尝试分析各国上对音乐业的政策与策略，并给出中国音乐业对外传播的建议。

一、对外传播的主体

政府作为对外传播的主导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要制定战略、提供政策；有所不为则是指具体的行动要交给社会组织、企业来完成。

法国在外交部设立音乐产业办公室来统管音乐对外传播推广。1997年设立这个音乐产业办公室在全世界有7个分支机构，帮助法国音乐业进行海外推广①。欧盟也帮助很多成员国建立了全国音乐作品促销组织，形成了欧洲音乐传播销售网②。

各国政府通常制定音乐对外传播的战略，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来具体实施。以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电影生产总量占世界电影产量的 6.7%，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影视产品都是由具体企业来实施的，比如CBS、CNN、ABS、时代华纳等。

韩国对外传播其文化也是企业为开拓者。比如最近在欧洲引起的广泛关注的K-POP组合就是由著名的明星博物馆公司（Star Museum）公司推广，这家公司是韩流的最主要的推动者。SM娱乐公司对外传播制定了“战略三步走”计划。第一步，韩国本土导演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出口到海外；第二步，韩国人和外国人混合编制演出团体，并将其作品出口；第三步，韩国娱乐公司在海外同当地娱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共享所创出的附加值，实现“双赢”③。

二、对外传播音乐的内容与形式

对外传播体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同时要在形式上符合受众的欣赏需求。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女子十二乐坊，其以流行音乐乐队的形式，加入现代西方音乐的MIDI伴奏音效，用二胡、琵琶和古筝、扬琴等民乐器来表现拉丁、爵士和摇滚。传播中拼接了当下流行文化中的时尚元素：炫目的视觉效果、传统的东方韵味、中国古典器乐的神秘音色、现代的摇滚阐释，通过商业化的包装策划，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来自中国的十二朵玫瑰”。

对外传播中国的传统音乐，要从主题、内容、乐器、表演形式等各个方面将“中国风”的内涵以目标对象的“本土韵”传播。

三、对外传播的方式

美国以流行文化承载音乐。美国凭借强大的商业实力，利用“流行文化”概念向世界各国输出价值观念，推广包括音乐在内的美国文化。借助具体的消费产品，比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迪斯尼、MTV流行音乐、NBA篮球等，在大众传媒和电子媒介向全世界推广音乐在内的美国文化。看看MTV频道在各国的收视率，以及格莱美、奥斯卡等奖项在国际的影响力可以说明这种传播效果有多么的强大④。

法国通过电影、电台与法语联盟，促进了香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946年，法国男歌星尤维·蒙顿为电影《夜之门》演唱了香颂歌曲《秋夜》，这首歌曲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香颂代表作。中国乐迷熟悉的碧姬·芭杜在60年代，也为许多电影演唱了香颂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办音乐节目，还通过卫星与非洲150家电台接收或传送着节目。这些音乐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国际知名法国音乐人，为其唱片打开了国际市场⑤。此外，法国坚持把推广法语作为抗衡英语、传播包括音乐在内的法国文化的战略重点。从1883年开始创建法语文化推广机构——法语联盟，目前在130多个国家设立了1100多个法语中心并接收了近4万名学员。这个联盟也成为法国音乐的推广使者。

韩国通过电视剧带动音乐传播。韩国政府在20世纪末发起“文化产业振兴”运动，以影视剧、流行音乐为先行主力，东方神起、K-pob等音乐组合红遍世界。进入21世纪，韩国本土文化产业更是大举走出国门，进军日本、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韩剧等在世界各国热播。作为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生力新军，韩国成为继美国好莱坞之后强势文化产品输出国⑥。

四、资助与资金

通过政策鼓励扶植音乐业是各国普遍的基本做法。政府扶植主要有如下几种策略：

（一）税收政策支持音乐业

通过税收政策来支持音乐业的发展是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做法。税收政策的支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夏威夷州对个人来自音像制品、电脑特技和其他电脑娱乐产品等文化创意收入免征州所得税。

（二）建立基金会支持

通过建立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形式来支持音乐业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国际上众多国家采用的一种方式。美国在《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的具体做法是：符合资助的项目提供不超过项目所需经费的50%资金，另一半以“资金匹配”来鼓励各州、各地方以及企业出资。美国联邦政府年投入约11亿美元，而州、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赞助高达 50亿美元以上。

