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论文

内容摘要在科学史和哲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从内涵上看，这一名言与现代知识观相一致。然而，现代知识观由于只关注知识与世界的关系，陷入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大困境。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论文 篇1：

论“科学是历史范畴”

[摘 要] 科学是历史范畴，其内涵与外延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顺着远古时期、由古希腊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至今的历史轨迹，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历史观三方面考察科学的内涵，并由此推知其经历了从混沌与混乱，到有序与分化直至今日的混沌与融合的变化。揭示科学是历史范畴这一客观事实，有助于辨别形形色色的科学真伪之争以及理解和把握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关键词] 科学； 历史范畴；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历史观

对于科学的定义不计其数。笔者认为，科学是历史范畴。科学的内涵与外延随历史进程而发生变化。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观三方面考察科学的内涵，并由此推知其外延的变化。揭示科学是历史范畴，有助于辨别形形色色的科学“真伪”之争，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一、原古时期：混沌与混乱

原初时分，先民的生活深深嵌入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洞悉周围的每一个细节及其变化，所有这些都与他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先民以全身心沉浸在语境之中，感悟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科学与技术不分，以及科学、艺术和宗教不分。

远古时期，虽然无所谓本体论、认识论与历史观之分，但大致可以认为，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在内涵上具有三个相应的特点：

其一，对象与主体不分，与语境不分，知识没有从对象、主体和语境中分离出来，既无本体论可言，又隐含着本体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合一。事实与神话不分，是审美，也是宗教，可以说，有多少种人类的活动，就有多少种科学（同理，也就是有多少种艺术，多少种宗教）。主体向外界的种种投射，它们本来相通，隶属于同一个主体。后来有些人以科学的方式，有些人以宗教，有些人以诗歌或艺术的途径去认识或领悟世界。人的内心世界随人类活动的不断分化而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以至发生科学与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对峙。

其二，认识与实践不分。一些学者认为，古代是先有技术，再有科学。实际上，古代的技术中包含了科学。真实与想象甚至梦境不分。“知识”，往往用图像、音乐、格言、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野性的思维》和《原始思维》详细考察了先民的思维方式，其主要特征是集体表象、互渗与整合。野性的思维是未驯化状态的思维。

其三，既是动机和期望，也是结果，譬如学蛙鸣以求雨，还有咒语、灵符、偈语、禅机等，甚至就是巫术。远古时期，人类的各项活动没有分离，无所谓“科学”，实然与应然不分，也无所谓“规范”。一切都充满特殊的价值，具有神圣的魅力。《金枝集》是今人理解，实际上也是“感悟”原始部落生存方式的一把钥匙。

一言以蔽之，处于混沌状态，这就是原始科学的内涵，由此也必然导致混沌的外延。

然而原始科学又确实具有另类的“外延”，这里的“外延”不是概念所指的一类事物，而是各部落生存的边界。居住于不同自然环境，从事不同活动，具有不同生存方式，必然形成部落所特有的意会知识。在特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图腾。所谓图腾，其本意即“他的亲属”，当然因“他”而异。鄂伦春人的巫术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的巫术相去甚远。在某种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尼安德特人并不猎杀所有动物，只是特定地猎杀熊和鹿。在古代艺术中，希腊人作品上的线条多为线段，中国人的作品上则喜用曲线。即使乘法表和历法，各地仍有自己的烙印。印度人发明了“0”，几何学诞生于古埃及人丈量土地的基础之上，如此等等。可以说，在远古时期，有n个部落就有n种科学形态。这些知识嵌入于特定的部落，嵌入于特定部落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之中。原始的天人合一，不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合一，而是特定的人与特定的自然界合一。

各民族的科学深深嵌入于特定的历史和语境之中。生活在热带雨林，冰天雪地，大洋中的岛屿，或是大河上下，在日常生活——也就是生产实践活动，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千差万别，是典型的“地方性科学”，彼此间不可通约，因而处于混乱状态。

混沌与混乱，前者是原始科学内涵和外延所处的状态，后者涉及原始科学的外延。科学的原始阶段延续几十万年或更长时期。

二、由古希腊至20世纪上半叶：分化与有序

科学由古希腊直至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分化和有序的阶段。分化，人的知行分化，内心的各种意向与能力分化，核心是本体独立于主体，物我两分。科学与技术分离，事实与神话分离，认识与实践分离，现象与本质分离，以及科学、宗教和艺术，真善美渐次分离。有序，洒落在各民族乃至各部落内涵不一的科学因素开始归拢起来，寻找其间的共同之处。其一，本体具有规律。无论是目的论、因果论，还是循环，强调的都是秩序和规律。以科学为代表，这一期间的知识（还有启蒙运动理念和市场经济）基本上都是以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形式表达出来，处于混乱中的民族在彼此间有了共同的内容；其二，科学方法——马克思概括为“两条道路”：得到普遍应用；其三，科学成为人类的事业，科学家是人类的英雄。

这前后两千年又可以区分为三个环节。在古代，科学与自然史原始的一致，近代是回溯，20世纪后再度与自然史一致。其中的两次转折，即是发生于17世纪与20世纪的两次科学革命。

（一）自然哲学

之所以往往诸事均“言必称希腊”，是因为由第一阶段的混沌到第二阶段的分化肇端于希腊，从混乱到有序也源于希腊。

古希腊人为第二阶段确立了目标和规范——探寻不变的存在。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物我两分，自然开始成为认识的对象，形成初步的对象性关系，这就是分化。“自然哲学”这一称谓即说明这一点。“不变”，即发现事实和规律，在自然哲学中就是始基演化说。在众多学说学派中，始基演化说显示出在本体论上的共性，从而走出原始的混乱；尤其是欧氏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科学“应当从经验客体的现象上去寻找背后的本体，从而达到认识自然界本质规律性的目标。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之作为古希腊本体论最高成就的最重要之点所在”。[1 ]

希腊自然哲学的标准形式是“始基演化说”，由水、火、原子、数等始基演化出万物。中国古代的哲人构想出道、元气，由阴阳和五行的运行生成万物。这些想法虽然缺乏依据，但在总体上反映了试图在思想上再现宇宙的演化图景。普林尼在纪元初写了《自然史》，虽然在实际上是博物史，但其次序却是顺着宇宙的演化次序：先是“宇宙理论”，一直到地球、地理，最后才是植物、动物和人。这就是第二阶段的第一个环节，科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过程上与自然史原始的一致。

