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巨额贸易逆差下实行了经济持续增长。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从政治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从政治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论文 篇1：
铁路、港口与物流绩效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及贸易潜力探析
摘要：“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了更多的机遇，贸易便利化使得各国之间交流更加快捷、高效，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前提和保障。在衡量贸易便利化的各项指标中，铁路、港口与物流绩效是关键所在。因此文章选取铁路运输长度、港口设施建设指数以及物流绩效为核心解释变量，并选取高速公路指数、基础设施指数、GDP、人口数、经济关联度等5个辅助解释变量，构造引力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其对我国贸易的影响，根据引力模型的理论和实际贸易额测量我国贸易潜力情况。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铁路长度、港口设施建设指数以及物流绩效指数与我国对外贸易高度正相关，给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促进效应;贸易潜力方面，根据测算结果，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荷兰、约旦、巴基斯坦为贸易潜力巨大型国家，这些国家可以成为我国贸易出口的首选区域。
关键词：铁路长度;港口设施建设指数;物流绩效指数;一带一路;贸易潜力
0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开展对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贸易改善越明显。在衡量贸易便利化的各项指标中，铁路运输由于其耗能低、安全性高、成本低等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也受到了较大关注;传统海运运输由于成本低、运输量大、历史悠久，在贸易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球物流绩效指数能较为全面反映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也是衡量贸易便利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本文将铁路建设、港口建设与全球物流绩效3个指标作为重要研究因子，分析其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并挖掘出各国家贸易潜力情况，并得出相关发展建议。
1文献综述
1.1铁路、港口与物流绩效对我国贸易影响的相关文献
首先，铁路建设与贸易方面：盛丹等（2011）用各省铁路里程数地区面积之比衡量铁路网密度，考察发现铁路建设的提高不仅可以改善企业的出口决策，还能够通过扩展边际增加地区的出口数量;龚静、尹忠明（2016）通过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铁路建设对各省市贸易非效率部分的影响，进而测算出其相应的出口贸易效率，发现铁路运输时间节省及运输距离减少均能够有效提高出口贸易效率，且铁路里程的缩短还具有稳定出口贸易效率波动的作用。其次，港口建设与贸易方面：Bal-lis（1997）等学者定性地从港口的规模、配置、技术、成本等不同角度，采用单一或多个评价指标建立评估体系对港口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庞瑞芝（2006）、匡海波等（2007）和王玲等（2010）以DEA模型测算了我国50个沿海港口、8个国内主要港口和30个主要内河港口的港口效率，对各个港口进行了比较排名;威尔逊（2015）等探讨了贸易便利化程度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港口基础设施级别的提升对区域贸易流量具有显著拉动作用。最后，物流绩效与贸易方面：Vilko et al（2011）分析了东欧国家国际物流绩效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落后的物流基础设施条件严重制约了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该文以爱沙尼亚为例，分析了应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改善物流基础设施的供应途径;黄伟新、龚新蜀（2014）不仅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物流综合绩效现状，实证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物流绩效综合指数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而且还对国际物流绩效分项指标进行了逐项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物流绩效改善措施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影响的效果迥异。
1.2贸易潜力相关文献
盛斌等（2004）运用引力模型就中國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进行了测算，将出口贸易划分为“过度贸易”、“贸易不足”和“潜力开拓”3种类型;Geetha Ravishankar，Maric M.Stark（2014）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17个西欧国家与经历了东欧剧变新形成的10个欧洲国家的贸易潜力。高新才、朱泽钢（2014）分别将贸易总额，进口规模和出口规模作为因变量构建H个模型，具体考察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国家贸易往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经济规模影响最显著。张亚斌、马莉莉（2015）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俄国、中亚五国贸易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经济规模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并发现中国与各国贸易潜力差异大、贸易互补性强、贸易依赖程度不一。孔庆峰（2015）通过拓展的引力模型测算认为沿线国家中，亚欧国家之间贸易潜力巨大，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促进贸易潜力的提升。廖泽芳、宁凌（2015）将东盟视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代表，采用拓展引力模型研究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和贸易影响因素，发现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贸易集团促进贸易，而距离和人民币升值阻碍贸易。李艳芳、李波（2015）利用贸易强度指数分析海上丝绸之路64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利用Bano（2010）产品层面的贸易潜力公式来估算总量层面的潜力水平，发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潜力巨大，合作不平衡。张丽丽、吕靖、艾云飞（2015）通过构建因素矩阵，利用ISM和AHP两个模型分析了影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28种因素。
综上，通过现有文献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铁路建设不仅可以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还能够通过扩展边际增加地区的出口数量;港口基础设施级别的提升对区域贸易流量具有显著拉动作用;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条件一定程度上能拉动贸易额的增长。但目前学者大都从铁路建设、港口建设、物流绩效中某单一方面考虑其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并未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相关探究。因此，本文在经济、距离、人口等传统变量之外，同时将铁路建设、港口建设、物流绩效3个因素作为影响贸易潜力实现的关键变量。这有利于我们将目光从局部转向更全面的角度进行探讨，通过多方位研究贸易效率影响因素的改进来缩小对话距离、加强贸易，而提升双边贸易水平，趋近贸易潜力。其次，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展开的贸易潜力测算在欧盟、东盟、印度等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实证分析当中被越来越多的提及和使用，也被反复运用于中国进出口贸易潜力的研究，基于引力模型测算贸易潜力具有一定权威性，本文在构造贸易模型时，选取的核心变量较为全面，测出来的贸易潜力更具说服力。最后，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分地区、多维度进行探究，在具体分析时，既分国别和地区，又分静态现状和动态变化，从时间、地区（或国家）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既富含全局视角，避免以偏概全，又涉及差异化分析，避免一概而论。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探析铁路、港口与物流绩效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及贸易潜力，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引力模型与变量说明
2.1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最早将其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后来许多学者在运用引力模型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在其基础上加入诸如人口、人均土地面积、汇率、共同边界、优惠贸易安排等变量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取对数后的基本形式如下：