（三）财政拨款

不少国家通过直接财政拨款来支持多元化音乐发展和公益的演出。欧盟为保证作曲家和音乐家有创作和演出场地，给音乐学校、音乐厅、录音室、古老剧院直接拨款。同时支持古典、爵士、流行、现代等众多音乐节举办。为使欧洲人不忘自己丰富多彩的音乐遗产，欧盟拨款开展“欧洲共同遗产”活动，为欧洲历史上著名作曲家巴赫、威尔蒂等举行纪念活动。

（四）非政府组织参与

政府支持那些不能通过市场解决的音乐艺术的发展，有市场的则交给社会力量来参与，通过金融资本以及公益捐助解决。形成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公司等，背后都有金融大财团的支持。

五、数字技术的新机遇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取代电视成英国青少年首选娱乐方式。青少年将浏览社交网站作为首选的娱乐消遣方式，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最注重看电视。在接受调查的16岁至24岁人群中，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每次上网时间超过3个小时。

相应的是社交网站改变了人们发现音乐的方式。原来音乐的看门人是唱片公司、广播和电视高管和杂志构成的传统媒体网络，这些人决定用户听到什么音乐。现在用户更多地是通过社交网站友人的收听和推荐来发现音乐。音乐人正在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工具与乐迷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当前，数字化音乐已经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方式。数字音乐下载成为音乐流通的新的方式。国际上数字音乐传播重要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的I系列产品已经展现出其传播数字音乐的巨大能力。苹果音乐商店iTunes从2003年问世以來已销售歌曲约150亿首⑦。另一个是亚马逊网，亚马逊除了销售图书，其产品也是重要数字音乐销售渠道。

中国音乐要想走向世界，要以数字化音乐形式，进驻苹果和亚马逊为代表的国际主流音乐传播市场，注重社交网站的传播力量，分析挖掘社交媒体用户的需求，采取正对性的措施，积极开拓国际的音乐市场。

六、创意文化背景下对外音乐传播人才的培养

在中国音乐传播到国际上，需要更多皆具传统民族音乐素养和国际传播现状的，创作、表演、传播推广人才。

韩国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韩国为推动在西方有重要影响力的音乐组合K-POP健康长久发展，文化体育观光部推行一项名为“K-POP学院”的计划。短期政府将会在韩国各大学的音乐专业设立“特色教育机构”，培养流行音乐方面的人才；中长期内，计划同韩国国内各大娱乐公司联手建立人才培养系统。对初期收益较难的海外演出活动，政府将会给予财政支持。

美国有30多所大学开办了艺术管理专业，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大量高质量的文化管理人才，提高了文化管理水平。除了自己培养，美国还从世界各国引进了大量优秀艺术人才。仅20世纪90年代初期，独联体各国有10多万文化界人士外流西方各国，移居美国的就有3万多人，其中著名人士达1500多人。这些移民对美国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针对创意文化背景下中国音乐的对外传播我们建议：

1.政府应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有所为，具体的对外传播实施应有社会组织和企业来完成。应该设立对外音乐传播的国家层面的总体协调机构，统筹安排音乐走出去战略。政府通过设立音乐发展基金以及鼓励社会资本创立相关基金等，保护音乐的多样性、提供公益音乐服务等给予奖励与扶持；通过税收等政策，促进音乐业的快速发展与对外传播。

2.音乐走向世界的内容应该是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应该符合目标对象国受众的欣赏需求和方式。

3.音乐对外传播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与集群化。通过举办音乐节、文化周等活动，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孔子学院等平台扩大中国音乐的影响力。应当与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介紧密结合推动中国音乐走出去。

注释：

①朱博英，默默.法国外交部致力于文化外交[N].世界新闻报，

2010-3.

②欧盟重视音乐产业[DB/OL].中国驻欧盟使团网，2007-8.

③文化通传网[DB/OL].

④陈秋福.美国的文化战略[N].学习时报，2009-1.

⑤新浪网[DB/OL].