希腊由哲人从事认识，奴隶从事实践，二者分离。有一个独立的存在，这个存在一定有规可循，否则就难以理解，以及可以通过理性和一定的程序，来发现这些规律，譬如始基及其演化。在方法中，重要的是演绎，由直觉得出的始基、本原推出万物。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苏格拉底的辩论术，柏拉图的“不懂数学者不得入我门”，特别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后期也开始注重归纳，普林尼的《自然史》主要是记录。实际上，自然史常常被称为“博物史”，是科学在第二阶段初期的一种形态。

古希腊哲人的价值观集中体现“知识至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流传至今。

（二）近代科学

经过千年的中世纪，经历文艺复兴运动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以及宗教改革，近代人又回到对自然的探索上来，与古希腊人一样，旨在揭示事实与规律。区别是，科学家们不再构造体系，构思宇宙的演化过程，而是从演化的结果回溯，从当下缤纷的现象揭示本质。

近代科学革命，摒弃动辄作全面概括构造体系的方法，走上了分析之路，并由此获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物我两分，确立对象性关系。培根表示：“目的因，除了涉及人的行动的那些之外，并不能推动科学而只足以破坏科学。” [2 ]1616年在罗马法庭上，伽利略为自己辩护：“从事实验科学的教授们并无力量可以随意更改他们的见解，以及左右摇摆”，可以改变契约、合同、票证或商业的见解，“但不能以同样的力量去改变关于自然与天体事项的实验结论”。[3 ]经过牛顿的工作，人成为“一个庞大的数学体系的不相干的旁观者，而这个体系的符合机械原理的有规则运动，便构成了这个世界……一个冷、硬、无色、无声的死沉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运动的世界”。[4 ]

从古希腊开始，科学的各个分支，从几何学、力学，到近代兴起的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由简单到复杂，在量子阶梯上由低到高，逐一与文化相分离。与人的关系越近，越是嵌入于文化之中，分离的时间越迟，难度越大。在17到19世纪生物学的发展中，各种意识形态，如传统的宗教、时兴的浪漫主义、复古的自然哲学，以及启蒙运动等，都从不同角度介入，试图从中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走出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走出中世纪盲目的信仰和神秘主义，笛卡尔开始了“认识论转向”。近代科学在革命之初并未发现新的现象，天体、单摆、落体自古至今依然这样运动，“革命”，在于认识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转变。其核心是笛卡尔的理性和培根的归纳，以及二者的结合。而后，不仅科学成果是由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而且方法也日益成熟，有规可循。在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上”，实验方法肩负重任，促使认识进一步远离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通过重复博弈揭示本质，通过演进博弈推进发展。

近代科学革命的另一项成果是，科学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人类的活动。到近代后期，科学与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其他活动相分离，成为一项人类的事业，其标志是“小科学”或“为科学而科学”，科学家也成为独立的社会角色，乃至人类的英雄。《从黎明到衰落》一书的作者巴尔赞把“一个沉浸在研究中的科学家”奉为“资产阶级美德的楷模”。[5 ]

第二阶段中间环节总的特点是马克思“两条道路”上的“第一条道路”，经由抽象、分析等方法，“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也就是由现象揭示本质，由现状回溯到起源，得到独立于对象、主体和语境的非嵌入编码知识。默顿规范提出后之所以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是因为默顿在20世纪40年代所概括的，主要是处于第二阶段第二环节，也就是马克思第一条道路上的科学活动，其目标指向是唯一的“最贴近的规定”；因而具有公有性、普遍性和诚实性等规范。默顿规范并不适用于科学发展的其他阶段，甚至也不完全适用于第二阶段的其他环节。

时至21世纪，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所谓科学，实际上只是第二阶段第二环节的科学。其内涵是铁的事实和普遍必然的规律，严格的方法，以及默顿规范，从而把千差万别和瞬息万变的现象提炼、抽象、收敛到“最贴近的规定”；其外延明晰，界限分明。

（三）现代科学

20世纪，在大部分领域的大部分科学家依然在孜孜不倦寻找规律，把规律扩展到宇观和微观领域，延伸到生命世界。爱因斯坦对上帝掷骰子感到不满，对决定性怀有坚定的信念。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现代科学革命开启了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随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由第一条道路到第二条道路，由此而区分第二阶段的第二、第三环节。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结合物理学，开始在以本质解释现象，由组成的要素说明整体，重现对象的生成过程。30年代由原子上升到分子，50年代由分子上升到生物大分子—核酸与蛋白质。生物学与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以及生态学等结合起来，成为生命科学。在“第二条道路上”，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学科体系与自然史相一致。“第二条道路”还表现在抽象的概念与个别的对象，以及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现代科学革命以来，往日分离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相对论表明，时空与观察者的状态有关，不确定原理同样说明，观察者影响测量结果。在“第二条道路”主要采用综合与演绎等方法，公理化方法重新受到关注，着眼于整体与全局的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应运而生。“整体”进而把主体包含在内，既关系到本体论，也涉及到认识论与方法论。

其二，物理学结合天文学，继续在“第一条道路”上，沿自然史回溯，由原子到核与电子，到质子和中子，到夸克……。这样的努力至今不渝。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开始由“小科学”扩展到“大科学”。贝尔纳出版于1936年的《科学的社会功能》表明，经历数百年的分离之后，科学与社会重新融合的必要性和由此发挥的强大功能。

从古希腊到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近代与现代两次科学革命，形成了三个环节，总体而言，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边界相对清晰，科学提供了普遍一致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科学在社会中承担了求真的职能，成为社会的基础。

三、20世纪中叶至今：混沌与融合

相对而言，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始于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希腊化时期，第二阶段中三个环节间的两次科学革命，这些转折都较为清晰；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则可以认为由第二阶段的第三个环节悄然转化而来。当然，在漫长的岁月中，以往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变化看起来只是一个点，此刻，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看似没有转折，放到未来历史的长河中也可能只是一个点。

第三阶段的根本特点是混沌与融合。混沌，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淡化；融合，科学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宗教、艺术相融合，科学与技术融合，知行合一。

在沿第二条道路推进之时，第二阶段科学的主旨，“有序” “分化”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其一，生命科学领域的“可重复”难以实现，实验对象与条件难以精确复制，生命所涉及的领域之庞杂难以想象，不仅是传统的物理和化学，而且涉及地质学、生态学、天文学，甚至考古学。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越来越模糊。至于脑科学和意识运动，至今没有清晰的头绪。