在数据来源上，贸易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6～2017年;物流绩效指数、铁路长度、人口数、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2006-2017年），由于世界银行2007年才首次颁布物流绩效指数LPI，因此本文2006年数据用相近年份2007年数据替代;地理距离根据我国首都北京与其他贸易国首都的经纬度计算所得，根据已有研究规律，两国距离越近，贸易更容易发生，贸易量越大，呈负相关;高速公路指数、基础设施指数、港口设施指数、航空设施指数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两国间经济组织关联度数据来源于OECD官方网站。
3实证结果
3.1静态回归分析
本文应用Stata12.0软件对方程（2）采用豪斯曼检验方法进行回归。模型1为使用3个核心变量铁路长度、港口指数、物流绩效指数的相关基本模型;模型2-8为在基本模型1上逐个加入基础设施指数、高速公路设施这指数、航空设施指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地理距离、经济组织关联度等解释变量后的相关引力模型，并通过豪斯曼检验，决定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的选取，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模型1～6随机效应的变量显著性优于固定效应，Hausman豪斯曼检验相应的P值大于0.1，故应建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模型7-8固定效应的变量显著性优于随机效应，豪斯曼检验相应的P值小于0.1，故应拒绝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表2为比较P值过后，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基础模型l所得回归系数均为正，且相关P值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与前文预测分析结果相吻合。具体分析如下：
从核心变量的角度上看，解释变量railwi的系数为正，p值为O，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变量每增加1%，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将随之增加0.683%，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与铁路长度成高度正相关，铁路长度越长意味着铁路运输越发达，装运负担能力越强，承运货物的便利程度越深和承运能力越大，更利于双方贸易的开展，可见铁路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运输方式之一;解释变量port，主要反映港口基础设施质量，衡量一国港口设施的建设情况，其系数为正，p值为0，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变量每增加1%，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将随之增加0.455%，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与港口设施建设高度正相关，港口设施越发达，海运往来越便捷，成本越低，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额增加，传统海运方式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解释变量LPI用来衡量一国物流服务能力和质量，是一国物流业能力的体现，其系数为正，p值为0，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可知变量每增加1%，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将随之增加0.704%，物流绩效指数越高，说明物流效率越高，贸易额也随之增加，物流在贸易交往中占主导作用。实证结果显示，铁路、港口与物流绩效3个核心标量对我国贸易额的影响均非常显著，铁路和港口设施建设越完善、物流绩效指数越高，对贸易额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与前文假设一致。在3个变量中，物流绩效指数LPI的系数值最大，铁路长度railwi系数次之，港口指数Porti的系数相对最低，说明在我国对外沿线国家对外贸易中，物流绩效指数的影响程度最深，对贸易效率的改善效果最明显，其原因可能为近几年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货运成本和提升了运输效率。铁路长度系数影响程度次之，大于港口指数，其原因可能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中，多采用陆运方运输，相较海运运输，其运输量较大，效率较高，受天气影响较小，风险较低，再加上一带一路贸易伙伴中有诸多相邻国家，铁路运输成为了主要货运方式，也带来了更多的贸易便利。
从其他非核心变量上看，解释变量airi的系数为负，说明我国贸易与航空基础设施成反比，可能主要与航空运输相对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有关。解释变量highwj的系数为负，其原因可能为高速公路越发达的国家，其与相邻国家开展贸易更为便捷，而所研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与我国不直接接壤，因此贸易国高速公路建设越发达，与我国开展贸易的可能性更小。解释变量Infraj的系数为负，一国经济越发达，整体基础设施越完善，自我生产的能力越强，对外进口的需求相对较少，因此呈负相关。解释变量CDP，的系数为正，说明人均GDP的增长能较好促进中国对该国商品的出口，GDP增长越快，经济规模越大，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就越大，相应的进出口量就越大。解释变量peop.的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说明贸易伙伴国人口的增加，一方面能够使国际分工更加明确，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提高生产的效率，促进本国的生产，从而减少对国外产品的需求量;另一方面，人口增加，相应的商品货物需求就会增大，对国外商品货物的需求也会相应的增加，这就会促进国际贸易的发生。所以，人口对两国贸易流量的影响是双向的，存在互相抵消的作用，会使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解释变量distij的系数为O，说明现如今距离不是决定双方贸易额的主要因素，这与之前学者的研究有所相悖，可能原因是随着各国交通、物流设施的建设发展，距离不再成为主要制约因素了。
3.2动态回归分析
虽然本文对20个国家的静态贸易效应及主要影响因素做出了分析，但未测算出时间的趋势效应。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可能隨着时间而增长，但变化的趋势不尽相同，因此，在模型中考虑时间的动态效应尤为必要。为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参考Richard Blundell的方法，采用动态面板GMM法。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此外，由于模型中还包括其他变量，因此在估计过程中还需要进行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选择，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将铁路长度、港口设施指数、物流绩效指数作为内生变量，将贸易额滞后一阶项作为工具变量，其余变量作为外生变量。本文对原公式作简单变形，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1为滞后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2至模型8为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一加入其他解释变量的模型，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贸易额的一阶滞后项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说明贸易额确实存在滞后效应，滞后的一期对当期确实有促进作用。分析如下：
从核心变量的角度上看，第一列结果显示，内生变量铁路长度、港口设施指数、物流绩效指数的p值均为O，均在1%水平下高度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说明3个核心变量对贸易额的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具体而言，解释变量的铁路长度每增加1%，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将随之增加0.874%，铁路建设不仅对当下的贸易额有促进作用，对建设完工的滞后一年甚至以后的贸易都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解释变量港口建设指数每增加1%，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将随之增加0.483%，说明港口建设对贸易额具有正向影响，港口建设越完善，贸易往来越频繁，且带来的促进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解释变量物流绩效指数每增加1%，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将随之增加0.213%，物流在贸易中起到正向推动作用，且物流发展是持续前进且不可逆的，物流指数越高，贸易发展越好。因此。铁路、港口与物流绩效3个核心标量对我国贸易额的影响均非常显著，铁路和港口设施建设越完善、物流绩效指数越高，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与前文假设一致。在3个变量中，铁路长度railwi系数最大，港口指数portj的系数次之，物流绩效指数LPIj的系数值相对最低，跟静态结果稍有不同，其原因可能因为铁路运输、海运运输是我国传统贸易运输方式，这两种方式涉及设施的建设相对完善，物流绩效指数为综合考量变量，近几年物流才开始在我国兴起并快速发展，但还在继续发展完善中，因此往年的物流绩效程度对当今的贸易提升影响相对有限。总体来看，铁路长度、港口设施指数、物流绩效指数都非常显著，说明短时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铁路运输和海运还是贸易主要运输方式，且物流效率越高，贸易额越大，与静态结果一致。
其他解释变量诸如航空设施指数、高速公路指数、基础设施指数、经济关联度指数和地理距离结果不是特别显著。原因可能是因为由于航空运输成本较高、高速公路运输所受限制较多、基础设施指数除了贸易运输设施之外，其他变量所占比重较大。所以对贸易额的增加产生的影响不是特别显著。其中航空设施指数系数由负变正，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航空运输会逐步发展起来，对贸易额的影响也会逐步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这两个解释变量均比较显著。GDP系数为正，说明人均GDP的增长能较好地促进中国对该国商品的出口，GDP增长越快，贸易额越多，与静态贸易效应结果一致。人口数量的系数为负，但是相对GDP而言结果较为不显著，人口数量对贸易额的影响较小，跟静态分析结果一致。
3.3贸易潜力分析