⑥王庚年.文化国际传播的国外经验——以美、法、日、韩为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

⑦新华网网[DB/OL].

作者：卢智琳

移民传媒文化管理论文 篇2：

中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的比较研究

摘 要：文章通过中美文化产业人才机制的比较，发现不仅要关注人才制度层面的具体政策，更要注重为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性的社会文化情景支持。按照这种思路，可认为美国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支点，文化产业的消费氛围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源泉，文化产业的扩张战略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活力，文化产业的健全法规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保障。最后，文章又结合中国人才培养机制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文化产业 人才培养 情景比较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随着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之间张力的进一步加剧，各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其中，文化产业正作为体验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主导性产业门类，代表着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并成为各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兴性产业。美国文化产业目前约占全球文化产业市场的43%，文化产品的出口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航空航天以及食品等热门行业。这使得在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时，很有必要借鉴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以及经验。但是，这种“跨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模式，在理论上会面临着“文化情景建构”不同的问题，而在现实实践中表现为两国分属于不同复杂社会网络的生活情景，并使得来源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在中国的应用先进行理论或应用上的繁衍修正。正是基于此种“文化情景要与战略协同演进”的思想，本文在借鉴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时，不仅关注美国在制度层面的具体政策，更注重美国为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的社会文化情景配套性支持。同时，这也正是本研究选择人才培养机制作为中美文化产业比较切入点的原因所在，以便于深层次剖析中美文化产业发展的差距，并为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提供制度理论与实践借鉴。

二、美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现状

作为全球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在影视、图书、游戏和音乐等多个领域引领着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潮流。在影视方面，虽然美国福克斯和派拉蒙等公司生产的电影产品，由于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冲击，产量仅占过去总量的10%，但其制作水准却提升很多。美国电影产品在品牌延伸以及衍生性产品方面却进行了深度挖掘，如“阿凡达”品牌的開拓，除了影视院线产品外，还有类似于卡通的院线外产品推出。20世纪末，美国绝大多数传播媒体集团已经走向集约化发展道路，如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号称全球最大的传媒类公司，拥有一系列包括CNN、Netspace、HBO、时代杂志、华纳兄弟电影和华纳音乐等极具价值的品牌。总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链，凭借其规模优势开拓国际性市场，这也使得其文化产业相关人才培养机制日益成熟完善，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支点。在美国“文化产业”的概念并不直接使用，它官方文件中主要使用“版权产业”等用于泛指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产业构成。“出版”仅是指所有书报、杂志等与印刷品相关的纸质刊物的刊出；“版权产业”主要指与享有版权文化产品有关的个人和行业所从事的商业经营活动。由此可知，美国关于“文化”一词所包含的内涵和范围较有限，一般指那些与文字、美学相关的门类范畴，如绘画、雕塑、音乐、歌剧、芭蕾、小说、戏剧等；而文化产业泛指的广播、电视和报纸被统称为“传统媒体”，网络、智能手机则被统称为“新媒体”。

比较而言，关于文化概念及其内容属性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大多借鉴了国外此方面的研究视域，并结合中国实践现状较为清晰地直描出文化的本质内涵。如文化消费研究中，有中国学者认为文化消费不仅包括教育、旅游、体育、娱乐、音像、戏剧及舞蹈等服务行业，而且还可将健身养生、体育表演和赛事观赏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娱乐休闲活动纳入其中。基于此，美国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定义，虽然在广义层面上不如中国对文化产业概念界定的全面、综合，但其微观化特质却可以避免后续相关的人才培养机制陷入模糊化的争议。因此，美国这种对文化产业具体而细微的规定，可以使相关人才培养机构始终围绕着文化产业相关的中心领域展开，并为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了扩充展开的稳定支点。

第二，文化产业的消费氛围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源泉。美国文化消费社会氛围浓厚，相关需求旺盛。在美国公共场所，民众随地阅读的场景十分常见；自200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每年秋季在华盛顿纪念广场举办全国的图书节，读者与作者可以当场随意地沟通，以引导读者养成“读好书”的习惯。美国人还喜爱看电影，一般的商业中心和博物馆内都配套建有影院，而各类报纸也普遍设有电影专版，如纽约时报会有多达八个版面的影评。文化对美国人的外在侵润还表现在具体的建筑上；如最能体现华盛顿特色的就是种类繁多的博物馆、纪念馆，旧金山在国际机场内部建有六个专题博物馆，芝加哥将城市中最美丽的密西根湖滨岛屿连接陆地的区域专门用于建设各类文史博物馆。