“第二条道路”上的更大挑战在于，由“第一条道路”的收敛转为发散，回到个性、特殊性，以及特定的语境之中。早在第二阶段的中后期，庞加勒在19世纪末发现了非线性现象。由非平衡热力学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由“随机涨落”和分岔图等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非对称创造世界。分形理论认为，数千年来被树为科学之典范的欧氏几何是“呆滞”的，协同学和突变论研究不可预测之“涌现”，混沌现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

其二，物理学在沿第一条道路继续深入的过程中，同样日益为不确定所扰。这种状况始于第二阶段后期海森堡的工作，威尔逊云雾室的实验能否重复，以及今日正在纠缠着物理学家的量子纠缠，还有显得玄而又玄的弦理论。

科学两千年来的本体论地基正在动摇。有序、确定、必然、普遍等概念，被一连串的否定性概念取而代之：非有序、非线性、不确定、偶然、地方性、非平衡、对称性破缺……。

所有这些都与特定的语境——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可分割，与特定的主体不可分割，这就是“嵌入”。科学不再提供普遍和必然的知识，各种“嵌入”的“地方性科学”涌现。科学原理和科学活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默顿规范所强调的普遍性，科学内部的分支互相渗透，外部的界线变得模糊。

生命科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脑科学等，无不与相应的技术捆绑在一起；从埃舍尔的画，可以看到科学与艺术相通，而当科学登上量子纠缠之峰顶时，发现佛教已恭候多时。

科学的第三阶段正在否定自古希腊以来第二阶段以有序和分化为标志的科学，奔向原始时期的混沌。第三阶段科学主张的混沌与原始的混沌有两点区别，其一，原始的混沌同时是混乱，各部落之间不可通约；后现代的混沌在建立在有序和规律的基础之上，拥有共同的平台，因而在个性之间可以交流和兼容。其二，原始的混沌嵌入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后现代科学所嵌入的语境还涵盖特定社会，所以既与自然协调一致，又是一种“社会”的混沌。

对本体理解的变化必然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涉及的是主客体的关系。“两条道路”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有历史的惯性和当下的认识，这就是科研始于问题、观察负载理论。特定的主体，研究处于特殊语境下的特殊个体，必然带有价值判断。第二阶段那样基本上在思维中进行的认识过程，在第三阶段必然带有越来越多的实践因素，这就是眼下所强调的“实践转向”。波兰尼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说明认识过程的实践性；反过来，虚拟现实技术则让人可以在虚拟的实践中认识，“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科学的第三阶段渐次模糊认识与实践的界线。

第二阶段的科学方法，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难以适用于复杂和不确定的对象，以至“怎么都行”。需要发展直觉能力和“悟性”，以远古那样的“全身心”去感悟。严密的逻辑思维正在松弛，隐喻正成为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途径。

在历史观方面，研究团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彼此爱好和价值观有相互影响，而且还会有社会的烙印。即使在实验室里，人员之间，乃至实验室的氛围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及对此的理解，所有的“行动者”之间形成“网络”，知识就是这样“建构”起来。

以第二阶段，特别是其中第二环节的科学活动为模版的默顿规范，在第三个阶段受到挑战。首当其冲的是普遍性和公有性。既然是“地方性知识”，如何要求“普遍”，怎样“公有”？如果各有各的知识，彼此间又如何“竞争”？在生命科学领域，关于DNA的知识既关系到隐私，也涉及知识产权。如果实验结果不能重复，诚实性规范就得不到保障。至于“合理的怀疑性”，如果大家的研究领域各异，研究方法和途径各有千秋，各个学术共同体有自己的特定语境，又凭什么去怀疑？以及在所“建构”的知识中，意会知识的成分越来越多，还有众多隐喻，如何去怀疑“意会知识”？

然而，科学并非走向相对主义。其一，第三阶段的科学是以马克思“两条道路”转折点“最贴近的规定”为共同的出发点，只是在第二条道路上与特殊的对象、主体和语境相结合。其二，虽然可重复性下降，但各地的“地方性科学”终究要彼此协调而形成一幅大的拼图。由一处到另一处，可以有平滑的过渡。在地方性知识之间可以互相支撑，彼此兼容，这就是“他律”的含义。虽然实验难以重复，但诚实性规范不可或缺。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规则”固然会有差异，但终究归在同一种游戏的名下。

随着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潮流在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愈演愈烈，科学越来越深地融入到社会之中，与技术、伦理、终极关怀，与艺术、宗教等人类的其他活动相融合。

什么是第三阶段科学活动的规范？[6 ]宽容、理解与协作，这是在普遍性和公有性基础上对个体、复杂性、地方性等的认可；创新，创新是对默顿规范合理的怀疑性的拓展；以及自律和他律，这是对诚实性规范的延伸。宽容、理解与协作，创新，以及自律和他律，既是第三阶段科学活动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宗教、艺术等人类其他活动的规范，共同通往人的内心世界。

科学如一团星云，早期由杂乱无章收缩，中期稳定界限分明，后期膨胀。其内部变得松散而变动不居，其边界日益模糊。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历史范畴，从原始时期的混沌与混乱，经自古希腊到20世纪中叶的有序与分化，至今日之混沌与融合。

参考文献：

[1]周昌忠.西方科学的文化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5.

[2]索科洛夫.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61.

[3]吕乃基.科学与文化足迹[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7：52.

[4]丹皮尔.科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49.

[5]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M].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209.

[6]吕乃基.论后现代科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7）.

