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公共行政论文

摘要：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行政过程就是一种话语游戏，话语的应用是公民主体参与政治过程的关键点。现代公共行政在民主参与的执行过程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民主制度落实不到位、“精英主义”明显、公民参与途径少等，而基于话语的平等，公民在公共能量场提出合理利益诉求，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一大亮点。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后现代公共行政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后现代公共行政论文 篇1：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视角下官僚制解构思考

摘要：从福克斯和米勒将后现代公共新政的概念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后学术界对其相关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而官僚制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表现形式，具有现实的研究价值。本文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视角，重点从官僚制的元叙事批判、重复性实践视角下的官僚制解构、能量场理论下的官僚制批判三个维度对官僚制进行解构，试图对官僚制进行多元分析。

关键词：后现代公共行政；官僚制；解构分析

一、引言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概念是在1995年由福克斯和米勒引入到公共行政领域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对现代公共行政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官僚制研究，可以追溯到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书中，韦伯对官僚制理论做了比较研究，由此官僚制理论正式被提出并得到了理论化，进入到学术研究范畴。进入到二十世纪以来，官僚制就不断受到批判。甚至是韦伯本人，在其晚年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表达了对于官僚制的悲观情绪。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传统主义，它对于工业社会建制与话语体系又进行了全面解构，对于官僚制的批判也理所当然。因此，本文就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视角，重点从官僚制的元叙事批判、重复性实践视角下的官僚制解构、能量场理论下的官僚制批判三个维度对于官僚制进行解构分析。

二、官僚制的元叙事批判

元叙事是相对于小叙事的，规模宏大、包罗一切的解释世界的模式。后现代主义者早已意识到元叙事不是解释世界的唯一路径，认识到了这种宏大的叙事对于其他无数小的、异质的叙事的排斥，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承认“他性”的存在并且要求其得到合法性的地位。

在法默尔看来，他性是公共行政的关键概念。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上，反对元叙事实际上也就是反对理性及其化身（官僚制）的终极的不可置疑的地位。人们可以怀疑组织机构服务于唯一目的“效率”的正当性——除了效率，我们是否也应该尊重其他价值，也可以怀疑在组织管理中运用单一的解释和管理策略的正确性。因此，在此基础之上，作为对于传统元叙事的一种替代，李欧塔的语言游戏便孕育而生。

语言游戏认为权力结构既不是永久的也不是不变的，而是能够得到不断地重新商议的。这样可以鼓励所有参与者进入到对于权力、价值等概念的预言游戏的重新定义当中，从而实现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或者相互关系上的成功。

三、重复性实践视角下的官僚制解构

在传统视角下，官僚制这个概念指代一整套外在于人类的机构设置和制度设置，因此就可以出现人员流转而机构长存的情况。但是，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官僚制只是作为人类实践的结果而展示出来的。“系统、制度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务并不是存在于个体（群体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领域之外，而是内化于这一客观领域之中。”因此，官僚制就丧失了其作为一种客观或者独立存在物的优先地位，成为了人类符号的一种物化表现——物化的合并性集合。

这种理论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在解构官僚制，否认了官僚制的客观性，否认其在人类活动领域的优先地位：它是作为可以被改变的、实际上已经被不断改变和塑造的人类的重复性实践，而不是作为一种理性的化身或者一经设计出来就可以保持最优效果的人类谋划。

比如说，福克斯和米勒通过官僚制这个符号下重复性实践的谱系研究，就发现官僚制早已从一种控制的封闭系统转变成了软化的、建立联系性和相关性的多因素分析（或然论）。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就要注意一下两点：第一，既然官僚制下的重复性实践已经改变，将一切被冠以官僚制名称的制度都进行抛弃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需要判断哪些重复性实践需要改变，哪些不需要。第二，不论是决定论还是或然论，都是建立在刺激-反应模式上的。在决定论上就是层级控制和命令，在或然论上就是因素分析和变量操纵。我们承认它们有解释力，但是它们的解释力其实是不够的，因此就需要更强大的解释工具——公共能量场。

四、能量场理论下的官僚制批判

在对官僚制进行了解构了之后，福克斯和米勒并不打算完全抛弃它，而是提出了公共能量场理论对于官僚制进行一种“改造”。福克斯和米勒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们讲这种后现代的关系网模式应用到了行政领域并且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解释公共领域中的问题。