同时，美国这种文化消费热潮又引领着文化志愿者行动的发展。据统计，全美每年有近40万的文化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文化艺术机构工作和提供免费服务。如果将每个志愿者服务时间定为每周8小时，那么全体志愿者服务时间每年高达1.5亿小时，按照美国2009年最低工资标准（7.25美元/时）进行经济效益折算，仅志愿者的服务就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公共服务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引入志愿者行动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创造经济价值，而在于社会道德风气的示范性作用，并提升了美国民众对从事该项产业的热情。基于此，美国文化消费热潮所带来这些具有良好训练经历的志愿者以及被他们所影响的社会人群，都可以为文化产业后续的人才梯队建设提供不竭源泉。

第三，文化产业的扩张战略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活力。美国文化扩张战略的实施主要体现以“文化”为主的对外交往上，强调对外施加文化影响和从事文化渗透活动。1946年，美国开始实施文化外交历史上有名的Fulbright项目，目前已吸引全球几十万人到美国进行学习交流。1954年，美国已在30个国家设有70个图书馆、21个文化中心。自二战时期，美国就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优势和积极的对外宣传，利用各种条件从世界各地网罗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和文化艺术人才；这一国策延续至今，美国始终积极吸引海外人才至本国工作，而大量移民确实给美国文化产业市场注入“新鲜血液”，全面拉动美国文化产业各个方面的发展，使其文化产业发展始终领先于世界。

在人才引进的同时，美国还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本国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丰富的人才储备使美国的文化产业具备强劲的后续发展潜能。在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和文化管理人才的培养方面，全美有近30所大学开设了文化及艺术管理学等专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专业学位的高质量文化管理人才。以游戏产业为例，随着暴雪公司魔兽争霸游戏的流行，以及相关虚拟游戏装备交易市场的活跃，这表明全球电子游戏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随之与日俱增，这推动全美各大学相继开设与游戏专业相关教学课程，如乔治大学提供游戏设计的专业认证课程，凤凰城艺术学院新设游戏艺术设计的本科教育，宾夕法尼亚大学则推行电脑图形技术的研究生教学。由此，美国文化产业的战略扩张不仅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新生力量，而且还促进美国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和文化管理人才的储备，从而不断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新鲜活力。

第四，文化产业的健全法规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保障。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战略，具体的措施是：设置隶属于国会图书馆的版权办公室，该室主要负责版权的登记、申请、审核等工作，以及为国会等行政部门提供版权咨询的服务；单独设立美国贸易代表署，该署主要负责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贸易谈判；设置商务部国际贸易局和科技局、版权税审查庭以及海关等相关配套性的行政部门，主要负责文化知识产权的进出口审核工作。除此之外，随着版权产业发展的需要，美国还成立了一些直属政府部门的工作小组，全面加强版权的监控与保护。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随着国情的变化而变化；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早期在科技和文化创新能力方面全面落后，这使得美国在当时知识产权政策上采取明显的本土保护主义以扶持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美国早期的专利制度拒绝为外国专利拥有者提供同等国民待遇，并拒不签署当时由欧洲国家发起制定的知识产权国际化条约。

目前，美国在科技和文化创新能力方面已经具备领先于世界一流的水平，这样在加强国内相关立法的同时，美国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还大力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强国际版权保护以为本国的文化产业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并逐步实现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接轨。同时，在文化产业新兴的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美国为了适应未来信息经济时代对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新制定和颁布实施多部数字化的产权保护法案，构建全面系统的数字化产权保护体系。这些健全周密的产权保护措施可以极大地激发从业人员的文化创作激情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例如美国软件产业对其经济所作的贡献已超过本国其他任何制造业。由此，美国文化产业的健全法规可以使得文化人才市场有序规范的发展，并为其人才培养机制提供有力保障。