[责任编辑：杨 彧]

作者：吕乃基

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论文 篇2：

“知识就是力量”的跨学科反思

内容摘要 在科学史和哲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从内涵上看，这一名言与现代知识观相一致。然而，现代知识观由于只关注知识与世界的关系，陷入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大困境。而从否定“知识就是力量”发展到“知识就是权力”的后现代知识观，则由于只关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走向了过分夸大社會人文因素的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颇。语境论知识观的确立和知识学的兴起，为超越两极对立和全面理解知识的本性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关 键 词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权力 现代知识观 语境论 意会知识 跨学科

作 者 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5）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信息文明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系研究”[13AZD09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2013DZX001]

“知识究竟是什么”一直是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论题。这一论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关于“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的论证，但在科学史和哲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从内涵上看，“知识就是力量”隐含了“知识是真信念”的前提。因为“真信念”是真理性认知的结果，只有掌握了真理性的知识，才意味着掌握了利用自然、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观点得到了知识的产生者、传播者、应用者甚至决策者的信赖，成为现代知识观的重要标签。问题在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首先使这种知识观陷入困境。近几十年来，一批人文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口号，由此，在科学家、科学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中间激发了关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再次把知识观的问题推向了学术前沿。鉴于这种背景，本文试图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进行跨学科反思，以求抛砖引玉，深化关于知识本性的理解，推动当代知识论研究的发展。

现代知识观的基本内涵

荀子在《荀子·解蔽篇》中明确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意思是说，“能够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可以被认识，是事物的自然之理。”同样，亚里士多德把“求知是人的本性”写在了他的《形而上学》一书的扉页。人的求知本性和事物可被认知的特性，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现实基础。“知识就是力量”为核心的现代知识观正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深入人心的。这种知识观最核心的两个支柱是认识论和方法论。认识论支柱强调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建立在实验证据的基础上，是客观必然的，实验证据的可靠性，确保了科学知识的客观必然性；方法论支柱强调科学方法的有效性保证了实验证据的可靠性。被公认为是“近代科学之父”的伽里略率先确立了科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哲学家培根对实验方法的强调和笛卡尔对数学方法的重视，分别突出了科学知识来源的经验维度和理性维度。

“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归纳感知经验，才能获得关于客观外界的知识，科学的目标就是用新发明和新方法来改善人类生活。为此，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来强调客观知识的威力。而被黑格尔称之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正如他的墓志铭“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所表达的那样，则高举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大旗，认为人们只接受清楚明白的观念。培根提倡的实验归纳法和笛卡尔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通过数学推理得出结论的演绎法结合起来，经过物理学家惠威尔和牛顿的综合运用，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以牛顿力学范式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其一，决定论的因果性。即，我们只要知道系统的初始条件，就能根据科学定律求解出系统之后的状态变化情况，也就是说，科学定律既是决定论的，又是因果性的。其二，客观性。即，根据理论定律得出的计算值与实际的测量值之间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其三，超时空性。即，近代自然科学确立的规律被认为是普适的，与时间和地点无关。这三个特征共同决定了，任何实验事实的确立都与社会、文化和科学家的价值无关，或者说，是价值中立的或价值无涉的，是对自然界内在本性的真实揭示，是科学家形成理论与证实理论的有力基础。哲学家普特南把这种知识观称之为“上帝之眼”的观点或“形而上学的实在论”。

爱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虽然否定了经典的绝对时空观，确立了相对时空观，揭示了物体运动与惯性坐标系之间和质量与能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同时性的相对性、运动时钟会变慢、运动的杠杆会缩短等科学结论，并成功地预言了已经得到实验证实的“红移现象”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现象，但是就知识观而言，狭义相对论的理论体系除了把决定论的因果性假设限制在类时区域（即，光锥）内之外，反而强化了现代知识观的其他两个特征。爱因斯坦在“关于实在的本性问题同泰戈尔的谈话”中指出，“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我们这种自然观是不能得到解释或证明的。但是，这是谁也不能缺少的一种信仰——甚至原始人也不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尽管我们还讲不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1]。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驱使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动力正是在于，我们感觉到，存在着有待发现的真理，真理一旦被发现，将会永久地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把物理学的规律理解为是对实在的一种描述。如果我们的理论核心部分在范围和精确性方面不断增加，但是，却没有不断地接近真理，这种观点是没有意义的。[2]温伯格在1992年出版的《终极理论的梦想》一书中更加明确地强调了这种观点。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尽管我们不知道终极规律可能是什么，或者我们还需要有多少才华才能发现它们，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开始隐约地捕获到终极理论的大概要点”[3]。

自然科学的强势发展，使得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认为，科学知识是通过观察法和实证法得到的，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卡尔纳普甚至提出了把物理语言作为普遍语言，把社会科学还原为物理学的观点。语言哲学家艾耶尔在1936年出版的《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中提出的“证实原则”认为，“没有一个经验领域原则上不可能归于某種形式的科学规律之下，也没有一个关于世界的思辨知识的类型原则上超出科学所能给予的力量的范围。”[4]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只能是科学知识。

这些表述从整体上把知识等同于科学知识，认为以近代自然科学为范式的科学知识具有必然性、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是绝对的，是人们战胜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这些构成了现代知识观的内在本质，也与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号召相一致。

现代知识观的影响

现代知识观不仅影响了像爱因斯坦和温伯格那样的一代科学家，而且超出自然科学本身的范围影响了逻辑原子主义、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

“逻辑原子主义”的创始人罗素试图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认识经验世界结构的做法，隐含了现代知识观的前提。他认为，万物皆可分析，最后不能再被分析的就是逻辑原子，因此，逻辑原子是构成万物和思想的基础。经验世界中的“逻辑原子”是“原子事实”，语言世界中的“逻辑原子”是“原子命题”，或者说，原子命题是语言系统中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原子事实是分析物质世界结构的最小单位。科学的语言是表达经验世界的，语言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并且，“原子命题”由“原子事实”来证实。通过逻辑分析，复杂命题可以还原为原子命题，复杂事实也可以还原为原子事实。如果我们认识了所有的原子事实，并且也认识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实，我们就能从理论上推出任何形式的知识。

更严格和更一致的逻辑原子主义观点是由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在1921年出版的《逻辑哲学导论》（1921年）一书中阐述的。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阐明了下列论点：（1）世界是由独立的原子事实组成的；（2）语言由对应于原子事实的原子命题组成；（3）语言中所表达的思想是对这些事实的“描绘”；（4）我们能够分析我们的思想和语句来表明它们的真的逻辑形式；（5）我们不可能进行这样分析的那些思想和语句是不可能被有意义地讨论的；（6）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人们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对它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是试图将物理学家赫茨的图像论与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联系起来的产物。[5]

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观点进一步影响了第一个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流派：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特征是拒斥“形而上学”和坚持“证实性原则”。他们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提出命题，哲学的任务是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或者说，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卡尔纳普把科学术语划分理论术语和观察术语，把科学命题划分为理论命题与观察命题，主张通过经验事实确证观察命题，通过观察命题确证理论命题。因此，知道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知道证实它的方法，或者说，如果一个命题不可能有证实它的方法，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当逻辑经验主义者坚持把经验作为命题意义和知识的唯一来源时，也赋予经验具有不可错的优先地位。逻辑经验主义进一步为尔后的科学哲学发展提供了批判的逻辑起点。