梳理国内外文献对贸易潜力的模拟分析，主要有3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借鉴Wilson（2003）等学者的BAHTA模拟策略，将低于全球均值的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标值提升至该值与全球均值的中间值，然后计算贸易流量的变化幅度;第二种方法是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比值小于0.8的称为潜力巨大型，在0.8和1.2之间的称为潜力开拓型，大于1.2的称为潜力再造型;第三种方法是运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两国的贸易潜力，然后采用一步法分析影响因素，该方法是由Meeusen和Broeck（1997）以及Aigner等（1997）提出，最早是应用于计算技术效率的。结合前文的引力模型，本文采用吴丹（2008）对贸易潜力的分类标准，即第二种方法。
引力模型的有效性和全面性对贸易潜力的测算至关重要，由上文可知以铁路、港口与物流绩效三者为核心变量构造的引力模型非常显著，因此以引力模型为基础估算的贸易潜力可信度较高。2017年出口贸易状态估算的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在所研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7个潜力巨大型国家，分别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荷兰、约旦、巴基斯坦;有5个潜力开拓型国家，分别为土耳其、波兰、印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有8个潜力再造型国家，分别为德国、蒙古、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以下从区域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的贸易潜力大部分都属于贸易潜力开拓型和潜力再造型，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发展效率相对较高。中国和中亚国家地理距离较近，且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家间政治往来密切，关系友好，因此政治上的畅通极大降低了贸易阻力;其次，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联邦等国在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一组织的建立也为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便利，减小了两国间的贸易阻力，印度和巴基斯坦也于2017年月加入该组织。
在中亚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潜力值最大，为2.275，即实际贸易额为理论贸易额的2.275倍，主要原因为自2009年以来，吉尔吉斯坦加大了从中国的进口，中国跃升为其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国，使两国之间的贸易额逐步拉升，该国成为我国潜力再造型国家。更重要的是，吉尔吉斯坦是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交接点，贯穿中亚南北，地理优势十分明显，发挥好吉尔吉斯坦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贯通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枢纽点，就可以将市场扩展到中亚腹地，通过我国与中亚的互联互通建设，使我国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交通条件更加便捷，也带动了周边的物流运输设施的发展和完善，如此便能够在中亚腹地开拓一定的贸易市场，因此中吉之间的贸易前景十分明朗。
其次，中國与南亚如印度河巴基斯坦，西亚地区如伊朗、阿塞拜疆、以色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国的贸易潜力较大，这些国家大多属于潜力巨大型。说明中国与南亚和西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存在较多阻碍因素，在以后的贸易中应该高度重视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尽力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时说：南亚各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建立“亚投行”的重要合作伙伴，对与南亚国家的贸易给予了高度重视。
最后，属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欧洲国家中，贸易潜力的状况相对比较多样化，俄罗斯、乌克兰、德国等国属于贸易再创造型，说明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发，而且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发生的可能性也较大，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贸易方式，要积极寻求新的突破点和增长点，促进双边贸易。其他属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欧洲国家如波兰和荷兰属于潜力巨大型与潜力开拓型，贸易效率还有着较大的提高空间，在未来的贸易中应该积极改善双方贸易关系，探求有利于贸易的积极因素，不断挖掘开拓贸易潜力。
总体而言，对于贸易再造型国家，只有在发展新的积极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对其出口才可能会有较大发展空间，一般情况下对于此类国家应该尽量维持目前的贸易状态;对于潜力开拓型国家，我国对其出口增长仍然存在一定的潜力，应该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潜力发挥;对于潜力巨大型国家，我国对其出口具有巨大潜力，这些国家应该成为我国贸易出口的首选区域。
4结论与建议
通过探析铁路、港口与物流绩效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及贸易潜力，可以得出结论：首先，一国的铁路长度、港口设施指数、物流绩效指数对贸易额的影响最显著，3项指标每提高l%，对应的贸易额分别提高0.914%、0.517%、0.275%。其次，通过引力模型动态分析可看出，贸易额的一阶滞后项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说明贸易额确实存在滞后效应，滞后的一期对当期确实有促进作用，说明铁路、港口的建设和物流绩效的提高不仅对建设当期有正向影响，对未来也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最后，通过贸易潜力测算，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潜力巨大型、潜力开拓型、潜力再造型3种不同类型。其中：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荷兰、约旦、巴基斯坦为潜力巨大型国家;土耳其、波兰、印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为潜力开拓型国家;德国、蒙古、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为潜力再造型国家。
根据本文的结论，我们得出建议：第一，推动与沿线国家交通设施的互通。实证显示，铁路长度、港口设施指数、物流绩效指数均对我国贸易有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在保持技术研发的同时，合理规划铁路建设路线，使与各国铁路运输效率达到最高;港口设施方面，积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更新海关平台，逐步实现“电子化”和“无纸化”办公，加强港口设施建设。第二，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铁路、港口的建设和物流绩效的提高需要强有力的经济作为支撑，因此加强融资平台的建设力度，尽可能地發挥好亚投行等有利资源的作用，合理运用各种合作基金，如中国一东盟、中非合作基金，在建设政府和公众平台上加大投入，号召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因地制宜，实现共赢。对于潜力巨大型国家，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荷兰、约旦、巴基斯坦，我国应给予更多关注，增加对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尽可能减少贸易阻力;对应于潜力开拓型国家，如土耳其、波兰、印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因为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可以乘胜追击，利用好共同的经济合作组织，将实惠最大化落实到贸易中来;对于潜力再造型国家如德国、蒙古、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基础设施较为成熟，贸易往来也比较频繁，在保持原有贸易增长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合作增长点，实现多方共赢。
作者：王领 何佳婷
从政治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论文 篇2：
巨额贸易逆差下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巨额贸易逆差下实行了经济持续 增长。本文从金融角 度详细分析了美国依据美元特殊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外汇储备特征实行对全球的金融剥削；从 产业角度探讨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背景下制造产业的国际转移、跨国公司内部贸易、 美国独特的进口商品结构、油价上涨和美国能源产业政策对“悖论”解释的合理性；从宏观 政策角度解析了美国“双赤字”并存的必然原因。本文认为，美元地位的不断下降使美国经 济增长模式存在潜在危机，而美国对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势必对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 中国外汇储备及内外经济平衡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影响
一、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持续增长长期并存的悖论
1992年至2005年，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由968.9亿美元扩大到7818亿美元，其中经常项目逆 差从1991年的311亿美元，急剧攀升到2005年的8065亿美元。15年时间增长了25倍，就贸易 赤字在GDP中的比重而言，1991年为0.52％，2004年则为6.4%，扩大了12倍(见图1所示)。