三、中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困境

中国人口总量虽为世界第一，但这仅意味中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并不代表有数量众多的高素质人才。对中国文化产业而言，如剧本创作、舞蹈编排、影视表演、动画设计等行业普遍存在高精尖人才极度缺乏的局面。据统计，中国目前在网络游戏方面有达60万的人才缺口，影视制作、动漫产业也有非常强烈的人才需求，目前动漫产业的从业人员尚不到一万人，远不能形成运作成熟的动漫产业链；在传媒行业中，擅長媒体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不足1%。更为值得忧虑的是，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和文化产业的整体升级，中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必将日益严峻，这将制约文化产业未来的后续发展，并影响国家关于文化振兴规划战略的实施。

从客观上分析，造成中国文化产业人才困境的局面并非一时所致，其首要因素可归纳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思想观念的制约。传统的文化管理体制仅强调文化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功能手段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必然附属，忽视甚至排斥文化作为消费产品的商品属性。因此，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与文化产品有关的生产、流通及消费活动仅根据行政计划命令去完成，无法在社会中自发完成文化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此时的文化产业仅可以称为“文化事业”。直至改革开放后，文化产品开始逐渐由福利事业向个人消费领域进行转变。但由于各文化部门原属于事业单位，多数管理人员并没有经营管理的素养和市场运作的经验，仅依靠传统行政管理思想进行文化产品的市场化运作，在文化产品局部短缺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性发展，但随着文化市场的日益成熟，以及国外文化产品的引进，这使得因传统管理思想对文化产业后续发展的限制性影响越来越大。

教育因素可归纳为影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次要性因素。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家高校设置专业的审批权归属教育部，这使得各高校不能及时根据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去调整文化产业学科的设置，从而导致专业教育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进入文化产业发展的繁荣期，但直至2003年底，中国高校才开始设置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40余家高校陆续建立的相关教学试点中，仅有少部分直接以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名义进行招生，更多则是附属于如“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目前，各高校还没有统一的教材版本，虽然在全国性的文化管理类学科建设会议上年年呼吁，单仍未形成共识。不少专业教师因是从其他专业抽调而缺乏系统的、跨学科的知识积累与学科素养，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实际运作缺乏清醒的认知与把握，从而影响了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一般而言，“创意、创新、创造”是衡量文化产业人才的核心判断标准；如何培养初学者的“三创”能力是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最为核心的问题。在授课过程中，教学实践作为具体的操作性环节，是锻炼初学者的创新思维并激发其创意灵感的重要手段。但现阶段的教育环节却更多采用文化产业理论讲授方法进行教学，实践教学与产业运作的脱节使得文化产业的相关教育脱离产业发展的现状，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实际创作的意识和能力。因此，按照目前这种常规的教育模式，仅能让普通学生对中外文化常识、相关法律法规、文化产业发展脉络有所初始，而真正涉及到文化产业实践经营性管理，特别是与投融资机制接轨等综合应用性问题却不具帮助性。总之，中国高校教育体制短期内难以调整，在这样教育环境下中国文化产业不仅难以摆脱人才困境的制约，而且也缺乏文化创新的“社会生态土壤”。

四、中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对策

首先，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意识，加强法制化管理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前提。结合以上情况的分析，可发现要彻底解决文化产业的相关人才短缺的问题，仅依靠高校单方面的教学改革可能还不够，它还需要文化管理部门首先形成全新的产业发展和管理的理念。这种新的文化发展和管理思想观念，不应是一个单方面的理念，应该是一个主要包括文化经济观念、文化产业集群观念以及文化产业全球化观念在内的综合性理念，这样才可能保证中国文化产业能够在一个开放先进的体系中发育成长，不仅能够在中国形成完善的产业集群链，而且还可以完成文化产业资源的全球化配置。由此，产业的发展才能够进一步拓宽人才培养渠道，以满足中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法制化是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美国文化产业可以持续性繁荣增长的重要保障。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制化，文化产业也只有在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壮大。在未来的发展蓝图上，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崛起以及与他国文化产业交流的增多，中国为了维护文化产业整体的经济利益，促进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水平，必然会如同美国那样开始全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以加强对相关文化企业及个人知识产权的保护。由此，中国文化产业必然由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向现代法制治理模式转变，并通过政策性法律法规的形式去有效保护文化产业发展主体的知识产权，最大程度地激发文化产业人才的创新动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其次，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仍是解决目前文化人才短缺困境的主要手段。目前高等院校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方面还仅处于基础教育阶段，在没有良好实践教学环境和手段的前提下，文化产业专业的毕业生将面临着就业的困惑。一方面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却面临失业，说明高校的教育方法和手段需要调整。具体可以分几步走：（1）利用高等院校和相关机构力量培养文化产业的高层次人才，可以在培养文化产业专业本科教学基础上发展研究生教育，以尽快解决专业研究人员和高校师资不足的问题；（2）鼓励教师通过挂职、兼职等方式走进企业，参与企业的项目开发与研究，强化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3）针对文化产业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通过制度建设与监管，大力推进实践教学和校企合作，开放职业认证资格的培训，邀请相关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才走进校园，担任兼职教授，以培养应用型专业学生适应企业发展的专业素养。