现代知识观的影响还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思想中体现出来。默顿在阐述他的科学社会学体系时，只讨论科学建制和如何规范科学家的行为问题，并且默认科学知识本身是客观的。在默顿看来，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科学家的任务是提供知识。科学家在提供知识的过程中，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下列行为规范的约束，也称之为科学家的精神气质：一是普遍性原则，认为科学知识是普遍的，与科学家个人无关，应该采用逻辑与经验标准对其作出判断；二是公有性原则，认为科学成果是社会公有的，其分配与占有实现公有主义；三是无私利原则，认为科学活动的目标在于追求真理和拓展知识，科学家要树立“为科学而科学”的信念，超越任何个人私利，提供正确无误的科学知识；四是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认为科学家不能盲信任何没有经过经验和逻辑证实的知识。可以看出，这四种约束没有触及到知识本身，只是讨论如何规范科学家的行为来保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

现代科学观的这些影响，助长了科学主义思潮。不过，斯诺在1959年出版的《两种文化》这本小册子中，描述了当时的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之间互不关心、安然相处的状况。他指出，人文学家虽然不懂科学，但他们非常满足于缺乏科学知识的现状，不对科学知识作出任何评论。同时，科学家也很少关注文学与历史，好像物理学的科学大厦不是人类心灵最美丽而神奇的集体智慧的产物。[6]这说明，科学家群体与人文学者各自热衷于生活在具有不同规范的学术圈子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50年代末并没有体现出来，现代知识观也没有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责难与批判。

第二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各国把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强国战略时，不仅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断言的当代价值，而且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观的理念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渗透到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相关领域，从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普遍出现了重科技、轻人文的现象。

现代知识观的四大困境

19世纪末和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首先使现代知识观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认识论困境。非欧几里得几何的产生证明了原来被认为是自明的欧几里得几何第五公设（即，平行公设）并不成立，这就向笛卡尔坚持的自明原则提出挑战。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产生表明，经典物理学定律并不是普适的，而是只适用于宏观、低速运动的物体，不适用于高速运动物体和微观世界。量子力学进一步摒弃了决定论的因果性，确立了统计因果性的观念。爱德华·罗伦兹提出的混沌理论揭示了即使在确定性的系统中也会产生出“随机”过程，或者说，决定论的系统也会出现随机结果，从而否定了原先认为一旦给定系统的初始条件就能确定其以后状态的决定论观点。哈肯创立的协同学理论描述了各种系统和运动现象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为解释激光、贝纳德对流、贝洛索夫-恰鲍廷斯基反应（也称BZ反应）等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迪昂-奎因阐述的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揭示的经验与行为的整体性，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否定了经验总是绝对正确的和理论与经验二分的观点。

这样，相对于现代知识观而言，非欧几何强调了前提假设对理论体系的决定作用；相对论消除了关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幻想；量子力学消除了关于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式的梦想；混沌理论则消除了关于拉普拉斯决定论式的可预测性的期待；协同学揭示了开放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格式塔心理学反映了人的先前经验对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这些新的认识论原理证明，科学知识并不像原先认为的那样，是绝对必然的；理论定律的应用范围也不像原先认为的那样，是普遍适用的；任何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都隐含着一定的前提假设；科学理论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真理，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真理，科学定律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不是普适的，即使是最清晰和最明确的概念，比如，时间、空间、质量、能量、因果关系等，都无法逃脱被修改的命运，甚至最纯粹的感知，比如，对图形和运动的感知，也会失真。这些认识都是现代知识观无法容纳的。

其次，对科学方法的追问使现代知识观陷入方法论困境。从培根时代起，科学方法就成为科学知识之所以可靠的基本保证。培根把科学方法看成是获得真理和结束科学争论的工具；笛尔卡认为，科学方法包含了人类推理的基本原理和易于运用的可靠规则，因此，如果人们严格地遵循这些规则，就不会以假乱真，相反，则会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知识；莱布尼兹十分推崇的计算方法，也支持了这一点；卡尔纳普坚持根据证实方法排除形而上学；波普尔主张运用证伪方法区分形而上学与科学，认为证伪方法能使理论更逼近真理；拉卡托斯试图通过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评價可供选择的两个纲领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优劣。这些观点都隐含了对方法论的推崇。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究竟什么是方法时，却发现，对科学方法的精确理解，面临着摧毁科学的危险。意大利科学哲学家佩拉在《科学之话语》一书中揭示了科学方法的这种悖论。他认为，关于科学方法是什么，至少有三种理解：首先，科学方法是一套程序，一个表明一系列有序步骤（或者阶段、措施、操作）的总体性战略，科学家为了达到科学目标，必须执行（或贯彻）这些步骤。比如，演绎法、归纳法、假设—归纳法等。其次，科学方法是控制这种程序的每一个步骤的一组规则、标准或规定。比如，培根、笛卡尔、波普尔和拉卡托斯所倡导的方法。第三，科学方法是一组为程序所需步骤提供的技巧。人们在谈论观察、分类、计算、做实验等方法（或技巧）时，就体现了这样的意义。佩拉在剖析了作为一套程序、一系列规则和一组技巧的科学方法的理解之后，得到三个悖论：

“科学程序悖论：已经一个适当的科学程序，找到满足该程序的被认为是伪科学的探索，是可能的。”[7]“科学技巧的悖论：一门科学的学科会合理地采纳伪科学的学科所运用的技巧。”[8]“科学规则的悖论：已经任何一个方法论规则，总是存在着在探索过程中违背这个方法论规则的科学探索。”[9]

这些悖论说明，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而是具有内在局限性。事实上，自然科学史的发展表明，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反而是科学家违背通用方法的结果，比如，非欧几何的产生、量子概念的提出等。为此，库恩基于科学史的发展提出，知识是相对于范式的，在科学史上，前后相继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是理论拯救了经验，而不是经验证实了理论。费耶阿本德甚至在1970年发表的“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论纲要”一文中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怎么都行”。罗蒂要求放弃“遵循方法能使我们透过现象明确地把握其内在本质”的观点。