公共能量场这个概念，包含了来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内涵，当然其中的能量的概念来自于物理学中的相关概念。区别于现代的官僚体制，能量场中并没有层级控制或者是上下的级别关系，它提出了一种三维的、相互影响的模型。在此模型内，每个人都是公共能量场的许多交接点中的一个，甚至国家的行政首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交接点，没有人处于最中心。

这实际上也是对于官僚制做出的另一种解构，公共能量场理论要求人们放弃对于政府体制的中心化、层级化的理解模式。更需要注意的是，公共能量场的开放性造成了可能出现的影响正常对话的情况。为了实现功能平稳、有效地预言游戏，福克斯和米勒提出了政治领域有关话语的四种正当性的根据，即真诚、切合情景的意向性、自主参与、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根据话语正当性的标准，福克斯和米勒提出并且区分了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这三种政府与公民的对话模式，并且认为相对于另外两种中存在的正当性问题，“一些人的对话”在满足话语正当性上是最成功的。

实际上，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内部也面临着分歧和争议，例如福克斯和米勒这些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话语游戏或者解构的理论家不得不面对“理性化”的批评，但是不进行构建而单纯进行解构和破坏的后现代视角又难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同。因此，理性问题永远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关键。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实践上的困难同时也包括现存大叙事对于该理论的排斥，以及理论在具体实施上的模糊性导致的行动的缺少，这归根到底还是学术理论上的不足。

五、结语

事实上，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同样面临着其内部的争议与分歧，例如福克斯和米勒等，这些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话语游戏或者结构的理论家们就不得不面对“理性化”的批评。所以，理性问题还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反行政”概念的出现，关于公共行政概念的所有传统理解全都受到解构，甚至受到否定，官僚制也不例外。因此，解构其实也远远不是终点。

此外，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于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启示和价值到底在于什么方面？不断突破元叙事的限制，构建共同话语才能打破固有的官僚化的模式。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不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对于解释和矫正中国公共行政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因此，这一些内容的思考，更需要通过深入的学习而去探究。（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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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锦洲. 废除官僚制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述评[J]. 公共行政评论， 2013（03）： 127-170.

作者：陈明

后现代公共行政论文 篇2：

后现代公共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探究

摘 要：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行政过程就是一种话语游戏，话语的应用是公民主体参与政治过程的关键点。现代公共行政在民主参与的执行过程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民主制度落实不到位、“精英主义”明显、公民参与途径少等，而基于话语的平等，公民在公共能量场提出合理利益诉求，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一大亮点。保障公民政治参与需要坚持民主参与制度、实现“一些人对话”、构建以网络新媒体为主的公共能量场。

关键词：后现代公共行政 话语理论 民主参与

一、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在哲学领域掀起了一股后现代思潮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同时，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使得人们对现代主义产生了质疑，因此，后现代主义由美学、哲学开始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共行政领域也不例外。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家法默尔认为：公共行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语言。语言不仅是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思维工具，还是观念、方法、直觉、假定和强烈欲望的加工厂，所有一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塑造着我们的形态和人格。话语在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网络系统里发生作用，这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就是公共能量场。公民的政治参与过程就是在公共能量场里通过真诚的对话、思想激荡、激烈的辩论，达到表达观点，达到实现民主权力的目的。后现代公共行政之所以能够超越现代公共行政，是由于现代公共行政过程中民主参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二、现代公共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问题

1.民主制度落实不到位：民主制度是对民主本质的规定。民主制度是公民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现代国家的政治形态基本实现了非民主到民主的整体转变。然而，受到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建立起极具差异的民主制度。但总体来看，民主很大程度上集中于统治阶层或者强权手中，有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贫弱阶级常常受到歧视，其利益需求无所诉求。

2.公民实质性参与行动力低：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民主意识觉醒，期盼更多的参与社会与国家事务。公民的实质性参与行动力受到公民的教育水平、参政意识、个人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首先教育水平与教育程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公民对政治知识的获取能力，进而影响公民参政行动力。其次，公民的参政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参政意识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倡导的民主自由氛围越浓厚，公民的参政意识就越高。意识支配行动，演化成为公民参与的行动力。最后，个人经济状况也对公民参与能力有影响。