最后，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专业人才的创意能力，如何克服相关人才培养机制中可能会出现的“固化效应”是问题关键。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传统的工业产业，对于不同消费者的精神需求而言，它总是充满着个人的特性，并导致文化产品也必须符合个人特质才有可能吸引相关消费者的青睐，而这种体现个性的文化产品又总是在创作者充满个人创意的过程中完成。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应试升学”，这种因目标固化而带来的学习固化从而扼杀了个人创造力，这与创意人才的培养标准极不相符。在文化产业教育过程中，这就要求教师做到因材施教，充分了解每位学习者的兴趣特长，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消费者的精神消费不能简单地用物质进行换算，这使得文化产业的成果价值测量具有不可控性，因此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中还要强化学习者非智力性因素的训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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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亚民.高校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13] 曹宏.中国文化产业中创业人才的困境与对策[J].山东社会科学，2011（10）

[14] 李艳.对当前高校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C].创新驱动与首都“十二五”发展—2011首都论坛文集，2011（11）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042）

（责编：贾伟）

作者：孟华

移民传媒文化管理论文 篇3：

意识形态工作也要改革创新

201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六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这是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做舆论准备的形势下召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意识形态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

习近平这一论断对于指导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其提出的“大宣传”的理念、“网上舆论斗争主战场”的观点发人深省。在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到相当高度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绝不能颠倒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总的来看，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服务于经济发展，“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领域存在的问题的综合反映。所以，不能割裂意识形态与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当前，我们正处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在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产生很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特别是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五大问题：一是城乡、地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存在两极分化趋势，这在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又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大国，是个严重问题；二是社会事业、民生建设滞后，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市场经济竞争更趋激烈，住房贵、看病贵、读书难成为民生“三大痛点”；三是土地、水源、空气受到污染，生态环境出现问题，直接威胁到民众的健康；四是腐败现象蔓延，不但党政干部，而且社会上有实权的人也在搞腐败，从吏治到司法到舆论，存在体制性腐败现象；五是社会弥漫着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气息，一味崇尚权力、金钱、关系，唯利是图，诚信缺失，精神空虚，道德滑坡。以上种种矛盾和问题即“转型期陷阱”，如果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逐步加以切实有效的解决，必然带来传统意识形态的虚化、淡化、空心化。应当说，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受到“转型期陷阱”的挑战太大了，这是当前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亟须面对的问题。

因此，在处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上，我们仍然要坚持经济建设是头等大事，发展才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我们的长期任务。经济建设是发展其他各项事业的基础和保证。各项工作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意识形态工作也不例外。其主旨应当是鼓舞、引导、动员人们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同时，一定要结合克服“转型期陷阱”的各种矛盾，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实、做好、做到点子上。