对传统科学方法的这些批评与超越给我们的启迪是，科学方法不是保证科学必然成功的秘诀，也不是确保科学家一定会获得真理性知识的唯一途径，更不能成为科学与非科学的严格划界标准。在科学史上，许多重要的科学成就和科学突破并不完全是逻辑推理或理性地运用科学方法的结果，而是无形中已经嵌入了机遇、信念、直觉等因素。因此，科学方法不只限于现代知识观所理解的经验、逻辑与理性的方法，而是有一系列包括情感因素和直觉在内的可能方法，不同的方法在特定的时间适合于具有特定目标的特定学科，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中暴露了现代知识观的价值论困境。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在对实验室活动进行社会学分析之后，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基础提出了质疑，对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所扮演的权威角色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当他们把科学探索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重新概念化时，他们更注重研究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内含的社会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注重揭示内在于科学活动当中的政治因素。他们把科学知识看成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是政治谈判的结果，认为科学的成功并不是由能够得出正确结果的科学方法所决定的，而是由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共同决定的。被誉为“当代黑格尔”的哈贝马斯认为，知识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受认知兴趣引导的。他把知识区分为三类：受技术的认知兴趣引导的经验分析型知识；受实践的认知兴趣引导的历史解释型知识；受解放的认知兴趣引导的批判反思型知识。福克所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主张，真理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得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结论。

罗斯概括说，“近代科学创立的许多确定性已经被废除，科学实验方法的实证论、科学公理的自明性以及证明科学断言本质上是独立于语境的真理，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客观性的相对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的最终结果是，极大地侵蚀了宣布和鉴别真理的科学体制的权威性。”[10]著名的索卡尔大战不仅彻底地暴露了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在价值论方面存在的本质差异，而且揭示了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知识观之间的根本对立。“科学大战”引发了对科学本性、科学方法、真理与理性等问题的重新思考与理解。我们从这场“科学大战”中得到的价值论教导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特定价值前提下的客观性。

第四，关于意会知识的探讨和当前兴起的专长哲学（philosophy of expertise）使现代知识观面临本体论困境。物理化学家波朗尼在《个人知识》和《意会的维度》两本专著中认为，以科学理论或定律形态存在的明言知识或明确知识，只是知识的一种存在形式，而不是其全部。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知识：意会知识。这种知识是存在于共同体的文化或生活方式中的知识，是在师徒关系的个人接触中传播的，无法用文字、图表、语言来表述的知识，因此，是一种过程性知识。科学认知是对所认知的事物的能动领会，是一项技能性活动。领会既不是任意的行为，也不是被动的体验，而是一项负责任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个人知识是领会过程中的个体性与客观性的融合，是一种求知寄托，具有内在的冒险性。基于这种认识，波朗尼强调指出，个人知识不等于是主观意见，而是在实践中作出判断的知识和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的知识。这种知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能力。

近几年兴起的专长哲学研究，不仅强化了波朗尼的观点，而且打开了知识论研究的新领域：从围绕命题性知识的讨论，拓展到研究科学家的知识与技能的获得过程。这种关注视域的扩展有可能把政治哲学、法哲学、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整合起来，从跨学科的视域讨论知识论问题。当我们关注意会知识和技能性知识的研究时，我们会看到，在现代知识观那里被当作是主观的和心理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为生产明言知识或命题性知识的必要前提，或者说，明言知识或命题性知识是运用意会知识和技能性知识的结果。因此，关于专长的哲学研究把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带回到了知识产生的原初状态，从而印证了波朗尼的名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多于我们能说出的事情”。

语境论的知识观及知识学的兴起

历史地看，现代知识观强调关注知识与世界的关系，忽略了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和科学家的主体作用，忽视了知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而社会建构论者和以“知识就是权力”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知识观强调关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但是却忽略了世界的存在。如果说，现代知识观面临的四大困境揭示了绝对主义知识观的局限性的话，那么，从否定“知识就是力量”发展到“知识就是权力”的后现代知识观，则走向了过分夸大社会人文因素的另一个极端，因而同样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这两种非此即彼的知识观有着共同的认知前提：认为知识如果不是纯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和中立的，那么，就必然是主观的、偶然的和渗透价值的。

这兩种要么忽视主体实践，要么抛弃客观约束的知识观，代表了知识轴上的两个端点。事实上，对现代知识观的批判，并不等于必须抛弃“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言；同样，后现代知识观的产生，也不等于必须坚持“知识就是权力”的信念，而是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知识就是力量”的内涵作出新的理解。这样，如何在既能保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又能吸收当代科学和哲学发展带来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本体论教益，超越现代知识观和后现代知识观的两极对立，达到更合理地理解“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断言的目标，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近些年来，一种明显的趋势是走向语境论的知识观。

语境论的知识观强调基于分析框架考虑知识，基于实践基础考虑世界，试图在语境中把对知识的认知说明和人文社会说明结合起来，把实验事实具有的客观维度与认知实践内含的人文社会维度结合起来，在全面揭示主体—知识—实践—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中重新揭示知识的客观性，突出认知语境或认知中介的作用。强调知识的语境性，不是要否定知识的客观性，而是使知识的客观性更具有弹性和可理解性。

最早明确提出语境论知识观的代表人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理查德·斯查哥尔（Richard H. Schagel）。他在1986年出版的《语境实在论：当代科学的一种形而上学框架》一书中指出，科学知识是由建立在我们对实验揭示的物理现象、化学反应和生理过程的内在结构与特性的当代理解基础上的经验联系构成的，世界所显示出的特征是测量仪器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函数，离开这些特殊条件，对世界的任何刻画，都是人为的。因此，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依赖于当时的认知条件及其前见和前设。[11]

语境论知识观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她在《作为社会的知识》[12]一书中第一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因素是必然存在的，对科学理论的有说服力的方法论解释都必须考虑社会与文化等语境因素对形成科学知识的影响。因此，只有把科学探索过程理解为是一个社会过程，才能合理地理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在不断地修改其观察、理论、假设以及推理方式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接着，她在《知识的命运》一书中，基于对强调事实的理性主义的知识观与强调社会因素的建构论者的知识观的批判，论证了一种语境经验主义的知识观，以求把对知识的认知说明和社会说明结合起来，把科学知识必须具备的认知维度和认知实践内含的社会维度结合起来，使社会元素成为理解“知识”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从语义上看，斯查哥尔所理解的语境和朗基诺理解的语境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指由背景理论、研究对象、科学仪器、经验证据等构成的产生知识的整个环境，是与科学探索活动相关的内在因素的集合，代表了内在论者的语境论进路；后者是指科学探索过程中存在的除了经验证据之外的人文社会等因素的集合，代表了外在论者的语境论进路。这两种语境论的知识观虽然为超越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知识观的两极对立提供了新的视域，把知识观的确立置入到知识轴上的两个端点之间。但是，就其前提而言，还是预设了从笛卡尔延续下来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前提。