图1 1992-2005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与GDP增长率对比图
但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却长期保持强 劲的增长态势。1992－2005年，美国GDP平均增长率除2001－2002年有所调整外，其余均在3 .67%以上，失业率也由1992年的7.5%下降到2005年的5.1%，通胀率也维持在3.5%以下（见图 2所示），成为美国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黄金增长期”。
图2 1992-2005美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虽然从理论上分析，只要美元作为主要国际支付手段，美联储就会成为世界流动性的主要提 供者，就必须通过美国的贸易逆差予以实现。但从实践中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 贸易逆差的急剧膨胀却大大超过了世界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这种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持续 增长长期并存的“悖论”，似乎破除了美元“特里芬”两难困境的魔咒，使单一的金融学分 析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本文尝试从金融、产业、政策等不同视角解析巨额贸易逆差下美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以及目 前这种模式面临的潜在危机、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巨额贸易逆差下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机理解析
（一）从金融角度分析
美国金融体系中美元特殊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外汇储备特征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首 要解释变量。美元的特殊地位使美国国际贸易的资本与金融项目产生大量顺差，使贸易逆差 “出口”所流失的美元又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进口”得以弥补，两相抵消，并由此为美国 经济带来特殊的收益(参见图3)。
图3 1992-2004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和国际收支总平衡差额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http://www.Hen.Duc.gov/di/home/bop.htm )计算整理。
首先，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流通货币，目前美国发行的美元中约有60％在美国以外流 通，数量高达4万亿美元，其中50％的美元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１］。其次，美 元在国际储备体系和结算体系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例如，2004年美元货币在IMF 成员国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额中占比重63.8％，全球外汇交易68%是关于美元的，全球的 贸易结算68%是通过美元进行的。此外，由于 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强势美元政策，使美国经济和美元资产对国际资本有 强大的吸引力。根据美国国债登记系统（TIC）的统 计，截至2006年5月底，在美国国债余额的20757亿美元中，亚洲国家持有美国国债余额的58 .53％（其中，日本持有6379亿美元；中国持有3261亿美元）［２］。
由此可见，只要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流入美 国的资本也就不会发生突发性的反转。这也是美国能长时期维持大规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而美国也正是依据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外汇储备特征实现对全球的金融剥削。
1.美元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价值尺度角度分析。 美元铸币税的实现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从几乎无成本的发行美元中获取利润；二是美国推 行赤字财政政策，使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和投资者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三是对于其他国家中 央银行和投资者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美国可以借助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其国债支付 较低的利率，这种利差构成了铸币税的一部分，比如2005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外国直接投资的 平均回报率为10.5%，而美国10年期债券名义利率是4.5-5%，减去同期通货膨胀率2-2.5%， 实际利率只有2-3%，因此通过再循环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国债投资，美国就能获得7%的回报。
陈雨露等估计1981-2002年间美元的国际铸币税收益达6782亿美元［２］；而据美国 经 济学家Frankel估计，美国每年借助美元霸权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达到120亿美元；根据中 国国 家开发银行对基于美国各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投资头寸表和各年货币供应量的计算， 1990－2005年美国依靠发行美元（包括现钞形式和活期存款形式）攫取了高达2499.5亿美元 的国际铸币税，相当于每年向外国攫取了156.22亿美元的铸币税，其中每年向中国攫取的铸 币税约25亿美元。
2.无泪赤字——流通手段角度分析。 世界需要美国通过贸易逆差以输出美元来提供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由此美国拿美元到世界 各地 进行采购，扩大国内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被高估了的美元价值使得美国不但将其他国家 生产的最优良的商品集中于美国，而且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也即所谓的“无泪赤 字”［３］。
3.转嫁风险——储藏手段角度分析。 美元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2003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72%，我国外汇储备中 约60%为美元储备。但与此对应，美国的外汇储备却很少，截至2006年2月底，美国的外汇储 备为283.72亿美元，仅为同期中国外汇储备的3.2%［６］。外国政府持有的大量美元 储备的同时 ，也承担了巨大的贬值风险。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将美元贬值的方法，使它事实上免除大量债 务，不但以此转嫁国内经济风险，变相获取亚洲国家的经济成就，还可一定程度上刺激出 口以减 少贸易逆差。2002年以来，美元贬值幅度(相对于欧元)超过40%，如果用欧元衡量，我国巨 额外汇储备的潜在损失是惊人的。
4.利用美元干涉他国货币政策取得的收益。 这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美联储在决定美元供给和货币政策的时候，并不会充分考虑其他国 家对美元需求的变化，导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对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造成 负面影响；二是美国可以通过美元汇率的波动来影响他国币值波动获取福利。比如，1985年 9月，在美国主导下，通过了“广场协议”，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迫使日元升值超过75%， 成为导致日本长达十几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泡沫破裂的重要因素。1997年美元国际资本投机 又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当前，美国又不断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向人民币施加压力 ，要求人民币升值。
（二）从产业角度分析
首先，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背景下，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美国贸易逆差的性质发生 变化。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各部门纷纷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生产环节转移到成 本 较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具体表现为跨国外包的迅速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并使跨国公司 的内部贸易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3。在金字塔型控股结构下，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市场和内 部交易，运用价格转移、关联交易等途径，使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低价从新兴国家向发 达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高价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现了跨国公司对 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和财富掠夺。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新变化，一方面表现为美国在国际贸易统计中的逆差，另一方面，跨国 公司的子公司在新型工业化国家获得的销售利润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又回流到美国，增加了 美国的福利。根据2005年3月的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报告，美国公司2003年海外盈利高达315 0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26%，其中绝大部分回流美国。