警惕意识形态工作走入运动化的误区

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了一些苗头，正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警惕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束缚群众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创新进取的羁绊，警惕意识形态工作走入“运动化”的误区。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决按思想工作规律办事，以人为本，依法处理，重在说理、引导、教育、感化，而不能以简单粗暴的行政的方式处理问题。任何“运动式”“严打式”“示众式”的方式都不适用于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粗率地封网、删帖、屏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是与今天法治社会、网络社会的历史潮流相悖的。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多发，再加上新时期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宣传思想工作已面临与以往大为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倡导“不争论”，强调“实干兴邦”，以宽容平和的态度包容多种思想、多种理论、多种意见，是意识形态自信的体现，也是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必然要求。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工作不应将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建设之外，吸引到网络上的“主义之争”“路线之争”上去，影响和阻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采取适度的宽松政策，避免过度施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和巩固。而保障网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形成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市场，必将对我们步入新一轮发展周期大有助益。

意识形态工作也要坚持改革创新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意识形态工作也必须坚持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虽然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有所改进，但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相比，与进入大数据时代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创新要求相比，不能不说还存在不少弊端亟须改革。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积累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丰富成果，特别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有益探索，为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从现实环境出发，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我们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意識形态工作的特有规律，把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以赢得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广泛赞同与欢迎。

必须看到，目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整个改革的大局是不配套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执政党、国家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少问题。对共产党员的思想信念、道德品格的要求与对广大非共产党员的公民的要求，当然不能相提并论。而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恰是社会不同阶层人们不同利益诉求的直接反映，更不能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相衡量、相要求，搞成全社会舆论一律化、思想一律化、信念一律化。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在半途，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处在半计划半市场状况，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利益的固化。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口头上空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际上悄悄把存款、财产转移到国外，把家人、子女移民到国外。这种人越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越损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就越被社会挖苦嘲笑。近年来，不少厅局级、省部级甚至是国家级的腐败官员被揭露出来，他们平时高唱理想信念，俨然是马列主义的忠诚信徒，而背后却干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的不可告人的勾当。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两面性、虚伪化和空心化，导致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领域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信仰空白，损害了整个社会风气。

要提高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本身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导致意识形态出现了两面性、虚伪化、空心化的现象。我们要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给媒体创造了什么样的舆论环境？为什么涉及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敏感点的问题，下的指令是“这不能宣传”“那要宣传控制”？这就提出了一个党管媒体的科学路径是什么，以及今天我们如何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问题，这特别值得我们下功夫认真研究、切实解决。

党对新闻宣传的领导，主要是对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把握，是对一个时期思想动向的正确分析和应对，以及对新闻干部的管理，而不是直接代替总编辑办报。严格来说，当前国内不存在纯粹的体制外媒体，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报纸编辑部方针政策的原则指导、思想动向的大局研判以及干部的选拔任用，体现党对媒体的权威性管理。如果有媒体干部不胜任党的宣传工作，可以调换，但一旦任用了合适的总编辑，就应充分授权，不宜越俎代庖，代替总编辑去干预具体的办报业务工作。

坦率地说，党的宣传管理部门有些领导同志像管理“列车运行时刻表”一样，把行政管理方式搬用到新闻宣传管理中，直接介入新闻报道方式和流程；管宣传的部长甚至是处长俨然成了报纸的总编辑，而报纸的总编辑成了总编室主任，等因奉此，照办不误。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是强化了对新闻媒体的管理，确保任何环节不出一点纰漏，实际上却扼杀了新闻工作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降低了宣传管理的实效，反而让党管新闻的位势降低了。按照这种做法，出现了千报一面，全国媒体按某个时刻表同时宣传树立某个典型，而不是由领导部门提出当前宣传的某种价值观，让各媒体自行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典型人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管得太细太具体，缺少对媒体人应有的信任与尊重，这样做大大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实效。正如有位地方党委领导视察主流媒体时说的一句话：“对报纸编辑记者要存敬畏之心！”党领导媒体，就包含有党的领导人应当尊重媒体工作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对互联网的切实有效管理。网络管理不应局限于消极的删帖和注销网友账号，关键是推动和保障社会各群体都能上网表达。只有促成信息的自由流动，才能达到信息的自我净化。要相信互联网有信息自净机制，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中国抢盐风波在微博上就没有任何市场；还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功能，不一定由政府出面既反左又反右，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当然，领导部门需要以适当方式放大理性的声音，缩小和孤立不理性的声音。