3.“精英主义”明显，透明度低：精英主义或者称精英理论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熊彼特认为：民主方法是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出现的制度安排，某些人通过争取选票而得到做出政治决定的权利；共同幸福的观念是不切实际的；非民主作出的决策比民主决策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大众的意志是多样的且难以协调的。因此，精英主义是民主实现过程中有效且直接的方式。精英主义虽然有着本身的优势，例如节约成本，提高行政质量、有利于效率等，但是精英主义可能产生政治决策不透明等弊端。“精英”代表公民发声，可能产生时滞或误差。

4.公民参与途径少：公民参与是保障民主权力实现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的最终实现，需要依赖设计精良的的公民参与途径，既有助于达成公民参与的实质性后果，也可以预防由公民参与不完善性带来的不良后果。公民参与政治依赖良好的表达途径，然而多数国家的民主参与途径不够通畅，公民意志无法表达，公民利益就难以实现。

三、话语理论下提高公民参与的措施

1.完善民主参与的决策制度：决策制度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政治体制需要有相应的决策机制，合理的决策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之一。坚持完善民主参与的决策制度，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话语在制度的保护下得以交流。首先，要完善民主参与的保障制度。制度设计要从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情况入手。其次，要完善民主参与的评价制度。民主参与的质量好坏因人而异，民主制度的落实也受到执行人员的主观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民主参与的效果优劣、效率高低奖励相应的评价制度，用以保证良好制度的顺利实行，不符合实际的制度及时淘汰。最后，要完善民主参与的监督制度。执行者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因此，监督就至关重要。

2.加强公民政治素养培育，提高参与意识：公民的政治素养涉及公民的政治立场、政治品质和政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必要基本条件。首先，应当努力提高公民的政治理论素质，依靠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公民进行理论上的教育。其次，培育公民的政治道德。通过道德宣传等手段，倡导公平公正、合理客观的政治参与，采取中正的方式进行公民参与。最后，加强心理素质的教育，公民的价值取向可能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对共同价值观的培养至关重要。

3.倡导“一些人对话”，避免“少数人决策”：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福克斯和米勒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策对话案例的梳理，总结出对话有三种形式：“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少数人的对话是精英理论家在评论，常常容易陷入独白式的话语境地；多数人对话是没有边界的对话，容易导致无政府状态。因此只有“一些人的对话”才是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包容积极投身公共事务的人，同时能够剔除在公共参与過程中表现出不真诚态度的人、缺乏参与意愿的人、没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体制机制来倡导“一些人对话”，避免“少数人决策”。

4.强调网络媒体的优势作用，构建公共能量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许多自媒体平台也随之发展。这样的一个互动平台实质上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以中国为例，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且持续增长中。绝大多数是少年、青年、中年，与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群基本一致。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公共能量场的作用，首先，要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管理，让话语着场中有序地进行对话，平等的进行沟通。其次，要建立起对应的网络监督机制，话语虽然是平等的，但是不意味着任何话语都有存在的必要性，不适当的话语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应当加以监督管理。构建合理有序公共能量场对于公民参与政治过程有着媒介作用。

参考文献：

[1]丁煌.法默尔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析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06：24-32.

[2]郑慧.民主制度与民主机制之辨[J].社会科学战线，2012，02：180-191.

[3]俞可平.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基础[A].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经济特区论坛：特区发展与国际化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2003：4.

作者简介：黄华雁（1991—），女，福建漳州人，福州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从事公共政策研究。

作者：黄华雁

后现代公共行政论文 篇3：

后现代行政公共性新探

［摘要］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否定和解构为其话语性，对现代公共行政不断进行批判和否定，并在后现代视角下架构多元治理的话语理论，公共性因此受到了挑战。行政公共性在后现代话语中呈现出一种虚无状态，其导致的后果映射出公共性的存在事实，即在反叛和解构的基础上建构式的存在于每一个网络中心。建构的形式和内容是在公共能量场中，通过话语的规则、取得共识的结果、达成真理的依据以及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等方面而得以体现，它是对前现代和现代的一种超越。公共性通过建立公共能量场和确立协商程序的制度基础，以及辅以培育公共精神和转变政府角色的精神基础来实现其情境游戏。