其次，国际分工模式的深化和美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使美国在贸易逆差的基础上加速了 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失业率。具体分析美国的贸易逆差：一是资源性产品逆差，如2003年 石油贸易逆差1204亿美元，约占当年美国GDP的1.03%，2005年则上升到2197亿美元，攀升到 GDP的1.53%，并占逆差总额的1/4以上。这部分逆差，是美国愿意承受的，也是必须承受的 ；二是补偿性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逆差，这主要是美国国内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而失去 比较优势的基本消费品和生产必需品，如纺织服装和技术含量较低的机电产品，这对美国经 济而言是一种福利，也是美国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要求。比如2005年，按照美方数据，中国贸 易顺差占到美国当年贸易逆差的25％，按照中方数据，其比例为14.3%。；三是资本、技术 和知识密集型商品逆差，主要是汽车及零部件、半导体、计算机、电子产品等。这主要是美 国与欧盟、日本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之间激烈竞争，通过产业内贸易而实现的，这部分逆差虽 然对美国经济利益有损害，但竞争却推动了美国同类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它在美国巨 额贸易逆差中所占比例并不大。
不难看出，在贸易逆差的表象下，美国经济的竞争优势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信息、 流通、IT等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并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出口优势。从美国服务业出口 比重看，2005年，美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相当于中国、德国、日本的178%、145%、228%，但 同期美国的服务贸易却是中国、德国、日本商品贸易的406%、192%、293%［5］；从 服务业对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看，相对于1972－1995年，1995－200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从不 到1.5%提高到3%，全要素生产率从0.4%提高到1.1%；从就业率看，在2000年美国新增的26 0万个就业岗位中，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就占了240万个，约占92% ，而汽车、飞机、船舶、 铁路等传统制造业加在一起的新增就业人数才占到8%。
最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能源产业政策的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石油进口国，石油进口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中最大的单项商品。自2000年以来，因油价和 石油制成品价格上涨，美国石油贸易逆差陡增。2006年6月30日，美国进口原油价格高达63. 85美元每桶，是2000年底24.49美元每桶的2.6倍。美国能源部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美国进 口石油价值2197亿美元，已经占到当年GDP的1.53%，比2004年的1600亿美元净增加近 600亿美元（参见图4）。
图4 2001-2006年美进口原油进口额对比图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网站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press-release 和美 国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ww.hea.doc.gov/bea/newsrelarchive， Bloomberg资讯系统
（三）从宏观政策角度分析
根据主流经济学分析思路，财政赤字影响利率变动，利率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对汇率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贸易差额。美国货币当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不会为财政赤字融资，因此财政 赤字会导致利率升高、外资流入、美 元升值，从而产生了贸易逆差。而逆差有助于防止美国 经济发展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率上升。这也恰恰解释了美国自2001年以来财政赤字与贸易逆 差同时急剧增加的宏观政策原因。
从实践中看，布什继任时的2001年，美联邦财政尚有1273亿美元的盈余。但随后共和党政府 实施的大规模的减税法案，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减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投资成本， 刺激了私人投资的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反恐、伊拉克战事导致财政支出急剧增加，美国财 政 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到2004年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己达4130亿美元。在这一背景下，巨额 贸易赤字被看作是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参见图5）。
图5 2001-2006年美国“双赤字”对比图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http://www.bea.doc.gov/bea/dn/nipaweb/nip atablein.dex.htm
（四）从国际贸易的统计角度分析
近年来伴随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而兴起的电子商务、网络贸易大量隐藏了美国的进出口数据 ，使国际贸易的统计口径出现偏差。美国大量的技术、专利、商标、标准等无形产品的出 口在海关上是不做统计或统计不全的，而通过互联网发售产品，以电子方式收取的货款，按 传统的国际收支则不计入美国出口。
三、巨额贸易逆差下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在危机
2004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特别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失衡引起广泛的不安，与此相关的 主要忧虑是，美国的资本流入是否能为美国经常项目失衡充分“融资”，并以此支撑美元对 其他主要货币的信心。
从理论上分析，在“特里芬两难”困境之下，美元贬值并没有对美元的霸权地位带来太大的 冲 击。因为由于担心美元贬值带来的外汇储备缩水，外国的中央银行都不愿意抛售美元，出现 了“美元贬值压力越大，反而越不愿意抛售美元”的怪现象。这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美国通过美元的贬值，既可以减少其债务，又可以促进其出口。只要美元的霸权地位不改变 ，美国政府便会有一种不受限制的冲动而超额发行美元。
然而从现实中看，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绝对主导的霸权地位却受到了欧元的挑战［ 6］。美 国目前虽仍处于多元化储备体系的中心，但其比重不断下降。国际清算银行2005年3月7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来，世界各国中央银行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外汇储备中欧元的比例 ，减少了持有美元的比例。2005年，该行数据统计的亚洲银行中，央行和商业银行仅有67% 的存款是美元，较2001年第三季度低14个百分点。其中，印度的美元持有比例已从68%降至4 3%；中国从2003年的82%减少到2004年的76%。因此，从长期来看，欧元将直接挑战美元主导 地位(参见图6)。
图6 美元、欧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比重对比图
资料来源: Bloomberg 资讯
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
第一，美国经济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正在削弱。自“9.11”以来，美国正逐渐失去对全球FD I的吸引力，其吸引的FDI占全球比重不断下降。从 2002年开始，美国已由一个FDI的净流入 国转为净流出国，当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348亿美元，但本国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仅724亿美元。而2003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膨胀至1 738亿美元，比自身利用的外国直接投 资多出了1135亿美元。2004年，虽然美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1 155亿美元，不过流 出的对外直接投资则高达2 485亿美元，比自身利用的FDI总额还是高出1 330亿美元（参见 图7）。
图7 1999-2004年美国FDI流入额、流出额对比图
资料来源: 美国统计局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press-release 和美国经 济分析局http://ww.hea.doc.gov/bea/newsrelarchive
第二，美国的资本流入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融资”的功能正在减弱。为了维持美 元强势，吸引全球资本的流入，中央银行通常是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2004年6 月以来，美国已连续十次提高利率，到2006年8月，联邦基准利率已经从原先的1%上调至5.25%。但是，当美国经济面临衰退时，这一政策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从长期来看，若美元地位的下降局面不能扭转，则美元贬值的趋势可能无法避免。