为提高党管媒体的科学性、法治性，新闻宣传管理部门自身也必须接受监管，避免公权私用和主观随意。自1992年市场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以来，行业监管者自身也要接受监管已成政府和民众的共识，大众传媒管理部门也不宜例外。能否遵照法定程序实施管理，管理规则能否透明公正和客观量化，被管理者有没有权利救济渠道，这些都是涉及一个行业正常运转和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

我们看到，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监管者十分辛苦，不舍昼夜，全神贯注，随时捕捉和制止过多负面新闻和议论的扩散。而网站运营商因为帖文管理任务重、所需人力多，硬是把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做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这样灭掉的只是大众传媒中的“明火”，而不是基层村头街头的“暗火”或“地火”。社会深层矛盾尚未得到真正解决就被隐蔽起来，没能给基层官员以必要的警戒，却给老百姓留下腹诽，等到下一个突发事件爆发时，可能需要全社会付出双倍的成本来化解。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监管者掌握着没有边际的权力。这里包括多重角色的混淆：中央级监管部门本应秉持“北京立场”，以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公信力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为宗旨，但当地方屡屡以“维稳”相要挟时，却经常为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某些无良官吏“背书”，默许地方政府间的“跨省删帖”现象，这些都在客观上消解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现行体制的公信。

还有关键的一点，监管者的主观裁量空间过大，对新闻和帖文的放行与否取决于监管者的价值判断、审美观乃至瞬间智力表现。这是很大的问题，需要有法律的规范。同时还要注意，监管过程缺少质询和监督核查，容易给监管者的权力寻租提供不小的缝隙。证券监管业王益的腐败大案启发人们，新闻传播监管中可能也存在着某些腐败，至今未能浮出水面。
广东乌坎事件中群众集会现场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日常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中，创新社会管理，破题社会建设，出现了不少大胆的改革尝试。而新闻报道和互联网管理却经常表现出某种滞后性。例如，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被民政部赞誉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典型案例”的乌坎事件，一度曾是媒体报道禁区和互联网上的敏感词。虽然主观上是善意的“守土有责”，但从实际效果看，却是在给改革尝试增加阻力，给无为惰性增加动力。

新闻宣传要为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加强网络舆论的对冲机制，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做大做强网络正面舆论。目前我国已有约17万家政务微博；中央级媒体的“法人微博”都有几百万粉丝，解放日报社的“法人微博”开通较晚，也有了45万粉丝。有专栏作家认为：“《人民日报》近来对热点话题的不回避乃至主动介入，已使这份最高喉舌重新夺回‘麦克风’，从机关办公桌走向新媒体阵地，成为中国社会议程设置中的关键力量之一。”

二是对网络意见领袖分类管理。有同志提出：包容本地网友，包容有产者，警惕游民；包容体制内批评者和书斋型的学者；创造条件，鼓励“意见领袖”与政府部门对话，接触主流媒介。“意见领袖”失去在大众传媒发声的机会，容易剑走偏锋，越是边缘化越是激进化。这些建议，我认为很有见地。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个制胜法宝，今天仍然有用，不能只剩公權强力，需要社会力量刚柔并济。特别是思想文化管理，更多地需要柔性手法，努力发展网上的统一战线。同时，在社会转型期，思想意识领域有不同看法，以及民众对深化改革开放各抒己见，都是正常的，只能引导，不能压制。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应当保障，舆论一律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同时对于极左和极右的观点倾向，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对于网友和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偏激表达，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范围内，不妨给予宽容，不宜滥施公权强制。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解决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是对于政府较为警惕的右翼知识分子，也不妨包容其中的温和派，用以“对冲”和制衡极右翼。更要在实际生活中，缩小过大的社会收入差距，努力维护社会公正，釜底抽薪地消除极端主义的土壤。所以，对群众思想认识的偏差和尚不构成违法的激进诉求，动辄找发声者的麻烦，网络“封号”或线下“喝茶”的做法，似应审慎和避免。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重启全面深化改革，首先需要为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开闸放水”。坚持党管新闻这个政治底线，同时迫切需要提高政府对大众传媒的监管水平。允许和鼓励新闻媒体和广大网民，如实报道和议论社会真实的运行状况，贡献鲜活的社情民意，给政府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提供丰富素材。

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应成为共产党人执政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互联网，促进官民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为国家也为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作者：周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