［关键词］后现代；行政公共性；话语性；存在事实；建构；情境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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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行政认为公共性是本质属性，是公共行政史不断发展的导航，是理解公共行政的“普照光”。纵观已有的相关论述，众说纷纭，各抒己见，都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了公共性的理论。现代性视阈中的公共性，日渐成为了热门话题，然而对于后现代视阈中的公共性，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鲜少有人对此进行系统性的论述。他们或是从对现代公共行政价值缺失的角度上强调公共精神，或是从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基础上强调话语理论。由此，后现代行政公共性是什么的问题，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即后现代公共行政是否存在公共性。本文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和《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上，对比现代公共行政与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差異，从宏大的视角审视当前的后现代行政公共性的理论，指陈后现代行政公共性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与之不同的公共性的逻辑型态，从而为后现代行政公共性的合理定位辩证方向。

一、否定与解构：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建立在对现代公共行政的批判基础之上，与现代性的宏大元叙事方式相比，后现代“否定宏观理论、宏大叙事和宏观政治”〔1〕。现代公共行政主张建立一个秩序金字塔，设立官僚层层等级制，把人建立在对物的依附之上。真理来自政府的权力，并以自我为基础。政府在其中居于主体地位，公众是被动的客体接收者。它把人看作手段而非目的，通过他人来实现预定的目的，以官僚制命令式的统治实现人的异化，使个体与整体相分离。后现代公共行政是继现代公共行政之后的一种新范式，主张多元主义和平等协商式的对话，要求摆脱官僚制对人的束缚，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服务者，公民是其主人，无法合理辩驳的理由就是真理。它把人看作目的而非手段，所有的治理行动都是为了公民的美好生活和善治的目标。通过公共能量场协商式的对话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共同体与个体相统一，实现道德与自然预期的融合。

现代公共行政是一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主义和阐释主义，公共行政寻求的是科学性、客观性、效率和确定的意义，体现为人与组织的理性化和主体的中心化。后现代公共行政多角度地揭示了现代公共行政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是对前者的反叛和解构。它一方面否定以效率和经济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暗示公共行政应从客观的工具理性回归到价值的实质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否定逻各斯的在场的形而上学，消解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法典的合法性，认为公共行政根本就不具有可确定的意义，它只是一种语言，一种言说方式，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批判现代性已经造就的一切”，并“对现代性的诸多优越性提出了诘难”，认为“现代性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相反，它是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2〕。它在承认又抛弃现代性的基础构成的意义上说，在后现代语境下对文本进行阅读和重读，也即对构成公共行政的叙事的结构的解构。正如列奥塔提醒我们的，解构就是把科学还原为话语〔3〕。

现代公共行政是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寻求“存在本身”。它认为存在本身不是多，不是各行各异，而是万事万物公共的一，是一种先念的存在，是绝对自在的具有终极始因性的存在。在公共行政上，或者是效率，或者是经济，或者是公平。后现代公共行政认为存在本身是差异的，它主张去本质和去中心化。众所周知，公共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和中心，首当其冲受到了后现代的反叛和解构。公共性的反叛表现为形式上的否定，即质疑后现代行政公共性的存在事实，去中心和去本质引发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性的虚无。公共性的解构表现为内容上的解构，即解构前现代和现代构成公共性的叙事的结构。前现代公共行政认为公共性是政治公共性或神的公共性，即一种先念的存在，现代公共行政认为公共性是官僚等级公共性，掌权的即是公共性。公共性的解构就是对前现代和现代话语中的公共性的一种解构，它是一场自由的嬉戏“是在场的瓦解”〔4〕。