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与财政预算赤字的持续扩大，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内 外经济失衡的压力必然使美国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矫正经常项目失衡和消减预算赤字，以 将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具体而言，从财政政策角度讲，美 国会采 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从货币政策角度讲，美国会保持较高利率抑制过 度消 费；从贸易政策角度讲，将导致美国开放贸易政策的倒退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从汇 率角度讲，美元汇率的下跌不可避免。
美国对巨额贸易逆差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 以及宏观经济稳定上。
（一）美元贬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好坏参半
一方面，中国的进口和引资将从美元贬值中直接或间接受益；另一方面，如美元持续弱势， 将使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自2006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双赤字的结构性问题导致 美元汇率持续走低，美元对欧元汇率更是跌至2004年以来的低点，而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累计 升值则达到了5.48%。美元的低迷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诱因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 算方法，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贸易将影响2％左右，加之美国开放贸易政策的倒退，中国 对美的出口难度将加大。
（二）美元贬值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潜在风险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集中于央行，投资回报也过度集中于美国政府债券，风险高但回报低， 而且套现能力差。美元贬值，对于以美元为主的中国外汇储备来说，势必遭受一定的价值损 失。但是，如果外汇储备大幅度的转换持币结构又会加速美元的贬值。也许这种损失是我国 维持宏观稳定的一种必然的代价，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如何在继续保持宏观稳定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储备资产的损失。
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物储备，用于进口或者海外并购国内紧缺的石 油、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但这项操作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避免因战略资源的进口量过大 引起世界价格的大幅波动；二要防止海外并购的政治色彩引发的风波；三是要与财政政策协 调配合，外汇储备与国际财政投入配合使用，以及国有经营机制的效率问题。
（三）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不可逆转，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成为可能
从短期看，美国对贸易逆差调整所带来的美元贬值最大影响是导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 和升值预期，并使我国汇率政策将被迫提前有所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必将 不 断深化。从长期看，美元贬值也为中国谋取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融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建立多极的储备货币体系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性［7］。在这个过程中，应采取中国 一贯的渐进 性策略。首先，让人民币在与文化相近、经贸关系更紧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国家 ）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后，再让它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其次，应当发展以人民币 计量的、开放的国际资产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以取得储备 货币的地位。
（四）内外经济平衡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
2005年，按照美方统计数据，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占到美国贸易逆差的25％。顺差过大也已经 成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外汇储备非正常增长，汇率升值压力过大的重要根源。
解决内外贸易和经济的失衡问题，从平衡内外需求的角度看，资本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商 品的出口，中国实现从商品输出大国到资本输出大国的跨越，将有助于实现平衡贸易。就内 部而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国内的投资过热；就外部而言，资 本外流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于以能源和资源为核心的海外并购，更是重要契机。
实现由商品出口大国向资本出口大国的跨越，国家可以提供担保的方式，即通过税票反担保 ，为企业的国际化提供更多的政策性出口信贷。具体而言，对于已经形成规模和实力的企业 ，如果“走出去”图谋发展，政府应该拿出其已交出税款一定比例的额度，通过国家开发银 行等开发性金融给予特别担保额，让企业随机使用，鼓励企业“走出去”做强多大。
还应看到，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结构的矛盾紧密联系，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措施逐步解决。 从短期看，可采取扩大进口、调整FDI优惠政策、“走出去”战略来缓解矛盾。在金融市场 上，继续加大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继续发行定向央行票据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从中 长期看，应采取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投入，增加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居民可 支配收入等围绕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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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毕开凤)
作者：孙 杰
从政治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论文 篇3：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及制度突破
[摘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制约着其生存与发展，而民间金融合法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制度突破。从经验层面分析，民间金融具有优化资金配置、减轻商业银行资金供给压力、分散银行信贷风险等优势。理论上，民间金融的存在可视为金融市场的一种“金融分工”。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民间金融进行制度性突破，使其合法化为金融市场的天然组成部分，应该是一种可考虑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民间金融；制度突破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撑系统研究”(批准号：2006AA4018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会玲，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讲师，武汉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与经济管制；(湖北武汉430023)
汪段泳，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上海200083)
一、引言
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新制度的实施，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2007年上半年开始，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lO次，加息6次)。在货币紧缩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取的贷款成本提高，且从银行渠道获取贷款的难度增加。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中小企业需要和员工签订正式协议，并承担员工的保险等多项费用，直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明显增加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并轨后，部分中小企业的税收成本(服从成本)增加；再加上原材料价格提高、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凸显出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关乎微观经济体的运行质量，也关系到就业、国民生产总值等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在自由竞争理论指导下，进行新的融资制度创新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困境
1．依赖资本积累的内源性融资方式背离了现代企业发展的融资规律。从国外经验看，中小企业的负债水平通常高于大型企业，但我国实际情况却相反。我国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的金融动力主要为内源性融资，通过正规融资渠道获取外源性融资的金融支持较少。以2007年为例。2007年，我国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占比29.54％和34.15％，但占有的债务资金(非自有资金)却多达44.04％；而非公有制经济对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分别为70.46％和65.85％，但外源融资只有55.96％，其中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为23.21％和22.54％，获得正式的外源融资只有15.34％。