与这两种语境论的知识观所不同，近年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雷福斯从生活世界出发，在研究学习者获得技能的过程时，隐含了另一种类型的语境论的知识观。这种知识观突出实践应对的作用。实践应对是指科学家全身心地嵌入到他的研究活动中，以问题为导向的应对，是由问题唤醒的受实践意向支配的认知活动。实践应对强调的是过程认知，而过程认知不是对具体“对象”的某个方面的认知，而是对实践中相互联系的整个语境的动态认知；实践应对也不是一系列独立的认知，而是在问题展开时，对问题域的灵活回应。这样，德雷福斯所运用的语境概念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强调了认知语境本身的唤醒作用，并从根本上模糊了内在论与外在论之间的区分，使得语境现象具有了实现性与可感知性，把认识论研究的视域从身心二分转向身心合一。

与这种思路相一致，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柯林斯在从人工智能和社会学的视域讨论专长问题时，提出了知识学（Knowledge Science）的概念。柯林斯本人把知识划为五种形态： 观念型知识（embrained knowledge），即，依赖于概念技巧和认知能力的知识；体知型知识（embodied knowledge），即面向语境实践（contextual practices）或由语境实践组成的行动；文化型知识（encultured knowledge），即，通过社会化和文化同化达到共同理解的过程；嵌入型知识（embedded knowledge），即，把一个复杂系统中的规则、技术、程序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联系起来的知识；符号型知识（encoded knowledge），即，通过语言符号（比如，图书、手稿、数据库等）传播的信息和去语境化的实践编码的信息。关于知识的这些分类研究，无疑超越了现代知识观把一切知识都看成是基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的狭隘理解，也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只强调科学认知过程中存在的文化与社会因素的作用，而全面否定知识的客观性的极端观点。

综上所述，语境论的知识观所确立的是一种新现代的知识观。这种知识观既在批判与超越后现代知识观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同时，捍卫了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也在批判与超越现代知识观的绝对主义与科学主义倾向的同时，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与主体性。知识学的兴起第一次把知识论研究从传统的认识论研究中分离出来，也使得我们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断言的理解，由原来作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转变为需要敬畏自然和关爱自然，成为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71.

[2]Steven Weinberg. Physics and History，In：Jay A.Labinger，H. M. Collins，eds，The One Culture：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p.116-117.

[3]Steven Weinberg，Dreams of a Final The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2.

[4]A.J.艾耶尔. 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9-50.

[5]Ulrich Majer，Heinrich Hertz’s Picture-Conception of Theories：Its Elaboration by Hilbert，Weyl，and Ramsey，In Heinrich Hertz：Classical Physicist，Modern Philosopher，Edited by Davis Baird，R. I. G. Hughes，and Alfred Nordman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233.

[6]C. P. Snow，The Two Culture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7][8][9]馬尔切洛·佩拉.科学之话语.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19、22、27.

[10]A. Ross，Strange Weather：Culture，Science，and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Limits，London：Verso Press，1991：11.

[11]Richard H. Schlagel，Contextual Realism：a meta-physical framework for modern science，New York：Paragon House，1986.

[12]Longino，Helen，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编辑 叶祝弟

作者：成素梅

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论文 篇3：

科学革命及其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摘 要 科技与艺术有着本质的渊源关系,它们既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总和,艺术是人类进行审美创作的最高体现,是形象性与思想性的统一,科学与艺术的内在变革是吻合的。科学推进艺术的创作,艺术的发展无不渗透科学的轨迹,科学革命和科学美拓宽了艺术发展的空间,传承和革新了艺术。

关键词 科学革命 科学风格场 范式 艺术创作 艺术美

科学和艺术的联系源远流长,在古希腊人时代,艺术、哲学和科学本是指代一个东西,文艺复兴以后,艺术、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自此以后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慢慢朝着唯心主义的哲学跨步。虽然它们开始有了一定界线,但是科学与艺术哲学始终是紧密联系的。科学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艺术作为人们物质生活的最高体现,其与科学息息相关。每一时代的科学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而艺术的发展给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变革。综观科学领域,每次重大发现都对艺术观念和美学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光学理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观点和方法,已经被应用到了艺术和艺术创作之中,成为某些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观点和方法。

1 科学革命

古希腊哲学认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在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革中。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从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这样就变革演绎成万事万物,而科学是这种变革的主旨,当然科学的革命也是无时不在的。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精髓会形成自己不同的科学风格,形成一个科学风格场,当一个主导的科学风格场丢失了它在这一风格场的主导性而被其他风格场取代的过程称为科学革命。

主导科学风格场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虽然它有主导性,但可能在经验判断或概念总结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准确,有时候这些反常的现象可能被一些处于次要的科学理论所解释,久而久之这些理论就达到了与主导风格场竞争的优势。牛顿的力学统治世界几百年,牛顿认为时间和空间本性上是绝对的,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它们是独立的,直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这种时空观才被打破。可见科学革命的产生一般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二是抽象思维的理性创造。即是通过技术革新,把实际经验、实践经验与技能想象充分的传承起来。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科学始终是在革命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科学也是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当然这种革命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有规律可寻的。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用“范式”一词来表征科学革命,其所谓的范式是一个科学风格场、科学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以及公认的科学成就和范例等。库恩做出了科学共同体和科学范式哲学意义的回应,隐含地指出科学已被建构成为一种主导人们认知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宏大叙事。库恩把科学革命的模式看成“前科学→主导科学风格场→科学革命→新的主导科学风格场模式→…”,我们可以知道科学革命总是从一个旧主导的科学风格场出生,然后长出新理论,这理论或是对前理论的革新,或是使原来处于次要地位的风格场处于主动地位,或是成为一个新的领域的理论。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这虽然当时是站在主导风格场的位置上,但连平常的飞鸟、水为什么从高往低流等日常最普通的现象都解释不了。当然哥白尼的日心说猜想也只是从美学和从计算上的方便考虑的,并没有物理学等辅助学科为支撑。待伽利略提出相对性原理、惯性定律后,这种现象和乌托邦的论证才得以解释和更正。科学革命带来的是范式的改变,而“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