二、虚无与存在：后现代行政公共性的事实

公共性在现代公共行政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正犹如树之主干，所有的公共行政范式都是围绕主干而发展起来的枝叶。纵然纷繁冗杂，但其最终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公共性，公共性就是公共行政活动开展的前提和中心。后现代崇尚去中心和去本质，一种先验的、本质的、绝对的公共性，在反叛和解构的指向中失去了其统领地位，呈现出一种虚无的状态。假使后现代话语中的公共性是一种虚无的公共性，那么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后果将不堪设想。首先从整个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着眼，众所周知，公共行政的思想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公共性实现的思想史。一旦公共性虚无，整个思想史将暂停下来，最终呈现出断裂状态。这样无疑对整个公共行政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理解公共行政造成巨大的困难。其次从政府部门着眼，公共性决定着政府的目标和行政行为，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性的虚无将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从而使整个社会治理呈现出无秩序状态。最后从公民角度着眼，公共性是公民普遍利益上的公共利益和共同认知，它指引着公民在参与中作出维护公共利益的建议和决策。公共性虚无将导致公民不再追求至高的善，而是从利己方面出发，追求个人利益，忽略公共利益。

被反叛和解构的公共行政在公共性上是缺失的，无公共性支撑的公共行政是盲目、危险且无合法性而言的。后现代话语中的公共性呈现出一种虚无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公共性是一种绝对的虚无和不存在。前现代公共性是一种先念的存在，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是与生俱来就存在的。现代公共性是一种本质的存在，占据着中心位置，是一种前提和基础的存在，它决定着一切公共行政行为的产生。根据后现代反科学的观点，“公共行政的实体和事实是社会地构想的和社会地建构的”〔5〕。它否定一切真理，消解崇高，不承认任何认识论方面的特权话语，它认为公共性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建构性的公共性是在解构的基础上而建构的，它主张在一些人的对话中，建构出每个网络治理的能量场。每个能量场就所共同商讨的问题，通过交换资源，共享知识，民主协商，采取着有效的集体行动。公共性由此体现在每个治理网络中，通过特定共同体成员理性、自觉的交互主体性行为与结构性活动而得以存在。

后现代公共行政主张多元中心治理，“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6〕。在网络治理中，多元化的执行主体形成一个个网络中心，通过其内在的吸引力，使各执行主体积极参与和协商谈判，并最终实现公共利益。后现代在消解主体性的基础上，强调异质性、差别性，因而不存在“大写的主体”。此时每一个都是中心，每一个都是主体，也就无所谓中心和主体之分。由此，公共性存在于公共行政之中，它是一种自在地和碎片化地存在。在前现代和现代性中，公共性存在于一个大写的中心中，在后现代中，公共性不再是大写的和万事万物的公共的一，而是存在于每一个“小写”的网络中心中，并以承认他者的主体性为前提的多的一。由此可见，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是辨证地存在的。它由自在的公共性向自为的公共性发展，并最终实现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的自在自为地存在。

三、场域与过程：后现代行政公共性的建构

后现代公共行政通过每个网络中心和公共能量场来建构公共性，通过一系列近似真实的话语来改良公共性。公共能量场是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进行社会话语的场域，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订的场所。在公共能量场中，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为获取意义和认同，不断在某一重复性的实践的语境中相互斗争。而真实的话语是由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相关性而严格限定的，这种理想交谈和交流能力避免了陷入后现代话语的无政府主义，从而能够有效的制定出政策。对话过程是民主协商的，也是对抗辩驳的，他们为争取意义而战，这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又避免其陷入官僚制民主模式的独白性言说，从而更加体现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在所有的谈判中，话语越好，政策就越好。真诚、切合情境、自主参与和实质性参与比说谎、自高自大、不赞同却又默认和妨碍议程要好的多”〔7〕。公共性由此体现在话语的正当性中。