事实上，我国私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据不完全统计，90％以上的初始资金都主要由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或来自亲戚朋友的借款。在企业成长讨程中需要追加扩张投资时，也是大量依靠内部渠道。而美国中小企业自筹资金一般在60％左右，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的这一数据为50％左右。由于内源性融资需要一定的积累期，中小企业往往丧失时间价值、增加机会成本。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主要依靠内源性融资取得金融支持的方式，实际上背离了现代企业成长的规律，将使其在固定资产的投入、技术的创新及扩大再生产上受到制约，甚至导致生存危机。
2．间接融资市场制度匮乏限制了中小企业利用信贷的可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为银行贷款，但因贷款规模小，制度模糊，在评估信贷风险和管理执行机制方面的固定成本极高。所以，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成本高、利润低。在贷款规模有限的情况下，银行就会尽量将贷款放给资质良好和需要大额贷款的大型国企，导致中小企业贷款份额与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献很不协调。据有关方面统计，占企业总量O.5％的大型企业拥有50％以上的贷款余额，而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例将近70％、在GDP中占比65％的民营企业，能够从包括信用社在内的金融机构得到的贷款比例却不到18％。特别是在对中小企业经营、生存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短期贷款方面面临的困难尤为突出。相关数据显示，过去的3年间，虽然全国信贷总量在增加，但是民营企业得到的贷款占比却一直在缩小。2005年民营企业在全国短期贷款中的比例大约为11％，2006年下降到9％，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还未出来，但可以预见是继续下降的。
3．直接融资市场对中小企业的低开放程度，决定了证券市场不可能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在我国中小企业所获得的数量极少的正规外源性融资中，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到98％左右，而以股权等方式进行的直接融资不足2％。但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在其外源性融资中却占有相当大比例。如，美国中小企业证券融资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以上。从股权市场看，我国的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承担了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特殊功能，并设置了十分严格的准入程序，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对民营企业形成了排斥。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二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即使推出，也会因其进入条件和容量等限制，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根据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2007年度)》显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数量达410家，占2007年底全部境内上市公司数1550家的26.5％。目前，深市中小企业板也仅有265家企业上市，占国内上市企业总数的16.6％，相对中小企业总体数量而言，微不足道。从债券市场看，民企债券融资特别是企业债券融资迄今仍无大的突破，至今发债企业仍需得到国家发改委的严格审批，即使是经营十分成功的民营企业，也很难争取到发债融资的配额。目前，虽然有些地方在尝试中小企业集合发债，也因大多数中小企业难以达到集合发债的标准而不具有普惠性。其他的直接融资渠道，如企业间商业信用以及租赁融资、典当融资等，也由于政策和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原因，市场发育迟缓。
4．融资成本过高，融资风险大，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当前，中小企业从正规渠道获取贷款的成本十分高昂。2007年国家发改委和银监会联合开展的小企业融资调研显示，小企业融资成本最低也接近10％，远超出大型企业的贷款成本。国家发改委5城市调研也表明，超过8成的中小企业以高出基准利率获得贷款。有调查显示，目前，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一般上浮20～30％，加上登记费、评估费、公证费、担保费等费用，估计中小企业的融资总成本高达12％以上，远高出大企业的贷款成本。沉重的资金成本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资金利润率至少达12％才不致亏损。但实际上，目前我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能够达到12％的行业比较少。一直非常活跃的民间借贷，其月利率通常达到超高的8％～15％，难以成为企业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特别是在宏
观经济不景气和系统性风险提高的背景下。
三、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成因分析
1．中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国外一些研究表明，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规模与银行自身的规模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负相关关系。一些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银行合并的研究证明，银行规模扩大的结果是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早在2001年，林毅夫教授等就指出：只有建立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由于历史和制度等原因，大型金融机构素来具有“规模偏好”，而对求金若渴的中小企业非常冷淡。与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取向不同，中小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除了因为他们资金少、无力为大企业融资外，主要是中小金融机构较大型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拥有信息上的优势。而任何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措施，只有在有助于解决或缓解存在于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才能成为有效的措施。因此，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已成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最佳方式。
在我国现有的银行体系结构中，尽管已有了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百余家城市商业银行和数万家城乡信用社，仍突出表现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超大和高度垄断的市场地位，占有银行业一半以上的总资产和控制着存贷款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而面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合作金融机构，如城乡信用社)的总资产仅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9.09％。所以，就整个金融体系而言，必然产生一系列不利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制度安排。
2．现行非中性的融资制度对中小企业融资构成了严重壁垒。中小金融制度供给的短缺，恰恰是我国金融系统中长期以来居于主体地位的非中性融资制度的必然产物。直至目前，我国的融资体制仍是以为了满足国有企业外源性融资需求而设计的。在现行的间接融资(信贷)体制中，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具有不可拆解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责任同时也锁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地位和责任，这是因为国家所有的银行必须承担由政府赋予的社会经济责任。这种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间的连锁结构同时也就决定了信贷资源的配置结构。因此，在我国的信用体系仍保持着大部分处于纵向国有垄断的情况下，大型金融机构垄断绝大比例的信贷资金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这样，一方面为了维持国有企业对金融支持的刚性依赖，国有银行也不得不持续处于追求信贷的“事后效益”的状态，结果，投入国有企业的大量资金被许多非经济因素所牵扯而失去周转增值的属性，降低了资金的利用效率。而与此同时，急需资金的大多数中小企业却没有贷款机会；另一方面，稀缺的国家信贷资金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价值取向，挤压了中小企业可能获得的信贷资金总量。
在直接融资(证券)市场上，原有的金融制度设计也是以国有企业为价值取向的，几乎没有考虑中小企业的筹资需求。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之初起，就被赋予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和产权转换的特定功能，各级各地政府也纷纷成立上市辅导机构，利用政府资源积极推动国有企业上市。在基于这样一种目的设计的融资机制及其所形成的管理体制中．民营经济自然被排斥于证券市场筹资的行列之外。事实上，即便民营企业满足了国内上市的高门槛条件，面对高昂的上市代理成本，由于激励条件的不同，民营企业也远没有国有企业那样强的上市动力和那样明显的上市优势。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促使企业积极争取上市机会，因为他们的代理成本可以外部化。而对民营企业来说，代理成本则只能由自己内部消化。所以，民营企业的直接筹资成本事实上要远高于国有企业。