2 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指出:“科技与艺术是人类不同文化范畴,但又是密不可分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恰似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中有艺术,艺术中有科学。它们的结合和交流是符合它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也指出“艺术与科学既不同而又相互关联;他们在审美方面交汇”。

中国古代的墨子说过这样的话,叫“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就是说一个人穿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他不可能再有心思在袖子上绣上各种图案和花纹。但是,当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以后,他就开始产生审美的需要了,有了精神上的需要,他就可能只对高档名牌服饰产生审美感了。科学是生产力,科学发展和艺术的需求是成正比的,科学是艺术发展的基石。

科学总是无处不在体现它的艺术。科学的发展正如美国的美学家托马斯·门罗说的,科学正在迅速地进入艺术和美学领域。如苯的结构一直是化学家研究的不解之谜,长久以来一直不能破解发现,德国化学家开库勒偶然一次在梦中梦见蛇用头咬住了尾巴,而使身体弯曲的成为一个圆,圆是万物之源,是最美丽的图形。他如梦初醒,就是在这个梦的启发下,想出了苯的价键分子结构为六角环状,至此苯的结构被发现。所以艺术是科学的催化剂。

世界上的颜色有无数种,杂乱无章,无数科学家想找出它们的规律。孟赛尔色立体把颜色分成三个方面,就是色相、明度,还有纯度。通过这个立体,孟赛尔色让所有的颜色都能在这里面找到它的位置,它具有一个系统性的规律,这说明在科学和科学史上,科学和艺术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严密性,能在混乱无章的世界当中看到内在的联系和必然的规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规律化、系统化就是美。正如歌德所说:“美是自然的秘密规律的表现,没有美的存在,自然的体现,这些规律也就绝对不会显露出来。”歌德所说的自然是一个大系统,包括自然界、以及包围着自然界人类的客观世界,特别是科学技术。他认为艺术创造的来源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整体,艺术和科学是一个不断更新变化的有规律的大系统。

3 科学革命对艺术创作的关系和影响

3.1科学革命与艺术创作是内在统一的

艺术的展现与艺术表现形式的结合,是一个永远不断更新的过程。艺术之路,力求探索和处理生活形象与艺术形象、内容与形式、现实与浪漫、传统与现代、艺术个性与雅俗共赏等方面的关系。我们说艺术从来不可能是“存艺术”,它受科学、经济因素、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艺术的内容一般是极具意义的,它以科学为依托反映人类和社会本质。

科学革命与艺术创作,是感性与理性的目的统一体,他们有着同一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科学革命为艺术创作的繁荣拓展新的思路,并产生了艺术创新的范式,同时日新月异的艺术潮流则催生科技走向未来。科学是以技术介入社会生产的过程,而艺术则以情感潜移默化人们的观念。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科学革命非但没有破坏艺术的完整性,反而增强了艺术新的表现手法和感染力。科学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如何去表现艺术。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集艺术与科学于一体的巨人,他首先是个伟大的画家,而且他还是个很专业的生理学家和医学家、数学家、军事家、力学家和工程师,达·芬奇喜欢研究科学,非常善于人体解剖,《蒙娜丽莎》的巨作正是从人体解剖的黄金分割得出的启示,可以说没有科学做铺垫,《蒙娜丽莎》是不会成为举世名画的。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伟大的画家,但他同时也是很著名的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他的很多画都运用到了建筑学的理论。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使艺术和建筑科学完美结合。可见正是把科学技术、自然科学方法等运用到艺术中才能使艺术创作达到顶峰。

3.2科学革命传承和革新了艺术

革新是艺术发展的一条必然之路,一些新艺术流派成为新的艺术创作范式,这是必然中的偶然。世界是时刻运动的,科技是时刻发展的,人类是时刻进步的,艺术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从审美需求上看,欣赏者总是求新、求异。从艺术创作者来看,艺术创作者总是想创作出有别与他人的特殊与独立的个性品质来。革新可以体现为艺术作品内容形式的革新,因为艺术语言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着的。

另一方面革新可分为同一艺术风格、流派思潮的延展和新艺术风格、流派思潮的转变革新。古典主义崇尚复古,提倡忠于自然又合乎想象;到了19世纪,自然主义成为艺术风格场,强调“存”的客观态度,主张从事实出发;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崇尚虚无主义、技术主义、表现主义等等;而如今的后现代艺术,主张摆脱形与色追求,主张行为艺术,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提倡生活就是艺术。流派的诞生与演绎最终还是科学的力量,如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扬与法国化学家谢弗雷尔耗时多年对光与色的做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色彩的协调与对比原理》一书,为艺术家认识和表现色彩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引发了绘画色彩学的变革,法国画家将之引入美术色彩研究,分析光与色彩的构成,开创了一代印象派画风。

3.3科学美创造艺术美

科学革命让时代进步,创造美。科学进步了,人们的思维更开阔,艺术的创作手法更加多样化。从审美实质上看,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探究世界、改造世界的总和,艺术是人类进行审美创作的最高体现。只有科学内容与艺术表现形式得以结合,不断地重新运作就能创造出美的艺术。艺术的美是概念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是技、欲、道的游戏,是结合高科技不断地创新之美。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指出艺术和自然界作品的解释应是按同一方式进行的,审美的和目的论的判断力是相互得到阐明的,艺术美与科学美的内在生命是吻合的。科学发展了,艺术也随之到达一个更高的美的境界。

有“第七艺术之称”的电影,更是与科学进步同步而行的。电影本身就是现代科技的产物.有了摄影机才有了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声音和色彩技术的进步给电影带来两次革命性的变化。正如巴赞指出的,“看一下当代世界的艺术地图册,就可看出继续保持艺术创造性的地区仅仅是科学文明发达的地区。” 往往科学发达、经济发达地区,艺术水平就高些。如今信息化时代,“地球村”、因特网、遥控技术、光纤通信、人造太阳、“月球移民工程”等新技术新工程正在和将要改变世界。高深莫测的人机交互作用系统,让传统的肖像画也成了能和人对话的机器画,《蒙娜丽莎》也能开口说话了。遥远的高山流水在人们的房间里也会出现流水声,仿佛身临其境。艺术正在走向科技化,科技也让艺术无处不在。艺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艺术必须充分吸收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来提高艺术的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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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　峰　涂　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