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并非是表面上的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也非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其实质乃是通过这种协商和对抗来改变双方的观点，从而达到一种新的视界，也即形成最终的共识。现代主义强调科学性、技术性以及工具性，但仅仅凭借这些工具性的知识难以解决无法量化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的。在这种意义上，通过公共能量场进行对话一方面可以表达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向，另一方面可以调和不同价值观念形成共识。对话建立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之上，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终满足公民的具体公共需求。显而易见，对话是公民自愿参与的，并在不断冲突的意义之战中提出其他人无法合理辩驳的理由。因此政策在实施中更具有号召力和行动力。公共性在此体现在公共行政關注和致力于积极回应公民，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后现代行政公共性还体现在政策达成共识的依据上，哲学上的主观符合客观定理告诉我们，对理性客观主义的政策分析我们只能找到有且只有一个唯一的定理。但政策本身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驳论，在被讨论的过程中，有可能同时存在几种基于同一论点的相互矛盾和排斥的真理。其实政策争论是一种政治上的推理，真理不是主观一定要符合客观的定理，而是一种无法合理辩驳的理由。共识的达成是话语参与者在论证自身的观点时，而其他参与者又无法提出合理辩驳的理由的基础上来取得的，在这里，“游戏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获得意义；真理是赢来的，不是发现的”〔8〕。在话语理论中，政治推理依靠的是隐喻和类比，而话语参与者总是想通过各种相抵触的巧妙论证，来说服对方相信某一问题或解决方案是自己所陈列出的观点。在这里，所达成的共识要体现出每一个公民其具体性的和个性化的公共需求，这就需要在建构的过程中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一个真诚的公众话语，就不要指望满足公众利益且为此付诸行动”〔9〕。综上所述，公共性的建构通过建立能量场中的场域，设定话语协商的规则，规定取得共识结果的有效性，设立达成真理的依据以及彰显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使公共性见诸于其中，并以公共对话的建构为其外显形式。显而易见，这是对前现代和现代公共性的一种超越。

四、 参与与服务：后现代行政公共性的游戏

后现代公共行政是一种言说方式和一场情境游戏，诚然，公共性的实现离不开这场“嬉戏的游戏”。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得以实现的首要条件是建立民主协商的理想环境和具有制度化特征的重复性实践的竞技场，也即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场不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它包含着情境、语境及历史性”〔10〕。公共能量场的建立应以形成目标、达成共识为导向，并确立出对话参与者必须遵守的原则，从而最终形成这样的一个竞技场。公共能量场的建立应强调回到力的本身和源泉来认识力，对于公共行政活动中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体，不应把公众当做一般的顾客对待，应将其视为主人，从而把所有可以起作用的主体都包含进来，场应成为所有作用于情境的力的混合的场所，在这样的公共能量场中，公共性才有得以实现的可能。

公共领域与公共能量场的理念向我们昭示必须保证政策过程的对话是完全开放，不受牵制的。这就要求平等的对话参与者应就共同事务各抒己见，民主协商，从而去改变双方的观点达成共识。在协商的过程中，话语参与者应通过不断的对话交流信息，克服其自身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将利益相关者锁定在利害相关的网络中，从而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通过反思，学会适时约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并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合作行动实现共同利益。话语参与者资格上的免费准入以及协商过程中的民主尊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话而达成追求公共利益的共识，由此后现代行政公共性的实现就酝酿在这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和协商程序之中。

后现代公共性的实现与话语参与者的公共精神息息相关，公共精神应秉承公共性，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和价值取向。在对话游戏的过程中，公共性不仅要强调事实上的“共”，更要强调价值取向上的“公”。平等、自由的公民在公共能量场的对话过程中，只有运用公共理性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协商,并提出各种相关理由去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才能最终形成真理以及达成共识。公共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参与精神，在公共能量场中，没有什么比真正的公民自愿积极的参与行动更有价值了。因此公民应具备公共意识和公共关怀，以公众利益为依归，积极充分地参与到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制定中去，并服从和支持政府制定出的各项政策，以及主动地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做出回应和反馈。

合理定位政府的角色以及承担相应的责任是后现代公共性得以实现的保障。在后现代视阈下，政府的角色应从权力支配的行为模式向服务的行为模式转变，从以行政效率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公众的根本利益的最大程度的实现为中心转变。在治理中，责任要求政府通过向下授权并强化公民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来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实现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在公共政策制定的竞技场中，政府及公共服务人员应培养公民积极的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并在公共能量场中建立足够的目标和意图，来吸引和唤起公民对公共治理中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政府应建立起与公民间的信任与互助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民主协商的对话途径来化解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因而只有将公共能量场的建立、协商程序的确立、公共精神的培育以及政府角色的转变四者结合起来，将制度与精神二者相辅相成，后现代话语中的公共性才有可能在这种游戏的情境中来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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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Kettle,Sharing Power:Public Governance and Private Markets, Washington, D. C.:Brooking Institution,1993:65.

〔10〕Charles J.Fox and Hugh T.Miller,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Toward Discourse〔M〕.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95:105.92.

〔责任编辑：许长革〕

作者：袁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