四、新的融资制度突破：民间金融合法化
在正规渠道融资困难并成本高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以其期限灵活、手续简便、效率高等特点，成为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央财经大学等进行的调查估算，我国的民间金融规模约在7400—9500亿元左右，相当于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的4％～5％左右。在浙江等民间金融活跃地区，该比例可达12％左右。由于民间借贷期限多以1年以下为主，因此，估算的规模显然已超过了前述正规金融机构对个体私营企业的短期贷款规模。
1．民间金融的存在及其合理性。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的研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是“被分割”的，在金融领域存在着现代与传统并存的“二元”状态。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二元主义”表现为：一方面，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金融控制和金融约束，以保证转型过程中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撑；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条件得到成熟稳定之前，新兴经济成分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支持而必须依靠所谓的非正规民间融资。也就是说，非正规的民间金融内生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
为何会产生“金融二元”?政府的过度规制使然。如果在金融机构成立之初，纯粹以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为目的，而不以国有或民营为服务对象，更不是被赋予种种社会责任，“二元”制度就没有生存空间。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应该按照市场运行规律开展业务，以资金的供求决定的价格提供金融服务，以在尽可能低的风险下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范式。而以优先次序或以国有企业为偏向提供金融服务，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偏好。因此可以说，以政府干预为前提的价值取向二元化是“金融二元”存在的成因。
在我国，民间融资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民间融资组织及其活动的存在具有某种必然性和合理性。必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资金需求面分析，中小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带来资金需求，民间融资需求旺盛；二是从资金供给面分析，在投资工具有限、投资方式单一的条件下，充裕的民间资金自然成为中小企业资金的主要供给来源。
从经验层面分析，民间金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我国历史上，金融机构萌芽于民间并在民间逐步发展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凡是民间金融力量强盛的地区，经济繁荣程度就比较高。有关调查表明，目前民间融资的发展状况与当地民营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和农村，民间融资广泛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具有相对区位优势、行业优势地区的民间融资也相当活跃。这说明民间融资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以及利用民间资金与地方经济增长的有效金融形式。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而且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具有优化资金配置的功能，还减轻了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压力，分散和转移了银行的信贷风险，有利于优化社会金融结构，并与“地上金融”形成互补态势。
理论上，民间金融天然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各市场主体的同等市场机会且在法制的约束下平等竞争，平等的含义主要理解为机会平等，任一市场
主体不能有超越其他市场主体的特权。这意味着政治权威必须以价值中立为原则，无权给予某一市场主体以高于另一市场主体的特殊照顾。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优势作出对供需双方都有利的决策，这种分散决策的自利结果促成了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改进。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为己任的金融市场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对民间金融和非民间金融同等对待。民间金融植于草根，大多生长于当地的文化习俗等内在制度环境中，对于当地人有较多的了解，因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如何控制风险自有一套符合当地人习惯和内化规则的管理机制。因此，民间金融的存在可以视为金融市场的一种“金融分工”，拥有信息优势的人利用“金融分工”为民营企业或小额贷款者输送资金血液，促进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发展壮大。另外，民间金融内部的竞争，以及民间金融和非民间金融间的竞争，有利于资金价格朝着有利于民营企业经营者的方向运动。
2．民间金融的合法化。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相对滞后，以及一部分民间融资机构暴露出较大道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绝大多数民间的非正规金融组织，都被冠以“乱集资”、“乱办金融”、“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被金融管理部门以行政方式予以封杀和整顿。于是，各地的民间信用因缺乏合法的名份与有效的监管而陷入了“禁止——转入地下——繁荣——风险爆发——再禁止”的恶性循环。但《2004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早已通过调查指出：民间融资行为渐趋理性。一方面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民间融资的需求日趋旺盛，并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拓宽民间融资理性选择的范围；另一方面，民间融资相关主体的风险意识不断增强，对信誉要求很高，形成了特定的民间融资“市场准入”制度，使得民间融资违约现象很少。当前，民间融资表现出的主要负面作用在于：第一，当国家宏观管理当局限制某些行业过快发展时，在行业高利润的诱惑和其他因素作用下，该行业的投资主体可利用民间金融来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当地产业结构和信贷结构的调整，也容易出现风险；第二，民间融资参与者众多，涉及面广，操作方式不规范，其分散性和隐蔽性使柏关部门难以监管，一旦发生纠纷或经营危机极易引发局部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但是，这一方面涉及到监管问题，另一方面显示了政府对于自身干预能力可能受到限制的担心，根本无损于民间融资存在本身的意义与作用，反而恰恰证明民间金融应“浮出水面”并合法化，纳入到统一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中。
民间金融应予合法化的根本依据在于其自身强劲的内在性生命力。从实践上看，长期以来，民间金融一直作为“地下经济”受到严格的金融管制，但无论受到当局怎样的管制和“压抑”，民间金融总能以其独特的方式生存发展，并成为整个社会融资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无可否认其对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对此，一个普遍认可的解释是，现存的金融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或制度供给不足，而民间金融正好对之起到了拾遗补漏的替代作用。因此，民间金融市场的存在与发展是源于对正规金融的补充。或者说，民间金融制度产生于主流金融制度的缺位与错位。然而，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无论正规金融业务如何发展，制度如何完善，民间金融市场都并未因此衰落或消失，却反而在夹缝之中蓬勃发展，具有刚性发展的特征。这是民间融资市场所具有的独立存在与发展特性的体现。原因在于，无论正规金融演进多久，也无论其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无法涵盖所有的信贷业务，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资金作为稀缺资源的现实，都无法满足不同资金需求偏好的客户群体。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民间融资是无可或缺的市场要素。无论金融制度设计上如何使正规金融具有极强的排他性，民间融资也不可能因此而自灭；试图强行管制，结果只能局部抑制其作用边界，或迫使民间金融活动由公开转为地下，人为制造管理困境。
上升到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客观要求层面，民间金融无论是作为“地下经济”还是“地上经济”，都仍然属于市场的范畴，依然遵循着一定的市场规则，对民间金融合法化不过是对客观经济存在和客观经济规律的承认与回归。从实践中看，我国民间金融因其发展的自发性、赢利性和渐进性，而具有诱致制度变迁的特征，因而民间金融合法化有其内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比较而言，民间金融合法化也是降低社会改革风险、缩小金融配给不公的有效手段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对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变迁本身甚至就是经济增长所要实现的目标。而基于制度变迁的角度，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外的创新空间，比制度本身的完善更重要。对于民间金融，其制度的开放性就是对制度外的或制度边际上的民间金融活动的合法性予以承认，使其成为整个金融架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陈会玲 汪段泳